作者：钟晋兰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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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客家的民俗信仰生活试读：
总序
客家文化以其语言、民俗、音乐、建筑等方面的独特性，尤其是客家人在海内外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贡献，引起了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学者的关注。而随着西方人文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客家历史与文化研究也逐渐进入科学规范的研究行列，并相继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1933年，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研究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作、论文等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也在呼吁学界能够设立专门的学科并规范客家研究的科学范式。
作为国内较早成立的专门从事客家研究的机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用二十五载的岁月，换来了客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率先成为客家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若从质的维度来看，当前的客家研究还面临一系列有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客家学研究的主题有哪些？哪些有意义，哪些纯粹是臆测？这些主题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是如何通过社会与历史的双重作用，而产生某些政治、经济乃至文化权力的诉求与争议的？当代客家研究如何紧密结合地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如何与国内外其他学科对话与交流？诸如此类的疑惑，需要从理论探索、田野实践和学科交叉等层面努力，以理论对话和案例实证作为手段，真正实现跨区域和多学科的协同创新。一、触前沿：客家学研究的理论探索
当前的客家学研究主要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范围之内，所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客家研究自然需要敢于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理论。比如，社会学科先后出现过福柯的权力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鲍曼的风险社会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卢曼的系统理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和亚历山大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社会科学研究经常需要涉及的热点议题，在客家研究中同样不可回避，比如社会资本、新阶层、互联网、公共领域、情感与身体、时间与空间、社会转型和世界主义。再比如，社会学关于移民研究的推拉理论、人类学对族群研究的认同与边界理论以及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机制，都可以具体应用到客家研究上，并形成理论对话而提升客家研究的高度。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社会科学提倡的建模、机制与话语分析、文化与理论自觉等前沿手段，都可以遵循“拿来主义”的原则为客家研究所用。
可以说，客家研究要上升为独具特色的独立学科，首先要解决的便是理论对话和科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客家学作为一门融会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既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而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又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不可否认的是，客家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学术传统，但要形成自身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若离开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理论的支撑，显然就是痴人说梦。要在这方面取得成绩，则非要长期冷静、刻苦、踏实、认真潜心研究不可。如若神不守舍、心动意摇，就会跑调走板、贻笑大方。在不少人汲汲于功名、切切于利益、念念于职位的当今，专注于客家研究的我们似乎有些另类。不过，不管是学者应有的社会良知与独立人格，还是人文学科秉持的历史责任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都激励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触碰前沿理论上不断探索，以积累学科发展所需的坚实理论。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潜下心来大量阅读国内外学术名著，了解前沿理论的学术进路和迁移运用，使客家研究能够进入国际学术研究对话的行列。二、接地气：客家研究的田野工作
学科发展需要理论的建设与支撑，更离不开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而进入客家人生活的区域开展田野工作，借助从书斋到田野再回到书斋的螺旋式上升的研究路径，客家研究才能做到“既仰望星空又能接地气”，才能厚积薄发。
人类学推崇的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通过田野方法收集经验材料的主体，客观描述所发现的任何事情并分析发现结果。田野工作的目标要界定并收集到自己足以真正控制严格的经验材料，所以需要充分发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手段。从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角度，客家族群的分布和文化多元特征，决定了客家研究对田野调查的依赖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入客家乡村聚落，采用参与观察、个别访谈、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法调查客家民俗节庆、方言、歌谣等，收集有关客家地区民间历史与文化丰富性及多样性的资料。
而在客家文献资料采集方面，田野工作的精神同样适用。一方面，文献资料可以增加研究者对客家文化的理解，而且还可以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田野工作既增加了文献资料的来源，又能提供给研究者重要的历史感和文化体验，也使得文献的解读可以更加符合地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譬如，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及民间广泛收集对客家文化、客家音乐、客家方言等有所记载的正史、地方志、文集、族谱及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田野调查需要入村进户，因此从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客家古村落入手，无疑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客家地区开展田野调查，需要点面结合才能形成质量上乘的多点民族志。20世纪9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劳格文与广东嘉应大学（2000年改名为嘉应学院）、韶关大学（2000年改名为韶关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院、赣南师范学院、赣州市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开展“客家传统社会”的系列研究。他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辗转于粤东、闽西、赣南、粤北等地，深入乡镇村落，从事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到2006年，这些田野调查的成果汇集出版了总计30余册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不仅集中地描述客家地区传统民俗与经济，还具体地描述了传统宗族社会的形成、发展和具体运作及其社会影响。
2013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选择了多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落，以研究项目的形式开展田野作业，要求研究人员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文献追踪等方法，对村落居民的源流、宗族、民间信仰、习俗等民间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与变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形成对乡村聚落历史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总体认识。在对客家地区文化进行个案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跨区域、跨族群的文化比较研究，揭示客家文化的区域特征，进而梳理客家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过程。
闽粤赣是客家聚居的核心区域，很多风俗习惯都能够找到相似的元素。就每年的元宵习俗而言，江西赣州宁都有添丁炮、石城有灯彩，而到了广东的兴宁和和平县，这一习俗则演变为“响丁”，花灯也成了寄托客家民众淳朴愿望的符号。所以，要弄清楚相似的客家习俗背后有何不同的行动逻辑，就必须用跨区域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源自田野的事例足以表明田野调查对客家学研究的重要性。
无论是主张客家学学科建设应包括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家族文化、客家文艺、客家风俗礼仪文化、客家食疗文化、客家宗教文化、华侨文化等，还是认为客家学的学科体系要由客家学导论、客家民系学、客家历史学、客家方言学、客家文化人类学、客家民俗学、客家民间文学、客家学研究发展史等八个科目为基础来构建，客家研究都无法回避研究对象的固有特征——客家人的迁徙流动而导致的文化离散性，所以在田野调查时更强调追踪研究和村落回访。只有夯实田野工作的存量，文献资料的采集才可能溢出其增量的效益。三、求创新：客家研究的学科交叉
学问的创新本不是一件易事，需要独上高楼，不怕衣带渐宽，耐得孤独寂寞，一往无前地上下求索。客家研究更是如此，研究者需要甘居边缘、乐于淡泊、自守宁静的治学态度——默默地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与两三同好商量旧学、切磋疑义、增益新知。
客家研究要创新，就需要综合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客家民俗、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以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方式，形成对客家族群全面的、客观的总体认识。
客家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支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融合多个山区民族的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建立客家学学科，科学地揭示客家族群的个性和特殊性，可以加深和丰富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民俗、方言、音乐等本土素材，形成客家学体系并进一步建构客家学学科，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从而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客家人遍布海内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家华侨华人1 000余万，每年召开一次世界性的客属恳亲大会，在全世界华人中具有重要影响。粤东梅州是全国四大侨乡之一，历史遗存颇多，文化积淀深厚，华侨成为影响客家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建立客家学学科，将进一步拓宽华侨华人研究领域，有助于华侨华人与侨乡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当前客家学研究成果积淀日益丰厚、客家研究日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的情况下，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形成客家学学科理论和方法，构建客家学学科体系，成为目前客家学界非常紧迫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敢啃硬骨头，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目前学科建设条件已初步具备的客家文化学、客家语言文字学、客家音乐学等的论证和编纂，初步建构客家学体系的分支学科。具体而言，客家文化学探讨客家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分析客家族群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客家语言文字学探讨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的特征，展示客家语言文字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意义。客家音乐学探讨客家山歌、汉剧、舞蹈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揭示客家音乐的具体内容和社会意义。
客家族群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研究时既要注意到汉文化、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又要注意到客家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客家文化多元一体的属性。客家学研究的对象，决定客家学是一门融合历史学、民俗学、方言学、音乐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如何形成跨学科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客家研究必须突破的重要问题。唯有明确客家学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通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深入的个案研究，广泛收集关于客家文化、客家方言、客家音乐等各种资料，从多角度进行学科交叉合作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
嘉应学院地处海内外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地，具有开展客家学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1989年，嘉应学院的前身嘉应大学率先在全国建立了专门性的校级客家研究机构——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以客家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梅州市客家研究院。因研究成果突出、社会影响大，2006年11月，客家研究院被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广东省客家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6月，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之后其又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评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客家文化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广东省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还经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在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下成立了“客家学专业委员会”。
2009年8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6届国际人类学大会上，客家研究院成功组织“解读客家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专题研讨会，初步奠定了客家研究国际化的基础。2012年12月，客家研究院召开了“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国际学术研究会”，基本确立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法。另外，1990年以来，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坚持每年出版两期《客家研究辑刊》（现已出版45期），不仅刊载具有理论对话和新视角的论文，也为未经雕琢的田野报告提供发表和交流的平台。自1994年以来，客家研究院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20余项，出版《客家源流探奥》等著作50余部，其中邱国锋等的著作《兴宁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研究》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肖文评的专著《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建构》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房学嘉的专著《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深厚的研究成果积淀，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学术圈交流的能力，这离不开多学科理论对话的实践和田野调查经验的积累。
客家学研究丛书的出版，既是客家研究在前述立足田野与理论对话“俯仰之间”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前行，也是嘉应学院客家学研究朝着国际化目标迈出的坚实步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套丛书包括学术研究专著、田调报告、教材、译著、资料整理等，体现了客家学学科建设的不同学术旨趣和理论关怀。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愿意从点滴做起。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引起国内外客家学界对客家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关注，促进客家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嘉应学院校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邱国锋教授、博士于2014年8月30日
绪论
近30年来，客家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被认为是“客家祖地”的闽西地区一直是客家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近年来虽然出版了不少关于闽西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但在闽西客家乡村社会文化中，尤其是在传统民众日常生活方面中仍有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尚待充实。基于这种研究状况，笔者近十多年来一直在闽西乡村作田野调查，收集到大量的民间文献与口述资料，结合官方史志撰写了不少民族志。本书就是在这些民族志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考察的地点主要在闽西长汀、上杭、宁化、将乐4县。从建置沿革来看，长汀、上杭、宁化在传统社会中属汀州府管辖。将乐在唐宋时属建州、剑州、南剑州，元代属邵武路、延平路，明清时均属延平府，民国时属建安道、延建省等。现在，长汀与上杭属龙岩市管辖，将乐与宁化属三明市管辖。从地理位置来看，长汀位于闽西，是传统的汀州府府城所在地，也是客家母亲河——汀江源头所在地之一，因而被称为“客家首府”。上杭位于闽西南，在汀江的下游，闽西与粤东的交界处。宁化从所处的水域来看，是汀江、闽江与赣江的源头之一，因众多客家人的族谱均提到迁自该地，所以被逐渐建构成“客家祖地”。将乐虽属闽西北地区，位于闽江上游，为非纯客家县，但无论是笔者的调查还是三明的一些介绍均显示，该县生活着不少客家人，是三明客家的主要分布地之一。甚至有地方上的学者认为，将乐是纯客家县。本书各田野调查点的地理位置示意图
闽西在古代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之一。《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说：（汀州）“山深林木秀茂……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汀州府治所，为“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蛋雨中”、“造治之初，凡砍大树千余，树皆山都所居。天远地荒，又足妖怪，獉狉如是，几疑非人所居”。可见，汀州在尚未得到开发之前，是“山都木客”、“峒蛮”、“蛮僚”等少数民族先民的居住地。他们居于深山莽林之中，多树居，与汉族接触极少，是宋代被称为“畲”的少数民族先民的一部分。唐宋以来，大量的北方汉人南迁移入闽西，与少数民族先民杂居一起，“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畲客”。尽管中央政府在唐代已设置汀州，但由于当地生态及政府行政控制能力有限等方面的影响，包括汀州在内的赣闽粤边一直号称难治，起义不断。“宋代汀、赣人民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进入南宋后其斗争更是频繁而激烈，大大小小的乱事未曾断绝，几乎与南宋政权相始终。”据刘永华教授的研究，“明代的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善，自明正统至崇祯218年中，包括汀州在内的赣东南、闽西北以及一部分粤东的毗邻地区，几乎每隔二年零八个月即有一次叛乱”。光绪《长汀县志》列举的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盗寇中，就有江寇、虔寇、广寇、峒寇、畲寇和盐寇等。曾在福建当过地方官的朱熹就抱怨汀州“路远多寇”。历史上频繁的起义、“寇乱”对闽粤赣边的族群融合与变化，对当地社会的经济方式与民俗文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谢重光教授在对宋代赣闽粤边的研究中指出：
这种长期的、大规模的、波及赣闽粤边特别是汀、赣二州城乡每一个角落的反抗斗争的冲击和锻炼，使得闽粤赣边特别是汀、赣二州的经济和文化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习俗、方言和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形成了更多共同点。而官府将这些乱事压平之后，一般的做法是将本有户籍、因造反而脱籍的百姓重新纳入户籍，又将本无户籍的化外之民纳为版籍民，同时加强教化工作。其措施推动了“贼”向“民”的转化、民众习俗从“野”向“文”的转化，推动了汀、赣社会各阶层在社会心理和人文性格方面的整合，因而促进了客家民系的形成。
随着汀州的设立、学校等文教设施的建立与改善、汉人的不断迁入，汉文化对当地的影响逐渐加深。汉人与当地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产和生活，两者的生产方式、饮食、语言、民俗、信仰等渐趋融合，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民系——客家。如今，闽西与赣南、粤东一起被称为“客家大本营”。一
汉人迁入闽西之初，面临严峻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山多田少、森林茂密、土地贫瘠，维持生存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此地生活着大量“耕山而食”、“刀耕火种”、生产方式迥异的土著居民，大量涌入的汉人必然在土地、水源等方面与土著发生矛盾。在这种境况下，单靠个人或家庭的力量很难在此地立足，因此，汉人选择了血缘家族聚居的方式。有学者指出：“在社会调控无法将自己的逻辑秩序实施于社会时，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唯一能成为秩序依据的就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社会控制不及或脆弱的地方便外化为一种社会秩序。”汉人迁入赣闽粤边区后，选择聚族而居有利于他们利用血缘宗族的凝聚力，团结互助，战胜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抵御异族的侵犯，实现自保，求得生存。
孔永松、李小平教授曾对客家人的宗族制作过深入的研究，指出：
客家人到达赣闽粤边区定居地后，面对着的是十分严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客家人为了争得生存空间，获得生产资料——土地，以及防御未开化的土著居民的袭击，必须举族占用土地，举族居住在一个自然村，加强军事化，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地缘为依托、有高度凝聚力的客家人社会的宗族制。
他们进而指出，大家族、小家庭制是客家人宗族制的显著特点，它既有利于宗族的巩固、在社会上的立足，又有利于发挥小家庭各自经营的积极性。
本书调查的8乡21村中的几十个姓氏，在开基村落的繁衍时间长短悬殊极大，最长的是宁化杨边的杨姓，唐末就从延平迁到杨边，据载已繁衍了64代；最短的只有5代。历史较短的宗族大多是客家人因谋生需要到外地做工或耕田而发生的区域内部的迁移。这些姓氏，大多选择了家族或宗族聚居的方式。在此把调查的21个村中的主要姓氏的迁移概况与繁衍代数列成表，如下所示：表1 本书调查的主要宗族的迁移历史与繁衍概况（续上表）注：表中的宁化河龙伊氏的记载明显有误，一是迁移原因，历史上没有“文景之乱”，只有文景之治；二是其迁移时间如果是875年，以25年为一代计，那么，繁衍到现在应该有45代以上，不可能是36代。
上述姓氏，从迁出地来看，只有上杭田背的刘氏与宁化河龙的伊氏迁自外省，分别来自江西与河南。其他有23个宗族或房支的开基祖迁自本省外县，8个是本县内部迁移，另有1例不详。从迁移原因来看，在元朝以前迁移、历史久远的宗族都是因为战乱迁移，如田背刘氏为避赣州蔡五九之乱；杨边杨氏为避唐代黄巢之乱；而河龙伊姓则为避唐代“文景之乱”。明清时期在闽西、闽西北地区内部迁移的大多是因为谋生需要，或出外造纸，或出外种田，或出外种蓝，或到外面放鸭子等，但也有少数是因为遭官祸、风水被破坏或受本族大房人的欺负等外迁的。
从繁衍代数来看，十代以下的有10个，十至二十代的有9个，二十至三十代的有10个，三十代以上的只有3个。杨彦杰先生在闽西的调查研究中发现，闽西客家宗族绝大部分都已繁衍了二十多代，最多的达三十代，少的也有十七代。繁衍了三十代的宗族大多是南宋末年或宋末元初迁来开基的。二十八代以下的大多数宗族是在元朝才迁入开基的，尤其是第二十五至二十八代者。在闽西，元朝是许多宗族迁移开基的重要时段。而笔者调查的许多宗族或房支在村中开基的历史都是在二十代以下，二十代以下的占55.9%，如表2所示：表2 本书各调查点主要姓氏繁衍代数统计
这个数字似乎表明笔者调查的闽西宗族与杨彦杰先生的研究有很大不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些二十代以下，尤其是十五代以下的姓氏在其居住的村落大多未形成宗族，只是一个房支。它们在明清时期由于谋生的需要迁到外地开基后，与迁出地保持着密切关系。如这些房支仍然会回迁出地参与祭祖活动，并且与迁出地的族人一起修谱，它们在居住地大多没有祠堂，只有香火厅，因此，只能算是该姓外迁的一个房支。如果将他们的历史往上溯，到迁出地的族谱上查找他们的繁衍代数，从迁出地的开基祖开始计算的话，也许与杨彦杰先生的研究就会比较一致了。
美国社会学家W．古德曾对中国的宗族进行研究，认为：“行之有效的血统群是一种形式上的组织，其限定范围是一个市镇或一个村庄。这样的宗族可能在一个地区定居十到二十代，而同一老祖宗传下的其他分支则可能统治着附近的地区、乡村或市镇的一部分。”在闽西与闽西北的宗族组织分布与生活的空间恰如古德所述，但定居的代数则差别较大。无论是杨彦杰、刘大可教授还是笔者研究的宗族，二十多代、三十多代的宗族在一个地区定居的现象非常普遍。
刘大可教授曾对武北宗族的发展历程作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隐而不显、形成和兴起、扩张以及结成网络。武北宗族的形成时间基本上是在明代，又以中后期占多数。在笔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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