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家书抵万金(上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志频 著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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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家书抵万金(上册)试读：

提起左宗棠，今天的中国人会脱口而出：“收复新疆”。事实上，他同时还有经营台湾、奠基中国近代海军、开创大西北民生工业等功绩。“收复新疆”只是左氏在事功方面最醒目的一个标签。

除了成功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头衔之外，今天最引人瞩目的，还因为他是一代文化大家。《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收录现存的全部156篇，凡十万言，从家书的角度，可以看作“左宗棠自传”。一代伟人教子之方、为官之道、治军之要，皆体现于这一手原始资料之中。而且，左氏生平的行迹，包括每一个事关中国前途与命运转折关头的心迹，这里都有最真实与全面的私记，这些都是在官方典籍中找不到只字片言的。

与清朝同时代人比较，左宗棠家书最醒目的特点，无论家国大事还是琐细生活，一律采用具体的方法，“以术运经”，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阐述出来，践行出来，从头至尾没有一句空洞的政治说教。

这得益于左氏的“儒学”加“实学”知识结构。中国文化“主情感、尚义理”，在“理性、技术”两个方面，一直存在欠缺，左宗棠弥补了这个欠缺。

左宗棠的“实学”技术知识，是从顾炎武、顾祖禹、齐召南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而来，属中国“本土型”技术专家。而作为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的践行者，左宗棠又是积极的对外开放倡导者和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者。因为有本土“实学”垫底，加上“洋为中用”，先秦儒学在晚清不但没有干枯，反而长成斑斓的森林。

当下中国人的问题，追崇“理性、技术”有点过头，而儒学“义理”有断脉之虞。体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内心普遍缺乏安宁，表现为浅滑无根。事实上，中国古人虽然物质生活远不及今天丰富，但内心的安宁感须臾未去。今天去到台湾，仍可以感觉到他们那种接近清朝人的内心安宁与丰盈。左宗棠有言，“若教闲里工夫到，弥觉胸中度量宽”，说的便是这种悠闲气度。

历史地看，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念下生活的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事实远非“天人相分”哲学观里的西方人可以比拟。“功利、浮躁”是西方文明带来的副产品。从本家书中部分篇章所记各式乱象，可以窥见这一副产品的萌芽。

既然与古人的文化血脉已快中断，今天我们急需接通。

接谁的？毕竟，传统文化存在糟粕。这有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事实为证。何况，晚清人物众多，多数人物都有值得称道与师法的地方，为什么是左宗棠？

左宗棠与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推动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先辈，他既没有“义理”的空洞政治说教，也没有“理学”的心理桎梏；作为孟子的私淑弟子，他直接师法先秦儒学，在西方工商业文明介入、市场观念导入的晚清，他顺应时代适时将先秦儒学做了创新，让今人几乎没有隔阂；同时，作为多年沉寂民间的草野书生，他求学问知，只为养心，不为谋生，不但干货最多，而且全然没有应景之嫌。这三点是他可以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桥梁，将现代社会与古代传统文化无缝对接的关键原因。

我因前面两部“左宗棠系列”作品，与左宗棠的五代嫡长玄孙左文龙结缘。他是家书中左孝威的曾孙，年纪七十开外，爱好吹拉弹唱，颇有才子之风。他为我讲述了不少左宗棠生平轶事与左氏家族的故事，也为本书增添了贴近性。

写完后掩卷，我不禁想：如果将贴在左宗棠身上的成功标签全部去掉，仅仅作为一个人，他最吸引读者的地方是什么？

我以为是真实与智慧。

这个以“今亮”自命的人，有着千年眼界。读他的家书，不仅可以烛见一个真实与丰富的人，眼前展开一幅博大的心灵画卷，而且能照见壮阔的晚清时代风云，看见无数的历史细节，同时还可以通过他笔下波澜，纸上风云，纤毫毕现地触摸到一个智者思想中的莫测深邃与曲折沟壑。

左氏对于人生百年、家人族人、庙堂江湖、社会国家，六合内外，天下十方，进退、取舍、去从，事实全部透彻于内，澄澈于外。

耐心读完本书的100多篇解读、评说文章，相信对于这些疑问，你会得出自己的答案。1852年　　　

咸丰二年　父 —— 60岁　　　　　　　　长子孝威 —— 6岁　　　　　　　　左宗棠家教语录走路、吃饭、穿衣、说话，均要学好样。也有古人的样子，也有今人的样子。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昆弟、朋友、夫妇之道，以及洒扫、应对、进退、吃饭、穿衣，均有见成的好榜样。壹| 1852 年（咸丰二年）（某月）廿三日与孝威字谕霖儿知之：阅尔所写请安帖子，字画尚好，心中欢喜。尔近来读《小学》否？《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作人的样子。尔读一句，须要晓得一句的解；晓得解，就要照样做。古人说，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昆弟、朋友、夫妇之道，以及洒扫、应对、进退、吃饭、穿衣，均有见成的好榜样。口里读着者一句，心里就想着者一句，又看自己能照者样做否？能如古人就是好人；不能就不好，就要改，方是会读书。将来可成就一个好子弟，我心里就欢喜，者就是尔能听我教，就是尔的孝。一笔一画莫看错一字莫含糊一字早眠，早起。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莫放过要端身正坐，要悬大腕，大指节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劲，要爱惜笔墨纸。写字、温书要多遍数想解。读生书要细心听解。走路、吃饭、穿衣、说话，也有古人的样子，也有今人的样子，拣好的就学均要学好样。此纸可粘学堂墙壁，日看一遍。廿三夜四鼓父字　　久不作篆，偶为霖儿书千文仿本五纸寄去，须玩其用笔之意，以浓墨临之。读书要得古人的“心”，做人要有今人的“行”

现存左宗棠家信中的第一封，是写给六岁儿子孝威的。

左宗棠有四子：长子孝威，1846年生；次子孝宽，1847年生；三子孝勋，1853年生；四子孝同，1857年生。“霖儿”是长子孝威的小名。1846年，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小淹教陶桄，梦见大雨滂沱，后得知是孝威出生，欣然名之“霖生”，以为纪念。一、以“古人心”修“童子功”

六岁的孝威就能读懂这封信，足见清朝儿童启蒙之早。左宗棠本人三岁习字，五岁入学，八岁学作八股文。由此也可以推知，古代儿童八岁左右，常用的汉字、基本的语法，都已经掌握。

信中说的《小学》，跟今天的“小学”，意思完全不同。古代将教授学童识字阶段叫“小学”，也称“蒙学”，教材为《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今天的很多大学毕业生能准确读懂“四书”及经典时文的，并不太多，这是古今教学内容与规定不同造成的。左宗棠读过的启蒙教材

古代小学以“四书”文本识字、儒学“义理”正心为基本教学内容，概括为“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所以这样设置课程，是基于儒学经典《尚书·大禹谟》中的一个观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世间万事万物，从来就混杂在一起，学问的真理，就在这万千杂乱之中；真理很细小，人心多变化，人要得到真理，首先要静心，排除各种杂念，做到“诚意、正心”。

儿童怎样“诚意、正心”？需借助庄重的仪式。所以古人规定，新生入学要举行隆重的“开学仪式”，内容包括正衣冠、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

注重仪式的方式之一，是体罚。古人的小学教学信奉“不打不成器”。两类学生常挨打：一是学习不认真的；二是虽认真但学得不好的。惩罚的方法有：打左手板、抽鞭子、罚跪。

体罚的目的，在于教人去除杂念，专心于学问道理。在古人看来，“诚意、正心”是人生衣服上的第一粒扣子，第一粒纽扣系错了，后面会一错再错，所以家长、老师会尽心配合，帮孩子打好“童子功”底子。

左氏这里教儿子的，正是专心去杂念。他说的其实也是自己成长的体验。从中可以看出，左氏本人得益于父亲左观澜启蒙教育的有两点：一是读书特别细心，“一字莫放过”；二是做人十分严谨，“有古人的样子”。“修身、养性”“诚意、正心”，文化的薪火，便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来。二、书法定心，习惯定行

不能当面教儿子读书明理，左氏只好通过书法来教儿子“诚意、正心”，方法十分严格，连具体动作都做了要求：“写字，要端身正坐，要悬大腕，大指节要凸起，五指爪均要用劲。”

老祖宗发明毛笔写字，看来是颇有用心。因为毛笔落纸时心稍有杂念，字便会乱。字会及时提醒人，赶紧聚精会神于一点。心思一旦入定，字便一气呵成。长期坚持，人能锻炼得守心于一。

左宗棠本人得益于早年书法定心，每天仍将练书法当作必修课。他练篆书、行书，凝心静气，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虽然军务繁忙，仍能忙而不乱，耐心且有条理。左氏认为，天下万事，莫不同理，心静事成，心乱则无事不败。他甚至将书法当作察人、识人的工具，认为通过书法，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修为，而且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终生，尤其值得重视。

写这封信这一年，左宗棠刚四十岁，不但性格、气质定型，才能也基本定型。此时，他入主张亮基幕府，正跃跃欲试要大展才干，每天忙到手脚打架。趁战事繁忙密不插针的缝隙，左氏仍想到在凌晨三四点抽空磨墨教子，既见出他操心繁重，也见出他精力旺盛。

信末日期署“廿三夜四鼓”。用“鼓”不用“更”，见出左宗棠内心激情澎湃；但只写日子，忘记署年月，不是因为第一次给儿子写信没经验，而是湘阴县左家段距长沙府巡抚衙门近，信当天可送到，他还没有找到写家信的感觉。

左宗棠生性“粗豪”，出山后办事细心，再未出现过明显的大失误，不是由于天性，而主要得益于早年的“正心”学习与书法“静心”训练。

此时，他乐得将自己早年得益的发现、经验、心得教给儿子，培养方法也很明确：“能听我教，就是尔的孝。”培养目标也很具现代意识：“也有古人的样子，也有今人的样子。”即是说，为人处世的礼貌、规矩，要师法古人；说话、做事的思维、方法，要有现代人该有的样子。1856年　　　

咸丰六年　季父 —— 44岁　　　　　　　　次侄癸叟 —— 青年　　　　　　　　左宗棠家教语录养口体不如养心志。贫寒家儿忽染脑满肠肥习气，令人笑骂，惹我恼恨。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子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要者戒，亦所当知。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读书行己，刻求精进，兄弟相为师友，勿比匪人，吾之愿也。勤俭忠厚，四字时常在意，家门其有望乎！活一日，办一日事，尽一日心而已。俾知“愚而多财”之义，晓然于不以多财贻子孙，为父母爱子之心其可也。贰| 1856 年（咸丰六年）正月廿七日与癸叟侄癸叟侄览之：郭意翁来，询悉二十四日嘉礼告成，凡百顺吉，我为欣然。尔今已冠，且授室矣，当立志学作好人，苦心读书，以荷世业。吾与尔父渐老矣，尔于诸子中年稍长，姿性近于善良，故我之望尔成立尤切，为家门计，亦所以为尔计也，尔其敬听之。读书非为科名计，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但既读圣贤书，必先求识字。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冯钝吟云：“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长者；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文人得一时之浮名，长者培数世之元气；贵仕不及三世，良农可及百年。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科名亦有定数，能文章者得之，不能文章者亦得之；有道德者得之，无行谊者亦得之。均可得也，则盍期蓄道德而能文章乎？此志当立。尔气质颇近于温良，此可爱也。然丈夫事业非刚莫济。所谓刚者，非气矜之谓、色厉之谓，任人所不能任，为人所不能为，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并力赴之，无少夹杂，无稍游移，必有所就。以柔德而成者，吾见罕矣，盍勉诸！家世寒素，科名不过乡举，生产不及一顷，故子弟多朴拙之风，少华靡佻达之习，世泽之赖以稍存者此也。近颇连姻官族，数年以后，所往来者恐多贵游气习。子弟脚跟不定，往往欣厌失所，外诱乘之矣。唯能真读书则趋向正、识力定，可无忧耳，盍慎诸！一国有一国之习气，一乡有一乡之习气，一家有一家之习气。有可法者，有足为戒者。心识其是非，而去其疵以成其醇，则为一国一乡之善士，一家不可少之人矣。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严急烦细者，肃杀之气，非长养气也。和而有节，顺而不失其贞，其庶乎？用财有道，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寻常酬应则酌于施报可也。济人之道，先其亲者，后其疏者；先其急者，次其缓者。待工作力役之人，宜从厚偿其劳，悯其微也。广惠之道，亦远怨之道也。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新妇名家子，性行之淑可知。妃匹之际，爱之如兄弟，而敬之如宾，联之以情，接之以礼，长久之道也。始之以狎昵者其末必暌，待之以傲慢者其交不固。知义与顺之理，得肃与雍之意，室家之福永矣。妇女之志向习气皆随其夫为转移，所谓“一床无两人”也。身出于正而后能教之以正，此正可自验其得失，毋遽以相责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胡云阁先生乃吾父执友，曾共麓山研席者数年。咏芝与吾齐年生，相好者二十馀年，吾之立身行事，咏老知之最详，其重我非他人比也。尔今婿其妹，仍不可当钧敌之礼，无论年长以倍，且两世朋旧之分重于姻娅也，尊之曰先生可矣。尔婚时，吾未在家。日间文书纷至，不及作字，暇间为此寄尔。自附于古人醮子之义，不知尔亦谓然否；如以为然，或所见各别，可一一疏陈之，以觇所诣也。正月二十七夜四鼓季父字　　读书贵在“实行”，夫妇贵在“同心”

上封家信，缘于左宗棠初到长沙府，家人还暂住在湘阴柳庄，两地相距七十公里，传音问讯靠纸笔。但这年年底，骆秉章、胡林翼各赞助五百两白银，替他买下长沙司马桥住宅，供他安家，老婆孩子已生活在一起，不再需要写信。

左癸叟是左宗棠二哥左宗植的次子，天资不错。左宗植正值盛年，自己满腹学问，教导儿子自然不用烦劳季弟。写此信的由头是，左癸叟的“冠礼”与“婚礼”均在湘阴举办，左宗棠其时左宗植像在长沙整治官场，抽不出时间参加，根据古人“醮子”规矩，他得有所表示。一、比读书更重要的，是“用书”“冠礼”是中国古代汉族男性的成人礼，受礼者年龄在二十岁。男性必须举办这一仪式后才算成人，社会承认成人之后，他才有资格参加社会活动，否则只能算“大小孩”，所以“冠礼”十分重要。

古人举办“婚礼”与今人相近，流程中有个仪式，叫“醮子”：长辈给晚辈冠者（新郎）斟一杯酒，晚辈接过敬酒，一饮而尽，不需回敬；笄者（新娘）行礼后，从正宾手中接过“醴酒”，轻洒地面，表示祭祀天地，然后象征性地抿一口。仪式完毕，长辈再致以“醮辞”，以示祝贺。

左宗棠严格遵守古制，不能当场“醮子”，便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以书信作贺礼，适时教育。

此信能给到今人启发，主要是因为两句话：“读书以实行为善，家庭以和顺为贵。”

当时科举考试弊端已十分明显，无法检测出一个人的德与才。长沙府读书人的观念认为，工具书长知识，乐书当消遣，名著当装饰，而且他们中认为读书以应付科考者居多。

左宗棠一反时俗，在这里，他没有从正面规定侄子应该怎么读书，而是从反面说明不能怎么读书：读完后书是书，人是人，气质没有变化，这是“村农野夫”；读完后只记得书上怎么说，自己仍不知道怎么做，这是“能言之鹦鹉”。

本着这一理念，左宗棠明确提出，如果国家考试制度限制学生求真知，则青年不应被考试条框束缚，应立志“蓄道德而能文章”。也就是说，读书可以参加考试，但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读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完善人格、道德，提高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在生活中应用。二、夫妇相处，“一床无两人”

左癸叟娶的是胡林翼的妹妹。益阳胡氏出身官宦世家，乃名门闺阁，左家可以说有点高攀。作为胡林翼的“季丈”、左癸叟的三叔，左氏有点尴尬。所以他说，以后见了胡林翼不要叫哥哥，而应叫先生，毕竟两人年纪相仿，学问也不是你可以比拟。

这里他除了教侄子读书，还专心教侄子如何正确处理夫妻关系。

左氏给侄子列出模范夫妻相处的标准：像爱兄弟一样爱老婆；像待客人一样待妻子；以感情相联结；以礼数待内人。只有这样，夫妻才可以做得久。

夫妻相处会形成一个逐渐固定的心理模式，开始相处的几个月最重要，相处和顺了，以后可以习惯成自然。左氏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夫妻之道的基本标准：“一床无两人。”丈夫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妻子，夫妻之间要同心同德。

这种说法对吗？也对，也不对。

说不对，是因为古代女人没人格、没地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能听从丈夫；今天讲男女平等，丈夫与妻子各属独立个体，可以相互影响。

说对，是因为从古至今，夫妻之间的最佳状态，只能是“一床无两人”。“一床无两人”的反面，是“同床异梦”。“同床异梦”的夫妻，怎么看都像一对“合同夫妻”，应了张爱玲那句话：“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

这里也见出古今的区别。今天的夫妻动辄要离婚，这对古人来说几乎不敢想象。古代只有“休妻”，没有“离婚”。

以现代眼光看，夫妻“平等”的核心含义，是夫妻双方人格平等、社会权利平等。“男权”固然不对，“女权”未尝不是站在男权的对立面犯了同样的错。生物学界，雄性以阳刚为美，雌性以阴柔为美。女汉子、男媚娘，偶尔欣赏则可，完全颠倒不行。

无论放到哪个时代，夫妻双方如果将左宗棠这句“一床无两人”真正理解了、做到了，夫妻关系则不至于走太多弯路。

古人没有“自由恋爱”一说，左宗棠的婚姻，事实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双方没什么感情基础。但夫妻俩婚后不但关系融洽，感情也培养得很深厚，胡林翼甚至称左宗棠之妻周诒端是“闺中圣人”。左宗棠事业大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周诒端经营好了家庭，使兄弟、邻里关系和睦，免了后顾之忧。1860年　　　

咸丰十年　父 —— 48岁　　　　　　　　长子孝威 —— 14岁　　　　　　　　次子孝宽 —— 13岁　　　　　　　　左宗棠家教语录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叁| 1860年（咸丰十年）正月三十日与孝威孝宽孝威、孝宽知之：我于廿八日开船，是夜泊三汊矶。廿九日泊湘阴县城外，三十日即过湖抵岳州。南风甚正，舟行顺速，可毋念也。我此次北行，非其素志。尔等虽小，当亦略知一二。世局如何，家事如何，均不必为尔等言之。惟刻难忘者，尔等近年读书无甚进境，气质毫未变化，恐日复一日，将求为寻常子弟不可得，空负我一片期望之心耳。夜间思及，辄不成眠，今复为尔等言之。尔等能领受与否，我不能强，然固不能已于言也。读书要目到、口到、心到。尔读书不看清字画偏旁，不辨明句读，不记清首尾，是目不到也。喉、舌、唇、牙、齿五音并不清晰伶俐，蒙笼含糊，听不明白，或多几字，或少几字，只图混过就是，是口不到也。经传精义奥旨初学固不能通，至于大略粗解原易明白，稍肯用心体会，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自然渐有所悟。一时思索不得，即请先生解说；一时尚未融释，即将上下文或别章别部义理相近者反复推寻，务期了然于心，了然于口，始可放手。总要将此心运在字里行间，时复思绎，乃为心到。今尔等读书总是混过日子，身在案前，耳目不知用到何处，心中胡思乱想，全无收敛归着之时。悠悠忽忽，日复一日，好似读书是答应人家工夫，是欺哄人家、掩饰人家耳目的勾当。昨日所不知不能者，今日仍是不知不能；去年所不知不能者，今年仍是不知不能。孝威今年十五，孝宽今年十四，转眼就长大成人矣。从前所知所能者，究竟能比乡村子弟之佳者否？试自忖之。读书作人，先要立志。想古来圣贤豪杰是我者般年纪时是何气象？是何学问？是何才干？我现才那一件可以比他？想父母送我读书、延师训课是何志愿？是何意思？我那一件可以对父母？看同时一辈人，父母常背后夸赞者是何好样？斥詈者是何坏样？好样要学，坏样断不可学。心中要想个明白，立定主意，念念要学好，事事要学好。自己坏样一概猛省猛改，断不许少有回护，断不可因循苟且，务期与古时圣贤豪杰少小时志气一般，方可慰父母之心，免被他人耻笑。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偶然听一段好话，听一件好事，亦知歆动羡慕，当时亦说我要与他一样。不过几日几时，此念就不知如何销歇去了，此是尔志不坚，还由不能立志之故。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陶桓公有云：“大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古人用心之勤如此。韩文公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凡事皆然，不仅读书。而读书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人生读书之日最是难得，尔等有成与否，就在此数年上见分晓。若仍如从前悠忽过日，再数年依然故我，还能冒读书名色、充读书人否？思之，思之。孝威气质轻浮，心思不能沉下，年逾成童而童心未化，视听言动，无非一种轻扬浮躁之气。屡经谕责，毫不知改。孝宽气质昏惰，外蠢内傲，又贪嬉戏，毫无一点好处可取，开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一至偷闲顽耍，便觉分外精神。年已十四，而诗文不知何物，字画又丑劣不堪。见人好处不知自愧，真不知将来作何等人物。我在家时常训督，未见悛改。今我出门，想起尔等顽钝不成材料光景，心中片刻不能放下。尔等如有人心，想尔父此段苦心，亦知自愧自恨，求痛改前非以慰我否？亲朋中子弟佳者颇少。我不在家，尔等在塾读书，不必应酬交接，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可也。读书用功，最要专一，无间断。今年以我北行之故，亲朋子侄来家送我；先生又以送考耽误工课，闻二月初三、四始能上馆，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者又去月馀矣。若夏秋有科考，则忙忙碌碌又过一年，如何是好？今特谕尔：自二月初一日起，将每日工课按月各写一小本寄京一次，便我查阅。如先生是日未在馆，亦即注明，使我知之。屋前街道、屋后莱园，不准擅出行走。如奉母命出外，亦须速出速归。出必告，反必面，断不可任意往来。同学之友，如果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引为同类。倘或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家中书籍勿轻易借人，恐有损失。如必须借看者，每借去，则粘一条于书架，注明某日某人借去某书，以便随时向取。庚申正月三十日　　家中寄信到京，封面上写“内家言一函，敬恳吉便带至都中东草厂十条胡同长郡会馆，确交四品卿衔兵部左大人开拆，司马桥左宅寄。”背面写年月日封学习古人立志向，通透事理得方法写这封信时，长子孝威已经十四周岁，开始能够与父亲交流思想、情感以及对事物的看法。左宗棠在北上赴京途中，已远离家室。可以说，这封信才是左氏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封家信。在长沙司马桥住宅居家期间，左氏对儿子有空就手把手教育。即使卷进“樊燮事件”，自己命悬一线，明知进京会试是借口，避祸是实，他不忧自身，反倒担心自己不在家，儿子贪玩荒了学业，并为此彻夜难眠，费尽心血以书信来引导。左孝威嫡长孙、二等恪靖侯爵位继承者左景祜像一、传授“体验式”读书法

左氏在这里继续传授给儿子的学习方法，根本途径仍是“正心”、去杂念。他以过来人的心得体会传授他的独特读书方法是：“虚字审其神气，实字测其义理。”意思是说，读一篇文章，不但要透过字里行间看出作者所要表达的道理，还要揣摩作者的语气、心理。换句话说，就是进入作者的情境，仿佛作者就在身边，随时在与自己对话。

坚持“体验式”读书有什么好处？可以大幅度增加内心经验。在左宗棠看来，人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只有入心了，成为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才能开阔一个人的胸怀，增长一个人的见识。

为什么人进入四十岁才叫“不惑”？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经历世事多了，体验丰富了，内心逐渐沉稳。

二十岁的青年即使博览群书，仍不能拥有四十岁的沉稳，因为缺少生活过程的体验。书可以给到你知识，但无法给到你体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体验比道理重要，在于它不但让人记忆深刻，而且可以内化于心。

左宗棠读书求知看重触类旁通，追求一通百通，所谓“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这便是教儿子们做到举一反三，能做知识迁移。

年轻人怎样通过读书来立志成大业？左氏以切身的经验，教给儿子们两条最重要的方法：一是向古代圣贤豪杰看齐，以他们为榜样，学习立志；二是平时注意博览群书，诸子百家的各种观念、道理都去想一想，“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这就不但是“鸳鸯绣出从教看”，更是“且把金针度与人”了。

但儿子们的学习态度明显不能令他满意。他批评孝威“气质轻浮”，有“一种轻扬浮躁之气”；孝宽“气质昏惰”，“开卷便昏昏欲睡，全不提醒振作”，可谓苦口良药。

但从儿子的角度去想，偷懒也有他们的道理。这些四书五经，读来枯燥无味，而且理工科的技术类书籍科场又不考，哪来的学习动力？没有父亲在身边言传身教，单凭一张信纸，儿子们自读自解，进入不了“体验式”读书的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父子间的区别：左氏本人读这些书籍津津有味，一是他从小就有兴趣爱好，二是被贫寒环境逼出来的；儿子们无论是在兴趣还是环境影响上，与父亲都没有多少接近性。

左宗棠的性格特点是刚直敢言，言无不尽，这种性格影响到了他的教育方式，习惯批评式教育。但孝威不过十四周岁，孝宽也才十三周岁，少年血气未稳，人格未定，都期望得到父亲的肯定与表扬。然而，他们从日夜期盼的家书中读到的却是父亲如此不留情面的指责，效果不见得会好。

左氏以批评做教育，也不是全然不对，但这种方法只适合培养天赋过人、才气强劲的青少年。性格强悍的人在打击面前会变得更强，性格柔弱者在打击面前很可能会一蹶不振。左宗棠此时还没有明白这点。二、为什么书籍不可以借人

俗话说，敝帚自珍。自己看重的东西，便会格外珍惜。信末，左宗棠道出了一件他虽远隔重山但仍十分关切的家事：“家中书籍勿轻易借人，恐有损失。”这句话今天听起来仿佛格外小气，事实并非这样。主要原因，一则左宗棠爱书如命，他购买了一些孤本，担心因借阅丢失；二则古代出版一本书，需人工刻版，成本非常昂贵，要买到一本想读的书，并非易事。

对于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普通人家子弟来说，书是仅次于生命的必需品。左宗棠出山前每天读书废寝忘食，获益匪浅，当然像守财奴一样守着他的书。爱书如命，这种心理并不是个例，清末湖南有位叫叶德辉的文人曾有一句名言：“老婆不借书不借。”

今天出版业十分发达，要买到一本书，已经非常容易，在手机上下个订单，按个“确认”键，书就快递上门。那么，放在今天，书是否就可以轻易借人？笔者以为，书是自己的“私人智库”，读过后留下的记号、折页的重点、写下的理解，都代表你当时的收获。过几年再看，理解又有不同。真正会读书的人，看重的不是一本书值多少钱，而是自己标记的重点，读后的见解、收获，这不是再买一本书就可以给到自己的。

历史上但凡成就事业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共性，不但嗜书如命，而且有藏书的爱好。今天图书馆有那么多的藏书，藏书有什么意义呢？它不但代表你的思考范围，而且形成你的知识结构，稍有缺篇断本便如缺胳膊少腿，行动不便。

今天偶尔有在淘宝上卖旧书的读者，看来多是看书找乐子、图消遣的文化门外汉。他们事实上可能只读懂了书上的故事，并没有自己的思考与见解，也谈不上对自己的“私人智库”有多少尊重。人一旦养成了这种坏习惯，如不改正，很可能会贻误终生。肆| 1860年（咸丰十年）二月廿四日与孝威孝威知之：卅日过湖，曾一信寄回，想已接阅。自二月初一入荆河口，至廿四日始抵荆州，五百馀里竟行兼旬之久，实苦迟滞。今已雇小车八辆、轿二乘、马两匹，向襄阳前去。大约须闰月初始抵都也。尔在家须用心读书，断不可如从前悠忽，是所切嘱！大一岁须立一岁志气，长一岁学问，勿贻我忧。余俱详前谕，不多及也。二月廿四日父字　　伍| 1860年（咸丰十年）四月初三日与孝威霖儿知之：卅日自宿松起程，大约十四五日可到省涤翁处专人回湘，曾寄高丽参、燕窝、阿胶等物与尔，未知已到否？尔近来病已全愈否？客中闻尔病，忧思颇切。自得初八日家书后，尚未接到续禀。入夏后光景何如？尔体质颇弱，药饵调理固不可少，然安心静养尤其所急。日间随意写字看书，不必久坐久读也。我于旬日内外由宿松出江，买棹西还，大约端节后方可抵家。金陵官军各营于闰月十六日败溃，大局顿坏，时事日非，殊堪悲叹。归后仍须乡居，为避世计，可告汝母知之。四月初三日父字宿松大营发　　陆| 1860年（咸丰十年）四月廿九日与孝威我于廿日由宿松启行，廿七日舟泊岳州。现阻风南津港，候北风发，二三日即抵家也。过鄂时，适接尔十一日信，言病状颇详，我心稍稍放下。咏老赠人参、陈阿胶与尔，意厚可感耳。廿九日辰刻父字　　出山前夜，左、曾、胡秘密“头脑风暴”

这三封信类似今天的微博，浮光掠影地还原了左宗棠借进京会试避“樊燮事件”：他从湘阴启程进京，中间被胡林翼阻在湖北英山，又被曾国藩借机邀去安徽宿松。

看第一封信，左氏安排“小车八辆、轿二乘、马两匹”，看来是做了长住北京一段时间的准备，因为普通考生带个书童，一马一骡，也就凑合，没必要搞这么大规模。

出发时，左氏看似从容，内心其实紧张。他给妻子在另一封信里讲述了当时实情：“山北山南网络密布，既匿影深山，以将为金丸所拟。”曾国藩像眼看自己死罪难免，他又不愿无辜死于小人之手，冲动之下，居然打算去曾国藩部里领一营上前线，壮烈战死。

情急冲动之请，曾国藩自然不会答应。一、曾国藩有意 左宗棠无心

关键时刻，胡林翼及时派手下寄书信到汉口湖南会馆，阻住左宗棠北上，并密约左宗棠到湖北英山见面。胡林翼当面告诉他，情况没有他听到的那么糟糕，自己正在设法替他周旋，左氏这才稍微释然。

曾国藩从胡林翼的书信中得知左宗棠到了英山大营，却又动了挖人才的念头，派幕僚李元度出面，于1860年农历闰三月二十六日将左氏秘密接到宿松大营。

第二封信写于左氏到宿松大营后的第八天。曾左两人不分白夜对谈，此时正处于深入交流阶段。从信中看，曾国藩还没有打动左宗棠的心。否则他不可能说“归后仍须乡居，为避世计，可告汝母知之”。而曾国藩却在极尽关怀，从他对左宗棠的器重以及给孝威送的礼物可以看出来：高丽参、燕窝、阿胶。这些在当时都是补品中的极品。这则消息也见出孝威的咳嗽病由来已久，已经成了左宗棠朋友圈里公开的秘密。

第三封信中的咏老即胡林翼。胡林翼号润芝，又作润之、咏芝。胡林翼这次没有像曾国藩那样在人情中附加挖人才的想法，所以只送表弟孝威人参、陈阿胶。作为孝威的表哥，胡林翼的人情反而没有曾国藩重，原因在于中国式人情，讲究精妙、得体。

胡林翼于1860年农历四月初十从湖北英山赶到安徽宿松。三位大咖同时秘密开“高峰论坛”，搞“头脑风暴”会议，则只有一个星期。左宗棠于农历四月二十日早上九点离开宿松大营，与曾国藩实际见面聚谈时间共23天。整个过程里，左宗棠还没有从“樊燮事件”中脱身，因此，曾国藩邀聚只是埋好伏笔，还不敢大胆公开起用。二、曾左联手 呼之欲出

曾国藩此次对左宗棠印象如何？

1860年农历四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渠尚肯顾全大局。”这句话透露出曾国藩既在考察左宗棠的“政治觉悟”，也对他的才气与性格有所顾忌。曾国藩与左宗棠已经打了八年交道，彼此知根知底，论战略、战术，他确实在左宗棠之下，而左氏每次又总是针锋相对，将曾氏的不足当面指出来，换了谁都不爽。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从来不夹带个人私怨，论人、用人，完全出于公心，作为政治家，他是完全合格的。“高峰论坛”的题外花絮是，会议之后，最早探得朝廷对左宗棠态度转变的是胡林翼。左宗棠此时还没有回到湖南，胡林翼已给郭嵩焘的二弟、时任湖南巡抚幕僚的郭昆焘写来报喜信：“季公之事，天心大转。”这种窥探及时的消息灵通人士的做法，见出胡林翼在官场的暗线与人脉之深。胡林翼既有大智慧，又有小聪明，他亦术亦道，将湖北官场操控于掌心。

这里不妨来稍微比较曾、左、胡三人。曾国藩属羊，左宗棠、胡林翼同属猴，从属相也大致可以看出三人的三种风格：曾国藩天资有点山羊的呆滞与柔弱，他不擅具体办事，但懂得运筹人，所以在用人上下功夫，并将它做到极致，俨然政治家风范；左宗棠有大猿猴的智性与厚重，但性格有点过直，他既懂政治，又擅办事，本性更愿办事，从来勇猛精进，专心事功；胡林翼则有金丝猴的灵活与飘逸，他称得上全才，既懂政治，又擅办事，还擅人际关系，缺点是太依赖关系，更愿通过政治手段，用智慧化解一切难题，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看起来更像政客，所以左宗棠批评他“喜任术，善牢笼”。

这次见面会，对曾、左二人今后的合作十分重要。两人都在近距离考察对方。左氏是“戴罪之身”，事实上别无选择；曾氏正处在权力上升的酝酿期，急需用人，意愿更强烈。左宗棠的大局观念与“政治觉悟”，是两人联手后信任有加、力量倍增的关键因素。柒| 1860年（咸丰十年）九月初四日与孝威孝威览之：启行后，廿六日抵章门。途间接涤帅信，宁国府于十二日失守。涤帅方遣李次青观察率所部平江勇三千赴徽郡防守，正值张副宪芾内召，因欠饷军溃，贼遂渐窥岭防。次青抵徽甫数日，分所部两营防丛山，贼至败走。涤所派援之兵亦败。廿五日徽郡遂失，次青未知存亡。徽城大而陋，储粮既乏，百务均未备。次青所部仅二千五百人入城同守；涤翁派援之鲍军门一军又未到。兵单地险，贼多援缓，此城之失，固在意中。惟自此江西兵事日棘，涤翁在祁门，崎岖险阻，地逼势孤，亦殊可危。安庆获贼伪文，知逆首陈玉成有分两路上行之说：一扰皖北，一扰江西。我当率所部五千馀人由安仁、乐平扼婺源，以固江西门户，而通祁门之气，特虑贼踪速至，婺源不可得到耳。楚军自省至江西，沿途整肃。言者谓为向来未有，众而能整，或可一战。然贼势浩大，时局至艰，未知攸济。燕都夷患逼近，征调川楚勇丁赴援，尤时事之大可忧者。我既挺身任事，亦不敢有所推诿，竭吾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而已。尔身体尚未复元，凡百宜知保爱，毋贻我忧。尔母前有携尔往外家之说，未知果否。读书亦可养身，只要有恒无间，不在功课之多。万方多难，吾不能为一身一家之计。尔年幼弱，诸弟更小，须一切禀母命行之。所有读书做人为终身之计者，吾曾为尔言之。时记我言，免我忧虑为要。九月初四日章门营次父谕　　出山之初：做事求务实，做人重名节

写上封信期间，胡林翼曾密告“季公之事，天心大转”，消息是准确的。朝廷的风向准得像天气预报，经他的口提前吹过来：1860年6月9日，左宗棠接到朝廷任命书，以四品京堂候补身份，襄办曾国藩军务。

命运由此发生戏剧性的逆转。这是左宗棠生平第一次接受朝廷的职务，虽然仍是个过渡性的虚职。一、乱极立定，自信与务实

左宗棠青年时代起以“今亮”自称，与诸葛亮出山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时隔1600余年，情形竟如此相似：1860年（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派幕僚李元度领三千兵守徽州城，谁料李元度正醉心于写一部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人物大传记，身在军营，人却陶醉在历史写作里。加之他对军事既无兴趣，也乏能力，固守三天即弃城逃跑，也不知人是死是活，与三国时马谡失守街亭如出一辙。徽州失守，祁门地逼势孤，设在这里的前敌总指挥部岌岌可危。

左氏及时率楚军赶赴前线，此时已经抵达江西章门。

楚军成军于1860年6月26日。这天，左宗棠邀集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等9人做将，各自负责招募士兵，编为四营、四哨。又收编王錱“老湘营”旧部1400人，由王开琳统领。另挑精兵200人，组成亲兵，由左宗棠亲自指挥。

全军共计5803人，作战士兵5000人。

1860年7月11日，楚军集结在长沙金盆岭，按“首练胆，次练心，末练技术”的要求严格训练。9月22日，左宗棠整师从长沙出发，经湖南醴陵进入江西境内。

从练兵到上战场，前后不过两月。如此军队，若禁得打，还有得打；若不禁打，一仗就烟消云散。

左宗棠认为楚军禁得住打了。但一出山就遭遇了啃硬骨头的局面。徽州失守的后遗症开始大爆发，曾国藩所部湘勇大面积崩溃。鲍超受命增军援助徽州，也被打得落荒而逃。湘勇内部失败情绪弥漫。左氏只要稍有灰心，便成覆巢之卵。

左氏也不去管湘勇在战场上的胜败如何，他依然对楚军信心满满。之前，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已有8年指挥作战经验，这是本钱。但论独立带兵，还是第一次。这支队伍水平到底怎样？他其实没底。

队伍浩浩荡荡挺进江西时，他向曾国藩这样汇报：“王毅卿办老湘营务，杨石泉、刘克庵诸公均入幕府，各营、哨皆百战之才，似亦不甚草草。然终能不负公以负朝廷，则为敢知也。”即是说：王开化（即王毅卿）负责抓军队管理，杨昌浚（即杨石泉）、刘典（即刘克庵）做军事参谋，这些人以前个个身经百战，楚军自然不是乌合之众。但我带领他们能不能先打赢几场胜仗？这个我现在可不敢打包票。

口气看起来很大，但又务实，不随便拍胸脯保证。口气大出自左宗棠的本性，与其说他是战略上藐视敌人，不如说是他从小“喜为壮语惊众”的风格延续。务实则是他的办事策略。能不能打赢，虽然自己心里也没底，但仍要有自信。左氏清楚，只有自己先有信心，曾国藩才有信心，否则曾国藩怎敢派他到风口浪尖的主战场？但自信过头，容易自满，则会沦为放大炮。没有取得战场胜利之前，说什么都是空口白牙。鼓劲的话既然不能不说，又不能说得过满，毕竟万一失利，不但会丧失信誉，而且也会自毁名节。

楚军后来取得一系列巨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帅左宗棠的做事务实，做人重名节。二、立己重名节，立军重军纪

左宗棠出山之前有句口头禅：“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意思是说，别因一点小失误毁了我一世英名。其实，刚出山时他算不得什么大人物。但经他这么一说，好像自己那时就很了不起。但正是这种近似迂腐的“洁癖”，让他一出山便严于律己，严格治军。

这封信像来自前线的“现场直播”，也让我们第一次在近距离比较中看出来，治军大约确非曾国藩所长。楚军不过是“沿途整肃”“众而能整”，就被人明显看出来与湘勇士气不同，可以一战。这其实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湘勇统帅曾国藩与楚军统帅左宗棠此时同属性格刚硬之人，而且两人都视个人名节重于生命，差异只是在面向战场的指挥能力方面。曾国藩的宏观判断力有所欠缺，战场指挥能力属有心无力。这为二人后来在“国事、兵略”上日益产生严重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后面我们将陆续多次看到。三、不“打呆仗”，打“计算仗”

曾、左第一次正儿八经合作打仗，各自的斤两，像秤星一样显出来。

1853年，左氏在湖南指挥绿营，其后几年，他见曾国藩在湖北、江西、安徽指挥湘勇，总归还能打赢几场仗，自己便全力以赴为他筹粮筹饷，对这位老兄也还心怀敬意，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打赢胜仗的。如今零距离一合作，才发现真实的情况是，战报很精彩，现实很无奈。

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左宗棠完全不认同。在左氏看来，这说白了就是谋略想不过，战场打不赢，但也要做最牛钉子户，用蛮子办法缠，对手不死也得脱层皮。

左宗棠精力充沛，思维敏捷，智虑过人，属于那种一眼就大致能判断出问题出自哪里从哪里突破的人。左氏长于战前计算，且屡试不爽。现在，他亲自决策，亲手指挥，进退了然于胸。面对这位笨手笨脚且十分认真地领导自己的上司、兄长，内心已经只有礼制上的尊敬，谈不上佩服了。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此信除了开头称“涤帅”，尊称他为最高军事领袖，后面一律自觉或不自觉地写成“涤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将“曾国藩大统帅”自觉改成“曾国藩老人家”。再往后，则要么称呼官衔、爵位，或者干脆简用一个“涤”字。古人以老为尊，对男性最高的赞称是叫老人家。但“老人家”名誉高而能力弱，古今的观念还是一样的。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性格刚直的左宗棠，你若不能凭真本事征服他，他绝对不会对你口服心服。

身为下级的左宗棠将军事统帅曾国藩称呼为老人家，可见在尊重他道德人品的背后，否定的大概正是他的业务能力。四、为朝廷而战，也是保卫家人

左宗棠的军队刚挺进江西这段时间，正碰上黎明前的黑暗。湘军战斗史上最困难的阶段，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信中战事的背景是：就在左宗棠练楚军前，朝廷安排由满洲贵族将军和春统领、用以钳制太平天国首都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再一次被太平军打垮。八旗与绿营相继丧师失地，湘军便成了挽救清王朝的最后那根稻草。周诒端像

眼下，太平军明显处于攻势，官军处于守势。

从信中还可以看出，官军失利带来的连锁反应，让湖南也不太安全了。否则信中不会有妻子周诒端打算将全家老小从长沙司马桥搬到湘潭娘家避祸的想法。江西一旦不保，湖南马上变为前线。丈夫在千里之外指挥战士冲锋陷阵，妻子在大后方携家人躲祸避难，战争年代，千万个家庭成为命运共同体。

湖南一直还是相对安全的，主要得益于左宗棠前面8年打好了基础。自1852年张亮基抵住太平军的攻击，8年来，张亮基、骆秉章、左宗棠苦心经营，长沙城一直没有被攻下。期间，长沙、湘潭、岳阳虽危象丛集，最终仍硬生生被官军守住。

湖南横亘在广东与南京之间，成了太平天国版图的“腰腹之患”。太平军每打下湖北，就想搂草打兔子，从岳阳反攻，试图顺势吞并湖南。但湖南官军抵抗强悍，卡着小蛮腰，让太平军周期性地“肠梗阻”。

左宗棠退出后，湖南原班人马已经大换血。张亮基转去任山东巡抚，骆秉章调任四川总督，黄金搭档全部散伙。新任湖南巡抚翟诰于1860年9月（咸丰十年八月）上任，干了不到半年，被毛鸿宾取代。毛鸿宾干了两年多，到1863年7月（同治二年五月），又被恽世临取代。一年半后，李瀚章继任，他与下任刘昆一样，都没有干满两年。一号首长如此走马灯似的更换，见出湖南沉重的军事压力。

左氏虽在江西打仗，但老婆孩子全在湖南，家人能不能免于战祸，不但要看巡抚翟诰眼下防御战打得如何，关键取决于左宗棠自己在江西打得怎样。

作为左氏家人，通过书信，如此近距离地目睹全国战局的台前幕后，相当于拿到已经“剧透”的脚本，看清了开头，但猜不到结局，体验与感受，可能与别家又有不同。捌| 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廿三日与孝威霖儿知之：接两次家书，均未及复。军事甚烦，又未开仗，亦无可言者。皖南贼众且悍，涤帅居祁门，未为得地。今群贼环伺，应接不暇，所恃者鲍、张两军及我部五千馀而已。现发老湘桂勇及右营六即由粤、楚边界窜入江西者营截剿安仁窜匪。贼已闻风远窜，已饬星速追剿。如前途有兵遏截，可期悉数歼除。惟皖境贼氛日逼，当速进屯溪扼之。是处介休、宁、徽郡之间，相距各四五十里，为休、歙之贼所必争，到此当有数大恶仗，惟当慎以图之。自抵乐平后，大明军令，革一营官戴国泰、三什长，斩一勇一夫，责革吸烟勇丁三十馀名，军事日有起色。如果饷需无缺，专心兵事，当有可观。江西官民喜其毫无扰累，惟索饷则频频不应，无已向郭意城询之如之何。如东征厘饷可月得三万五千两专济我军，则当请于涤帅以此济我之困，免得仰面求人耳。王兴多病不耐劳，李贵亦然，故俱弃之。凡营中革逐之人，不得其意以去，到省后必造作一番谣言，可置之不听。尔在家以养身、读书为事，一切均经谆谆训诫，勿贻我忧。英夷事已于九月十二三互换和约。銮舆返宫，根本幸尚无恙，然辱甚矣。东南贼势尽聚皖南，只看数月内有转机否。江、浙、皖军事均旨不允不堪问，以无将之故。涤公处人才亦乏，调芗泉不来，子春亦为骆中丞带去；只一魏质斋可调，我曾请之涤公，涤恐南中不肯令其来也。李金旸之为人，我所深悉，然求之江、皖，尚少有及其勇者。此子留之湘中，无人驾驭，终必为患，故我意调之。王永章、周达武、陈品南，已请之涤公矣。涤公于我极亲信，毫无间言。惟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家中用度及延师之费，每年由营中付二百金归，省啬用之足矣。此外断不准多用，断不能多寄，致损吾介节。刘、王诸兄见我寒苦，以四百金存我家中，我不知也。可以二百金划存家中，以二百金请且等我下次信到再说吴翔冈代制好劈山，切勿用动为要。明日大队拔向婺源，我自率亲兵二百先到祁门一行，再由祁赴婺，会师进屯溪。尔母体气何如？念念。此谕。少云处忙中未及致书，可即以此示之。十月廿三夜景德镇行营　　楚军奠基：大仗前先忙清理队伍

作为湘军的一支，楚军借王錱的“老湘营”之壳横空出世，与曾国藩的湘勇的区别，主要有二：一、士兵选自湖南各地州，而不再局限于一县一乡；二、上阵营官多用职业化的武人，少用擅长辞章的文人。

除此之外，左宗棠的又一创新之举是，大仗开打前夜，不忙打仗先忙整顿军队。左宗棠像一、开除人策略：阳光、果断

到江西乐平后，楚军全面整肃：“革一营官戴国泰、三什长，斩一勇一夫，责革吸烟勇丁三十余名。”

一个营官带兵500人，大致相当于现代军队的营长。什长带兵10人，相当于现代军队的班长。“勇”指士兵，“夫”指后勤。也就是说，楚军将士从上到下都整顿了一番。从他一次性开除抽鸦片的30余名士兵这条消息来看，左宗棠在动真格，而不是杀鸡儆猴。

打大仗前不忙练兵、做战前动员，却先忙于清理队伍，此举确实让人费解。读者也许会问：跟敌人枪炮相见，能杀敌就是好兵，管什么能力与人品？再说，劣兵可以上战场让太平军去淘汰，岂不是更好？劣兵也能杀敌，反正是赚了。

而左宗棠战前却忙于清理队伍，不用有问题的将士，这是因为左宗棠眼光长远。因为能力与人品有问题的营官、士兵，上阵偷懒，下阵冒功，一粒老鼠屎就会坏一锅粥。这样的将士即使战死，成为“永久牌烈士”，立为榜样，又会带坏军营。大家平日里在军营的表现，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呢？

但必须看到，战前先开除人，是不得已之举。将士们抛下老婆孩子，从湖南辛辛苦苦大老远跟老左赶到江西来玩命，你说开除就开除，有这么做统帅的吗？稍有不慎，会激起兵变。

今人了解的上阵打仗，镜头里的将士，都是意气风发，击鼓进军，鸣金收兵，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读左宗棠家书，我们却颠覆了这个印象。打仗看似很英勇，其实最婆婆妈妈。何况，被开除了的人，都是湖南老乡，远亲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你将人家当害群之马给剔掉了，人家回家面子往哪里搁？乡人问起，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有问题，还可能会编出各种理由，造楚军的谣，在舆论上报复左宗棠。

左宗棠的策略是：公开、公正、公平，做到让被开除者口服心服。

不要以为军事统帅大权在握，就可以随个人喜好耍性情开除人。古代社会的乡绅阶层，是专门为退休官员准备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事业做得再大，一旦解甲归田，做了乡绅，也是一方百姓。做官时如果积怨太多，舆论评价过于负面，回家会被乡人的唾沫星子淹死。权力在握时的处罚是否公开、公正、公平，能否赢得舆论支持，决定自己现在到底是在“积德”，还是在“积怨”。《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无论官员还是饱读诗书的乡绅人士，都懂这个道理。

左宗棠认为自己处事公开、公正、公平，即使得罪了人，但走得正，行得稳，因此教导儿子“置之不听”。你越去理会谣言，谣言杀伤力就越大。二、办事要“清廉”，须亲力亲为

这封家书，第一次透露出左宗棠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的特点。

这次，军营里给他家拨款，给家里寄回四百两白银。这笔数目不大的钱，他不但亲手安排家人只准用二百两，连另二百两做劈山石炮的事，他都要亲自安排。要知道，5803名楚军将士，吃饭、打仗，多少大账目堆在那里，等着他去处理？

很多事情，第一次遇到时定下标准与基调极为关键。信中定下的家用开支标准，其后永久性固定下来。这个标准放到湖南乡下，不过中产生活。父亲手握大钱却不让妻儿用，儿子们心里难免痒痒。他与儿子们围绕家庭开支，不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后面将会不断看到。

这封信里，左宗棠第一次与家人说出了他对曾国藩的判断：“惟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戡乱之人。”这句话也定下了曾、左以后交往的基调。当事人听来，也许格外刺耳。但这是家书，私密性强，不会给人当面难堪，何况，陈述的也只是左宗棠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读过一些曾国藩事迹的读者，看到左宗棠说的这句话也许会反问：这个判断下早了吧？难道太平天国最后不是曾国藩戡平的？

我们先不急于在此仓促下结论，尽管曾国藩一生凡是亲自指挥的战斗，确实没有一场不以彻底大败告终。我们这里不妨暂时把这句话当作一个真正的实干家对一个长袖善舞的政治家从某一个角度里做出的观察。玖| 1860年（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九日与孝威阿霖知之：前月十七日得安仁警报，即派六营截剿，得获大胜。贼窜入德兴，又发四营迎击，一战遂克复县城。贼窜婺源，我兵追到，一战即鼠窜浙界。共毙贼五六千，解散数千，拔出男妇数百，而我军仅一弁带伤后物故，又两勇阵亡而已。此次新军甫试战事，而十日之间连获三捷，克两城，未亡一卒，则训练之效也。将士勇气百倍，若慎以用之，当尚有数好仗可打。势逼饶、景昨夜得涤翁密函，建德失守，普镇败退。我已前调梅诸军克婺后尚留于彼以资镇压村、石泉诸军速回景镇，明日可到。闻此信后又加调老湘桂营二千人并来，约十二日可到。诸营到齐，当可稳打。从苏州而来，杨此贼是伪忠王李寿成，人数实有四五万之多，颇称凶悍厚庵曾于南陵途次亲见之，且与诸友察看机势图之。江西无一枝好兵相助，各处有急则咨请速援，而月饷则吝不之暂尚未大欠，然新军必须如期发数月乃可欠也与，实为可恼。答应四万一月饷浙抚奏请我督办浙中军务。旨意询涤帅，徽、宁可少此军则令赴浙。涤必不放我，我亦不肯倍涤也。家下事我无心问及，一切有尔母在，谨听教诫，毋贻我忧。十一月初九日父字　　祁门大营的人物风云与生死变幻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三个月，左宗棠在江西的战事不但多，而且规模大。为什么江西的太平军不是越打越少，反而越打越多？主要原因还在于左氏长沙练兵之前，曾国藩已经做了一个事关全国战局的重要决定，将两江总督府设于祁门大营。一、曾氏布局，“政治策略”代替“军事战略”

祁门属徽州，地处安徽南部，因“东北有祁山，西南有阊江”而广为人知。祁门背阻高山，前断江河，是块盆地。从军事学的角度，将前敌总指挥部设于此，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

作为指挥湘军五大势力的最高军事统帅，曾国藩执意选定祁门，不排除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此外，至少还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一、以速胜战迅速扭转战局，与太平军尽快进入战略决战。

1860年（咸丰十年）农历五月十四日，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曾国藩毫无保留地坦言内心这一构想：“余于十五日赴江南，先驻徽郡之祁门，内顾江西之饶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若此次能将保全江西、两湖，则将来仍可克复苏、常，大局安危，所争只在六、七、八、九月。”

二、保障粮道通畅。驻安徽各营湘勇的粮饷，从浙江、广东、湖南源源不断运来，必须经过江西。守住祁门，不但可以保证江西安全，而且能确保湘勇的粮饷供给。

三、占定一个进退有据的战略制高点。控制祁门，既可以东进浙江，顺势攻打杭州、湖州，对天京形成包围，又可以兼顾安庆。

四、在朝廷不断逼催的命令与实际的战局形势之间，寻找到一个政治平衡。1860年五月初，江南大营新败，朝廷意欲曾国藩挥师东援，曾国藩自知此时若强入江苏，势必四面楚歌。但他又刚署理两江总督，不好意思公开违抗命令，选择祁门这个火药桶做前敌总指挥部，意在做出姿态给朝廷看。

但将前敌总指挥部设在祁门，非但不合兵法，而且不切实际。但就在数百名军事高参与机要秘书的联名反对声中，曾国藩强令湘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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