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资本主义：构建可持续的市场经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加）鲍达民（Dominic Barton）,（加）戴索·霍维斯（Dezso Horvath）,（加）马蒂亚斯·基平（Matthias Kipping）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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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资本主义：构建可持续的市场经济试读：

赞誉

在过去的40年，中国的企业见证了规模发展取得的巨大成绩，在未来，企业唯有更加注重从员工、顾客、环境等多维度考虑长期价值创造，才能普遍改善大众的生活状况并促进长期的经济繁荣。——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过去200多年，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引擎。在本书中，来自西方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的领导人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深刻的集体反思和展望，探讨了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如何发挥更具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我很喜欢书中的这样一个观点：建立关注于长期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的利益相关者导向模式，更加贴近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徐中博士学堂在线中国创业学院院长

舒力克商学院的资深教授和麦肯锡公司的高管共同提出资本主义要“反思”的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已无法为大多数人增加财富和带来幸福。

资本主义虽然在科学管理、利益相关者理论、财务报告的三重底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下过功夫，但始终要妥协于“股东资本主义”，本书认为学术界最大的任务是提出一个框架帮助管理者沿着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路线走下去，要臻至这个境界需要的是“有远见的领袖、有思想的策略和正确的执行”，三者合一才有裨益。——张建雄前法国里昂银行亚洲区总监《香港信报》专栏作家

从“9·11”到2008金融风暴，以及近来全球范围的民粹主义抬头，整个世界似乎面临一个与过去颇为不同的历史节点，让我们不得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的失灵进行反思。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与哈耶克、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争论，以及弗朗西斯·福山会见我国领导人，都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书为资本主义把脉问诊，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全球经济史的宏大视角，对于亟须放眼世界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次不可多得的阅读体验。——杨澍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监兼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推荐序

资本主义的问题能否由资本主义本身来解决

多年来，我一直从曾任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和全球总裁的鲍达民（Dominic Barton）的文章中受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从季度性资本主义向长期资本主义转变”的主张。2018年，中国商界发生了许多负面甚至恶性的事件，这也让我们再次感到，估值驱动、投行思维驱动的资本狂潮，往往会让公司偏离“因顾客而存在”的初心。

在这本鲍达民参与编写的论文集中，作者们把资本主义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经济权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民粹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加剧，贸易、移民和资源关系的紧张，受到威胁的国际安全等，都和“短期资本主义的暴政”相关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遇到的最大威胁恰恰是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是不顾社会成本而追求短期利益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一系列制度与治理安排。这种倾向从次贷危机到特朗普现象，从未消失过。

资本主义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大框架下解决？本书基于“资本主义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的视角，给出了一些乐观的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抛弃短期方向，改革激励机制，致力于建立使命驱动的长期性的组织结构；将包括员工、供应商、客户、债权人、社区、环境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战略视野，并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用主人翁的态度加强公司治理，等等。作者们试图证明，从长期来看，一个公司的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每个健康的、表现良好的公司都有义务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帮助社会，同时这种做法还可以增强公司的生存能力。也唯有如此，公司才能为顾客解决问题，而不是成为新问题的制造者。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初期美国“进步主义”的改革措施对于修复“镀金年代”无节制的资本扩张和垄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资本主义的存在增添了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今天，为了克服贫富分化的自我强化，似乎到了克服短视的时代精神和再分配失灵的时候了，而在这个创造性修复的过程中，企业、政府、非营利机构都可以发挥作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追求高质量发展，市场经济的法治化、现代化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阅读这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著作，我们也一定能获得切身、会心的收获。秦朔，人文财经学者2018年9月7日

本书作者名单

鲍达民（Dominic Barton）是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全球常务董事，在公司内负责关注市场经济的未来以及商业领袖在创造长期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上所起的作用。在服务公司的25年中，鲍达民给范围广泛的产业领域的客户提供咨询，帮助机构从本地的区域性组织转换升级为全球领先的龙头。在成为常务董事之前，2000～2004年他负责韩国业务，2004～2009年是麦肯锡亚洲的主席。

肖恩·博恩（Shawn Bohen）是美国一家帮助年轻人进行职业训练的机构Year Up管理团队的成员之一，负责这家社会企业的体制变革战略和研发。肖恩是社会合作策略师，以创造具有特定任务目标的组织为己任，扶助其成长和战略管理。在加入Year Up之前，肖恩在哈佛大学工作了14年，主要负责领导协调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以应对社会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困境问题。肖恩的职业生涯始于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从事基层的环境和消费者事务运动，为公共利益研究小组服务。

杰拉尔德·切塔维安（Gerald Chertavian）是美国一家帮助城市青年进入经济主流的创新机构Year Up的创始人和CEO。Year Up成立于2000年，它每年的运营预算约1亿美元，是服务于青年的最大的非营利组织。杰拉尔德被授予许多社会创新和青年发展的奖项，并是哈佛商学院倡导社会创新活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2013年他被马萨诸塞州州长德沃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任命为罗克斯伯里社区学院的主席。杰拉尔德毕业于鲍登学院和哈佛商学院。

高顿L.克拉克（Gordon L.Clark）是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圣埃德蒙学院的教授级研究员，莫纳什大学的路易斯·马修森爵士杰出的客座教授以及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的治理和管理以及养老金与退休收益基金的参与者行为等。出版的作品包括与亚当·迪克森和艾斯比·蒙克合著的《主权财富基金：合法性、治理以及其全球力量》（Sovereign Wealth Funds：Legitimacy，Governance and Global Power）以及与肯德拉·斯特劳斯和珍妮尔·诺克斯-海斯合著的《为退休存钱》（Saving for Retirement）。

安德鲁·柯仁（Andrew Crane）是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的卓越商业责任中心主任和乔治R.加德纳商业伦理教授，撰写编辑了12本著作，包括获奖教科书《商业伦理》（Business Ethics）和《牛津公司社会责任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及最新出版的《社会合作伙伴和商业责任：研究手册》（Social Partnerships and Responsible Business：A Research Handbook），并在管理类学术期刊上就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发表了大量文章。他是《商业与社会》（Business and Society）期刊合作编辑，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是柯仁和马特博客的合作主笔。

罗伯特G.艾克尔斯（Robert G.Eccles）是哈佛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1979年首次加入哈佛商学院，1989年获得终身教职，1993年离开任职于私营企业，2007年重新回到哈佛任教。他的最新著作是《价值总览报告运动：含义、势头、动因和重要性》（The Integrated Reporting Movement：Meaning，Momentum，Motives，and Materiality，与迈克尔P.克鲁斯和悉妮·里沃特合著），他是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指导委员会成员（http://www.integratedreporting.org/）并担任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http://www.sasb.org）。

R.爱德华·弗里曼（爱德）（R.Edward“Ed”Freeman）是一个多产的教育家、咨询顾问和演说家，以其在利益相关者管理和商业伦理道德方面的工作著称。1984年弗里曼首次出版的获奖作品《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的方法》（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它帮助大家形成观念，并且理解实际好的管理实践是怎样基于企业的各种关系的。1987年弗里曼加入达顿工商管理学院，目前是该学院的教授以及伊利斯和西格尼·奥尔森工商管理教授。

戴索·霍维斯（Dezso Horvath）是多伦多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的院长兼H.舒力克战略管理讲席教授。在其领导下，该商学院做了很多国际化扩展，包括在印度设立校园，在商业责任领域成为公认的全球性领袖。戴索·霍维斯是数家公司和机构的董事，并任职于世界上多家商学院顾问委员会。2004年他被国际商学院选为“年度院长”，并且是2008年度加拿大勋章的获得者，以表彰他在商业教育上的执着努力和学术领导力。

布莱恩W.赫斯特德（Bryan W.Husted）是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EGADE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有企业社会责任、国际商务、公司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他曾担任商业伦理学会（Society for Business Ethics）和商业与社会国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and Society）会长，目前是《商业与社会》（Business and Society）期刊的合作编辑。

约翰·凯伊（John Kay）是英国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不列颠学院院士和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他担任数家上市公司的董事，每周为《金融时报》撰写专栏。2012年他主持了给英国政府的“英国股票市场与长期性决策”的评审报告。他也是多本专著的作者，其中包括《市场的真相》《倾斜》（Obliquity）和《别人的钱》等。

马蒂亚斯·基平（Matthias Kipping）是多伦多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的政策和理查德E.沃商业历史的讲席教授。之前在英国与西班牙任职并在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在管理学历史、管理知识和扩散等方面著述甚丰，包括《牛津管理咨询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nagement Consulting）（与T.克拉克合编）和《定义管理学》（Defining Management）（与L.Engwall和B.躶diken合著）。

莫尼克·勒鲁（Monique Leroux）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总裁。2008～2016年，她曾担任世界第五大金融合作社——Desjardins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总裁和CEO。在她的领导下，Desjardins集团确定了根植于合作社价值理念的战略愿景，专注于其会员和客户的成长、服务与效率。为了促进合作社价值理念及其当代相关性，2012年她出版了Alphonse Desjardins：A Vision for Today’s World，并成为国际合作社峰会的发起合伙人，于2015年当选为总裁。

尼克·拉古路夫（Nick Lovegrove）是一家商业通信公司博然思维集团（Brunswick Group）的美国常务合伙人。之前他在麦肯锡的伦敦和华盛顿特区分部工作长达3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合作发表了研究文章《三重力量领导力》，在Global-Is-Asian季刊上发表了《全能选手》。他的新书《马赛克原理》（The Mosaic Principle）即将出版。尼克曾是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资深研究员，硕士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代史）、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克尔斯滕E.马丁（Kirsten E.Martin）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和公共政策助理教授。她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三年经费，主持研究互联网隐私。马丁也是“未来隐私论坛”顾问委员会和人口普查局国家咨询委员会负责有关隐私与大数据伦理道德方面的成员。她常被邀请发表关于隐私和大数据伦理的讲话。其研究领域主要有互联网隐私、企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理论。

德克·马滕（Dirk Matten）是多伦多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惠普企业社会责任的讲席教授。他获得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的博士学位和特许任教资格，也是伦敦大学、诺丁汉大学以及伊斯坦布尔萨班哲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和全球治理，出版了23本著作，编辑专辑并发表了80多篇文章和书籍章节。

凯瑟琳·麦克劳林（Kathleen McLaughlin）是沃尔玛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和沃尔玛基金会总裁。除了在供应链端做人力和业务方面的投资举措外，沃尔玛在全世界的捐赠超过了14亿美元，其中包括10亿美元的食品捐赠。麦克劳林在2013年加入沃尔玛之前，在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了20年。她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并获得罗德斯奖学金，在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董明伦（Doug McMillon）是沃尔玛有限公司的总裁和CEO，管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包括世界各地11000家零售店、230万名员工以及11个国家的网店。董明伦的第一份工作是1984年他在沃尔玛的一个配送中心做按小时支薪的暑期工。1990年他再次加入，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的沃尔玛做经理助理，然后又去采购部做买手培训生。接着他又在沃尔玛的各个业务部门担任高管职务，包括山姆会员店和沃尔玛国际。

彼德汉“鲍比”L.帕马（Bidhan“Bobby”L.Parmar）是达顿商学院的助理教授。帕马的研究领域专注于企业经理应该如何决策，在不确定和变化的环境中进行合作，从而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他的著述可以帮助高管更好地在模糊条件下进行决策。帕马是达顿商学院企业伦理研究所商业圆桌会议和奥尔森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与哈佛大学萨夫拉伦理中心的研究员。

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2009年开始担任联合利华（Unilever）的首席执行官。在其领导下，公司树立了雄心勃勃的愿景，他把公司的增长与对环境的影响脱钩，提高企业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保罗是世界企业永续发展委员会（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主席，并担任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组织的理事。他密切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联合国高层议事会成员，参与制定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为了表彰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贡献，保罗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项和荣誉，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

理查德A.罗斯（Richard A.Ross）有35年的矿业领域经验。直至2009年12月31日，一直担任Inmet矿业公司（Inmet Mining Corporation）的主席和CEO。罗斯先生在很多上市公司和非营利性机构担任董事，其中包括加拿大矿业协会和多伦多圣约瑟夫健康中心主席。现在他把时间、精力和对矿业的激情专注于开发与指导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的全球采矿管理MBA课程。

道格拉斯·萨罗（Douglas Sarro）是纽约的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拥有多伦多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和奥斯古德霍尔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布鲁斯·辛普森（Bruce Simpson）是麦肯锡咨询公司董事，一个服务麦肯锡29年的老兵，从纽约到巴黎再到加拿大。他先是主管麦肯锡的加拿大业务，然后是运营实践的全球召集人，曾担任麦肯锡全球董事会成员。布鲁斯主张资本主义应当聚焦长远利益，倡导把企业社会责任全面融入公司战略和企业文化中。他在人权观察委员会、催化剂（促进妇女在商业中地位的非营利组织）和加拿大小道等非营利组织中担任理事。布鲁斯拥有剑桥大学的两个法学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MBA以及劳德研究所的文学硕士学位。

比吉特·斯碧斯霍夫（Birgit Spiesshofer）是登顿的法律顾问，之前是德国亨格尔·米勒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并在华盛顿特区和欧盟委员会担任驻外律师。她曾就读于纽约大学（MCJ），海德堡（法学博士），弗赖堡以及图宾根大学。她的专业是企业社会责任（CSR）、合规、国际、欧洲、公共领域和环境等法规领域。她是欧洲律师协会和法律理事会以及德国律师协会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主席，也是德国通用未来基金咨询委员会成员，经常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文章和讲话。

约翰·斯塔克豪斯（John Stackhouse）是皇家加拿大银行CEO办公室的高级副总裁，是高管和董事会在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的顾问。之前是加拿大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的主编，任职长达25年，先后做过商业、国内和国际事务编辑、特约通讯员等工作，并在1992到1999年期间，担任驻新德里记者。他出版了三本书：Mass Disruption（2015）、Timbit Nation（2002）和Out of Poverty（2000）。斯塔克豪斯还是加拿大贺维学会和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的资深研究员。

琳恩·斯托特（Lynn Stout）是康奈尔大学公司和商业法的杰出教授，国际著名的公司治理、金融监管和伦理行为方面的专家，出版发表了大量著作、文章和演讲。目前她是金融分析师学院的监事会、阿斯彭研究所商业与社会课程顾问委员会以及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她的书籍《股东价值的神话》被选为2012年公司治理年度书籍。2014年她入选Ethisphere Institute商业伦理领域最有影响力100人。

拉坦N.塔塔（Ratan N.Tata）是塔塔公司董事长（1991～2012年）。在其领导之下，塔塔集团从原先基本上是印度本土公司发展成为海外营业额占65%的全球商业集团。塔塔继续担任塔塔慈善信托基金会主席，在其职业生涯中从商人角度尽力服务社会，颇有声誉。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并在哈佛商学院的高级管理课程深造。他被授予多个荣誉学位，包括多伦多约克大学的荣誉博士。

马修·托马斯（Matthew Thomas）是非线性职业发展平台——Paddle的创始人和CEO。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与他人合作发表了研究文章《三重力量领导力》并在Global-Is-Asian季刊上发表了《全能选手》，是大卫·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成员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推手会研究员。之前他创立并领导了“跨界项目”，也曾任职于麦肯锡咨询公司、加拿大财政部和摩根士丹利等。马修毕业于多伦多约克大学舒力克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优异生）。

迈克尔·魏斯（Michael Viehs）是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的研究主任、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商务与经济学院客座助理教授，目前也是欧洲企业参与中心的客座研究员。迈克尔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发表于《金融时报》和《福布斯》杂志，在公司治理和股东参与等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在《公司治理国际评论》（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双月刊）和《社会责任年鉴》（Annals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上。

蒂夫尼·沃格尔（Tiffany Vogel）是麦肯锡公司多伦多的联席主管，于2011年入职。她带队为多边机构、非营利机构和私营企业客户做了许多大规模绩效转型项目。在牛津马丁学院，她写了大量有关21世纪全球治理和系统风险的文字，与他人合著的文章发表在期刊《全球政策》（Global Policy）上，是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的《蝴蝶缺陷》（The Butterfly Defect）中某一章的作者。蒂夫尼是英联邦学者和扶轮大使学者奖学金获得者，取得牛津大学的环境政策硕士学位、西安大略大学的荣誉理学士和文学士学位。

爱德华·维泽尔（Edward Waitzer）是斯蒂克曼·艾略特法律事务所（Stikeman Elliott LLP）的前主席和高级合伙人，纽约大学亨尼克商业与法律中心主任，加里斯罗斯基·迪玛·穆尼公司治理讲席教授，曾任安大略证券委员会主席和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副总裁。他是安大略省酒控制委员会主席和智利化学矿业学会的副主席。他写了大量有关法律和公共政策事务的文章，并担任了多家公司董事以及基金会和社区组织的理事。

D.埃莉诺·韦斯特尼（D.Eleanor Westney）是舒力克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荣誉教授，以及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的国际商务客座教授。她在组织理论、跨国公司研究、跨境学习、日本商业体系和日本跨国公司以及研发的国际化方面著述甚丰。

盖仑G.威斯顿（Galen G.Weston）是威斯顿家族的第四代领袖，现任乔治威斯顿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拥有食品和医药零售、时装、房地产和金融服务等业务的罗布劳集团的执行主席。威斯顿先生拥有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MBA学位。他在罗布劳集团采取战略性的基于价值理念的经营方法，特别倡导食品的可持续性和保健饮食，并推出一系列举措予以落实，包括对旗下在加拿大两个最大的品牌“总统之选”和“生命品牌”采取的可持续海鲜政策和行动领先业界。

西蒙·扎德克（Simon Zadek）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关可持续金融体系的设计选择的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学高级研究员、商业与社会学院的杰出高级研究员。他是AccountAbilit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世代投资管理咨询委员会成员，还是获奖图书《民间公司》（The Civil Corporation）以及常被引用的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通往公司责任之途”的作者。  第1章 风物长宜放眼量：反思资本主义，再造市场经济鲍达民 戴索·霍维斯 马蒂亚斯·基平引论：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行进

2009年，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撰写了《这次不一样》一书。该书将2008年金融危机（即“大衰退”）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来进行审视，提炼出所谓“八个世纪的金融愚行”。两位经济学家批判政府（过度）举债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当然，其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Coffee，2009；McLean and Nocera，2010；Krugman，2008）。“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政府显然未曾懂得这样的道理。试问：2007～200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如今是否已经消退？目前的商业体系是否已照常运转？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区域的国度，其民众也依然无法逃避失业、贫困甚至饥饿所带来的悲惨命运；然后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后，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苏联开始以集体所有制经济取代个体经济，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民主社会思想扩散到全球半数国家和地区。

然而这一次，我们相信这个时代理应有所不同。这不仅与前文所述的经济“大衰退”相关，而且还与人类社会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相关。例如，资本主义体系、全球经济繁荣、全球秩序安稳等层面，都受到众多未曾预料的挑战，导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甚至威胁。我们回顾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伊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毫无疑问它是财富创造的引擎。它带来了生产力的持续收益与经济持续增长，使人类社会逐渐摆脱贫困并改善生存条件。资本主义体制由最初的“大西洋经济圈”扩展至全球范围（Maddison，2001；McCraw，2011）。如今，资本主义的根基却产生动摇，这致使人们对其发展前景备加关注。譬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未来能继续成为财富创造引擎吗？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价值观能够提升人类的幸福感吗？而且，有人批评道，长期价值创造让位于短视投机行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公民明显感受到社会底层摆脱贫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OECD，2011，2015；Piketty，2014；Wilkinson and Pickett，2009）。自然环境遭受毁灭性破坏，这对未来若干个世纪产生的影响和后果殊难预料。此外，那些被托付的、被信任的、行使市场经济职能的商业和政治领袖，是否有能力并且愿意把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置于短期利益至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呢？

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个时代能够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个时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照常将商业运转下去”的心态已经不受欢迎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运转带来的影响及未来发展前景，已不局限于左右派政党的范畴。以美国为例，“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立场，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的立场，双方均能获得广泛声援。这不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吗？除民主政治议题之外，气候变化、水资源供应等问题，已经从联合国或无政府组织的行政管理范畴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考虑的问题。

本书提倡即刻采取行动，把握机遇，促使人们就如下议题达成广泛共识：将市场经济引领至一种更具责任感、更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上来，发挥其创造长期价值的功能，即使在当下改革思路尚未明朗，改革引领者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也应如此。本书独特之处在于：它从学术、商业和无政府组织领域中汲取先进经验，从而来探索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改革先锋早已踏上思想与行动的前线，积极探寻市场经济的未来。他们针对面向长远发展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对其理想形态与实现途径，开始从个体与集体层面出发进行探寻，并做出了有力贡献。他们开展研究、分享专业经验，以社会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促使对市场经济的反思逐渐成为事实。

本节引言的剩余部分，则阐述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轨迹及其未来趋势之争。在此基础上，本书随后章节将逐一展开阐述。研究背景：动态演变、颇具争议的市场经济

主要依靠私营组织、自我驱动与投资收益驱动的，以及依靠商品交换的市场经济体系，未曾有过统一的划分类型。所以，正如罗纳德·道尔（2002：116）所言：“市场经济的形态不是固定的。”市场经济一直在演变，有时这种演变较为明显，以至于人们无法确定它理应归到哪个种类中。本节余下文字，将指出其争议与演变过程，分析其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日益结构化、更易理解的演变过程。自18世纪晚期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尝试

市场改革始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它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地区，随后迅速扩散到欧洲大陆，直至北大西洋地区（Pollard，1981；Stearns，1998）。新型动力（蒸汽机）开始出现，机器开始变得复杂起来（特别是纺织业），这都使得社会财富输出与工人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同时，资本家开始引入新型的组织架构（从作坊到工厂），使得成百上千个员工得以在同一地点完成工作。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加快，一方面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经济得以增长；另一方面却滋生出新问题。例如，工人阶级穷困潦倒，非法雇用童工等。在工厂围墙之外，社会也在探索如何扶持工人生活，思考如何让社会大众共享收益。此类举措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也小有成效。例如，更多强调社会责任感与强调公平的市场经济模式生存下来并持续壮大，甚至能推动更具影响力的改革。

在这场“自下而上”的运动中，不少眼光长远的企业家做出行动表率，其中杰出的代表是罗伯特·欧文（1771——1858）。欧文在苏格兰新纳拉克地区办纺织厂，开展社会主义实验并取得成功，显著改善了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条件，因而这也成为当时社会改革者的范本。此后，在德国钢铁大亨阿尔弗雷德的努力下，企业主为提升工人生产效率与幸福感，纷纷效仿准社会主义的政策，即“大家长式管理”，这被称为“承担起工业社会责任的第一步”（McCreary，1968：24-5；Husted，2015）。其他德国企业家走得更远，他们集体倡议：要实行工人劳动时间与工资的规范化管理。同时，要组织雇主与工人共同集资，筹划工人的退休金制度。德国政府后知后觉，若干年后才颁布相关政策。总之，上述关于初期探索值得后人铭记在心，它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诉求，即全体公民共享工业化成果，资本主义体系理应设法让社会大众更接受（Reckendrees，2014）。“自下而上”风潮继续演进。1844年，在英国洛奇代尔地区，出现了一家名叫“洛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的消费者合作社，它成为以后市场经济社会改革的模板，为后续改革进程树立了鲜明的旗帜。该社的指导原则包括开放的社员注册制度、民主管理制度。1937年，“国际合作运动”仍沿用该原则。如今私有企业或上市公司（Birchall，1997）在维系自身成长与发展之余，也积极努力尝试合作型经济。有了合作型经济在金融方面的支撑，农业、建工等关系到社会民生的行业才能得以兴盛不衰。美国的“国家农场保险公司”和“泛美保险公司”，也是在众多投保人的大力支持之下成功的。

日趋强大的舆论压力与日渐壮阔的劳工运动，以及为此背书的诸多参议政党，这些形势共同促使政府做出妥协，寻求更全面的社会改革。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新颁布的《工厂法》，出现了针对非法雇用童工的条款。当然，非法雇用童工仍在其他国家时有发生，时至今日部分发展中国家依旧如此。19世纪下半叶，德国产业界开始普及工人的强制社保制度，这一制度随后在20世纪全面普及。综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场经济体系的许多方面都开始呈现出更具有系统性、可持续化的变革。更具系统性的市场经济改革之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市场经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美国等国家开始涌现出大型企业组织，来供应迅猛膨胀的城市消费需求，例如，日用品、汽车，以及钢铁、化学制品、机械等进口商品（Chandler，1990）。一时间，市场经济一路突飞猛进，产业工人汇聚成百上千的规模。由此带来的管理难题逐渐涌现，但这阻挡不了改革的步伐。

比如亨利·福特（1863—1947）。亨利·福特在福特T型车的制造过程中，引入组装流水线的先进管理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他以低廉的价格让利市场，与市场共享盈利成果。同时，通过减少工人劳动时间（之前是朝九晚八工作制），提高工人工资（翻倍至5美元/小时）等方式，这些在20世纪初看来让利幅度非常大的方式，给工厂雇员带来福利。当然，这些举措旨在鼓励工人阶级买车消费，来反哺汽车制造业的成长。但正是借助这种良性循环，通过提供较高福利待遇吸引人才，进而降低返工率与废品率，最终才使得生产效率更高（Brinkley，2003）。另一位代表人物，名气虽小但不可或缺的人物，就是波士顿百货公司的老板爱德华·费林（1860—1937）（Stillman，2004）。1916年，费林面向全球的零售商组建了一个传播更具社会合作思想的跨国联盟。1919年，他组建了基金会（即1922年的“20世纪基金会”，今日“世纪基金会”的前身）来传播其富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思想。同期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商业大亨，虽然身背“强盗大亨”的骂名，但他们也成立了基金组织，促成了类似目标的达成，发出当下我们所熟知的“为全人类谋福祉”的口号（https://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our-work）。

总之，美国新涌现的这批基金或组织推动了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促成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大进步”时期的出现（详见Gould，2001；欲了解“大进步”与欧洲的关系，详见Rodgers，1998）。这批基金或组织通过表决反对垄断法，开展政府倡廉提效行动，以及为妇女主张选举权等方式，试图打破国家过度管控经济的局面。事实表明，此举颇得人心，形成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一揽子方案。政府对上述系统化的解决思路予以大力支持，这种企业、政府联动的局面，堪称社会改革的表率。例如，在1929年的股市震荡重创美国经济的危急时刻，美国社会陷入“大萧条”时期。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主导的“罗斯福新政”（Kennedy，2009）力挽狂澜，逐渐恢复国家元气。当时，政府举措包括：整合了银行、金融监管的资源，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了工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会的权力；打造了社会保险体系、失业与退休管理体系；主导了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富有前瞻意识的企业家不顾众人反对，也支持社会改革。著名的IBM掌门人托马斯·沃森认为，“IBM不只是一家公司……还是一家这样的机构，它推动世界进步，带给世界和平……”（Maney，2003：174）。各大商学院作为后起之秀，也在倡导社会改革的提议，希望职业经理人扮演更丰富的社会角色（详见Khurana，2007；Engwall et al.，2016）。哈佛商学院（HBS）前院长唐纳德K.戴维，在谈及《商业领袖的责任》（Merrill，1948：xiv）一书时，给出了极为精辟的观点。他谈及的著作在分析美国职业经理人的定位时指出：

商业管理者要胜任自己的工作，一定要懂得，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他的企业要能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获利的现状，只需服务于公众。并且，在雇员、持股人、供应商、客户以及所有直接影响自身商业活动的其他人之间，在吸引他们长期关注自己的前提下，寻求合理平衡点。

二战结束后，“利益相关者”模型理论受到美国社会广泛认同，理论开始成型（Freeman and Reed，1983；Aguilera and Jackson，2010）。彼得·德鲁克（1954）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之中将“利益相关者”模型奉为经典。20世纪五六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与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经济制度改革举措的形成都归功于“利益相关者”模型。在西欧、日本等国家或地区，政府经过长期本土试点，开展类似的经济制度改革，使得本国资本主义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些改革通常有国内政商界精英的积极参与，以及来自美国政府、企业以及前面提及的基金会与机构的广泛智力和物质支持（Djelic，1998；Kipping and Bjarnar，1998；Kudo et al.，2004）。我们认为，“利益相关者”模型是否催生了当时的经济制度改革，二者难以建立单一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国利用区区数十年光阴实现了本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增长，实现了本国无与伦比的繁荣。这一时期，德国创造出“经济奇迹”，法国经历了“辉煌的三十年”。

因此，当时间来到20世纪30～60年代，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承担社会责任的长期导向的市场经济从早期孤立、琐碎的尝试，转为主流的并成为普遍适用和广泛接受的成果。尽管“利益相关者”模型的价值不可否认，但它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仍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接下来的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们转而崇尚“股东价值”理论。从胜利复苏走向寻求本质层面的革新

令人费解的是，人们逐渐开始质疑这样一个强调社会责任、基于“利益相关者”需求导向和定位长远的经济模式。也许，一方面，原因出在“利益相关者”自身的问题上，每个利益团体都将自身具体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另一方面，也要归因于外部环境因素，包括“越南战争”造成的不确定性和动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由此导致的汇率动荡，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危机。此外，“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Krugman，2007）思潮兴起，政府因经济领域的失败而遭到国民的质疑……上述所有因素，共同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历史学家查尔斯·迈尔（2010）所说的影响深远的“不适”。反过来说，这种“不适”却激发了单个利益相关者的探索欲，为那些拥有公司股份的人打开了大门，激发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关于这一转变原因的分析，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的分析极为精辟。他说，公司的管理人员只是“受股东委托，为股东利益服务的代理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苏冷战期间，市场经济复苏，这也许是“股东价值”理论在发挥作用，也许是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当然首要的因素是信息技术革命。但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由于北欧诸国大力推进资本主义朝现代化演进，促使其更加具有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和包容的特点，促使本国经济更具竞争力，因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无法与北欧诸国相媲美（Fellman et al.，2008）。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落差拉大，这一现象成为更加紧迫的学术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涵盖：“股东至上”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以及学术热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协调下的市场经济”（Hall and Soskice，2001）。

此后，批判与劝诫的声音此起彼伏。评论家米歇尔·阿尔伯特（1993）早期曾告诫过“新美国模式”及其“对个人成就和短期利润的痴迷”的后果。阿尔伯特不仅试图说服法国（他的祖国）导入“莱茵模式”，而且强调了排外和短期主义对美国本身的危害。同样，道尔（2000）分析了“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的优点，批判了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企业。德企与日企的管理层痴迷于股票期权，思维局限在如何做好季度业绩。

激发改革的最根本因素，是（产能）过剩及资本主义股东模型内部引发的危机。这其中就包括：千禧年的互联网股市泡沫破裂、安然破产事件、美国世通事件、伯尼·马多夫丑闻，以及最后不得不提的2007～2009年金融危机，即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Lewis，2010）。“季度资本主义”（Barton，2011）越来越多地遭受来自学术、舆论界的广泛批评，商界自身也在反省，这点极为重要。越来越多的政治领导人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水与食物资源所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威胁等，这些环境因素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构成巨大的威胁。本章将侧重分析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变革

本书旨在推进市场经济继续成为创新的源泉、财富的引擎，帮助我们成功面对当下以及未来的关乎社会与环保问题的挑战。本书从回溯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发展长河开始，辩证分析资本主义自身缺陷，探索缺陷弥补之道。本书汇聚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者与行动者的观点，他们都是践行市场改革的先锋，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列举了反思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典型案例。第二部分综述了本领域资深学者的观点。学者批判资本主义的诸多缺陷，同时重点关注商业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尝试探索市场经济改革之道，这种探索非常关键。第三部分总结了诸多改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议，推进市场经济向着追求社会责任感、可持续发展和关注长期发展之道的方向前进，并借此作为全书的结论。

第一部分以保罗·波尔曼的观点作为开篇。他以联合利华集团（简称联合利华）的改革思路为例，介绍其是如何摆脱短视思维，并引导企业走向财富共享和保护地球之路的。波尔曼倡导“众人拾柴火焰高”，鼓励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同时建议公司管理层转变管理思维，争取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紧接着，凯瑟琳·麦克劳林和董明伦在文章中指出：规模够大（大到可以满足足够多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水平）、业绩较好的公司，能以兼顾商业与社会利益的途径，影响甚至重塑全球体系。为此，两位学者还列举了沃尔玛在食品可持续发展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接下来的两章则专门分析走“长远发展之路”的企业。如盖仑·威斯顿所说，家族企业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时，通常要统筹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眼光并未局限在季度营收情况之上。这些家族企业采取面向长期的甚至是“非常规”的策略，来参与所谓的“长期资本”的实践。此外，该文列有其他家族企业案例，其中包括作者自家的加拿大零售超市罗布劳（Loblaws）。另一类面向长期的组织形式是“合作联社”。作者莫尼克·勒鲁结合自己在加拿大“加鼎银行”的工作经历，探讨了合作联社的具体功能。合作联社的民主治理模式，十分关心处于核心层面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正是如此，合作联社才能逐步从最近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塔塔集团的拉坦N.塔塔在本书中提出：“社团是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塔塔集团在回顾自身企业的发展史时，通篇提到社团，认为社团是维系塔塔集团运转的重要支撑力量。虽然，这可能是塔塔集团在欠发达的商业环境下自主摸索出来的方式，但是作者认为，照顾好本土社团与跨国社团的利益，能成为21世纪构建更好社会的方式。本部分最后一章，尼克·拉古路夫与马修·托马斯，在分析了众多颇具责任感的领导人之后，发现“那些拥有跨部门、跨领域和跨文化的多元从业经验的领导者，相当于穿戴着最佳战斗装备，能从容应对当下及未来在商业、社会层面出现的复杂挑战”。特别地，所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专才修炼理论有待思辨。

本书第二部分，开篇是约翰·凯伊关于市场经济成功经验的总结。市场要取得卓越的表现，不仅要强调市场给予真实的反馈，还要警惕它们倾向于“寻租经济”的心理——“与其创造新财富，倒不如将现有财富进行增持配股”。因此，凯伊认为现代商业的成功不仅源自个体经济的努力，同样也取决于协作联社，以及社会组织、社团的扶持力度。对此，安德鲁·柯仁和德克·马滕进一步探讨了当今商业在社会上所扮演的更宽广的角色，包括维护人权，提供公共服务，制定民生政策等。两位作者提倡，从协作目的分析、协作效果考核、合作伙伴选定等评价维度，来审视协作型商业体系的运转质量。紧接着，R.爱德华·弗里曼、彼德汉L.帕马和克尔斯滕E.马丁，从更规范的研究视角提出：“虽然到了21世纪，但人们对商业与价值创造的认识，包括全体利益相关者的相关性与相互依存性的认识，依然不够深入。”布莱恩W.赫斯特德指出，职业经理人同时兼顾金融成就与贡献社会价值、追求环保事业的可行性不大，这必然是一个权衡利弊、有舍有得的过程。再接着，琳恩·斯托特剖析了这样一个迷思，即是否应将“股东至上模式”中的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在本书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约翰·斯塔克豪斯展望了企业在公众意见诉求、构建舆论力量方面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通过这些角色企业也能推动资本主义改革。诚如前文所述，过去曾经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冲击下，地位逐渐动摇。在提升信息的通达性与独特性的同时，技术却使人们的注意力变窄，使人际沟通变得碎片化，使协作联社改革变得更具挑战性。

本书第三部分，聚焦于市场经济重塑与改革的途径问题，具体是指如何运用和跨越个人领导力，实现重塑与改革进程在深度、广度上的拓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直在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西蒙·扎德克对此跟踪研究多年，他总结出一套颇具包容性与平衡能力的金融体系。类似地，协作联社导入“价值总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的会计规则，对此罗伯特G.艾克尔斯和比吉特·斯碧斯霍夫有专门论述。这种机制，迫使公司审视生产原料的相关问题，探索问题解决之道。比如，跨国企业生产原料的相关问题，影响其跨时区的价值创造能力。爱德华·维泽尔和道格拉斯·萨罗研究了加拿大与美国的个案后，特别强调了法律是在约束协作联社方面所扮演的第一个强硬角色，具体是指要求联社估计全体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理清如何执行长期规划的先后顺序。第二个强硬角色，则是机构投资者。高顿L.克拉克与迈克尔·魏斯根据文献调研发现，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财务表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而机构投资方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握有更积极的支配欲和更高效的管理资源，因此两人表示全力支持机构投资方的加入。布鲁斯·辛普森与蒂夫尼·沃格尔主张企业及企业主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两人认为CSR在远见卓识的领导力、警觉性强的企业战略、完美执行力三个因素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情况下最能发挥成效。接下来两章，则将结合案例，分析如何破解当前体系改革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局。理查德A.罗斯和D.埃莉诺·韦斯特尼以采矿业为例，提出为确保环保工作顺利开展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人们需要就两个问题达成一致，即承认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差异，承认各方在提出不同诉求的背后所代表的不同价值观。同时两人特别强调了董事会在权衡各方利益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肖恩·博恩与杰拉尔德·切塔维安，则以更自下而上的方式研究美国的案例，强调有必要重新树立起年轻人对市场经济的信心。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年轻人表现出自由散漫的心态和竞争力方面的缺陷。只有重塑年轻人的信心，才能弥补工作技能上的不足。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戴索·霍维斯和鲍达民在前文综述的基础上，规划出构建可持续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在宏观层面上，两人将目光从狭义的“股东至上”市场经济模式，转移到强调长期价值创造的模式上，探讨了如何定义利益相关者的各方权益优先级问题；在微观层面上，两人劝诫职业经理人、企业执行团队和董事会成员，希望他们摆脱“季度资本主义”桎梏，发挥主人翁精神，以长远的眼光做投资，创造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致谢

本书集众人智慧之结晶，是众人无私奉献的成果。感谢全体作者，他们积极参与编著，认真采纳编辑的意见和建议；感谢我们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大卫·穆森和克莱尔·肯尼迪，他们付出耐心等待本书的最终成稿，指导我们完成整个出版过程；感谢所有幕后默默付出的伙伴们，他们提出了宝贵的优化建议和建设性的意见，帮助我们完成编辑工作，识别与核对参考文献，并保障所有参与者开展流畅的沟通工作。特别感谢如下作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按姓氏首字母排序）：丽莎·安德鲁斯，凯瑟琳·鲍尔曼，安德鲁·思达，伊冯娜·玛索普，保罗·皮瓦托，迪安娜·施密特，乔安妮·斯泰因和莉莉·王淑曼。依据往常惯例，原文作者文责自负。参考文献第一部分开拓创新：模范领导的作用  第2章 重建信任：让胸怀社会、目光远大的企业模式成为工商业的追求保罗·波尔曼引言：重建信任之路，势在必行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民主制是除所有其他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政府治理形式。”如果他能观察到当今的市场经济体系，也许会继续表达同样的观点。市场经济尽管存在缺陷，但在提升普罗大众的民生状况和促进经济繁荣方面，仍无可匹敌。市场经济是满足市场需求、投资高价值创意、实现人职匹配的最佳模式。但即使是“最佳”模式，也依然不够——市场经济在许多层面都正在让我们感到失望，这个体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深度缺陷（参见本书第8章和第20章）。其中最致命的缺陷是它无法较好应对“外部挑战”——在非市场领域表现糟糕。当然这有好有坏，但消极成分更多，因此引发了经济学家的批判（Helbling，2010）。典型的“外部挑战”就是制造了环境污染，我们都忽视了自己正在几乎毫无成本地消耗着地球给予我们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学理论上，市场经济同样存在诸多隐患，例如，对未来一如既往地偏爱利用“贴现率”来挤压未来的利益空间，和对追求短期绩效的普遍痴迷（Barton，2011）；无法对社会与商业极有价值的事物估价，例如，员工技能和知识以及痴迷于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轻视了其他环节。

我们不难预料其后果。在环保方面，我们不惜以巨大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率，不断挑战着地球的容忍极限。我们耗尽关键自然资源的“库存”与“存货”，使地球不再拥有稳定的气候、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资源、丰富的食物、纤维和矿产。这些资源是社会和经济得以运行的关键资源（参见本书第19章），并不是人们拿来锦上添花的器物，更不是奢侈品。我们身处悬崖边缘，甚至已经越过悬崖。最新科研结论警告我们，这种模式“将给人类与生态系统带来严峻、无处不在、不可逆的后果”（IPCC，2014：8）。从巴基斯坦、俄罗斯、泰国与菲律宾的极端气候增多，到非洲、澳大利亚、欧洲南部、拉丁美洲的持续干旱，再到横跨美国西部一长线地区的干旱符咒，记录显示，上述气候灾害可能已经常态化（Carrington，2014）。几年前，由联合国召集来自全球的优秀气候学家曾警告说：“极端气象事件将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横扫亿万生灵，使洪水泛滥，生灵涂炭。”（Harvey，2011）。

总之，我们当前的生态系统正在给人类造成无数生物物理损害，威胁我们已有万年历史的人类社会。但是，我们宁愿耗费如此高昂的代价，追求所谓的“带给每个人”繁荣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我们努力的结果却是在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地球上12亿最为贫困人口的消费额仅占全球经济消费额的1%，但10亿最为富裕人口的消费额几乎占据全球3/4。另外，令人觉得极度荒谬的是这样一组数据——全球62个最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富，相当于36亿全球最贫困人口的所有财富总和（Oxfam，2016）。该组织的执行董事温妮·比扬依玛曾感叹道：“时间来到21世纪，全球最富裕群体拥有相当于全球半数人口的财富总和，这个群体的人数，竟然用一节火车皮就能安排他们舒舒服服地坐下，这令人感到惊愕不已。”（Puzzanghera，2014）社会金字塔底层的贫苦大众，仍挣扎于温饱生命线上。每年有超过30亿人死于水资源问题、卫生设备问题和相关卫生问题；超过20亿人的基本卫生需求得不到满足（Water.org，2015）。10亿人在与肥胖做斗争之时，却还有10亿人不能确定自己可否撑过饥饿的黑夜（Nierenberg and Small，2014）。

因此，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组由方程式构成的复杂体系，它善于从方程式求解生产效率的问题，却不善于求解事关公平或繁荣的问题。它能求解如何提取经济价值以及将其最大化的问题，却不能求解真正事关生命的问题：幸福感、共享繁荣成果、社团协作、真诚，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人生追求。本章探讨的主题，是商业必须扮演这一基本角色，即“能致力于破解这些困局，能确保市场经济在真正重要的领域发挥价值”。本章结构如下几个方面。先剖析市场经济缺陷，包括“为迎合最具价值人群而不惜代价消耗宝贵的生态资源，在经济运转方面也不惜付出高昂成本”。紧接着是本章核心，探讨了商业在应对上述挑战中面临的使命和具备的能力。这里首先强调了要重新赢回社会信任的意义；其次以联合利华公司为例，分析了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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