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佳如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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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试读：
前言
本书起源于对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书写的反思。大体上，既有研究有三个主要倾向：一是固有某种总体化认识，即封建统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二是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是不断向一些近代概念，如“自由”“舆论”“民主”演进的历史；三是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是不断向近代新媒介特别是“报刊”，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不断演进和接近的历史。这种总体化的、连续的、线性进步的史观，影响人们理解政治媒介（传播）之于古代社会和中华帝制文明的意义。政治媒介之于古代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纵向的线性演进趋势，而且还在于横向的、对于社会现实及社会关系的介入和再造。
孙嘉淦伪稿案本身，呈现出与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书写的断裂之处，提供了讨论上述构想的绝好机会。孙嘉淦伪奏稿案开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当时皇帝接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称缉获一奏稿，该奏稿假托直谏名臣孙嘉淦的名义，除却批评当朝重臣外，更是列数皇帝之“五不可解十大过”，其措辞令首先奏报发现伪奏稿的封疆大吏硕色“不胜骇异”。而且，当时伪奏稿早已传遍十七行省。皇帝接获奏报后，整个朝廷动员起来，彻查伪奏稿的始作俑者，然而经两年追查而无果，最后只能指鹿为马，草草了案。
本书以孙嘉淦奏稿这一媒介的性质切入研究，将奏折等政治媒介视为能够形塑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朝廷执政的一种工具，因而除却与以往研究一样会关注奏折为代表的官文书的传递和使用制度外，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是这种政治媒介是如何界定和影响政治参与者的行为的，从而影响政治组织的形式和运作以及权力的施行和消解，进而将研究的主题引向政治媒介如何成为形塑帝国、形塑政治文明形态的构成性力量。
从这一角度出发，孙嘉淦伪稿案就是一个被奏折这一政治媒介所形塑的政治事件：孙嘉淦奏稿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呈现出政治信息民间传播的条件和动力，以及这种条件和动力在清中期持续存在的原因，以此来认识孙嘉淦伪奏稿民间传播的意义所在；同时，在追查伪奏稿首逆的过程中，围绕奏折这一政治媒介，又展开了诸种政治关系。本书的焦点始终在于政治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上，从而试图从媒介角度解读出别样的帝制文明。
本书希望这一个案研究，能够为古代新闻传播史提供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詹佳如前奏第一节 乾隆三年的京城流言
乾隆皇帝登基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738年，面对一则在京城疯传的流言，特别发布了一道上谕，宣示朝廷内外。当朝皇帝对一则流言的内容特地进行澄清，很是罕见。
这份上谕显示，流言说的是作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的孙嘉淦在左都御史任上，向刚刚即位的皇帝上过一道奏折，密参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领侍卫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乍听起来似乎真像有那么一回事。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世。流言发生的1738年，孙嘉淦正在刑部尚书（1736—1738）的第三年任上，此前他刚刚担任了左都御史（1735—1736），此后直到伪稿案事发，他分别担任了直隶总督（1738—1741）、湖广总督（1741—1744）、宗人府府丞（1744—1747）、左都副御史（1745—1747），1747—1749年退职还乡，后又复出担任皇子师傅（1749—1753），同时担任工部尚书（1750—1752）、翰林院掌院学士（1750）。伪稿案的发生并不妨碍孙嘉淦的仕途，此后他又迁至吏部尚书（1752—1753），1752年更是授协办大学士。直到1753年，伪奏稿案的发生令这位曾经的谏臣惊惧而亡。
要说胆敢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之外，当朝不作第二人之想。与能臣尹继善、陈弘谋等官员不同，孙嘉淦不仅仅是一个干练的职业官僚，而且还是个颇有学识的儒学研究者。他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又在国子监系统讲学，他编写的《大学》第一章的讲义以《成均讲义》的名字予以刊行；服膺宋代理学，刊行了有关儒学的研究著作：《春秋义》十五卷、《南华通》七卷、《诗经补注》；又编辑过朱熹《近思录》的精简版《近思录辑要》。1723年，因其大胆对刚刚登基的世宗皇帝上疏“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从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更为其赢得直臣的声名，胆敢在一向狠辣的雍正皇帝面前奉劝其“亲骨肉”是要具备一身铁骨的。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刚一即位，迁任左都御史兼任吏部侍郎的孙嘉淦就上了奏章《三习一弊疏》，劝诫皇帝革除“耳习”“目习”“心习”三种不良习惯，亲君子而远小人，成一代明主。时隔百年的曾国藩仍然说《三习一弊疏》“为本朝奏议第一”。《清史稿》说孙嘉淦：“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本就以直谏有名的孙嘉淦更在乾隆登基初年，因上了《三习一弊疏》奏章而更声名大噪。孙嘉淦俨然是当朝汉族文人士大夫传统的最佳诠释，由他来扮演出头鸟，是再合适不过。
流言中被弹劾的大臣，均是当朝重臣。乾隆初执政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以及大学士张廷玉总理事务，时任户部尚书的海望、刑部尚书的徐本、领侍卫内大臣讷亲均在总理处协同办事，除却允禄、允礼这些亲王外，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海望以及常明等均是乾隆开朝最有权势的官员。张廷玉和鄂尔泰，一个是汉人，一个是满人，均官至大学士。他们在世宗雍正皇帝那里就是最受恩宠的官员，各类赏赐颇多。世宗去世时，遗命张廷玉与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人臣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典。据说雍正朝的多数诏谕均出自张廷玉之手，雍正朝成立的特设机构即后来被称为“军机处”的机构，第一批任职的机要大臣就有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大臣权倾朝野，周围更是各自集结了一群大臣，形成派系。另外，大学士徐本是刑律方面的专家。其父亲徐潮就已官至吏部尚书。徐本是康熙五十七年的进士，刚入仕途不久，就被派往修撰《圣祖仁皇帝实录》。迁调外省后，他相继任江苏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安庆巡抚，后在乾隆登基后，升迁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并被授予东阁大学士，成正一品大员，并奉命修撰《世宗宪皇帝实录》，死后入祀贤良祠。讷亲、海望则都是满人，为乾隆帝所倚重，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特地上奏称讷亲“职掌太多，任事过锐”，可见皇帝对其信任的程度。至于被乾隆帝夸赞为“心地纯良”的海望，在乾隆登基初，同讷亲一样，均在议政大臣之列。所以，这些大臣在皇帝登基之初无一例外手握重权，乾隆三年，皇帝已坐稳龙椅，此时出现这样的流言，不能不说有统治权力斗争的意味。
流言背后所反映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流言中孙嘉淦所参劾的是最有权势的官僚阶层。孙嘉淦这样一个以直谏闻名的士大夫，弹劾当朝权贵似乎也合情合理。皇帝的上谕却指出，有关参劾的流言是非常错谬荒诞的，而且仅凭逻辑分析即可明辨其中的荒唐：“诸大臣皆系朝廷简用之人，守法奉公，实心尽职，并无可指摘之处。而鄂尔泰张廷玉尤系皇考特简用之大学士，为国家栋梁，以孙嘉淦较之识见才猷，岂能与二人为比。朕特以其操守廉洁，向有端方之名，故屡次加以擢用，非以其才识在二人之上也。如果才识在二人之上，朕何难即用为大学士，而仍在尚书之列乎。且朝廷政务繁多，正赖宣猷佐理之群彦，岂有将诸臣罢斥，而专用孙嘉淦之理乎。至于伊密参之语，毫无影响。”皇帝还特别注意到流言所指的是廷臣的奏折，但是奏折实际上却不可能成为众所谣传的对象：“既云密奏，则惟有孙嘉淦自知之，伊岂肯漏洩于人，以招众怨乎。”到此，皇帝已经很有说服力地宣示中外，这则流言是子虚乌有的。之后，皇帝猜测背后造作流言、煽惑众人的，要么是嫉妒孙嘉淦的人，以此来使孙嘉淦受到排挤；要么是趋附孙嘉淦的人，造作这种说法来彰显孙嘉淦特立独行的品格。无论何种居心，均为人所不齿。而都察院在讹言风传已久的情况下，竟然毫无奏报反映，皇帝认为是其失职。如果任讹言流传，无知官员信以为真，朝廷内将起“党援门户之风”，这“于国体大有关系”。皇帝做出处理决定，因为传言已久，所以姑且不予以追究，只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
这份上谕到此应该是可以结束了，皇帝却又不厌其烦地特别提出有关密奏的问题，可见此事扰动其心弦的关键之处：“至于大小臣工，有陈奏事件，既不见之明本而用密折，便当加意谨慎，不令一人知之，方合谋猷入告之义。乃如朕降旨查奏旗人入官房产之旨，而外人即知为尹继善所奏。且云尹继善从前，曾奏过清查亏空之案，过于刻薄，今为此举以忏悔之。又如出征阵亡官兵之妻室，朕降给与丰俸半饷之旨，而外人即知为户部郎中杨晏所奏。夫查奏入官房产之事，由军机处办理，或办事司员人多，偶而宣洩，亦未可定。尔等当严行诚饬之。至于杨晏所奏，若非伊自向人言，外人何由而知之。且朕见诸臣，有参奏弹劾之类，外人每不能得其确耗，而加恩沛择之举。则谕旨为发之前，或谕旨既发之后，外人往往传播，知为某人之奏，岂非向人陈说，以为居功干誉之计乎。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岂以诸臣市惠为嫌，而较量一时之称道。但国家办事有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事之不当密者，即应明见之章奏。如用密折封达朕前者，必系当密之事，而又宣露于人，其居心尚可复问乎。事君之道，当如是乎。”皇帝以如此的篇幅晓谕百官关于奏折的规范，可想而知，皇帝对于此次事件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流言牵涉到了诸位朝廷重臣，亦在于奏折成为流言的对象。皇帝特别在意的是奏折问题上所体现的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皇帝在此反复强调奏折应当保证绝对机密，“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已然一语道出所有玄机，保证奏折的绝密与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其实就是一回事，奏折与君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固化在国体之中，“国家办事有体，名不正，则言不顺。”谆谆告诲，可见皇帝确实有不放心的心理：一方面要打消由此引起的疑神疑鬼的风波，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告诫，生怕有目的的主观泄露，透露出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无独有偶，乾隆对确保奏折这一政治媒介的封闭性，是一贯重视。乾隆四十一年，有一起伪造章奏案发生。山西候选吏目严增到舒赫德家投递奏折，历数贪官作福害民事，请立正宫。乾隆皇帝上谕称严增“乃微贱良民，何由知宫闱之事，妄生议论”，其上奏行为是“敢于捏造谤言，妄谈宫闱，离间父子，非寸磔不足蔽辜”。研究者朱传誉说严增上奏官吏贪墨，请立正宫，乃是出于善意，而乾隆严厉地处置严增乃是“小题大做”。如果正如前文所说，上奏言事乃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体现的方式，那么乾隆皇帝对严增一介平民的处置，就不能说是小题大做。“妄生议论”“捏造谤言”“妄谈宫闱”，皇帝的这些评论足可见，严增的举动是对统治权力的僭越，说皇帝的反应是“小题大做”是没有看到奏折这种言论表达渠道的特殊性质。因此，说什么仍然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渠道，渠道和途径本身意味着政治。第二节 奏折与题奏：媒介学的视角
经过清初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到了乾隆统治前期，朝廷内部沟通主要依赖于两种形式的公文：奏折（密奏）与题奏（露章）。从政治通信制度的角度，学者对此已颇有关注。这是两种上行官文书。所谓官文书是“指官府在实施其统治的过程中，为发布政令指示、上下沟通、传递信息、交流经验等而使用和形成的文字记录”，“反映了严格的官场中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也就是说，奏稿作为统治集团内部公文沟通的形式，它的一系列处理过程——书写规则、流通程序、范围、规范，与统治权力密切相关。谁可以上奏奏稿、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写入奏稿、奏稿流通的程序和范围等一系列问题，与整个政治统治有关，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Karl Deutsch（多伊奇）所说，“政治学的许多研究强调权力或者说强制，但是信息是优先于服从的”，信息能够达到的地方，才是权力能够到达的地方。
就清代所实行的官文书系统来说，军机处和内阁作为文件处理的两个中心，分别处理奏折与题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邓嗣禹（S.Y.Teng）认为文件的分类反映了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这牵涉到不同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奏折与题奏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官文书形式的不同，而是意味着不同的行政决策过程，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布。
题奏系统，也叫本章系统，承前明旧制，处理官僚的日常行政事务，这是官文书的常规渠道。题奏分为题本和奏本。按照庄吉发的说法，题本和奏本的区别是公私事的区别，题本奏报公事，奏本奏报私事。杨启樵说得更为细致，“凡弹劾、钱粮、兵马、命盗、刑名等用题本，钤印具题；到任、升转、代属官谢恩及本身私事用奏本，概不用印。”由于清朝的行政越来越依赖于奏折系统，奏本于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被废弃。到伪稿案发生的乾隆十六年，也就是1751年，常规的官文书只有题本，它按照这样的过程到达皇帝手中：通政司检查京城和各地送来的题本格式，交给内阁，由内阁大臣首先阅读题本，然后起草建议，最终由皇帝来作出决策。奏折制度通行以前，由于内阁的存在，皇帝名义上是决策者，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内阁大臣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所以内阁控制着皇帝的文书来往，起草建议，分享着一部分的决策权。
密奏系统则为清代首创。事实上，密奏系统的建立是清代政治体制变革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奏折创始之初，密奏系统与本章系统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机密，也在于一个是正式的公文，一个则是君臣之间的私人通信。庄吉发说，“题本是督抚等以行省首长的地位，于处理公务时呈递君主的公文，而奏折则系督抚等处正式公文之外，另以私人身份呈递君主的文书。”理论上正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上陈奏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正四品以上官员都能够上陈奏折，而且有些低品级的官员也能够上陈奏折。提奏人是一个不规则的范围，获准密奏是一项特权。杨启橇认为，“与其说是依品序，不如说视个人与皇帝间的关系而定。”密奏系统的运作按照这样一个过程进行：京城和各地大臣的奏折不经过通政司直接交到奏事处，奏事处将这些密奏原封不动地经奏事太监交给皇帝本人拆阅批示。在这一过程中，奏折内容并不假手第三人，只有皇帝知道谁上奏了什么，奏折制度建立的是皇帝与奏报者之间秘密的、直接的双向通信关系。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根据皇帝的口谕草拟命令进呈御览。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形式予以发布。军机处并不是正式的官僚机构，而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皇帝对所有的奏折进行决策，是整个决策过程的中心。所以，晚清大臣张瑞荫说“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其权属于臣”。这是从奏折与题本的传递规则中，看到了军机处与内阁在权力归属上的区别。所以，皇帝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秘密渠道，正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一言道出统治者在题奏之外要另行建立一个奏折制度来传递公文的用意所在；而奏折的机密性和封闭性，正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现皇帝目的的关键所在。
美国波士顿学院Silas Wu（吴秀良）教授关于奏折制度在康雍之际的变迁的研究，亦让我们看到官方的信息沟通机制不仅仅是帝国某种体制的问题，而与政治统治权力的结构性变化有关。吴秀良认为，奏折作为沟通系统的操作和程序问题，在康熙朝是一个极为机密的沟通机制，到了雍正朝则成为半公开的帝国日常行政的主要形式，它的存在排挤了原来更加官僚化、日常化的题奏制度的空间，官僚实际上成为皇帝的私人耳目，奏折制度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变化，使得君主成为帝国信息沟通系统的中心，这就加强了君主对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力，是君主权力膨胀的表现。统治权力创造出一种更加集中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反过来确保了统治权力的集中，日复一日的行政过程使得这种信息传递方式成为清朝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由此君权的扩张也在日常的沟通之中不断地得到确认。
总体而言，从政治通信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观察奏折和题奏等官文书，可以看到它们与权力的实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仍然是在工具和功能的层面来观察官文书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把官文书看作是决策过程的工具，从而将官文书的传递和处理过程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局限于此，奏折作为媒介，就被包裹进权力结构大厦之中，皇帝（统治权力）作为传播主体起着支配作用，而奏折这一传播客体则随风起舞，承载并实现着统治者的意志。而这种视角下的权力也是固化的，以结构的方式体现在官文书的处理过程中。固化的权力结构不能解释自身的逐渐衰朽。
本书希望打破关于媒介的惯常思维，这种思维在对以往历史的理解中，仍然根深蒂固：媒介要么完全缺席；要么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载体——书写工具、书写材料、文本形式、流通规则，它只是一个躯壳，是信息所凭借的载体、管道和工具。信息才是有意义的，而载体、工具和管道并没有什么意义。麦克卢汉说：“任何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而事实是，“真实历史上的介质却是走在自己所传播的讯息之前，走在同时起连接和堵塞作用的渠道之前……媒介决定讯息的性质，社会关系超越了人的本身。”
媒介学或许能提供我们理解帝国政治的新角度。因此，本书所要讨论的是，奏折作为信息的技术载体，与18世纪帝国的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我们不只是研究奏折本身，也不是单独地研究18世纪帝国的政治文明，而是强调两者的关系。德布雷说：“媒介学研究的不是物体方面的东西，而是研究关系方面的东西。这一点很关键。”过去，要么对信息载体视而不见，要么仅限于工具和功能层面来探讨其之于帝国政治的影响。对我们来说，特定的媒介意味着特定的政治生态，新媒介意味着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特定的文化形式互相作用。
奏折和题本，作为不同的政治媒介（依据媒介学的思路，政治媒介之所以称之为政治媒介，其不仅仅是由于媒介所传递的内容是政治的，更在于这种媒介所组织起的关系乃是政治的），形成各异的媒介行为，构筑起不同的政治关系，意味着不同形式的帝国——产生哈罗德·伊尼斯所说的不同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展组合，并使离心力与向心力得以以特定的方式运作。政治媒介提供具体的条件和环境，限定政治参与者之间互动行为的展开。它在皇帝、官僚、民众等政治参与者之间建立特定的连接方式，构建他们的社会关系，形成特定的政治生态。没有政治媒介，皇帝与他的统治对象无法同在。正是政治媒介，政治参与者才能连接为互动的不同主体。套用德布雷式的语言，不是皇帝造就了奏折，而是奏折造就了皇帝，造就了臣，将他们安排在各自的位置上。
这里也需要对政治媒介做一补充说明。在不同的范围流传，作为政治媒介的奏稿会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在王朝政治的层面，它机密而封闭，我们将其看成是形塑和影响政治参与者行为和关系的变量；而在民间传播的层面，其使用方式和程序发生了变化，但其作为媒介所具有的特定性质，蕴藏了民间社会得以连接的条件。尽管其使用方式和程序已不同于王朝政治过程，但作为政治媒介，奏稿与其他民间普遍流通的信息媒介——歌谣、谣谚、匿名书、揭帖、书籍等的区别显著，同样是谣言的载体，它们可能与政治相关，也可能与政治不相关，要视内容而定。但奏稿必然是政治的，在主体之间构筑起政治关系。媒介性质的不同，意味着其构筑的社会关系也是不同的。这些都成就了此时帝国的特殊性。简言之，作为奏折的政治媒介，构筑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本书希望借此以呈现18世纪的帝国所为人忽视的一面。
再说回关于孙嘉淦上奏的流言。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皇帝公开申斥，并未平息这一谣言。13年后，也就是1751年，等到朝廷再度注意到时，流言中的奏折已经变成人们手中争相传抄的实实在在的奏折，而且已然传遍十七行省。第一章“脚夫都知道的奏稿”：伪奏稿的民间流传故事
当朝廷注意到孙嘉淦伪奏稿的存在时，该奏稿的民间流播轨迹已经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网络。我们只知道一个个鲜活的人构成了这张网络的节点，孙嘉淦伪奏稿则成为节点之间连接的媒介，而这张网络似乎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朝廷认为通过它的“溯本正源”，一定能够找到伪奏稿传播网络的起点。但是，伪奏稿的社会传播是否真有朝廷所想的“正线”，是值得怀疑的。朝廷最后所认定的“正犯”似乎也颇有破绽。更遑论朝廷在将近两年的追查过程中，犯人们各出奇招混供线索，以至于朝廷不断发现本已审结清楚的案情之外，另有隐情。所以，这章所将呈现的故事，全然不是完全真实的传抄脉络。相信许多人都有多处获稿来源，而为了逃避罪责或者保护与自己亲近的人，每个人只会承认其中最不紧要的一条或者两条线索。
朝廷方面最终认定，伪奏稿于乾隆十五年六七月间，在江西赣州基层武官的一场饭局中，被首逆抚州守御所千总卢鲁生、南昌前卫守备刘时达处心积虑地带来并流播。从此，以江西为中心，向西经由湖北汉口传向四川，进而经云南直到贵州；经由湖北，奏稿也传向湖南；江西向南传向两广；江西向东传至安徽、江苏，经由江宁传向浙闵两省，进而至直隶。
江西武官的饭局，仅仅只是伪奏稿流传中的一个具体社会场景，为了便于呈现伪奏稿这一特殊媒介的传播故事，暂且从这里开始吧。第一节江西武官们的饭局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八月间，在江西，同为绿营军同僚的卢鲁生、刘时达、石曾宪、尹凯，一同在赣州卫千总李世瑞（亦写作璠）家吃饭。卢鲁生是抚州守御所千总，刘时达则在南昌做前卫守备，千总石曾宪从其驻地江西西部的永新赶来，在座的还有饶州府水次总漕的领运千总尹凯。据朝廷后来查明，正是在这次饭桌上，伪奏稿被“首先捏造之犯”有计划地散布开来。
卢鲁生、刘时达、石曾宪、尹凯均是绿营军的武官。清代军营营制分为标、协、营、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所辖为“标”，副将所辖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辖为“营”，千总、把总所辖为“汛”。“汛”是绿营军的基层组织。由于许多千把总、守备、提塘被牵涉进了伪稿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上奏皇帝评论案情说，“逐层追究伪稿来历，辗转指供，总不出提标五营弁兵字识之内。”既然伪稿的流传与绿营军武官们关涉甚多，这就不得不让人关心清代政治信息的传递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帝国制度一个特别的安排是：虽然文官产生和处理绝大多数的政治信息，但是负责信息传递的却是军事系统。兵部控制的驿站传递往来的奏折与本章。除却驿站以外，也应当注意到作为“塘”的军事据点：一方面它具有防守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从事不同于驿站的信息传递工作。根据刘文鹏的研究，作为信息传递的“塘”具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军塘，主要在新疆地方，当新疆改建行省后，这些军塘并同军台一起变成了驿站；二是由于有些军队的驻守地域文官不同城，或者地处偏僻山区，又或者孤悬海外，在这些地方的营内专门设立塘兵传递军事信息，军事据点即是传递信息的塘的所在地；三是提塘所辖的塘，主要是指在京城与各省督抚驻地之间的文报传递系统。各省逐渐在北京设立驻京提塘，由各省督抚向中央报送人员，一般是高级武选，负责向各省抄录上谕、章奏、敕书印信，以及各部院寻常咨行外省的公文，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就是邸报。提塘与各省督抚之间传递信息的路线，是不同于驿站的塘递专线，在京城到督抚所在地之间设立塘，这些塘均由提塘负责管理，来传递京报、部文和咨行外省的公文。有些重要的军事据点也会设置驻军提塘，负责省内驻扎官员的信息报送。也就是说，驿站和塘递，不仅仅掌握着行政和军事的信息传送过程，在伪稿的社会传播过程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它们也是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节点。
再说回这次武官们的聚会。有人将孙嘉淦伪奏折带到了这次聚会上，可是，后来当清廷大肆追查伪稿案时，他们谁都难以准确回忆起究竟是谁带来了奏稿。石曾宪说是刘时达带去的；而李世璠一会儿说是石曾宪，一会儿说是刘时达；刘时达则开头说是从另一个同僚处携去，后又改口说是石曾宪拿出来给大家看；倒是尹凯一开始就供认是刘时达拿去的。至于卢鲁生一开始竟记不起在这场饭局上大家曾一起看过稿，而供出是他的儿子卢锡龄给他看的稿。众人都记不清是谁人拿去的稿子，一则或许是希望混供，将伪稿来源归到已被查明究出的人身上，避免节外生枝，而降低罪责；一则或许是当时不止一个人拿了伪稿去李世瑞家；又或许是因为当时人们一起看过稿子、谈论过稿子的场合实在太多了，人们交错传抄，事后根本不能记忆，你传于我的稿子，兜兜转转又传了回去。在朝廷的追查中，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四个低品级武官聚在一起喝酒吃饭，而他们一起吃饭的机会或许是不少的，而且可以推测，他们还有很多机会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交往。以今天的军人生活，是很难想象和理解清代军人生活的。据茅海建先生所说，清代军人是有所谓的上下班的，吃住皆不在军营，都是携带家眷另赁房屋住在附近。而且清代士兵多是分散驻扎，“每处数名、十数名、数十名不等。而这些分散的士兵携带家眷居于各市集要冲汛塘碉卡之地，除操演执勤外，平日的生活与周围的民户并无多大的差别。”何况就其职能来说，“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具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因此可以说，不管是就其生活方式还是其职能来说，清代的基层武官们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群体，其生活是与城镇、市集中的人们交织在一起的，互动甚多。
虽然没有什么资料描述当时饭局的经过，但是在伪稿案完结之后，从一份乾隆皇帝申斥漕运总督的寄信上谕中，我们或许可以了解一些武官们的生活风气：“该总督节制全漕卫所员弁，是其专辖，伊等系由武途出身，仍以职司漕务，辄自附于文员，既无营伍差操，又无地方考成，其本分弓马，一切置之不问，惟事群居宴会饮酒博弈恶习，极为污下，甚且造言生事，无所不至，如有如卢鲁生等丧心病狂，身揆重辟，此实该督平日不能留心整饬之咎也。”皇帝在案结之后的申斥和惩戒也许是通行之例，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想象，饮酒正酣时，自附于文员的武官们不能不谈谈朝事。况且他们作为政治信息传递的节点，总是能够接触到大量的信息，谈谈最近的大新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有人拿出了一份奏折，说是朝廷的大事，要给大家看看，主人家李世瑞还当众念起了这份奏折。
令人遗憾的是，乾隆皇帝在孙嘉淦伪奏稿案结案之后，将所有缴获的伪稿都付之一炬，原件并没有流传下来，我们难以知道这份奏折究竟说了些什么。只是知道伪奏稿的内容一部分与十几年前的流言相同，弹劾当朝最有权势的大臣们。（其实，原来流言中的权臣此时不是已身故，就是已致仕失势，伪奏稿仍然以这些已不在位上的大臣为攻击对象，可见它仍是以乾隆三年的流言为蓝本，在此基础上在民间流传，不断增加内容而形成的。）除此之外，这份奏折更将其攻击的矛头转向了乾隆皇帝本人，金川用兵、冤杀张广泗、南巡劳民伤财、皇后早逝、中宫常空……共罗列了皇帝的“五不可解，十大过”。看到过该奏折的大臣，说奏稿是“诞妄悖谬之词”，批阅该稿后的心情是“忿气满胸，切齿痛恨，昼不能食，夜不能寝”。这种夸张的表述当然难免是因为这份公文上奏的对象是皇帝，有这样表达的需要，但是总可见伪稿内容的尖刺程度。当乾隆十八年（1753年），伪稿案终于了结的时候，乾隆皇帝令将所有的伪稿抄件悉数销毁。可见，伪稿的内容一定是极大地羞辱了皇帝。
武官们对奏折的内容大概是特别地感兴趣。卢鲁生的儿子卢锡龄说他父亲特地从石曾宪那里拿了一稿回家。石曾宪也说他有一抄件带回家。看来武官吃饭喝酒之余，都在争相抄录稿子。尹凯的儿子尹训后来又从书办彭蕃五处得来一稿给父亲看，父亲说在李世瑞的饭局上已经看过，尹训对此新闻是如此的关注，竟又拿着从彭处得来的奏稿去卢鲁生处比对。
人们对奏稿的内容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稿子迅速传播开来。一番辗转之后，我们只知道抚州所千总卢鲁生的稿子，最终是到了抚州所衙门书办彭楚白的手上。（这些在军营中的“字识”或者也叫作“书办”，是军营中司文书的吏役，他们不在正式编制，只是由于武员不通文法，于是文移书禀就不得不借助此类人员。这些人员也与官文书的进出往来有密切关系。）当然，彭楚白手中的奏章还有别的来源。据说是十五年的九十月间，江西粮道书办的科房里，书办管大任同朱德五、张遂田、胡仿、夏管、卓立、管树国等人一起看的伪稿。这份伪稿是火夫郭庚为从姓刘的肉铺上得来，科房书办们一边看，郭庚为一边在旁说：“这稿如今连街上脚夫都是知道的。”众人对新闻的反响一定是相当热烈的，这种新闻在信息流动缓慢的传统社会可算是极端爆炸性的，意犹未尽的郭庚为又抄出了一张送给袁州卫守备衙门书办段树武（亦作叚树五）观看，段树武就将其传至彭楚白之手。火夫郭庚为看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他作为粮道衙门最低级的胥吏——一个小小的火夫，却与袁州卫守备衙门、抚州所衙门都牵扯得上关系。下文将会论及地方衙门中的胥吏们在政治信息流播中的作用。
彭楚白的奏稿是传到了江宁府杨贤章的酒店。杨贤章的堂哥、江宁上元县人杨朝章在人来人往的酒店薄夹内发现了这份奏稿，里面的内容他前所未见。伪稿案发后，追查的朝廷命官们发现，有多条线都出自这里。现在所知道的是，杨朝章在这里将伪稿传给了未知身份的李景文，又传给了江西省临江府清江县樟树镇上开鞋店的买卖人董景良。在朝廷看来，这两条线构成伪稿传抄的正线。第二节被革州同官贵震案内传抄事
江西的樟树镇，有“药马头”之称，位于江西中部赣江中游，袁水入赣处。樟树镇的交通位置优越，是“全省南北、东西通道”的交汇点，溯赣江而上越大庾岭可达广东，顺赣江而下过鄱阳湖可通中原各省，转信江水道可到达闵浙，溯袁江而西，通过湘江水系可达洞庭湖。樟树镇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药材商，形成了一个可沟通豫、滇、黔、粤、鄂、湘数省的市场。这样一个流动的城市，就不难理解为何鞋店买卖人董景良的稿子，会出现在江西省城南昌府永盛帽行的滕昆扬、滕锡和两兄弟手上。乾隆十五年十一月，有买卖人吴兆昌来到了帽铺装帽，姓滕的两位老板说有新闻给他看，随即拿出奏稿。这两位老板只给了吴兆昌一个人看吗？想来是不太可能的。吴兆昌不过是一个在外地有生意往来的买卖人，在当地经由这二人流出去的伪奏稿应该更多。但是，我们只知道朝廷仅查到吴兆昌一人。吴兆昌抄了一纸回到在南昌府的住所，又给同住的曹月兼看了。随后，曹月兼抄出奏稿，传给了汪子珍、臧德元，然后奏稿便来到了江西浮梁县生员余允绪的手中。
浮梁县在江西东北，昌江及其支流贯通县境。县内景德镇是有名的市镇，与汉口、佛山、朱仙并称明清四大市镇，景德镇所需农林产品靠浮梁农村供应。浮梁县内围绕着景德镇有许多小市镇，农村商品主要通过昌江及其支流南河、西河输入景德镇，景德镇是浮梁农林商品交换的枢纽。由于景德镇为繁盛的商品市场，浮梁县亦成为人口、商品与信息流动之所。不久之后，生员余允绪的稿子，被来到浮梁县天宝堂同源地方行医的浮梁县臧家湾人施用德抄回了家，又通过同族的施用中传至在浮梁县西边的婺源县的族侄施树。施树又把奏稿给在贵州、湖广两地做木材生意的伯父施楠看了。施楠既做远距离买卖，闻见必多，识人亦广，递次抄传之后，伪稿又为一个叫做胡歧山的人所得。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胡岐山的身份，也不知道施楠又是如何与胡岐山发生联系的。之后，胡的稿子辗转传向了扬州仙女庙王燮官木行，木行内有三位同行：从江西清江县倪心传木行来的伙计徽州府婺源县人梁伯端、俞时官，以及江宁府人俞喜官，他们将在王燮官木行内看到的重要新闻又带回了江西。
通过倪心传木行传抄出去的伪稿传抄，牵扯出在被革州同官贵震。大约在乾隆十六年三月光景，孙嘉淦伪奏稿已经出现在清江县倪心传木行。住居在宿虹同知李弘（案发时李弘已升任河库道）署中的顾营在木行见过稿子（我们很难知道顾营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住居在李弘署中，既然称“住居”，最有可能的是作为李弘的幕僚），想是回来后对李弘署中长随王玉提及这则新闻，王玉应该是表现出了非常大的兴趣；某天，顾营在路上遇见泰州州同李昞雇工人钱和后，记得长随王玉要看稿子，随即命其去木行取来给了王。同是李弘长随的张东海后来也从长随王玉处得稿，张东海得到稿子之后将它带到了宿虹李弘的驻地，旋即又传给李弘的工人杨琦，杨琦再传到宿虹河营守备魏吉（案发时已升任淮徐河营游击）的幕友连守礼的手中。连守礼的哥哥，河营千总孙岱署内住居之连守让从弟弟处得稿。继而借给叫张树昆的人。张树昆又经开书馆的蔡以峦、蔡以嶟兄弟，终于传至官贵震处。官贵震是朝廷查办伪稿案过程中的第一个焦点。他本是福建人，原来是山东沂州府州同，此时已经被革职，并被发配到江南水利“效力”。据说，这种“效力”是“自备斧资，到水利工程中干体力活”，比之以前的生活是落差极大。这时大约是在乾隆十六年三月，蔡以嶟到皂河主簿俞安世衙门书房，声称他获得了一条重要的新闻，此时官贵震与另一个叫陈侃的人同在，几人看完伪稿后，官贵震又请主簿书办盛登仕抄录一张，原稿还由蔡以嶟带了回去。
这一连串递相传抄的情形，我们开始频繁地接触到书办、长随、幕友这些胥役的名称，胥吏之间的传抄在伪稿的传抄者中颇为常见。他们均是地方行政中为佐助政事所使用的吏役，他们并不在国家官僚的正式编制之内。书办与长随不同，长随是官员的私人家仆，而书办则均在本省招募。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所以在地方衙门中会出现瞿同祖所说的“不断变更且缺乏经验的州县官们‘领导’着一帮久居其职久操其事且老于事故的当地书吏”。书吏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与“行政制度及实践密切相关”。由于地方官员与上司的关系主要通过公文来往，于是这些书吏就处于“战略性位置上”，在“掌握文书案牍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府规章以及先例的复杂，也使得地方官员必须依赖这些书吏的帮助，才能在地方事务中不行差踏错。出人意料的是，在地方行政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书吏竟然是没有薪金的。自1662年起，帝国政府取消了书吏的薪金。虽然书吏们能够通过考职进入官场，但是那毕竟是少数，经济收入仍然是书吏职位主要的吸引力所在。光绪时人江宁布政使袁昶批评朝廷重文轻武之风导致外患：“……然承平日久，支墨吏用事，大小相制，中外相维系，习为谨葸，雷同相衣，文法繁密，朱出墨入，百吏救过不暇，吏胥又因缘为奸……用文吏则铨部核其资劳，拔将弁则兵部司其准驳，理财用则度支扼其吭喉，举天下文武豪杰之精神才力尽消磨于文法之中……”这虽说是帝国倾将衰亡之际对于政府行政高度官僚化的批评，但是王朝政治运作的确是依赖于文书往来，这也是没有俸禄的书吏们凭借在文书传递和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位置所能获得某种权力的原因。他们接触和处理官府公事档案，经常获得甚至通过隐瞒某些对行政有价值的信息来为自己谋利。例如，在文书转承之时收入“例费”，另外还有各种贪赃的形式来获得可观的收入。这些贪赃的形式在获取经济收入的同时，实际上也为基层书吏与商人、农民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
长随和幕友一样，是官员私人雇佣的，他们的薪水由官员自己支付。在一个衙门中，如果书吏称之为外衙的话，那么长随和幕友则称之为内衙。与朝廷中有内廷与外廷的分野一样，这种分别依据的是与官员的关系。长随和幕友都跟随官员升迁而动。长随作为官员私人雇佣的差役，他们直接和唯一需要负责的对象就是官员本人，其个人利益与官员是一致的，他们职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为官员的耳目，为其监督，为其打探消息。李弘的长随张东海就在驻地宿虹和清江县之间来回奔波，传递消息。总的来说，官员雇佣长随的数目是非常巨大的，以地方为例，州县官可以雇佣20个长随，县丞则可以雇佣10个。瞿同祖将长随的功能概括为三个：协助日常公务，协调衙门内不同部分间的活动（幕友、书吏和衙役因为法律规定并不能往来，那么就需要长随在这些人之间进行沟通），最后作为官员的亲信监督书吏等其他雇员。长随中亦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叫做“坐省家人”或者“坐府家人”，负责在上司官府所在地为官员探听消息，交接公务。
作为官员雇佣的“行政管理专家”的幕宾、幕友，则帮助那些原本一心只读圣贤书以获取功名的官员，在他们毫无行政经验之时处理政务。幕友的身份介于官僚和学者之间。他们作为行政管理专家的身份要求他们在律例和税务方面经过职业训练，并且能够撰写清晰而合乎规范的公文。因为处于官僚体制中的这种位置，使得幕友同长随、书吏一样，均对朝政宫闱秘闻相当敏感。
说到官贵震这条传抄线路，是在传到山东沂州府兰山县铺户章邱县民人、开店铺的李仆那里被朝廷截获的。李仆至济南府置货，带有伪稿工部尚书臣孙嘉淦奏稿一纸，并有“该部知道”朱批，这份伪奏稿被朝廷截获。朝廷特别关注该条线的一个原因是，并不是所有发现的伪奏稿上都有“该部知道”的朱批，这显然是有人特意加上的。奏稿在传播的过程中内容发生改变，并不鲜见。有官员也发现伪稿在孙嘉淦的官职上，有的写作工部尚书（孙在1750年—1752年担任的官职），有的写作左都御史（孙在1735年—1736年即流言发生时担任的官职），看来随着伪稿的传播，人们也在不断地变更伪稿的内容以适应变化了情况。人们只要根据新获得的消息，在抄录奏稿之时随意地改动一笔，就可以使得奏稿的内容发生改变。
李仆手中的这份奏稿辗转来自山东沂州府亦是开店铺的刘恒发，刘恒发则由官贵震，通过周尚智而传。十六年四月初，原山东沂州府州判、此时已被革职的周尚智，听来家中拜访的官贵震说有孙嘉淦的奏稿。十六年二月，本是同僚的周尚智与官贵震，同时被时任督臣的黄廷贵参革。伪稿案发后，被朝廷拿到时，周尚智供称，官贵震十五年在山东迎驾之时，“满腔热中”。被参之后，即生怨望。他曾经“叩阍”——以叩击朝廷官府大门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冤屈。与官贵震颇有交情、山东按察使和其衷的幕僚刘弘谟说，官贵震“向言想复衣巾，如不复衣巾必做一掀天揭地的事，男子汉不能成立，除死方休，又云有几件大罪、几宗不解的事做起来洩我胸中不平”。“复衣巾”与“掀天揭地”，其实质是有共通之处，即对参与政治的强烈渴望。这种心理基础，加上其个人经历，使得官贵震在接触到伪奏稿之后，变成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息传播节点。
同样也可以理解，同是被革的周尚智，与官贵震得稿之时的心理是相通的：在听到这样一道对廷臣和皇帝极尽羞辱指责的奏折，一定是既解心中愤恨——一个当朝名臣指出了皇帝和廷臣如此多的不是之处，足以证明皇帝和朝廷的昏聩和腐败，因此在这样的朝廷中有此境遇是多么的不公；同时，又对奏折充满好奇，或许成为其“掀天揭地”的机会，急于一睹为快。第二天，周尚智就约了开店铺的刘恒发到官贵震寓所看稿。据周事后回忆，当时官贵震从床上匣内取出一张交给周尚智和刘恒发同看，匣里还有三四十丈，都是一样的奏稿。官贵震说是与妻舅郑鹤年（亦作郑歧山）一同所写。官贵震入赘在妻舅郑鹤年家，与之关系密切。郑鹤年以及郑鹤年的父亲郑书宝，皆系安徽藩司（布政使司）书办。郑鹤年之所以会和官贵震一同抄稿，据说是因为乾隆皇帝南巡到江宁省城，江宁要修御路，于是将他沿街房屋拆除。他的房屋在花牌楼处，郑鹤年并不甘心他的房屋被拆，心中也是充满不平。
要说官贵震被参，心有不平而捏造奏稿，这个可能性实在不大。官贵震被弹劾，乃是乾隆十六年之后的事，而伪稿开始传播则是十五年乃至更早的事，准确地说，它是在乾隆三年京中官员孙嘉淦奏稿流言的基础上慢慢形成，并流布开来。官贵震说那匣内三四十丈的伪稿是他与妻舅所做，大概是说这些都是他们抄录的，或者是刑讯逼供所致。后来，心生怨怼的下层官吏、加上案发后官僚之间的通风报信、对上隐匿案情，使得官贵震案成为朝廷追查的重点之一。第三节江西官员与生意人间的递相传抄情形
杨贤章酒店传出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李景文一线。
李景文从酒店抄得奏稿之后，递次传给熊本塾、沈立亭、韩老四、凌祖恰、邹勿士，以及王献有、李君玉。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已没有办法知道这些人的具体身份。对于朝廷来说，递相传抄的人虽然可恨，但是把焦点放在这些人数众多的传抄者身上，会模糊追踪首逆的主线，所以，大臣大多数时候并不会很仔细地上奏每个传阅中介人的情况，除非其传抄的行为十分特殊。
李君玉的稿是被徐允达借去的，又转给丁帝卿；徐允达又给稿于他的老板、开粮食铺的梁羽长。梁羽长祖籍江苏省扬州府仪征县，乾隆十五年三月来江西米市开米行做生意。同年十月，有镇江来的客人汪斌远、孔北友住在店里，一同喝酒吃饭，汪斌远因听店里伙计徐允达谈起奏稿，很感兴趣，进一步询问，但是徐允达表示稿子已经给了丁帝卿。汪斌远从伙计那里得不到奏稿，就向老板梁羽长讨看，让梁羽长去外面找。梁羽长大概是很想做成汪斌远的生意，只得答应帮着找寻奏稿。当第二天丁帝卿路过店门外的时候，梁羽长就问他要稿，过了两天丁帝卿把稿子拿了过来，拿给梁羽长时，在梁的身上打了一下说是作为报酬。汪斌远拿到了稿子就回房抄写，梁羽长就在外面请丁帝卿喝茶，等到汪斌远在房内将稿子抄完，丁帝卿茶也喝完了，就拿回去了。
丁帝卿的稿子经由梁羽长、汪斌远一线出去，传到了江西新淦县杯山司巡检、镇江人袁天锦的手中。袁天锦又传与临江府经历匡世显。贵溪县教谕曹绳椿亦通过上饶县八房场巡检金璐从袁天锦处得稿。金璐带着从袁天锦处得来的稿子参加贵溪县县丞朱树智署中的酒宴，喝酒之间与朱树智、曹绳椿以及贵溪县汛把总王龙一起看过。曹绳椿随即将稿带走，后又被把总王龙差人讨回去，再送还曹绳椿。曹绳椿之稿旋即通过王龙传至广信营守备王百祥。
广信营守备王百祥，从袁天锦处得稿，亦通过在王百祥署中教书的生员汪达可从江西上饶县郑家坊巡检、浙江人沈仁龙处得稿。已经得稿的沈仁龙传稿给汪达可后，把总王龙又送来禀帖，内有伪稿一张。沈仁龙早前得的稿子则得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间，当时与江西广信府知府靳树椿同在省城候审参革，在靳的寓所看到靳旧日长随翁四有伪稿就予以抄录，问及翁四伪稿来历，得自南昌府丁忧同知王时煦长随刘玉，刘玉则得自同知幕友程文彪，由同知书办严振邦、书办熊钦轼、书办陈方尚递相传抄而来。而究及陈方尚之稿由来，则在十五年九月得自彭泽县旗丁潘献桃。
至于在王百祥府中教书的生员汪达可，又将奏稿传给了他的弟弟汪中砥，继而又传给了江西上饶县的李谦六。伪稿随即被带出江西，辗转到了四川人王廷槐的手中。第四节湖北、江西的买卖人一、从在汉口做木材买卖的湖南人唐千峰说起
汉口在16世纪的时候规模已经超过省城武昌，实际上成为湖北最大的城市。而且这座城市的性质与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依靠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而是由于两边临江——长江和汉水，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为转运贸易中心而发展起来。汉口据说有360种商品，具有“八大行业”：粮食、食盐、茶叶、油料、中药材、皮毛、棉花以及来自广东、福建的种种杂货。另外，汉口港外的鹦鹉洲还是18—19世纪中国最大的竹子与木材市场。在汉口，形成了清帝国最为繁忙的五条贸易路线的交汇口，按照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梳理，他们围绕着汉口顺时针方向排列为：沿着湘江河谷贯穿湖南，转陆路到达广州；沿着长江顺游而上；沿汉水顺流而上，转陆路到达陕西、山西、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经陆路至河北河南；最后是所有商路中最繁忙的一条，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因此，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成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本部各种货物、各色人等以及各种信息传递到东北方向的帝国首都和下达到帝国最重要的商业区——长江三角洲去的交通枢纽。”生活于17—18世纪之交的学者潘耒作诗说汉口“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也有外国游人这样形容18—19世纪的汉口，“汉口的主要大街足有30英尺宽，可沿街两旁被无数的货摊和铺台占用了，剩下的地方就像伦敦桥的人行道一样拥挤；除了步行者，有乘轿子的，偶尔也有坐在手推车上的和骑马的。”汉口是如此的繁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卖人。
就是这样一座商业城市，而不是其他城市，成为伪奏稿的传播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将伪稿带到汉口，从汉口他们又将伪稿带往全国各地。在汉口，在城镇，陌生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隔阂。这里充满了陌生人，人们之间需要共同的语言来交谈。山西泾阳县卖毡货的客商王万顺，从江西南昌广润门隆顺号店内带来奏稿，与素不相识的山西交城县买卖人张廉夫同住于一个汉口商行内，同乡身份可能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朝廷奏折则很可能是两人可以交谈的媒介，王万顺将稿子传给张廉夫，也传给了一个叫李朝选的山西人，他们都将奏稿的新闻传往山西。同是山西人的刘泽异，则得自湖北汉口开行的郭元章。也是经由汉口，浙江乌程人陈起明将奏稿传到四川。湖南京山县人李万益、在汉口购书的四川黔江县医生王廷槐，都从汉口抄得伪稿回乡。江南商人周孝修、法尧文在汉口贸易，在其寓所内，同乡高求读伪稿与他听，后法尧文雇船前往湖南城歩县，伪稿旋即在湖南传播。来自河南孟县的布商将伪稿传给了同在汉口贸易的郭长年，陕西人黄景如与张含英也来到汉口，他们都是生意人，郭长年将伪稿新闻传给他们。依循郭长年这条线索，伪稿又辗转传至湖北荆州、四川等地。福建人亦曾出现在汉口，永定县客人陈庚林、陈守先在一个烟行内贸易，得稿后传回至本县县民陈绍锦之手……
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春天，湖南人唐千峰就在汉口林子行行内贸易。同在该行贸易的江南上元县人严右箴给唐千峰看了一则重要新闻，关于名臣孙嘉淦给皇帝上的一道奏章，之后唐千峰回湖南，就把这则重要新闻带回了家。
唐千峰带回去的奏稿不知是如何辗转，又传给了湖南阮陵县人唐见中。唐见中住在浦市杨家巷，与监生曾惟及交好。六月里，曾去唐家做客，看到桌上放有孙嘉淦奏折，随即带走了稿子。看来监生是觉得稿子所说的新闻重大，带到了买卖人康乐凤那里观看讨论，康乐凤店里人来人往，稿子一到了店铺里，消息就四散开去。朝廷后来顺藤摸瓜，知道这个稿子又落到了在汉口做生意的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张元灿的手里。张元灿是开杂货店铺的，买卖人与买卖人的递相传递看起来就是那么顺理成章。来张元灿店里的周子龙广货店伙计、同是金溪县人的张德茂，又将张元灿店的奏稿带到了周子龙店里，正好遇到周子龙的堂兄、在四川秀山县平块地方开店的江西高安县人周乐盛来作客，将伪稿带到了西部中国。
那个开店的周子龙不仅仅将稿子传给了堂兄，湖南沅州府麻阳县龙老晚辗转通过黄继武、郑步武、张应周一系列的环节也从周子龙处得稿，龙老晚在乾隆十六年四月传给了他的族伯、麻阳县贡生龙韬（亦作龙乾惕）。这个龙乾惕是伪稿案内的一大重犯，不仅仅因为他的名字取义“朝乾夕惕”犯了皇帝的忌讳，更是由于他的传抄行为与别人不同。依参奏的湖南巡抚范时绶的话来说，其罪行“仅照大逆不首之条拟以满流，未足蔽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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