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诒和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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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女试读：
序言
我在监狱蹲了十年，和女犯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比某些夫妻的婚龄长，比很多小两口还亲。那里，外表平静如镜，其实，终日翻江倒海。
每个犯人都有经历，而经历就是故事。不少女囚进了监狱，又有○了新的故事。《刘氏女》是其中之一则。一九八年，我把刘氏女的故事讲给吴祖光先生听。听后，他在客厅走来走去，激动地对我说：「诒和，把你刚才说的，落到纸上，就是中篇。赶快写吧！」
三十年后，我把她「落到纸上」了。但吴祖光先生已去世多年，大概真的「刘氏女」也走了。
我不写政治，不说制度，笔墨集中表达女囚的命运，窥探她们的内心。这是我的一次尝试，尝试写小说。很吃力，也很卖力，用尽气力也未必好，但我会继续下去。○○二一年十二月北京守愚斋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第一节
到M劳改农场很有些日子了。
若问，我最主要的感受是什么？
回答仅一字：饿。
是的，比乞丐还饿。流浪于城市街头的乞丐也饿，但他们在菜市场能找到废弃的菜叶，可以在垃圾桶里淘到过期饼干或变质罐头。在这里，什么也找不到，啥也没有。有的是铁窗、栅栏、网丝和岗楼。每天守着三顿牢饭，主食是两粗一细，即早、午两顿玉米馍，晚上一餐大米饭。副食是一碗水煮南瓜，或是水煮萝卜，水煮圆白菜，水煮青菜……任何菜无不水煮，且持久地煮。起锅时泼上一勺明油，面上看着油晃晃，底下全是清汤汤。端起碗来，扒个精光。放下筷子，就没觉得饱。
清晨六时起床，穿衣，叠被，解手，梳洗，一切需在三十分钟之内完成。早饭是六点半，天还是麻灰色，我们就着晨星晓月啃那硬馍。七点吹哨集合，整队出工，干农活至十二时。但还不到十点钟，肚皮就开始了对饥饿的感觉：什么「两眼发黑」、「手脚冰凉」、「浑身发抖」……这些在散文小说里读到的词组，十年间我用身体和心理轮番体味，反复感受。任何折磨也比不了饥饿的折磨，胃器官原本是个柔软的袋子，一旦没了食物，它就变成两片粗粝的砂纸，相互磨擦着，狠狠地且无休止。人渐渐心慌无力到觉得快要断气，恨不得有人过来一把掐死自己。不是为了结束生命，是为了结束饥饿。
「什么时候可以吃上一顿肉啊？」我悄悄地问小组长。
她姓苏，叫润葭，是一贯道点传师，属于反革命会道门犯罪。我至今也搞不懂什么是「一贯道」、何谓「点传师」？好像他们什么都信，信佛教，信道教，还信基督，教徒发展了几十万……苏润葭干活麻利，精通农事，心肠也还好，在狱头儿里算是难得。
她答：「一个月吃一次。」
「天哪！跟来月经一样。」我喊起来。
「别叫，快到日子了。」
「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这是十分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唱词。我把它改成「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碗里现牛羊」，常暗自吟唱。
每晚七时半至八时半是小组学习会，以朗读党报开始，以批斗犯人告终。白天谁偷懒了，谁打架了，谁发牢骚了，晚上就轮到她登场了。轻的批评围攻，重则拳脚相加，自然是犯人批犯人，犯人打犯人。原来侵害你的，还有你的同类。学习会后，全中队在院子里集合点名（称为「晚点名」），中队长（一个劳改中队的最高长官）训话，总结犯人一天活动情况，布置第二天的农活。
一天，照例晚训。庄稼汉模样的中队长站在高台上，说：「明天杀猪，改善生活。刘月影——」月影？谁是月影，这个名字还透着几分诗意。
「到！」
「你明天不出工了，在伙房杀猪。」阿弥陀佛！
我终于盼到了星星和月亮。
「报告中队长，我不会杀猪。」声音从后面传来，天很黑，灯又暗，看不清讲话的人。
「每次都是你杀猪，今天你怎么说不会？」
「我就是不会杀猪！」
「放屁，你杀人都杀得来。」满院子哄笑，她不再出声。
中队长又叫：「张雨荷！」
「到。」怎么会点我的名？脑子像快速倒带，把全天的劳动表现「筛」了一遍，没觉得自己有啥纰漏。
「你明天也不出工，跟着刘月影学杀猪。她明年刑满，你刚来，刑期又长，正好接她的班。」听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大家又是哄笑。
「笑啥？有啥好笑。」
「报告，中队长英明！叫大学生当杀猪匠。」
说话的人叫易风竹，大家都称她为「易疯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监狱，她就是犯人，判无期徒刑，后改有期徒刑。因改判的刑期是从改判之日算起，所以，她起码要蹲个三十多年。说是反革命罪犯，其实是个女二流子，牙齿缺了大半，却满嘴跑脏话，估计是骂走了嘴，骂到了政府及干部头上。骂功了得，能用一百个词语组合描绘两性的生殖器官，且不重复。一次，也不知从哪里弄来挂面和鸡蛋。一把挂面竖立在双手之间，两个掌心各握一个鸡蛋，问我：「这是什么？」
「不知道。」
「亏你是个婆娘。」
「你说是个什么？」
「老公日你的家伙。」
我半晌回不过神，极其佩服她的想象力。一打听，人家还是个处子。
我与易风竹同在二工区。全中队女犯共百余人，分三个工区。一工区是婚姻犯罪，二工区是政治犯罪，三工区是经济犯罪。另有个菜园组，担负种菜、养猪等杂活，由刑事罪犯组成，工区之间不许互相往来。监外的人互称同志，狱内的人互称同改，取「一同改造」之意，我很欣赏取名的人，太准，也绝。
当夜，我躺在属于自己二尺二宽的床板上，怀着憧憬，怀着恐惧。憧憬的是「猪」，恐惧的是「杀」……
早晨，清爽的秋空夹着凉意，抬头可以望见掩藏在山巅后面的曙光。目送所有犯人走出大门去劳动，我独留监舍不必日晒雨淋，那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这种「不错」的感觉只有一瞬。很快，猪被尖刀活活捅死的惨景立即占据了身心，顿时心里发虚。我系好围腰，换上胶鞋，坐在监舍，等着刘月影招呼。至于她能给我派的活儿，推来算去，无非是挑水、背柴、磨刀、烧火，这些我都能干。只求她一样：别让我拿刀去对准那猪，尽管我多么想吃它。
等啊，等，既听不见她说话，也不见其身影。我跑到伙房去问。伙房里一个漂亮的女犯，人称小妖精的，说：「到监舍背后去找。」
果然在那里，靠着墙根儿端坐，起劲地纳鞋底。她头也不抬，对我说：「过一个钟头，再干活不晚。」
看那鞋底的尺寸够大，像是给男人做的。遂问：
「你是给谁做鞋呢？」
「给我的儿。」
「你儿在哪里？」
「在成昆铁路线上做事。」话音提高了，显然在为儿子自豪。
我仍站在跟前，刘月影便叫我到伙房要杀猪刀，先磨起来。我怯生生说：「第一次干这个，你能叫我不拿刀吗？」
抽动的麻绳停了下来，她用眼角瞟我一眼，说：
「不拿刀，怎么杀？」
「我怕。」
「你怕呀？我还怕呢。」说罢，低头纳鞋底，不再理我。
高大强健的她长着一头卷曲的褐发，眼深唇厚，皮肤黝黑，牙齿雪白，脖子细长，锁骨突出，臀部结实。在西方人眼里，这些特征是很性感的。不好看的部分是她的胸部和手脚，胸部的发育不够丰满，手脚则过于地粗大了。
我站了半个多小时，刘月影才恋恋不舍地收拾鞋底、夹板、麻绳，并说：「走吧，我们去猪圈。挑猪，捆猪，给猪过秤。」
简陋的猪圈里臭烘烘、湿漉漉，青石板上屎尿满地。我一进去，头就晕了。而她似乎毫无感觉，两臂大张，嘴里「啰啰啰——」吆喝，极其在行地撵起猪来，还让我学着她的样子，说：「我们对撵，猪就逮住了。」
不知咋搞的，一个「撵」字，写得来却学不会。最丢人的是撵着撵着，我就和猪搅在一起了。几番下来，我与她浑身是汗，她是累的，我是吓的。
她不耐烦了，转身就去报告值班的干事。说张雨荷不管用，请求干事还是叫杨芬芳来帮忙。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她。这里略作说明：管犯人的劳改干部，我们称「干事」。姓张，叫张干事；姓李，叫李干事，一个中队有多名干事。管伙食的，叫司务长。总负责人有两个，一是中队长，一是指导员。
同样高大强健的杨芬芳，是我最喜欢的同改，我们同在一个工区，她是副组长。有关她的故事，以后会慢慢道来。我尤其喜欢她那忧郁且带着惊恐的眼神。她俩联手，我基本就无事可做。到了宰杀的时候，
刘月影叫我凑到猪跟前，学着掌握入刀的部位。说：「刀斜插进去，要快，进去就要点心。点到心，猪就死了。」我记住了：点心。这和家里喝下午茶时配的点心，是一个词。
接下来的烫猪，吹气，刮毛，开膛，我都死命地干，以填补「不杀」之过。烫猪，烫得把自己的手背也烫了；吹气，吹得嘴皮子都「木」了。刘月影见我满身的血污，便让我歇歇脚。我不肯，心里清楚：我干得再多，也抵不上她的「一刀」。有技术、无技术之差别，走到哪里都一样。
猪下水，早早被小妖精拿走了。我问杨芬芳：「拿走下水，干什么？」
杨芬芳笑而不答。
刘月影说：「有啥不好说？我告诉你，干事的午饭就有猪肝菠菜汤和椒盐肚丝了。」
不久，即有肉香飘出，从干灶（注：干部伙房叫「干灶」，犯人的伙房叫「犯灶」）飘出——深吸一口气，我感到特别的饿，比往日干农活还饿。回到监舍，解下围腰和袖套，那上面染着血迹，沾着猪毛。细看，衣襟和裤脚上也不干净。
忽听刘月影喊：「张雨荷，快到灶房打开水，洗澡啊！」话音刚落，就见她端着满满一盆冒热气的水，大步朝厕所方向飞奔而去，嘴里好像还在哼着小调。杀猪对她似乎很轻松。
洗澡——啊，神话一般的动人词汇！仿佛久处黑暗的人，突然迎来阳光。对犯人来说，洗澡和吃肉是同等的珍贵，同等的分量。对个女犯来讲，有时「洗」比「吃」更要紧。紧挨我睡、长得活像吉普赛女郎的巫丽雪就曾问：「假如你收工回来，又累又饿。一边放着盆热水，另一边摆着块蛋糕。你先挑什么？一，
二，三，一起回答。」
「热水！」我俩一同喊了起来。
自进了牢房，我就没洗过澡。每天收工后，赶紧到伙房排队，为的是能打到半盆热水（以两木瓢为准）。你可要仔细了，因为洗脸，擦身，洗脚，洗屁股，全靠这「半盆」。所谓的盥洗间，就是在厕所旁边弄出一块倾斜的水泥地。犯人端着水盆，把脱下的衣服挂在篱笆墙上，双腿蹲下，用三根手指一点点往身上撩水，就是洗澡了。肮脏的洗澡水顺着斜坡流出，篱笆墙的外面就是悬崖，天然排水系统，任何下水管道都不用铺设。
不大的水泥地，全中队的犯人挤作一堆。常见的景观是你的口鼻，正对准别人的屁股。前面的人起身，一不小心，就会把旁边人的脸盆拱翻。后者能跟你拼命，即使脱光衣服，也敢追着打。人人裸体，个个赤身，犯人全都是扒光了。丑女子俏佳人，一律无遮拦，互相看个够。你的身体有点缺陷，日后和别人发生口角，那就有骂你的材料了。若碰到易风竹，就自认倒霉吧！她的嘴就专门放到对你性器官的形容、放大与丑化上：谁是「白板」（指阴毛稀少），谁是「葡萄干」（指乳头萎缩）。要多下流，有多下流。有的犯人实在受不了，告到队长和干事那里，要求处罚易风竹。劳改干部一致的做法是，要检举者重复易风竹的脏话。结果可想而知，全场大笑，劳改干部也笑。
很过了些时日，我纳闷了：易风竹丑化别人，那自己的长相又如何？我很快发现：她不洗澡，只换衣服。
我问苏润葭。她说：「易疯子也洗澡，是在半夜。刚来时，她的衣服都是用针线缝死的。」
「想守身如玉吗？」
「她以为自己是玉。干部命令让我拿剪刀把她的衣服剪开。一剪子下去，就有股臭气冒上来，比尿还酸，比脚气还臭。」
「她肯吗？」我又问。
「有什么肯不肯！不肯，就是抗拒政府。」
「有这么严重？」
「犯人的一点小事，都是严重的。你不懂，易疯子懂。衣服剪个精光，人也精光。她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大把的眼泪滚到肚皮，还打湿了地皮。」
不知为什么，自从听了苏组长的话，我对这个满嘴脏话的易风竹的反感程度减轻多了。她也似有察觉，一次，端着自己的脸盆，对我说：「把热水给你吧。」我摇摇头，谢绝了。
第二天，她用我的脸盆打了热水，端到我面前。我接受了。她说：「我知道，你不用我的热水，是嫌我脏。」
易风竹不是疯，是聪明。
混熟了，我偷偷问她：「你为什么老骂人？」
她答：「我只会骂人，不会说话。」
「因为说话，你受过很多人的欺负吧？」
她低头不语。
我又问：「你的牙是让人敲掉的吧？」
她扭头，走了。
我总是拖到最后去打水，苏组长说我太傻，因为一百多号人用热水，量大锅小，故小妖精都是一边舀热水，一边掺凉水。你若排在最后，就只能洗凉水了。我情愿受凉，不希望有太多的人看到我的身体。再说拖到最后，天色也能帮忙，至少不让别人看个真切。每次杀猪之后，我和刘月影、杨芬芳三个人可以尽情地洗了。刘月影总是先快速洗头，再要一盆热水洗澡。她脱去衣服，浑身像非洲模特一样，腰细，臀紧，腿长。缺陷果然在乳房，松弛，还有些下垂，乳头也失去了应有的圆润感，并呈黑紫色。女人的乳房恰恰是最能撩拨男人欲望的部位，太遗憾了。
我说：「刘月影，你很漂亮。」
她开心大笑，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说：「黑不溜秋的，从来没人说我漂亮。」
「真的，你很漂亮。在美术学院，够当人体模特了。」
她张着嘴，吃惊地望着我。
杨芬芳说：「张雨荷呀张雨荷，幸亏你是个女的，假如是个男的，肯定是流氓。」
第二节
汪杨氏死了。
这个六十岁上下的妇人就死在我一侧，隔了四个人，离我八尺八远。是清晨被苏润葭发现的：大家都起来了，她怎么还赖在床上、躺在被子里，一动不动。苏润葭连叫几声，也没动静。
她脸色顿暗，对易风竹说：「你去摸摸。」
「不去，你是组长，该你去看。」
「叫你去，你就去。」口气严厉得像个干事。
「不去。」
「你去不去？！」苏润葭说着，到监舍门的背后拿木棍。这是犯人打犯人的工具，每个监舍的门背后都有。
易风竹鞋也不脱，跳上床铺，叉开两只脚踩着汪杨氏的枕头，裤裆正对着人家的脸。实在是对亡灵的大不敬，我看着就憋气。易风竹弯下腰，一手掀开被子，另一只手伸向她的口鼻。半分钟不到，便高叫：「日你妈哟，死了。」接着冲到院子里，狂奔乱
跑，不停地大喊：「死人了，死人了！」真像个疯子。这下子，任苏润葭怎么招呼，也招呼不住了。
犯人全都惊呆，也都默不作声。我走到苏润葭身边，问：「你为什么要易风竹去摸死人？」
她不看我，眯缝着眼睛，像是自语：「我才不去。犯人最忌讳的，就是死在牢里。」
大家自动聚集到院子里，等着「发布下文」。老些的犯人面色如灰，个别的在偷偷抹泪。我想，她们一定是想到了自己。死讯如狂风乍起，恶狠狠迎面直扑过来，盖过她们的头顶，吹向她们的未来。
哨声响起，全队紧急集合。当班的唐干事，叫道：「吴艳兰，你给我站出来。汪杨氏的病情，你事先晓得不？」
吴艳兰是中队的卫生员，水平比赤脚医生还低三等，只懂得一些常用药。这算啥本事？药的效用都在药盒上写着呢。吴艳兰可以不劳动，可以向劳改干部报告：谁病了，谁可以休息一天，她还可以建议把病人抬到山下的劳改农场医院治疗。所以，犯人都拍她的马屁。她也是「一贯道」反革命犯罪，明年满刑。我很奇怪，为什么中队长非让我学杀猪，偏不叫我接她的班？我的母亲还是个不错的医生呢。
吴艳兰从卫生室出来，神情有些紧张，好在她说话一向慢条斯理，颇能遮掩内心的惶恐：「报告唐干事，汪杨氏血压高，是个老病号了。你也是知道的。平时给她的降压药，我从来没断过。只要她说『心头不好过』，我就给她开病假条。昨天她也是说『心头不好过』，我就让她卧床休息。哪晓得一下子就睡过去了呢？」
在我印象中，汪杨氏很少休息，一边喊「不好过」，一边还在劳动。我想请教苏组长：到底一个犯人要病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休息？转而又想，作为狱头儿的她，十有八九是不会回答我。因为我晓得，她与吴艳兰私下里很要好。
唐干事听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人死了，如同猪圈里死了一头猪，鸡笼里少了一只鸡。我忽然想起父亲常讲的一句话：「在中国，人命不值钱。」
接下来是安排收尸、埋人等善后事宜。唐干事叫我了：「张雨荷，今天你不用出工了。和骆安秀一起把汪杨氏收拾干净，把旧衣物都烧了，新的一律上缴，家属来时转交他们。吃的东西，也不例外。」
怪了，杀猪叫我，收尸也叫我，倒霉到家了！我张雨荷怎么啦？要命的是，这个姓骆的浑身是癣。
我闷闷不乐，准备走进监舍。唐干事叫住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收尸？」
「不知道。」
「这是政府的信任。」
「报告唐干事，我不懂——收尸的活儿，也属于信任？」
唐干事凑近说：「人死了，要留下一些东西。现金粮票，衣服鞋袜，肥皂牙膏，针线草纸，家属寄来的罐头饼干，还有自己买的鸡蛋糖果。收尸的时候，有些犯人趁机悄悄地私分。我看你从省城来，又是大学生，大概不会偷拿汪杨氏的东西，所以叫你留下来。你要好好做。」
她又把刘月影、杨芬芳、邹今图等几个最棒的劳力留了下来，任务是要在几个小时内，把一根原木动手制成一具棺木。
我好怕，不敢触摸死者。骆安秀不错，挽起衣袖，便动手了。她跳上床铺，对我说：「你害怕，那就给我打下手吧。先去打盆热水来。」
我绝不能奉献自己的脸盆！便到犯人统一放置盆碗、缸盅、勺筷的地方去拿汪杨氏的东西。好一阵才找到她的两个脸盆，盆边用红漆端端写着「汪杨」二字：一大一小，大的在下，小的倒扣其上。把小盆揭开，发现里面有两个搪瓷饭碗：一大一小，大的在下，小的倒扣其上。用手掂量，似觉碗中有物。索性一并端回监舍，让骆安秀看看。
我如进贡的一般，举着脸盆踏进门槛，说：「汪杨氏的脸盆里有碗，碗里有东西。」
「是吃的吧？」骆安秀问。
一看，还就是吃的——三、四片猪肉，肥的，带皮，另有两节葱段。我傻了：「大前天吃的回锅肉，汪杨氏居然留到今天？」
「你就不懂了，这是犯人的一肉两吃。」骆安秀把搪瓷碗挪到自己的跟前。
「什么叫『两吃』？」
「一吃就是当时吃，吃的是瘦肉。第二吃是留下肥的，用细火煎出油，撒上盐和花椒，装进一个小药瓶。以后慢慢吃。」
「怎么个『慢慢吃』？」
「就是把筷子伸到瓶口里，蘸一点油出来，马上搅和到饭里。这叫冷猪油拌热米饭。香啊！一小瓶能吃好几次呢。你刚来，不会，用不了两年，自会。」
我看那已成暗色的肉片，说：「扔了吧？」
她盯着我，问：「你不吃吗？」我摇摇头。
骆安秀随即将肉一把抓起，可怜的肉片还来不及在空中舒展，就直塞口腔了。忽然想起，她那「五爪金龙」刚刚还在汪杨氏身上摸索，我又傻眼了。拿起曾经盛肉的搪瓷碗，我说：「把它扔了吧。」
她一把抢过来，说：「你什么都扔，扔。知道不？好多同改等着我分点东西给她们呢。」
骆安秀是个熟练工。从贴身小坎儿的口袋里，找出极度稀缺且极其珍贵的全国粮票；从枕套深处藏着的小布袋里，掏出折叠整齐的几十元钞票；从被褥底下，搜出新衣服，新布头。一见新布头，我猛地想起在唐干事派活之后，刘月影曾把我拽到屋檐下，说：「汪杨氏留下的布头，不管新旧，给我留一点。」
「你用布头干啥？」
「打袼褙呀。」
「你不是给儿子做好一双鞋了么？」
「一双怎么够？」
「你说说，多少双才叫够？」
她伸出三根手指。
我惊叫：「三双鞋？」
刘月影笑道：「三双算个屁，三双是起码。」又压着嗓子，说，「骆安秀贪心得很，还有牛皮癣。你惹上了，这儿是治不了的。」
记起了刘月影的提醒，不等骆安秀开口，我便抢先说：「唐干事讲了，新东西都上缴，由政府移交给领取死亡证明的家属。」
汪杨氏是反革命分子，富农分子。脸平，胸阔，腰粗，臀宽，腿短，从后背看她走路，会误以为是一块敦实的门板在移动。犯罪情节不大清楚。从前生活的地方很可能靠近彝族地区，有用长布缠头的习惯。冷天自不必说，三伏天也如此。她不洗头，也无法洗，唯一的清洁方式就是用篦子篦头发。我见过她坐在小板凳上，一圈一圈揭开缠布后垂落至地面的长发，气味归气味，但色如漆、密如织，太可观了。一篦就是半个小时，算得上「狱中一景」。汪杨氏也知道自己头发的味道欠佳，所以总是在室外通风的地方操作。缠头布是一条家织黑色土布，她从未更换过。在遗物里，我俩竟发现了一条家织白色土布。我想，这崭新的缠头布肯定是她舍不得用，大半想等到刑满那一天才换上。
她没等到满刑，等来了死亡。成天叫唤「心头不好过」的汪杨氏，相信政府的仁爱、相信犯医递过来的药片。即使心头再难受，只是念叨，也只知道念叨，从不要求下山到劳改医院做个诊治。我也懂得，汪杨氏的确死于疾病；我也不懂得，有病就一定是这么结局。
我把长条白色土布抖落开，对骆安秀说：「我俩给汪杨氏的头发梳理一下，再缠上这块新布吧。」
她不回答，眉毛一扬，说：「不是要洗脸擦身嘛，你先去伙房打热水，再把她的洗脸毛巾和擦脚布找来。我要先抽支烟。」
等把热水和毛巾弄好，迈进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姓骆的女人两腿大叉开、一屁股坐在汪杨氏的胸口上，正用那旧得不能再旧、脏得不能再脏的黑缠头巾在包裹她的整个脑袋，嘴里含着烟卷。
「骆安秀，汪杨氏的脸还没洗呢？」我说。
答：「洗不洗，都是黄土盖脸。」
「你怎么把她整个脑袋都用这块臭布缠上？」
「谁看见了？！反正我没看见。」
我的火一下子冲上来：「骆安秀，我且问一句——你为啥要这样做？」
她说：「我也答一句——就是要那块新白布。」
「唐干事不是交代了，新东西都要上缴。」
骆安秀拔下嘴里的烟头，酸溜溜地说：「张雨荷，你可真是靠拢政府啊！」
我也不示弱：「这不是我在靠拢政府，是人要有良心。」
「放你妈的狗臭屁，人进了监狱，就都没良心。要不然你来收尸，我给你打下手。」
我被噎得无话可说，转身把端着的一盆热水，从监舍门口泼了出去。院子里拉着大锯（把原木锯成板材）的刘月影、邹今图吓了一跳。
刘月影停了活儿，问：「张雨荷，你们怎么啦？」
「不怎么。」
她去伙房讨了碗开水，递到跟前，安慰我说：
「骆安秀让你长见识了吧？犯不上。喝点水吧。」
站在旁边的邹今图插话了：「张雨荷是我们工区的，端茶送水也该由我做呀。」
刘月影讥讽道：「吃醋了吧？告诉你，别把张雨荷也当成黄君树。」
黄君树也是我的同改，同一个工区的。先是贪污，后来由于发表了极其反动的言论，遂升格为反革命。她相貌清秀，瘦弱单薄，性情沉静，据说犯罪前是某机关的会计。其父算得是开明士绅，一家人住着单独的宅院，院里有棵百年老树，全家视为珍宝，树下是男人下棋，女人做活，孩子们游戏的乐土。女儿出生，父亲取名「君树」是有些用意的。后来，有条新修建的铁路要从他家门前通过。铁路工程局的领导几次登门拜访，说东扯西。搞了半天，老人家终于弄清楚了——是想让黄家把树捐出来。黄氏全家商量来，讨论去，最后一咬牙：捐了。直立的大树变成横躺的枕木……刘、邹的对话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我听不懂，只有找合适的机会去问苏组长——这是后话。
我把一碗热水喝下去，刘月影接过海口碗，即问：「我托你办的事，做了吗？」
「你等着吧。」我没好气地说。心里怎么也不明白，几块破布就那么重要。
返回监舍，骆安秀正埋头仔细整理汪杨氏的旧衣裤，旧围腰，旧毛巾，旧袜子，旧手帕，旧布片。
「你要什么，就来挑吧。」
「我什么也不要。」
「你不要，我要。」
在把尸首用床单从头到脚盖严扎好后，骆安秀就围着汪杨氏尸体的四周，爬来爬去，翻来翻去，做最后的搜索。突然「嗷——」地大叫起来，她从藏在床底的一个木匣子里，找到了生鸡蛋，一数，整十个。骆安秀两手各握两个高举过头，一脸喜色，周身得意。我也高兴。吃，在囚徒生涯中是最大的需求和快乐。对此，谁也无法超脱。
等不及了！她端着木匣子，跑去报告，看如何发落。不一会笑孜孜回来，说：
「唐干事说了，我俩各五个。」
怀揣分得的五枚鸡蛋，感慨万千。吃死人的东西，太不应该，也大不吉利。但顾及不上了，再强的控制力也抵不过食物的诱惑！是啊，人的弱点要到特别的场合才显露出来。
我看见汪杨氏枕头的上方，摆放着一个黄色搪瓷盅，小小的，一点磕碰也没有。眼尖的骆安秀怎么没瞧见这个好物件？我伸手去拿，沉沉的，里面像是装了东西，我把两根手指伸进盅里。不好，黏糊糊的！抽出一看，手指带出的全是缕缕浓痰，甩都甩不掉。
我厉声大骂：「骆安秀，王八蛋！明知这里面装的是痰，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是存心不告诉你！叫你知道啥叫坐牢。」
一盅浓痰，痛快地教训了我。我忽然觉得从今晚开始，就要跟易风竹学骂人，一定要骂出世界上最难听的话来！
近午，快要收工了。唐干事叫我和骆安秀把汪杨氏的旧物，一律堆放在院子正中，小妖精奉命把点燃的麻秆丢到衣物的中央。很快，先是烟、后是火地烧起来。火苗不大，烟却不少，收工的犯人陆续围拢来，兴奋地看着汪杨氏的遗物化为灰烬与烟尘。胆子大些的，就拿出监舍门后的木棍、竹竿，使劲地从火堆中刨出那些旧衣、旧布。布的边沿烧焦了，她们也要。把烧焦的部分剪了，照样用来缝补丁，打袼褙，垫鞋
底。在我的周围，那刚闻死讯时的哀伤，骤然消失，无人再动悲情。一个囚徒的前途、幸福和快乐到底是什么？不就是几个鸡蛋，一块破布么。
饭后，棉絮似的乌云在远处堆积，天色如铅。快要变天了，唐干事忙叫骆安秀和另外两个犯人吃完饭，立即带着镐、锄、铲等工具到指定的荒坡去挖「墓坑」，说是墓坑，其实就是个土坑或泥坑，能把汪杨氏填进去，就行。我则等刘月影三人把棺木做好后，用木杠和绳索把死者送到「坑」里。
四个女囚充任的杠夫，两根抬杠，两副绳索，是给汪杨氏送行的全部礼仪和家当。我和刘月影是前杠，杨、邹二人是后杠。收拾停当，一切就绪，杨芬芳俯身轻拍棺木，道：「汪杨氏，我们送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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