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群 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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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印记试读：
编者前言
襄阳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和解读襄阳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回答人们普遍关注的历史文化问题，我们以《襄阳印记》为书名，以“历史襄阳”、“文化襄阳”、“魅力襄阳”为三大主题，策划和梳理出襄阳历史文化和人文地理30个方面课题，组织学术界进行研究和解读，形成了《襄阳印记》这本学术性文集。本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以宽广的学术视野、科学的学术方法、独到的学术观点，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襄阳若干重要历史文化问题，全景式、多维度地描述了襄阳一系列人文地理景象，展示了襄阳独特的人文魅力和城市印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一部融学术性、应用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编者2015年5月第一篇历史襄阳襄阳，悠久绵延的历史轨迹——襄阳历史沿革和变迁研究靳 进 甘忠银
内容提要：襄阳地区的城市发展和行政建置沿革史，并非我们常说的始于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至少应源于比樊国历史要悠久得多的邓国。早期众多方国分布的局面，构成了襄阳行政区划建置的雏形。襄阳从西汉初期建县起，逐步向地方高层政区演变，至东汉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建立襄阳郡，东晋至南朝刘宋时期侨置雍州，西魏时改雍州为襄州，使襄阳地区从荆州独立出来，不仅巩固了区域中心的地位，而且襄阳正式成为统辖这一区域的名称。以后的行政建置虽有变化，但其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襄阳是本区域历史最悠久，文化韵味最浓郁的行政区划名称。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探索襄阳历史沿革和变迁的过程及特点，力求展现襄阳历史沿革的清晰脉络。一、襄阳行政区划的源头
城市的发展和国家行政权力的建立是行政区划形成的重要基础，襄阳地区在东周以前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但早期方国的分布却是后来行政区划的基础。在此意义上，襄阳地区早期方国的分布及发展是襄阳历史沿革变迁的源头。《乾隆襄阳府志》卷2《沿革》“襄阳府”条说：“襄阳府，东汉建安中魏武分立之郡也。《禹贡》荆、豫二州之域，在周为樊、谷、唐、邓、鄾、阴、鄢、庐、罗诸国。春秋末，咸入于楚，而群蛮据其边陲。”又“襄阳县”条下说：“襄阳，汉县。其地在周为樊侯封邑，为邓侯国，为鄾子国。春秋时鄾为邓之南鄙，楚文王灭邓入于楚。”据此，一般认为襄阳地区城市的源起是周宣王封仲山甫于樊，从而开始了2800多年的建城史，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说法。然而用仲山甫封樊作为襄阳城市及国家发展的起点，是非常不可靠的。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樊作为西周宣王时期的一个封国，相比此地区的其他方国，时间要晚得多。《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大夫詹恒伯谈周初南方的疆土时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关于邓国的地望，石泉先生考证后认为在今襄阳市西北十余里的古邓城遗址[1]，其考证严谨可靠。这就说明在襄阳地区，至少还存在着一个比樊国要古老得多的国家——邓国，且在武王克商时就与周有很强的政治联系，成为周的属国。在此基础上，邓与周也必然有初步的经济文化联系，说明其社会发展水平不低。相比仲山甫所封的樊，邓国更有资格作为襄阳地区城市文明的代表和建立行政组织的开始。
其次，西周仲山甫所封之樊不在今襄阳樊城。检阅先秦文献，并无樊在襄阳一带活动的记载。如果邓与樊真的相邻，那么楚国在兼并襄阳地区时，是无法绕开樊而无楚与樊交往的记载的。关于仲山甫所封之樊的地域，石泉先生认为在今河南北部地区的沁阳一带[2]。淮河流域另有一嬴姓樊国，徐少华教授认为其地在今信阳市南不远处，襄阳樊城的源起，或为楚灭樊后，曾一度迁樊人于邓国故地附近安置的缘故[3]。王先福先生运用考古发现，结合文献材料，更系统地论述了仲山甫封樊的相关问题，指出了仲山甫所受封之樊是古阳樊地区，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在楚国灭樊，迁樊人于邓城附近居住后，逐渐形成樊城这一地名，后在坞堡遍地的情形下出现樊城。西汉末年，樊氏已为南阳豪族，按樊氏为刘秀母家，刘秀起兵，即颇得樊氏之力。这也从侧面证实秦汉时有大量樊氏族人聚居在南襄地区，这一支樊氏或许就是来源于樊国。而仲山甫封于樊城之说在南北朝时期出现，颇有可能与南阳樊氏兴起后自矜门第有关[4]。所以，樊城的兴起与仲山甫封樊无关，更加不能作为襄阳地区城市和沿革变迁史的起点。
西周初年邓国被封于江汉地区，作为周王朝在南土的重要属国而存在。其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在江汉地区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邓作为周的属国，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据成王时的《盂爵》记载：“隹王初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宾贝，用作父宝彝。”周成王初到成周就派大臣盂来安抚邓伯，说明周初周、邓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往来。反应两周之际邓国史实的铭文较多，表明此时是邓国历史上的繁荣时期，与周王室及姬姓族团婚姻密切，关系特殊。邓国对外联系广泛，具有较强实力，是一个具有一定影响，有较高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南方大国[5]。石泉先生认为，《左传》桓公七年（前705年）记载榖伯和邓侯吾离到鲁国访问，邓与榖是邻国，距离鲁国很远，则邓侯与榖伯到鲁国之前，必已经过并访问了一系列中原诸侯国。邓与中原先进地区既已有这样的政治联系，必然也相应地存在着经济文化交流。邓国虽比中原各国要落后些，以致邓侯吾离到鲁国访问时，还受到鲁国贵族的轻视，但邓国当时的经济文化估计也不会太落后，否则这种远途联系就不大可能了。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楚联合伐邓之役，也反映出邓国当时是一个已有一定经济文化地位的诸侯国。首先，巴国为了要与邓国建交，而派遣专使到楚国，请楚国介绍，说明邓国对巴国有吸引力，邓国当时在这一地区必是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重要国家。邓、楚之间的战争，战事相当激烈，经过三次进退，楚人才打败邓师。从这一战役的前因后果和全过程来看，邓国在当时有一定实力，才敢同楚国较量一番。而邓为楚国所灭，一方面说明楚国势力迅速发展，急于北上争霸；另一方面是邓国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因而成了楚人北上中原时首先兼并对象[6]。王先福先生也从考古方面证明，现襄阳市西北的古邓城遗址，至少在西周中期就作为邓国的都城而存在[7]。这表明只有邓国才是襄阳城市发展和行政建置的源头，把仲山甫封樊作为襄阳城市发展的源头而宣扬襄阳有2800多年的建城史非常不适当。二、春秋早期以前襄阳地区的方国分布
前引《乾隆襄阳府志》，襄阳地区西周时分布着樊、谷、唐、邓、鄾、阴、鄢、庐、罗诸国，前述已表明两周之时樊国不在襄阳地区，石泉先生又考证鄾、郾不是一个国家，鄾只是邓国的一个边邑，郾不存在[8]。徐少华先生在石泉先生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唐国不在今襄阳地区，而在今河南省唐河县一带[9]。《中国历史地图集》则只有位于今襄阳市西北的古邓城遗址的邓国，位于今谷城县的榖国，襄城以南的庐戎国[10]。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罗国在宜城县西二十里的罗川城，何浩先生考证，罗国位于今南漳东北，襄阳西南交界处。庐戎国位于襄阳县西，即今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西[11]。何先生考证精细，其说为是。据此，春秋早期以前襄阳地区方国分布如图1所示[12]： 图1 春秋早期襄阳地区方国分布图三、春秋至战国晚期楚国在今襄阳境内所设县级政区
春秋至战国晚期，今襄阳境内纳入楚国的统治。楚国一改此前封邦建国的传统，在地方设立县级政区，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直接管理，改变了过去邦国林立的局面，把襄阳地区逐步纳入全国的行政区划体系之内。尽管春秋时期楚国所设之县还是县邑之县，即灭掉其他小国家而建，县的基层组织尚未重新经过改造，幅员也未经过有意识的划定，因此还不是后世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郡县之县，但已具有了楚国国君直属地的性质，县的长官不世袭，而是由国君任命和定期撤换，因此具有了后世之县的一些基本因素，其所设之县也是以后县级行政区划的基础[13]。春秋至战国晚期，楚国在今襄阳地区设置了以下县级政区：
文王三年（《左传》庄公六年，前692年），楚为北上争霸，灭掉邓国，设立邓县，其地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北古邓城遗址。
大约在穆王、庄王之世（《左传》文公十四年左右），鄀当已为楚之附庸，楚于是设置鄀县。鄀本为秦、楚界上小国，始都商密（今河南省淅川西南），穆王五年（前621年）后，迁都于鄀（今湖北省宜城市西南）。
庄王初年（《左传》文公十四年，前613年），楚在所灭庐国故地置庐县，以此作为汉水中游南岸要邑，其地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西南。
楚平王七年（前522年），楚工尹赤所迁阴戎到下阴。楚在此后不久，于其地置县，以管理阴戎之民。阴县在今湖北省老河口市北。
鄢，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别都，其地在今湖北省宜城市东南楚王城，是楚都纪郢北边的门户。战国时期楚已置有鄢县[14]。《左传》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有关权县的地望，李晓杰先生考证在湖北省荆门县东南[15]，徐少华先生则定权县在今宜城市南境[16]。李晓杰的考证引用了《水经注》和《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今从其说，权县不在今襄阳地区。
位于今谷城县的古谷国，何浩先生考证其灭亡时间晚于邓国，可能在楚文王后的堵敖至楚成王早期，约公元前676年至前656年之间[17]。按照楚国灭国设县的惯例，楚国当设有谷县，不过不见文献记载，且存疑。此地文献明确记载设置筑阳县是在被秦攻占之后，即公元前278年之后。
按照以上所述，春秋至战国晚期，楚国先后在今襄阳地区设邓、鄀、庐、阴、鄢五县，其分布如图2所示。图2 春秋至战国晚期楚国在襄阳地区设五县图
春秋楚县，多由灭国而置县。又起初大都设在边境地区，具有明显边防重镇的作用，既是拱卫国土的军事堡垒，也是对外攻击的前沿基地，如邓县和庐县。邓县并入楚国后，成为楚国北上和东进的重要军事基地。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设郡，楚国也是设郡最早的国家之一，同样楚国郡也大多设置在边境地区，起边防重镇的作用。在今襄阳境内无独立设郡的记载，但楚国在战国时期设有南阳郡，此郡的范围有没有包括今天的襄阳地区不可考。四、秦和西汉时期的政区沿革
战国后期，秦国攻占南阳盆地和江汉地区之后设置南阳郡和南郡，《汉书·地理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但秦时这两个郡所辖有哪些县，缺乏文献记载。后晓荣先生考证南阳郡下所辖县有：宛县、叶县、邓县、蔡阳、酂县、比阳、乐成、鲁阳、博望、阴县、新阴、南陵、湖阳、犨县、穰县、析县、随县、新野、郦县、平氏、雉县、阳成、复县、新都、山都、筑阳等27县，其中辖地在今襄阳境内的有：酂县，今老河口市西北；邓县，今襄阳市西北十余里；蔡阳，今枣阳市西南；阴县，今老河口市西；山都，今谷城县东北；筑阳，今谷城县东。南郡所辖县有：江陵、安陆、枝江、当阳、沙羡、郢县、鄢县、销县、夷道、左云梦、右云梦、临沮、夷陵、州陵、竟陵、鄀县、伊庐、邔县18县，其中辖地在今襄阳境内的有：鄢县，今宜城市楚皇城遗址；鄀县，今宜城市东南；伊庐，襄阳市西南；邔县，石泉先生考证在今襄阳市襄城区欧庙附近，而非宜城北境[18]。据此，则秦时今襄阳境内设置了酂县、邓县、蔡阳、阴县、山都、筑阳、鄢县、鄀县、伊庐、邔县10个县，分属南阳郡和南郡。需要说明的是，乐成县在今河南邓州市，同样包括今老河口市的一部分；左云梦是汉编县的前身，在今荆门、南漳之间，汉时治所在荆门，东晋时移到南漳。这两个县虽然辖地包括了今襄阳地区的一部分，但治所不在今襄阳地区，不算在襄阳地区设置的县级政区。
西汉初期的政区设置基本上沿袭了秦朝，只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郡级政区不变，襄阳地区分属于南阳郡和南郡，但县级政区有一些变化。《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阳郡”下所记载在今襄阳地区的县有：
酂，侯国。莽曰：“南庚。”孟康曰：“音赞。”师古曰：“即萧何所封。”
阴，颜师古注曰：“即《春秋左氏传》所云迁阴于下阴者也，与酂相近，今襄州有阴城县，县有酂城乡。”
筑阳，故谷伯国。莽曰：“宜禾。”应劭曰：“筑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沔。”师古曰：“春秋云‘谷伯绥来朝’是也。”今襄州有谷城县，在筑水之阳筑，音逐。
山都、蔡阳，莽之母功显君邑。应劭曰：“蔡水所出，东入淮。”
邓，故国，都尉治。应劭曰：“邓侯国。”
舂陵，侯国，故蔡阳白水乡上唐乡，故唐国。师古曰：“《汉记》云，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舂陵乡封长沙王子买为舂陵侯，至戴侯仁以舂陵地形下湿，上书徙南阳，元帝许之，以蔡阳白水乡徙仁为舂陵侯。”
在西汉时期，在南阳郡辖下的今襄阳境内有七个县及侯国政区。其中阴和邓是楚旧县；筑阳是秦旧县；酂是秦旧县，西汉初期为萧何封国；山都、蔡阳是秦旧县，西汉末为王莽母亲的封邑；舂陵是戴侯刘仁的徙封之地，西汉时新建的县级政区，在今枣阳市境内。
同书“南郡”辖下在今襄阳境内的县有：
宜城，故鄢。惠帝三年更名。
邔，孟康曰：“音忌。”师古曰：“音其已反。”
中庐，师古曰：“在襄阳县南。”今犹有次庐村，以隋室讳忠，故改忠为次。
襄阳，莽曰：“相阳。”应劭曰：“在襄水之阳。”
若，楚昭王畏吴自郢徙此，后复还郢。师古曰：“《春秋传》作鄀，其音同。”
西汉时期南郡辖下的今襄阳境内的县有5个。宜城即楚、秦时期的鄢县，西汉惠帝时改为宜城；中庐即秦时的伊庐，若即鄀，皆楚国旧县；邔县为秦旧县，最大的变化是西汉初期新建襄阳县[19]。
西汉时期今襄阳境内南阳和南郡两郡辖下的县级政区共12个，相比秦代，增加了舂陵和襄阳两个县级政区，其中包括一个舂陵侯国，山阳、蔡阳两个封君邑和邓都尉治。从楚国至西汉时期，今襄阳境内的行政区划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春秋时期的楚县还是县邑的县，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郡县之县，经过战国及秦代发展，到西汉时期已是非常成熟的郡县制下的基层政区。
第二，县级政区的设置显著增多，从春秋时期的4个增加到战国时期的5个。秦代发展到10个，至西汉时期达到12个。县级政区的显著增多是此地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结果，表明从春秋时期到西汉时期，襄阳地区的开发已逐渐进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可以支撑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活动，为襄阳地区进入全国的政治军事舞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来绿林军起义、襄阳豪族的兴起、三国时期襄阳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第三，新建两个县级行政区舂陵侯国和襄阳县。这两个行政区的建立意义重大。舂陵侯徙蔡阳白水乡上唐乡建立侯国，为东汉皇室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楚北津戍这个重要渡口处建立襄阳县，尽管此时的襄阳县还很狭小，但其在政治、军事、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已逐渐得到重视，其价值在后来得到体现。这也是襄阳地区高层政区形成的萌芽，随着地位的不断提升，襄阳最终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中心。
其具体分布如图3所示：图3 西汉时期襄阳境内行政区划图五、东汉三国时期的政区沿革《后汉书》卷22《郡国志》载南阳郡和南郡的政区在今襄阳境内，如下：南阳郡
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使中郎将耿遵筑城。”
阴。
酂。
邓有鄾聚，左传桓九年楚师围鄾。
山都，侯国。
蔡阳，侯国，《襄阳耆旧传》曰：“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鱼，人捕不可得，《南都赋》所称。”
筑阳，侯国，有涉都乡。杜预曰：“谷国在县北。”《博物记》曰：“今谷亭。”《荆州记》曰：“县北四里有开林山，西北有山。”
襄乡。
襄乡，《元和郡县志》卷21“随州枣阳县”下曰：“后汉分蔡阳立襄乡县。”则襄乡县为东汉析蔡阳新设置的县。南 郡
中庐侯国，《襄阳耆旧传》曰：“古庐戎也。”
襄阳有阿头山，岑彭破张杨。《襄阳耆旧传》曰：“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玉女游处，北山之下曲隈是也。”《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泽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
邔侯国，有犂丘城。朱祜禽秦丰苏岭山。
宜城侯国，杜预曰：“县西，旧罗国，后徙枝江。”
鄀侯国，永平元年复。《左传》：“楚文王伐黄，还及湫。”杜预曰：“县东南有湫城。”
其具体分布如图4所示：《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相比，多了一个襄乡，舂陵侯国改为县，而把山都、筑阳、中庐、邔、宜城、鄀改为侯国，这是东汉以来的最大变化。这也反映了襄阳地区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发迹于襄阳地区，其集团内出生于这一地区的功臣也相当多。东汉王朝建立后，很多人就被封于这一地区，这是东汉时期襄阳政治地位提高的表现，表明地方豪族在襄阳地区兴起，由此带来的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襄阳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全面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图4 东汉时期襄阳境内行政区划图
东汉末年襄阳地区在政区沿革上有了较大的变化：一是章陵郡的建立。章陵县当属章陵郡，其余属县文史无征；二是南乡郡的建立。《晋书·地理志》云：“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得荆州之地……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据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卷３及杨守敬的《补正》，可知当有南乡、顺阳、酂、丹水、武当、阴、筑阳、析、南阳九县之地，则位于今襄阳境内的阴、筑阳二县改属南乡郡；三是襄阳郡的建立。《宋书·州郡志》“襄阳公相”下云：“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编以北及南阳之山都立，属荆州。”《晋书·地理志》云：“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襄阳郡之领县，史未明言，然据上引《宋书·州郡志》之文及《续汉志》所载南郡编县以北之县，可知该郡始置时当领襄阳、中庐、邔、宜城、鄀及山都六县。吴增仅在《三国郡县表》卷３及《考证》中认为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后，襄阳郡又增领临沮、旍阳二县。《三国志》卷３《明帝纪》载：“丁巳，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四县，置襄阳南部都尉。”如此，则魏明帝景初元年以前临沮、旍阳二县已划归襄阳郡，那么襄阳郡至三国时已领有八县之地，吴说为是。不过今天襄阳地区的枣阳市、老河口市、南漳县和保康县并未纳入襄阳郡辖区内，而是分属南阳郡、南乡郡和新城郡。
上述三个变化中，襄阳郡的建立对襄阳历史的影响最为重要和深远。在此之前，今襄阳地区仅有基层政区，且分属不同的高层政区——南阳郡和南郡。襄阳郡建立后，襄阳地区有了以襄阳县为中心的高层政区，而且从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襄阳都是作为地方一级行政中心存在，统县政区都名为襄阳，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和巩固。这源于东汉初期以来襄阳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得本地区的实力增强，到刘表主政荆州后，把荆州的行政中心——州治搬到襄阳，成为控御一州的核心地区。既而在此基础上，曹操建立襄阳郡，使襄阳地区有了独立的高层政区，以后领县虽有变化，但整个地区却从此成为一个整体。这在襄阳的沿革变迁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其变化如图5所示：图5 三国时期襄阳境内行政区划图六、西晋时期襄阳沿革变迁《晋书》卷15《地理志》载：“襄阳郡，魏置，统县八：宜城、中庐、临沮、邔、襄阳、山都、邓城、鄾。”然同书义阳郡下又有邓，此时襄阳郡在江北只辖有山都县，记载有误，按谭其骧的研究，鄾是邓城的边邑，邓城和鄾此时属义阳郡。襄阳郡另辖上黄县[20]。又同书“南郡”条下载：“南郡，汉置，统县十一：江陵、编、当阳、华容、鄀、枝江、旌阳、州陵、监利、松滋、石首。”则原襄阳郡下所辖的鄀和旌阳在西晋时期已改隶南郡。此时襄阳郡当辖襄阳、宜城、中庐、临沮、邔、山都、上黄七县。而顺阳郡所辖之酂、阴、筑阳，新城郡所辖之沶乡，义阳郡的邓、蔡阳、安昌则在今在襄阳境内（如图6所示）。图6 西晋时期襄阳沿革变迁图七、东晋至南朝时期襄阳沿革变迁
东晋至刘宋时期，襄阳经历了沿革变迁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尤其是侨州、郡、县的设立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并且使襄阳地区彻底脱离了荆州的管辖。《宋书》卷37《州郡三》载：
荆州，宋初领郡三十一，后分南阳、顺阳、襄阳、新野、竟陵为雍州。
雍州刺史，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义阳三郡。北上洛，晋孝武立，领上洛、北商、鄷阳、阳亭、北拒阳五县。北京兆，领北蓝田、霸城、山北三县，并云景平中立。义阳，云晋安帝立，领平氏、襄乡二县。鄷阳、阳亭、北拒阳并云安帝立，余县不注置立。今并无此三郡。今领郡十七，县六十。
从上可以看出，从东晋孝武帝开始，在襄阳地区侨置雍州，并侨置郡、县。东晋孝武帝时，侨立的州、郡、县没有实土，到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分荆州北部地区为雍州境土。宋孝武帝大明中，实行土断，分实土郡县土地给侨置的郡县，使雍州真正成为一个实体政区，与荆州并立，在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局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东晋南朝时期南朝的政区建置，胡阿祥教授已有详细的考证，以下录取胡教授的研究成果，用表格的形式，把东晋到南朝梁代的政区建置及侨州郡县的分布情况列出，以供参考[21]。表1 东晋襄阳地区侨州郡地理分布表实有地侨置州郡酂城（老河雍州口市西北）阴城（老河南阳郡口市西北）筑阳（谷城扶风郡东）襄阳市西北京兆郡司州、雍州、秦州、梁州、河南郡、北河南郡、北上襄阳（襄阳洛郡、广平郡、京兆郡、冯翊郡、扶风郡、始平郡、市）一带建昌郡、昌国郡、南天水郡、义成郡、义阳郡、北京兆郡大堤（宜城华山郡北）鄀（宜城东冯翊郡南）上洪郡（宜新野郡城东南）岩州（宜城南天水郡东）表2 东晋襄阳地区实州郡县（含实郡领侨县）建置表（义熙十四年，418年）州统郡，郡统县（含侨县）州郡治所今地襄阳郡，襄阳、宜城、中庐、鄀、上黄、邔、邓城今襄阳市汶阳郡，僮阳、沮阳、高安今保康县东南表3 东晋襄阳地区侨州郡县（含侨郡领侨县）建置表（义熙十四年，418年）侨州、郡侨寄地（有无侨州，侨郡统侨县（含实县）实土）河南郡，河南、新城、河阴、阳城、缑襄阳，今襄阳市氏上洛郡，上洛、北商、鄷阳、阳亭、北襄阳，今襄阳市拒阳广平郡，广平、易阳、曲周、邯郸襄阳，今襄阳市雍州襄阳，今襄阳市京兆郡，杜、新丰、蓝田、郑、池阳、襄阳，今襄阳市南霸城、新康扶风郡，郿、魏昌襄阳，今襄阳市始平郡，始平、平阳、清水、槐里襄阳，今襄阳市襄阳（今襄阳市）一带义阳郡，平氏、襄乡义成郡，义成、下蔡、平阿、万年襄阳，今襄阳市表4 南朝宋襄阳政区建置表（大明八年，464年）州统郡，郡统县州郡治所、侨寄地今地汶阳郡，僮阳、沮阳、高安今保康县东南雍州襄阳，今襄阳市（实土）襄阳国，襄阳、中庐、邔今襄阳市京兆郡，邓、杜、新丰今襄阳市襄州区西北（实土）扶风郡，筑阳、郿、汎阳今谷城县东（实土）今宜城市东南（实土）冯翊郡，鄀、莲勺、高陆南天水郡，华阴、西、略阳、阿岩州，今宜城市东（实土）阳建昌郡，永兴、安宁襄阳，今襄阳市大堤，今宜城市北大堤村（实华山郡，华山、蓝田、上黄土）表5 南朝齐襄阳政区建置表（建武四年，497年）州统郡，郡统县州郡治所、侨寄地今地雍州襄阳，今襄阳市（实土）襄阳郡，襄阳、中今襄阳市庐、邔、建昌京兆郡，邓、新今襄阳市襄州区西北（实土）丰、杜、魏扶风郡，筑阳、今谷城县东（实土）郿、汎阳冯翊郡，鄀、莲今宜城市东南（实土）勺、高陆南天水郡，略阳、今宜城市东（实土）华阴、西建昌郡，永兴、安侨襄阳，今襄阳市宁华山郡，华山、蓝今宜城市（实土）田、上黄北上洛郡疑在襄阳，今襄阳市一带齐安郡当在雍州北境，沔水以北齐康郡当在雍州北境，沔水以北招义郡当在雍州北境，沔水以北宁蛮府襄阳，今襄阳市南襄郡，新安、武今南漳县昌、建武、武平蔡阳郡，乐安、东蔡阳、西蔡阳、新今枣阳市西南蔡阳铺化、杨子、新安安定郡，思归、归化、皋亭、新安、今南漳县西士汉、士顷义安郡，义安、郊乡、东里、永明、今襄阳市襄州区西山都、义宁、西里、南锡、义清广昌郡今枣阳市约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含五县、市）、老河口西新安郡，新安、市、丹江口市、枣阳市、钟祥县及河南南阳汎阳，安化、南安地区（含南阳、邓州二市及淅川、方城、西峡以外八县）境内义宁郡，筑、义宁、汎阳、武当、南阳北建武郡，东苌秋、霸、北鄀、高罗、西苌秋、平丘永安郡，东安乐、新安、西安乐、劳泉怀化郡，怀化、编、遂城、精阳、新化、遂宁、新阳武宁郡，新安、武宁、怀宁、新城、永宁新阳郡，东平林、头章、新安、朗城、新市、新阳、武安、西林高安郡，高安、新集左义阳郡，东襄城郡，怀安郡，北弘农郡、西弘农郡，中襄城郡表6 南朝梁襄阳地区政区建置表州统郡州郡治所及今地南荆州今枣阳市东北雍州襄阳，今襄阳市襄阳郡襄阳，今襄阳市冯翊郡鄀，今宜城市东南新野郡今宜城市东南义成郡义成，今谷城县西华山郡华山，今宜城市兴国郡今谷城县西秦南郡今宜城市西南沔东郡今枣阳市西南宁蛮府襄阳，今襄阳市南襄郡今南漳县安定郡今南漳县西蔡阳郡蔡阳，今枣阳市西南蔡阳铺弘化郡疑在今谷城县西境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东晋至宋、齐时期的雍州境内，侨置郡县太多、太滥，州、郡两级政区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程度。表2和表3所示东晋义熙十四年襄阳郡只辖有七县，其境内却侨置了1个州、8个郡及33个县。到宋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很多政区获得了实土，原有的实土政区就急剧缩小，郡县重叠，以致出现了双头郡县。襄阳虽然在三国时期成了统县的郡级行政区，但到南朝却名不副实了，刘宋时下辖只有襄阳、中庐、邔三个县，萧齐时辖襄阳、中庐、邔、建昌四个县，同时境内还侨置着更多的郡县。这是襄阳沿革变迁史上一个非常大的倒退。不过随着雍州在刘宋时成为实土州，把荆州北部境土独立出来，和荆州并立。又雍州治所在襄阳，随着全国统一趋势的加强，襄阳中心地位的突出而取代雍州，事实上完成了以襄阳为名的行政区从荆州独立，形成今天襄阳行政区的雏形，正式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在襄阳侨置雍州，对襄阳沿革变迁的影响深远。图7 南朝宋襄阳地区行政区划图
同时雍州宁蛮府的设立是此时期襄阳建置沿革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是南北分裂，襄阳沦为战场，原住人口流失，周围少数民族及北方人口大量迁移来之后带来的结果。这对襄阳的人口结构、文化面貌等影响甚大。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进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使雍州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在南朝的政治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大同元年（535年），萧詧除雍州刺史，后与梁元帝不和，在梁元帝围攻襄阳时，萧詧降附西魏。西魏发兵救萧詧，册封其为梁王，在襄阳置百官。后西魏攻下江陵，把萧詧迁到江陵，立其为梁主，成为西魏的附庸。雍州从此尽归于西魏，改曰襄州，治襄阳，领六郡，详见表7。表7 西魏北周时襄州建置表 [22]州，治所（今地）郡，治所（今地）县，治所（今地）襄州，襄阳襄阳郡，襄阳（今襄襄阳，襄阳（今襄阳市）阳市）（今襄阳市）阴城，今老河口市西北筑阳，今谷城县城关义城，今丹江口市河南郡，安养（今襄阳市安养，今襄阳市北北）长湖郡，义安（今襄阳市义安，今襄阳市西西）旱停，今襄阳市西南率道，今宜城市北三武泉郡，武泉城十里汉南，今宜城市城关义清，今南漳南东北六十里南襄阳郡，思安（今南漳思安，今南漳县城关县城关）上黄，今南漳县东南五十里德广郡，上洪（今宜城市上洪，今宜城市东东）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政区设置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但已逐步规范。而且以襄阳为中心，汉江两岸逐渐开始统属于一个独立的高层政区——襄州或襄阳郡。八、隋、唐前期襄阳政区沿革变迁
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北周称帝，改国号为隋。589年灭南朝陈，结束了中国自魏晋以来长达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初沿袭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制，州郡县一体承袭，无大变更。开皇元年（581年），襄州领襄阳、河南、德广、武泉、南襄阳、长湖六郡，其中襄阳郡领襄阳、阴城、筑阳、义城四县，河南郡领安养一县，德广郡领上洪一县，武泉郡领率道、汉南、义清三县，南襄阳郡领思安一县，长湖郡领常平、旱停二县，全州共计领县十二[23]。图8 隋大业八年（612年）襄阳郡政区图
鉴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过于分散、杂乱，不利于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隋文帝遂于开皇三年（583年）釜底抽薪，以“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24]，废诸郡而行以州—县二级制，于是襄州所属的襄阳、河南、德广、武泉、南襄阳、长湖六郡皆废[25]，而以襄州直接统领原各郡所领之县，另外，“隋文帝立山南道行台并总管府于襄州”[26]。是时，今襄阳地区称襄州，统襄阳、安养、义城、上洪、率道、汉南、阴城、义清、思安、常平、旱停、鄀共十二县，治于襄阳县（今襄城区），襄州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襄阳市的大部分，十堰市、荆门市的一部分，今保康县当时属房陵郡永清县、今枣阳市当时属舂陵郡枣阳、舂陵、清潭、蔡阳四县，除此两县市外，今襄阳市其他地区基本上属襄州管辖。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义城县为谷城县，改思安县为南漳县，其他不改[27]。隋炀帝于大业二年（606年）“并省诸州”[28]，襄州所属之旱停县被省并，于是襄州统襄阳、安养、谷城、上洪、率道、汉南、阴城、义清、南漳、常平、鄀十一县[29]。炀帝又于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30]，由于曹魏曾于此置襄阳郡，故改襄州为襄阳郡，所属之县不改。
隋祚短促，二世而亡，隋末天下大乱，豪杰并起，隋唐之际的襄阳一带曾为王世充所据。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平王世充后，因隋旧名，复改襄阳郡为襄州，“领襄阳、安养、汉南、义清、南漳、常平六县”[31]。但在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至乾元元年（758年）的十六年间，州曾一度改郡，襄州在此十六年期间改称襄阳郡[32]。
唐武德四年（621年）于襄州置安抚使，复置行台尚书省。《旧唐书·地理二》“襄州”条云：“山南道行台，统交、广、安、黄、寿等二百五十七州。”[33]于其时襄州行台所辖范围包括长江中游以及东到淮河中游、南至岭南的广大地区。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襄州行台被取消，在襄州置都督府。《旧唐书·地理二》称：“（武德）七年，罢行台为都督府，督襄、邓、唐、均、淅、重七州。”[34]其时襄州都督府所辖之七州，襄州领襄阳（治今襄阳市襄城区）、安养（治今襄阳市樊城区）、汉南（治今宜城市北）、义清（治今襄城区卧龙镇附近）、南漳（治今南漳）、常平（治今襄州区）、阴城（治今老河口市西北）、谷城（治今谷城）八县，邓州领穰（治今邓州市）、冠军（治今邓州市西北）、深阳（治今邓州市东北）、新野（治今新野）四县，唐州领枣阳（治今枣阳）、舂陵与清潭（治今随州西部）三县，均州领武当、均阳二县（治今丹江口市境内）、淅州领内乡、默水二县（治今河南内乡、西峡与淅川境内），重州领荆山、重阳（治今南漳西境与保康东境）二县，都州领乐乡（治今钟祥西北）、率道、上洪（治今宜城境内）三县。这样，武德七年时襄州都督府所辖地区大致包括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邓州、新野，湖北丹江口、老河口、谷城、宜城、枣阳、南漳等县市的大部分地区及随州西北部、钟祥西北部与保康东部的部分地区。图9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襄州政区图
贞观六年（632年），罢襄州都督府[35]。“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36]正式开始监察工作，并成为定制，这样一来，监察使成为固定官职，监察区正式形成，其中山南东道采访使治于襄州。开元中所置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之监察区域，包括襄、邓、唐、均、房、隋（治今随州）、郢（治今钟祥）、复（治今仙桃市东南）、金、商、荆（治今荆州市）、峡（治今宜昌）、归（治今秭归）、夔（治今重庆市奉节）、万（治今万州）、忠（治今忠县）、涪（治今涪陵）共十七州。至天宝初，又将原属江南西道之澧州（治今湖南澧县）[37]、朗州（治今湖南常德）[38]割属山南东道。于是，山南东道的监察区域乃今湖北中西部、重庆东部、湘西北与陕东南的广大地区。
值得提出的是，无论是襄州都督府还是山南东道，都并非行政区域，前者为军事区域，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后者为监察区域。前文已述，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监察使成为固定官职，十五个监察区正式形成，监察区的形成和监察官员的固定化固然有利于监察工作的进行，但却隐藏着监察区演变为高层政区的潜在危险。果不其然，“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为新的三级制行政区划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新的行政区划变革就在兵荒马乱之中出现了。九、唐后期及五代时期襄阳沿革变迁“安史之乱”起，政治军事格局大变。为了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唐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战时紧急措施，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兼管军政、民政的节度使。然而叛乱平定以后，这些战时区划并未撤销，而是保留了下来，于是，在州—县二级制以上形成了道（方镇）一级政区，唐代后期的行政区划体系由州—县二级制转变为道（方镇）—州—县三级制。“上元二年，置襄州节度使，领襄、邓、均、房、金、商等州。”[39]至德二年（757年），“升襄阳防御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领襄、邓、隋、唐、安、均、房、金、商九州，治襄州。”[40]正式设置山南东道节度使，“自后（襄州）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41]
上元二年（761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山南东道节度使实领有襄、邓、复、郢、唐、随、均、房八州。其中襄、邓、唐、均、房诸州领县情况已见前述。隋州领隋（今随州市）、光化（今随州东南）、枣阳、唐城（开元二十六年分枣阳置，今随州西北唐县镇）四县，郢州领长寿、京山（今县）、富水（今京山县东北宋河镇）三县，复州领沔阳（今仙桃市东南沔城镇）、竟陵（今天门市）、监利（今监利县）三县。因此，唐后期的山南东道节度使辖区实际上包括了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包括现在河南省南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十堰市、随州市、荆门市、仙桃市、天门市以及荆州市的部分地区。图10 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政区图
唐代后期，藩镇形成割据形势，并最终灭亡了唐王朝，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五代时期自此开始，此后一直到后周显德七年（960年），中原地区先后兴起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时期政区基本沿袭唐制，实行节度使—府（州、军、监）—县三级行政制度。
后梁时期今襄阳市属山南道，辖襄、泌、随、邓、均、房、复、郢诸州，治于襄阳。“五代梁唐之际改忠义军，后以延州为忠义，复以襄州为山南东道。”[42]后晋、后汉、后周时期襄州政区基本沿袭不改。十、宋元时期襄阳沿革变迁
宋初制度承继唐末五代而来，节度使仍拥有治理隶属诸州之大权。但唐代亡于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给宋代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宋太祖在建国的第二年，即对藩镇采取“稍夺其权”的措施，将节度使所领诸州收归中央，起初并未设置新的高层政区，州成为高层政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以后，“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转运使负责转输地方财赋，成为北宋中央政府派遣至各路掌管财赋和监察之官；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43]，分全国为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广南西十五路，以确定转运使的行政范围，于是路遂成为宋代州之上的新的高层政区。此后，宋代地方行政基本上分为路—州（府）—县三级。
在十五路中，京西路治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辖境相当于今河南中西部、安徽西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今襄阳市域时属京西路，为京西路十六州之一，称襄州，领襄阳、邓城、谷城、宜城、中庐、南漳六县。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京西分为南、北两路[44]，北路治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路治襄州（今湖北襄阳），伏牛山以北、桐柏山以东地区属北路，其西、其南地区属南路。后来，淮南路分为东、西两路，陕西路分为永兴军、秦凤两路，河北路分为东、西两路，京东路分为东、西两路，十五路遂演变为二十三路。二十三路制是北宋中后期较稳定的路制区划。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区划，京西南路治于襄阳，辖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均州（治今丹江口市）、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随州（治今随州）、郢州（治今钟祥）、襄州（治今襄阳）、房州（治今房县）八州及光化军（治今老河口西北）一军，共领三十一县[45]。其中襄州领襄阳、邓城、谷城、宜城、中庐、南漳六县，邓州领南阳、内乡、顺阳、淅川、穰五县，金州领石泉、汉阴、西城、洵阳、平利五县，均州领郧乡、武当两县，房州领竹山、房陵两县，随州领枣阳、唐城、随三县，唐州领湖阳、泌阳、比阳、桐柏、方城五县，郢州领长寿、京山两县，所辖区域包括今河南省南阳市、陕西省安康市，湖北省襄阳市、十堰市、随州市及荆门市、荆州市一部分。宣和元年（1119年），改襄州为襄阳府[46]，直领襄阳、邓城、谷城、宜城、南漳、中庐六县。京西南路所辖其他各州，仍以州名。京西南路此时领一府、七州、一军，共三十一县。图11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京西南路政区图
1127年，金灭北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宋始此。建炎初年，京东、京西等地多已沦入群盗之手，宋于此地设镇抚使。绍兴初年，京西诸州为金、齐所得。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这一地区，“以襄阳府、随、郢、唐、邓州、信阳军六郡为襄阳府路”[47]。五年又以金州、均州、房州来属[48]。六年，“复以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49]，治于襄阳。同年，以金州属川陕宣抚司[50]。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达成绍兴和议，约以淮水中流为界，宋割唐、邓二州予金，又升光化县为军[51]。因此，绍兴和议后的京西南路实领襄阳府一府，均、房、随、郢四州及光化、信阳二军，辖境相当于今湖北省襄阳、十堰、随州、荆门四市及今河南省信阳市西部。绍兴十九年（1149年），信阳军改隶于淮西，京西南路东境略有缩减。
北部邓、唐两州的缺失，使得襄阳成为南宋边防重镇。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京西南路为当时南宋十七路之一，辖襄阳（治今襄阳）一府，均州（治均县）、房州（治房县）、随州（治随县）、郢州（治钟祥）四州及光化军（治老河口西北）一军。其中，襄阳府领襄阳、谷城、宜城、南漳四县，均州领郧乡、武当两县，房州领竹山、房陵两县，随州领枣阳、随两县，郢州领长寿、京山两县，光化军领光化一县，共十三县。辖境相当于今襄阳、十堰、随州三市及荆门市一部分。图12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京西南路政区图
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京西南路增唐、邓、息三州。因此，端平元年的京西南路辖一府（襄阳府），七州（邓、随、房、均、郢、唐、息），二军（枣阳、光化）共二十五县。其中，襄阳府直领襄阳、谷城、宜城、南漳四县，邓州领穰、南阳、内乡三县，随州领随、应山二县，房州领房陵、竹山二县，均州领武当、郧乡二县，郢州领长寿、京山二县，息州领新息、真阳、褒信、新蔡四县，光化军领光化一县，枣阳军领枣阳一县。辖境相当于今湖北省襄阳、十堰、随州三市及荆门市一部分，今河南省南阳市、驻马店市的一部分。
蒙古至元八年（1271年），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是为元朝之始。在长达七十余年的统一进程中，蒙元陆续吸收被合并政权的行政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十分繁杂的地方行政制度。在行政层级上，共有省、路、府、州、县五层之多，路、府、州三级既可直接辖县，又可路辖府、府辖州，府、州再辖县。
以一级政区行省而论，在蒙古的统一进程中，为了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在各地遍置代表中书省执政的临时行政机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久而久之，行省逐渐演变为相对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由于行省初期是为政治军事活动而设置，故其设置分并十分频繁。至元十年（1273年），襄阳守臣吕文焕降元，“罢宋京西安抚司，立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更襄阳府为散府。十一年，改襄阳府为总管府，又立荆湖等路行枢密院。十二年，立荆湖行中书省”[52]。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灭南宋，奄有南宋之地。至元十七年（1280年），全国有一中书省，陕西四川、云南、湖广、江西、福建、江淮六行省，襄阳时属湖广行省，称襄阳府，治于襄阳，辖襄阳、南漳、宜城、谷城四县。“十九年割均、房二州，光化、枣阳二县来属。”[53]故至元十九年（1282年）之后襄阳辖均州、房州二州及襄阳、南漳、宜城、光化、谷城、枣阳六县。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割中书省之河南，江淮、湖广二行省之江北地置河南江北行省，其管辖范围为今河南黄河以南全境，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大部，襄阳改属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改襄阳府为襄阳路，仍属河南江北行省，治于襄阳，辖襄阳、南漳、宜城、光化、谷城、枣阳六县及均州、房州二州[54]。其中，均州领武当、郧县二县，房州领房陵、竹山二县，襄阳路的行政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省襄阳市、十堰市及随州市西部地区。图13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襄阳路政区图十一、明清时期襄阳沿革变迁
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国号明，是为明朝。洪武初年，行政区划沿袭元代行省制，以中书省及行中书省分统州县，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十三年（1380年）废中书省。又尽改元代的路为府，是故行省之下有府、州、县三级政区，府或辖州，或辖县，或二者并辖。州有两种：一种直隶于布政司，称直隶州；一种隶于府，称属州。州或辖县，或不辖县，不一而足。经此调整，明代形成布政使司—府（州）—县三级政区制。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改元河南江北行省襄阳路为湖广行省襄阳府[55]，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今襄阳市属湖广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湖广行省，简称湖广省），领襄阳（治今襄城区）、南漳（治今南漳县）、宜城（治今宜城市）、谷城（治今谷城县）、光化（旧治今老河口市光化镇西北，隆庆年间迁至今老河口市光化镇）、枣阳（治今枣阳市）六直领县及均州、房州二州，其中均州领武当（治今丹江口市西北）、郧县（治今郧县）二县，房州领房陵（治今十堰市房县）、竹山（治今十堰市竹山县）二县，共计十县，治于襄阳（今襄城区）[56]。洪武二年（1369年）省武当县，八年（1375年）增置上津县，直隶于府[57]。十年（1377年）废枣阳、光化、上津、房陵、竹山五县，降房州为房县，直隶于府[58]。不久，复置枣阳县。十三年复置光化、上津、竹山三县[59]，其中竹山改为直隶于府。经过此一番省并复置之后，洪武十三年的襄阳府领九直辖县（襄阳、南漳、宜城、谷城、光化、枣阳、上津、房陵、房县）、一州（均州），一州辖县（郧县），行政范围相当于今襄阳、十堰两市。“二十四年六月改属河南，未几，还属湖广。”[60]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为加强对西部山区流民的控制而分襄阳府西部的上津、竹山、房、郧四县增设郧阳府[61]，弘治十一年（1498年）分房县立保康县，隶属郧阳府[62]。襄阳府仍领均州及襄阳、谷城、宜城、南漳、光化、枣阳一州六县，经此变动的襄阳府行政区域相当于除今保康县的今襄阳市及今十堰丹江口市。此后直至明末，襄阳府政区未有变动。崇祯十六年（1634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改襄阳为襄京。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崇德九年（1635年）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次年即皇帝位，又改国号为清，是为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历史进入清朝时期。
清代沿元明之制，以省作为高层政区，省以下有府、州、县，清代将明代的一些直隶州升为府，又将若干属州或县升为直隶州，另新设厅级政区，这样，就形成了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厅）三级政区制。
顺治初，沿用明制，襄阳府属湖广布政司[63]。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湖广布政使司为湖广左布政使司、湖广右布政使司，襄阳府隶属于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1667年），改湖广左布政使司为湖北布政使司，始称湖北省[64]，襄阳府隶属之，襄阳府领均州、襄阳、谷城、宜城、南漳、光化、枣阳一州六县[65]，管辖范围相当于除今保康县的今襄阳市及今十堰丹江口市。图14 明万历十年（1582年）襄阳府政区图图15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襄阳府政区图
因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三级制系统在管理幅度上仍嫌过大，因此在省以下还分设有省的派出机构——道，以分统诸府、直隶州，道有一定的辖区和治所，实际上也成为一级准政区，但终清一代，道不被视为一级政区[66]。湖北省分为武昌（治武昌）、汉黄德（治黄州）、安襄郧荆（治襄阳）、荆宜施（治荆州）四道，其中襄阳“隶安襄郧荆道”[67]，为安襄郧荆道治所。十二、民国至当前襄阳沿革变迁
1911年2月26日，章太炎在《大公报》上发表《条拟官制之要电》，向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建议“废省存道，废府存县，县隶于道，道隶于部”。其目的在于改清朝的三级制为二级制，以加强中央集权。1914年实行省—道—县三级制。湖北省分为江汉、襄阳、荆南三道。襄阳道尹公署辖区为清代之襄阳、安陆、郧阳三府及荆门州，管辖襄阳、枣阳、宜城、南漳、光化、谷城、保康、郧西、竹山、竹溪、房县、郧县、均县、远安、当阳、荆门、天门、潜江、京山、钟祥共二十县，治于襄阳。1931年，国民党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湖北省分为11个（1937年合并为8个）行政督察区。今襄阳市为第八区（1937年改为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襄阳、枣阳、宜城、南漳、谷城、光化、保康7县，治于襄阳。1940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北办事处在老河口成立，辖第三、五、八行政督察区。1943年，湖北省政府鄂北办事处改为湖北省政府鄂北行署，治于老河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湖北省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1950年5月，复以襄阳县之襄阳、樊城两镇组建襄樊市，隶属襄阳专署。1953年，襄阳和郧阳两个区专员公署合并为襄阳区专员公署，公署设襄樊市，辖随县、洪山、枣阳、襄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光化、均县、房县、郧县、郧西、竹山、竹溪、襄樊市共15县1市。1965年，襄、郧两个专署分设，襄阳专署辖襄阳、枣阳、随县、宜城、谷城、光化、南漳、保康、襄樊市共8县1市。1979年襄樊市升格为省辖市，随县、光化改为随州、老河口两个县级市，改襄阳专员公署为襄阳地区行政公署，辖6县2市。1983年，襄阳地区和襄樊市合并，撤销襄阳地区行政公署，成立新的以市管县的襄樊市，下辖襄阳、宜城、南漳、谷城、保康5县及随州、老河口、枣阳3个县级市。图16 1983年襄樊市政区图图17 2008年襄樊市政区图
1984年，设立襄樊市襄城区、樊东区、樊西区、郊区。1995年10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襄樊市襄城区、樊东区、樊西区、郊区，设立襄樊市襄城区和樊城区，以原樊东区、樊西区和原郊区的米庄、团山、王寨、柿铺4个乡镇的行政区域为樊城区的行政区域。1994年，随州市从襄樊市划出，成为省辖地级市。同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宜城县，设立宜城市（县级），以原宜城县行政区域为宜城市行政区域，由襄樊市代管。经此变化的襄樊市下辖宜城、枣阳、老河口三个县级市，襄阳、南漳、谷城、保康四县及襄城区、樊城区两区。2001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襄阳县，成立襄樊市襄阳区。至此襄樊市下辖宜城、枣阳、老河口三个县级市，南漳、谷城、保康三县及襄城、樊城、襄阳三区。
2010年12月2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所属其他县区不改。图18 2010年12月2日后襄阳市政区图十三、襄阳行政区划变迁要素分析（一）历史时期襄阳行政级别的升降变化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行政区划要分成若干层级以实行运转，每一层级有一定的管理幅度，层级与幅度之间存在着反比例关系，即层级越多，管理幅度越小，反之亦然。通观两千余年来中国政区层级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行政区划层级归纳为三个，即一级政区（即不直接辖县的政区，如魏晋南北朝的州，唐代的道，宋代的路，元明清的省）；二级政区（即直接辖县的政区，如秦汉的郡，隋唐五代宋辽金的州，元代的路、府、州）；三级政区（也叫基层政区，如秦代的县、道，汉代的县、道、邑、侯国）。
按照层级的变化情况，可以将秦到民国初年的政区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约800年，政区由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第二阶段是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历时约700年，政区重复了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的循环；第三阶段是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历时约700年，政区由多级制逐步简化为三级制。表8所列为秦代至民国期间各朝代行政层级设置情况，于中可见中国历代行政层级变迁之一斑。表8 历代行政区划层级变化时期一级政区二级政区三级政区秦郡县、道县、道、邑、侯汉郡、王国国魏晋南北朝州郡、王国县、国州（郡）隋、唐前期县唐后期、五道（方镇）州、府县代辽道府州县府、州、军、宋、金路县监元省路府州县布政使司明府、直隶州州县（省）清省府、直隶州县、州、厅民国省道县
以今日之行政区划层级比附历史时期，则三级制类似于今日之省—市—县，二级制则相当于省—县（无市一级）。历史时期，襄阳行政级别屡经变迁，时升时降。结合历代政区层级设置情况，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襄阳历代行政级别的变迁：秦汉时期实行二级制，襄阳为二级政区（相当于今天的县）；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三级制，襄阳为一级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隋及唐前期实行二级制，襄阳为一级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唐后期及五代实行三级制，襄阳为一级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宋代实行三级制，襄阳为一级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元明清实行三级制，襄阳为二级政区（相当于今天的市）。
纵观历史时期襄阳级别变迁，我们可以发现，襄阳行政级别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秦汉时期，襄阳地位不显；魏晋以后，襄阳地位提升，此后直到宋代的约1000年时间里，襄阳绝大部分时间都以一级政区的面貌存在；元明清三代，襄阳地位有所下降，一直作为二级政区存在。（二）襄阳行政区划变迁过程中的军事因素和交通因素
我们知道，影响行政区划变迁的要素有自然地理要素、政治要素、经济要素、文化要素、交通要素、军事要素等。任何行政区划的变迁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襄阳行政区划的变迁也不例外。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影响比较普遍，本文暂置勿论，仅对襄阳行政区划变迁影响较为特殊的军事、交通要素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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