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扬鸣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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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试读：

日本的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一直是矢口否认，对全世界公正舆论的揭露和谴责千方百计地抵赖，完全失去了正直的民族应有的正义感和羞耻感。新华社日前报道：“一个视频近期在YOU T UBE上重新大热。该视频显示：2010年8月15日，一些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时，一名外国游客在现场质问：‘如果在德国，你会被关进监狱。’随后这名游客被一群日本右翼人士围攻，并要求其道歉。他们称：‘日本没做过屠杀犹太人那种事。' ”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耍赖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在短短的6周内，日军在南京惨无人道地杀害了30万中国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其行为的野蛮和残忍，以兽性作比喻、以灭绝人性来概括并不过分，与德军在集中营中残酷地杀害犹太人的罪行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反人类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多年来日本的军国主义一直在蠢蠢欲动，野心不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戕害最严重的民族，决不应当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因此，南京大屠杀成为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最热门的课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和史料集，纷纷问世。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规模破坏，许多人证和物证已经被时间所湮没。完整地还原历史真相，更有力地回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抵赖，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们进一步发掘史料，更深入地进行研究。

本书作者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精耕细作，成果颇丰。尤其是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关于《东南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是他坐了四五年的冷板凳，在历来人们并没有充分注意的旧报纸中挖掘出来的。作者曾是我的博士生，因此，我有幸与他一起讨论了《〈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的选题和撰写，也有幸成为这本著作的第一位读者。

我认为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进一步丰富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无耻抵赖的证据。因为，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早有预谋的日本占领军对新闻实行严密封锁，国内报纸的相关报道不仅滞后，且内容不详细，在南京的西方外交官和西方记者后来才将这一大屠杀惨案的消息通过西方媒体传播了出去。而《东南日报》则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较早地以新闻报道形式，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也正因为《东南日报》相关报道的及时、真实，也就更显示了这些报道作为历史证据的可贵，因而作者的研究，弥补了中国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报道揭露方面研究的不足，对于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有重要意义。

从区域上来分析，目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力量和成果，多集中在大屠杀发生之地的南京，其他地区很少，浙江至今也没有相关的成果。而本书的问世，弥补了浙江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而且，它还第一次提示了浙江和浙江人民与南京大屠杀之间发生的关系：日军空袭南京期间，南京保卫战期间——这些均为广义上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浙江的新闻记者和浙江省主席都到过南京，后来都有所记述；至今所发现，浙江的媒体是对南京大屠杀报道和评述的最全面和最系统的；浙江人民在各地举行了各种活动对南京大屠杀周年进行了纪念，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中国大陆其他许多地区所没有的，有的，比如南京大屠杀一周年之时，浙江人民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则还不曾在浙江以外的地区发现过。《东南日报》上这些报道的发现，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也是浙江人民对抗战事业所作贡献的有力证据。这是十分难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是多元性的。对《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对《东南日报》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作者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作者对《东南日报》也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对其在南京大屠杀报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一些失误，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不足之处和失误，是中国新闻媒体在进行对传播宣传中，值得引以为鉴的，即使到今天它们也没有失去教育意义。

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写下几句读后感，权充作序。第一章战时的中国新闻界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但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事件都难以脱离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被新闻媒体首先披露、传播并记载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与新闻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运用新闻传媒来建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对建构主体来说需要基础知识和背景知识，基础知识帮助我们获得对当时相关记载字面意义的理解，背景知识帮助我们获得对新闻传媒意义的整体理解。因此，南京沦陷前后《东南日报》的崛起及其抗日宣传、中国大陆新闻传媒的状况、西方新闻记者在南京活动的情况、日军占领南京后对讯息的严密控制，都是需要了解的。第一节战前《东南日报》的崛起及其抗日宣传

史学领域强调对史料的解读包括对史料内知识和史料外知识的获取。对史料内知识的获取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从一份史料中获取的知识；而史料外知识的获取，则关涉到这份史料形成的背景性知识。一份史料只有放到其形成的背景中才能突显其价值和意义，孤立地看，也许只能给我们零星半点的感知。《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当时的报刊比较，虽然是比较系统的，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海内外的其他报刊也或多或少在报道，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东南日报》的发展背景，它坚定的、一贯的抗日宣传态度，它与南京的某种联系，就会明白《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如此关注，是必然的，是他们特殊感情的流露。一、从《杭州民国日报》到《东南日报》

1927年春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中，浙江各地先后光复。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浙江多地也先后创办了隶属于各地的“民国日报”。1927年2月18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3月1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杭州民国日报》是浙江全省最早、最正规、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家“民国日报”。

国民党刚夺取全国政权时，政局一直比较动荡。浙江的政局也是如此。1927年以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多次改组，《杭州民国日报》的班子也随之更换。《杭州民国日报》班子频繁更换，使得报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起色，甚至有奄奄一息的感觉。

1928年4月20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再次改组，由叶溯中、何应钦、许绍棣等9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接收了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改组委员会议决定由宣传部部长许绍棣接收《杭州民国日报》编辑部。1928年4月24日，许绍棣与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同学胡健中来报社。自许绍棣、胡健中接收《杭州民国日报》以后，一直动荡不安的《杭州民国日报》人事才大致稳定下来了，报社的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报纸也开始有了起色并发展起来。

由于工作和措施扎实，至1934年春天，《杭州民国日报》在东南地区的市场有了很大的拓展，“现销二万余份”,皖南、赣东、闽北均各拥有甚多的读者，而《杭州民国日报》之报名，党的色彩太浓厚，地方性尤其显著，这个地方性的局限又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报纸销量的进一步增长。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形势，《杭州民国日报》着手进行改组。经过数月的筹备，《杭州民国日报》决定易名为《东南日报》。与此同时，《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1934年6月16日，《杭州民国日报》正式改名为《东南日报》。当天报纸上刊发由胡健中撰写的《本报出版献词》，称：“不敢以棉薄之微力，为螳臂之当车，更不敢自负‘知不可为而为之’，效豚蹄之视满”, “成败利钝不可知，鞠躬尽瘁非所愿”，但是“愿我邦人，假以时日，视其前程”。《东南日报》改组后，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东南诸省读者的面前，社会观感为之一新。一年之后，报纸的销量即由改组时的2万份激增到一年后的4万余份，广告也随之增加了一倍以上，“本报自量的方面言，与全国著名二三大报，初无轩轾。”“在全国任何事业均陷于不景气中之今日，此种突飞猛进之情形，不可谓非出人意料之发展。”然而，报社也清楚地认识到：“一年来之《东南日报》，较之过去之《杭州民国日报》，诚不无少许之前进，而以较欧美日本各大报纸，则相去之远，殊未可以道里计也。吾人既惭鸠拙，亦苦财难，一蹴而追媲先进，奢望固不敢遂志，而循序进功，奋斗不息，则恃志如此，又不敢妄自菲薄。”因此，检讨了《东南日报》改组后的一年运行情况，报社决定继续改革。

由于“现代之新闻纸之趋势，已由量的增加演进而为质的改善”, “本报为稍减漏巵并迎赶世界潮流起见”；由于《东南日报》“售价则仍保持过去杭州民国日报之原有价格，较国内任何大报为低廉”，而提价“在此全国不景气的氛围之下，又不能不顾全一般读者之经济状况”；由于“国产报纸未能使用以前，……尽量减用舶品”,“为社会节省物力”，报社决定自1935年7月1日继续改革，如全报一律换用字体较小的新五号字，将篇幅由原来的四大张改为三大张，“以节省所得之经费，为扩展义务之设备，如内部组织机构之调饬，图画照片之多量采用等，皆将次第实施，以力求质地之完美。”《东南日报》的快速发展，使得胡健中与报社同人对前途踌躇满志。《东南日报》成立一周年时，它说：“东南一隅之地，已渐不足资吾人长足之回旋，我国近年交通建设，一日千里，本报他非敢望，但追逐于一切新兴轮轨之后，绝尘而奔，以稍展其骥足，则有志如斯，虽知其不可为而亦为之矣。”《东南日报》成立两周年时，它说：“就浙赣铁路与杭徽公路先后通车后之现状，杭市扼东南五省交通之中心，以地位关系，固已不仅需要一良好之地方报，而尤需要一代表国家性之大报，以负启迪东南文化之重任，而本报适于此时应运而生。”《东南日报》成立三周年时，它说：“本报于新闻方面，历本丰富翔实之旨与读者相见，在杭州民国日报时代，固早已打破一般地方报纸抄剪之习，而改组后之本报，尤力求各项新闻来源之灵捷与专有；现本报通讯网已遍布国内，无论腹省边陲，殆无不有小报通讯员之足迹。至言论方面，本报夙抱一贯立场，以振发民族意识，砥砺国民气节，鼓吹国防整备、提倡生产建设四大宗旨，随时贡其一得之愚，而于指陈时政得失，则尤屏除私人情感，尽其舆论监督之使命，益此同人十年如一日之精神，固早为读者所共喻，而亦‘惟善人能受尽言’，深信是具有政治家风度者，当能了然于吾人之立场而遽以为忤也。//驹隙不留，三年已逝，同人等自念本报幼稚之生命，侧身国内各大报中，实居资历较浅之地位；而惟此幼稚生命之发展，深受广大读者之爱护，并获日在进展中的铁路公路之营养，使日加肥茁壮健，有迈进无疆之慨。”这三篇社论都是胡健中执笔的。在写第三篇社论稍前，胡健中还曾写道：“吾人检阅过去，把握现在，而瞻望将来，觉初基既固，前程正远，惟吾人初不敢以此自满，盖信夫自满乃进步之大敌，吾人但知努力迈进，始终不懈，以吾人往日工作与其代价视之，尤深信夫前途之光明。雄驹在途，吾人今又扬鞭行矣！邦人君子，幸辱教焉！”“雄驹在途，吾人今又扬鞭行矣！”这句话，胡健中以后在他执笔的社论中多次予以引用。二、《东南日报》新闻报道的特点

记忆即媒介，文化即传播。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与文化。而新闻媒体的记忆，也即最主要的使命是报道和传播新闻，并且在报道和传播新闻中确立自己的方针。《东南日报》也不能例外。《东南日报》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主要还是靠报道和传播新闻。《东南日报》报道和传播新闻，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特点，这里只能介绍一些与本文有较密切关系的一二点。

作为新崛起的全国性报纸，《东南日报》对国内、国外的重要新闻都不会漏报。《东南日报》具备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但是，《东南日报》在关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同时，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名字，力求做到自己报道和传播的新闻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合。也就是说，《东南日报》在关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同时，十分注重报道和传播东南地区发生的新闻，与其他全国性报纸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为了突出新闻报道和传播的“东南”特点，《东南日报》在全国各地广泛征聘特约记者。报社重要领导人刘湘女也曾任过《杭州民国日报》驻北平特约记者。从1936年年底开始，还给各地的特约记者发给由报社付费的电报执照，按月计酬，稿件多，贡献大的，从优给奖。这些记者也多由地方性通讯社或地方性大报的记者们兼任，这其实也是新闻报道稿件的一种资源共享。抗战爆发前夕，《东南日报》曾宣布该报通讯网已遍布国内，所以，一旦有事，比如抗战中的紧急应变，报社就向通讯员求援，希望他们以最迅速方式将各地战讯和各地要闻寄来。《东南日报》在全国招聘特约记者的时候，特别注意在东南地区征聘特约记者，专门为报纸撰写独家的有东南特色的特约新闻报道或通讯，比如，在新闻事业发达和新闻信息集中的上海、南京，《东南日报》设有数名特约记者，这些特约记者一般由沪上大报记者兼任，每晚9时后接通长话，通过电话发来新闻，作为“本报上海专电”、“本报南京电”刊出。《东南日报》这一新闻报道方针，为它在东南地区赢得了大量的读者，比如抗战期间的江西，所有在江西出版和不是在江西出版的报纸发行量加起来，也不及《东南日报》在江西的发行量。

特派记者是《东南日报》增强国内新闻报道质量和原创性的一招。遇有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东南日报》都不惜代价，尽量争取派出比较精干的特派记者深入新闻事件现场进行报道。特派记者也往往不辱使命，发来一些颇有分量的报道，很是吸引读者。抗战爆发后，《东南日报》一边在前线寻找特约通讯员为其采写新闻（比如郑州一位高姓的特约通讯员、太原一位赵姓的特约通讯员、绥远一位王姓的特约通讯员），一边派遣战地记者前往前线采访。“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又沿着平汉线、津浦线和平绥线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抗战终于全面爆发了。为了迅速报道抗战消息，《东南日报》决定特派战地记者分赴华北、西北前线去采访战讯。报社领导向编辑部人员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说谁愿意去，谁就自愿报名。

当时，《东南日报》编辑部只有外勤记者何永德和李振茂最为年轻，其余的都已是中年了，而且有家庭之累。年轻气盛的何永德第一个表示愿去平绥线。李振茂在大家的鼓励下，也决定去津浦线。去平汉线的战地记者，是从外单位借来的刘尚均（刘鹤群）。1937年8月12日，刘尚均乘火车离开杭州，“未及登车，本社前社长许绍棣先生乘车风驰电掣而至，握手晤对黯然无语，其诚意挚情，固可感受，而我之责任与使命，将益增重。男儿当马革裹尸，庸能与草木同腐？许君知我立身自有本末，不为权位所移，故策励我者，无微不至”。何永德与李振茂于8月13日离开杭州。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东南日报》于8月29日又向上海派遣了战地记者易鹰。11月份，上海又出现了一位特派前线记者刘子润。

在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四位战地记者风尘仆仆，活跃在抗战最前线。他们多次遭遇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抢劫，特别是遭到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扫射，出生入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报社发了许多长篇战地通讯、特写，其中易鹰发回5篇，刘尚均发回6篇（分7天刊发），李振茂发回8篇（分10天刊发），何永德发回5篇（分9天刊发）。何永德回杭后，又写了《自晋绥前线归来》一篇长文，分15天刊完，刘子润也在11月以后刊发《平湖乍浦视察记》、《浦东战地视察记》、《轰炸后禾城》等。当时，报纸讲究以长篇通讯和特写来吸引读者，这几位战地记者的文章无论是对报社还是对读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学者说，历史文献可以被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它们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先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以此观点，一篇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大约如下：第一是选材，社会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一些当代或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第二是制造，人物、事件与其他因素经过刻意的文字组合、修饰，使之具某种社会意义；第三是使用，这样的社会记忆被用来凝聚或强化此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以争夺本群体的社会优势或核心地位；第四是废弃与保存，在各种社会记忆相辩驳抗衡的过程中，有些社会记忆被失忆，有些被刻意保存、推广。以此观点来看待《东南日报》的新闻报道，觉得许多文章有这样一番意义。三、《东南日报》坚定的抗日宣传

大凡做一件事，总有一定的理由和原因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集体都是如此。这就是谚语所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东南日报》为什么会对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作系统的报道呢？追究起来，这就是《东南日报》始终如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操。（一）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活动

19世纪以来，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丧权辱国。尤其是日本崛起后，对中国的掠夺性、危害性和野蛮性超过任何其他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除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外，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咬牙切齿。同样，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强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始终在《杭州民国日报》或者《东南日报》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变化过。其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和侵略罪行又是重中之重。

自《杭州民国日报》问世以来，日本对中国人民制造的形形色色侵略事件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928年5月3日，日军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杀害了数千名中国军民、损毁了无数财产。消息传来，举国愤怒，《杭州民国日报》也是连续发表社论和短评声讨日军的滔天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杭州民国日报》义愤填膺，它一面抗议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一面也呼吁国人应对日本采取行动，包括军事抵抗、经济绝交等。“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曾派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东北对日本的侵略进行“调查”。对这个所谓“调查团”, 《东南日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性质：“夫国联委员会之幕后，即世界列国也。今日各方勾心斗角，外交情势，紧张逾常。”经过几个月的调查，1932年10月2日，李顿国联调查团终于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其调查的结果为：（一）不承认伪满洲国；（二）也不能将东北恢复原状；（三）实行国际共管。其具体办法是：在东北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其一切政治、财政、经济、军事等事宜都由国联行政院提名的外籍人员组成“顾问会议”决定，其中日本人占重要比例；在东北组织特别宪警队，由外国军官指挥。虽然报告书承认日本侵略东北、制造“满洲国”的事实，但极力偏袒日本，为其侵略罪行辩护，无视中国的主权。对李顿国联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国人大为失望和不满。1933年12月19日，该报刊文愤慨地说：“国际联盟会的两只台柱，英法代表居然还作袒护强盗祸首的论调。试问还有什么可以希望？我们东方老实忠恳的国民党一片痴望所得到的回答，是一幕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把戏！”第二天，《东南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国联今日之印象》，表示国联不可信任，呼吁国人丢掉“国联调解可带来和平”的幻想，社论中说：“夫国联之不可依赖，吾人言之屡矣！然而国联揭橥正义和平之宗旨，高唱盟约神圣之论调，昔日其假面具尚未完全揭开，富于惰性之国人，未始不存一丝之希望。然而时至今日，仅此一丝希望，亦将归于幻灭。则国人鉴于优胜劣败之原则，弱肉强食之现状，所应一日憬悟。如何准备实力，抵御强权，以求所以存立国家保全民族之道乎？”

1932年10月12日，《迅速决定国策》表示：中国方面，“中央则低徊审慎，负责当局，从不表示其主张，即至最近，闻尚在严密之考虑中。以较日本之迅速进行，相去实远。……惟吾人以为时至今日，实无迁延之余暇，而必以迅速决定国策为得计也。”字里行间，表露出报纸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反应迟缓的不满。10月10日，《国难中的国庆》称：“今日言解救国难，国人所应速自为计者，第一当努力抗日，以保障国家生存。惟攘外当同时安内，故第二当为努力剿匪，以确保社会安宁。”文章同国民党在“九一八”所执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明显不一致。10月28日，报纸建议道：“中国民众，诚能联合一致，在政府指导之下，援助边军义军，与日本以武力相周旋，则双方冲突既趋急剧，英美大国，为其本国之利益计，亦必不顾置身事外，而国联亦必能悟依违之无益，将一改其昔日调停之态度而判断其曲直。同时日本若对中国作大规模之争战，其国家财政，负担骤增，将渐迫于破产之途。故以中国民众之直接抗日，而激动国际形势之变化，酿成日本财政之困窘，乃为最鲜明之自然趋向。故吾人若能乘此时机，不牵延因循，不依赖苟安，而惟求其在己，尽其在我，攻人之短，击人之虚，则东北事件前途之困难，当不难迎刃而解矣！”中国的实力与日本有很大的差别，但一味的退让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和胃口，以攻为守不失为弱者的选项：“自‘九一八’而后，吾民族之自信力，曾一再表现于世人之前。淞沪战争中抗日军士之奋勇，屡挫顽敌，以数论彼众我寡，以械论彼利我钝，而能相持月余之久者，我民族精神之发挥耳！东北义勇军之转辗苦斗，使敌食不下咽，寝不安寐，而今风吹雪降，衣单粮尽，仍在继续对垒者，盖民族意识驱之使然也，是皆足增加我民族之自信力，而证明吾民族非可侮也！吾国家决不亡也！”文章坚信“中国自信其必兴”。

上世纪30年代初，《杭州民国日报》言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了。虽然上世纪30年代初的《杭州民国日报》所剩无几，但是所幸的是，由于该报的影响力日增，不少媒体时有转发或者转引该报的言论，使得笔者间接地了解到《杭州民国日报》1933年的言论情况。这些言论有的是标题，有的是全文，有的是摘要。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为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缓解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从而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使北方出现新的危机。榆关（山海关）地处关内外要道，如日军占领榆关，不仅能切断关内外的联系，还进而威胁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为此，1933年元旦之际，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榆关的进攻，中国军队在仓促中奋起抵抗，但还是寡不敌众，榆关最后被日军所占。榆关失陷时，杭州城里各报多在新年休刊期中，只有《杭州民国日报》有论评讨论此事，主张积极抵抗，其最精湛之言为：“主张极力抵抗，吾人自身之力量，究有几何，固不必问，即抵抗之结果如何，亦不当问。盖国家民族，被凌辱压迫至此，为国民者，已绝无偷生苟活之余地，任人侵略，而不抵抗，乃坐以待毙，奋起自救，誓死抵抗，则为死里求生，纵二者同不免于死，光荣之牺牲，不愈于耻辱之屠戮耶？”

1933年1月13日，眼见中国外交努力收效甚微，报纸呼吁实力与外交结合起来反对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时至今日，我国对日问题，已完全达到了以实力抵抗代替外交折冲之时期！惟竭全国实力誓死抵抗，始可以言外交，亦惟竭全国实力誓死抵抗，始可望外交之有出路！不宁惟死，就是整个国家民族言，亦必竭全国实力誓死抵抗而后始有生存之望！”随着华北危机的不断深化，《杭州民国日报》抗日自卫的言论一直不断，仅1933年1月份，关于如何救国，就有《救国之道》，主张各献所有，各尽所能，不为叫嚣凌乱之举；关于浙江省的抗日问题，有《浙省抗日力量》、《贡献于本省政府》两文，后者言论甚为警策；关于东北义勇军，则对在大孤山饥寒困毙之东北义勇军400人，备极惋惜，呼吁国人要尽量地充分地接济东北义勇军。

总之，自创刊以来，《杭州民国日报》或者《东南日报》一贯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这类事例在该报中比比皆是，以上仅举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前的几个例子，但也充分表明了该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决心和立场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表明了该报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极其自然的。（二）鼓吹全面抗战

芦沟桥的枪声传来后，浙江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此，《东南日报》调整版面，都予以及时报道：《芦沟桥日军挑衅，本省各界同伸义愤，……省农业会商会等联电激励宋哲无，杭小学校长筹款慰劳抗敌将士》、《浙江省党部，电二十九军诸将士，率两浙民众为后盾……本省各界对保国土忠勇将士纷起响应》、《前方接战激烈，后方应努力准备，省市当局连日召开紧急会议，绸业公会筹募防毒面具药品，各职业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平津陷落应战开始，本省各界奋起应付，省会抗敌后援会昨开执委会分配工作，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省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抗敌后援组织，各界后援会改组为省后援会，县设县后援会与省取得联络》、《壮悲穆肃，昨省会各界追悼佟赵二将，参加机关团体代表五百余人，派队乘车绕行全市散发传单》、《省会不买卖敌货会举办，不买卖敌货宣誓，劝告商人克自停止买卖敌货，如不受劝告将再作有效制裁》、《节衣缩食以储物力，作长期抗战后盾，浙省抗敌后援会电告民众，即日起实行节约广事积储》……

以上这类文章在《东南日报》上比比皆是，对无论是促使政府当局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入战时轨道，还是帮助广大人民作好心理准备，都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东南日报》几乎每天发表抗战的社论、专论、短评：《和战之歧路》（1937年7月13日）、《华北局势严重中国人自处之方法》（1937年7月14日）、《准备全面抗战！》（1937年7月15日）、《为日本违约挑衅昭告世界友邦》（1937年7月16日）、《庐山谈话之意义》（1937年7月17日）、《准备与自卫》（1937年7月19日）、《请外部致日备忘录与蒋委员长演辞》（1937年7月20日）、《论北平芦沟桥之守战》（1937年7月21日）、《严守国家立场》（1937年7月22日）、《恐吓伎俩又有何用？》（1937年7月22日）、《国际间对中日问题之估价与买卖》（1937年7月23日）、《时局之认识》（1937年7月24日）、《最近中日形势》（1937年7月25日）、《这是暴风雨的前夜》（1937年7月25日）、《发动全面抗战——廊坊炮声与最后教训》（1937年7月27日）、《怎样祈求和平？》（1937年7月28日）、《抗战胜利之先声》（1937年7月29日）、《时局之感想》（1937年7月31日）、《应战后之教育问题》（1937年8月1日）、《以全人格者图生存》（1937年8月2日）、《论抗日战略》（1937年8月4、5日）、《能战而后能和》（1937年8月12日）、《逃难不如掘壕》（1937年10月6日）、《应宣布对日绝交》（1937年10月7日）、《抗战之政治》（1937年10月17日）、《逃难不如救国》（1937年11月20日）、《今后之中日战局》（1937年11月21日）、《夸大与自馁》（1937年12月5日）……这些文章，反反复复讲述一个道理，要全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7年7月15日，《东南日报》针对日军反复无常，调兵遣将，不肯和平解决芦沟桥事件的情况，发表了题为《准备全面抗战》的社论，再次呼吁国人不要对日军抱有幻想，要立足于抵抗侵略的准备，以应付局势的突然恶化：“战云弥漫着华北的天空，北平近郊，到处展开了游击式的遭遇战，目前局部冲突大有扩变为全面战争之可能性；而当此烽烟告警声中，和平解决空气，仍觉相当深厚。不过，和战关键操在日方，在我方只抱定一个‘不怕事不惹事不丧权不辱国’的自卫方针，相与周旋，别无他策，故一周来忽战忽和的混沌局面，乃全由日方造成。”《东南日报》还分析了日军忽战忽和的阴险目的为“藉战争威胁，逼我作城下盟”、“藉放和平空气，资为缓兵之计”、“无论为和为战，在日方都不外要达到征服华北灭亡中国的迷梦”。《东南日报》认为：“际兹和战不定啼笑皆非之局面下，我人只有不喜不悲的心理，集中举国国力，加紧从事全面抗战的准备。”

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开始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此为淞沪战役，又称作“八一三淞沪战役”。这场战役是抗战中第一场重要会战，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战役前期，中国军队占比较有利的地位，战役后期，随着日军不断地增兵，中国军队越来越被动了。为此，《东南日报》为国人鼓气：“在此长期全面抗战中，闸北之退，虽可痛惜，究属小节。夫军家胜负，亦征战之当，而况弱小民族帝国主义之抗战，所期胜利，本只在最后之五分钟。所贵我军民始终秉‘胜勿骄败勿馁’之训，愈败愈战，愈战愈奋，则最后胜利，仍归于我，将有不待言者。土耳其对希腊之革命也，经过二十余战，无役不败，而最后一战之捷，终以收回十麦拿，复兴其祖先穆罕默德大帝之基业。是足征长期战争之胜负，非至最后不能决定，一时挫衂，殆亦愈增我军民抗战之经验而加强其决心已耳。”《东南日报》强调：“无论上海战事变化至何种程度，我们誓惟有抵战到底，决不接受一切妥协调停的建议。敌人想把上海战事告一段落，去向国际间夸耀而达到其某种希冀吗？那只是幻想！中国男儿的铁与血，将证明敌人一切永久占领上海的计划，均只是无耻的幻想！”《东南日报》还曾特地正告日军：“吾国自知实力未充，未尝有必胜之念，而四万万人，一心抗战，咸愿以血肉拼炮火，怨毒既甚，志益成城，任何强敌，任何利器，誓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相与周旋沙场之上，任何牺牲，胥所不计。”

11月5日，日军突然在杭州湾登陆，淞沪会战的形势急转直下，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了。《东南日报》一改战役前期乐观的态度，以沉痛的语调向国人讲述中国抗战的必要性：“日寇侵我，已益加甚，吾国实力远逊，失败固意中事，亦无庸讳。且以彼侵略之亟，谋我之深，彼固万不容我在国力上有更充实之准备，纵吾国再忍屈辱，再事迁就，甚至在最低限度自卫条件下，亦愿意稍少让步，至多历一年半载，以至三五月，二三月，彼必又别觅事端，继续挑衅。此路人共见之心，亦举世皆知之事，时至今日，真如古人所谓‘战亦亡，不战亦亡’，战而能久，则于战之外，尚有可供吾人利用之机会，而敌人经济不支，为其最大弱点。焦土相拼，坐乘其敝，当为我最后制胜之良机，此吾国抗战之决心，实抗战惟一之计划也！”

抗战爆发后，国人多有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人干预的心理，也时有这类的言论。虽然《东南日报》也在积极地向国际社会呼吁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动、援助中国的抗战，但是它仍然强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抗战事业。为什么？“我们早就说过，在现世界中求生存，非自力更生无他道。我们决不愿虞人之难，我们更不想倚赖他人，但本过去的教训，深信必须积极抵抗，才能消灭敌人不劳而获的野心，必有长期准备，才能抵制敌人‘既成事实’的演出，然后守其在我，以应天下之变，这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之法，论我国现在情势和环境，非此殆不足以得最后的胜利”！

首都南京的沦陷和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日方还屡屡扬言，要侵占中国更多的地域，甚至还要占领武汉和重庆，并且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是中国抗战局面的低谷，西方除了道义支持外，对中国的正义抗战仍然是袖手旁观。在这种形势下，《东南日报》仍然连连呼吁国人不要依赖外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抗战：

抗战期内，多数国人，妄思凭藉外国以自存，鲜作沉着应变之至计，本报迭次著论，斥此倚赖心理，为救亡前途之暗礁，必先加以粉碎。然国人迄未忘怀于外援，偶有不遂，怨怼随之。试观周来因英方中止派军舰东巡，与美舰被炸案之粗告了结，于是群情愤慨，一若国际间将无能为力者。噫！是大谬矣。

自有人类即营集团之生活，集体生活即有其切身之利害，趋利避害，人同此心，除暴安良，心同此念。故今日并世列邦，国家固讲利害，民众则讲良心。对敌制裁容有迟早，对我同情已无疑义。姑无论关系各国，态度时现游移，但环球人士之抵制日货运动，则已风起云涌。终缘民众之公愤，重定政府之国策，除少数与敌沆瀣一气者外，助我御寇，仅为时间问题而已。

英美最近对日之软化，各有其难言之苦衷。以英国言：英意之龌龊未释，航路有截断之虞，伦敦绅士目击远东烽火，大有心余力绌之憾，不惜委曲求全，勉维现状。次言美国，向以商人典型驰名，美日之经济往来，在在较政治冲突为重，日为美国木桨棉花之大主顾，美为日本生丝玩具之销场，非至万不得已，美必不愿绝日，故英美近态，决非偶然。惟此容忍有一定之限度，逾限则必将投袂而起也。

我国对敌周旋之准备，始于“九一八”以后，经“一二八”之役而益迈进，为时仅六年耳。且此短促而屈辱之六载光阴，国内尚作多次摩擦，消耗不少之国力。然此戋戋所储，施用于今日之抗战，已使敌人竭其数十年所累积之精华，为之疲于奔命。准是以观，最后胜利之能否获得，系于国人奋斗程度以为断，外力焉可恃乎？“一切示诸忆！”国难如斯，实迫处此。怨天尤人，两属徒然。外援未始不可利用，但利用必先发挥己力。吾人惟有咬定牙关，立定脚跟，孤军苦战到底，必有一日，否极泰来。

争取最后的胜利，不惜最大的牺牲，战斗到最后时刻，决不屈服，决不投降。《东南日报》这种抗战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它激励了国人的斗志，为国人增添了力量。尤为可贵的是，《东南日报》不仅这样说，自己也这样做了。抗战八年，《东南日报》历经磨难，牺牲惨重，然而它不屈不挠，屡屡挫败，屡屡崛起，始终战斗在抗战的最前线，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三）提倡持久抗战

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要坚决地予以抵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动，要全面地予以抗击。但是，中日之间的各方面力量相差悬殊，“自芦案发生，日寇倾全国海陆空之力，大举侵略，而沿海数千里间，自首都广州，以至各大都市，无论其为军事区域，与非作战区，无论其为防御地带，与平民住宅，胥受其非法轰炸，几于一日数次”。贫弱的中国人要战胜强大的日本人，不是上街喊喊口号、纸上耍耍文字那么轻而易举。

那么，中国人怎么样才能保国保种不被日本人灭亡呢？为此，《东南日报》坚决提倡要持久地抗战。关于这一点，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东南日报》就有这种思想，是大大领先于大多数国人的认识水平的，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东南日报》更是坚持以及反反复复地宣传这一观点。

1937年8月4日，《东南日报》发表了题为《论抗日战略》的社论，鼓吹要持久抗战：“中华民族之对日抗战，能否获得最终之胜利，在战略运用上，关系至为重要。”文章分析说：第一，就空间言，此次日本侵华，系倾举国力量，我方抗战，更宜全国一致，故战事不发动则已，而一经发动，即非局部的而为全面的战争；第二，就时间而言，日本利速战，而我则利于持久战，故国民对战局发展，目前不用焦躁，而一时小胜小负，尤宜认为无关于终局之得失；第三，就性质而言，对日战争为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之战争，故在战略方面，当与帝国主义相互间战争所采取者不同；第四，就范围言，战争胜负之取决，不仅为军事上之角力，而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总动员之力量，所关尤大。

1937年8月10日，《东南日报》发表了《速战与持久战》的社论，进一步从国内外诸种因素上论述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速战与持久战》指出：“战事一开始，敌方必采‘速战速决’的猛烈进攻方式，企图一举使我溃蹶不振，这所用的是刚性战略，与我方的柔性战略不同，柔性战略利于战争的持久，并不希望一举取胜，它一面以游击战术困恼敌军，一面利用敌国政治经济的弱点，静待其内部起了激烈变化之功。这样的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以柔克刚的，战事既必然爆发，自无须汲汲于迟早的一时问题。”

为什么中国要持久抗战？1937年9月4日，《东南日报》发表《自全国格与持久战》，阐述了持久抗战的意义和中国打败日本的的基本要素：“吾人固知飞机重炮之军事设备，与残杀人类破坏文明之毒辣工具，不如敌人远甚。但吾人为受人侵略与侮辱而战，其心哀，吾人为维护正义保全国格而战，其师正；师直则气壮，心哀者必胜，苟以万众同仇之壮气，把握抗暴雪耻之哀心，纵不能于短时期内，驱大盗于国境之外；至少持久自卫，使强敌不能遂其令我屈服之愿，诚如英报所论，其势必有可能者。夫以敌方国际地位之孤立，与国内经济之困难，而遭此决不屈服之持久抵抗，最后胜利之属于谁方，殆亦可以不辩而明矣！”1937年9月26日，《东南日报》又发表《空前野蛮之丑标样》，再次论述持久抗战的意义：“吾国实力，不如日本，世所共知，无庸讳言。今兹抗战之目的，重在自卫，而作战之方法，首在持久，对于一隅之胜负，一役之得失，曾无所用其忧喜；是故抗战二月未尝夸胜，亦决不讳败。以日机狂炸情形观之，就最近报纸所披露，除毁我一小部分交通，及若干民房，并炸毙多数无辜难民外，凡彼方视为重大之目标，则损害甚微，绝未能使我感受重大之影响。是则敌人狂炸之所获，徒然博得国际间之讥笑讥评，与自身之暴露弱点，并益以坚我抗战之自信力而已！”

说到日本的“弱点”, 《东南日报》将其定为日本“国内经济之困难”。1937年8月11日，《东南日报》发表《积极抗战和长期准备》的社论，专门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如果打持久战，“日方当军费不能充分接济的时候，国内的金融界，必立起恐慌，而发生非常的纷扰。并因直接间接的影响，酿成种种政治上的极度不安，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到了那个时候，固然中国是筋疲力尽，而日方所受的痛苦，一定比我们更为深刻。而且兵连祸结，相持不下，有关各国的商业损失，将不可以数计；他们纵然不为东亚及世界和平计，也不能不替本国的商业打算。同时因为中国能够和日本作持久战的缘故，一方面引起了他们兴奋的情绪，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外交上，军事上，得到从容布置的机会。以现时日本在国际问题地位的不稳，可以测知将来必因各方环境逼迫，而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无论如何，于我是利多而害少的！”

有关持久抗战的观念，除了上述的社论外，《东南日报》还有《广积储备久战》（1937年8月20日）、《北攻南守策》（1937年8月13日）、《心理抗战》（1937年8月17日）、《抗战后所得的教训》（1937年9月2日）、《敌方战略之观测》（1937年9月8日）……《东南日报》上述有关持久抗战的言论，均是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尤其是淞沪会战初期所发表的，那时，中国抗战形势还比较乐观。

抗战全面爆发，虽然中国进行了英勇地抗击，但是由于与日本在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节节败退，遭受了一系列的沉重打击，从北到南，中国最繁华的区域先后沦陷了。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分三路进逼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宣言。《东南日报》发表社论，向国人解读了国民政府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的意义。除此之外，《东南日报》还发表《战局瞭望》（1937年10月23日）、《如何应付紧急时局》（1937年11月6日）、《沪局三变》（1937年11月10日）、《以持久奋斗博最后胜利》（1937年11月14日）、《战局开展中国人应努力之点》（1937年11月23日）、《为战局进一解》（1937年12月4日）等，仍一如前往，大声疾呼要坚持持久抗战，要用持久抗战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这时候的持久抗战又有哪些内容呢？《沪局三变》分析有二：第一个方面，“吾人应知消耗战略之目的有二，对敌人须消耗其实力，不但不令其不劳而获，同时必使之得不偿失。对自己则为达到持久抗战之起见，应尽量珍惜本身之实力；苟估量我方之牺牲，将不能抵偿敌人之消耗时，即应步步为营，全师而退。综此三月来淞沪战役，我军所撤者，每次不过数公里数十公里，敌方所损失伤亡者，动辄数千人与数万人。敌之所得者，仅若干焦土，我则三次后撤，均按预定步骤，整旆后移。以此双方相较，我固失败，敌人之所得，又何如乎？此达到我消耗目的之说也。”第二个方面，“所谓贯彻抗战之计划者耶？不曰作战，而曰抗战，显示敌人之侵略一日不止，即抵抗之工作一日不停；敌人侵略之计划，在速战速决，我方抗战之计划，则在尽力支撑战局，务令旷日持久，使之欲速不能。今以淞沪一隅，敌方最初所视为三日可下者，乃经三月之久，仅能占有其半，而我方则三次后撤，斗志愈坚，后方民众亦沉着镇定，处变如恒；经济状况，较之开始抗战时反有日趋稳定之象。此无他，人人认识抗战之意义，与深信抗战必须持久之计划。用能小胜不矜，小败弗馁，前线之士气既固，后方之民气益张，长期抗战以博最后胜利，劵固操在掌握也。”因此，《东南日报》总结道：“淞沪战役，就表面观之，敌方似已获占优势，实则窜浙之师，类于‘狗急跳墙’、‘孤注一掷’。而就日来战况观之，行险者亦未必竟尔侥幸。我方决不讳败，败已行而有效，败属我人意计中事；差幸消耗策略，已行而有效，长期抗战，亦必能贯彻。蒋委员长对外报记者谈话：‘敌愈深入腹地，则于我愈有利。’盖战线愈长，则敌之消耗愈多，而作战时间将愈能旷持日久，而使敌方愈无速战速决之可能也，此吾人所宜加深认识而益自振奋者也！”

11月中旬，东南战局日趋紧张，各地人心都呈现出恐慌的景象，社会秩序也不易维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持久奋斗搏最后胜利》一文要求国人一致振作起来，有钱的赶快尽量购买救国公债，有力的扛上枪杆，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幸而胜，不但危险可以过渡，而且国威克树，民族复兴；我们的享受，正在后面。不幸而败，则为国牺牲光荣，强如徒然恐慌而终于逃不了敌人大炮飞机的轰炸”！社论说：“就现在战局说，我们固然不必讳败，但从全面战局说来眼前的一隅挫折，根本算不了大败亏输。我们只能大家负起责任，致力于往后更大的战役，决不能因小小败衂，而马上露出草木皆兵的弱态来！……这次抗战的意义和作用，只在以我无穷的人力财力，作拼命自卫的行动。失败尽管失败，至少我们也要敌人费上相当的代价；无论如何，不使他们白得我们一寸土地，和一部分主权，这本是我们预定的计划。现在抗战工作，刚正开始，若小小败退，立起恐慌，固然大背我们抗战的初衷，也未免显出我们太没有坚忍心；同时影响抗战，增加危机，岂是我国族的前途之福？”社论希望“我全国人民只有抱定宁为玉碎持久抗战的决心，方能利用敌人的弱点，而获得最后的胜利。闻败辄馁，伯有相惊，决不是大国民应有的态度，我同胞们勉之勉之”!

在如何做好持久抗战问题上，《东南日报》还提出厉行节约的观点，为持久抗战保存一切战争资源。1937年8月20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通电全省人民，呼吁全省人民在非常时期，要节衣缩食，广事积储，为国家作长期抗战的后盾。同日，《东南日报》发表社论，称赞这个通电“语重心长，谋深虑远”。社论进而说：“战局正在展开，惟能持久者方能得最后胜利，此指吾人已言之屡矣。吾国一切设备，既不如人，而种种生产建设，大都初现萌芽。苟非举国一致，撙节可省之衣食用物，备作持久应付之图，一旦资用匮竭，势且不战自乱；不特过去之胜利，悉成泡影，而未来之局面，且有不堪设想者，事之可危，孰有过于是耶！? //抑有进者：吾人处此国家民族生死在望关头，更不当以节衣缩食准备持久为已足，其有物非必需，需非急要，而适用于前方作战与后方应援者，必更悉索所有，输之公家，使当局应付军实，不感困难，即前方之战事，与后方之维持，两得其利。纵不能胜算全操，至少抗敌工作，又可增加甚大之持久力量，结果受其利者，仍属我民众本身。此种积极救国的工作，实与上述消极的自卫工作，同其效用，而意义弥深，价值愈大，尤望我全国民众并起图之；则于准备持久之中，更易获得决胜保障，我全民族今兹之所以自处，殆无过于是矣！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方面持久抗战的战略决策，日本也作了持久战的打算，比如《近卫首相声明，帝国对支新方针，南京陷落仅为序幕，做好真正持久战的精神准备，“国民政府”已名存实亡》（《大阪每日新闻》,1937年12月15日）、《国民政府已丧失实体，持久战将从现在开始！首相发表声明，阐明帝国态度》（《东京朝日新闻》,1937年12月15日）、《近卫首相，南京陷落的今日，国民政府已无实体，揭开全面解决支那问题的序幕，真正的持久战由此开始》（《读卖新闻》,1937年12月15日）……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要敢于抗战，而且还要扬长避短善于抗战，否则只能作白白牺牲。持久战，恰恰是当时中国人民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办法。《东南日报》不仅宣传对日本的侵略要进行全面抗战，而且也在思考如何战胜它的办法。需要一提的是，抗战八年中，《东南日报》也是善于利用良好的战术与日军周旋，尽量保守力量以坚持斗争，比如它未雨绸缪，抢先将报社迁移到金华，避免像其他报刊停刊终刊的命运，为日后能够报道南京大屠杀打下了绝大部分报刊所没有的基础。第二节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摧毁“七七事变”爆发后，新闻事业比较发达的北平、天津等先后沦陷。也就是说，因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扩大侵略，中国北方的新闻传媒先后停闭了，比如《东南日报》先后报道了天津《益世报》的情况：《津益世报宣告停刊，经理被捕》（1937年8月23日）、《津益世报有复刊说》（1937年8月28日）、《津益世报被迫又停刊》（1937年9月5日）等。1937年9月13日，《东南日报》又有平北《世界日报》的情况：《成舍我由平脱身抵京，世界日报停刊》（1937年9月13日）。1937年11月份，随着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全面出击，当时中国大陆新闻事业最为发达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也先后沦陷了。京沪杭地区的新闻传媒也因日军的占领或者逼近而先后停闭或迁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出版发行。总之，“七七事变”不久，中国新闻传媒已经深受战争的影响，发生了重大的且不正常的变故。一、南京地区的新闻事业

1937年8月份，随着日军在中国长江三角洲扩大侵华战争，日军开始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空袭，空袭的重点之一便是摧毁南京的重要新闻机构。1937年9月25日，南京的中央通讯社被敌机炸毁，这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义愤。《东南日报》的报道说：（中央廿五日南京电）敌机廿五晨午两次袭京，第二次十二时半来袭，于十二时四十分在中央社总社掷弹三弹，社屋全毁，伤五人。（南京二十五来电）各报馆暨各地读者公鉴，本社于本日下午，遭受敌机轰炸，掷弹三枚，房屋全毁，职工数人受伤，工作方面发生阻碍，致发出消息，略为迟滞，深以为歉。查敌人肆意轰炸我文化机关之残暴行为，早为中外所共愤，在此全面抗战期间，本社同被摧残，早在意中，故事前于他处稍有准备，虽受此严重之打击，仍可继续供给消息，差足慰全国人士之殷望，同人一息尚存，誓本初衷，追随全国同业之后，为民族存在及和平之文化事业积极奋斗也。中央通讯社总社叩（二十五日）（中央二十五日广州电）中央社南京总社今午遭敌机轰炸，伤五人。该社广州分社同人得讯，即去电慰问，并集款三百八十五元，汇助受伤同人医药费。（中央二十五成都电）中央社蓉分社同人接悉总社被日机横加轰炸之恶耗，异常愤慨，并以总社同人在此暴力威胁之下，度此奋斗工作，深用钦仰，二十五日特电京致慰问之意。（中央二十五贵阳电）此间得悉南京中央社总社被敌机炸毁消息后，筑市新闻记者公会，即致电慰问。该社贵阳分社除电慰外，并汇百元，为受伤同志医药费。

9月26日，东南日报社致电中央社，对中央社被敌机炸毁表示了慰问：“南京中央通讯社总社大鉴，顷悉贵社被敌机炸毁，同深愤激，行见全世界文化机关，一致声讨，精神上胜利之获得，尤逾于物质上之损失也。特电驰慰。”同日，浙江省党部、杭州市记者公会也分别致电中央社进行慰问，对日军的野蛮兽性表示声讨。《东南日报》继续报道了重庆各界、南昌各界、上海各界等对中央社被炸的电慰。9月29日，《东南日报》还报道了国际报界公会对中央社电慰的消息。

9月25日，敌机在空袭中央社的同时，也空袭了中央广播电台，并炸毁了电台的机器，《东南日报》对敌机这一行径也有报道：“（中央二十五南京电）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所建设之中央广播电台，位于南京西郊江东门，其电力为七十五启罗瓦特，今日于敌机袭击时，机件被毁。兹闻该处新建之金陵广播电台，呼号为XGY，今日开始播音，波长仍用六六〇千周波云。”1938年3月10日起，中央广播电台在重庆恢复播音。

对日本的侵华和日军攻击中国首都南京的攻击，世界新闻界也普遍地予以反对和声讨。由于职业的敏感，芦沟桥事变后，欧美记者大批来华采访，日军扩大对南京的空袭后，欧美记者又纷纷向南京涌去。本着新闻工作的职业操守和冒着生命危险，这些欧美记者将日寇的烧杀抢掠和狂轰滥炸、中国人民深受战争祸害的惨状，向全世界进行传播。这些欧美记者的工作，是对苦战中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支持，也为日后对南京大屠杀的披露和传播打下了基础和埋下了伏笔。只有了解欧美记者在中国和南京的活动，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刻地了解日后南京大屠杀的传播。这一切，《东南日报》（可能也只有《东南日报》）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一）西方记者纷赴南京

作为中国的首都，南京原本就有不少外国新闻机构，通讯社有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无线电通讯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德国的海通社；报纸有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海洋商报纸《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也在南京派驻记者，甚至设立分社或分支机构。如果有突发事件，更多的外国新闻记者会从四面八方赶来。

1937年8月15日，日军空袭南京，尤其是9月21日日军扩大对南京的空袭后，大批西方记者夜以继日地赶往南京，“准备亲眼看看日本人对南京的大轰炸”。9月23日，路透社报道说：“各国新闻及摄影员已齐集南京，来自上海者甚众。其中数人系于昨晚乘汽车出发，而于今晨安抵首都者。预定前往上海前线摄制战事影片之摄影师现已变更计划，重返南京摄制被轰炸后之南京情况。”9月24日，《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又有二十多位外国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南京。现在，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总数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多的一次。”

日军会攻南京后，炮火连天，生命危险越来越大了，一些西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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