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语堂
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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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皆非试读：
中文译本序言
——为中国读者进一解
本书原名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作于1943年2月，3月中旬脱稿，7月纽约出版，年底已五版。当时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盖一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再感于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尚未泯除，三感于和平之精神基础未立，大战之宗旨未明，大西洋宪章之适用范围未定，自由与帝国之冲突难关未破。甚或为帝国主义张目，或倡武力治安，或斥世界平等联邦而盛倡武力挟制天下。以此国外民众彷徨炫惑，莫知适从。时余憧憬乎第一次大战之际，威尔逊高举正义之旗，天下闻风而起，一若世界新纪元即将实现，不禁为之慨然。盖自凡尔赛和约以后，世事每况愈下，各国尔诈我虞，廉耻丧尽，正义无存，以致造成一种悲观气氛。理想家不敢复言“了结战争之战争”，现实主义者愈倡言强权政治，而“第三次大战”之名词，已叠叠见诸文字报章，出诸政界名流之口。好梦打破，花落鸟啼。余有感于怀，乃作是书，以究世乱之源。其言苦，其志哀，虽谓用血泪写成，未尝不可。
是书主旨，可以一言蔽之，即由现此战事战略之处置，明强权政治之存在，由强权政治之存在，推及物质主义之病源，再由物质主义之病源，追溯欧美百年来学术思想上自然主义、科学定数论，及悲观思想之所由来，而后指出最近科学思想之转变，可以打破唯物观念，改造哲学基础，复建精神与物质之平衡配合，使人道主义得超越自然主义之上。由人道与自然之新配合，宇宙观人生观必随之而变，即见老庄与恩斯坦相去不远，东西哲理，可以互通，而人道得以重立于人间。
书分四卷。卷一论“局势”，陈叙今日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大战之伏机。卷二论“道术”，指出道术之沦丧，及以物质主义方术解决危机之错误。卷三论“征象”，批驳现行战后和平之各种论著，以见今日思想之症结。卷四论“治道”，由学术思想上分析近百年来文化之去向，及推陈人道扫地之史因，并由科学穷极思变之新倾向，透入一道曙光，排脱唯物机械论，重立自由意志论。以内容言之，卷一多谈亚洲复兴所引起之新局面。卷二多论种族偏见、欧化愚见、数学迷信、机械心理等小枝节。卷三多举今日西方讨论和平之方案。卷四专谈学术思想哲学基础问题。
读此书者，应从头读起，顺序而下，以见前后贯串。盖本书构法，似抽芭蕉，钱大昕“养新”之余意也。今日战事及国际政治，仅系外层而已；剥其外层，便见强权政治（卷一卷二）；再剥强权主义，便见物质主义（卷三）；复剥第三层，便见科学定数论、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卷四“当代篇”、“化物篇”），是为诊断之结论；最后三章（“齐物”、“穷理”、“一揆”），乃言哲学人道之新建设，及世界和平之原理。末附后序，以寄感怀。
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书译出，公之吾国读者。吾不欲失言，故请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之专家勿读吾书。惟求得关心治道之有心人，读到一二道得衷曲之处，颔首称善，吾愿足矣。不可与言者，姑无论矣，复为可与言者进一解：
一、本书原著，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不知其病，便不解医士何以开此药方。若物质文明，提高生活程度，非不美也。矫而正之，因其过犹不及也。提高生活程度，不应反对；惟以提高生活程度为人生文明之全部，混文明文化为一谈，便须反对。今日果有人，以为叫世人每日有四杯牛奶可喝，世界便会良善和平起来，不喝牛奶或居竹篱茅舍者，便是野蛮，此便须反对。经济保障，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应反对；惟以经济保障代替世界之自由平等，而认为此次战争目的之终点，并且舍弃自由平等，因求经济保障，而瓜分人国，攫取物资，召未来战祸，便应反对。自然科学，人人赞成，无一疵可摘；惟自然科学之唯物观变为一切人生之唯物观，生出冷酷逆情之强权政治，斗争主义，便非反对不可。
二、物质文明好，物质主义不好，言其过也。是犹充实国防好，穷兵黩武不好，亦言其过也。西文字面加“主义”（-ism）者，常含有过分之讥，若“物质主义”、“武力主义”（materialism，militarism）是也。又如“商务”，原为“Commerce”，第加-ism，便成“Commercialism”，即所谓“金钱主义”而寓贬意，亦言其过也。反观吾国，物质文明之病，在于“不及”，而不在“过”。人家已过，我尚不及，故非赶上不可。吾国今日正应大声疾呼，提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穷，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无一非物质条件，故必赶上物质文明。今日吾民穿的苦、吃的苦、住的苦、行路苦。民生主义便是我们共同的好梦，大家应赶紧把我们的国家弄好，希望老百姓大家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行路便利，成一富强康乐气象。且应大家留心，这个世界并不是好世界，是强权世界。故尤应大声疾呼，提倡生产救国，靠一股气赶入工业时代，否则不能自存于世界。此为富国之唯一基础，建国之大前提，即因习业化而生出西方工业社会之复杂问题，亦所不顾。惟日本学西洋物质文明，并学其物质主义，及其所生之商业主义、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是则不可不于理论思想上，先为之防。
三、东方西方皆有精神文明，皆有物质文明。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及斧斤以时入山林等。曰亩、曰桑、曰斧斤山林，无一而非言物质。到底物质讲得不彻底，故“龟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之物质文明，人家已做到，我在孟子二千余年后尚未做到。然孔子言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便是孔教视精神重于物质，精神物质皆兼言之，而得中和平稳之论。西人治科学穷宇宙之理，岂非精神方法?民主政治成功，岂非精神教育?故言东西文明之异同，乃言各有畸轻畸重而已。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之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不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如欲发展中医，必先能将中医打进“西医”——即世界唯一共同之医学——圈子里去，混为一部，然后可以贡献于世界医学。）尝谓近代真能学贯中外者惟总理一人，因其能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故并能救西方资本主义之弊。总理常言：“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机于心意初动之时。”是善读《易》者，何来不许中国人读《易》?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人家大好科学排在目前，尚不知袭来而为己用，若不肖子孙，不知发扬光大祖业，惟日数家珍以示人。但此辈尚不失为中国人，惟有洋场孽少，认为固有文化整个要不得，不曰士大夫意识，则曰小资产阶级，并忠孝廉节，一切詈为封建，必欲行其根本毁灭中国旧社会之阴谋而后已。此辈一见西方文物，则捧屁而恭闻，稍谈孔孟周易，则掩鼻而却走，是为亡国灭种思想，名为摩登，实则买办之流亚，民斯为下矣。
本书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自译，十二篇以下，由徐诚斌先生译出。此次回国途中，校阅略觉匆促，未当之处，容再版时修正。原文所无，译文中加释加注之处，以（……）号别之。
林语堂
1944年2月18日于重庆
原序
此书之作，因有些不得不说的话，待要明白晓畅把它说出。
今日世界正需晓畅平近道理，用晓畅平近的话申说出来。当代乱世学者越讲越糊涂，要辟邪说明明德者却须明畅为主。
当代的问题是道术沦丧及其振兴的问题。一把沙尘，可起信念。读了万卷条顿哲学，不如听一朵野玫瑰说法。
这些话不知从何说起。皇天默佑，赐我勇气把他说到底。
第三次大战乌云已笼罩天边。大家眼快心灵，寻个活路出来。
卷一 局势
前序第一
——此篇自述并解题
我正濡墨下笔宣泄积愫之际，却不免迟疑一下，未知吐露真情直书所怀，是否值得。问题不是于我值得，乃于读者值得与否。我已确定这是值得的。盖凡著书行世，必使作者读者之间，真能开诚相与，畅所欲言，始能开卷有益。而欲如此，必使读者相信，可以听到作者肺腑之言，宛如良友夜谈解衣磅礴一种境地。良友炉边夜谈，决不至意不得宣，最多意见不同而已。然同意小事也；意见不同始可收他山之效。在这种夜谈，大家每每吵得脸红耳赤，然后前所未达者，涣然冰释。凡作者肯流露真情，决不致为人所误解，况且有时肯听诤言，互相规谏，才算是真友。
于此不妨先说我个人衷曲的事。这一月来，惝恍迷离，如在梦寐间。回想起来，一片漆黑，只记得半夜躺在床上憋闷，辗转思维，怎样攻破这铁一般的华府对援华的封锁线。还半夜不寐，揣摩罗斯福总统给我们的闷哑谜。罗斯福说：“就以目前而论，我们空运输入中国的物量和滇缅公路所运相等。”这句话委实俏皮，可是令我不快，我不愿听人家对于我国战时急需品之接济说俏皮话。到底航运多少吨量，我有确数，这确数中外官方始终不敢公布出来。这真是最后一根草，把这沉着负重的中国骆驼压坏了。恍惚有人打我一记耳光，耳鸣眼昏，不省人事。
且听我告诉你，这骆驼是怎么压坏的，我已经历次遭人打耳光；准确地讲，是我国遭人打耳光。但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也曾听见俘虏受日人批颊，窃想耶稣对此应是何种意见。耶稣遗训，只说到第二次批左颊而止；倘是左颊转后，又来第三第四个巴掌，应当取何态度，《圣经》没有明训。伤颊倒不打紧，侮辱才真难受。人家自私自利，这也容易谅解，不易谅解的是悖慢无礼。偶然无意中挨踢一下也无妨，可是人家踢你之后，声明你挨踢一脚又何妨，或是说他是偶然踢你玩的——这就难受。美国运汽油烂铁供给日本轰炸中国妇孺，这美国人知道，我也知道。中国人有“坚忍”的特长，是忍得住的。作一个比方的话，假如此刻，在日美作战之时，中国宣告中立，而以烂铁供给日本，同时盛称“中美友谊”，并褒扬美国“英勇的抗战”，在此情境之下，美国舆论与外交界能否像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宽宏大度，就颇有疑问。但难受的是罗斯福于1941年的夏天，洋洋得意，夸赞这为虎谋皮政策的“成功”；这便是我受批第一颊。自然说话伤人，都是出于无心。可是这一巴掌，足使以前种种的小磨难都置之脑后——历次外务部对于日本损害美国在华产业利权的层层抗议；或者芜湖一座洋栈和三条板凳受损害，或是镇江一座礼堂和四只猫被摧残，而对于轰炸中国妇女却一字不提。
第二次批颊，是伦敦政府第二次下令封锁缅甸公路。事实已经证明，邻邦始终无意用自己的军队去坚守缅甸，同时又不早让中国大军入境共守，其名虽非下令封锁缅甸，其实却与下令无别。但是谁想到退出缅甸之后，会有一位英国将领表示“满意”，夸称这场战役“赢得三个月可以巩固印度的边防”。
第三次批颊，是租贷案运到缅印的中国物品，遭人扣留，而中国政府事先不曾被通知或磋商。
第四次批颊，是缅甸封锁之后，华府吏从中作梗，抵赖搪塞，不肯稍尽微力，以适宜航空运输补救维持。
第五次批颊，是中国军事代表团来华府，供给专家的知识经验，协助友邦拟订共同攻日战略，却遭人冷落不理。
第六次的重巴掌，是侮辱中国的谣言盛传华府，说中国是“法西斯蒂”是“帝国主义”，将资济物品“囤积”起来。这些谣言用意是表示中国不值抬举，所以不给援助，甚为合理，并且活该。
经过这几次巴掌之后，又来罗斯福总统，在中印航运情形令人发指，不堪公布之际，说那句俏皮话，声称那情形好得无以复加，这自然把中国骆驼压坏了。至少，我一个中国人不觉得那句俏皮话有什么好笑……以后，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完，巧词遁饰，或简直撒谎，说斯大林反对邀请蒋介石云云，继续使我在一月来昏迷若在梦中。
到了昨天下午，我到邻近街坊去散步，打算寻个究竟，把这团萦纡郁闷之气打开，提防得个神经衰弱症。我立定主意，要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我国，同时要把眼光放远，看看此后几十年中国在世界政治之发展，由此得两条结论。
第一条结论，在一月来已在我心里逐渐形成，就是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必须以友邦资格与英美携手。同时这政策附带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依照这次在战争期中之经验，无论世界联治取何方式，中国决不会受人平等待遇，因为中国是亚洲黄种。如依同盟国的主张行去，停战时中国连一个雏形的空军都不会有。要人家平等待遇，须再过二十年等到中国像日本一样，能自己造军舰、飞机、大炮、坦克车。到那时候，也不必去争什么平等不平等，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世法”。这时候未到以前，中国遵照先哲古训，“大智若愚”，尚可以吃得消几次的侮辱。受得住几记的耳光。就是日本也得暂时忍受5∶5∶3的侮辱；这海军比例影响日人心理之深，绝非西人所能推料或理解。但是中国向来有宽大、容忍、讲理的精神，足以对付这个局面。第二个条件是，中国须学西方各国过去及现在的模范，以本国私利为前提。这种友邦的资格，不应妨碍中国去谋一己的利益，自力更生。为达到与西方列强平等，唯一的途径，如有同样情形发生，也不应妨碍他去供给汽油烂铁给他“友邦”的战敌，或是封锁“友邦”的生命线，以买中立强国的欢心。
我已看准，这是必然之势，是中国达到国际平等地位所必趋的路，什么沟通文化促进邦交的话都不关事。因为今日中国初次加入列强团体，正像小儿初次上学。这小孩的母亲谆谆嘱他入学要谦恭和让，才不愧为有礼人家的子弟。但是我是这小孩的亲叔，那个学堂已进过了，那般学生的道德行径也深知熟悉了。这亲叔看见他侄儿头一天回家路上被同学殴打，就脱下长褂，教他侄儿回击自卫的拳术，并告诉他这是在那学堂叫一般同学看得起的唯一方法。我劝那小儿不必啼笑……谁敢说那亲叔的话不是呢?这样一回想，我心中就有把握，而此后我国再受人欺凌，再吃人巴掌，直到武备平等之时，我也再不慌张，方寸不乱。因为我已算好，这是现代文明世界应有的事。
第二条结论是一种妙悟，一种玄深知远的直觉。我展望中国强盛起来，苏俄强盛起来，而全亚洲民族都强盛起来。我知道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国家，全统一全醒悟起来，而且经过这次烽烟战火的锻炼，一定蒸蒸日上，自己既有更生的力量，任西洋国家如何压迫，再也不会受人压在下头。
这样肚里一算，我心气就平下来。现在我看见这些夜郎自大的国家，以为武力统霸世界在希特勒虽然失败，在他们手里可以成功，我并不发恼，肚里只觉好笑。只是相信武力霸道之冥顽，看来有点不耐烦。于是这段期间胸中一团脏气，憋得我头昏脑胀动弹不得，一旦烟消云散，痰迷一通，五腑六脏舒畅起来。我走回家，入厨房，开冰箱，放声而笑。我的女儿说“父亲怎么神情大不相同了”?
人心委实奇怪，能受多少，就是多少。新近在朋友家，大家谈起私生子问题，把世界立身成名的私生子总检阅一下——所谈的是历史上庶出或野合而生的名人，不是纽约汽车夫之所谓Bastards[略同“畜生”、“猪猡”]，这就包括纽约全市的行人了。我们讨论私生子所受的冷眼奚落，有的就此退缩而屈服，而有的个性倔强，竟能克服环境，而因受过冷酷的待遇，益发立志磨砺而自强。孔子便是一例，嬴政也是一例。如果意志坚强，定可超脱物境。有时一人有相当的聪明毅力，什么沮丧失望都可化成一幕啼笑皆非的把戏。
以人心之聪明智力，遇见尘世的混浊、虚伪、顽固，则不期而然喷出奇丽的火花。我以为人心智慧的功用就是喷火花。所以像瓦特生[行为论的心理学家]和那群科学低能儿，认为人心只是听见吃饭摇铃引起反应，而不是对此人间世之嚣张乖戾妖言诡行发起反应，你只好拂袖而别。
所以大家只好在这苦中作乐。我承认现代世界戏场是悲多乐少。这十年间人类精神上的苦痛我已觉得。我不相信从这种精神的荒漠上会突然有一种新世界新天地出现。我四面都闻见尸体腐烂的秽气。人心同人身一样，发出一种气味。某一派人就有一种鼠味，这派人专门亲善阿陀、昭和及佛朗哥[奥国皇室阿陀太子，美国某部曾经暗中拆他台]。有些人味若从久年密封的香积橱出来。这在当代是令人哀痛的。你想上次大战，大家都相信那是“了结一切战争之战争”，并且立志要使他实现，到了第二次大战，没有一位我读过的作家敢悄悄暗示，这是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而依此主张做去，岂非大可哀哉?
你越爱好你的理想，越觉得心痛。比方说，你愿意看见印度自由有小小的积极的进步，因为印度问题代表世界一切民族自由的问题。你真爱好那个理想，但是有人摧残这理想如摧折一枝花，你就觉得心痛。
幸而世界上的悲剧都有滑稽的成分。古今中外，由冷眼细心人看来，没有一代不是像一座疯人院。古今中外，没有一代不出几位小丑。这使我想到德国诗人海涅在他《旅中画景》书中的一段妙文：
是的，就在世界悲剧最凄疼的一幕，也有令人发笑的事发生；……在这宇宙大剧场，一切与戏台上一样。也有醉汉登台，也有皇帝一时忘记戏文，也有布景任拉拉不下来，也有后台对读戏文者提醒演员的声音太响亮，也有舞女艺人运用大腿的诗意赢得叫彩，也有面具化装——这面具化装就是全剧的精华。而天上呢，可爱的小天使坐在前排包厢，拿起手提眼镜，下看人间的丑角，上帝自身正襟危坐在正厢，或者觉得不耐烦，或者正在估算这位演员薪水太高，那位演员薪水太低，而没有一位扮演得好，不久总得叫他们停演，关门大吉……
呜呼，我们的当局不是神明，只是矮小疑是疑非的常人，像那些忘记戏文的皇帝，而我们小平民得充当后台对读戏文的人去提醒他们。有时像北非柏卢敦[美国外务部抉出来人物]一出戏唱得最热闹的时候，美国后台提醒演员的声音的确说得太响亮。平心而论，提醒者的本心，也是为这一场戏的好。然而老演员常常忘记戏文，并不限于美国；全球各处，这戏唱得不很顺利；或是北非洲一幕，或是西班牙一场；仿佛到处都有混乱的喊声；还有奥国一幕，老板同提醒人还在争吵，应否让奥国皇室阿陀上台：还有印度打成一团糟的一幕，在那里为自由而战的人正向为自由而战的人挑战。
可是且别忘记，提醒戏文的人真能挽救一幕的危机。名角记性不好，及时给他点醒，还可以玉成他唱完一出好戏。戏唱完了，帘幕迭次上下之时，这点醒他的人也愿意帮同鼓掌，并递送花篮到台上去。但正在扮演之时，看见那老角色再三再四忘记戏文，甚至全剧主旨都似乎不甚了了，这时对读戏文的人自然心慌。闭幕之后，老名角站在台旁就会咒骂那提醒的人：“你这混帐好管闲事！我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到那时提醒的人自该上前去恭维一声：“那还得说。鑫云伯，这出戏你一生就没有唱过那么好！”
所以这幕戏唱时叫你悲喜交集，而艾登和赫尔在第二幕业已开幕之后，才在演习那段应该排在开场关于苏俄的序幕。这戏台上也有仙圣，也有妖精，也有民主主义者，也有帝国主义者，而据说帝国主义者正在为民族自由而战，而民主主义者正在为帝国主义而战——这等于说，大家都在为输将各私有地盘而战，或者正装这种模样。甘地禁食祷告，这是一种怪事，叫耶稣教徒都惶惑不解起来，而哈利法斯爵士[英国驻美大使]声言，倘使他以一个圣公会的教徒资格，竟登印度总督府的屋顶去祷告禁食，本国人会把他送进疯人院。还有安琪儿爵士（Sir Norman Angell）[英国作者，以前做个好书，现在美国替本国宣传]力争自由的权利，而同时又力争英国争夺印度人力争自由权利之权利。窃想天上可爱的安琪儿坐在前排正厢拿起手提眼镜下看这出戏时，不知作何感想，我感觉1942年是天上安琪儿为人间同名者挥泪之年，如果安琪儿也有泪的话……
在这世界悲剧之时哈笑有点不该。但是点醒戏文的人用心是纯正的，虽然他喊的声音太亮时，也无端多叫在座观众发笑，因为错误总是好笑的。每个时代有他的丑角，而这些丑角叫你发笑。大人大错，小人小错。然而大人最好指出小人的小错，而最不喜欢小人指出他们的大错。错误是大人可铸成的专利，也是等到大人己成千古后小人可以指出的专利。一旦瞑目，傀儡戏就收场，而我们就运用我们的历史观。死者不争不辩，不泄秘密，死的检查官不会由棺材里伸出手来删削后世的文章，所以让他们在今世有此删削的快乐。今日我们已可非笑张伯伦的荒唐，及凡尔赛和约当时炳耀一世的英雄，和已往十年间国际联盟官僚的错误。因为他们的错误已经铸成，无法补救，而指出已往的错误叫做有历史赏鉴力。先订一个方式，说过去的祖先贤圣都有陨越，但现在的世界领袖必须除外，这样决不会出岔的。所谓教历史也者，乃我们须教历史而不可令历史教我们也。
天下事莫不有个时宜。我们1940年代的人，可以笑1930年代的人的错误，而轮到1950年代的人，他们也可以笑1940年代人的错误。好在眼光放远一点，就有历史赏鉴力。大战完了，花香鸟啼，世界还是世界，在啼笑悲喜之间流动下去。有时悲多喜少，有时悲少喜多，有时简直叫你哭不得笑不得。因为自有人生，便有悲喜啼笑，等到泪水干了，笑声止了，那尘世也就一干二净了。
业缘篇第二
——此篇言唯心史观并解释事功不灭果报循环之理为全书立论的张本
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现世，我们便遇到一种难题，这是历史科学所无法解决而历史经济观一派所常欲避免的，因为这一派辨不出他是牛是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不可思议”（imponderables）的东西。[按时论家历史家常以此字代表非数字所能指定之因素，若民族个性社会心理等，常对物质条件而言。]Ponder（“思议”）一字原出拉丁文Pondus，意为“衡量”，所以这字于我的意义，不是叫你不可思议，而是叫你不可衡量。在于讲历史“科学”的人，这是何等可怜的告穷的招供?[按科学非衡量其所研究的标物不可。]但是这东西明明摆在那里，也没有重量，也没有体量，无色无形，叫你不可捉摸。
然而我们谈起目前的事势政策时，虽然只愿谈物质的数字，比如有多少架轰炸机坦克车可以击败希特勒，一旦谈到几十年的历史，便忽然变成唯心家。常常要承认有所谓“不可衡量”的成分，或称为“精神上的力量”，或称为“心理上的要素”[如“民气”、“士气”、“国家元气”、“思潮”的权力等]——一种科学所不得分析的剩余物。换言之，我们巴不得承认精神史观[或唯心史观]。但现代人的思想习惯，最讨厌的是不能方便衡量，或分析，或化成数学公式的东西。假如我们有个定量电表，可以测量民气民情的“电压”馊数，我们马上就明白了。可是事实不然，所以只好像对强敌让步一般，我们把他放在化验室之一角，口里喃喃自语说“不知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只好谈起佛法说业。[按梵语Karma“羯磨”指身心言行必有苦乐之果，名为业因，通常所谓“宿业”、“现业”之业也。]印度人早已发明道德行为善恶果报的因缘，要明白这道德上的缘法，必先用历史眼光去透视。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论说，谓吾人对于我们的身口意行都要负责，这些意念行动和过去与将来，都有因果的关系，结不了缘，而且我们无法逃出这因缘果报。这近似科学对于物质宇宙所谓动力的因果公例[凡动力因果必相等]，及物质不灭气力不灭说。普通耶教徒及普通佛教徒要将这因缘果报移到来生去，证明他们尚未深知这道德行为的果报在现世已有适当作用的原理。
近谈罗斯福总统在林肯生辰广播词文，发见林肯是婆罗门教徒[羯磨之论，起于婆罗门；美国1860年左右唯心论哲学家若爱默生（Emerson）等绰号为波士顿城的婆罗门（Boston Brahmin）；爱默生实受印度古代哲学的影响]。老实说，谁相信我们心思行为的缘果不灭，便是婆罗门。罗总统广播词末引林肯的话说：
诸位同胞，我们不能逃避青史。我们这届国会及这任政府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留名后世。无论地位贵贱、事情小大，没人可以逃出这个关节。这回我们所亲历的烽烟战火，要烛照万世，或者遗臭，或者留芳。[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对国会演讲词]
在这一段话中，林肯恰巧把业缘论说的要点说得恰当无遗。“我们不能逃避青史”——这便是业缘。在1862年林肯可以阐发这意思说：“我此刻说话的声音，似消沉于空间，而实留存于永久。如果我们有一架科学仪器，可惜现在没有把这声浪精微的表记出来，或者可以发现这声浪传播宇宙。我们的道德行为的播下业种也如此。”“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留名后世。”——这是无法逃避的。“无论地位贵贱、事情小大，没人可以逃出这个关节”——极细小的事件，也留个缘果。“烛照万世”——因缘生法，万世不灭。“或者遗臭，或者留芳”——善恶宿业时时跟在我们身上。换言之，现在及过去与将来流动中之一刹那，紧紧被业缘系住。“现在”（now）这字没有数学上的意义或畛域，由n写到w时间已倏忽不见。我们是浮动在时间的潮流上，时时刻刻存在于昨日与明日之间。
依这婆罗门学说看来，所谓“先打胜仗，再谈打仗之所以”简直荒谬绝伦。时间不容你这样割成断片。先打胜仗，丘吉尔的立论在哲学上不成话，这是基于他受已往的牵制及对将来的畏怯。因为他全然不愿意排除已往，并且大大愿意逃避将来。一个人连战后和平问题都不敢着想讨论，必然是昕夕惧怕将来。我知道并且看到W-t-w-F（即Win-the-war-First）丘吉尔也不能免俗，也被迫于来到胜利以前，随时讨论到英国殖民地的将来及波兰的疆界。然而日月如梭，业轮常转，要把丘吉尔漂流下去，正像春泛把落叶漂到堤坝，早晚是要飘泊到那他最怕的和平的堤坝——除非他是被时潮撇在后头。
物理学有条公例，叫做“动与反动必相等”。像宇宙吸力公例，这条公例说来很浅易严正。说这种浅易严正的一句话却不容易，因这句话的后头有些复杂的数学公式，也许长到二十七个字母，为常人所绝难了解而未曾料到的。业缘这条道理，说道德界上的动与反动必相等，也是同样的精微玄妙，但不那样容易用数字来证明。佛家说宿业，说这是“积”渐下来，功德与罪业是由日积月累，由我们的身心意念口语的一切作为积重难返而来，正像物理上的“动量”，由小推进、小稽延、小牵住而消长生灭。所以人生在世，总由宿业积渐而达到某种果报，或是正觉，或是沉沦。释迦在《法句经》（昙钵偈）开场，就用心理说法说得清清楚楚。
心为法本，必尊心使。中心念恶，即言即行，罪恶苦追，车轹于辙。
心为法本，必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自追，如影随形。[按见双要品第九，巴利文缺首八品故以此为开场。Max Muller英译，首二句尤比中译晓畅：“法缘心造，以心为基，以心为体。”]
这种道理需要一点印度人的想象力，才会把精神上的东西看得像物质上的东西一样当真。假如我们的法身有个形相，我们可以看见这形相是由我们的意念构成的神经络，像主管肌肉动作的神经发生动作。这些动作影响本人及他人的总结果，便凑成人类社会的一种动势，而决定个人及人类社会将来的事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像打床球，一粒推动一粒，并由其推动之角度猛势断定第二粒的去向一样的准确不易。这便是人生行为思念负道德上的责任的一种学说。佛家言“法轮”便是指此，在比较悲惨的意义上，也叫“业轮”、“业障”。
这道德世界公例的一种说法，可谓差强人意。这说法可谓相当的谨严，谨严精严是我们[科学时代]所要求的。我们已经惯谈经济。一包棉花，或是出入口过剩，或税率高低，大家容易了解，因为打包数字总是清楚明确。“一包棉花”，容易了解，可是“一包友谊”，或“一包合作精神”总不大成话，而我们最恨的是那些笼统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偶然，我们的（指西洋）外交家心神不定，却撇开实地，唱起高调谈什么“威武不能屈的抵抗精神”，或是“人类爱好自由的力量”，听得人不耐烦起来，骂他们唱高调。又有时评家社论家也心神不定，忘其所以，大谈起“历史不可捉摸的权力”、“心理要素”，及“不可思议”的东西，宛如真有其事。
老老实实说，我们[讽西洋]最恨去思议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越思议，思想越不清楚。而那些跟着现实思路很清的国会议员及政客，便齐声喊骂，说这些高谈阔论，无补实际。这时我们心窝里，有点丧魄，有点颓唐，自愧不该违犯时代的精神。于此决心，下次只说入口限额，脚踏实地，上帝鉴佑，当不致陨越。如果下次专谈争权夺利毫不退让大家可能的话，个人名誉尚可补救。比如提高生活程度——纯动物的物质生活程度——或是工资最低限度，或是收入保障。这谁也不至于误会。归根结底，一切可折成黄金，除非是银两，因为这是黄金时代。俗语固然说：“闪烁未必尽黄金”，因为还有锑，还有钨，然而至少钨锑有个价格可谈。
所以现代人讨厌空谈仁义道德，这很易解。可是世上偏有许多东西，叫你无法衡量或证明。比方说，个人的尊严与平等自由，这是无法证明的，因为科学决不能证明个人有什么尊严，连自由都无法证明。正正相反，科学如果是科学，只能证明世上无所谓自由，不然科学的机器式的定律到哪里去了?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永远不可捉摸，只有远远地神出鬼没，似隐似现，却也无法否认他的存在。在我们忘其所以比较不科学不数学化的时候，我们深知这些道理有个真谛，只是不即不离，若有若无，像个巫山神女，在我们半夜三更闭门独坐之时，偷进室内，用手从后头掩住我们的双眼，轻轻地说：“你猜是谁?”朝朝暮暮这神女要来临，可望而不可即。只有相信精神生活的人，看来十分真切，仿佛身体形相俱全。
印度哲学的业缘学说，却是谨严得可怕。真理合算，公道也合算，而如果印度玄学是真的话，灵魂的自由也可叫你年底大分红利。事实上，佛陀及婆罗门等出词不至如此鄙俗，但是道理意义委实如此。如果我们相信精神的东西也会叫你有报，有时且有很好的收报，如果我们能证明在道德上，如在物界上，动与反动是相等，我们便可去探讨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羯磨”（Karma，即“业”）这一字，在我成为申明历史的精神观的工具，成为排斥经济的原因与救策，而确称道德的因果的工具。除非我们明白这点，所谈战争与和平的话，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谓“猪与泔水”（养猪见识一般）的经济学（Swine-and-slop economics）。
中日战争，便可引为业缘的好例——暂时不说业缘二字，只称他为不可捉摸的潜势力。中国反抗[反动]之强度，可以证明正与日本前期残暴不仁[发动]之强度相等。凡讲宿业，都讲数十年“积渐”的功罪阴隙，一旦发为果报，见于事端。试问中国全国团结一致，没有武人对敌投降，这种精神上大力量何由而来?
只有把这力量看做日本暴行的反应的总结果，才会明白。我只在那篇长帐指出数条：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件；凡尔赛和会上割据山东之野心；二十年东三省之侵占；二十一至二十五年间腼腆无耻在陆军及领事保护之下大规模的华北走私；二十二至二十三年之进窥察哈尔；二十五年之暗袭绥远。自二十至二十六年间，反日示威的行动，全然制止。但是民气的高涨激昂，虽然不可捉摸，却日积月增，到了今日结成中国国民一致英勇抗战的原因。不但如此，依业缘说法，极小的作为事端，也有余波及于后世。像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一个中国外交官，横遭日人剜鼻割耳戕目，这局部事件，也在中国国民的心理上精神上留下痕迹，和南京大屠杀大淫戮一般。日本人以为“此案了结时”，那“事件”也同时了结；据业缘之说，这案并没有如此了结。日人不能逃避历史，中国人也不能逃避历史，这是中日所以不得不决之一战的原因。张山来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幽梦影》在这种地方使我们看见伦理上的因果关系，十分显然。[经济史家否认英雄伟人及民气民情思想信仰之力，参见化物第二十。]
看看西方战争，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能用电表测量珍珠港之袭击在美国一万万三千万人胸中所激起电流的压力，他可以断定这次袭击在精神上大不利于日人，和其物质上初期大利于日人相等。但是今日外交家军事家正忽略鄙夷这种无形的电流，像硁硁然小人要去指挥历史上的最大战役。
天下事都有个消长起伏之机在焉，只要我们眼力看得出。像金类或lucite[化学新品]受击时，那击力传于物质的奇异纹路，人眼看不见，但用X光线照出来，可以看得见。曾听见反对吃素的人说，你切断一条萝卜，其惨痛情形，猛发的电流不啻哀鸣的声音一样。我们听不见被宰割萝卜的哀鸣，希特勒也算不出被宰割的欧洲所发出业流的声浪（Karmatic currents）。[即“羯磨流”，自造新名词。]但是过了些时，果报一现，历史就要指正他的存在，昭然若揭。希特勒不能逃避历史。换言之，希特勒不能逃避他的业障。我真可惜希特勒不信佛，不然他倒要聪明些。
但忽略历史的业流者，并不限于希特勒。我们同盟国也不承认有历史潜势力的“业流”存在。我们置之不理，只顾依照养猪见识的经济眼光，去谋战争与善后的计划。我们简直不知业缘为何物。在经济学看来，人嘴与猪口一样；所有户口粮食税率的图表论文，只是计算猪口而已。他们仿佛说，你把这些猪分栏关起来，放够食料，而各栏的隔板造的高低适中，那些猪便会相安无事，而天下太平了。
时变篇第三
——此篇言亚洲之勃兴
但是业轮常转不停，这就是言历史潜势力正在破裂国际机构的说法。政治上我们却置之不理，倒行逆施，仿佛没有这种潜势力存在。但是因缘果报的公例非人力所能取消。不过我们收豆不肯种豆，收麦不肯种麦罢了。
这次战争最重要的事实便是苏俄与亚洲之勃兴，但是我们依然不顾。上文偶然对安琪儿爵士牵涉一句不客气的批评。当一位欧洲的开通学者而论，他大概不亚于他人。但是在欧洲开通学者的立场，他的所谓世界民族须要合作同舟共济是纯粹“白种性”的，而以苏彝士运河为限；特别是限于一种改头换面的“英美联盟”主义。[Union-Now运动，数年来Clarence Streit所提倡：安琪儿是英人，新著名为Let the People Know，专向美人说话，劝他们战后与英国携手。]他对苏联对亚洲的意识，还与英国守旧党亚司斗夫人见识不相上下。亚司斗夫人说：“我愿意俄国及中国加入英美所建造的新社会，但是他们的思想念头必先学英人。”你想这种宝贝，除了伦敦以外谁会镶嵌出来?我好久没法解以下的算学哑谜：假使一人的脑袋直径是五吋半，但是脑袋骨之厚也是五时半，里头空间地位有多少?
十九世纪世界的政治构造，已在崩溃，帝国已在瓦解——虽是不愿意。如果我们看得见在亚洲澎湃而来的潮流，就得把这世界战争看做世界政治构造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亚洲发动到欧洲，不是欧洲发动到亚洲的。事实上，我们正在看见地球重生临盆的苦痛，却看不见“新自由之诞生”[林肯语]。
亚洲勃兴的势力已在步步前进。日本正在恃武力来修订世界的地图，中国正在恃坚强的自信力及直上青云的志向，来改造亚洲民族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印度正在徒然向侦巡机队武装巡警及皮鞭祷告来改良他的苦境。但是同盟国犹懵然未觉，倒行逆施，直向业轮的缘法扑来。然而不仅在亚洲，在全世界有潜兴的势力起来，要求林肯所预言的“新自由之诞生”，使世界不致“一半自由，一半奴隶。”这些势力，使我们的平常观念传统脱了衔接，只因新形势来的兀突，我们当机仓皇失措，束手无策，不能毅然去对付新局面。治本之条理既未立，我们只在治标上面剜肉医疮，应付不暇。
我不常引耶稣的话，这次非引他不可：
你们看西方云起，便说雨快到了，而果然雨到。你们看见南风吹来，便说天气要转热，而果然如此。你们这些假君子，你们见到风雨先兆，怎么这回倒见不到征兆呢?
亚洲的勃兴——我把苏联当做一半属于亚洲看法——是这次战争最重要的一桩事实。这事实已把我们作战的秩序单推翻，也要把和平的秩序单推翻。他要把一切都推翻，只有亚司斗夫人的“英人思想念头”推翻不了。仔细想亚司斗夫人“思想念头”的催眠魔力，一瞪眼会叫这世界革命停住。但是我确信，就使我们要想把十九世纪的国际构造改弦更张，保留相当白种统霸全球的局面，此刻已嫌稍微太迟。今日的亚洲已经振袖而作，不肯屈居人下，也已长得太大，不便打屁股。西方只好准备与亚洲合作，不然只好准备下次更伟烈的战争。
海明威由中国回来，叙述某位中国军官的话：“你想英人为什么带独眼眼镜呢?因为他留一只眼要看见他所愿意看见的事实，还另一只眼避着不看他所不愿意看见的事实。”德国军官也是好带独眼眼镜的。但是这就是中国人同美国人所以不好独眼眼镜的理由。亚司斗夫人的真意，是说俄人华人都应带上独眼眼镜，可是不幸我们并不稀奇这种东西，俄人也不稀奇这种东西。由此观之，似乎很少有看见“苏俄与中国加入英美所建造的新社会”的机会。我个人在华人立场，宁可叫新社会滚蛋，维持我们双眼正视的光明。
亚洲之勃兴就只有一种意义：帝国主义时代之收场。谁也不能制止这个趋向。如要保持十九世纪的制度，白种人只有勒住中国与苏俄的喉咙之一法。可是此刻稍微嫌迟了。西方还可以试试做看，如斯必克门教授[耶鲁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去年新著《美国策略和世界政治》，详见血地第十七]大胆教我们的方法：“且须记住，无论将来联治调整取何方式，局势却正与开始大战以前一样。除非美国继续奋斗，直到他不但打倒他现在的敌国[德与日]，并且打倒他以前的同盟[华与俄]，战后时期就有许多独立的国家的一种世界出现。”这种有许多独立国家的世界，是斯必克门教授所不敢想象的。我们美国大学课堂上所教的当真就是这种政治学说吗?我还记得第一次大战期间，“强权政治”这名词还得用德文写作“Machtpoliti”，而且含有德国味道；到了此刻，已经无须了，英文power politics这两字已经通行易晓，而德国思想已从中征服我们了。
事实上，凡一民族，只要有中等的聪明，经过相当时期没有不崛起的。试问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怎样起来，白种人怎样征服全球，怎样会自信是优胜的民族呢?因为白种人有来福枪大炮，而亚洲人没有。简简单单如此而已。你研究庚子之乱及百年前中法之战就明白。那时中国兵士带洋伞持刀枪，有些还带弓箭。到了光绪年间才听见有袁世凯练“新军”。所谓新军，就是说只有该军有来福枪。这么一指出，未免令人扫兴。但是退一步说，可以假定两军角斗雌雄，一边只有鸟枪，一边有克鲁伯枪的情形，也就明了。
读者至此，必能明白，如要永久把亚洲压在下头，唯一合理的方法，只有教亚洲民族不会用来福枪大炮，好像此刻保守美国轰炸瞄准机的秘密，不令敌人知道一样。但你明白，经过长期几十年，这是办不到的事。有一百年间白种的帝国就是靠武器的差别来维持。这第二次大战忽然揭露的，就是此刻日本、中国、俄国都有枪炮。这一件事实，将改变全世界的历史；那机器的差别消失了。不但此也，日本人的英勇作战并不亚于白种人；俄国人也如此；中国人也如此。而且大家都在作战。现在怎么办呢?缴除他们的武装?用世界保安队去防范制裁他们?用克尔伯森说[见簿书条十六]的“限额方法”如华府会议对付日本订出5∶5∶3海军比例的方法，去压得使他们不得抬头?
所谓白种人的文化使命已成个闷哑谜，而似弯弓回击射士。白种人传授《圣经》与黄种人。他本应把他自己所绝不用的《圣经》传授他人，而他自己所最善用的枪炮秘而不宣。他本想如在用大炮击死几个黄种人之先，已用《圣经》把他们的魂灵救上天堂，也就于心可以无愧。可是他算错了。现在黄种人学他们的乖，对于《圣经》也藐然视之，而从此魔鬼的孽种，白种和黄种在内，拿起汤密枪，就可把这世界化成血染的疆场。这是说，假如我们思想还是那么幼稚，只管将欧洲的道义标准移到亚洲，而将白种人的强权政治放大范围施于全球世界，那末这全球世界就变成一个几十年一次屠戮的大战场，正如欧洲自身一样。
我们知道凡是“思想前进”的人，包括几位大学教授在内，正在朝这方向想去。欧洲那种混乱崩溃的前因后果，他的道德伦理标准，将成未来世界的模范；霍屯督生者人人每天都要有四杯牛奶喝；印度人都要穿起白领挂起领带；马达卡斯卡岛人也都上礼拜堂做礼拜：而全世界的人都要叩谢白种文明。这便是白种人的文化使命，是欧洲文化赠与世界的恩赐，不过——这也得承认——几十年一次火山须得爆发，而那喷出来热烘烘的矿渣须得波及爪岛或缅甸那里某乡村。但反过来说，乡下人可以天天喝四杯牛奶，那不很合算吗?
其实我们对于这时变的解决很为简单。白种人正在对世界各其他民族说：“我们要求纯全，学我们在天之父的纯全，但是汝辈只消学我的纯全，学我的思想念头，天父对汝辈很满意。就是汝辈皮肤稍黑，上帝总会饶恕你们。赶快到外边去玩。”这便是斯忒赖忒（Clarence Streit），安琪儿亚司斗夫人的新耶路撒冷。
述古篇第四
——此篇引证古代雅典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与自由之冲突以致希腊文明自杀为下章张本
上文所指出因亚洲勃兴而发生国际新局面的解决方法，在于我认为不满意，不令人起兴，世界的自杀总不会令人起兴。
斯必克门教授愿意看见美国勇往前进，继续奋斗，只须再打几次仗，消灭一两万万俄人和四五万万华人；直到他可以称雄独霸全世界——他情愿如此而不愿看见“有许多国家的世界”。我倒愿取第二条路，斯必克门教授那种先知先觉大学教授的腔调，令人想起斯彭格勒的悲观[Oswald Spengler，《西方文明覆灭》名著作者]胸中不快；我们非学者的平民总应乐观些。斯必克门的真意是叫西方文明简直自杀，学伯理克理斯《希腊黄金时代》的雅典的榜样。好，大家也来搬书籍，做学究，看看修昔的底斯怎样记述。[Thucydides，希腊的司马迁，所记当代希腊五十年间内战Peloponnesian Wax一书，称为希腊最客观公允的史书，为现代史家所极称赏。]
希腊覆灭，因为他未能解决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欧洲文明也须一样覆灭，如果他不能解决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怎样覆灭法子，我们不能效诺士忒拉戴马，预言其详[Nostradamus，欧洲的刘伯温，生于十六世纪]。但是杀机之隐伏，阶段的进展——这历史阶段以肉眼看来要经过几世，而在神仙及历史看来却只有一刹那——这阶段的进展步骤，却要与希腊自取灭亡的过程根本相同。以古证今，比类正正相合。读修氏古史的便宜，是在那故事中，版图较狭，而那古代五十年间的互相残杀倾陷，今日看来容易一目了然，便于研究。概括言之，那是从雅典海军势力与斯巴达陆军势力的角逐，及缺乏道德领袖才干的悲史。全希腊联邦的梦化成泡影，原因在于雅典不肯或是不能解决帝国和自由之矛盾。后人读史，容易指摘雅典人之倨傲不逊为那失败之心理上的原因。我们只愿今日世界联邦合作的梦，不太含北希腊联邦（Delian Confederacy）的意味，而没有亚力山大攀山越岭而来，征服希腊平原，将那文化炳耀一时的希腊世界一手荡灭。那幕悲剧的孽障在于那位青衣雅典，也有民主精神，也通脱自喜，也懂得爱好他自身的自由，却永远不懂希腊他国也一样爱好他们的自由。
读史有时就教人心慌。因古今雷同之处委实可怕。固然，雅典是民主国，这无问题，不幸的是民主国家也会自杀。人类的美术再没比雅典超逸；雅典人的慧心明理通达，格物致知，他们的美术崇尚朴实，归于中和。雅典的自负，良有以也。现代民国的总统要表彰他们国家的建树，或颂扬现代的文明，再也不能超过伯理克理斯《雅典王》在那开战第一年末阵亡将士追悼会上所盛称雅典人的文化生活。其口语很像美国总统在国会的演说词：
在未追悼阵亡将士之先，我要指出我们强盛的基础，由何样的文物制度及人生楷则，造成帝国的伟大。……我们的政体，不与他人竞争；他人仿效我们，并非我效他人。我们真是民主国，因为政权操在大众，不在少数人之手。但大家虽受法律平等保护，我们也尚贤才，国民的升擢，不是凭靠势力，是因才选用。穷士也不偏废；只要有益于国利民生，都可效忠国家。……在燕居时，大家可以随便，而在公事上，都能诚敬无亏；我们大家所以不犯上作乱，都因有敬上守法之心，尤尊重规矩礼仪，使干礼犯法的人，为公论所不容。此外，我们对于业余的休息消遣，也不曾忽略；我们一年中有按期的运动及礼节，在家有文雅安乐的生活，使我们解闷消愁，优游度日。因为我国的强盛，天下的货物都麇集而至，叫我们安然享受。……在教育上他们[那些纳粹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受艰苦的训练，使他们英勇善战，我们却安闲度日，但是一旦临难，也不畏却！……
假使伯理克理斯是在爪岛阵亡将士的追悼会演说，说辞也不过如此。要是他要宣布1943年的感谢节[每年由美国总统宣布节日]，可以一字不改。因为他谈到德谟克拉西的要素，依那位史家凭记忆并想象出来所记载的词句，正像《纽约时报》一篇社论：
我们尚美而能反朴，崇文而不懦弱。……雅典的市民并不因私而废公，就是商人也有相当的政治认识。惟有我们才把一位不管国事的人不认为守己安分，而认为庸碌无用；虽然不是人人能建议方策，大家都能评断政策的是非。依我们的看法，商量讨论不是妨碍进行，事端之妨碍乃在未经妥筹熟虑详慎讨论去贸然进行。因为我们特有先思而后行的能力，而他国只是蛮干。……总括起来，我敢说雅典是希腊的导师，而雅典人个人都有临机应变处危不乱的才能……我这样表扬雅典的伟大，因为我要昭告全国我们所争战维护的，是比没有我们所享受的幸福的他等国家更伟大庄严的宗旨。……
雅典民主之建全及其人生哲学，没有比上文说得更剀切精透。不幸的是，雅典是帝国主义的民主国，而希腊各国还是半享自由，半为奴隶。雅典已经过他的“第一次大战”——希腊与波斯大战及莎兰米海战大败——犹不致亡国；所以引起希腊内乱频仍而至亡国者，是因为没有王道的领袖才干，及雅典之倨傲骄横，不肯承认全希腊各城的自由平等原则。哥都罗芬教授说：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统治北希腊联邦，遂有第五世纪的大问题排在目前，这就是靠海军力量的帝国主义民主国[雅典]与靠陆军力量的守旧贵族政体国[斯巴达]发生冲突。因这南北战祸绵延，希腊各国又没有一个能做贤达的盟主，同时，全希腊主义失败，又加上希腊各国永不能真诚合作，以致发生第四世纪的政治解决[Francis R.B.Godolphin，The Greek Historians序文第29页，30页]——就是自杀。
如果古今类似之点，不这样吻合，倒也罢了。然人情狡黠，妒忌猜疑，强权倾轧，舞弄是非，古今无别，正如修氏所假定。所以他预言：“后有读者读吾书，对于往史及因人情之常而复见于将来之故事，欲明个中真相，而认为此作不无少补，作者可以无憾矣。”
述古证今，同类之事多得可以使你踧躇不安。雅典是个民主国，是个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斯巴达作战。杜兰蒂[Will Durant，美国著名作者]说得好：
其战争之基本原因，乃在雅典帝国之日臻强盛，及其独霸伊坚海面[希腊东海]之贸易及政治的发展。在大平时代，雅典准许自由贸易，但是都要得他钦准；船只未得他的同意不得航行海面。雅典辩护这独霸海洋的政策，说是国家命脉所在；他的粮食要靠他国输入，所以非维护那输运的航线不可。这个国际贸易的航线由雅典保护，于伊坚海的共存共荣，也不无裨补，但是雅典势力日益高涨，希腊各属国日益富强，就对此种情形也日益不满。[Lire of Greece《希腊生活》第439页]
雅典对其他各国施行治外法权。凡雅典籍民与联邦籍民发生诉讼，须到雅典的法庭诉审，只有雅典的法制是文明法制，但是我们也不必幻想，以为那些陪审的雅典市民都是大公无私的开明学者，毫无国家观念，不会鄙夷异族，曲护同胞。
那时希腊天下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建设联邦共治，本为长治久安唯一的希望，而这时联邦已变一出把戏。因为不管取什么方式，假什么名义，雅典非独霸全希腊不可。因要共同维护这世界，抵抗侵略的国家及国际的强盗，所以，雅典必须主管以联邦的名义征调海军。只有国际警卫队才能维护伊坚海的国际和平。这把戏愈弄愈不成话，后来雅典用武力强迫他国参加这国际联盟；谁不参加，就堕他的国都，来共同维护此刻所已明目张胆号称的“帝国”。杜兰蒂说：
据修氏所说，雅典城的民主领袖，虽在本国崇拜自由等于偶像，却已坦白承认那联邦已成武力霸治的帝国……崇拜自由与帝国霸道的本身矛盾，又配上希腊他国的倔强自好，遂使那黄金时代归于灭亡。[前书第440页]
修氏自己是雅典人，倒也公道地告诉我们，那回内战的真因是雅典的霸道，雅典所要强制决心实现的是雅典式的和平（Pax Athenica），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因为所需粮食须由埃及及伊坚海北运来，并且恰合现代识得采用经济封锁手段。米加拉（Megara）城叛变，归附雅典的敌国哥林多（Corinth）。雅典王即令禁止米加拉的产品运入雅典辖境。米加拉与哥林多便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出而调停，要求取消这经济封锁。雅典王答允，但要求斯巴达辖土须开放门户，准许国际贸易。斯巴达也答允，但交换条件是，雅典须承认希腊各城完全自主。伯理克理斯偏不肯经管清理大希腊帝国，而斯巴达就此宣战。修氏说：“我相信此战真实而未曾道破的原因，是雅典威力之高涨使南方诸国畏忌，迫得他们主战；但是当日公布的开战理由如下……”就是另一说法[Peloponnesian War卷一第二十三章]。
所以希腊之亡，亡于伯理克理斯的雅典之手。穷兵黜武贸易争利为战争之源，古今一样。雅典之骄横弄权，产生一种强权政治的因果圈套，正与现代相同——同盟离叛，合纵连横，汝诈我虞，朝秦暮楚，强则欺凌小国，弱则讨好邻邦，于是内战频仍，卒归覆灭。杜兰蒂断曰：
在他（伯理克理斯）治下，雅典文化已臻绝顶，只因这致强之术，一部靠强制盟邦的富力，一部靠惹人猜忌的暴力，所以黄金时代的基础不健全。到了后来，雅典人的政治手腕不足以应付和平策略，亡无日矣。[前引书第442页]
我们当不至于头脑简单，以为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问题，到现代世界才发生。雅典对于强权政治的原则及武力至上主义，都已熟稔。他们知道帝国的尊严，专靠强硬手段对待属国。像印度总督，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恢复自由之国，这强硬政策叫他于米罗斯（Melos）岛叛变之后，屠杀一切壮丁，并将妇孺入籍，役为奴隶，虽然他们自己爱女子“自由”与“德谟克拉西”。迈提罗斯（Mytilene）岛叛变，就斩叛变领袖一千名的首级。盖帝国主义的逻辑不得不出此。所以[雅典议员]克利翁对雅典国会说：“你们须明白，你们的帝国是凭恃武力威镇属国的专制制度。那些属国百姓常在阴谋叛变：你怎样克己待他们，也不肯输诚悦服。只有武力到哪里，他们便顺从到哪里。他们何尝爱你们?故惟有出诸威镇一法而已也。”[修氏前引书卷二第三十七章]
雅典人最长议论，他们也会排斥“道义”，发挥强权政治，辩护“从权”政策[“expediency”罗斯福辩护北非政策语]。在那雅典人与米罗斯人著名的辩论一段中，雅典人说：
你我大家应说老实话，不要高谈阔论。因为你我都明白，世间上所谓公道，只有双方力量抗衡时，才会攀上那一套。强者能取什么，就要什么，弱者被迫到哪里，就得让到哪里。……谁有本事，就做主子。这是天经地义，人类确实如此，神仙也许如此。这弱肉强食的天经地义，并非我们所发明，也非由我们创始；我们只是受之先代，而传之后世罢了。我们确知你们及全人类，如有我们今日的权力，也必如此作法。[前引书卷五第八十九，一〇五章]
这些话之透辟详尽，就使德国外交部长利彭窦洛浦（Ribbentrop）或是前任印度总督林离高（Linlithgow）也无以过之。
雅典人深信强权武力牢不可破，以致他们的和平策略失败。希腊却也相信一种因缘道理，叫做nemesis[冤冤相报]；骄横（hybris）必取覆灭。希腊的悲剧中常反复表彰此义，但在国际政治上都茫然无睹，虽然我们也不比他们高明。
在雅典人和米罗斯人对辩一段中，有一种滑稽意味，很像伊索寓言。雅典人很像猫哭老鼠威吓利诱，要迫他们加入他们的“世界大联盟”，而米罗斯人像老鼠见猫，求他们大发慈悲，准免享受归入雅典老母猫肚里的殊恩。你把今日印度代替米罗斯人读去，便得了一副修昔的底斯式的现代政治画图：
米罗斯人：你们做我们的主子，固然有好处，但是我们做你们的奴才，怎会于我们有利?
雅典人：你们的好处，就是屈服可免吃面前亏；而我们的好处。也因保存你们而得便宜。
米罗斯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互相仇视吗?假使我们保守中立。与你们亲睦，大家不能好好做朋友吗?
雅典人：不。还是你们的仇意比你们的亲善来得干脆。因为仇视态度，在我们的属国看来，表示我们的威风，而你们的亲善，反见得我们示弱。
丘吉尔于1943年3月17日在英国议院演讲，拥护殖民地部长司丹雷（Stanley）的强硬政策。说完时，工党议员德戴尔（John Dugdale）质问，丘首相知道司丹雷那篇“稍微骄慢的话会在美国及大英联邦引起反感?”丘首相答道：“我们固然不必骄慢，但也不可示弱。”
修氏能于两千年前将现代政治家的心理动机这样剖析入微，足见古今人情本来一样。就是苏格拉底限定三十天赴死正法的时候，那些人还认为妥洽让步，就是“示弱”。那位七十老翁碰巧相信Satyagraha[印度语]节烈不屈的气义。告他的人安尼土司（Anytus）是代表法律治安，并且代表仁义道德，还按节上庙焚香祷告。安尼土司是个好人，是个规矩信教徒，场面很好看。还有一个好人，名叫彼列多（Pontius Pilate），对于一重公案[耶稣被告案]洗手脱个一干二净。谁说彼列多不是好人?他不过遵循外交规矩，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而已，虽然这是冤杀无辜的一桩案子。老实说罢，古今同类的事，多得想起来就作呕。
证今篇第五
——此篇专言印度问题原名“丘吉尔与伯理克理斯”反证古今证明今日帝国与自由的冲突仍未解决且因此大战宗旨中途改变暗伏第三次大战的杀机
读史固然要耗费金钱精力，修氏一部《希腊内战史》买来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读这部书，也许结果现代世界的耗费损失还要大。因为今日帝国和自由冲突的问题还未解决，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谈起印度问题。
夫印度问题，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乃人类自由的问题，所以已经演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在这自由战争中，印度的自由战士因犯为自由而战的罪名而坐监牢。除了英人而外，对此都会发怔一下。
啊，自由二字，何等动人！撞起自由的钟！但是你要倾爱自由，须教自由之神先脱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欧洲的女装。有英国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国的郊野茅屋，炊烟芳草，落日湖边，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骑着大象在万山深林中游行。人类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这位我们所爱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国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围一条透明蝉翼羽纱，无形无色，只用慧心灵眼才看得见。
所以此刻现在，英人正在为自由而战。印度人也正在为自由而战，希望获得自由可以帮助英人在这场自由战争中去为自由而战。这样一篇糊涂帐，越弄越糊涂，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过头脑的话，必然中风不语。可是这也毋须过虑。在印度不会去谈到“四种自由”，或是听人提起。提起有点难为情罢?先打胜仗，再用头脑！只有英人强健的头脑，才会超脱一切逆情悖理的难关。而据我看来，这难关不难度过。你只须听印度总督报告囚杀的成绩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断然无疑。“至1942年8月为止，杀死九百四十名，击伤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万另二百二十九名，判决有罪二万六千名，囚禁未付审一万八千名。”《新共和周刊》有一篇通讯说，“总督报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场报告杀猪一样。”且须记住这每只猪都是一位自由战士，不怯淫威，鞭打缧绁都不怕，抑猪猡终究是猪猡耶?
近来我冤枉得了一个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纽约妇女认为排英，因为我曾真心替印度自由呼吁。这呼吁印度自由与排英有什么关系，我始终看不出，而我的纽约女友也说不出来。我的态度很明显；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顽，不管哪一国，我国也在内。我不仅反对丘吉尔的守旧党的印度政策——我痛恶而深绝之。丘吉尔是英国人，我也知道，但于我，他的国籍与问题无关；不管这政策出于英法中日任何国之手，我都要痛恶而深绝之。我会明白分辨英国守旧党人与开明党人之不同，也会辨别丘吉尔与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美国报馆编辑，遇着两位英国人如丘首相与肯德堡大主教意见恰恰相反之时，认为应该双方加以赞同，将这大战宗旨做个人情，以免越礼。我决不肯把大战宗旨送我的至亲密友做人情，甚至或是送给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问题，我可退让。要是邻邦的内部政策，我也可退让。甚至问题是先运什么入中国——先运军火或是先运可口可乐给驻华的美国空军，我还可以退让。但是到人类自由关头，我决不肯让步，因为大义所在，不容荀且，而我深知我们今日在帝国与自由之间不得不择一而从，不容易敷衍过去。因为丘吉尔明目张胆护持帝国主义，我可以推知他小时希腊历史不曾用过功。这还小事，关系重大的是，因为一人垄断全战争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这大战的性质，目标与宗旨中途改变，然而这大战的胜利却须赖中苏英美各国人的头颅共同换来。这关系綦重，就是英国的真友，也不当因送人情装哑巴，噤若寒蝉起来。
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世界人类作战的宗旨做人情，送给他的至亲密友，或是上帝。历史上不论何时代，自由与反动的势力都在角斗，争占上风。各人应该运用他的聪明智力去分辨认识这两种势力，而站在自由与革命家一旁，毫无袒护的和反动的健将挑战。有些美国编辑想要讨好双方。但那位老将明站那边，视死如归，誓不肯经管清理大英帝国。诸位美国编辑，千万不可小觑这员老将。那老人家阅事不少，伎俩很高。凡是遇着口谈仁义头头是道的人，你要小心。当着这员老将声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盘”（“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属印度人无疑的国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国作战，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口念“亚孟”?要是这回战争是英德两国的私斗，这话也没什么不该，谁打赢，谁保守他的地盘，那些属国只当他们的赌品。如果属国不高兴的话，那是另一件事，另开一回战，由属国与胜利国去解决。但这次大战又不是两国的私战，还牵连到多少旁人。英国首相声明他存意将大英辖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时，中国人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兰人想到爪哇国，而美国人就想到自由之神。
1943年3月17日，丘首相在英下议院讨论大英帝国殖民地之将来，说道：“本政府深信无疑，大英殖民地之将来统治，须继续为大英国一己的责任。”这是清楚确定无疑昭告我们，丘吉尔立定主张，要保守印度、缅甸、马来半岛、星洲、香港、锡兰岛的版图。这样一来，也须让其他帝国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观之，将来自成白种人在亚洲的帝国卷土重来的局面。所以个人认丘吉尔为将来和会上的梅特涅，不是错见。[按拿破仑其后，维也纳和平会议，由梅特涅亲王领导，恢复各国贵族皇室，协同摧残所有革命势力，而造成以后五十年间欧洲反动势力的大集合。]
假如我们以为丘吉尔忘记亚洲，便是错了；他永不忘亚洲——是殖民区。也许我们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国，而是世界人类半自由半奴隶的整个帝国主义制度。问题是，我们这战争是否为争些主义原则，使战争不再实现，求一比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这些问题都不便讨论——不管大英帝国的清理或是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帝国的清理。大家不要谈吧。先打胜仗，仗打完了，梅特涅亲王总在那边，大家才开始争吵攘夺。然后再过三四十年，大家再来干一下。
要寻究历史，不能钻在已经检查过的日报纸堆中，去追寻那些天天讨论的很热闹的小枝节。要寻究历史，应研究主持国政者的心理，去探讨本源。印度人说克利浦斯爵士赴印开始谈判之时，曾经答应他们组织“内阁”，而克爵士的随员一样热烈的否认他曾经应允给他们组阁的真权实柄[按此指美记者Ouis Fisner与某英人在纽约国民周刊之争辩]。在这种情形之下，旁人若以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发痴。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该事之人（这现代伯理克理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谁读完了以下丘吉尔于1930年、1931年所说对于印度基本态度的话，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败，便是低能儿。要明白这印度问题的经过，须先明白我们的伯理克理斯[雅典王，说见上章]。1930年正月，丘吉尔说：“早晚你们必须打倒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恰巧是《大西洋宪章》用来适用于印度的原则。在西门爵士使团在印度接洽谈判之时及其后，反对与印度开谈判，认为有伤帝国及其政府人物之尊严，喊得最响的人便是丘吉尔。1931年3月他说：“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只抬高一些永远不能与我们同意的匹夫的声价，一方损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严和权威。”1931年2月，他说：“把这[治印度的]责任移交极勉强极有限少数的印度政客党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便是懦怯、弃职而逃、丧尽廉耻的行为。这便是使大不列颠含垢蒙羞，在世界历史上永远污及大英帝国代天宣德泽及万民的令名。”原文照录如下：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ar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 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这段妙文颇有大英帝国诗人吉卜宁腔调（Kiplingesque）。丘吉尔和吉卜宁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充当记者。吉卜宁对于他帮“不识圣教的下级异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见，丘氏也赞同。呜呼，使丘氏生于十六世纪尚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使生于十七、十八世纪，也足以守先待后；十九世纪，他便是一位贤臣名相；于二十世纪，他只是唱吉卜宁调的违背时潮的史迹。他主张坚决，立志不移，言词伶俐，在那几句话中，不但可以解释克爵士赴印之失败，并可解释整个印度政策之现在与将来。古代希腊伯理克理斯王在国势正盛之时说话，也不会比他庄严，皮匠克利翁（Cleon）不会比他爱国。卖麻绳的优克雷底斯（Eucrates）不会比他坚决，连卖油灯的海破婆鲁斯（Hyperbolus）也不会对雅典市民发出更悦耳媚众的腔调[按诸人皆伯理克理斯死后主持雅典政府的人物]。我书至此，不禁想起亚诸的诗句几行。[那首诗写英国南岸海边的海啸，名为Dover Beach。诗长短句，吊今追古，慨叹大道沦亡，斯文扫地，以现代英国与古代希腊相比。莎复克利（Sophocles）乃希腊诗人。]
莎复克利昔居伊海之滨兮，其为时已甚远，
曾闻长浪之呼啸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远之北海兮，亦闻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滥于两极，
俨彩憧之舒卷兮，若云旗之夺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闻长波之太息，
声宛宛以凄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风之悲鸣兮，渐汩没于尾闾。
嗟唯余与汝兮，瞻苍茫之暮色。
叹长夜之漫漫兮，心仓皇而失策，
若两军之丧明兮，羌浑沌而夜击。
所以我们不必去推敲印度问题之枝节。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类自由的中心问题撇开，可以辩得你惝恍迷离，莫知所适。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总会拿出理由来，一个大国定了一种政策，总会采取名正言顺的手段。有时你同人家争辩，就已承认对方的理由有争辩之价值。
假如此刻，有人对印度人说，美国种族宗教复杂，有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犹太人，又有新政策主义者、反对新政策主义者，又有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社会党、东北省人、东南省人、内革罗人，又有浸礼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圣公会、摩门教（多妻教），而且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条街坊，而且美国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门，印度人也只好摇头作罢，不再去理辩那错综迷离的纷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邻而居，而且如美国的意大利人同爱尔兰人相安无事，也许更易相处。不但此也，对于一件事他们全国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两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国。南斯拉夫国不是一样吗?也有天主教，犹太人，克罗忒族，色皮亚族，但是合之于我有利，我们就毫不迟疑把这些异族合并。老实说，假如印度没有回教，英人也须捏造个回教出来。宗教这东西是上帝恩赐大英帝国的宝物，大英帝国和一神论不能两立。多神论正有好处哩。
但印度问题枝节虽不谈，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类自由的问题，我要谈，且非谈不可。因我不带独眼眼镜，又不和亚司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视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视挪威、希腊、波兰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苏联而痛恶纳粹，德国或俄国要消灭希腊、波兰的自由，我都要同样反对。
这种态度有点难懂。有些美国人对于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独立与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作两种看法。配恩（Tom Paine）[美国独立战争中文字最动人的作者]的话便奉为民主要典，同样的话出于甘地、尼赫鲁口中，便是异端邪说。我不是美国人，不能这样分作两种看法。由我看来，华盛顿跟甘地、尼赫鲁一样的“排英”，一样的固执己见。可见得双眼眼镜委实不便。我也知道丘吉尔在纽约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圆滑些，附和群众，称颂在英国危倾时我所钦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带双眼眼镜，或者只靠一双天然眼。
惭愧得很，我对印度人争取自由或法国人暗中组织争取自由，看不出什么分别，印度政府刊布白皮书，指明印度党人的言论引起地方骚扰及破坏产业。东印度两条铁路被炸坏了，这白皮书大书而特书。如果巴黎通利尔及巴黎通里昂两条铁路被破坏，美国报界不知将如何褒扬这些解放人类的自由战士！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话，证明精神不死，永不会为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两条铁路炸坏，我也引以为憾，因为这有妨碍共同作战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自从英国未经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对德宣战之中，中间经过两年半，印度党人力主镇静，而英国方面不肯稍让一步，改善局势。等到日本人打入缅甸，印度声嘶力竭的呼吁自由，才临时抱佛脚，派遣克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实权防卫国境；英人却不肯交还实权。克爵士一行的实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回国”的主张（Pakistan）[此为第一次承认]，留为将来印度分裂之祸机。爵士回国，印人要求重开谈判，都不见效。须知印度之争，却是在美国分输赢；英人在美国宣传胜利了，所以认为十分满意。印度党人及民众日益激昂，怀恨英人日深，而民气日趋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动。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开谈判的希望失败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总督，说要开始和平不合作运动。英人不肯受人威胁。甘地要求见总督，而总督摆出抚台的威风不许他见。就此逮捕党人入狱，这逮捕后来依英人法庭判定，认为违法。这没有武装的“叛变”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国报纸表示意见，说英人剿变之后，必继以抚绥，重开谈判。然而英人却“强硬”到底?
过了恰恰半载，甘地声明他要绝食，不是抗议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议他民族的冤屈。他明知是向顽石乞怜，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无罪也好，他总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顽强，总督也是刚决。甘地已经快要死了，而此后英印合作之梦将击个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76页的白皮书，声称党人有引起暴动的言行。据说，印度政府的职责是维持治安，而党人正图扰动秩序。“横竖我们武力强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强调方法相同，况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所谓佛法业缘一说之是非，就是看你认为此事之余波就此结束，或是认为余波会荡漾下去，与其他潮流并合。
如果英国政府的动机，是要对一手无寸铁的属国树立威信，这目的确已达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为后日英印合作的张本，那机会便永远错过了。武力征服叛变，无论有无武装的叛变，也可以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国武力制人，威信复立之后，还是不许党中与党外的领袖有机会聚头，商讨一个政治解决，虽然1942年10月间未入狱的领袖有这样明确的要求。这种冥顽不灵的政策便无可原谅。英人所说“印度人自己不肯团结”这句话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狱中，似不是交换意见的理想环境。就是印度和尚[Yogi有仙术]也做不来，而且甘地不是有仙术的印度和尚。“文思突破囹圄”还是文人一句说话，不适宜于拉查哥巴拉查利亚，或萨勃庐，或尼赫鲁[可以调解诸人]。
英国这种作风，由一种假定看来才可以明白，而这假定却是事实。这就是说同盟国武备充实之时，亚洲人什么观感好坏，都可不理。老实说，1942年整个作战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心理习惯，说印度人、中国人、俄国人反感如何，尽可置诸度外。为什么呢?因为英美将来有大量充实的空军。
这一场印度问题的经过，只是指明我们未曾认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只是指明我们精神上还未觉悟，相信“局势有把握”时，猜疑畏忌痛恨仇恶都不足重轻。这所谓有把握的讲法，就是说暴动可用武装军队弹压，而正与希特勒想法相同。我们可以断定，战后的印度局势将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独立的理由还要依然存在。东西政治哲学若有不同，便是关于武力淫威暂时成功后的久远用处。亚洲人乖巧一点，认为为图长久计，顾到民情要紧，众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后天下可以太平。
今日这回大战所争只有一端——就是帝国与自由之冲突。有两位世界领袖站在对方的两极——一边是蒋介石，认为“但知爱国，犹未可也”，即须兼爱天下，[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论坛报》所登《中国战后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战时克维尔护士Edith Cavell语。]另一边是丘吉尔，认为但知爱国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择一而从。现代欧洲强权政治的标准和亚洲传统伦理的标准正相背而驰。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说得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现在这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战争一时未了结，我们须暂把这问题按下，至少不使妨碍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虽然我们在亚洲作战的策略，也凭我们愿见战后怎样一个亚洲而定。但是每个关心时务的作家都有职责，须告诉国民事局的真相。并于必要时加以警告，无论如何，不得蒙蔽事实以欺大众。同盟分裂的根芽已在，既然无法抹杀，只好把他揭晓，期弭祸患于未萌。因为战争或者不足使我们分裂，和平却可使我们分崩离析。夫欲和平必须集体安全，必然而无疑，欲求集体安全，必得美国合作，又必然而无疑。然而美国或进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凭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质。安琪儿爵士[在美的英国作者，见第一章]高调提倡集体安全，反对美国孤立。但他却茫然不知这样高调阔论，遇见一个激起美国人民悔恨的和平条约，便全然失效。高谈阔论，劝美合作，虽是要紧，更要紧的是谋一个和平条约，值得美国的合作。美国人士也不必你来苦口婆心劝告。由心理上观察，此刻的美国人预备放弃孤立态度比欧洲某国人预备放弃强权及帝国主义还要爽快。两者都得同时放弃；不然，欧洲请美国帮忙合作之时，只是请美国合作帮忙欧洲的帝国主义。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国国际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国民众所能赞同的公平和议办法一事为转移。倘使帝国主义的条约复见，必激起美国愤而孤立，那时仰首嗟叹，也无补于事了。安琪儿爵士忘记美国的孤立态度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孤立态度之发生，由于凡尔赛条约激起反感厌憎，由于“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一转变成争夺分赃的战争，理想幻灭，民心失望。再来一个凡尔赛，美国国民又要慨叹上了欧洲捣鬼政治家的当，又要悔恨惆怅，退而独善其身。在严重的牺牲之后，眼见理想消灭，而嗒然若丧，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国人民也不能免俗。因为世界保安队要美国加入的话，就是要美国共同捍护那和平条约所订定的国际秩序，而这国际秩序须教美国民众诚心相信是值得捍护的。假定说，这国际秩序只是恢复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队的职责便是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担保这制度者，乃美国人民的生命与金钱。可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自身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你教美国人不要为几条大义公理而战，美国人便觉得杀身而不能成仁，师出无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我相信大西洋宪章，足为世界长治久安的稳固基础，恰如威尔逊的十四条件，如果不在和议时临时捐弃，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础。然而就是大西洋宪章那些主张，此刻已被宪章发动人之一斥为“神话”[丘吉尔3月18日演说首段]，而关于怎样去实行这些主张，他已经认为此刻讨论含“危险性”。
美国的立场，光明正大。这战争的宗旨是为争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存意是要“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美国的民众是赞同罗斯福的。美国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但是那两位共同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朋友，尚有公事来了，自从罗斯福说明该宪章的适用范围至此已有一年多，而丘吉尔尚不肯与罗斯福同声说这宪章是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确定宪章的范围，或是声明一下，说美国的解释是不误的。他不肯适用这宪章于印度；他说这些主张条件“一点不限制（bid not quality in any way）关于印度、缅甸及大英帝国其他部分立宪发展的历次声明”。换言之，大西洋宪章的真谛妙道，人人都须实行，只有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特别宽免。况且应该注意，他自己相关的“历次声明”如下：1930年10月，他说：“我从不拟想在我们看得到的时期中，给印度与加拿大相同的宪法权利与政制。”1931年正月，他说：“除了在大战期间印度代表列席开会的纯粹场面仪式上的意义（purely ceremonial sense）以外，谁也不曾设想，在我们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间，关于印度的原则与政策会实行起来。”[按现时华府“联合国家会议”诸国列席，正合“场面仪式上的意义”。]
但是那话是1931年说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夏签定。那时美国还未加入战争。不确定宪章适用范围，倒有好处。因为倘使那时丘氏像他现在这样清楚说法，也许美国不会加入帝国之战。但是1942年、1943年这两年中同盟国仗打得好，胜利已望得到，英国愈强愈自信，而美国也已加入战争，欲罢不能了。当时他不肯清楚声明现在却声明得很干脆，毫不含糊。1943年3月17日，工党议员马可文（J.Mc Govern）质问丘首相，他关于大英帝国的声明的意思是否说，“德国于战后须交还占领的土地，而英国不必。”丘氏答道，“这样比拟实属侮辱。”[1943年3月18日纽约论坛报登载联美社电]他又提防人家误会，以为他误解大西洋宪章将适用于英国属地与德国属地相同，所以不惮辞费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国宣传部长]转达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谁“要走自招大祸的错着，要毁灭或交出我们可观的遗产，我想帝国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这种的意思……我们非捍卫我们的权利不可”，他对勃烈根声明：我们既是联合国家的基本会员之一，绝不对我们的百姓说，我们可以让世界任何国欺负。联合国家的责任须大家联合到底。”
谁也明白，美国肯定一个解放菲律宾的年限，使菲律宾人相信美国的诚意。同样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国的诚意。那末，为什么期限未立，是谁反对呢?挥铁格的书《我们不能逃避历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1943年出版]，告诉我们一段启人聪明的轶事。“阁员中有一些人决定要用冷不妨手段迫丘氏即刻进行。据那回席中人之一出来告诉人家，‘爱慕利[守旧党员现充伦敦政府的印度部长]正在说，打败希特勒之后，我们应定个给印度联邦地位的期限。话刚说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还未开口，忽闻丘吉尔吼的一声，正像狮子中击一般。霎时间房中空气顿然肃清，宛如真有一只狮子步入室内。从此这题目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所以现在大家糊里糊涂，莫知适从，就为这个缘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难关我们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虽然丘首相专讲“先打胜仗”，在战局未转以前尽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认得清楚，说得坦白，而罗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争也不是，不和他争也不是。罗斯福对这帝国与自由的问题一天不表示态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对大战宗旨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大家应该认清这员“老将”，不管他带不带圆顶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维也纳[梅特涅亲王，主持维也纳和会]，他便留个小髭。不要汲汲记住他是英国人，或是，如《纽约时报》所称[1943年3月28日“一周大事记”]，“这二十多年来，他是守旧党员之中坚”，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说，他是“吉卜宁诗人浪漫时代的帝国主义信徒”。今日的世界无所用乎吉卜宁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也无需乎梅特涅。
因这缘故，我们今日不知大西洋宪章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莫名其妙。依1943年4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这一讨论，便会引起大英丘首相所认为“危险”的争端。但是依这篇社论：
争端却已引起，而从这争论中，可以看出两种将来国际组织的粗略规模。一种是基于大西洋宪章的严确解释，期望一种世界，无论大小国，大家平等相处，并为集体安全及相互利益，藉一种国际的机构在政治及经济上同心合作。另一种是比较缩限于欧洲，期望一个由英俄二国共同保管的欧洲，而其他较小的国因疆界之远近，或倾于英，或倾于俄。[按即3月21日丘氏重要演讲所宣布]……
第一种主张也许似理想国鸟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国[在国内]的道理推广及于世界。美国现在对付局部的现有问题，还是本着这道理做去，还是承认波罗的海俄国边境的小国国土的完整。那第二种主张，不似乌托邦，而是着重“现实”，以武力抗衡原则及强权政治为基础。
这篇社论结论有精警语：
今日所见局面，可以看两个不可稍缺的要点。将来美国对于国际合作最后决定的态度，大抵要凭战后和议之性质而定。同时，这战后和议的性质之形成，也要看我们[美国]有无表示，仗打完后，肯积极参加世界的政局。
俗语说：有备无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国战时及战后国际上的合作，须肯出一个代价，而那代价就是人类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则，一点不许还价。据我私人观察，此刻美人完全愿意负战时及战后国际合作上极大的牺牲，如果有法使美国人相信这代价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见凡尔赛式和约复现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国不肯收拾往事，忘记前鉴，只顾收拾本利，乘胜打劫，集体安全便不可收拾[双方关语]：“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o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谈到1943年3月号“英国”月刊（Britain，纽约英国宣传部发刊）所摘载格立格爵士（Sir Edward Grigg）在伦敦《星期日时报》的一段话，就竦然而惧：
英美两国政府都已对法声明，法国帝国可以完全恢复，并已对西班哥葡萄牙声明，绝不割削他们两个帝国的国境。且我们应当假定。联合国中之两位有殖民地的国，荷兰与比利时，如有同样的请求时，也必照样的允许。那么是否惟有大英帝国应该解散?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雅（Kenya）总督，并在英国政府历任要职。像凡尔赛和会所揭发的战争期中秘密条约已经开始密订了。这回大战的性质日益显露出来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教也无用。当代政治家的头脑永不会学新意义的战争与和平。威尔逊十四条件之废弃不用，以此也。大西洋宪章之主义原则，现已置疑，以后将复捐弃，也以此也。
同盟国分心作战，便不能共同胜利，无论男女，人人早晚须静心一想，各定主张，到底这回是为自由而战，或是为帝国而战。二者之间，无法通融，二者之外，别无良策。我们须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择一而从，因为取此必舍彼。罗丘也者，两种道理而已。
果报篇第六
——此篇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伏机及引百年前诗人之忏语作证
今日大家正在讨论方法，用绑带扎起战后世界的经济烂疮，然而对于所谓二十世纪文化人心道术上的毒瘤，却动也不敢去动。毒瘤的附近皮肤最怕疼，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时评家从不敢去触动他的肤壳。所以同盟国的政府始终一贯服从“先打胜仗”的政策。目前一时，那些先打胜仗的党员可以恣所欲为。一切战争的根苗：穷兵黩武、武力抗衡、贸易竞争、种族偏见，一件不缺，依然存在。希腊历史的殷鉴，我们全然置之不理。一切战争的祸苗，在读史的人显而易见，而在计划战后世界的人茫然未觉。那些精通工程的建筑师所建沙滩上的房屋非一日倾陷不可。
因为如上文已经说过，此刻要勒住苏联与中国的脖颈，已经太迟。英美中俄无疑的将为今后五十年间推移历史的四大强国。据英人口称，战后将解放印度自由，那末还有一个亚洲民族四万万人的友谊或是仇恶，须算在上头。现此英美独霸战时策略，明指英美也要独霸战后和平，依此看来，我们明白清楚已回到那欧洲几百年传下来的武力抗衡（balance of power）的路上。这英美独霸的方式，在此地可以暂称为AA式（Angol-American Pattern）。这AA式必遮拾“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西方政治科学以秦制楚远交近攻]的老套，让AA世界与非AA世界一时相处于武装的友谊及敌忾的亲睦的一种世界。必有各种各式的“世界合作”及“世界警卫队”出现，而善说辞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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