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以福建省为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林海榕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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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以福建省为例试读：

Abstract

In this book，the “services outsourcing” refers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utsourcing producers’ services in order to improve its efficiency，and the “services outsourcing industry” is the industry to provide the producers’ services outsourced.

It is always a hot topic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but most of the studies ar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in a larger geographic scope，particular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raffic conditions，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ty of the network，spatial distance factor has being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pulled out from the study fram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re is also statistical reason for ignoring the impact of regional factors related to industries. It is because that the relevant regional statistics a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The improvements of transportation，commu-nication，network and other conditions indeed have impacts on the concept of region，more and more expand the border of the concept of region in economic study. But regional factors remain a huge impact on industrial relations，an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any single indust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tudy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s outsourc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vincial region，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and the manufacturing for themselv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theory，industrial clusters theory，value chain theory，trade theory and so 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will implement a new path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and manufacturing，and promot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of Fujian.

This study will apply economics theories such as division labor theory，value chain theory，industrial clusters theory，trade theory and so on. It will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n producer services sector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buil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and the local manufacturing，in order to provid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in Fujian. Firstly，there will be a literature review summarizing research findings about manufacturing，producer services，outsourcing and other issues in this study. Then，it will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is study，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industries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and manufacturing. It will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sector，the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in Fujian. Finally，it will propose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innov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 is that it propos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indust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manufacturing，and a strong relationship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the two industries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second is that it proposes that the co-loc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 should be a decisive role to upgrad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wo industries，and the economic concentration contribute to the co-locating；third is that it propos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have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ng level of the two industries，and the innovation b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outsourcing industry and lo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words：Industries Relationship；Services Outsourcing Industry；Manu-facturing Industry；Coordinated Development序

本书所研究的“服务外包”是指制造业为提高生产性服务的获得效率而进行的外包生产性服务的活动，而本书所研究的“服务外包业”是指承接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的产业。

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关联问题始终是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均是在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内考察这两个部门的关联关系，尤其是在国际贸易的框架下讨论全球范围内的这两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通信技术的发展与网络的普及，空间距离因素更是被有意无意地从产业关联研究的框架中抽离了。忽略区域因素对产业关联的影响，也有统计方面的原因，因为区域性的相关统计资料不易获得。交通、通信、网络等条件的改善确实会对区域概念的界定产生影响，使经济研究中区域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但是区域因素对产业关联依然存在巨大的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决定了单个产业的发展路径。本研究试图在省级区域的框架内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联问题，论证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区域性协调对这两个产业发展路径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的背景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萎缩，中国出口严重受阻，工业增速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引发人们从整体结构方面深入思考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十三五”期间，中国要构建新的产业体系，一方面通过实施《中国制造二〇二五》，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的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三是福建制造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也存在结构低级、集聚经济效益不高、主导产业竞争力薄弱等问题，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更是严重滞后，影响了福建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可以对产业分工与协作、产业集群、价值链、贸易等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本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为福建协调发展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提供一个新的路径，进而推动福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将运用分工协作理论、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理论、贸易理论等，分析产业分工与协作对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影响，构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为福建实现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首先将通过文献回顾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制造业、生产性服务、服务外包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阐明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接着分析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机理，然后对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最后将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

第一章阐述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本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的分工协作理论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理论作为全部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这两大理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分工与协作的一系列现象，而且指明了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合理路径。此外，本研究还将借鉴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合理部分。

第二章阐述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机理，论证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重要作用，分析制造业实施服务外包战略的效率，解释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然后提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

第三章阐述中国现实条件下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即在中国具体经济条件的制约下，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实现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首先，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研究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方向选择；其次，阐述中国的国内需求将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最后，阐述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

第四章阐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问题。首先，分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基础，阐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与实现路径；其次，分析知识生产与扩散的过程，阐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不同的创新路径，论证生产性服务部门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最后，阐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要求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生产上具有紧密的投入产出关联，而且要求两个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实现协同定位。

第五章分析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首先，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从横向比较与纵向发展两个维度研究福建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情况；其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通过对福建近年来相关产业政策的分析，揭示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不协调的原因。

第六章研究国际及国内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经验与启示。首先，研究生产性服务的外包与承接分别对美国与印度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其次，研究上海与广东在推进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方面的做法与经验。

第七章阐述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有利条件，然后提出加快实现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措施。

第八章是全文的结论。

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须建立在与制造业形成较强关联的基础之上，因而应将较强的产业关联作为两个产业实现协调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关联关系的割裂，会导致制造业对当地服务外包业需求的下降，这不仅会抑制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必然会降低制造业自身获取生产性服务的效率，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推动区域经济的创新发展中，除了市场调节之外，政府也应主动发挥作用，促进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建立较强的产业关联。

二是认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将决定两个产业的升级与优化，因而应将通过经济集聚实现协同定位作为两个产业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是指，二者在地理上的分布互相受对方的影响，而影响是通过价值链重组的方式实现的，影响的结果是在一定的区域内形成包含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内的产业集群。只有通过一定程度的集聚，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才更易通过互动，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但产业的集聚应首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集中，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集聚经济的品质，增强集群中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效应。

三是认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应将创新作为推进两个产业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归根结底，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来自制造业自身对创新的需要，因为生产性服务可以将各种创新要素导入制造业的整个生产过程。通过服务外包，制造业可以高效率地获取其所需要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以满足其对创新的需要。因此，创新驱动了制造业的服务外包。而创新也驱动了服务外包业对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一方面，制造业的创新冲动不断催生对服务外包的需要；另一方面，服务外包业提高生产性服务的供给效率也决定于其自身的创新，即其技术、管理、业态等方面的不断创新。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也未能幸免。危机袭来后，使中国的实体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并迅速波及金融等虚拟经济。由于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萎缩，中国出口严重受阻，外贸数据明显下滑，工业增速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人们进一步从整体结构方面思考中国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

当前，国际产业发展与转移的态势是，一方面世界制造强国不断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处于生命周期末端的产品与技术等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构筑绿色壁垒、技术壁垒与法律壁垒，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深受国际贸易不合理秩序的影响，缺乏应对外部危机的弹性。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则全面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表现为长期的发展模式所积累的对落后生产方式的依赖，有的则表现为国际生产分工所造成的中国产业整体性地在产品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本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进一步凸显”。[1]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中国长期依赖投资与出口，消费明显不足；三次产业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例严重不合理；在第二产业内部，低技术含量、低增加值、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占了很大的比例；需求结构中，外需与内需严重失衡，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均严重依赖海外需求。在这诸多的结构性矛盾中，制造部门竞争力提升的迫切需求与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状况构成了一对极为尖锐的矛盾。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服务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超过50%，二是生产性服务部门在整个服务业中的比重超过50%，而且这一比例还呈逐年增大之势，甚至可以超过70%。中国缺乏发达的服务外包业支撑的制造业绝非先进的制造业，其产品在性能、质量、差异性等方面均缺乏竞争力，仅能依靠低价战略占领市场，而其背后则是长期的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工人的压榨，更致命的是由产品技术含量低所导致的可替代性大、需求价格弹性大的特点，使中国的制造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另外，缺乏先进制造业的拉动，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缺乏足够的动力，而第三产业中最主要、最具有活力、最具有带动效应的部分就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生产性服务部门的薄弱必然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先天不足。当出口受阻，工业生产大幅下滑之后，薄弱的第三产业自然无法承担起缓冲甚至扭转经济下滑颓势的重要作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动荡的能力。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本质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它是在放松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背景下，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过度投机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共同推动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形成[2]泡沫进而破灭的必然结果。”近20年来，国际社会未经历大的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发展又正经历结构性变化，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极度膨胀，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吸引与沉淀了大量的资金。以美国为例，在危机爆发时，其实体经济的总和也未能达到整个GDP的30%。[3]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认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纷纷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与振兴制造业的计划。例如：“2009年12月，美国公布《重振制造业框架》；2010年8月，奥巴马正式签署《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6月，美国政府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构筑官、产、学、研合作机制；2012年2月，美国公布《建设更强大经济计划》，宣布企业税改方案，鼓励在美国本土投资。此外，美国还制定了《2040年制造业规划》，着眼于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长远挑战。英国政府于2008年发布《制造业：新挑战、新机遇》战略报告，2009年又公布新的制造业发展战略，提出要占据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抢得低碳经济发展先机等战略构想。2010年，《欧盟2020战略》中明确提出要恢复工业的应有地位，使工业和服务业共同成为欧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作为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在该年还出台了工业发[4]展新战略，以巩固和发展其工业竞争力。”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止跌反弹，为中国，也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进一步证明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就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全球市场波动，中国经济必须实现结构的升级与优化，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选择一条第二产业的升级优化与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并行的道路。制造业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更是国家稳定的定海神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增长率更是稳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增加值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在40%以上，我国来自制造业的[5]财政收入也在50%以上，制造业创造了我国接近3/4的外汇收入”。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经济首先必须发展制造业，不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向实体经济的回归，均需要实现制造业由量到质的提升。而制造部门与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又呈现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投入不足会严重制约制造部门的发展。制造部门与生产性服务部门之间是通过外包建立起产业关联的，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既是对危机反思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危机之后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与竞争力以防范下一次世界经济动荡的需要。2.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经济新常态构成本研究的国内背景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6]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结构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将实体经济视为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要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7]产业”。由此可见，实现制造业的升级优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当前中国经济中，制造部门与生产性服务部门面临着不同的发展问题。对制造部门而言，一般性的产品供应充足，部分领域甚至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现象，因此制造部门主要是结构的高级化与优化问题，即提高产品的竞争力，特别是满足国内市场对高端制造产品的需求问题。“产业升级的意义不仅仅是产业间升级，更重要、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产业内升级，即工艺升级、价值链升级、产品质量升级、[8]品牌升级，以形成‘精致制造’的工业素质。”对生产性服务部门而言，既存在供给总量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供给结构低端化的问题，尤其是无法满足制造部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2012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以上的份额，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业[9]比重也明显偏低。”李克强特别强调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部门的重要作用，将发展服务业视为打造经济“升级版”的战略举措，作为推进“新四化”的重要方面与释[10]放“改革红利”的重大突破口。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构建新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〇二五》。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另一方面“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11]可以说，中国要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大力提高制造部门的技术含量与产品的增加值，迅速发展生产性服务部门，满足制造部门升级与优化对生产性服务在量上与质上的双重需求。因此，深入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相互关系，研究制造业的升级方向、路径与制约因素，研究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互动机制，研究服务外包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相互影响，研究这两个产业的协调发展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保增长、促就业的作用机理，既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素质与竞争力以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需要。3.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促进福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本研究的现实背景

中央已明确将以福建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定位为“东部沿海[12]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要求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的过程中，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培育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专业企业，打造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而福建省“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新技术产业化、新兴[13]产业规模化，努力打造福建‘制造与创造’的双重优势”；并将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视为福建加快转变、跨越发展的战略重点，加快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促进生产性服务向研发创新和物流销售两端延伸，“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4%以上，到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42%，服务业就业比重达40%以上”。[14]

福建已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超过一半，制造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已经形成电子信息、石化加工与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则继续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新兴产业的发展也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福建的制造业也存在总量不大、专业化不强、主导产业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而福建的服务外包业在全国的地位则更为落后，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对就业的吸纳作用等方面与制造业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原因造成了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产业关系上的割裂，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福建经济整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因此，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提前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迫切要求深入研究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问题，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现实的具体建议。二 研究的意义1.理论意义

对生产性服务的研究，国际上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涉及生产性服务的界定、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的作用、服务外包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的研究往往涉及制造业，这是因为生产性服务原本就脱胎于制造业，从更深层次来讲，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具有一种内在的经济与技术上的联系。本书所研究的“服务外包”是指制造业为提高生产性服务的获得效率而进行的外包生产性服务的活动，本书所研究的“服务外包业”是指承接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务的产业。服务外包作为制造业获取生产性服务的主要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上较成熟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对以下几个理论的发展形成贡献。

一是产业的分工与协作理论。分工理论是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马克思也高度重视分工问题，专门研究了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问题，阐述了分工协作对商品生产、对生产力、对劳动者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分工协作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工协作理论完全可以解释当今的生产分割、产业集聚、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等一系列问题。当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出现分工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内在的经济技术联系决定了它们之间天然的合作关系；而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又决定了它们各自的区位选择。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进一步从产业关联与产业集聚两个角度丰富现代条件下的分工协作理论。

二是产业集群理论。产业集群理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组织在一定区域内的集聚会极大提高相关产业及集群内部企业的竞争优势。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的角度，探究现代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内部的治理机制及整体竞争优势的形成路径。特别是通过对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现代产业地理集中与地区专业化的形成规律。而这些研究都将进一步丰富产业集群理论的内容。

三是价值链理论。价值链理论认为产品价值的生产可以通过链条上的一系列环节来完成，而这些环节在时间与空间上是可以相分离的。对于企业而言，就是要在这个链条上尽可能地占据有利的位置，从而实现对整个生产链条的控制，以获取最大的利益。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分工协作关系就反映了这样一种链条关系。从产业关系上看，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构成上下游关系；从投入产出上看，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重要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的升级优化过程就是其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投入，从而不断向产品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过程。而服务外包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个技术不断升级的过程，也就是对服务外包业而言，其同时参与两条价值链的生产，一条是制造业产品价值链，另一条是生产性服务产品价值链，这反映了知识生产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将极大丰富与完善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链理论。

四是迂回生产理论。迂回生产理论认为生产的层次越丰富则分工越深化，产品所蕴含的价值也就越大，也就越会形成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制造业通过外包生产性服务而获得的技术性投入将增加其生产的迂回程度，不仅会深化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分工，还会促进这两个生产部门内部的进一步分工。规模经济是分工的结果，也会反过来促进分工的继续深化。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能够更好地阐明分工与市场之间的因果循环累积效应，论证迂回生产理论对于现代产业的适用性。

五是贸易理论。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再到新经济地理理论，西方学者始终关注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问题，力求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各种现象，为建立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提供理论指引。服务贸易在全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新的走向，这与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性服务的国际贸易现象及新的国际分工秩序，这也反映了现代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2.现实意义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福建加快建设“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前提与保障。“近年来，福建省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保持在30%以上，随着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步伐的加快，在未来[15]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制造业仍将是福建省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但是，没有发达的服务外包业对制造业的支撑，福建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建设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的任务。同样，福建要发展服务外包业，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的拉动。对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发展现状与竞争优势的实证性研究均证实了，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之间在数量比例、经济技术联系、地理集聚、协同定位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福建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与竞争优势的培育，也影响了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因此，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对于福建的科学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可以为福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当地制造业的关联度较低，重视发展离岸业务，其主要市场在省外，来自日本的服务外包占了较大的份额。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存在极大的弊端，第一是产业高度依赖国外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第二是在产品价值链上易受国外生产性服务巨头的压制，只能承接低技术含量的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空间受限；第三是漠视本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进一步割裂了其与当地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将使其逐步丧失本省市场的依托。因此，对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可以为福建服务外包业的发展指明一个新的方向，使其通过与当地制造业实现协调发展，促进福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二是可以为福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路径指引。福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较为低级，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进行竞争，高级生产要素对其竞争力形成的贡献率不高。这也可以从福建的主导产业发展缓慢与在全国竞争力不佳的事实中得到验证。因此，福建要实现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就必须通过结构调整，优化制造业与服务外包业的关系以及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系。研究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问题，可以回答福建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在空间布局、发展顺序、结构比例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为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制定相关产业政策等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引导与扶持服务外包业将更多的创新因素导入制造业，以推动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与优化。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Jones等在1990年提出了生产碎片化的概念。Faustino等[17]（2011）提出，当最终产品的生产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时，生产的碎片化就出现了，而外包与生产的碎片化在语义上是一样的。他们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近1/3的进出口贸易发生在跨国公司的下设机构之间，这种由生产的碎片化所导致的产业内部的垂直化[18]交易在汽车产业表现得尤为明显。Kimura等（2007）研究了东亚、欧洲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制造业碎片化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产业内的垂直化贸易的程度与人均GDP、收入及地理远近有关，他们发现由于东亚国家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程度高于欧洲国家，所以东亚国家之间更多的是产业内的垂直贸易，而欧洲国家之间更多的是最终产品之间的贸易，即东亚国家制造业碎片化程度更高。Faustino等（2011）[19]研究了葡萄牙的汽车制造业，认为人均GDP与运输成本是影响汽车制造业碎片化的主要原因。2.关于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服务外包）

西方学者运用从斯密到斯蒂格勒的关于劳动分工的学说解释了制造业从外部购买生产性服务的原因，认为专业化带来的效率与规模经济降低了生产性服务的价格，刺激了制造业从外部采购生产性服务。[20][21]Abraham等（1996）分析了生产性服务外部化的三个原因：一是减少人员及各种设备的投入；二是便于安排生产，使企业能将生产能力配置在核心产品的生产上；三是有些服务由于技术的原因无法在[22]制造业内部获得。Neu等（2005）指出，在西方的制造业中，柔性化生产、归核化以及生产技术的日益复杂导致了服务与制造的外包。[23]Faustino等（2011）指出，许多研究表明，外包收益的70%由外包方获得，而接包方仅能得到另外的30%的收益。3.关于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经济技术联系[24]

Marshall等（1987）则认为，生产性服务有助于制造部门获得技术、产品、流程的投入以应对市场的变化，也有助于制造部门降低[25]组织、管理与信息方面的风险。Freeman（1991）研究了发达国家市场的情况后，发现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成为生产性服务的购买者，这彰显了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的技术联系。[26]Tyson（1993）认为这种联系对于制造部门的创新，尤其是在新产[27]品研发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MacPherson（1997）研究了服务外包在美国纽约州制造业创新中的作用，提出来自外部的生产性服务促进了纽约州制造业的创新，而地理距离的远近会影响制造业获得这些来自外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性服务的效率。Guerrieri等[28]（2005）提出，生产性服务部门竞争优势的形成取决于制造部门的结构，因为某些制造行业会密集地使用生产性服务。4.关于制造业的服务化[29]

Wise等（1999）很早就注意到诸如通用电气、可口可乐、诺基亚等企业开始向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如保养、操作、升级、金融等。例如，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IBM不仅提供硬件产品，更提供软件产品，可以说它为客户提供的是结合了产品与服务的整套的IT[30]解决方案。制造企业之所以热衷于提供服务产品，其中一个很重[31]要的原因在于服务产品的利润是制造产品利润的30倍。Reiskin等[32]人（1999）提出，制造业的服务化意味着重新构建供应—客户关系，不再是一味追求物质产品销售的最大化，而是要努力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去共同分享物质产品消耗减少所带来的利益。Day等[33]（2000）则进一步指出，制造企业提供的这些服务不仅是一些依附于产品上的、便利产品使用的服务，它们还提供增值服务。Vargo 等[34]（2004）明确指出这些服务应是能够整合产品，提高产品的使用功[35]能的高增加值的服务。Yang等（2013）提出为了应对经济变迁与结构调整，制造业必须关注那些能够带来高增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有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均开始实施高端服务化战略，根据企业产品的不同，将企业的生产重心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外包非核心业务、出售某类资产等。5.关于产业集聚[36]

Pouder等（1996）将产业快速集聚的地区称为“热点”，认为大量创新型公司的涌入是产业快速集聚的标志。他们将产业集聚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产业集聚开始形成、集聚活动的收敛以及公司重新定位或产业开始衰退。Cater（2005）研究了北卡罗来纳州西北部与弗吉尼亚州的家具业的产业地理集聚问题，认为家具业最初是基于劳动力成本而集聚于此，现在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外移。此外，家具产业集聚特征明显，集群内的企业均从生产性投入与物流的易得性[37][38]中获利。Glasmeier等（1994）认为，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不仅能够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而且其在一个地区的兴起还能刺激[39]本地区其他产业的发展。Hitchens等（1994）的研究同样表明，缺乏生产性服务企业集聚的地区是无法支撑当地新兴产业的崛起或已有产业的创新的。6.关于服务外包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定位[40]

Coffey等（1991）指出，服务的提供商与接受商之间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是服务产业的重要特征，而这种沟通与交流的成本则构成作为中间产品的生产性服务的潜在的主要成本。[41]Venables（1996）研究了产品之间具有垂直关系的产业之间的区位问题，他指出下游产业是上游产业的市场，所以上游产业有接近下游产业定位的激励；而下游产业也可以通过与上游产业在区位上的接近而获得一个好的价格。因此，市场与价格这两个因素促进了上下游[42]行业在区位分布上的衔接。MacPherson（1997）提出，经验研究表明，产品的成功往往得益于对企业外部因素的利用，即市场的正外部性的大小有助于企业新成品的成功。因此，外部资源丰富的企业更具有创新性，而外部资源贫瘠的企业在创新上要面临更大的风险。[43]Andersson（2004）以瑞典2000年的就业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协同定位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一个地区制造部门的雇员密度上升时，也出现了生产性服务部门雇员密度的上升，即这两个生产部门在区位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协同性。二 国内文献1.关于生产的碎片化、价值链[44]

陈爱贞（2008）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的离岸外包与外商直接投资（FDI）活动加速了全球产品价值链的碎片化与空间重[45]组。范爱军等（2008）认为，这种产品价值链的碎片化与重组导致了产品内分工，而所有这一切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分工，即生产要素的价格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产品价值链碎片化的程度以及重组的方式与地点。秦升（2012）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面临着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又保留高端制造环节的挑战，垂直非一体化以及归核化的思想应运而生。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跨国公司通过FDI和外包将产业链深入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降低制造企业的总成本；另一方面又可通过技术壁垒、专利保护和知识产权将附加值高的高端制造业维持[46]在国内”。刘志彪（2011）指出：“在技术、市场和品牌等硬约束条件下，我国本土企业往往把贴牌代工生产作为次优战略选择，从而与国际大买家（主导企业）之间形成俘获型的GVC治理模式。在该模式中，作为供应商的我国企业的租金收益来源于：（1）在与发包方互动的过程中，通过干中学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2）代工生产的收益相对稳定且风险较小。（3）快速进入国际市场的机[47]会。”[48]

范爱军等（2008）运用Hummels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界定与计算分析方法对中国1997～2006年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虽然参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加深了，但所占据的均为低价格与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低价格的劳动力要素构成了[49]中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比较优势。文东伟等（2009）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他们利用1995～2005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及1995～2006年中国24个制造行业的贸易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垂直分工对贸易的影响，认为垂直分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仍来源于低技术制造业。2.关于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服务外包）[50]

何青松等（2011）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内部规模经济的原因，此时由企业内部提供生产性服务将造成巨大的不经济；二是自身能力的原因，制造业无法从内部提供需要专门知识与专家经验的生产性服务；三是企业自身管理的原因，通过外部化制造企业可以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提供更加差异化的产品，以巩固与扩大市场优势。对于生产性服务外部化的[51]途径，乔均等（2009）认为其主要是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进行。黄莉芳（2011）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是两者分离的经济动因；外包是生产者服务业专业化服务于制造[52]业的组织形式和途径”。

詹晓宁等（2005）提出“服务外包是跨国公司‘归核化’[53][54]（Refocusing）战略调整的副产品”。张磊等人（2006）认为，服务外包的兴起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其导致服务更加方便储存与运输，从而使服务的生产可以被分割为更小的单位，而且生产者与使用者在时空上可以分离。孙晓琴等（2010）提出，早期的外包动因是寻求成本的降低，但“随着外包业务层次提高和合作程度的深入，寻求高质[55]量的专业服务成为跨国企业更为关注的焦点”。王晓红（2011）认为，企业外包部分业务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增加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而成本、归核化等均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企业会基于竞争的考虑而外包其所有的业务，甚至是核心业务。一方面，“随着消费市场的日益发达，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断提高，要求企业提供的产品越来越柔性化。因此，为了迅速提高市场开发能力，企业开始将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另一方面，“外包核心业务成为发展中国家构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手段。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设计十分薄弱，往往采取向发达[56]国家外包，然后购买其知识产权方式取得所有权”。[57]

高传胜等（2008）研究了与世界经济服务化趋势相悖的中国逆服务化问题，即中国生产性服务的占比并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的现象，认为其中的原因一是内部化现象严重，二是国际代工模式对生产性服务需求的压制。而内部化现象严重，是由于生产性服务市场竞争不足所导致的外部提供的服务产品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而不得不通过内部提供的办法解决。3.关于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经济技术联系

周丹等（2009）提出有学者运用迂回生产理论研究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对于制造部门的作用机理，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提高了迂回程度，并渗透在产业价值链的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等众多环节中，占据着提高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位置，是产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58][59]分与产品差异化的主要来源”。黄烨菁（2010）论证了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的关系：首先，认为先进制造出现的背景就是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的深度整合，这种整合表现为信息技术革命、制造业的服务化以及在产品价值链中跨国企业的重心已由生产环节转向研发、营销等环节；其次，从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与制造服务化三个方面论述了“先进制造业”的内涵，认为先进制造业的特征是能够凭借外部高度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实施优化企业资源、提高创新效[60]率、重塑产品价值链等获得竞争优势的活动。何青松等（2011）研究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制造部门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认为人力资源、交易成本、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聚程度决定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对制造部门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秦升（2012）认为，虽然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得益于制造部门的扩张，而且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但生产性服务部门绝非制造部门的附庸，它是独立于制造部门的一个全新的生产部门，其赢利的水平甚至已经远超制造部门。陈建军等（2011）提出，生产性服务部门与制造部门之间存在两种关联：一是需求关联，制造部门为生产性服务部门创造了市场；二是成本关联，制造部门围绕生产性服务部门进行定位，有助于降低[61]制造部门获得生产性服务的成本。4.关于制造业的服务化

冯泰文（2009）认为制造业的服务化，即“服务型制造是为了实现制造价值链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增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融合、客户全程参与、企业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实现分散化制造资源的整合和各自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协同，达到高效创新的[62]一种制造模式，它是基于制造的服务和面向服务的制造”。高传胜[63]等（2008）分析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成因，认为主要是因为随着制造业生产环节技术含量的提高，装配加工环节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为降低，因此这一环节价值增量也相应减少，更多的劳动力要被转移配置在产品价值链的其他环节，也就是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那些服务环[64]节。简兆权等（2011）认为制造业服务化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面临的来自产品价值链其他生产环节的竞争，不得不依靠向高增值的生产环节攀升维持其竞争优势；二是企业面对消费需求的升级，不得不增加生产性服务投入扩大实物产品的功能，不断改善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顾乃华（2010）研究了生产性服务外部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问题，指出：“工业企业价值链整合能力越强，其通常越不倾向于将服务环节这一利润增长点外置；即使选择服务外包，通常也局限于那些非核心的服务性经济活动。事实上，服务外包与工业企业服务化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在很多工业企业纷纷将服务环节外置的同时，也有部分工业企业通过企业再造和并购重组等方式，从销售产品发展成为提供服务和成套解决方案，部分工业企业甚[65]至实现了向服务提供商的转型。”5.关于产业集聚[66]

关于技术溢出，王德鲁等（2009）运用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从装备制造业的行业特征出发，研究了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内部结构，认为装备制造业集群是三层耦合的网络结构，具备三个层次的耦合：一是企业之间的耦合，二是产业之间的耦合，三是企业与区域社会的耦合。他们认为，在这样的耦合结构中，存在技术溢出与知识学习的现象，即产业集聚会促进产业的结构升级。杨菊萍等（2009）研究了产业集群内部知识扩散的路径、中小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等对集群内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认为技术溢出与知识扩散对创新的影响取决于集群内部中小企业的吸收能力，“企业吸收能力弱时，龙头企业知识通过非正式交流进行扩散能够实现有效的创新带动。企业吸收能力强时，龙头企业知识通过协作关系进行扩散能够实现有效的创新[67]带动”。

关于制造业的集聚，杨洪焦等（2008）对1988～2005年中国18个制造行业的聚集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产业聚集度与交通运输条件、平均企业规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开放度存在长期均[68][69]衡关系”。江曼琦等（2008）利用天津滨海新区32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产业之间的关联[70]是导致产业空间集聚的最重要因素。吴三忙等（2010）研究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地理特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度明显提高；中国制造业地区专业化分工格局基本形成，高外向度的制造业在东部地区集聚，而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低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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