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百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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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危机管理报告 2010—2011(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试读：
前言
我在2012年北京夏天的暴雨中写下这篇序言。六年前的雄心是一年出版一部危机管理研究报告，而这一次间歇了两年。新媒体几乎每一天都在制造、呈现着巨变和奇观，令我们目瞪口呆。
今年这部报告的主题是“新媒体与社会认同”。此前数年，我们探讨的是这个时代不断升级的新媒体，而今我们探讨的是新媒体开辟的这个时代。二者之间的主动与被动关系发生了轮转，人们在其中怀有急迫的希望和彼此感染的忧伤。希望太急迫了就会成为欲望，而忧伤成瘾也不行。我们要积极生活，在言说和行动中由意见之路跨越到真理之路。
关于新媒体，我们谈论它的技术、交往和乌托邦，其实是在谈论它的政治、商业、文化，还有大杂烩。制度创新追不上技术创新，也许是因为缺少顶层设计和根本创新。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连为一体，却布满陷阱。可以弥合这些的，是我们的智慧和美德，尤其是对话的智慧和美德。总要有人率先朝着乌托邦走去，以期成就个体价值和公共至善。
关于认同，我们谈论语境、话语和通路的变化，说到底是考察如何构建新形势下的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当公共讨论的观念和范式发生转换——从宣传到对话、从信息流到关系网、从话语解放到社会行动，认同意味着要创造物质和精神对等繁荣的世界，不仅要发展而且要美好。
当年完成第一部报告，我们曾担心每年凑不够十个重大危机案例，不成规模，难以为继。没想到，此后每年总有数十上百个值得观察和记录的年度案例。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们都在训练长大的公民、善治的政府、有良心的企业和回到本位的知识分子。
今年的报告选来选去，定下十四个专题。理论专题：新媒体与认同的想象，网络公共事件的话语逻辑——以“药家鑫事件”为个案，新媒体、拟态环境与道德协商——以“扶老人指南事件”与“小悦悦事件”为个案，新媒体语境下的时空观——以“甘肃校车事件”为个案，新媒体、对话与信任——以“乌坎事件”为个案，公共事件中社会情感的扩散与分享——以“7·23动车事件”为个案，新媒体、视觉符号与公共舆论——以“钱云会事件”为个案，新媒体、关系复活与共同体构建——以“PM2.5事件”为个案，网络狂欢与社会对话——以“郭美美事件”和故宫“十重门”为个案，社会化媒体、公共议题与社会抗争行为——以“南京梧桐树事件”为个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管理与话语创新——以“甲型H1N1流感事件”为个案，阅读的死与生：新媒体的阅读建构——以“光合作用书店倒闭”为个案；以及两个文化类专题：社交网络与孤独，我们因何怀念乔布斯——全球化的焦虑及其想象性缓解。
最后，这一系列报告和我自己行至今日，要感谢敬爱的师友、亲爱的学生，感谢所有的作者和读者。本部报告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的资助，部分专题内容得到了“人大—奥美公共传播研究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的纰漏、偏见和愚见，敬请原谅、指正。胡百精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第一卷 新媒体与认同的想象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Facebook、 Twitter、微博等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也称社交媒体）获得爆炸式增长，并“以无所不在的方便和可扩展性的通信技术，本质性地改变了组织、社会以及[1]个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正意味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互联网的核心价值由海量信息生产、沟通社会成员，转向重构社会关系、组织社会成员——互联网全面进入Web 2.0时代。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上、中、下三篇考察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认同问题。
上篇探讨新媒体对公共讨论带来的改造，总结了公共讨论的观念创新和范式转换：从宣传到对话，从信息流到关系网，从话语解放到社会行动。中篇以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史为参照，在回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对话与社会认同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公开透明的信息共同体、公平互惠的利益共同体与美好和谐的价值共同体的社会改革机制。下篇以我们时代的生活哲学为主题，考察了新媒体对人类时空观的重构，进而重申以“积极生活”作为生活哲学，在言说和行动中成就个体价值和公共之善，再造共同体。注释[1]Jan H.Kietzmann，Kris Hermkens，Ian P.McCarthy＆Bruno S.Silvestre，“Social Media？Get Serious！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 of Social Media，”Business Horizons 54（2011）：241-251.上篇：新媒体与公共讨论
在新媒体语境下，虚拟社会不再是现实空间的简单投射和延展，当人们的思考、言说和行动可以在“线上”和“线下”之间自如地穿越，当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的时候，一个整体性的、崭新的人类生活场域开始形成。这个场域不仅在个体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层面实现了“元创新”和“微变革”，而且通过改造个体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命路线图改造了社会，也因此可能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与轨迹。
在公共讨论层面，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崛起意味着社会传播发生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转向：从宣传到对话的转向，从信息流到关系网的转向，从话语到行动的转向。从历史和逻辑统一的眼光看，这三重转向既是正在发生的变革本身，也是当下公共讨论诸多困境的解决方案。一、从宣传到对话
2010年以来有关全球媒体格局的各种数据都显示，新媒体强势分流了传统媒体的信息资源、受众资源和广告资源。而资源再分配并非全球媒体格局变化的核心问题，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根本性挑战是对单向信息传播模式的否定和动摇。从一定意义上来看，这一挑战正在消解传统媒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有用性和合法性。新媒体召唤多元社会主体真实、立体、人格化地相遇，展开双向交互、平等均衡的对话。而双向、多元、平衡的公共讨论与社会对话，正是传统媒体的短板所在，而它所擅长之宣传则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在今日舆论生态下，单向还是双向，宣传还是对话，不只是一时一事的传播意识和策略选择问题，还在一些公共议题中关乎人们对传播主体价值观的考量与合法性评价。（一）飞沫化、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化
几乎所有人文和社会学科都在热烈地讨论新媒体，其中最令人兴奋的一个理由是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人人皆可发言”的机会。这显然过度乐观，因为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说”的时代，大抵也是一个人人难以倾听的时代。不管“人人发言”是可贵的公共参与和民主训练，还是一如眼下时常陷入喧哗的迷局和困境，它已经实实在在地改变了这个时代的信息传播、舆论生态和大众生活。以下三个方面或可为证。
一是信息的飞沫化。机构和精英主导了Web1.0时代的海量信息生产，普通民众则基于Web2.0平台进一步贡献了无量无际的内容。面向公共空间的信息传播，越来越像在大海中注入一滴水，于人可能视而不见，于“海”则不增不减。这深刻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在既往时代，听者要努力辨识言者的信息，而今言者要在信息海洋中寻找听者，并且要千呼万唤以引起对方的注意。
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说”的时代，大抵也是一个人人难以倾听的时代。
在既往时代，听者要努力辨识言者的信息，而今言者要在信息海洋中寻找听者，并且要千呼万唤以引起对方的注意。
二是传者的去中心化。互联网在技术结构上的“去中心化”被复制到它所影响的社会交往领域，技术意义上的平等、开放和民主为人们提供了改变现实的广阔想象空间。但是，“去中心”未必自然形成理性、建设性的“多中心”，“去中心”之后很可能遭遇“无中心”的风险和灾难，这对传统的单向传播直接造成了巨大冲击。信息、知识和权力垄断理应被打破，而“多中心”的培育则需系统化、持续性的努力，否则就会有假权威、伪科学填补空白。批判学者马尔库塞对此早有警醒：社会作为整体是非理性的，即便技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1]统治和协调制度，也蕴藏着危险永恒化的可能。
三是大众生活的社交媒体化。报刊、广播和电视皆延伸了人的特定感官，互联网首先融合、强化了这些延伸，进而通过社交平台和移动互联网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当一台电脑、一部手机能够提供工作、消费、娱乐、沟通等各种需求的实现路径时，人自身就已被“社交媒体化”，成为行驶在社交媒体轨道上的火车——急缓进退尚可控制，脱轨则会受到“规训与惩罚”。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有关人的在世状态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对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支配方案，勾画了新的生活路线图。传播内容唯有嵌入社交媒体重构的生活路线图，才有可能被充分认知、有效理解和适度接纳。
以上变革直接挑战了以告知、解释为目的的传统单向传播—宣传模式：在认知层面，信息飞沫化导致单向灌输机制的弱化和失灵；在态度层面，去中心化正在消解传统意义上受者对传者的信任、信心和信念；在行为层面，传播内容需要重新适应新媒体主导的大众生活轨道才有可能实现传播效果，而这些轨道时空交错、节点纷繁。（二）平等对话、信任储蓄、合意空间
新媒体上的平等、开放和去中心化，起初只是技术带来的民主可能性，但是随着新媒体迅猛进入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最终由技术的可能性转化为强烈的现实主张。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为人们提供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广阔想象空间，人们希望通过表达资源和话语权的再分配，推动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如自己期待的一般“合理再分配”。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我们可体察这些期待。
一是平等对话。新媒体提供的有关平等权利的想象，与那些让人觉得“不如意”的现实经常形成鲜明对照和紧张关系。人们希望通过如同在网上一般的平等对话获得现实中的平等权利。在此张力之下，“网民”不再只是“上网的人”，而是拥有越来越强烈的权利主张和表达意愿，渴望在开放平等的对话中发现和发展自己，渴望建立健全公平互惠社会机制的行动者。从世界范围看，在新媒体的强势推动和组织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等中东和北非国家于2010年年底至2011年先后爆发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骚乱与战争冲突。中国社会总体上保持和谐稳定，同时“药家鑫事件”、“微博打拐运动”、“7·23动车事件”、“甘肃校车事件”、“乌坎事件”、“PM2.5事件”等公共事件也大致显现了新媒体时代网民的言说和行动图景。
二是信任储蓄。有关平等对话的一个常识是，信任资产既是对话的前提，也是其结果——不信任，不对话；不对话，不信任。当普通社会成员随着技术和社会进步成为问题的提出者、答案的质询者，直至成为自主自觉的表达者和行动者时，政府、企业和其他传统上处于权威地位的“强者”必须储蓄充足的信任资产，以维系理性、建设性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一般而言，有效的对话更容易发生在彼此信任的对话者之间，人们首先要信任某一信源——视其为“中心”，才可能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捕捉其信息飞沫，也才可能据此调整行为。信任是“强者”最重要的资产，正如道德往往是“弱者”最常用的武器。遗憾的是，今日众多案例表明，有的“强者”正在糟蹋自己的信任资产，有的“强者”已然透支信任储蓄，不断承受来自“弱者”的“道德审判”。
平等对话是一种姿态、方式、过程，也是一种价值观、公众意识和公共精神；信任储蓄亦因自己的心智（特别是价值观）和作为（特别是对共同利益负责）在对方的逐步接纳中获得点滴持续累加。
三是合意空间。平等对话是一种姿态、方式、过程，也是一种价值观、公众意识和公共精神；信任储蓄亦因自己的心智（特别是价值观）和作为（特别是对共同利益负责）在对方的逐步接纳中获得点滴持续累加。二者统观，即以信任为前提，通过对话创造合意空间，后者又反过来增益信任和对话。此中，合意空间并不意味着各方意见完全一致，各种要求和欲望精致对接。它承认、容纳和珍惜意见的多样性，而不以其“众声喧哗”等局限为理由，否认它的进步性和历史价值。“众声喧哗”固然令人困扰，但它是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伴随物，我们的任务是尽量减少喧哗虚耗的伤害，而不是挤压、取消整个公共讨论空间。
事实上，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的首要价值正在于形成合意空间，而不是许诺找到全部社会问题的全部答案。一旦开阔的合意空间得以建立，人们就获得了有关公共议题和共同利益的底线性共识，就成了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人翁”，而不再是后文将要论及的“不屑一顾”的旁观者和“不顾一切”的对立者。二、从信息流到关系网
前述信息飞沫化和去中心化的现实，在如下各个方面得到印证：你经常听到有人兴高采烈地介绍他供职的公司如何利用微博开展了一次“影响力很大”、“很成功”的经典营销个案，而你即使是业内人士也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认真了解过这些事件；面对一群拿着笔记本电脑、iPad、iPhone的学生，老师会发现自己的课堂讲授要和QQ、 MSN、微博、淘宝、校内、微信一同“火拼”，以争夺学生支离破碎的注意力；面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两个平行的“舆论场”，官员可能意识到政府议程设置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正在增加，但其所欲掀起的舆论“新高潮”更多地停留在官办报纸和电视上，而报纸销量严重萎缩、电视在一些城市的开机率降至三成等事实亦不容回避。
倾听者在哪里？倾听者是那些和你建立了对话关系的人。没关系，没传播。（一）关系的“复活”
信息流——信息从传者经由特定媒介流通至受者并产生影响，是传播实践的基本过程，也是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所谓传播管理，实际上就是传播主体对信息流进行设计、干预和控制的过程。这样的理解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变得片面和表面化，飞沫化使信息难以成“流”，基于“流控”的传播管理变得十分困难。而信息飞沫化的背后，正酝酿着强烈的关系诉求。
一是互联网空间由信息社区转向社会关系网络。中国人向来注重血缘、地缘等关系，而在这里之所以要重提“关系”的概念，是因为当新媒体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将Web1.0时代构造的相对独立、封闭的虚拟社区转向开放的虚拟社会网络后，关系的优先性体现得愈加明显。我们有必要站在这样的高度上认识“虚拟社区—虚拟社会网络—现实社会网络”的转向及其可能带来的历史后果：在古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与传者行走的速度是同步的，传者的社会关系半径决定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关系承载或决定信息；近代报刊出现之后，信息传播加速至与汽轮、火车同步，及至电报、广播和电视普及，交通和通信开始分离，信息传播再次加速，而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产生疏离和断裂；新媒体特别是微博的发展则在促进信息传播提速的同时，推动传者与受者紧密互动关系的复合。在信息层面，微博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而在关系层面，[2]微博博主和“粉丝”之间则生成了一种典型的关系共同体。
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如流水，关系如管道；没关系，没传播。如果不建立、维护关系网，信息流缺少连接管道，不过是言者泼在自家脚下的水。缺少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建设，传播就会沦为听众缺席的独白。
二是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基础性地位。“关系网”较之“信息流”的基础性和优先性地位在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中已经全面昭显。新媒体带来的真正变革不是信息量的激增，而是旧关系的复活和新关系的创造。关系不仅承载着信息，而且决定着信息的样态甚至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如流水，关系如管道；没关系，没传播。如果不建立、维护关系网，信息流就缺少连接管道，信息不过是言者泼在自家脚下的水。缺少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网络建设，传播就会沦为听众缺席的独白。不仅如此，人们往往对关系网或者说共同体之外的表达者抱有怀疑态度和敌意，要么忽略、无视其表达，要么在特定议题上戏谑、消解其话语体系。举例而言，有些政府部门的官方话语正是因为平时未能进入微博等社交媒体编织的社会网络，所以经常被排除在微博议程之外，因而每逢“雷人事件”、“公共危机”爆发，就可能遭遇狂欢式的戏谑。
三是信息管理与关系管理并重。在公共讨论中，权力主体的角色定位要从单一的“信息传播者”过渡为信息传播者与“关系管理者”并重，即兼顾、平衡信息管理和关系管理。需要强调的是，新媒体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社会交互与权力转移都是真实存在的”[3]，因此“线上”、“线下”的关系创造、激活和转换都值得重新考量。这些关系以诚实、信任等道德准则为生成和持续的前提，是开放、分享的网络，能够促进对话之间的利益互惠和价值协同。
更进一步，在某一特定议题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中，权力主体的信息管理需要重点解决有关议题的知识普及和行动方案推广，即完成“可行性”论述；而关系管理的重点是实现“合法性”论述。“合法性”应当优先于“可行性”在公共讨论中得到确认。举例而言，一个污染性化工项目是否招商上马，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开展工程建设，也不是怎样通过它来解决就业和增加收入，纵然这些“可行性”一应俱全，亦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需要事先在公共讨论中获得关系共同体内部主流意见的认同。
在新媒体尚未出现、公众表达缺席的年代，人们至多参与“可行性”讨论，而今则强烈要求将对话的权力前置——在讨论中确认或瓦解公共议题的“合法性”。就此而言，新媒体带来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意味着“合法性”地位的重建或者说“补课”，又或者说是合法性论述的重新叙述。因此，问题的关键往往不是如何提升传播力（传播的频度和强度），而是如何首先构筑新形势下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否则，传播力越强大，越可能加剧偏见和偏见之间的博弈。（二）关系的“常识”
新媒体创造了一个信息如海的时代，时时处处都是新现象、新事物乃至奇观，我们所缺乏的不是见识和胆识，而恰恰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应当捍卫的交往常识、人际情感和利益准则。
离开常识，真相和真理都只是各人各时的说法。在很多情境下，真相和真理都沦为常识的注脚。也正因为如此，对话是一项社会建设工程，是启蒙的必由之路——常识在对话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释真相、靠近真理。
一是责任。常识未必符合科学，当然也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它们往往反映、凝结了一个文化族群长久而稳定的认知和态度。官民冲突中未见得总是官错，医患冲突中未见得总是医错，企业和消费者的冲突也是如此。然而，强者应当主动承担冲突的责任，应当优先照顾弱者，应当建设性地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就是常识。离开常识，真相和真理都只是各人各时的说法。在很多情境下，真相和真理都沦为常识的注脚。也正因为如此，对话是一项社会建设工程，是启蒙的必由之路——常识在对话中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释真相、靠近真理。
二是情感。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不是发生在“文件夹”和实验室里，任何一场对话都铺垫、涂抹了各方的情感底色。积极的情感意味着关心、亲切、诚实和尊敬，它有助于官民、医患、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形成情感“基本分”，有助于彼此人格化地相遇、协商，有助于他们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相反，缺少情感“基本分”，甚或情感“基本分”为负数，双方则可能随时坠入有关面子和意气之争、导致表面在对话其实在对抗的困境。因此，官对民、医对患、企业对消费者要有感情，要以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情怀构筑自己与利益相关者的情感联系。这原本就是常识，新媒体使人们能够透明地见证、感受各种情感联系，因而强化了这一常识。
三是利益。及时、主动、公开地回应社会关切，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等权力主体的认同和实践。然而光说得好不行，光有修辞的胜利不行，人们希望通过公共讨论切实地保护和增长自己的利益。这意味着权力主体不应把精力全花在所谓“舆论引导”上，而应着力解决大问题、真问题，特别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公共问题。“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处置热点事件，不应只是宣传部门危机应对，展开舆论公关，而需多个部门携手联动，化解现实矛盾，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社会关切，我们需要应对，更需要行动：从舆情应对走向问题破解，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4]
这是一个人人都看得见彼此的时代。新媒体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因为这种空间上的透明和拉近而具有“复古”效应：召唤人们遵循人与人相处的根本之道。人既是一切公共讨论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新媒体时代的公共讨论应当着眼于人的整体生活处境，致力于改善人们在其利益世界（譬如财富、位阶）和意义世界（譬如情感、信念）的生活图景，与人的思维和行为、与人性结合起来。
此中需要重视意见领袖在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中的角色与地位。当网民规模达到数亿时，其中必然涌现数百、数千、数万乃至更多意见领袖之外，他们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知识和能力，发言积极，表现活跃，成为对话发起者、信息扩散者、意见引领者和情绪渲染者。传统时代自然也存在意见领袖，只是他们受限于传播资源，即使一个著名学者也难以时时处处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今，除了不同领域的专业意见领袖之外，还有来自精英阶层的公共意见领袖，更有在普通民众中脱颖而出的草根意见领袖。他们拥有几十万、数百万乃至过千万粉丝，很多人的粉丝数超过了一般报纸的发行量。2011年，公共意见领袖罗永浩因自家西门子冰箱关不上门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反西门子”运动，他个人拥有上百万粉丝，加之“捆绑”了左小祖咒、周云蓬、韩寒等其他名人，最终召集了上千万粉丝挑战西门子。一个人撼动一个品牌帝国，这在以前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在官民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一个活跃的意见领袖群体正在形成和“上升”，这是新媒体带来的社会结构上的一个重要变革。他们在公共讨论和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节点位置，扮演着中转站、放大器和缓冲带角色。在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有必要把发现、培育、尊重意见领袖纳入战略性设计。就意见领袖自身来说，则应善用而不滥用影响力，成就个体价值更要增益公共之善。
在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有必要把发现、培育、尊重意见领袖纳入战略性设计。就意见领袖自身来说，则应善用而不滥用影响力，成就个体价值更要增益公共之善。三、从话语解放到社会行动
新媒体实际上在21世纪开头十年首先促进了话语解放，推动了普通民众由沉默的“受话者”转化为围观者、议论者，并形成了游离于“官方语文”的“民间语文”；而在被称为“微博元年”的2010年之后，社会化媒体促进了语言解放与社会行动的相互关联，普通民众开始由表达者转化为行动者。（一）话语解放
从历史经验看，思想的解放往往从语言的解放开始，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语言的解放既是政治、经济之时势的产物，也与媒介变革及其影响的文化变[5]迁息息相关。“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事实上，新媒体在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层面带来的基本变革，一是信息量的爆炸式增长，它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公开、透明时代，使社会之船驶入信息海洋；二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生成和再造，这意味着权力和利益朝着平等、公正的方向实施再分配；三是公共话语体系的革新，这将带来公共讨论、社会共识和社会行动方式的巨变，自由表达、民主协商和公共参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前两个方面已有专论，下面重点讨论新媒体促成的话语解放。
一是“民间语文”的兴盛。新媒体造就了“全民写作”和“公民新闻”运动，特别是2010年以来，每一家社会化媒体都在竭力推动“用户体验”和“用户生产”，动辄百万、千万乃至数亿用户参与的“内容贡献”运动此起彼伏。从起初制造“躲猫猫”、“俯卧撑”、“七十码”、“打酱油”等流行“语”到爆炒“淘宝体”、“凡克体”、“甄嬛体”等流行“体”，从天涯论坛、新浪微博、 QQ空间、网易新闻回帖、优酷和搜狐视频上的常态化用户创作，到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上的全球协同知识生产，“民间语文”以其“语言张力契合了当下的[6]生存状态”，因而“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这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社会记录、意见交换、历史书写方式，所有在传统时代凭借“信息不对称”和垄断书写权力而形成的合法性、合理性，眼下都在接受检验、拷问和消解。
二是“官方语文”的危机。“民间语文”充溢着强烈的草根精神和后现代意识，把互联网在技术上的“去中心”演变为社会和文化上的碎片化。典型例证是，“民间语文”对传统话语体系特别是官方表达进行了狂欢式的解构和戏谑，一些空洞、刻板、僵化的“官话”，在新媒体空间沦为“笑话”或“反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既是这场语言解放运动的对象，也是其直接推动者：一些政府机构加入“卖萌”竞赛，在各种可能的场合频繁使用诸如“淘宝体”等“民间语文”。如今，连大学校长也努力让自己加入“卖萌的一小撮儿”。虽然“卖萌”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官方语文”向“民间语文”的主动靠拢以及两套话语体系的互通总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比“隔空喊话”更糟糕的是两套陌生的话语体系相互抱怨。
表达主体及其意见的多元化的确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但其进步性最终要体现在各方就如何达成共识而确立的科学原则和民主原则上，而众声喧哗本身并不值得追求。
三是意见竞争。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公共讨论必然表现为多样意见的公开竞争，这实际上是技术发展和民主政治进步的产物，可喜可贺。每一个公共讨论的参与者皆应习惯自我意见、反对意见和边缘意见彼此竞争，并且同意竞争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说服”对方。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表达主体及其意见的多元化的确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但其进步性最终要体现在各方就如何达成共识而确立的科学原则和民主原则上，而众声喧哗本身并不值得追求。对照前文观点，我们主张的是基于底线性共识的多样性，是基于共同意义空间的自由表达。（二）社会行动
当对话的时代到来，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无远弗届地联结，新媒体便由沟通社会成员走向组织社会成员，释放出强大的社会行动力。在国内，很多机构、群体和个体通过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在环保、扶贫、灾害救援、公共卫生等领域，发起了声势大的、富有成效的社会运动，比如“免费午餐”、“大爱清尘”、“PM2.5数据公开”等。而“阿拉伯之春”、“莫斯科之冬”、伦敦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等国际大事件，更加显示了社会化媒体在酝酿、激发社会行动方面“剽悍”的力量。新媒体如何实现从话语到行动的转换？共同行动的前提是共同认知。一般来说，共同认知需要经由一纵一横两个过程达成。
一是纵向传播，即信息从传播者出发，通过特定媒介扩散给目标公众。这一过程追求“纵向尽知”，即接收信息的目标公众越多越好，目标公众对信息的了解、理解越充分越好。“纵向尽知”其实是中间效果而非最终效果，因为它只实现了为众人各自所知，我知但并不确信你也知。行为效果一般发生在“横向共知”的基础上。
二是横向传播，即目标公众在各自获得传播者的信息后，还能够在彼此之间分享、交流这些信息。通过这一过程，信息在目标公众中平行流通，以达成“横向共知”。换言之，不但我知、你知、他知，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你我都知道他也知道。当“彼此共知”得以确认，包括智慧和勇气在内的“共同行动”要素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汇聚，共同行动也就极有可能随之发生。
三是新媒体融合了“纵向尽知”和“横向共知”，引发公众共同行动的条件更便利，成本更低。传统媒体偏向于纵向传播，经过选择、加工的信息从一点纵向送达预估的多点，对传播效果的追求就是“人人尽知”。而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为在短暂时间、广阔空间内开展横向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可能性，革命性地实现了“彼此共知”。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普通民众可以像今天这样便利地横向联系，彼此对话，相约行动，人们“摆脱了当前交易代价相对高昂的公共参与，而可以快捷方便地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7]作力”。
需要补充的是，与“宣传”、“信息流”对应的传播效果观是“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belief and practice，KABP或KAP），亦即前述纵向传播的效果：人们感知信息，产生信任等态度，从而采取相应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知道你、信任你、跟随你。尽管“知信行”的单向、线性局限——比如“所知”的前提往往是“所信”，而反过来却不见得如此——早就遭到了批评，但在传统媒体主导的单向传播时代，人们无力突破这一切。新媒体改造了传统意义上的传者与受者关系，受者在对话中随时可以成为传者，反之亦然。人们越信任你，越可能主动地搜索、了解你。加之前文关于“关系网”的论述，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效果观可以概括为：基于信任关系的认知与行为改变。
我们需要培育、发展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是基于信念、信任和信心的利益协商。缺少共持信念的对话，是不可能持久、稳固和深入的。无论时代怎样轮转变化，那些超越并统摄个体及其多样利益的恒常价值信念都是最值得追求的。
说到底，我们需要培育、发展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是基于信念、信任和信心的利益协商。缺少共持信念的对话是不可能持久、稳固和深入的。无论时代怎样轮转变化，那些超越并统摄个体及其多样利益的恒常价值信念，如幸福、美好、善良、尊敬、悲悯、公正、自由、和谐等都是最值得追求的。有关信任，除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论、储蓄论，我们还有必要重申中国传统文化对信任的珍视：传播者、宣导者的力量首先来自其道德意义上的可信和权威，儒家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正契此理，佛教也强调“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大智度论》）。一个缺少信任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生活在其间的每一个成员都将受罚。就信心而论，我对你有信心意味着我相信你愿意且能够治疗自身和外在的病症，相信美德和智慧尚可发挥力量。只要信心还在，希望就大于失望。
也正因为如此，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共同体内，人都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解决者。注释[1]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参见胡百精：《新媒体、公关“元话语”与道德遗产》，载《国际新闻界》，2010（8）。[3]王文：《Web 2.0时代的世界政治》，载《外交评论》，2011（6）。[4]《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载《人民日报》，2011-06-23。[5]［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2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民间语文狂欢的背后是什么？》，载《文汇报》，2011-10-09。[7]王文：《微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更须有所作为》，载《求是·红旗文稿》，2011（12）。中篇：对话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公共讨论与社会认同
21世纪开头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不约而同地向美国“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展开了一次集体回溯。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讨论中，“进步主义运动”就已经成为参照性的历史镜像。这场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改革运动，被认为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危机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如何走出财富集中、经济垄断、政治腐败、贫富分化、阶层板结和环境破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大众反抗运动？如何挽救传统信仰并创造新时代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本文从公共传播视角考察进步主义运动，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在转型和动荡中，对话和共识何以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人们如何提出并确认社会发展的问题与目标？进步主义者及其“敌人”如何对话？在对话中，思想的解放如何转化为行动的洪流？对话如何在关键的历史细节上发挥作用？达成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前提是什么？一、“不满者相遇”与信息共同体
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占总人口1%的富有家族掌握了[1]全国51%的财富，而占总人口44%的贫困人群只拥有1.2%的财富。经济爆炸式增长的背后是惊人的垄断、腐败和贫富分化。财富欲望驱动了机器，也造成了此起彼伏的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件和遍及全国的劳资流血冲突。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改变、颠覆了传统生活图景和生命价值，人们随时面临着意想不到的选择和变数，身体和精神都处于离乡状态。“（这一切）给民众带来了混乱无措的社会困境[2]和经济难题……人们变成了经济的奴隶。”正如100年后很多欠发达国家感同身受的那样，发展和美好不是一回事。
改革势在必行，而在此之前，社会各方需要尽可能清晰地确认和表述“我们时代的问题”。追逐和纠缠假问题、表面问题、片面问题，只能贻误时机，加剧危机。
改革势在必行，而在此之前，社会各方需要尽可能清晰地确认和表述“我们时代的问题”。追逐和纠缠假问题、表面问题、片面问题，只能贻误时机，加剧危机。起初，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财团认为，提高福利、改善民生就可以消除罢工危机，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工人在获得8小时工作制和高薪后抱有更高的期待，工会组织变得更加好斗。除了钱，工人还要求摆脱“时刻被监督、检查、训导到崩溃”的人格境况。农民、黑人、妇女、移民、小企业主、新兴中产阶级等多重身份的社会群体也都加入反抗运动，他们希望能够稳定地养家糊口，自主地学习、上教堂、交朋友，获得宪法所承诺的平等、自由和公正。比如移民，他们在努力安顿家业的同时，吁请政府和富人改善其第二代的教育条件，以确保有指望的阶层流动。“我们时代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就是现代化，即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对等繁荣，在奔向富足的同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3]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在个体层面就是要活命，也要自由，还要为得到承认而斗争。“他们试图获得经济保障，即在物质享受方面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准；他们要求个人自主权，即作出人生选择、开创事业、建立家庭和维持社群的能力，不受来自他人的不适当干涉；他们还追求社会地位，即来自同侪或整个社会的尊重[4]和承认。”
在1900年前后，财富和人性的整体拓展成为美国社会的公共议程，作为一个被共同确认和体验的“真问题”，它为各方参与和推进改革提供了底线性共识和基本行动纲领。值得深究的是，在剧烈变革的年代，一个社会怎样避开假问题、表面问题和片面问题，从而辨别和分享“真问题”；怎样克服改革之初的偶然、自私、仇恨和混乱。美国的经历和经验大抵如下。（一）不满者与不满者相遇
当时，美国报刊业获得充分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透明时代已经到来，全国范围内扩散和评论改革议题成为可能；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一些学者、律师、教士、白领、小企业主、公共机构负责人在社会运动和新闻报道中成为拥有全国声望的名人，他们能够清晰、深入地分析社会问题，在众声喧哗中有效地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联合会”、“工会”、“服务社”、“同盟”等社会组织广泛建立，它们发起的农民抗议运动、工人罢工、城市贫民窟的社会报复行动此[5]起彼伏，并且相互策应。总之，“不满者遇到了不满者”，千差万别的利益和欲望强势汇聚，社会认同危机由表及里点爆。
部分不满者遭到了暴力镇压，有人甚至被以“践踏草坪”、“妨碍邮递”的罪名逮捕，更有人不幸死于工厂主、州警察和联邦军队的枪下。然而开枪者很快就意识到，社会系统毕竟要正常运转下去，改革和进步才能化解对抗，站在对立面的民众不是问题，而恰恰是问题的解决者。在某一次罢工冲突后，洛克菲勒接受公关顾问的建议，放弃“从后门进入市政厅”，不再躲避工人领袖、新闻记者和示威者，而是与他们直接对话，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先生们，走后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克菲勒先生将和其他人走同样的门进去，必须的。”[6]不满者也在斗争中发现，流血换回的往往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胜利，人们期待有作为的政府和负责任的企业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改善。（二）公共讨论与地位赋予
当不满者相遇的时候，美国选择了公共讨论而非全面对抗来应对社会危机。对一个进取的社会而言，不满者相遇未必会带来想象中的风险，反而可能为改革提供融冰、破冰的历史机遇。公共讨论的首要价值是让人们以参与者、解决者和社会主体的身份面对问题和危机，而不是成为不屑一顾的旁观者、不顾一切的反抗者。这是一个地位赋予的过程，人们以主体身份认同并卷入改革，其直接效果是在改革议题上集纳各方的意见、勇气和智慧，即使找不到最优方案，亦可排解不满和仇恨。从社会历史效果来看，美国正是通过广泛、深入的公共讨论把公众训练为公民的，在转型和危机中涵化理性、建设性的公民精神，消解“乌合之众”的自私、偏见和盲动。因此，公共讨论本身即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珍贵遗产，它促进了“国”与“民”的同步现代化。
当不满者相遇的时候，美国选择了公共讨论而非全面对抗来应对社会危机。对于一个进取的社会而言，不满者相遇未必会带来想象中的风险，反而可能为改革提供融冰、破冰的历史性机遇。
1902年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出面协调宾夕法尼亚州西部15万无烟煤矿矿工罢工事件，他邀请劳资双方到白宫直接对[7]话，为其设立仲裁委员会，调解结果皆大欢喜。罗斯福的做法鼓舞了社会各方以沟通、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动辄“颠覆”或者“推倒重来”。比如，钢铁大王卡内基一方面在汹涌的民意的冲击下做出自我调整，另一方面也告诫民众，资本家的让步并不意味着平民的胜利，一个人的成功要靠“勤奋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这样的“告诫”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可和传播，可见大亨与民众之间尽管关系紧张，但彼此尚可认真倾听、理性对话。（三）信息共同体与“真问题”
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和广泛的公共讨论使美国社会成为一个透明的信息共同体，其中“扒粪运动”对共同体的贡献最为直接。19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揭露大企业和政府劣迹的记者和作家，他们发起了面向社会罪恶的“扒粪运动”。这些记者和作家成功地扮演了改革提问者和意见整合者的角色，“20世纪开头几年支持社[8]会改良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是历史上罕见的”。“扒粪者”的可贵之处不只是把罪恶暴露在阳光下，更重要的是不滥用自己的笔杆子和影响力，不操纵民众的激情、恐惧和仇恨。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火炬点燃统治集团的炮火和民众的怒火，避免了炮火与怒火的大规模、灾难性的相遇。相反，他们用火炬照亮了改革的“真问题”：打破垄断格局，实现民主、公平、正义；抑制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病症，给予人民经济保障、自由权利和社会地位；建立新时代的道德秩序和精神家园。
1902年11月，记者塔贝尔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美孚石油公司史》，这是她历时5年的史学家式调查研究的成果，揭露了美孚的市场独占、欺诈豪夺和官商勾结。美孚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报道客观翔实、证据确凿、无懈可击。让企业难堪和受罚并非塔贝尔的追求，她呼吁全面的工业和社会改革：“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而非其他任何人，对美孚石油公司及工业环境所体现的可怕弊端，皆必须[9]予以纠正。”1906年，作家辛克莱推出了畅销百万册的纪实小说《屠场》，记述了肉类托拉斯惊人的粗暴贪婪风气、令人作呕的生产环境、不顾消费者死活的“死老鼠火腿肠”。辛克莱得到了罗斯福的约见，他吁请政府干预市场、庇护人民。罗斯福决定彻底改变举国共愤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敦促国会通过了《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这是美国在食品、药品、卫生领域现代化的里程碑式事件。
胡适曾高度评价美国“扒粪运动”：“以人民的疾苦为背景，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暴露黑暗面，唤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从社会立法[10]上加以改善。这种运动在美国文化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二、改革的立场与利益共同体
在准确地捕捉到“我们时代的问题”、就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后，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障碍破除便被紧迫提上日程。从1890年前后改革潮兴起到1917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近30年的讨论和行动，美国实现了比较充分的现代化改造，于此间崛起为世界强国。此中值得深究的是，社会各方怎样在“必要性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可行性共识”？尤其是，如何破除改革进程中立场和利益上的分歧、纷争与障碍？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一）共同体命名与思想解放
谁是改革者？谁是改革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为什么没有导致暴力革命，而是促成了温和的社会改良？一些文献记录了当时充当改革先锋的进步派成员的构成，如《加利福尼亚进步派及其原则：对中等阶层政治的研究》调查了47位加州“进步者”，其中司法人员17人、新闻工作者14人、企业主11人、医生和银行家各3人；另据1912年一项关于进步派的调查，260人中有企业主95人、律师75人、编辑36人，[11]其他专业技术人员55人。如此看来，这场社会运动不能简单、抽象地归结为底层民众与统治集团的对抗：改革同盟成分复杂，除一般民众及其领袖外，各行业、各阶层——中产阶级、企业主和银行家皆有进步派参与其中。
从大企业一端来看，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强盗大亨”，对改革的觉醒并不迟滞、消极和肤浅，他们认识到疯狂和贪婪必然造成难以为继的社会困境，因此主动在管理、技术、福利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实质性改革。从政府层面看，总统罗斯福和威尔逊都堪称改革的领导者，他们站在民众一边着力打破财富集中和利益板结，又站在企业一边化解劳资对抗，总体上顺应和引领了国家现代化潮流。而且最迟在1905年前后，垄断财团和政党、政府也已达成改革共识，标志性的事件是洛克菲勒等人公开支持“垄断克星”罗斯福连任竞选。
改革者及其“敌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罗斯福表述[12]了这个共同体的核心利益：“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其实这是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常识。工农大众贫穷而愤怒，中产阶级牢骚满腹，记者、学者到处“扒粪”，中小企业主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移民陌生疏离，教会持续批判工业文明和现实道德，这些显然不符合统治集团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想象。反过来，当时人们发起抗议的目的在于追求美好生活而非毁灭一切，毕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工作机遇和生活可能性，希望仍然大于失望。“命名”对于通过公共传播发起社会运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至关重要，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浪潮往往始于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命名。“命名”对于通过公共传播发起社会运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至关重要，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浪潮往往始于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命名。具有命名价值的一个词、一句话，可能意味着旧思想、旧制度的“破”，新方向、新方法的“立”，以及不同利益族群之间立场和利益的有效协调。经过19世纪90年代的酝酿，美国支持改革的各个族群在新世纪之初获得了历史垂赐的共同命名——进步派。1905年，有改革者宣称自己为“进步派”；1912年，罗斯福再次参加大选时组建第三党——“进步党”；1915年，学者德威特发表论文《进步运动》，称当时“进步主义”一词已被广泛使用、广为讨论。这说明当时能够带来多数人共识的统一词语出现了，“进步派”、“进步主义”、“进步运动”分别定义了改革的主体、理念和实践，确立了温和的改良基调，描绘了“由发展到美好”的改革愿景。（二）原罪救赎与社会宽容
改革需要突破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其实是由对历史的态度所产生的现实立场问题：如何评价历史——我们已然承受的一切？如何对待财团寡头及其政治同盟在资本积累和权力使用中的历史原罪？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和解决，改革即使温和、平稳起步，也可能在原罪和积弊被逐步暴露、被深入批判的中途随时陷入狂怒或狂欢式的历史清算。中途散场、矫枉过正、满盘皆输的惨烈教训写满了历史教材。美国在进步主义运动中之所以实现“原罪软着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利益认同。“原罪软着陆”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认同这一点并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从1900年至一战前，“扒粪运动”共发表了2 000多篇批判文章和大量的黑幕揭发著作。这样大规模、集中式的批判如同狂风暴雨，却并未导致舆论汪洋恣肆、疯狂失控。塔贝尔、辛克莱、贝克、斯蒂芬斯等数十位“扒粪”先锋以“对全部事实及细节负责”的理性态度揭露问题，同时也提醒公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人白手起家、勤奋辛劳、能力卓越，这些典型的“美国品质”值得尊敬；美孚、福特和摩根等大企业“极富效率”、“组织完善”，在科技和工业领域世界领先。因此，整体进步才是改革的真正诉求，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
二是自我救赎。当原罪者以最大诚意、勇气和智慧，担当社会责任、建设公共事业，以进行自我救赎时，社会各方承认了他们的贡献，宽恕了其原罪。1901年，卡内基拿出500万美元设立钢铁工人救济和养老基金，随后陆续捐建3 500多座图书馆。到1919年去世，他已捐出全部个人财产，他提出，“人到临死前还很富有是可耻的”。洛克菲勒的公益贡献集中在教育和医疗领域，1901年开办的医学研究院百余年来培养了20多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1903年成立的普通教育委员会为大学和黑人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13年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后，基金会出资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大财阀们产生了设法挽回声誉的压力，并意识到[13]为缓解社会矛盾、使美国的制度良性运转，自己也有一份责任。”
垄断财团让渡财富、发展公共事业，分担了政府公共管理的压力，直接而显著地造福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自身与政府、民众之间的利益鸿沟和情感鸿沟。这为“原罪软着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社会各方则回报以足够的宽容。人们总体上同意，改革的最大敌人不是垄断者，进步的最大障碍也不是落后，现实的立场应该是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好的制度促成更大的进步。（三）改革情境与行动议程
在改革实践中，前述“信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必定是差异性的族群聚合。即使在同一家工厂，族群差异也是存在的：老技师梦想回到工业化之前“穿正装，戴礼帽，被工厂主尊敬”的美好旧时光，那时机器还没有瓦解他们作为手艺人的劳动尊严；年轻技师则渴望拥有更高薪水和更多权利，包括改善选举程序、直选参议员。这种差异性共同体营造了相对平衡的改革情境：一方面，多样化需求使进步主义运动成为一次具有创造性而非单一化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共同体意识则确保了变革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我们认为进步主义的要义之一是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综合，成功地平衡与调和了[14]变革与秩序的内在紧张关系，进而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
承认差异性意味着正视改革的实用性，避免对改革抱有过度浪漫主义的想象。共同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十分必要，但共同体并不要求也难以保证每一个改革者都无私。改革也不是无私向自私的挑战，而是把每一方的利益都捆绑到公共利益上来，在对话、竞争和妥协中各得其所。进步主义运动顺利开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各方于改革中能够理性、建设性地协商议程。而在利益问题上，理性就是实用，建设性就是互惠。实用和互惠使社会改革主张与个体追求产生共振、融会，抽象的思想解放随之激发行动的洪流。
进步主义运动顺利开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各方于改革中能够理性、建设性地协商议程。而在利益问题上，理性就是实用，建设性就是互惠。
当时改革议程协商的大致程序如下：底层民众为改善自身境况发起对抗运动，首先牵引社会视线；“扒粪者”开辟广阔的公共讨论场域，更多知识精英提出解释和解决方案；政府、企业一边辩护一边顺应时势做出变革；国家层面则不断废止或革新政策、法案，把运动成果转化为制度性财富。这些政策和法案涉及反垄断、财产、税收、市政、选举、儿童与妇女权利、教育与医疗保障诸领域，实实在在促进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改善了社会运行和民众生活品质。三、对话的尺度与价值共同体“进步运动是否具有一贯性（即其本质，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15]思想观念）？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一贯性是什么？ ”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就对进步运动是否存在“一套思想体系”争论不休。保守的观点认为，进步运动起讫时间不明，“谁是进步派”也说不清，更谈不上严格界定的“主义”；乐观的看法是，进步运动在经济思想、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上皆有鲜明主张，比如威尔逊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综合了杰弗逊时代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思[16]想，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哲学。至少，改革者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和气质：“进步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是行动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他们认定社会具有延展性，他们要用他们的精力通过合理方式锤炼[17]它。”
从传播学的角度发问，这一争论也可以表述为：在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之上，改革者是否还成功地构筑了价值共同体？或者说，在信息共同体形成“改革必要性共识”、利益共同体达成“改革可行性共识”的基础上，进步派是否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理想和道德基准意义上的价值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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