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从石器时代到当代中国，重游千百年前的中国城市，重现城市文明的演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薛凤旋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从石器时代到当代中国，重游千百年前的中国城市，重现城市文明的演变。）试读：

序言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曾一直占主导地位。

在这历史长河中，这个文明古国几起几落。以主要朝代计，自周代起便经历了十三朝。然而据考古材料和古籍记载，周代之前还有商代和史前的夏代及五帝时代。从跨进文明门槛至今，中国的文明演进已历时约五千年。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常常被互换，近乎被公认为通用词。我们这里采用了稍为狭义的解释，将文明放在文化之上。在时间上，还未跨进文明门槛的史前文化称为“文化”，之后，便称为“文明”。另外，文明亦被作为一个泛称，如相对于中国文明、中华文明，在中国范围内的地方文明便被称为“地方文化”；甚至城市文明或一个时期的城市文明，相对于中国文明和中华文明，亦可称为“文化”。

中国文明的基本，即其价值观体系，乃儒家思想。它所揭示的人与天（地及自然）、人与人和国与国的关系，支撑了一个大国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的进步、繁荣、扩张和秩序稳定。它是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演变的背后原则，规范了中国各行各业的活动和发展，也成为统治者和百姓的行为准则。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因为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点，也是为农村和农业服务的中介地。历史上城市的演变因而自然地体现了文明的演变。

由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及其他文明的不同，中国城市也自然地与西方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我们不能说中国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其他文明不是真文明；同样地，中国城市只是全世界城市中的一个类别，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体现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中国文明。

正因为中国文明建基于农业和农村，致使中国城市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然而，从文明的主要载体或节点来理解和研究中国文明，应是必经之路。事实上，从农村看中国文明或儒学的演变，是看不出多少东西的；但在城市里，文明的演变因为高度集中，而更易被理解和体现出来。

我在本书中因而提出了从城市看历史、看文明的演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我同时采集了大量的地图，特别是城市地图，以便能更具体、形象和有趣味地将中华文明的特点和演变历程描绘出来。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希天地人三才各如其分，世界大同。薛凤旋2008年5月10日于香港大学梅堂

再版序

我们趁再版机会，将这些重要讯息写进了结论一章。同时，我们亦将近十年的考古新发现添入有关章节。

过去几年，《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欢迎，其背后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国人加深了对国家历史文化理解的需求。历史不但是镜子，更是身份认同的基础，及我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方向标和重要动力。这也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

谨以此与读者共勉。薛凤旋2018年夏末第一章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中国文明与城市的土生性

世界七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至今仍然延续不衰。美洲的三个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出现时间较短，虽然延续至较近代，却在欧洲殖民者的毁灭性打击下几乎同时消失（图1.1a，图1.1b）。其他古文明现今只余下一些考古文物，而他们的文字，如苏美尔文和古埃及文，也只是近二百年内才被成功解读。在中国，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仍可和3500年前商代中晚期的甲骨文相印证，甚至可以上溯至6000年前仰韶时期在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而且中国城市文明，就其功能、形状、结构和背后的规划原则而言，自中国龙山时代前的初城至今,始终存在其一贯特点，这些中国城市文明的特点，亦可以上溯至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聚落。中国城市文明能贯通六千余年，而且跨越城乡的分野，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古已通晓“天人合一”“顺天应命”等利用大自然法则的处理人地关系的方法和指导原则，来构筑其文明社会。图1.1a 世界七大古文明纪元表图1.1b世界七大古文明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们自成体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也与世界其他的城市文明，特别是西方中世纪后所演变出来的城市有很大差别。不过，西方仍存在一种中国文明西源论的看法。一些西方学者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在他们的著作中论说我们的农耕技术和商代的制铜技术是来自地中海，特别是苏美尔文明的东传。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考古学家在东非埃塞俄比亚发现了约300万年前的取名为“露西”的女性南方古猿化石，引起了人类起源单中心论的又一次高潮。这一派的美国考古学家认为，“露西”是全球人类的始祖母，她的后代在约十万年前分别自非洲出走世界各地，成为现今各人种，包括中国人的始祖。然而，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的成就，有力地推翻了中国人种以及古文明由西方“侵入”或西来之说。

其实，亚洲存在着由猿人进化至现代人全部过程的化石证据。在亚洲，这些化石发现得最多的地方亦是中国。比如，在云南的开远和禄丰多次发现了“前人类”的古猿化石，其历史甚至跨越800万—1400万年前的时段。人类最早的始祖——南方古猿化石在山西及安徽均有发现，包括250万年前的东方人和450万年前的蝴蝶人。稍后的直立人，包括在云南发现的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北京发现的70万年前的北京人，亦已出土不少。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直立人化石，出土的省份更多，可说近乎遍布全中国。除了年代延续不断和被发现地域越来越广大外，中国古猿化石显示出特有的蒙古利尔人种特色，和现在的中国人特征基本一致。因此，我们有理由去相信，中国和东非应是现在已知的人类起源的两大轴心，中国人种的确起源于本土。多元的先民文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对考古的重视，以及集体工农经济的发展所开创的全国性建设，促成了成果丰富的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为我们了解中国文明的兴起，了解史前期，特别是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人类活动以及聚落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概括地说，中国从约12000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起，逐渐地在三四千年间、在不同区域形成了数个不同的地区文化体系。约在公元前8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分别出现了小米和稻米的种植，反映了区域性的不同自然和人文条件孕育出南北方不同的农业系统。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千米的辽阔大地，自然地貌复杂，包括了大山、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等（图1.2）。河谷平原自然是发展早期农业最好的地理环境。这些谷地分布在不同的纬度，气候条件亦自然不同（图1.3）。因此，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前7000—5000），在这些地区形成了不同的远古文化圈，有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山背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以珠江为中心的石峡文化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图1.4）。在这时期发现了众多的环濠聚落，一般面积在2—8万平方米。图1.2中国地势图1.3农业及森林资源分布图1.4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的主要地方文化

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即新石器晚期前段，上述远古文化基本上已经形成。当时的人类已聚族定居，从事农耕和畜牧，也包括采集和狩猎；并且在建筑、陶器和葬俗上已有区域上的特色，体现在他们的器物和居所等遗存上。各大文化圈之间的贸易和其他交流亦渐渐促成了后来传统中国文化的跨区域的一体性特点。简言之，在北方，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是影响最广泛的两大文化；而在南方，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最能影响后来的发展。我们将它们在表1.1中概括地列出来。其中仰韶文化来自较早的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黄河及其支流上的地区文化。这个区域后来被称为“中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摇篮”。仰韶文化和渤海边上的红山文化互相影响。红山文化后来演变为番山、马家窑和马厂等地方文化，它们的代表器物是彩陶。陶件由泥绳打圈形成粗样，加工扫平成形，再漆上红色或黑色的图案。黄河及长江下游当时则以灰陶及黑陶为主，器物多呈三足形态，并且是中国最早采用快轮制陶的地区。如表1.1所示，玉器作为社会地位及权力的象征，亦已在这些文化圈内出现。简言之，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中国先民已加工玉石、织布，有七音乐器，并且在石、陶及木器上留下显示家族拥有权或标记的近似文字的符号。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他们更开始了养蚕织丝、青铜冶炼，并且可能已经发展了有系统的文字。表1.1 中国主要史前文明特色及其演变距今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时间7000浙江河姆渡：玉雕、河南、陕西、山西沿河的仰韶年制陶、水稻栽培文化：制陶、旱地作物、六畜6500湖南大溪：沣县古城陕西半坡：旱作农业、制陶、年址原始文字5300四川成都：城市遗山东大汶口：制陶、原始文字年址、青铜器、玉器浙江良渚：土金字沿河龙山文化：设防城市、青塔、原始文字、青铜器铜器4000四川广汉三星堆：巨河南二里头：青铜器、设防城年型青铜神器、不设防城市市、夏代遗址

从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发觉中国史前的多元文明以及各文化圈大体与古书所记载的远古民族及其主要大事吻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首本官修史书——由司马迁在公元前93年完成的约52万字的《史记》——的前三章《五帝本纪》《夏本纪》和《商本纪》）的主要内容，以往被认为是“传说”，现在至少已部分进入信史的范畴。图1.5显示了这些“传说中”的远古民族聚居的大概区域。泛称为“华夏”的中国民族在黄帝之下被“统一”了起来。黄帝成为这一新氏族联盟的盟主，而新联盟的主体构成日后的华夏文明、华夏族或汉族。当时在东方海边的氏族，包括蚩尤，最后亦被黄帝发动战争征服。图1.5传说时代的氏族部落分布中国何时跨进文明门槛？

西方学者有三个粗略的指标以检定一个社会是否已达文明社会，即：冶铜技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些标准，中国约在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公元前3000—前2500年）便已跨进文明门槛。

小件铜工具、铜器物及铜渣已在多个仰韶遗址被发现（图1.6）。最早的一件小铜刀，被测定为制造于公元前4675±135年，和近东发现的最早铜器大约同期。内蒙古红山、敖汉族城子山山城（公元前4000年）及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公元前3500年）亦发现了红铜器具。至龙山时代（公元前2800—前2300年），铜器出土的数目增多，包括冶铜遗存。器物的内容更多样化，包括日常用的小工具以及装饰用和宗教崇拜用的小件。中国在夏商先进的冶铜术出现以前，已有长达一千多年的冶铜发展历史，这从侧面反映了铜冶炼技术的本土性。图1.6仰韶及龙山时代铜器出土地点分布

约在公元前3100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出现了。这个文字体系有1500个不同的象形文字。在中国，在仰韶时期和龙山早期已经出现布帛与毛笔，它们可能已是书写工具，因为以朱彩用毛笔写在陶器上的类似文字符号亦在同时期的地层出土。在中国古代，文字往往以竹书和帛书为主，因此有可能起源于仰韶时代。不幸的是，中国是个潮湿和温暖的国度，它的主要人口和文明集中地区尤其如此，竹书和帛书因为易于在湿暖气候中风化而难以留存，现时能找到的最早的竹书和帛书实物只有战国时代的（公元前475—前221年）。而且，这些物品亦很容易在洪水泛滥时湮灭。龙山晚期以及商代中期，中国均发生了特大水灾，淹没了不少当时的主要城市，包括商代国都。考古证明，龙山文化遗存在晚期出现了约一百年的断层，而数个现存龙山城市遗存亦有城墙被洪水淹毁的痕迹。商都亦因洪水而被迫自今日的郑州迁到今天的安阳，这事件除了历史的“传说”外，更有今日的考古证明。现今没有争议的、有大量实物证明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一种奇怪的、有特殊功用的、使用范围十分狭窄的意识载体——卜辞。仰韶的陶器上已出现刻划符号，半坡（公元前3250年）和大汶口（公元前2500年）的陶器上的刻文亦屡有发现，但通常每件只有一个符号，最多12个符号。后者较明确地是书写形式，它的“笔画”和其后1200年出现的甲骨文十分近似。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刻画符号可能是散存的早期汉字。

如上所述，中国现存的最古老文字乃甲骨文及稍后出现的钟鼎文，都是晚商（公元前1300年）的文化遗留。甲骨文乃商王或其通神的巫师在问卜的过程中所刻下的问题、神谕和效果验证，其载体为龟甲板和牛的肩胛骨。问卜内容涉及商王有兴趣的众多命题，包括天气、祭祀以及战争、和平等国家大事。这种以甲骨问卜的王室传统似乎起于夏代，盛于商代中晚期，并且一直流行至战国。钟鼎文是铸或刻于铜礼器上的文字，多出于西周。最长的钟鼎文铸刻于周宣王授予毛公的礼器，共有497个文字。上述两种文字已是非常成熟的文字，远非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100年的楔形文字所能比拟。直至目前，一共发现了约16万件刻有文字的甲骨，含4500多个不同的字，其中只有约1000个被破译。商代甲骨文有不少与现代汉字十分相似。因此，中国学者认为，这样一个成熟的文字体系，一定源自商代前已成形的文字，至少在先商时众多方国中已存在一种广泛流通的书写系统，只不过因为其主要载体为容易腐烂的布帛、竹片或木片，遗留下来的只有应用于王室占卜这种特殊功能的、刻在能够数千年不朽的甲骨上的文字。随着2000年后对陕西大麦地的刻在石上的数千个象形图案及河姆渡600多个陶器上的近似文字的研究，有关中国文字的起源，自2010年起又再热闹起来。看来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便可能已有文字这一推论似乎值得研究。但由于它的主要载体的可腐性，我们难以期望会有苏美尔泥板书那样较清晰明确的历史记录的再现。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众多条件的出现，包括较好的工具、从农耕和养殖取得的食物的稳定供应等，在中国的河谷平原和低地，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人类进入了聚落定居阶段，从而走进部落社会。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一个新的人类发展转折点出现了，即以初城为核心的古国的崛起。初城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已齐备文明社会三大元素。这最后的元素大约出现在龙山时代晚期，一些具有了文字和冶铜技术的较大的原农业聚落转化为初城。

中国古代传说认为，最早的部落联盟是由伏羲于约公元前7700年所建。公元前5000年，炎帝成为联盟领袖。约在公元前4000年，中原地区和黄河下游（包括山东），成为炎帝及伏羲后人的势力范围。后者中的黄帝一支战胜了炎帝族以及东夷的领袖蚩尤。这一段“争霸”约发生在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当时，激烈的部落间战争导致了大量城堡的出现，主要的大型聚落开始建造有防御用途的城墙。考古发现为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及分布提供了物证。司马迁的《史记》、晚商的甲骨文以及一些史前城址和其他考古发现，更为夏商两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竹简中，引述了比《史记》早五百年的一本书——《黄帝四书》，内中讨论了黄帝的经国之道。它在现有考古材料之外，提供了有关黄帝的存在和他所处时代状况的资料。据司马迁所言，在炎帝和黄帝的时代，城市已经出现，如炎帝都奄，黄帝都帝丘（图1.5）。考古材料亦证明了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华夏族及东夷族居住地区，包括长江中游，初城式的聚落也已出现。这些，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讨论。

初城的前身——大型环濠聚落（包括它们的中央广场和“大房子”），已存在中国城市文明最早的影子，即中国古代部落社会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宗法制度，及其两个核心元素“祭天”和“敬祖”。这些元素在中国城市的历史长河中一贯存在，并且至今未变。

表1.1中简略地列出了二里头（夏代）及先夏时期的中国早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时期亦详列于表1.2。表1.2中国主要朝代年份时期/朝代社会史前期约公元前2704—约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五帝前2100年社会约公元前2070—约铜石并用时期；广域国夏前1600年家历史时期公元前1600—前商铜器时代；广域国家1046年公元前1046—前铜、铁并用时代；封建西周771年社会公元前770—前春秋、战国铁器时代；战国221年公元前221—前秦统一帝国，中央集权206年公元前206—公元汉220年220—280年三国中国分裂265—420年晋420—589年南朝中国分裂386—581年北朝581—618年隋618—907年唐907—960年五代中国分裂902—979年十国960—1279年宋南宋时中国分裂1271—1368年元少数民族统治1368—1644年明1644—1911年清少数民族统治1911—1949年中华民国1949年10月1日成中华人民共社会主义立和国第二章从原始村落到仰韶晚期的初城原始文明

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以耜耕农业为基础的固定式原始聚落普遍出现。石锄、石镰和石的磨具以及大型的谷物遗存，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出土。农耕的进步，使中国的河谷地区和平原地区出现了较大型的聚落。磁山一个大遗址的面积约占8万平方米，而贾湖一个大型聚落也有5万平方米的面积。这时的主要住房是半地穴式，反映出它离其洞穴的根源仍不算遥远。它们多是圆形，而且十分狭小，约20—30平方米。方正或长方形的结构尚不普遍，体现出依然强烈的母系社会影响。多数聚落以环濠为保护并以之作为分界。聚落内的空间组织体现了氏族社会的特点，通常包含了一至两个氏族。它的中心点是一间大房子，作为氏族领袖的居所，以及氏族会议和祭祀的场所。大房子（如姜寨一期的）最大可达140平方米（图2.1）。除大房子外，其他房屋在大小、功能、内部布局、设备和器具上的差别都很小。墓葬及陪葬物的分析，亦显示氏族聚落成员的死后和生前的物质条件大抵是相当平等的，然而女性的陪葬品一般比男性的多——这似乎是母系社会的通例。图2.1姜寨一期的村落布局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特别是在仰韶中晚期（公元前4000—前2800年），新的变化出现了。在这个较长的史前期，农业及手工业的进步促成了社会的新变化。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三个主要文化圈内，即：仰韶（黄河中下游地区）、红山（东北地区）和河姆渡（长江下游地区），以了解逐渐出现的这些早期文明进入初城的演化过程，而这些新聚落亦具有了日后部分中国城市的特点。

考古学家在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遗址（宁波市）发现了史前稻田、水池、灌溉渠网等，印证了大型先进的灌溉系统的出现。此外，遗址出土了大堆石化稻谷遗存，长400米，宽0.7米至0.8米。当时，稻谷的种植已向北进入了以小米为主粮的部分黄河流域地区。在那里发现了大型的翻土用的石耜，以及陶制的镰刀。饲养的家畜包括鸡、猪、狗、水牛及黄牛，它们的陶制形象在很多地方出土。随着石工具的改进，石器工艺走向专业化，制造不同器物的专业工场也出现了，其中包括特殊的玉器工场。当时的玉器仍很粗糙，类似同期的石器，而不少工场是采用慢轮以帮助器物成形的。较为精细的红陶或彩陶具有了更多的形态，成为这时期陶器的特点。中国最早冶铜的证据亦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大汶口、马家窑及红山等遗址，包括了鱼钩、小刀、饰物等小件铜器，它们由单件或双件模具铸成。

农业剩余价值的增加，自然促进了非农行业的出现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为聚落及小区间的贸易与交换提供了诱因和需求。同时，它亦引发了对水源和优质农地的争夺。在一个聚落甚或一个更大的地区中，出现了权力及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少数精英领导，他们带动了阶级的分化。精英阶层的大墓及其大量的陪葬品和一般聚落成员的小墓及其数件没有任何价值的陪葬物的对比，证实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大汶口遗址北部的大墓中，平均每个墓有陪葬品100件，一些甚至多至200件，而南面的小墓平均只有数件或没有任何陪葬物。相对于上一时期的平等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前段和中段，即公元前5000—前3500年）来说，这是个明显的区别。同时，上一时期亦鲜有聚落与部落间往来的现象。

一些大型聚落的中心区出现了用以祭祀的庙宇建筑。牛河梁的精英大墓，以及大汶口二期出土的中央宫殿式结构等，都指向一个拥有精英阶层的复杂社会的存在。这些精英控制庞大的劳动力和物质，和一般民众存在着显著的财富、社会和空间差距。一些数据印证了精英阶层所掌控的区域远比以往广大。考古发现的大型宗教和行政结构，大墓中远超实用程度的巨大石斧、石钺和玉器，显示出这些精英和宗教的密切关系，暗示了宗教已成为他们垄断大型氏族社会的军权和行政管理的工具。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进一步流行。在原始社会的初期，比如在姜寨一期，所有墓葬都是单人葬，并未发现男女、父子合葬一墓。在其后的大汶口，男女成年人双人葬已很普遍，显示先民已进入父系社会。因此，公元前3500—前3000年间，社会已趋复杂：我们发现了酒具的出现，用陶器拜祭，石器和玉器生产的专业化，以及区际间贸易与交换的普遍性。然而，这些活动似乎仍然以聚落作为一个单元来集体进行，而非由个人组织与管理。仰韶晚期的聚落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新石器晚期出现的技术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对聚落形态的影响。首先是聚落的大小和数目的增加。以河南省为例，已发现的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的聚落总数之比是70∶800，即晚期的聚落数比中期增加了十倍以上。晚期的聚落平均面积有5万至10万平方米，是中期平均值的五倍。有的超大聚落如甘肃秦安大地湾更达110万平方米。其次，由于聚落间的交往甚或征伐频繁，防御性的环濠被强化了。在新石器晚期的后半段，环濠已跃进式地发展为夯土城墙，促使初城在个别地区出现。第三，聚落内亦出现了结构重整。在大汶口文化地区和红山文化地区，这体现为氏族独立个性的减退，以精英为主的聚落的集权式管理的强化。大体来说，氏族的独立性仍普遍存在，因为初城与周边的村落依然没有大的质的分野。我们或可将这些初城看作防御性的聚落。谨以姜寨一期、大地湾四期及城头山初城说明“先城市”期的聚落演变。姜寨一期

姜寨遗址距西安15千米，由四个文化层组成。最下层的姜寨一期为新石器晚期初段（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它是由五个氏族组成的大型复合村落（图2.1），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1.7万平方米。聚落由防御性的环濠包围，包括了濠边上的数个哨岗。它由三个明显的功能区构成：居住区，陶器和石器的工场，以及墓地。

已发掘区内有260间可确认的房子。其中属姜寨一期的120间，分成五组，共约居住450—600人。每一组由大中小三型数目不等的住房构成，分别是对偶家庭、家族或氏族头人的居所。大房子的面积有70—120平方米，是氏族领袖及老年成员的住所，亦是氏族议事之地；中型房子的面积有20—40平方米，由单亲家长及其7—8个未成年孩子居住。每个氏族拥有自己的牲畜过夜圈，约可容纳20头牲畜。在住房旁亦散布了窖藏穴。整个部落的陶窑区坐落在聚落西面，靠近河边；而墓地区则在环濠外的东郊。似乎墓地亦以氏族划分，儿童的瓮葬则多在村内住房旁发现。大多数中、小房是半地穴式圆房，其茅顶由木条支撑。

由此可见，这个聚落由五个有血缘联系的氏族组成，但每一氏族都是个经济独立个体。似乎日常的经济活动，甚或死后的葬式都由氏族统管。氏族内每个成员的功能性和空间上的间距甚小，特别明显的是墓地内每一墓中出土的陪葬品差别不大。

在聚落的层次而言，五个氏族保持了统一性，但同时亦保存了自主性。前者反映在这五组房子的空间布局上：在整个聚落里，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中心广场，这种明显的同心式向心形态体现了整个村落的统一性和自给性。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聚落间交往较少，而防御性的环濠亦标示了这个母系晚期的村落对安全的重视。大地湾四期

在新石器晚期后段的仰韶晚期（公元前3500—前2800年），聚落规模与内部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反映了精英阶层的权力扩张，以及区域间贸易往来与战争式的争斗在增加。一些资源丰富、规模较大或处于有利交通位置的区域中心逐渐成为专门功能点。其中位于黄河中游的大地湾四期是已发现的当时最大的行政中心，可能是已用了上千年的炎帝族“国都”。

大地湾可能是“大帝湾”的谐音，它是个建在坡地上、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群。遗址由数个独立小区组成，其核心都有中央功能区，在夯土台基上建有大型建筑。因此每一小区有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居所，就如姜寨一期的五个房屋组一样。在整个遗址的中部（面积50万平方米），有被考古学家命名为 F901的巨大宫殿式建筑（图2.2）。这是一个多房式的、总面积290平方米的大结构。在它前面还另外有一个130平方米的有盖前庭。这个特殊而又超大的“大房子”的前半是一个由两根直径0.9米大柱撑起的大殿，殿中设有一个直径达2.5米的大火盆。大殿的地板涂有一层由碎陶和碎骨制成的光亮保护层，看似一个亮泽的水泥磨面。殿外的前庭似是一个有盖的会议场地，其顶盖由两列巨柱支撑，而它的正面排列着有装饰性质的青石块。大殿三边是厅房和偏厅，可能是供官署或住房之用。图2.2大地湾四期宫殿式建筑

大殿向南，内中出土了一些象征权力的器物，包括一个祭祀用的巨大三脚陶鼎、一把巨型石斧和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石盘，后二者亦可能是祭器。相信这宫殿式建筑的功能包括了作为氏族联盟领袖的行政中心和官邸，同时亦是个重大的区域性政治和宗教集会的场所。这个结构似乎隐喻了，由新石器晚期大型农村聚落的“大房子”向中国传统国都（即紫禁城式的宫殿—宗庙—行政中心三元功能的国都）的核心的过渡。前庭的南北向，以及它与北面宫殿所形成的“前殿后寝”，似乎已为日后统治阶层的行政—宗教性的都城核心定调。它亦可能是《周礼·考工记》中有关传统国都规划的准则“前朝后寝”的先行者。

在 F901的旁边，是另一个大型结构 F405。这是一个南向、方形、面积约150平方米的复杂建筑，四面有围墙，其北、东及西墙在中部开门，其内也发现了一个巨大石壁。它似乎是用以祭天的社坛建筑。城头山初城

新石器晚期后段，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促生了社会变革，导致母系社会没落，阶级社会出现。发展带来的经济剩余价值推动了非农经济活动的扩充，特别是较先进的手工业的出现，同时亦使对劳动力的控制与使用变得有利可图。在农业较为发达而面积又较广大的地区，这些进程比较明显。因而，它们的一些大型聚落在性质和结构上发生了质变，成为初城。这种新型聚落成为统治精英的城堡，其内有依附于他们的工匠和佣工阶层，亦有新形式的专业人士，如巫师、士兵和奴隶。虽然这些新聚落的前身都是新石器晚期的大村落，但很多时候它们都是在原村落之外新建，以配合新的建筑技术——特别是防御性夯土围墙、新的社会组织和它所要求的空间布局。作为其特色的圆形夯土城墙和环沟，保存了它们由前期环濠聚落演变而来的印证。修筑城墙和大型建筑的高台阶夯土技术，在商代已很成熟和普遍，并且直至近代都是夯筑城墙的办法，演变为中国传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色（见图2.3夯筑城墙的示意图）。通常，这些新聚落较同期的大型环濠聚落为小，因而不能容纳整个氏族或氏族群。同时，统治精英之外的其他阶层居民亦不是同一氏族，此亦体现了社会开始由氏族社会向城乡分野过渡。图2.3商周至近代的夯筑工艺

城头山初城位于湖南，连城墙总面积18.7万平方米；城内面积7.6万平方米。城头山古城始建于公元前4000年的大溪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时期又经过两次筑造沿用至公元前2800年。距离城头山遗址10多千米处，则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大量稻田实物标本，其中40%有人工栽培痕迹，反映出遗址处于一个丰产农业地区之中。城内遍地可见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陶片和文化堆积。共出土了1.6万余件文物，包括石器、陶器、骨角器、碳化的稻粒等。仅在南门壕沟一处，就出土了70多种植物籽实、20多种动物遗骸，其中陶鬶、陶觚和陶温锅的发现，说明城头山及周边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时饮酒已相当普遍和讲究，酒文化的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城头山的城墙带来了安全和繁荣。这里人口密集，居室密布，堆积深厚，遗物既多且好，反映了城头山城中商贾群集、货物充盈的情况。遗址内发现了世界最早、保存最好的水稻田遗址和中国最大的祭坛，将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被列入“二十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上海世博会上，城头山遗址被制作成大型模型，以“中国最早的城市”为题在中国馆展出。图2.4仰韶及龙山时代的史前遗址

在2000年前中国只发现了三个初城，分别位于黄河、长江和淮河流域（图2.4），除了夯土城墙外，它们还具有以下特点：1.在功能上是一个大区域的中心聚落，即是该区域的行政管治中心；2.由城墙和在夯土台阶上建筑的大型中心结构，推算出它们具有大量劳动力需求，表明它们拥有复杂、高效的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系统；3.中央大型建筑、明显的手工业区，以及精英阶层的行政和军事功能，反映了社会已分化为多个阶层，并出现了社会分工（图2.5）。精英阶层的墓葬中的兵器以及石钺、石斧、玉璧和玉琮等礼器，也提供了佐证。图2.5城头山城址布局结构平面图

和城头山相比，其他两个初城较小，只有约3500平方米。它们同样拥有圆形的夯土城墙。西山城的城墙是先挖深沟，后围以木板，然后才夯土筑成。这种筑城办法一直沿用至商代（图2.3）。据估计，西山城约建于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废弃；西康留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在2000—2014年间新公布发现了共15座初城，都是在公元前3500—前2800年间存在的，面积在5—15万平方米之间（连城墙则在20—60万平方米间），集中在湖南、湖北两省。基于此，中国应是城市文明出现最早及分布最广的国家。

在同期的红山文化地区，至今仍未发现有围墙的新型聚落。但在牛河梁发现了大型的庙宇、宗教祭祀建筑和精英大墓区。在一个聚落密度很高的大区中，这些结构是有序地按预定规划而建造，或许它们也标示了与初城所体现的同等的社会和技术发展水平。

对于大地湾四期这个大型聚落，及其中央区庞大的宫殿、礼仪建筑和公共聚会空间的真正代表意义，至今仍未有个合理解释。或许它已是个没有城墙（或仍未发现城墙）的初城，如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人的乌鲁克一样。初城的性质

张光直（1985）在一篇讨论中国初城出现的论文中指出了它们的特点：夯土城墙，大量武器的出土，用作宫殿、宗庙的大型建筑和精英墓中的陪葬品所显示的财富与权力的集中，手工业区的形成和它们所显示的聚落的有序规划与管理。这些新型聚落和与其共存的为数众多的一般聚落，以及一般人居住的半地穴式简房、他们的小墓和贫乏陪葬品的对比，使张光直觉得中国初城的出现并非来自经济发展或其必然需求，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的精英阶层对当时农业社会榨取剩余价值及保障其统治地位的一种工具。因此，他认为初城和当时的农村并没有质的分别。换言之，在经济上，城乡的差别仍不大，初城和扩大了的有防御设施的环濠聚落中的“大房子”更近似。当然，初城也反映了仰韶晚期精英阶层和他们的氏族之间日益远离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分隔。随着农业技术进一步发展，远途贸易出现，社会分化加深，以及对天然资源的争夺扩大和频繁化，初城以更大的数目涌现。在中国，这便是“铜石并用”的龙山时代出现的状况了。第三章龙山时代的城邦什么是城邦？

城邦代表人类文明和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同时它一般是已进入“国家”的社会。中国学者对仰韶之后、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是否已进入“国家”阶段的城邦时代仍有争议。张光直（1999）认为龙山时代仍属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晚期的氏族联盟阶段；只有到了夏代，国家才真正出现。刘莉（1998）和钱耀鹏（2001）却认为当时已是邦国林立，成为中国特色的城邦时代。在检视以城邦为特色的这一时段的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发展前，让我们先考究一下“城邦”与“国家”这两个概念。

Service （1971）认为，国家与酋长部落的分别，在于国家中一小撮人合法地以暴力作为威吓手段，以达致对各层次的居民特别是最低层次者的控制。Flannery（1968）认为，国家是一种强有力的非常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它拥有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管理层，与血亲系统没有关系；它的社会分成复杂的金字塔式的多阶层；其居住区以职业的专业化分野，与血亲和氏族无关。此外，此种社会由精英阶层或君主独揽军权，并享受施法、征兵、赋税和接受朝贡等权利。

城邦是国家的一种。Charlton 和 Nichols（1977）对它的定义为：一个小面积的独立政治实体，通常有一个首都或代表城市。这个城市与周边腹地在经济和社会上融为一体。一个城邦亦通常在经济上较为独立，并且在居民的种族上异于同时存在的城邦。简言之，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核心的小型主权实体。

关于城邦的规模和功能特征，Griffith 和 Thomas （1981）有如下说法。城邦的地域面积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千米，并有以下特点：（1）它的核心是一个拥有城墙和护城河的聚落；（2）它是一个依赖周边腹地的自给性经济；（3）区内有共通的语言和风俗；（4）它是政治上独立的主权体。基于公元前5世纪时古希腊城邦的经验，韦伯（Web，1961）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城邦指标：民众拥有公民的权利和地位。他说：“希腊人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以往没有的元素……他们创新了‘自由人’的概念……这些人近似王——如果其地位不是上帝的话；他们以自身的智慧掌握自己的命运。”

若我们用古希腊的“自由人”或“自由市民”作为城邦的界定，很多上述的城邦或基于上述标识的城邦并不是真正的城邦。因此，公元前2700—前1600年中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以城市为核心的政治实体，以至中世纪伊斯兰的和19世纪非洲雅胡巴（Yaruba）的区域实体，仅被斯通（Stone，1997）称为“前工业期城邦”。劳埃德（Lloyd，1971）和埃森施塔特（Eisenstadt，1988）更分别称这些为“部落王朝”和“协和国家”。西方有些学者觉得前工业城邦不是“国家”，因为它们缺少了自由人这个社会动力，使社会阶层的分化仍以血缘而不是阶级为主。在这些政治实体中，难以出现集权的领导，他们的精英或王相对比较软弱和权力不稳。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包括商人、工匠等）的市议会成为城市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王者的主要功能，除了象征城市的团结外，在于平衡整个地区和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以维护城邦的整体性。王者的功能因而通常体现在“外交”性的贸易、区际间活动和战争上。

这些“协和”式社会一般处于农业经济初期，即限于刀耕火种和初期灌溉阶段。在这时期，经济发展并不稳定，对劳动力的控制比占有土地和掌控收成更为实际。同时，区域经济并不完全自给，外部粮食的供给仍然重要。因此，被掌控的贸易成为首要的城市活动。不过城市的主要功能仍为“协和”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内部结构，体现了当时两大互相斗争的势力——王宫与庙宇的共存。庙宇一般建在城市周边的城墙旁，但王宫很少自成一区。不过，如果它自成一区，则往往是在庙宇区的相反方向、距离后者较远的位置上。

相对于前工业或古希腊式城邦，龙山时代的农业和集权社会已有长足发展。作为广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中国的城邦和其他形式的城邦有不少共同点，但亦有明显的自己的特色。它们应是城邦的一个类别，即“龙山城邦”。龙山时代的社会

龙山是源自山东的一个原始文化体系，后来扩展至中国广大地区，并和其他地区文化融合。龙山文化跨越时空，因而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差距。在黄河中下游，龙山时代大抵指公元前2600—前2200年；一些学者认为在长江中游，它起自屈家岭早期，跨越公元前3000—前2500年；而在长江下游，它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200年。在龙山时代，这些区域文化出现了泛龙山文化的特征，除了体现在陶器上的主潮流和石器、武器的时代特色外，手工业、宗教和农业亦出现了明显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阶级明显形成，邦国已在中华大地涌现。

农业的进步在广泛的地区得到了考古的印证。大型的粮仓在长江流域的屈家岭、石家河和良渚遗存均有发现。大型、高效率的三角形和舌形的石制或骨制耕具，以及大型灌溉系统和水井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可以相信南方的农业已进入牛耕，而水稻田的遗迹亦不少。石镰的数目远比石斧增长快速；其中一些还是有柄的，显然新的收割工具可以割下整棵作物而使收益大增。稻米的种植也向北进入黄河流域原先的小米地区。在新的生产经济里，农业的贡献估计已占七成。家猪、山羊和绵羊等饲养动物的密度亦明显比以往增加。

在这时期，石铲出现了，而且数目增加得很快。同时，一些石器已普遍地由工具转化为有权力和地位象征意义的礼器，特别是钺、璧和斧，其中不少磨工细腻而且刻有饰纹（这个现象在新石器晚期已经开始，但不及此时普遍）。石艺的发展与专业化也促使玉器工业的形成。大型墓葬中大量的玉器不单雕工精美，而且包括龙形等器物，代表了祭祀的功能以及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力。这些器物的工艺以及高昂的制造成本，印证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和个别人对广大地区大量劳动力的控制。

龙山的陶器以黑陶和薄薄的“蛋壳陶”为特色。器形以三足食具（如鼎）和酒具（如豆）为代表。它们的主要功能为祭器而并非日常用具——当时的制陶已经出现专业化。这些精细的陶器大部分只出现在大型聚落和大墓中，它们和小型聚落的小陶窑的产品有明显分别。在石家河古城址的西南角，出现了数万件红色小陶杯和钓鱼翁像。它们很可能是一般人作宗教祭祀和日常之用。然而龙山城堡人口一般只有数百至数千人，这大批的产品肯定以供应区域市场为目的，甚至超乎了一些面积达2000平方千米的大型城邦的领域。除了证明宗教崇拜已成为老百姓日常习惯外，这些发现亦指出了区域间经济分工和远距离贸易的存在。

养蚕和丝织物的遗痕以及陶纺轮等物品的发现，证明了其他手工业的繁荣，包括麻织、漆器、木器、竹器制作等。制铜原料、铜渣以及部分完成或制成的铜器，也在中原地区的尉迟寺、陶寺、平粮台，山东的王城岗和湖北的石家河等遗址出土。这些铜制品用合模制造，体现出该行业的工艺已达相当水平。此外，龙山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和骨做的箭头。这些，再加上在平粮台城墙的主门内发现的大量石斧，反映出当时战事的频繁。

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增加，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区域间的远距离贸易的证物比比皆是，在不少地区的文化遗存里都出现了具有不同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这些交往似乎在良渚、大汶口和陶寺文化圈间最为频密。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四合院式的房屋，内中包括工场和食物储存室，似乎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业活动已经出现了。

上述的经济发展自然导致氏族社会的进一步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发展。同时，前所未有的聚落间与区域间的争霸也出现了。精英阶层的行为和特征与氏族传统愈来愈疏远。他们垄断战争、宗教以及礼器的制造和使用，以达致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这些新现象可从墓葬、祭坛的居位和相关的考古文物中得到印证。

举例来说，中原汾河河谷内的陶寺遗存发现的约5000个龙山墓葬，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社会的存在。在已发掘的1000个墓葬中，大墓只占不到1%，它们的葬具包括了涂漆的木棺。每一墓内有100—200件陪葬品，包括彩陶、木和玉制礼器及饰物，以及整只猪的骨骼。约10%为中型墓，有木棺和10—20件陪葬品，都是陶、木或玉制器物，部分亦有猪的下颚骨。但占约90%的小墓，不但没有棺，亦没有陪葬品。

在长江下游，一些墓区由统治规模不小的城邦的成员的大墓所组成，拥有规整的布局，一般将宗教和祖先祭祀合而为一，恰似皇家陵园；其中，良渚文化圈内的反山（图3.1）是个面积为2700平方米的陵园。它位于7米高的小岗上，内中有7个大墓。在每个大型的墓室中，有上了漆的棺和百件以上的玉制陪葬品。在瑶山的陵园区，小岗上更有一个大型祭坛或庙宇。祭坛由三圈方形围成，每圈填上不同颜色的泥土，象征天、地、人三才（或人、神和精灵）。在祭坛的下方坐落了11个大墓；其中 M17最大，内有148件玉器。大墓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琮、钺和璧，都刻有后来在商代流行的神人纹。显然，它们都和墓主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以及对神祇和王族先祖的祭祀有关。图3.1良渚遗址群

这些陵园区远离聚落的居位，体现了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的隔离。它们亦指出了权力和财富的高度集中，以及精英阶层垄断了高层宗教活动、宗教与祖先崇拜的结合。大墓和小墓之间的分别是十分明显的。在一些中墓中，有时也出土一些箭头和钺戟，似乎职业军人当时已经存在。相对地，在乱葬岗以及人殉坑内的遗骨，印证了奴隶的存在、战争的激烈，以及宗教崇拜的残酷习惯。

基于上述，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在龙山时代，中国已步入复杂的阶级社会。它不但包括了手工业者、职业军人、农民、行政人员和奴隶，亦首次出现了王。王权似乎是由以往的氏族头目中的军事领袖或行政首长演化而来，他们仍依赖宗教以达致社会地位的合法化。在前工业时期的城邦，如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城邦，都没有具备中国初期王者所具备的多元化功能。龙山聚落和城市

考古证实了在龙山时代，中国聚落的数目和分布之广远胜之前的仰韶时代。图3.2显示了在1997年已发现的龙山聚落。黄河中游的高密度，反映了在中原地区已经存在华夏文明的核心。这政治—军事实体背后的动力是前述的跨区域贸易和军事冲突的增加。每一个实体就是一个行政金字塔，与之相应的是一个聚落金字塔所在的首市或最大聚落，以其保卫性和中央行政控制功能而成为城堡式的龙山城市。上章图2.4显示的中国已知的龙山城堡，除了长江下游（A）及内蒙古（B）两组外，都有夯土而成的坚固城墙。城墙的顶部平均宽5—10米，底部宽至50米，高6—10米，同时绕以深、宽度不等的护城河。区域地理，特别是地貌的特点，或许是良渚文化遗存没有城墙的主要理由，而内蒙古的聚落则以石阶为特色，也没有城墙和护城河。图3.2龙山时代的考古遗址

和以往的聚落比，龙山聚落不但数目增加，而且平均每一聚落的面积亦扩大了。已发现的最大的龙山聚落，面积为200万平方米。它们倾向于集中成群或结成一组。在一组中，大小不同、功能不一致的聚落，形成一个级别不同的金字塔体系。刘莉（1998）确认出黄河流域有8个龙山聚落群，和3种不同的龙山聚落体系（图3.3，图3.4）。第一种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心聚落，一般是个堡垒式的城市。该中心市控制约100平方千米的腹地，并依赖腹地的朝贡（图3.4a）。整个体系约等同于一个城邦。其他（图3.4b，图3.4c）是较小的体系，和邻近的政治—经济实体处于相对独立或敌对/竞争的关系。图3.3龙山文化晚期黄河中下游的八大聚落群图3.4龙山文化的聚落形态

在中原核心的郑州—洛阳地区，共出土了357个龙山遗址，比起同区已出土的159个仰韶时代遗址多出很多。这些聚落可分成四个大小等级：一级，平均面积为40万—100万平方米，占聚落总数的1.6%；二级，15万—40万平方米，占2.1%；三级，5万—15万平方米，占26.7%；四级，5万平方米以下，占61.8%。此外还有三个聚落应列为城市（占聚落总数的0.8%），城址的面积都很小，在5万平方米以下。以城址作为最高一级，则该地区在龙山时代已存在五级聚落。黄河下游以城子崖为核心的城子崖聚落群，是龙山城邦内聚落有序地连成一个体系的好例子（图3.5）。图3.5城子崖城垣及附近龙山文化遗址群

城子崖聚落群坐落在一个东西50千米，南北40千米，面积约2000平方千米的河谷平原。其中心城市，即城子崖城邦国的首都，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墙高8—10米，方形，但北墙稍向外凸。城内文化层遗物丰富，包括中央区的宫殿和庙宇建筑，以及周边的手工业区。也发现了祭祀用的6块牛胛骨，其中3块有火炙裂痕以及刻纹，明显是后代商朝占卜用甲骨的先河。平原内有6—7个中型聚落，每个大小为3万—6万平方米，其中个别可能是城市。小型聚落约30个，个别面积有0.5万—2万平方米。这些数据显示当时已存在着都、邑、聚三级聚落，即商代流行的三级行政区划在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它是当时农业社会的社会阶级在聚落空间分布的体现。

山东的景阳冈亦是一个等级聚落群的例子。作为都，景阳冈是个一级聚落，它亦是已发现的最大的龙山城市，面积为35万平方米。邑，即二级聚落，可能是城邦的小封邑或次等行政中心。一级聚落拥有明显的城墙和位于中央区的大型重要建筑。景阳冈的中心区就有两片夯土平台。大的一片有9万平方米，似是大型宫殿的台阶。小的约1万平方米，上有四面筑有台阶的上层建筑。在其中一面的第二级发现了人骨及20件陶器，这些可能与祭祀有关。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在小台阶上应是一个祭坛。因此，一级聚落在大小和中央区功能上，都明显地与其他聚落有别。

在长江下游的龙山聚落，至今仍未发现有城墙，然而这里的每一个区域内的聚落，也按大小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群体。浙江余杭的良渚地区，面积约50平方千米，区内发现了一个四级聚落群。其一级聚落——莫角山没有城墙，占地30万平方米，内中发掘出三片高4—5米的台地，总面积为3万平方米，其上可能是间宫殿。区内的反山和瑶山（如前述）发现了大型陵园。此外，在汇观山出土了4个大墓，其中的 M4拥有48件大型石钺，还有玉琮、玉璧和玉制头饰等。

在四川成都市的平原上，也发现了6个龙山城市，都在长方形的夯土城墙内，部分利用周边河道以作防御。目前，这些发现仍没有提供有关它们内部结构以及大小系统分布方面的数据。城市结构和功能

钱耀鹏（2001）认为龙山城市有两大功能：（1）作为抵抗周边敌对部落的军事防御设施；（2）是新形成的邦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他还列出后者的相关考古证据：1.王室陵园和陪葬品中玉/石钺、琮和璧等器物显示王的出现；2.大量的武器；3.城市/聚落的中央区的宫殿和官署式建筑；4.聚落群至少三级的大小金字塔结构；5.居住区体现出居民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图3.6的平粮台为我们提供了龙山城市样貌的具体素描。平粮台位于郑州洛阳地区，考古年份为公元前2355年±175年。它的面积为3.4万平方米，是个小型龙山城市。城墙顶宽5—7米，底部13米，现高3—5米。在南墙和北墙的中部发现了城门，南门两旁有门卫房，显示以南门为主门的中国城市规划在龙山时代已建立起来。它的墙外为护城河，东门和南门地底出土了陶制排水沟，证明城内部分地区有铺面街道和排水设施。城中心和中南部发现了不少夯土房基，一些在地面，一些有高台阶，多为方形。城的东、西南和东南角出土了三个陶窑，东角亦发现了铜渣、墓葬区和庙宇。估计这个城市人口约900人，其城墙的建造要花38100人日。图3.6平粮台城址布局结构平面图

其他考古发现，包括景阳冈、陶寺、城子崖（龙山文化层）、王城岗、古城寨以及丹华（公元前2000年），对上述的龙山时代主要聚落的外貌、城墙、护城河提供了更多的印证。这些聚落已经完成了由母系社会的圆形外貌到父系社会的方形外貌的转变。龙山时代城墙的先挖沟，再以木板围起两边夯土的办法，以及由城墙配以护城河的防御方式，已被普遍施用。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为精英阶层提供高度防御的居所，为邦国提供管治中心，作为国家统治的主要宗教及其他建筑如宫殿、宗庙和祭坛的集合点。它同时也包括了一些配套或从属功能，如为统治阶层的行政、军事和礼祭功能服务的手工业区，这些是当时非农活动和城市文明的全部内容。城市居民并不包括整个氏族；相反，大部分城市都是较小的，就算如景阳冈这样的大型城市，其宫殿、庙宇和祭祀区也已占去城内三分之一的空间，墙内的其他部分亦常常包括了不少空旷地。另外，不少龙山城市是在当时新建的，而不是由前一时期的聚落发展而成。它们代表了中国聚落发展的一个飞跃：新的精英阶层以及从属于他们的提供服务的阶层，从以氏族为基础的旧聚落迁出，搬进新址上的有新建城墙的新聚落。从属服务者很多时候来自不同的聚落和氏族，反映出大量的氏族和聚落间的人口空间迁移。精英阶层的原本聚落一般因而走向衰落。这些龙山城市的特色与古书所载“筑城以卫君”的中国城市最初兴起的原因吻合。龙山城邦国

概言之，龙山城市乃当时建基于农业的城邦国聚落体系的核心或首都。目前已发现了众多面积为3万—35万平方米的此类城市。在一些聚落体系或城邦国里，最大的聚落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因而城市或“都”并不是最大聚落，它只是在功能上与体系中的其他聚落不同。城市聚落除了大者为“都”外，小型的可能是“邑”。它们都具备城市功能与性质，和周边的农业聚落在“质”上有别，体现了这个时代由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城乡分异。与此过程一起的，是军事、行政与宗教权力糅合为一体，导致中国产生了最早的王权。以祭天地和王族祖先为核心的新宗教，成为统治阶层的专利，影响了中国历代文化的传承。

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的陕西神木附近的龙山晚期（前2300年）的超大型石峁古城，初步考证有内外城及皇城，其皇城东门更有瓫城、角楼、马面等城防设施。整个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成为已被发现的最大型龙山城市。由于发掘面积不大，有关它的年代和性质有待进一步证明。2007年亦发现了始建于公元前2300年的大型城市（面积290万平方米）良渚古城，证明了长江流域的龙山年代城市和黄河流域的一样，都筑有城墙，不过和古峁古城一样，它的城墙是以石块垒成的。到2015年，全国已发现和被证实的龙山城市共60个。

两个龙山城邦国的间距，在山东地区约为50千米，中原地区约100千米。因此，一国之“都”或一级聚落的腹地的半径为25—50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