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与手势?白(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军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独白与手势?白试读：

我要说的话，已经对自己说了三十年。

现在我把它告诉你，就成了一个故事。——作者题记  石镇： 1967年10月

你眼前的这条小巷，是故事开始时的路。你会注意到这已是经过复制的石板路，而且天空中飘飞的雨丝，也是后来加上去的。不错，我此刻正在复制三十年前石镇的那个夜晚。三十年前，那是1967年的10月，一个深秋的夜晚。在这部感觉不会很短的书里，我还将以文字以外的手段去复制很多东西——它们将成为这部书的另一个部分。是文本的另一重。也许是始作俑者，但我想它至少是有趣的。这样的画面不是插图，因为它不是说明，而是叙述。很长时间过去后，有人问我为什么将这本书取名为“独白与手势”。我说，所谓独白，是我的自言自语；而手势，是我无法言说的，只能比画。我还说，你不妨把这部书的文字部分看成是“独白”，把图画部分理解为“手势”。然而无论是文字还是画面都还有局限，比如，它们都无法表现声音。

1967年10月的这个夜晚，石镇的天空除了细雨还有稀疏的子弹。弹痕无踪，枪声却是沉闷。白天的时候有消息传来，石镇已完全被A派控制了，B派已转移到了琴河的东岸。石镇的制高点是位于桥头的人民饭店。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层楼土木建筑，没有一根钢筋。暗红色的砖体与铁青色的屋脊一直是石镇解放以后的鲜明象征，但现在它成了A派的指挥部。楼后的水塔上已架起了探照灯，粗大的光柱控制着琴河上的那座大桥。然而枪声最初是从哪儿传出的，仍是一个谜。石镇的居民谁都没有料到，枪声会在今夜响起。还是白天的时候，人们看到一架双层翅膀的农用飞机在石镇上空盘旋，然后撒下雪片一般的传单。那是一个号外，印着最高领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和“促进革命的两派实行大联合”的通知。这是石镇的天空有史以来第二次出现飞机。第一次是1941年，日本人的飞机在这儿兜了两圈，投下了五颗炸弹。

飞机掠过的时刻，少年正在自己的阁楼上折叠着一只纸鸟。飞机巨大的轰鸣震动着瓦片和窗户上的玻璃。少年伏到窗口，他看到了飞机，甚至看到了驾驶员。不用说少年是兴奋的，他放下纸鸟与其他人一起开始追逐着飞机，尽管飞机很丑陋，远不及画报上电影上的飞机漂亮，可它毕竟是第一次真实而清楚地出现在少年天真的视野里。这个少年是我。很多年后，当我乘麦克·道格拉斯82型飞机去南方时，我突然想起了这往昔的一幕。我惊异它感觉的背景几乎一点没有褪色，但我无法破译，那一天我为什么在折叠着一只纸鸟？

昨天我又回到了石镇。这些年我浪迹四方行踪不定，过着那种被视作“在路上”的生活。我差不多和所有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他们很难找到我。关于我的种种传闻在日渐减少，我想这倒是很好的。没有比遗忘更虚无的事。我在茫茫人海中行走却不被任何人觉察，似乎行走的那个人不再是我，而是我的影子。这是莫大的安全，是恐惧背后的温馨。有一天我洗脚，意外地发现后跟部结起了层层老茧，如同一匹老马钉上了一副蹄铁。我于是就有了一些莫名的忧伤，想自己走过的那些路实在是有些硬了。或许只有这时候，我的脚才伸向了石镇。

由犁城到石镇，夜间行车一般在三个半钟头，我习惯在子夜时分出发。那时大雨刚刚停歇，空气清新，我听着一支老曲子开着车。天奇黑，车灯的光柱十分干净。这辆日产本田车是几年前我在海南岛时买下的，可行驶不过五万公里。在这不过五万公里的里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跑的是石镇的路。我想我确实有些老了。倦鸟总归要落到一棵树上。也在这时，我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梳理记忆是一件复杂而不容易的事，我深知这一点，也多次遭受失败。我一直在寻找故事的起点，这与最早成型的记忆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石镇与水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脉于青云山的琴河主体落在石镇，并由此于清末时期形成了一个码头。沿琴河东去六十公里即入长江，小巧古拙的水市便坐落在江的北岸。此刻，我已站在三岔路口。我的前方十八公里处就是水市，但我需要右拐上路。这路的尽头是我的故乡石镇。我在路边做了小解，又点上了香烟。一个路边加油站的姑娘在向我招手，希望我能做她一笔生意。我走过去，我说我不需要加油。因为抽烟，我没有进去。我同她隔着窗户说话。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石镇。她摇摇头，说石镇的司机她都认识，她猜我大概是外地来的采购员。我就用石镇的方言同她交谈，这回她似乎是相信了。接着她就对我道出了一件事：你晓得么，县政府要搬迁了，新县城不再落在石镇。

政府的搬迁我毫无兴趣，我担心的是，这一举措会改变石镇的某些方面。对于像我这样有怀旧倾向的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寻不见昔日的踪迹。而且我畏惧“搬迁”这个词语。

车继续西行。在这以后几十分钟的驾驶中，我的心情逐渐变得恶劣。不久，车到了琴河大桥，感觉突然向右倾斜了。我停住车，果然是坏了一个轮胎。那时候已是凌晨四点，桥上没有一个人。我烦躁地换着轮胎，听着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鸡鸣。汛期已过，琴河却还在涨水，微弱的天光下河流是黝黯的，像犁过的土。河水沉吟着自桥下通过，东方也露出了一线浅白。后来，我又看见了一只大鸟的身影，它仿佛是在追逐这条河。我的故事便在这一时刻找到了开头。——1997年10月8日

雨是在傍晚时下起的。

少年那时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中。他看见了飞机五次自头顶上掠过，他也抢到了一大包传单。虽然他看不懂这个号外，但他非常热情地把它们分发给街上的大人。这件事让他得意扬扬，他感到自己长大了，很了不起。然后他去了人民饭店，向一个戴眼镜的瘸子要了一张蜡纸和一块钢板、一支铁笔。我要把传单刻出来、印出来，他说，发给我的同学。瘸子是少年的语文老师，姓马，河北人，他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嗓门洪亮。少年也是马老师最为钟爱的学生，如果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右派，他会让孩子当班长。他从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在革命没有到来的那几年，少年时常去老师的宿舍，听他拉手风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外国歌。有一回，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圆镜，让少年看背面的一个女人。她漂亮吗？老师问道。少年点点头，问：是你老婆？老师笑而不答，又拉起了手风琴。现在革命来了，马老师由四（1）班的班主任成为石镇A派的宣传委员，背着手风琴住进了人民饭店。他多才多艺，凡是来自中央的精神，都是由他亲自播音。他还会用嘴模仿戒严的警报。石镇架起了不少高音喇叭，每天黄昏临近，马老师的警报声便会回荡在空中。

不过这一天没有警报。

你现在追随少年爬上了这个阁楼。只有这个朝北的窗口，光线很冷。那个下午，少年就伏在这张桌子上，一丝不苟地刻着钢板。你要是刻过钢板的话，就该知道铁笔隔着蜡纸与钢板摩擦的声音是多么的动人。少年其实在盲目地刻着钢板，在发出的动人声音中，他看到了另外的图景，那是小说《红岩》里的，一个叫作成岗的革命者也在一个阁楼上刻印着《挺进报》。他十分自然地把自己视作了成岗烈士，他不能不为之激动。但这件事他没有做完。他听见外婆在楼下喊：小丹来了。

小丹是个皮肤白净、两眼清澈的女孩，是少年的同学。他们的父母也是同事，都在石镇的黄梅戏剧团。少年走下楼便问小丹：你看见飞机了吗？小丹摇摇头，小丹说她只听见飞机的响声，还以为是马老师学出来的呢。少年于是再次夸大其词地谈论几小时前的壮观，可是小丹一点也没有受到感染，她说：我有点饿了，想吃饭。我外公在水市死了，我爸爸妈妈一早就走了，让我到你家来吃饭。小丹说完，外面就落雨了。不久天也黑了下来。

外婆伺候两个孩子吃了晚饭，就有人传话过来，说街道居民委员会要组织加工缝制红旗，马上又要大游行了，庆祝两派大联合。这消息令外婆表情舒展。连日的警报声笼罩着石镇，天一断黑就实行灯火管制，每家只允许点一盏煤油灯。那一年外婆不过五十四岁，但看上去已相当衰老。从外孙出世那年算起，她就没有睡上一回安稳觉。十年过去了，这十多年发生的事真是不少。外婆洗好碗，又把小丹拉到里屋去洗了脚，就带上针线出门了。外婆让少年插好门，不要开电灯。于是在这个有雨的夜晚，两个十岁的孩子在煤油灯下开始翻阅一本《人民画报》。女孩指着一个穿军装戴眼镜的老女人说：你晓得她是谁吗？她是毛主席的老婆。

男孩很吃惊：你瞎讲，毛主席没有老婆。

女孩说：毛主席是男人吗？男人都有老婆。

男孩生气了：毛主席没有！就没有！

孩子的分歧由此开始。男孩委屈到了极点，两眼闪动着泪花。男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像相信女人不会放屁一样。可是有一天他清楚地听见教音乐的何老师确实放屁了，为此他晚上只吃了半碗饭。男孩的气短了，他害怕地看着画报，还是不情愿相信那个女人是毛主席的老婆，他轻声提醒女孩：你不能乱讲，这话反动。

女孩说：你才反动呢！你连毛主席讨个老婆都不让。

女孩说着就穿上了鞋子，生气地说：我不在你家睡了，我要回去。男孩说：你一个人在家会怕的。女孩说：我不怕，反正我不想睡你家。男孩说：外面下雨呢。女孩说：我借你一把伞。男孩说：那我送送你吧。

1967年10月的这个雨夜对少年是深刻的。你会慢慢知道这个晚上多么不同寻常。你看见那两个孩子打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走过了小巷，但你不会想到，多少年之后，这把伞成为一朵饱满的向日葵，开放在一个男人的梦境里。

小丹的家住在琴河大桥那一边。

他们走出小巷，就遇到了一群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棍的人。这是A派的巡逻队。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今夜是在跑动着。他们的步伐很整齐，胶靴有力地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唰唰的响声，雨水灿烂地溅起。那群人似乎在低声议论着什么，男孩只听见一个“枪”字。但是男孩并不感到害怕，却被另一种东西所压迫。那是羞涩。当巡逻队的手电朝他们这边射来时，男孩把伞压低了。他听见有人说：是一个孩子吧？另一个人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一男一女呢。巡逻队没有停下来，从孩子身边跑过去了。这之后，伞下就只有重重的呼吸声。伞一直就这么低压着，男孩双眼直盯着地面，他数着走过去的青石板。等这些青石板完全消失了，男孩知道他们已走上了大桥。这时，男孩才抬起伞，又换了一只手，并让女孩与自己交换一下位置。就在这时，桥面突然一片雪亮。

探照灯射来的那一刻，两个孩子全都僵住了。女孩紧紧靠着男孩，拽着他的袖子，浑身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他们等待着身后的质问，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反倒出奇地安静。那时候雨似乎收了。他们不敢回头，他们也不敢去想象身后的情形。他们要做的是把手拉到一起，拉在他们身前。然后，他们慢慢移到桥面的最边沿，试着向前迈出一小步，再一小步。

砰！砰砰砰砰！

枪声响起了。枪声从大桥的两边几乎同时响起，从两个孩子的头顶上空呼啸而过。最初，他们不以为是枪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受潮的爆竹。但这个时候，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桥上的孩子快卧倒！

孩子听出了这是马老师的标准而洪亮的嗓门。他们从这急切的声音中意识到前后响起的都是枪声，可他们没有卧倒。他们本能地跑了起来。他们的手一直拉在一起所以跑动起来很笨拙。他们终于跑过了这座桥，也就在这一刻，雪亮的探照灯光消失了，夜黑得像炭，枪声此起彼伏。

当时我和小丹的手就是这么拉着的。那个夜晚后来我就留在了小丹家。她一进门就哇哇大哭，哭得都不像是她的样子了。因为她在哭，我自然就不能再哭，而且我还必须哄着她，让她不哭。我记得我冲了一杯冰糖水给小丹，她喝了一半，把另一半留给了我。她说，你别走了。我说我不会走。实际上我是没有胆量再走过那座大桥。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恐怖的夜晚一直是我记忆的死角。我守着小丹度过了这无比漫长的一夜，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床沿，她的一只手始终在我的掌心。我看着惊魂未定的她渐渐睡着，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压低着那把伞走过了一段路，再过十年或者八年，我就敢把这伞高举起来，让全石镇的人都看清楚，伞下的两个人不再是两个十岁的孩子，是我和这个叫小丹的姑娘。

今天下午我去街上转了一圈。人们还是在谈论政府搬迁的话题，更多的担心是刚买下的房子会不会因此贬值。我去了我的第一个母校——实验小学，原先的老房子差不多已拆光了，留下的只是大概的方位。南端的几棵悬铃木还在，很粗壮，有一棵被伐掉了，低矮的树桩上停着一只黑色的鸟，仿佛在关注着我。我情不自禁地轻唤了一声：马老师。那鸟便扑地飞去了。这几棵树是马老师栽下的。1967年10月石镇发生的两派武斗，只有马老师被打死。据说他之所以被射中，是两个原因。其一，他的嗓音洪亮，又说普通话，还少了一条腿，很容易被确定为目标；其二，射中他的人是一名女民兵神枪手，那把枪是毛主席亲自发给她的，瞄谁是谁。可我的推测不是这样。我想马老师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大喊叫我们卧倒，才暴露在探照灯下，然后他卧倒了，再也没爬起来。马老师的尸体没有运回河北，就埋在石镇西边的坡上。那是一片杂乱的墓地，无人问津。后来连墓碑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1978年，我在犁城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张照片，才知道当年马老师镶在小圆镜背面的那个女人叫杨丽坤，演过著名的电影《阿诗玛》和《五朵金花》。那时我想，马老师的确算得上那个时代一个有眼力的男人。

石镇的秋天是怡人的。以往，我还没有在这个季节回来过。两天前我回来时，父亲去了水市，今天下午才回来。父亲已近七旬，精力还不错，食欲也正常。但对事情的反应能力已明显衰退了，说话重复而啰唆，喜欢随手关灯。这两年我每次回石镇，与他的交谈都是仓促的。他也不再向我抖落一些在他看来是新鲜的事了，而每次都会说：你知道吗？谁谁已经死了。然后就说出那人临死前的种种征兆和死亡过程中的某些刻骨的细节。死去的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交往近半个世纪。但是父亲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一点悲伤，谈论的口气如同在说一件削价的商品。他依旧如往地伺候着他的九只猫。这些猫都不是纯种的波斯猫，越往后传就越杂乱，连毛发都由纯白掺进了别的斑纹。

我从街上回来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里调配猫食。父亲问我，这次回来能住多久？我说想多住些日子，想写一部长点的东西。他点点头，说他很喜欢我年初写的一个短篇，水市和石镇的几个老友也看了，也很喜欢。其实那不过是一篇普通的小说。后来父亲又说：抽空去一趟水市吧，齐叔叔看来怕是过不去今年。我心里顿了一下，问父亲需要带点什么东西。父亲说：你什么也别带，就坐在他床边上，陪他说会话。——1997年10月12日  水市： 1974年12月

沿着上面这条路一直往下就是长江了。你注意看，左边有一个巷口。那天晚上，齐叔叔就站在巷口，等候着少年和他的母亲。少年记得，齐叔叔披着一件烟灰色的棉大衣。

那年，少年高中毕业，在这年的冬季来临的时候，少年的生活里发生了不少大事。班上的男同学正踊跃报名参军，虽然兵种不够理想，但至少可以不下农村当知青了。少年被县征兵办公室安排去街头绘制大幅的宣传画。在石镇，少年的绘画才能受到普遍称赞。树立在镇中心的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便是他几年前的杰作。人们谈论这个孩子时总要联想到他的父亲，说那是个多才多艺鹤立鸡群的男人，只可惜当了右派。实际上，少年最初对父亲的判断就来源于石镇居民的传说。少年自己的印象里没有父亲，或者只有一个轮廓，完全没有面目。这是一个假想的轮廓。有一次，他在阁楼上对着镜子画自画像。他下了很大决心，在自己脸上做了富有想象力的安排。

但这不是父亲，倒应该是未来的他。石镇的人都说少年长得像他母亲。少年从不向母亲问及自己的父亲，母亲也一次没说。所以父亲很多年来一直是处于失踪的状态，只有特殊的时刻，少年才突然想起他还有一个父亲在世上。比如说，现在。你不要报名参军懂吗？母亲说，你有一个右派的父亲。母亲就说了这么一句，就奔医院去看护她自己的父亲去了。这个瘦弱白皙的女人是石镇出色的黄梅戏演员，但在舞台之外的地方，她的言语很少。1974年是母亲的本命年，36岁，命中注定会有一道深坎。果然在这年冬天，她刚入古稀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外祖父的死对少年的打击很大，从此这个家就只剩一个小男人了。那无疑是一个阴冷晦暗的冬天。少年捧着外祖父的遗像走在送殡队伍的前列。扶棺的是他的母亲。已患上白内障的外婆领着三个外孙女跟在棺材的末端。这支由石镇剧团组织的送殡队伍携带着唢呐、小号和萨克斯管，一路吹奏着《国际歌》，来悼念这位黄梅戏前辈艺人。但是不久，组织者便受到了撤职的处分，说他做得离谱了。那人不服，便质问：无产者为什么不能唱《国际歌》？被质问的人拍案而起：难道还要下半旗吗？这人最后又暗示，死去的那个唱戏的老头曾经有一个划为右派的女婿。

外祖父送上山的第三天，石镇的新兵连出发了。这天仍然没有阳光。少年在桥头看着一辆辆带篷的军用大卡车从眼前驶过，心里很难受。他的几个好同学都在车上。最要好的冯维明现在担任了新兵连的班长。他的军帽让少年用大搪瓷缸装开水熨得平平整整。现在他们都在向他挥动着军帽，在笑。雨后的道路上没有烟尘，少年目送着军车走完了大桥，似乎还能看清同学的面孔。后来他又沿河边走了很久，他发现河水淌得很慢。忽然间，一件东西被脚带出了沙土，那是一副样式很老的眼镜。于是他在河里将眼镜洗干净，戴上，眼前的景物模糊一片，大桥整个扭曲了。谁遗失了这副眼镜？直到1990年秋天，一个省城下来的水利勘测队，在这条河的边缘无意中刨出了一堆眼镜。大家对此惊愕不已，一时间都弄不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第二年，一个小说家把它记进了自己的笔记：

1957年初，琴河拓宽河道，绝大多数劳工均为地区之右派分子。其时天寒地冻，劳工风餐露宿，营地皆扎河滩，虽垫有稻草棉絮，仍难御寒气。一宿之后，棉絮均被浸湿，如儿童尿床一般。至翌年全面跃进，劳工每日工作量骤增为十八小时。年底，新河开通，而劳工伤病死亡者众，一般以芦席裹尸，就地掩埋……

二百多年前的一个雾霭迷蒙的早晨，一叶扁舟由青云山而下，在石镇码头做短暂停靠后，便顺流通江直达水市，再北上进京。那时谁也无法料到，这条仍不起眼的小船日后竟会载起半部中国戏曲史。发生于公元1790年的“徽班进京”正是从琴河开始的。后来大闹天桥，轰动紫禁城的程长庚、杨月楼，都是石镇这一带人，史称“无石不成班”。北上的徽腔很快成为京昆的基础，而散落在江河湖泊上的，逐渐演变成了采茶调、花鼓调和黄梅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黄钟大吕的京剧相对，小桥流水的黄梅戏一夜间独领了风骚。但很少有人知道，黄梅调的正宗韵律源于石镇。

1953年春天，一个在水市大学学习外语的青年，本应该去朝鲜战场当志愿军的翻译，却因战争走向尾声未能成行。这个青年人后来竟丢弃了自己的专业，来到石镇从事黄梅调的搜集整理工作。那时的水市还是省政府所在地，青年的家也住在城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手工业主，主持着水市一座著名的酱坊。不过在那时，酱坊已开始衰败，坐落在江边的那座小楼刚刚被没收充公，成为征纳航运税赋的公事房。青年是到石镇文化馆上班的，负责剧目的整理。文化馆位于石镇的西端，一座木制穿枋带回廊的二层楼。青年住在楼上，他的后窗下是一片莲花塘。青年住下的头一个晚上，就听见了莲花塘对面的孙家祠堂里单调的锣鼓声。他可能因为旅途劳累而感到厌倦，但是不久他便为纯正的黄梅调寝不安席。这个晚上后来青年就去了孙家祠堂，在忽明忽暗的汽灯下，他看清了一个小姑娘正在有板有眼地唱着《小辞店》。在侧幕边上，立着一位穿长衫的中年男人，他的表情与这出伤感的戏文似乎毫不相干，显得平淡而枯燥。中年男人要做的，便是把端在手里的泥陶壶递给唱戏的小姑娘，让她下场后喝上几口。台下的青年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由此断定他们的关系是父女。他很想上台去同他们聊聊，同时对一把胡琴的伴奏提出意见。这胡琴太干巴了，他自语道，还不如清唱呢！这时候，有人递给了他一碗茶。青年侧过身，想掏出零钱付给这位在戏园子卖茶水的妇人。可是妇人没有接，妇人说：你这位先生是大码头来的吧？青年有些局促，说：我是从水市来的。妇人又问：严先生近日可还在城里登台？青年说还在，并说：我和严先生是朋友。青年说的这位“严先生”便是日后名声大噪的严凤英。青年这才知道，卖茶水的妇人和台上的父女是一家人，和严凤英曾在一个班子里搭过伴，中年男子即是著名的青衣由之先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在青年心中涌动着，他觉得自己和这一家人的缘分似乎已是前定。五年后，他被他们所接受，成了他们的女婿。

据说由之先生当初对这门亲是显得冷漠的。在婚期临近的前几天，他脾气很坏，几乎每天要摔烂一只碗。但他深知独生女儿的个性，覆水难收已是事实。他也奈何不过自己的堂客，在妇人看来，男人的不满是嫌女婿比女儿大了十一岁。她觉得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她也小由之先生十一岁。然而在1957年元旦后的第三天，当女儿被众人送上石镇文化馆的那座木楼时，由之先生竟独自关在家里号啕大哭了。这让他堂客十分生气，她骂道：你这辈子在台上还没哭够吗？养女总是要给人的，你就不为姑娘讨个彩头？由之先生用衣袖拭尽泪痕，然后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张签文。堂客不识字，但她知道这是一道凶签。

签文出自青云山脚下的一个瞎子。半年后，这个家庭发生的事证实了瞎子的预言。

我还在梦中徜徉，父亲推门进来弄醒了我，接着告诉我一件事：剧团昨夜烧了。我问是怎么烧的。父亲说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有人说是遭到了雷击，电线起火。我匆匆穿上衣服，随便洗了把脸，骑上自行车往剧团去了。那一片天空仍是灰暗的，像一块旧补丁，余烟尚在升腾着。一路上，我碰见的差不多都是剧团的职工，他们的脸上滞留着悲痛与沮丧。我问：烧得怎样了？他们说：你看看就知道了。远远看去，剧场的轮廓还算完整，我得到了一点安慰。可是当我迈进烧焦的门槛时，我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

我说不出话。我的胸口完全堵住了，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焚烧发出的爆裂声。这把天火烧掉了我的摇篮。我是在戏园子长大的。五岁那年，我触摸写有母亲姓名的广告灯箱被电流击过，我的右手小指至今还是略显弯曲。我帮助过这个剧团画过许许多多的布景。我父亲创作的剧目，最初是在这个舞台上立起来的。而我的母亲在这个舞台上站了近半个世纪。现在，它已成了废墟和焦土！我从剧场走到后台，从逆光中看见了母亲瘦削的身影。

母亲面对的位置应该是一面镜子。那是她的穿衣镜。镜子的左边是一个衣柜，放着她常用的行头。右边还有一个脚箱，那是外祖父生前使用的。在没有戏的时候，老人总是坐在这箱子上吸着黄烟。这面镜子记录了我母亲的一生。她九岁随外祖父走江湖，十二岁顶梁演《金钗记》，石镇剧团一组建，她便成了当家花旦。母亲的戏路很宽，除花旦青衣，她的小旦和刀马旦也十分出色。中年之后，她开始演老旦或者反串小生。1987年，我陪同一位戏曲史学家来石镇考察，便在这个剧场看了母亲主演的《孟丽君》。那一年，母亲五十岁。她在舞台上的扮相依然光彩照人。这个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的女人凭着过人的天赋与毅力，在这个舞台上挺立着，耗尽了全部的心血。

我走近母亲，轻轻扶着她。早已泪痕满面的她此刻无力说出更多的感叹，她只是喃喃地说：太惨了。

母亲只说了这一句。——1997年10月15日

那个阴冷的下午，少年离开河边后又去了老街的一家日杂商店。他想选购几件农具。县“五七”办公室已通知，凡下乡插队的学生必须于年底前去所在地报到。日杂商店的人对少年很热情，因为他们常请这个孩子来这里写楹联。那都是些根据客户需要现写现卖的货色。日杂商店的负责人是一个精瘦的老头，据说从前和少年的父亲私交甚好。在他看来，少年的字比他老子的更有风骨，面目也清秀得多。所以在少年选购完农具之后，他又额外送给了孩子一条毛巾和两块肥皂。1988年，当石镇人争相议论一部关于天灾人祸的长篇小说时，这个刚从日杂商店退下来的老头却在添油加醋地介绍着该书的作者，同时也炫耀着自己的先见之明。

少年又一次走过了那条小巷。一个小女孩正在巷口踢毽子，毽子踢飞了，落到矮屋的瓦楞上。少年放下手里的东西，替小女孩取下了毽子。小女孩用水市的话谢了他，少年有些意外，来自水市的声音让他在这一瞬间想起了小丹。

小丹一家是武斗平息后的第二年迁回水市的。算起来已过去五年了。搬走的那天，少年随外祖父回了老家，那是个离石镇十五华里的乡下，叫罐子窑。外祖父走江湖之前，是一名手艺不俗的陶工，能从一团熟泥中拉拽出各式各样的罐子和壶。那天，少年正在简陋的作坊里用心制作着花盆，他想把这件东西带回来送给小丹。半个月后，他回到石镇时，母亲把一封信交给了他。信是小丹来的。信上只说水市的中学很乱，那些同学把她看作是乡下人，她很苦恼。少年感到有些失望，他觉得这封信写得差劲，也写得干巴，而且字也相当难看。但这毕竟是他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信。于是他撕下了它的邮票，夹在笔记本里。第二天，他在带回的那只小花盆里栽下了一朵花。这花后来养了两年，少年却叫不出它的名字。不过，他还是很喜欢那张邮票，时常会拿出来看看它。

很多年后，在一次特殊的场合，他突然意识到这张小图画带来的某种暗示，感到了刻骨的忧伤与悲痛。

老街是狭窄而陈旧的。

你如果对建筑感兴趣，便会发现这条不长的街上还存有一些徽派的老房子。从街面上看，这些房子显得单薄而简陋，但它们鳞次栉比，纵深广阔，一个门洞的后面有十几户人家。少年的家就在这条街上，在最里面，后门正对着一条小河。那天下午，少年就是从后门进家的。他看见三个妹妹都在小院里吃着包装很漂亮的水果糖，尚未从丧期步出的外婆在生煤炉，用蒲扇驱散呛人的柴烟。少年便放下手里的农具，想接过扇子。外婆说：你于阿姨来了，在里屋。

于阿姨就是小丹的妈妈，是一名小学教员。她是从水市来的，她已经有五年没有回过石镇了。少年兴冲冲地推开里屋的门，看见于阿姨正和母亲坐在床沿上交谈，但是他有些惊讶，因为母亲的双眼已经红得厉害，而且于阿姨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喜悦，她只叹了声：孩子们都大了。少年这时似乎感觉到，一件意外的事已经发生了，但他不能确定是什么事。

母亲站起来，平静地说：收拾一下你的画，我们去水市。

少年问：就走吗？

于阿姨说：我是来接你们母子的。你爸爸回来了。

谁也不会注意那个黄昏从石镇驶出的一辆装粮食的大卡车。少年的母亲和于阿姨坐在驾驶室里，少年陷在粮食堆中。车向东行，他看见渐渐退后的西边天空突然整个地红了，像在焚烧。这一天里阳光失踪了，却意外地给天空涂抹上了最后的晚霞。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这个黄昏的晚霞沉淀在少年的记忆深处，变得古怪而奇异。

很多的时候，这怪异的图案被理解成沙漠，没有飘逸却日益凝重，它的形状又时刻为风沙改变。在这片沙漠上看不见旅人的足迹，你听到的只是那个人粗重压迫的喘息之声。

父亲的突然出现，在少年心中引起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感觉。那是激动伴随着恐慌、欣喜搅拌着悲凉、亲近又不想亲近。1957年秋天这个孩子从母腹爬出时，他的父亲已经成为右派。到了1962年，父亲平反无望只能遣返原籍。他曾经想把儿子带走，但遭到了拒绝。你自身难保难道还要把儿子弄死？年轻的母亲这么争辩着。于是，男人和石镇梨园这一家人分手了。他们对各自的组织打了报告，却不被允许对簿公堂。他们最后由组织出面代办了离婚。男人就此离开了石镇，第二年有消息传来，说这个男人在兴修水库时淹死了。女人感到困惑，她不相信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男人的水性实在太好了。1954年石镇遭受前所未见的大水，正是这个文化馆的干部挨家挨户给剧团的人送来粮食的，他怎么会淹死呢？但是女人也不敢去验证这个事实。1962年女人不过二十五岁，却已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了。过去的一切像是一出苦戏的彩排，这个女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懂戏文的意思，大幕便落下了。她不经意中扮演了一个无人替代的角色。1965年，女人有了第二次婚姻。但这一次还是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在跌跌撞撞几年之后，她自己走上了法庭，放弃了一切财产而要回了三个女儿。这一天，正是她三十五岁的生日。

天渐渐黑了。少年站起来已经可以看见水市的灯火。风很大，但少年浑身发燥。他在这前后两小时里思绪纷乱，他感觉到父亲的轮廓在慢慢清晰起来，但面目则更加迷离。他现在离父亲越来越近了，近到伸手可触，可他还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这感觉在折磨着他，他甚至感到了疲倦。他已经习惯了没有父亲的日子，现在这一切突然改变了，他显得不知所措。他难以想象一会儿将有一个男人被指认为自己的父亲，而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汽车便在此时驶进了市区。与石镇相比，水市显得要繁华得多。街道宽阔，楼房高大，灯火灿烂。卡车没有直接进市区，而是在西门的一个路口停下。他们都下车了，然后就沿这条路往南走，走上坡面，远远地就看见齐叔在那个巷口等候着，但少年没有见到齐叔的女儿，他的小学同学于小丹。

当年那座老房子业已拆除，你见到的仍是一个复制品。1974年12月的那个夜晚，水市的街面十分冷清，走动的行人都将大衣的领子竖起来，那一夜风大却不显出声音。无声地逼迫着你。齐叔领着他们走进这座房子时，里面已坐满了人。他们都是父母的朋友，在等候着这离散一家三口的团聚。少年已有些紧张，他在判断着谁将是自己的父亲。而这时候听见齐叔说，父亲刚刚去邮局给石镇剧团挂电话了。少年的心有所平缓，他坐在靠门的那张椅子上，屋里的大人正打开他的画夹，在传看着他的画。不断有人推门进来，都还是父母的朋友。他们得知某某人从巢湖边上回来了，必须见上一面。毕竟，他们也是分别了十几年。这些人都是黄梅戏的有功之臣，从最初的《打猪草》《闹花灯》，到鼎盛时期的《天仙配》《女驸马》，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付出。这些是很长时间之后少年才知道的，那时，他已是一名小说家了。那个晚上，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母亲当年的演出和眼前少年的画作。少年显得有些羞涩，这时，他看见坐在对面的母亲表情发生了变化，她的视线落在了少年的身后。少年便下意识地转过身，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穿着一件略显臃肿的棉袄的男人正从门槛迈入。接着他听见母亲轻声地说：

这是你父亲。

1974年12月我在水市与父亲见面，其时我刚满十七岁。如果走在街上，他不会认为我就是他唯一的儿子。他离开我们母子已有十二年。一个轮回。实际上，这个父亲对于我是刚刚诞生——童年的记忆早已消失得一干二净。依稀可辨的是1962年秋天，我随母亲去水市，和一个男人一起吃西瓜，但我无法记起他的形象。所以当他被母亲指认后，我显得很尴尬。面前这个男人完全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伯伯，与石镇人所说的那种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简直格格不入。我难以把诸如大学、外语、志愿军翻译、戏剧家这些字眼与这个陶俑似的形象联系起来。但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喊了他，接着一种亲情的气息非常自然地在我们之间传递。很多年后，我写过一篇小说，其中一个细节是讲一个产妇怀疑护士把自己的孩子抱错了。那个护士质问她：你凭什么说抱错了？产妇说：我一嗅就知道这不是我的儿子。她的话被视为不可思议，但却是对的。原来这个母亲的孩子生下后就死了，丈夫怕她受刺激，才借别人的儿子一用。我要表达的，正是这种“一嗅就知道”的亲情。

那天晚上，齐叔后来烧了一锅胡辣汤，姜味也浓，大家都喝。大人们谈论着这些年发生变化的一些人事，比如说谁得肝癌死了，谁摘了帽子，谁已调动改行了。我才知道，这些人往日也是不多走动的，尽管这个城市很小。然而正是这些人促成了一个家庭的团圆。在那个年代，他们只能自己帮自己。夜已深，人们陆续离去。我已经知道小丹陪她的一个表姐去城西住了，今晚不会回来。我似乎有些失落，很想见到她的一张照片，可是没有找到。这时候，父亲才开始看我的画夹，那都是些素描和速写，也有两张色彩写生，其中一张画的就是我从罐子窑带回的那只花盆，但栽的是一棵向日葵。父亲看过，没说什么，又让我写几个字。我便用钢笔写了“鲁迅先生”。他还是没说什么，接过钢笔也写下了“鲁迅先生”。这让我诧异，因为他的字写得实在太好了。

我们在水市住了五日，父亲又返回了巢湖农村。不久，我收到了由齐叔转来的父亲的第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让我冷静地思考一个问题。“你这辈子是想留下几本书，还是留下几张画？”他这样写道。我回信十分肯定，我说我此生必须做一个出色的画家。那时我还不知道达利和毕加索，心中的偶像是列宾、苏里科夫，甚至包括列维坦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家。

现在我得说说小丹了。第二天，大人们要去另一个地方聚会，于阿姨便安排小丹回来替我做饭。那时我还睡在床上。我的床头挂着一件钢丝背心，那是齐叔用的。他回到水市以后被安排到码头当搬运工，腰椎受了重伤。齐叔和父亲是同一批在石镇划上右派的，为此父亲一直感到内疚，因为当年是父亲把他拖到了石镇，他们想在黄梅戏的渊源之地大干一番伟业，结果却双双成了右派。那个上午我有些懒散，靠在床头看一本过期的什么杂志。昨夜的事对我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只是觉得突然了一点，忧伤却是在一年之后。这时，门外有了声响，小丹回来了。第一眼见到小丹我还不敢相信，她已完全像个成人，而且长漂亮了。这或许得助于她的一面口罩，这个平常的东西使她眉眼呈现出极大的诱惑，也使她的头发显得更加亮泽。我喜欢女孩子戴口罩一定源于此刻。这种喜欢同欣赏雪后的景象心理上是完全一致的。雪使一切删繁就简，于是在你的视觉上便产生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奇特效果。我记得小丹取下口罩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饿吗？她的口音已完全变成了水市腔，软软的，但听起来很舒服。我说我不饿。她又问我的鞋码多大。我说三十九码。她就有些吃惊，说你只比我爸爸小一码呀。小丹说她妈妈让她今天为我买一双球鞋。我想这应该是送给我去农村的礼物吧，就问小丹：你下乡吗？小丹说，怎么不下呢？我的户口都寄过了。我们就这样随便说着话，我起床时，她就把我放在椅子上的毛衣什么的一件件递给我，然后又去厨房替我准备洗脸水。她问：你带牙刷了吗？我说忘了。她说那就用我的吧。我看见她把牙膏挤到一把小牙刷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仍是那么鲜活生动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我在感到寂寞的时候，总是凭借着这样的记忆来慰藉自己。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已经长久地占有着对方。但小丹不是我的初恋。——1997年10月17日  梅岭： 1975年2月

这就是梅岭。它并不高，但陡。一条很瘦的石子公路从岭间跌落下来，岭脚的这个小村子叫牌楼。这年春节刚过，少年便来到了这里。那是个有霜的早晨，公路两边的枯草白花花一片。他肩着行李和农具，走得摇摇晃晃。在接近村子时，他发现了一只很小的黑狗，它跟了他一路，后来他就收留了它，取名副官。

少年被安置在生产队队屋的披屋里。队屋一般用来开会学习，但那时更多的是用于祭奠村里刚死的人，在这儿摆设灵堂和说书。他住下后的几天里，总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觉得奇怪。怕什么？鬼吗？他大大咧咧地一笑，我不怕死人。那个时期少年似乎有些兴奋。干活虽然很累，但非常自由，不想干也可以不干。差不多每天黄昏，饭碗一丢，他就带着小狗副官去了梅岭。由石镇开往水市的最后一班车总在这个时刻在岭脚下停住。司机脸一黑，叫所有的乘客下车，再让他们把大客车推过岭。这个景象让副官激动，它在边上嗷嗷叫个不停。那时少年坐在一块黑色的巨石上，悠然看着岭脚村落升起的炊烟，他很喜欢这道自然的风景。

但他从未画过炊烟，因为每天炊烟的形态都在变化，他不想束缚这自由的东西。他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地上的炊烟升到九天便成了云朵，它们都是变化而自由的生命。

1975年春天难以磨灭。两个月前，他见到了失踪十二年的父亲，也见到了离别五载的小丹，他的心情很好。在水市的那几天，他和小丹玩了很多地方。一天夜里，他们去剧院看戏，小丹介绍他认识了她的表姐雨浓。他一下对这个名字有了好感，接着他发现了雨浓的美丽。戏不怎么样，但那个晚上他激动不已。雨浓那时刚从卫校分配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或许是这个原因，散戏之后她坚持要看少年带来的画作。绘画一定要懂人体解剖对吗？雨浓这样问道。于是少年拿出钢笔在纸上信手画出了一个男人体，骨骼和肌肉准确无误。雨浓的脸上露出了钦佩与惊讶，说：你画得真好，你以后一定得上美术学院。少年在这个瞬间有些难受了，他想起了不久前同学的入伍，觉得上美术学院是绝不可能的事。他将去农村，从那儿上大学要靠推荐，这就轮不上他了。少年说：我上不上美术学院没关系，但我会做一个不错的画家。那时候小丹正在边上洗衣服，说：你别胃口太大，能在剧团画布景就不错了。他有些不悦地看了小丹一眼。外面响起来，下雨了。雨浓看看表，说明天有手术，得早点睡。小丹就让少年用伞送送表姐，她还得把衣服洗完才能过去。少年突然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雨中的街道上行人稀疏。你或许觉得这一幕同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有几分相似，只是现在这把伞已举得很高。从前的那个雨夜充满着恐怖，现在伞下是一片温馨。他打着伞，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他的余光一直停在雨浓的脸上，为她的刘海和长睫毛所痴迷。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彼此没有更多的言语。雨浓问：你明天走吗？他说可能走，因为母亲将有演出。雨浓说：下回来水市，找我。你估计什么时候能来？他说不知道。雨浓又问：你和小丹同年？他点点头。雨浓笑了一下，说：那你也可以叫我表姐了。他没有叫，他说：其实你只比我大两岁。雨浓说大一天也是大呀。没多会儿，到了雨浓的家门口。雨浓谢了他，并让他记住她家的门牌号码。

他回来时，小丹正在为他铺床。你怕冷吗？小丹问道，要不要给你灌一个热水袋？他说：不需要，我不怕冷。小丹突然对他一笑，问道：雨浓很漂亮是吗？他愣了一下，点点头。他说雨浓像一个电影演员。小丹说她不喜欢雨浓的工作。他有些不解，说：女孩子当护士不是很合适吗？小丹说：我可不想天天翻人肠子。这句话令他很生气，就去厨房洗脸了。以至于小丹何时离开的他也不知道。这一夜，他过得极不平静。大人们还没有回来，他偷了齐叔的一支香烟，在厕所里吸完。这是他生平第一回抽烟，觉得辣。但以后就慢慢抽上了。第二天，他被父亲唤醒时显得有些慌乱，因为他做了一个十分羞耻的梦。

副官突然惊叫地窜起，他的思绪随之中断，接着他发现了一条绿色的细蛇正昂头注视着这边。他拾起一块石头砸过去，那蛇“嗖”地腾空跳了起来，再快速钻进了蒿草之中，就像高压水枪射过似的，蒿草整齐地倒向一侧。暮色浓重了，月亮浅淡的轮廓出现在炊烟的背后。1975年2月的乡村之夜阴森而寒冷，少年坐在煤油灯下临摹着一本著名的连环画。他的窗户没有玻璃，而用一块装化肥的塑料袋钉死。有雨的时候，窗户便如炒豆一般。这个夜晚显得宁静，这个夜晚的他又格外地不平静，他有了强烈的对性的渴望——他不断梦见雨浓的身体，但全都不清晰。那些像柳叶一样的身体在飞动着，千姿百态……

很多年过去，关于雨浓的身体仍是这样朦胧的图画。他与这些身体在梦中纠缠，但他一次也没有拥有过。有一次他几乎亲近了她，可无论如何也抱不紧，就像在水里捉不住一条大鱼。只有一样东西如铁找到了磁铁，永远忠实地属于他，这就是雨浓的手。

1992年我在海口，有时候夜里无聊便出去看录像带。一夜，看根据白先勇小说改编的《玉卿嫂》，台湾影星杨惠珊的那个手的特写让我震动。这正是我的梦中之手、雨浓的手。那个晚上后来我想起了许多事，内心塞满了忧伤。在我决定写这本书时，最先占据我思维的也还是这只手。我从犁城返回石镇的那天夜里，在那个总让我迟疑的三岔口，我其实在思念着雨浓。多年以来，我把雨浓视作我的初恋。可我从未向她表白过。我今天的坦言仍是在对自己进行安慰和疗治。有一个时期，我的父母私下认为我和小丹相处得挺好。他们对此持中立态度。那时期我经常去水市，却屡屡和小丹失之交臂，她差不多总是在我到来之前过江了，回到她插队的地方。大人们当然不知道我是为了雨浓而去水市的，直到1976年秋天，一场意外的事故才使他们暗自吃惊。但是小丹知道我的心思，我却感到了困惑。

这些年我总在反省。我发现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情感的方式带有许多规律性。在每个阶段，总有两个女性从不同的位置介入到我的生活中来，形成一个球体的两半，于是这生活便滚动起来甚至飞腾。当一半受光时，另一半则处于阴影之中。

但是我不能失去其中的一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生活就形同陀螺在原地打转，除非用鞭子抽着走。

今天早晨起来我就检查了一下车，油还不少，去水市是足够了。年迈的外婆抱着一盒西洋参过来，让我捎给齐叔。老人已八十三岁，视力消退殆尽，神志却还清楚。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齐叔这个男人。我五岁进幼儿园，每天的接送都是这个外婆。一个雨天，外婆来接我，正碰上齐叔来接小丹。那时齐叔刚刚摘了右派帽子，而我父亲却遣返了原籍。外婆的眼红了。齐叔知道老人在想什么，便抱起我，让外婆牵着小丹。多少年老人一直对我重复唠叨着这一幕。她也曾向我试探过我和小丹的关系，她盼望小丹做她的外孙媳妇。1975年冬天，老人去水市做白内障切除手术，小丹伺候了她半个月。

见到齐叔给我带个好。外婆说，他要是还能动，就接他来石镇过一向。老人禁不住泪水溢出。我扶她坐到阳光里，顺便号了一下她的脉搏。老人拭拭眼泪，又问：小丹夫妻还和气吧？我说他们过得不错，去年刚分了房子。老人问：你看见过了？我说是小丹在电话里讲的，我们常通电话。

父亲走过来说：抓紧时间走吧。

由石镇出发，行至八公里后有两条路可以通水市。我现在走的是往南去的一条石子公路，不用说我想在梅岭脚下停一会。这些年我回来上不了这条路，每每都是从当年的公社边上一擦而过。1988年我从省委机关回来探亲，一位副县长曾陪我重返梅岭。那次县里派了一辆伏尔加车，副县长还带了秘书，显得有几分派头，却让我紧张。我没有走进牌楼村，只到公路边上的一个菜棚坐了会儿。公路边上横七竖八堆放着不少石碑，这大概是农民们的副业，但村子的面貌几乎没怎么改变。当年我住的那个披屋还在，窗户上还是钉着化肥袋，显然一直没有人住。我后来问卖茶的年轻媳妇，可记得有一个知青曾在此插队。媳妇一口就说知道，并说这人现在是省里的干部，可她想不到这人此刻在喝她的茶。那一会，我好像情绪有些波动，细想离开此地已有十余年。现在呢，又是十年过去了。以前读过一些朋友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总觉得过多的壮怀激烈，又过多的悲怆苦难，让我隔膜。或许那时我太幼稚，抑或这儿与塞北南疆显著不同，我对这段生活和这块土地都没有太多的留恋。

我把车停在梅岭上。刚才路过村子时，我试图停下，又很快改变了主意。说实话，我不想亲近那些岁月。我不是革命家，没有规定圣地的欲望。我也不是企业家，能掏出大把的钱资助这儿旧貌换新颜。我是个作家，但多年以来我寻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做一次完美的表达。我宁愿把这儿当作一道风景，看一眼就够了。——1997年10月18日

那个后半夜他听见了狼嗥。起先，他以为是哪家婴儿的啼哭，但副官惊慌失措的样子让他明白了。狼的叫声十分悲惨。他仔细听着这悠扬的悲声渐渐远去，他想这匹狼一定是潜入了山里。过了些日子，狼又回来了，并在一个星光惨淡的夜晚与他相遇。当时，他们相距不过二十米。

那天晚上他去公社广播站吹口琴，吹的是《打虎上山》。他对着麦克风吹奏，有线喇叭传出的效果倒很像是手风琴。但这个节目还是出了点问题，临近结束，蹲在旁边的小狗副官兴奋地叫了起来。公社武装部部长后来责问道：你这是打虎还是打狗？这让广播站的负责人很紧张，据说第二天还写了一份检讨。他却感到很开心，一出公社大门就点上香烟，然后撒尿。副官站在一旁对着墙角的一只蛤蟆做出攻击的姿态，喉咙里发出拉锯般的声响。他踢了踢副官的屁股，说你他妈的害我犯政治错误。副官就老实了，在他后面一声不响。天开始暖了，田里的稻生长得很好。他的腰又觉得酸了。插秧那一阵，每天黎明即起，一直忙到天黑，有时候还得带饭去田埂上吃。难得有这么一个夜晚，也难得有这份外快——去公社广播站吹半小时口琴队里可记半个工，折人民币三毛四分钱。他想去河边看看，或许能摸两条黄鳝。这个季节的黄鳝很肥。于是他就插上了一条小路。零散的几点蛙声使夜更加宁静，月亮渐渐亮起来，路上像落了一层霜。

忽然副官的喉咙里又在拉锯。他抬头往前看，小石桥的正中央蹲着一只狗。但仔细一看，这分明不是狗，副官是不会对它的同类挑衅的。狼！他一下觉得腿软了，接着向后退了两步，他看清了狼的粗尾巴横在一边。他弄不清是副官贴着他还是自己挨着狗，总之那一刻他们像长在了一起。他又向后退了一步，他想，如果狼很快扑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反应该是什么，是躲闪还是迎击？他的手伸到裤袋，紧紧握住了那把口琴。但是，狼掉头走开了，走得不紧不慢。他便退着跑到了公路，吓出了一身冷汗。很多年后，那时他在海南岛，他向一个女人叙述这一幕时，做出了另样的思考。他认为那匹狼实际上已从心理上消灭了他。眼前浮动着那狼持重的行姿令他肃然起敬。

那以后他很少夜间出门。即使出门，也需要带上一件武器。最初他选择了菜刀，后来他又请当地的铁匠打了一条链鞭，他把它系到了腰间。他也感谢副官的忠勇，当狼来临的时刻同他“长在了一起”。副官成长得很快，到了这年夏天，它已变成了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这条有洁癖之嫌的狗居然像水牛一样喜欢待在水里，它的毛发总是那么一尘不染，在阳光下呈现出乌亮。

不久，“双抢”到了。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每日起早贪黑。他忍受不了任何一件农事，想告假去水市。可是他又羞于启齿，队里正缺劳力，连外地干散活的瓦匠都召回了，学生们也整天扑在田里。他没有理由退却。那些日子他把自己看成了副官的同类，他累惨了，食欲减退，一有空就躺到树荫下。副官在边上巡逻，替主人驱赶着苍蝇。

一天夜里，他被安排在稻场上看稻。睡在竹床上，望着天上的月亮，他很沮丧地想道，这种日子何时能有个尽头？现在他才意识到户口的分量，他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而不是以前的下乡学农。他和村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而招工的指标历年都很少。这个公社有一百多名知青，来自上海、西安、犁城、水市以及石镇。从以往的情况看，越是大城市下来的就越容易先上调，那么他就是底层。即使轮到石镇，也还必须优先满足那些有来头的人家的子女，就是说，他是底层的底层。他不能不沮丧。

副官不知从哪里蹿来了，对着它的主人直摇尾巴。他想这畜生饿得真快。这时他听见村里的孩子在喊：下放学生，有人找你来了！他欠起身，看见月光下一个姑娘正被几个孩子簇拥着向这边走来。他看不清她的脸，迟疑着穿上背心。那人近了，并叫了他的名字。天，竟是雨浓！

雨浓是参加地区医疗队到石镇进行巡回医疗的。她工作的区域不在梅岭，而是清埠，靠近琴河边上的一个公社，距梅岭大约二十公里。明天她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今晚让公社的车送她来了这儿。雨浓给他带了一篮子鸡蛋和一瓶麦乳精，她说鸡蛋是清埠的那些病人家属送的，留给他当菜。他突然有些伤心，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煤油灯下，雨浓穿着一件紫色的的确良衬衫，上面印着白色的藤蔓。她刚洗过的头发束着一方手帕，像一只大蝴蝶。雨浓看着他，说：你瘦了，也黑了。他笑了笑，把一盘蚊香移到雨浓边上。雨浓又问：还在画吗？他说还在，就把画夹打开。雨浓一张张看着，评价着。他在旁边替她打着扇子。现在他觉得心情好起来了。雨浓指着一张肖像素描说：这有点像我。他没吱声。雨浓又问：是我吗？他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是凭记忆瞎画的。雨浓说我没你画的好看，我的眼睛没这么有神。他把茶杯递给雨浓，说：下次去水市我对着你写生吧。雨浓侧过脸问：什么时候去？他说“双抢”结束。雨浓点点头，又问：画小丹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小丹的特征不明显。这句话显得毫无底气。雨浓就不再问了，把一个盒子从包里取出，那里面装着红药水、紫药水和常备的药品，还有胶布棉签之类。雨浓说，身体要注意，梅岭这一带有血吸虫病史，要保持定期检查。然后她说：我得走了。

他抬起头，问：就走？

雨浓说：车还在公路上等着呢。

他没有再说什么。副官从外面跑进来，安静地蹲在了他边上。

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没有印证那个晚上雨浓的心情而懊恼。事实上，那天晚上她一离开，我就感到后悔。我不满十八岁，没有勇气去拥抱一个女人，我后悔的就是这个。我不在意雨浓的拒绝或接受，只需要一个确切的结论。但是一切就这么过去了，构成了一个永远的悬念。那个晚上我辗转反侧，一宿未眠。黎明时天下起了大雨，我把副官锁在屋里，动身往清埠赶了。

雨越下越大，雷电交加，公路上见不到一个人和一辆车。没有多久，我浑身已淋透了，伞无济于事。那些雷电！似乎就劈在我的附近，现在想起来还很害怕。我想雨浓他们一定是乘船回水市，那班船我以前坐过，早班开航在九点，我应该是能够赶到的。那时大约是清晨七点，我已经走了一半的路，觉得很有把握，而且雨也渐渐小了。但是我的脚已被凉鞋的金属纽扣磨破了。鲜血淋漓，雨水浸到创口火辣辣地痛。于是我停到路边一座废弃的茶棚里，拔了几棵草来隔开纽扣，同时把上衣脱下来拧了一把，这时，一辆摩托车在我边上停住了。骑车人撩开雨衣帽子，对我叫道：这么早去哪呀？我认出这是石镇邮局的老王，他负责跑这一线的邮路。我有点喜出望外，没想到这么早会碰见他。我说去清埠。他头一歪，说快上来吧。然而我没有想到事情给弄糟了。

老王是去一个叫刘家桥的地方报丧的，邮局的一名职工昨夜得脑溢血突然死了。刘家桥虽然离清埠只有三公里，但那名职工的家却在山之北。而且我们一到，死者的家属就像天塌了似的对老王跪下，哭得死去活来。我看老王一时动不了，只好重新上路，这时的脚便更加疼痛，几乎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结果等我赶到清埠码头，去水市的早班轮船刚刚开走。我甚至看见了它的影子在烟雨之中。

那个早晨我沮丧而痛苦。我呆呆地站在那个小码头上，很想找到一件活干，因为我身无分文，口袋里只有三斤粮票。我想挣出一张船票去水市，把昨夜没有敢说出的话，对雨浓说出来。可是码头上不存在散活，我只好返回梅岭。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回来的。这一天里，我饿着肚子走了近五十公里的路。回到自己屋子，副官一下子就将我扑倒了。这畜生也饿了一天，把该吃的全舔光了。我不禁流下眼泪，开始生火烧水做饭。那会儿，我感到冷得不行，牙齿格格地碰到一起。我打了八个鸡蛋，吃了三个就不想吃了，余下的都喂了副官。当夜，我便发起烧来。我躺在床上，脚上涂了红药水、缠了纱布，又吃了几片治感冒的药，不久便沉沉睡去。我又一次梦见了雨浓，依旧是那么的不清晰。我能看见的看清的还是她的手。所不同的这回是一双手，半张开着，像是在迎接着什么，更像是在使劲抓住什么。那时我没想到这梦中的手势竟是一个可怕的隐喻。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无法摆脱这梦中的手势。我总是在假设，假设那一天我赶到了清埠码头，对雨浓说出“我喜欢你”“我爱你”，以后的事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甚至我们两人的命运都将因此改变。然而这一切已不可能。现在，我驾驶着车已临近了水市，路边的风景不断从眼前掠过。城市在变化着。我奇怪地发现，这个城市好像每年都在修路，其中有些路是挖了修修了挖，没完没了。这个城市给了我太多的回忆，可每一次接近她，我都显得笨拙不堪，我似乎总是一个匆匆过客。——1997年10月18日

病中的齐叔是安详的。他已从医院回到家中，放弃了治疗。他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