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潮与文化选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董丛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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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潮与文化选讲试读：

前言

本教材是在前用同名课程讲稿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现分为上、中、下三编，另置附编。

上、中编是社会思潮方面的内容。所谓“思潮”，与“思想”有联系又有区别。思想可以是群体性的也可以是个人性的，可以相对集中也可以呈零散的形态；而思潮则强调“思想潮流”，它一定要具有起码的规模和影响力度，是群体性的合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思潮就不可以有典型的代表人物，恰恰总是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某些著名思想家，成为有关思潮的代表。思潮同思想一样，同样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就中国近代的思潮而言，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呈现特别纷纭复杂的态势。本教材不求面面俱到，而是选择相对进步的思潮为主线来讲。

上编

当然，所谓“进步”思潮只是与当时落后思潮比较相对而言，并不具有绝对性。一则，它本身在当时也存在局限和缺陷；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在一定时间里先进的思潮有可能蜕变为落后者，新陈代谢的特点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在上编所涉思潮体现得尤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在讲相关进步思潮的时候，尽量注意与它的相对落后面作对比，特别是对有典型论争情形者更是这样，以便在对比中凸现进步思潮的特色，同时也是为了兼对落后思潮作可能的介绍，使内容较为全面一些。

下编对有关“文化”内容作概括介绍。所谓“文化”，是一个弹性幅度极大而又众说纷纭的概念。上编所讲的思潮方面的内容，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即“思潮文化”。下编则移开这一特定角度，选择教育、学术、宗教几大方面的内容予以概略介绍（如《学术》一章中只选儒学和史学，《宗教》一章中只选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即本教材的后三章。这类内容，是一般中国近代史教材中较少集中讲到的，我们需要有所了解。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对上、中编思潮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理解，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上、中、下编是本教材的主体部分。所依原讲稿，即参考、利用了多种中国近代史方面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中的相关内容，酌情或径予采录，或据以摘编。此次修订编写，仍予基本保留，较集中者均随文注明出处，在此向原书、文作者一并鸣谢！在可能条件下，同学们若根据注释觅及原书、文作扩展性阅读，对学习自然会更有帮助。除此之外，不再专列参考书目。再就是，注释不求过繁，一则适当把握出注数量；再则注项酌情精简，如版本之项，今版同一种书只在首次出现时出注，不会导致版本淆乱的古籍则该项全略。

附编是有关参考资料选编。之所以选编这样一部分内容，是基于下述考虑：学习思潮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有必要配合阅读一些典型文献资料，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有关书籍或许不太好找，即使找到在篇目选择上也往往碰到困难，这里我们适量地选编一些，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再者，选编这样一部分内容，前边的讲义中可以适当简化对原始材料的征引，大家可通过阅读后边的相关资料专篇，来获取相应的补充印证，这样，更有助于对有关史料的完整性认识，避免断章取义而产生的片面性。还有，可以通过研读资料专篇，来进行对文献资料的内涵理解、信息挖掘、选择运用等这样一项重要基本功训练，而这项基本功是我们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决不要把下编内容视为可有可无，需配合讲授内容阅读。在文献资料的选择上，力求针对性强，短小精悍（对过长的文献采用节选方式），并尽量选取较为易读的，避开文字上过于艰涩者。即便如此，大家在自行阅读所编选的这些参考资料当中，仍可能会碰到字词、典故等方面的一些困难，不必在非关键性的问题上太过胶着穿凿，应着重求取把握基本意旨。

本教材的出版，得到学校教务处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感谢！也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对书中的错误和不妥随时指正。编者2011年12月上编

第一章　经世致用思潮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兴起的背景

先需要说明“经世致用”一词的涵义及使用情况。就涵义来说，它是指在治国安邦、匡时济世方面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可以说已成为习用的词语。“经世”，按照《辞源》中的释义为“治理世事”，《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治理国事”，大旨无异。“致用”，上述两种权威工具书的解释都是“尽其所用”，并且例句都是引证《易·系辞上》中“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句。另外，“致用”还有“付诸实用”的义项（如成语“学以致用”）。而“经世”、“致用”联结起来，无论是指在治理国事、世事方面能够“尽其所用”，或是“付诸实用”，自然构词本身都是讲得通的。《辞海》中则直接收录有“经世致用”一词，释义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这显然是更有特指性的具体解释，并且是就人们熟知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代表性人物的“源头性”相关思想而言的。而这种思想，在彼辈人物之后虽一度衰落但并没有泯灭，进入晚清之际及其后，在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下又有新的发展，直接使用“经世致用”一词的也不乏其人。不但大师级人物梁启超多年间曾屡[1]屡用之，而且更早于他的使用者也有其例。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间，由陕西学政赵维熙主稿、与该省布政使张汝梅会同陕甘总督陶模所上，关于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的奏折中，即有谓：“圣门论学，不尚空疏，游艺继于依仁，政事先于文学。后世士大夫或专精训诂，或仅事词章，或空谈性理，而于经世致用各学，转致少所钻研。”[2]将其所谓“经世致用”各学，与此语前边所指种种偏弊对应起来理解，其意自可更明。至于在现在学界，“经世致用”一词使用频度之高、范围之广，更是有目共睹，成了一个约定俗成并且指义明确的习[3]用、常见词语。

从学术传统的角度看，经世致用思想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便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4]最高体现”。但经世致用也有鲜明的时代性。与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有着直接渊源关系的，是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所倡导的实学思潮。他们主张治学和行事，都要按照经世致用的原则来做，摒弃那种空疏无实的弊习。这派人物也的确能够身体力行，开一代新风。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思想风习并没有能够逐步发扬光大起来，在清前期的相当长时间里受到了压抑和阉割。到了鸦片战争前后，这种思想才又蔚成风气，并较以前包含进了新的时代内容。

经世致用思潮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得以兴起，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分不开。

一是社会政治方面。这时清王朝已经明显地走上了衰败之路：朝纲废弛，政治腐败，官场贪污盛行，贿赂成风，巧取豪夺，祸害民众。有人对此作有这样生动的揭露：“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借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归未数日，胥差又至矣，门丁又至矣，[5]必罄其家产而后已。”社会经济也趋于凋敝，国家财政困难，民众生活困苦，灾害频仍，流民充斥，饿殍遍野。军队也腐败不堪，武备废弛。清朝拥有20多万人的八旗兵和60多万人的绿营兵，总共接近90万人，数量不为不巨，耗饷不为不多，但形同虚设，平时军官不理营务，只知克粮冒饷，花天酒地；士兵不勤操练，整日游闲，甚至吸食鸦片，聚开赌场。一旦有事，这样的军队何能应付？统治者骄奢淫逸，广大民众生活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嘉庆朝的白莲教大起义，绵延近十年之久，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地域上波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天理会起义也波及数省，甚至有林清率领的一支仅200人的队伍，就一举攻入紫禁城之事，以至嘉庆皇帝惊呼这是“汉、唐、宋、元、明[6]以来未有之祸”。外患也日益侵逼而来。外国奸商、海盗不断骚扰，特别是鸦片输入不断增多，渐成泛滥之势，鸦片战争的爆发，便是以此为直接导火索的。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从以往通史课的学习中当已有较多了解，这里不再作详论。总之，是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前，有识之士的忧患意识不断强化，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国计民生，勇于揭露时弊，呼吁进行改革，以求克服危机，救国救民，于是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并使之成为一股思想潮流。

二是学术文化方面。由此可以窥及经世致用思潮更为内在和直接的生发路径。我们对这方面的有关知识或许了解不够，这里拟作稍详细的阐述。

明清之际的经世派，讲求通经致用，求实摒虚。譬如顾炎武即颇典型，他主张为学要“明道救世”，著书立说应有裨于世用，反对空疏虚玄、游谈无根。他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就很典型地贯穿经世致用的思想。由这种指导思想所决定的治学方法，则是注意考证，凡事推究本原，明了来龙去脉，把握真相。梁启超把顾炎武视为所谓清学的“黎明运动”的第一从事人，并将其学术研究的方法归纳为[7]“贵创”、“博征”、“致用”三个方面，清代考据学成为学术重镇，便与顾炎武辈的倡导作用分不开。

不过，清代的考据学并没有按照经世致用的路径健康发展下去，而逐渐走向了厚古薄今，脱离现实，沉溺故纸堆中钻牛角尖，做文字游戏的歧途。到了乾隆、嘉庆时代，带有这种流弊的考据学达到鼎盛。其间，虽也有戴震（字东原）、章学诚（字实斋）等少数经世意识较强的学者，但他们在当时并不被推重。当然，乾嘉考据学在考订整理古籍和史料研究方面也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对此不应抹杀，但总的看来，是在清朝统治者文化高压政策下的一种文化畸变，所谓“文字[8]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诚不失为这种“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当时许多士人都把远离现实的考据学作为明哲保身、安身立命的一种手段。因为汉代特别是东汉儒生治经，多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清代考据学者标榜以之为依归，故其时的考据学习称“汉学”，与作为理学的“宋学”相对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以“家家许（慎）郑（玄），人人贾（逵）马（融），东汉学灿然如日中天”来描述乾嘉考据学“兴盛”的局面。这种情况，因为不会发生妨害清朝统治的政治异端，故为清朝统治者所认可，把“汉学”与“宋学”并列为其“官学”。但这种学术文化局面，与关注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民族危机、寻求解决路径的现实需要自然不相吻合，有识之士便大力张扬经世致用的思想旗帜，以矫“汉学”的流弊，复兴“今文经学”成为他们所使用的重要手段。

所谓“今文经学”是相对“古文经学”而言，它们是儒家经籍的不同统绪，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两大学派。今文经，指汉代学者所传述的儒家经典，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大都没有先秦的古文旧本，而由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传授，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汉武帝时表彰儒家经典，建立经学博士，所用的都是今文经籍。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书写而由汉代学者训释的儒家经典，相传原本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起初古文经只在民间流传，到西汉末年才开始形成与今文经一争高低的势头，并逐渐也成为“官学”，东汉时已颇显兴盛。古今文经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文字和来源的不同，也不仅仅在于篇章上的差异，而是牵涉到对经书内容的理解和解读方法。古文经学派一般认定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重视对所发现经书的校勘考订，治经注重名物训诂。乾嘉考据学派基本上便是沿袭自这条路径。今文经学派则认为经孔子“制作”的经籍包容进了其“托古改制”之义，他们治经注重挖掘和发挥“微言大义”。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人物，多利用今文经学与“汉学”对抗，为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张本。[9]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之源，可以追溯到乾隆时代的庄存与，他[10]的两个外孙兼弟子刘逢禄和宋翔凤，继承了庄氏的衣钵，进一步巩固了今文经学的阵地。不过，他们基本上还是想走西汉今文经学的老路，尚无鲜明的经世致用、改革弊政的思想要求。到了龚自珍、魏源等人，才借今文经学高扬起经世致用的旗帜。

当然，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人物，未必都是典型的今文经学家。不过，其时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又确实与今文经学的复兴有着密切联系，我们需要对此有个大概了解。[1]如他从1901年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到19世纪20年代撰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即有多处用及该语。[2]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27页。[3]本段据董丛林《胡林翼政迹与人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199页。[4]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930页。[5]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胪书》，《张亨甫文集》，卷三。[6]魏源：《圣武记》卷十。[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12页。[8]同上书，第28页。[9]庄存与（1719～1788），江苏武进人，官至礼部侍郎。[10]刘逢禄（1776～1829），江苏武进人，官至礼部主事。宋翔凤（1799～1860），江苏长洲人。

第二节　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内容和代表人物

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依据相关著述的论列，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指斥时弊，呼吁变法。从嘉庆中叶到道光年间，许多士人对朝政的各方面病端给予更加严厉的抨击。经济方面，他们谴责清王朝“开捐例，加赋，加盐价”，好比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地方官吏“其贪以浚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权贵兼并土地，造成“无地者半天下”。政治方面，他们指斥士大夫“廉耻道丧”，官僚阶级骄奢淫逸，专制君主以“势、利、名私一身”，引起觊觎争夺之乱，这样的政治机器“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制度使“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经世派在批评时政的同时，还力图寻找“振起而补救”的办法，提出种种“补偏救弊”的方案。龚自珍从《周易》等经典中吸取变易观念，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也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呼吁采取切实措施除弊祛患。

第二，筹议改革各项“大政”。如包世臣提出综合治理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的建议，旨在杜绝主事官吏中饱私囊，而务求“上利国下利民，则中必不利于蚕蠹渔牟者”。他和陶澍、魏源、林则徐等人于此都有若干筹议。如漕运方面，主张以海运取代河运，认为这样一可节省费用，二可杜绝贪污；盐法方面，认定以变官营为商营是为上策，并通过裁革陋规改善盐政；河工方面，强调“厘工剔弊”，要由消极“防河”到积极“治河”，提出御坝、浚淤并举等具体措施。经世派注意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又重视实地考察，他们提出的建策不乏科学切实成分。

经世派人物中有的带有明显的传统重农主义倾向，像龚自珍主张实行“农宗”之法，按宗法关系分配土地，解决耕者无其田问题。他反对限田法，提倡根据才力、德行分配土地和财富，“贵智贵力”者应多占土地以增殖财富，他还建议调集内地无田之民到西域垦荒，开发边疆，就地解决兵粮问题，且消解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第三，史地著述方面的经世动向。一是表现在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道光年间，沙俄、英国已先后染指中国东北、外蒙、西北、西南，西北边疆又屡次发生分裂性叛乱，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威胁，这引起经世派的密切关注。龚自珍首倡“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著文揭露沙俄侵略阴谋，力倡西域设行省，并著《蒙古图志》，研究北方边塞、部落、山川形势、源流合分。由此发端，边疆史地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的《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沈垚（1795～1840）的《新疆私议》，姚莹（1785～1853）的《康輶纪行》等著作纷纷问世，记叙蒙古、新疆及西南边疆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边防情形，提出开发边疆、巩固国防的意见。再是表现在变一味考辨古史为纂修当代史。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种学术转向。魏源的《圣武记》可谓这方面的开创之作。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前期的用兵情形，探讨成败之道，试图用清初以来的强盛武功激励国人抵御英夷，体现了极为强烈的“史学经世”意识。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魏源又完成了《道光洋艘征抚记》，记述这场战争的始末，歌颂林则徐的战斗精神，以及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揭露投降派的卖国行径，同时也批评了道光皇帝的虚骄畏葸。稍后出现的反映鸦片战争史实的著作，有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夏燮的另一部著作《粤氛纪事》则记述了太平天国的有关历史。道咸间史学由“嗜古”转为“究今”，由“考史”转为“修史”的动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学人和思想界的觉醒、学风的变迁，预示[1]着中华民族从深沉的古梦中惊悟过来，开始直面充满挑战的现实。

以上关于经世致用思潮内容的论述中，所引证的思想资料包括多个人物。对当时经世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多已涉及，也有的尚未涉及，下面对当时经世派的构成概况及其代表人物再简略地作以分析和介绍。当时经世派的阵容规模已很可观，从其身份、地位看，有的属督抚类的高官名宦，有的属中下层官员甚至就是一般的士大夫，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也各有特点。

属于高官名宦的人员像陶澍（1779～1839）就颇为典型。他是湖南安化人，嘉庆末年进士，曾在京参加南方省份小京官的文学团体宣南诗社，结识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后在多省任地方官，一直做到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他是一个讲求经世致用政绩亦颇突出的名宦，在兴水利、整盐务、理漕运、办荒政等方面皆有有价值的运筹，也取得一定实效。他还注意使用和荐举经世派人才，是鸦片战争前著名的经世派大员。林则徐（1785～1850）也属这类名宦。他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鸦片战前已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任间在治水、理漕、禁烟、恤政等多方面皆有筹划和实绩。当然，他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开眼看世界方面，这将在下一章当中论述。还有湖南善化（今长沙）籍的官员贺长龄（1785～1850），也算得上经世名宦，他也是嘉庆进士，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就主持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分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工政、刑政、兵政等八大纲，纲下又分若干子目，分门别类地共辑录“经世”文章2236篇，可以说集清代道光以前经世论文之大成，本书的编成也是鸦片战争前经世思潮兴起的重要标志。该书的具体操编者是与贺长龄同为湖南籍的经世名士魏源，他是受贺长龄之聘做此工作的。贺长龄后来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他以经世致用思想指导理政，取得成绩。

属于中下层官员和士大夫的经世派人物的典型代表如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仕宦家庭。他的父亲做过江苏按察使，母亲为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女儿。龚自珍从学于外祖父，但不甘于在烦琐的考据学术中消磨生涯，以经世致用为志，对能借以进行思想发挥的今文经学发生兴趣，曾师从刘逢禄。他为人浪漫颓放，不随时俗，以名士自居，被人讥为“龚呆子”。年近四十时中进士，不事仕途争竞，只做过主事之类的小京官，久困闲曹，潦倒终生。他的经世思想最为光彩的部分，是对时弊的揭露和批判。除了上面论述经世思潮内容中举及的外，譬如他还揭露当时清朝社会已经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简直到了朝不保夕的境地，所谓“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2]暇问年岁？”他对统治者败坏政事、巧取豪夺、祸害黎民、破坏生产的情形赋诗揭露道：“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3]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他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皇权的“霸天下”之弊。至于在改革救世的问题上，尽管龚自珍也有所呼吁，但却没有拿出有价值的方案设计。而在这方面，魏源等人则略高一筹。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出身下层官僚家庭，亦曾在北京从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与龚自珍齐名，同属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鸦片战争前，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后又辅助先后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的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对社会现实问题多所关注和了解。鸦片战争爆发后曾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浙东抗英斗争，随后发愤著《圣武记》，又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及其他诸多中外文献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并续有扩充。魏源自1822年中举后屡试不第，年过半百后才得中进士，曾任县、州基层官员，晚年研究佛学，向往释门。所留下来的思想资料，以经世致用和开眼看世界为最典型。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桐城文派大师姚鼐为他的从祖父。他二十多岁时即中进士，道光初年，他结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私交颇厚。鸦片战争期间，正在台湾兵备道任上的他与台湾总兵达洪阿共同领导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后被诬陷贬官。晚年被重新起用，官至广西按察使。姚莹关心时局，注意考察世情，特别留心研读有关边疆和外域的书籍，有名著《康輶纪行》传世。

包世臣（1775～1855），安徽泾县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少时家境贫寒。嘉庆举人，曾官江西新喻（今新余）知县，以经世之学名于时，好兵家言，工文章，善书法。曾为名宦陶澍、裕谦等人的幕僚，究心农政、河工、漕运、盐政、货币、战守等事，对时弊多有抨击。他在学术上讲求实学，力行经世致用。鸦片战争中主张抵抗，反对投降，建“歼夷”之策。代表作有《安吴四种》等。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人物有一大批，上面只是对其典型人物举例介绍而已。如果说每个人的经世思想只是一条条支流，那么汇集到一起就成为波澜壮阔的思潮。下面说这一思潮的特点：

首先，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这一思潮的主旋律。经世派士大夫心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社会积弊，提出了一系列匡时救世的改革主张，无一不渗透着忧国忧民的情思。这时经世派的爱国主义虽不能不带上阶级和时代的印记，如爱国与忠君相结合仍有比较典型的表现，但毕竟注入了一定的新内容。

其次，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性。经世派复兴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实学传统，立足于研究社会现实，致力解决社会问题。经世派人士明确持论：“当今天下多故，农桑、盐铁、河工、海防、[4]民风、士习，何一事不当讲求？”而反对派攻击经世派“染功利之[5]近习，昧经世之远图”的话，也正好从反面证明经世思潮讲求实用功利的特色。

第三，具有批判性也是经世思潮的特征之一。经世派士大夫对社会危机有较深切的感受，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他们发扬了明清之际诸大师的社会批判精神，针砭时弊，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虽然今天看来，他们的社会批判思想还显得很肤浅，其批判之武器也多半借助于传统文化思想，但与前人相比，在批判的深度和广度[6]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社会批判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思潮，承前启后，连通古代与近代，它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对思想文化的破旧立新和社会兴利除弊的改革，都起到了一定的引导和启示作用。

本章参考习题：

1.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

2.概述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的基本内容。

3.鸦片战争前后经世致用思潮主要有哪些特点？[1]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主要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2～936页相关之处编录。原书中还涉及“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层次的内容，这里略去，是鉴于对“开眼看世界思潮”要设专章讲述。编录中略去了原有注释，其引文系出自龚自珍、张际亮（亨甫）、魏源、包世臣等多人的著述。另外，还参考了冯天瑜、黄长义著《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中相关章节。[2]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06页。[3]龚自珍：《乙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页。[4]张穆：《与陈南先生书》，《□斋文集》，卷三。[5]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十二。[6]以上三点据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7页撮述。

第二章　开眼看世界思潮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闭塞状况和变局刺激

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交往极其有限，处于严重的闭塞状态。

本来，明末清初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来华，客观上一定程度地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方面的某些内容带到中国，并且，也把中国的某些文化典籍翻译传播到西方。可以说，当时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但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自康熙末年清廷开始采取“禁教”政策，虽说教方的活动实际上并没有就此停消，但文化交流的那个“窗口”无异于被封堵起来。

清廷不仅采取“禁教”政策，而且在长时间里持守闭关政策。入关之初，清朝政府为孤立郑成功等抗清力量，两次下令实行海禁，及至郑氏抗清势力削弱，清朝曾宣布开放海禁，以澳门（后为广州）、漳州（后为厦门）、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后为上海）为中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但到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又颁布南洋贸易禁令，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更下令关闭其他通商港口，将中外贸易限定在广州一口。闭关政策不仅表现在对通商地点的严格限制，还表现在相关的诸多方面，如实行“公行制度”，即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并充当清朝官方与外商之间的联系人；对外商采取限定居所和交往范围，不许在广州过冬，不许外国妇女居留等措施；对国内也有若干限制，像对海船制造、货物出口都实行严格限制，禁止中国史书出洋，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汉文等。

显然，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和外交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这种政策的实行有其复杂的原因。在中国，高度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立足于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连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都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何况广泛的对外贸易。田赋是封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工商业税收只占次要地位，对外贸易更显得无足轻重。而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对外扩张势头强劲，中国也越来越严重地面临其骚扰和威胁，清朝统治者对此要本能地进行防卫，但又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法，而是把闭关政策作为“拿手”的防卫手段。就最直接的主观因素而言，封建统治者存在着浓重的妄自尊大心理，认为自己的王朝是“天朝上国”，外国是“夷狄蛮貊”，与外国通商交往是对夷狄“加恩”、“施惠”，并不是中国的需要，既然外国表现越来越不驯顺，采取闭关政策无异于对其实行制裁。此外，闭关政策的实行，也有清朝统治者隔绝人民与外界联系，以利于其专制统治的用意。

闭关政策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和作用。它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严重障蔽了国人的视野，妨碍了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清朝统治者自身也不例外。他们对西方国家一些最起码的情况都不能有真切的了解，甚至连其大概的地理方位都不知晓。到鸦片战争爆发后，当审问英国俘虏时，道光皇帝还要求询问英国“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等违背常[1]识的问题。至于对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也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愚昧。譬如，乾隆末年，英国曾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对其带有侵略意图的要求予以拒绝自然是应该的，而当他向中国官员谈及欧洲诸多新发明，如气球可以载人升空，表示愿意派人来北京表演，并邀请中国官员观摩其卫队的欧洲新式火器操法时，中国官员竟也表现得非常冷淡，觉得那也一概没有什么稀罕，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落后心理作祟。嘉庆皇帝就极力反对西方的“奇巧之物”，认为“此等物件，饥[2]不可食，寒不可衣”，应该“实力禁绝”，他曾向英国国王发出“敕谕”，说什么“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3]。

即使后来成为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者，因长时间处在闭塞的环境中，对外域的情况也知之甚少，有的甚至也曾有过一些相当荒唐可笑的看法。林则徐就曾有过这种情况。他受命到广东禁烟之初，与英人接触时也说过“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之类的大话；他也曾认为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中国一旦与之断绝贸易，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夷人就无以生存，相信夷人一日无茶则病，数日无茶则死之类的说法；他还有过关于英国士兵腿脚僵直，一旦仆地即难起立之类的误见。像这种情况，在当时人们对“夷人”的认识上颇为普遍。甚至有人认为蓝眼睛的“夷人”害怕日光，正午阳光强烈时便睁不开眼睛，平时眼睛也不能远视，所以不便瞄准射击。

然而，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侵扰的变局发生，客观上为开眼看世界提供着刺激力。外国不管你的意愿如何，强行而来，鸦片烟祸如恶潮汹涌，坚船利炮有锐不可当之势，连传教士也大变了模样。要应对这种局面，寻求对策，就不能不对外国方面有所了解。特别是鸦片战争的结局，惯常在国人心目中了不起的“天朝上国”，却败在本来看不起的英夷手里。何以如此？这不能不促使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进行探索，这必然要首先碰到了解对方、了解外域的问题。当然，客观刺激仅是外部条件，能否睁眼看世界，还要取决于主观因素。同样的客观现实，由于人们主观因素的差异，所受的刺激、所持的态度、所得的认识可能大相径庭。事实很清楚，介入鸦片战争事局的中方人员很多，但表现大不一样，有的依然昏愦不醒，颟顸荒唐。例如由湖南提督调为参赞大臣参与指挥战事的杨芳，见英国舰船如此厉害，想必是利用“邪术”，于是便施以“以邪制邪”的战术，命地方保甲遍收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之上，用以御敌，结果可想而知。时人作诗嘲[4]讽杨芳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遍传粤城中。”这不失为一个典型的反面事例。是那些有条件领受变局环境的刺激，而自身又有着敏感反应，基于爱国情怀，能认真进行理性反思的先进士大夫，才能进入开眼看世界的行列。[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921页。[2]《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己丑。[3]《清仁宗实录》，卷三二茵，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4]《平夷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三册，第410页。

第二节　开眼看世界的典型人物及代表作

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典型人物如林则徐、梁廷枏、徐继畬、魏源等人，下面结合各自的代表作分别对其作一介绍。

林则徐作为经世派人物的有关情况上面已作有介绍。他曾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一道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任封疆大吏多年间施政认真务实，着力革弊兴利。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基础，所以及至他出任钦差大臣到广东主持禁烟，并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前敌统帅指挥抗敌，便能在思想认识上随时随势而变化，很快冲破闭塞蒙昧的状况，勇为天下先，迈出了解和研究西方的第一步。他在这方面的积极作为，根据有的著述中的考察，起码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罗致人才，研究外情。他除了延请广州熟悉世界情势的梁廷枏、张维屏等人共同议事外，还搜罗了一批外语人才，翻译西文报刊，了解外国情况。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为袁德辉，他是四川人，曾在槟榔屿天主教学校、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英文修养俱佳，还通拉丁文。鸦片战争前在北京理藩院供职多年，翻译有关外交文件，1839年被召入林则徐幕下，成为林的重要外交助手。二为梁进德，他是广东高明人，中国第一位传教士梁发的儿子，1823年由马礼逊施洗入教，是中国第一位在婴孩时期受洗入教的人。他自幼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及宗教知识，曾在澳门马礼逊学堂就读，后为广州洋行商人聘为译员。林则徐到广州后，他被召入幕下。此外，林则徐幕下还有其他懂英语、知晓外国情况的人。

第二，晋材楚用，了解外情。林则徐利用一切接触西人的机会，尽量了解世界情况。销烟时，美国传教士、商人、船长和报纸编辑前来参观，林则徐便向他们询问。他甚至不放过偶然机会。一次，一艘名为“杉达”的英船遇风沉没，船上人员被迫停留广州，林则徐便请该船医生喜尔帮助修订有关照会译文，向他了解鸦片生产和英、美、土耳其等国的知识。1839年7月，林则徐派人与美国传教医师伯驾联系，请他帮助翻译有关国际法知识，得到伯驾同意，如著名国际法学家滑达尔（瑞士人）所著的《各国律例》中文节译，就离不开他的劳动。伯驾还向林则徐赠送了《各国地图册》和地球仪。后来，林则徐还曾托伯驾帮助英译致英王的信件。

第三，翻译外文报纸和书籍。林则徐一到广州，即组织人力翻译多种等英文报纸中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按时间顺序编订成册，以备参考。他后来多次提到的《澳门新闻纸》（因翻译所采用的报纸有些由广州迁至澳门出版，故有此称），即指此译稿。译稿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些还直接送呈京师。所翻译的书籍，如《四洲志》（按：“四洲”当是袭用佛家语汇，借指世界），译据原书名曰《世界地理大全》（1500多页的篇幅），英国人慕瑞著，1834年伦敦初版，以后又有多种版本。《四洲志》是据此书摘译的，八万七千多字，介绍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该译文材料，后来被魏源分类辑入《海国图志》中。再如上面提到的《各国律例》（原书名《国际法，或运用在国家和主权的行为和事务上的自然法原则》），节译内容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此外还译有《华事夷言》，原书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德庇时所著，名《中国人》，1836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述及英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1]法，林则徐让人将其译为中文。

基于对外国情况了解的逐渐增多，林则徐开始看到和承认西方的“长技”，认为有学习的必要，提出“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2]的主张，并初步提出创建近代新式海军的构想，还具体尝试过仿造西船，又着手从外国购船，所购船只中，就有一艘从美国旗昌洋行购得的千吨级较大之船作为兵船。只因为他很快被革职，没有能继续实践他的构想。

在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国人行列中，应该说林则徐起步最早（严格说来从鸦片战争前夕即已起步），称得上前驱先路，说他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当之无愧。

梁廷枏（1796～1861），广东顺德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和伯父都是岭南博学名儒。他在近四十岁中举后，被两广总督卢坤聘修《广东海防汇览》，后又聘为粤海关志局总纂，负责编修《粤海关志》，对外国情况有较多了解的条件，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发愤著述，以醒国人，以《海国四说》最为著名。《海国四说》是由《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四种著作合刊而成。《合省国说》较为系统地介绍美国情况，内容涉及其地理、历史以及各种制度，对其政治制度尤其给予重视，并基本上抓住了其特点。譬如有言：“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以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听命[3]焉。”这显然涉及到美国政治制度方面是法治而非人治、民治而非君治、任期制而非终身制的特点。政治制度之外，还介绍了宗教、风习、文教、物产等多方面的情况。《兰仑偶说》是介绍英国情况的著作（兰仑即伦敦，用来泛指英国），内容涉及该国的历史沿革、地理状况、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以及各项制度（如有关议院、军事、税收、保险、邮政等方面）。《粤道贡国说》记载鸦片战争以前多年间经由广州而进行的中外交往贸易情况，涉及的外国有暹罗（泰国的旧称）、荷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之所以称“贡国”，是旧时中国封建王朝与某些外国的关系中，曾存在一种“封贡”制度，中国封建王朝以“君临”的地位自居，要求“外夷”在名分上表示“臣服”，定期或不定期地派贡使“进贡”，而对贡使往往回赐更为丰厚的物品。这固然是一种旧的邦交体制，有其不合理的、落后的因素，但与近代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事实上，进行殖民扩张的西洋各国在鸦片战争前也没有承认和接受过中国封建王朝的这种邦交体制，只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昧于情势一厢情愿地虚持有关术语而已。梁廷枏此著中也沿用了“贡国”的称谓。《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以大部分篇幅介绍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教史以及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且对基督教和佛教的有关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其最终结论和全书的主旨在于，认定基督教不能在中国扎根而取代儒学的地位。他的这一认识是建立在认真思考和平和说理基础上的，不像激烈地持所谓“崇正辟邪”论的顽固派人物那样对“洋教”简单地一味攻击谩骂。《海国四说》尽管也有其诸多失当乃至错讹之处，但从其主导倾向看，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梁廷枏怀抱强烈的爱国热忱，著书立说，大声疾呼，陈说抵制西方国家侵略的主张和要求，而尤为可贵的是，他不以传统的虚骄自大、闭关锁国的态度对待西方国家，而是面对现实，开眼看世界。他努力搜集西方传来的资料和各种著述，潜心研究。结果，他意外地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是传统所说的离开中国的茶叶、大黄就无法生存的野人和蒙昧不化的“夷狄之邦”，而已经是在许多方面都远较自称为“天朝上国”的中国更为文明开化、[4]发达而先进的国家了。

徐继畬（1795～1873），山西五台人。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福建任道员，鸦片战争后的1843年升福建布政使，1846年任福建巡抚。他多年在东南沿海一带做官，对鸦片战争的情况了解较多，很受刺激，发愤研究外国情况，《瀛寰志略》便是他这方面的著名成果。该书所利用的资料，不但出自中国文献记录和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所写的中文著作，而且还来自作者直接向西方人士的采访，譬如他与美国传教士裨雅理就不止一次地接触，裨雅理向徐继畬提供世界地图，回答和解释了徐继畬提出的诸多问题，对《瀛寰志略》的撰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该书对世界特别是欧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及社会变迁备加载述，内容较为精审严谨，所附地图比较准确，有着较强的科学性和时代感，问世后在国内和海外引起了颇大反响。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徐继畬为写作此书付出了政治代价。书问世不久，他便被从福建巡抚的职务上调离改任他职，接着又被撤职打发回籍。他的这种遭遇虽然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原因，但政敌对《瀛寰志略》的攻讦实为原因之一。当时西方人在华办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就有评论说，徐氏下台，“也可以理解为他出版的书籍[5]使有偏见的中国人讨嫌”，后来更有西方学者称徐继畬为“东方伽利略”。

魏源的基本情况上一章中已作有介绍。他的经世致用思想颇为突出，而在开眼看世界方面更为典型。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林则徐便被昏愦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革职，随后又遭充军新疆的处分。自己壮志未遂，他便嘱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一部世界地理著作。魏源欣然从命，在1852年便编定了50卷的《海国图志》，以后不断修订、增补，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又扩充为100卷。该书成为反映鸦片战争后先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最为著名和典型的成果。

在该书的“叙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见其立意是十分明确和比较高远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就是由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并作为该书最基本的写作原则而在书中作以深刻阐发的。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情况，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之道。除考订和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历史沿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各方面的情况外，书中还专以十多卷的篇幅介绍西洋轮船、大炮、炸弹、炮台、水雷等原理和使用情况，对于“师夷长技”来说有很强的针对性。书中还特设《筹海篇》二卷和《筹海总论》四卷，阐发其海防思想，显然是为防夷、御夷、制夷张本的。《海国图志》内容上颇为广博，这从其所征引的书目上即可见一斑。大约说来，它征引国人著述七八十种，西人著作十几种。单从征引书目种数上看，国人的著作远多于西人著作，但从书中实际征引的内容看，西人著作的比重却超过国人著作。当然，魏源并没有到过海外，也不通外文，所能搜集利用的西人著作只能是译成中文者。有人将《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作以比较，说徐著以简胜，魏著以博胜，的确有其道理。

在鸦片战争前后变局的刺激下开始开眼看世界的先进国人，当然不只上面介绍的几个人物，体现此期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成果，也不只上面所介绍的他们几个人的著作，但这几个人物及其相关著作可以算得上最为典型和有代表性者，由此可以了解该期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最为基本的内容。[1]以上三点内容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5页。第三点由原书中的第三、四、五、六点综合编录。[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85页。[3]梁廷枏：《合省国说·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0页。[4]《海国四说》，前言，第2～3页。[5]《中国丛报》，第二十卷，第433～434页。

第三节　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意义和影响

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鸦片战争前多年间中国处于闭塞环境之下，国人对外域世界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变化几乎是茫无所知。开眼看世界思潮对这种状况显然是一个冲击，它标志当时的思想精英层人物，开始率先冲破封闭蒙昧的樊篱，把目光投向世界，观察其实际情况，并且开始初步地进行中西对比，判断长短优劣，从器物和技艺层面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先进，开始从长技方面学习外国的呼吁，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场次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第二，尽管鸦片战争前就有经世思潮的勃兴，但那还主要是限于针对王朝内部的弊端和危机进行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思考和呼吁，而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形成，为前此业已存在的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使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显示出更鲜明的时代特征。鸦片战争之前，经世致用所关注的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主要，魏源受贺长龄委托所编《皇朝经世文编》，所列荦荦大端亦皆未出旧轨。而到他编著《海国图志》显然就有了一个飞跃，即从地理学研究的角度看，开眼看世界思潮的代表人物，所关注的也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边疆地区的有关情况，更注重于外域，特别是对中国构成最大现实威胁的欧美强国，这是此前的经世派思潮基本上未能涉及的。

第三，鸦片战争后形成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把开眼看世界和抵御外国侵略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已经超越了古朴爱国主义的高度，进入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的范畴。这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阐发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得到典型体现，了解外国、“师夷长技”是手段，而“制夷”才是目的。

开眼看世界思潮在国内外都有其影响。既然已经形成一种思潮，就不限于某个人的零星思想，而是具有了群体合成的势头。这在社会上不能不引起一定的震动，引起一定范围的应和，在其引导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冲破封闭狭隘的思想禁锢，产生关注世界的兴趣。从时效上看，也决不仅限于当时，事实上，对日后的洋务运动乃至维新思想的产生都有引导和启发作用。一大批从事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新派人物，都受到开眼看世界思潮成果的影响。譬如作为洋务运动骨干人物之一的左宗棠，曾亲自为《海国图志》的重刊作序，对这部名著推崇备至。而成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康有为，自认他对西方的了解、对世界的认识，得益于《海国图志》等有关书籍。开眼看世界的思潮成果在外国也产生了颇大影响。譬如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印行后，很快引起海外学者注意，外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曾发表长篇文章评价该书，并且该书很快传到外国。该书刚一问世，就被美国在华传教士觅得一部寄回其国。后来，美国在华传教士又从该书中择录称颂华盛顿的文字刻于碑上赠给美国华盛顿纪念馆。多年后，美国方面还曾向徐继畬赠送华盛顿画像，这不失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瀛寰志略》问世不久也传到了中国东邻日本，并多次翻译印行。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后也很快传到日本，当时日本尚处锁国时期，把该书列为禁书，但不久日本便对外开放，《海国图志》适逢其时，被多次翻刻，广泛流行，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当时在国内。

当然，开眼看世界思潮成果自身也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如知识介绍上存在不少有失准确甚至错讹之处，思想立意上也有其缺憾，而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也制约了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充分发挥。

本章参考资料：

附编所列第1、2篇。

本章参考习题：

1.评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闭塞状况。

2.论述开眼看世界思潮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

第一节　洪秀全从“拜上帝”到反清思想的确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交相为恶，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及至19世纪50年代初，便在神州大地上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场运动历时14年，太平军转战18省，在中国造成巨大震荡。而这次农民革命运动也形成了其特定的思潮。追溯这一思潮的源头，不能不从作为这场农民革命运动首席领袖的洪秀全的思想发展谈起。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入塾读书，十几岁辍学务农，后被聘为本村塾师，一面教书，一面继续研读中国传统典籍，寄望于能够科举入仕。他从1828年到1843年间曾先后四度参加科举考试（考最低一级的功名秀才），但全都落第。在科举成功无望、仕途断绝的情况下，他怀着失望和惆怅，同时也怀着对清朝社会现实的不满，寻求其他路径，先是创立拜上帝教，试图从宗教中寻求慰藉，最终确立反清革命思想，走上领导农民起义的道路。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与他与基督教宣传品的结缘分不开。1836年洪秀全第二度参加科举考试时，在省城广州遇上传教士对众宣道，得到他们散发的宣传品《劝世良言》。这是由新教华人牧师梁发编撰的一套小书，内容一部分是节录《圣经》，一部分是梁发针对中国人而对基督教义进行的阐说和劝人信从的讲辞。开始，洪秀全全身心地迷恋科举入仕，对这种宣传品不会太感兴趣，可能只是出于好奇随便翻阅浏览一下，便搁置一边。1837年第三度参加科考又遭失败，洪秀全身心遭受沉重打击，一病40多天，高烧昏迷，有过所谓“丁酉异梦”（1837年是丁酉年）。从过后他对梦境的叙述情形看，与他浏览《劝世良言》所留在脑海里的零零散散的印象当有关系。6年之后，他再次提篮入闱，拼搏一试，又不成功，以后就未再行科考，决意另觅他途之时，细读《劝世良言》，被其深深吸引，认定觅得了解脱得救的真道，决心皈依。

事实上洪秀全这时信从的并不真的就是基督教。因为这时他对基督教知识的了解仅仅是靠《劝世良言》所传达的内容，一则其蕴涵量有限，二则作者梁发的阐释未必确当，再加洪秀全理解上的不可避免的变异，很难就此即能真正理解、认识和接受基督教，只能说是他借助于《劝世良言》所提供的基督教的一些素材，加上洪秀全头脑中所储存和能够借用的其他素材（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素材），创立了一个表象上和基督教相似而实质上却差异很大的新教种。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虽然怀抱着对清朝的不满情绪，但还没有确立反清革命思想，当时他有这样一首皈依诗：

吾侪罪恶实滔天，

幸赖耶稣代赎全。

勿信邪魔遵圣诫，

惟从上帝力心田。

天堂荣显人宜慕，

地狱幽沉我亦怜。

及早回头归正果，[1]

免将方寸俗情牵。

显然，无非是教人拜上帝，不事邪神，摆脱世俗的牵缠，好上天堂而免下地狱，完全是宗教意境，没有什么革命内容。即使从后来1845～1846年间洪秀全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百正歌》等著述中，也还看不出明显的革命思想的印迹，主要还是宗教性内容。如《原道救世歌》和《百正歌》专门阐述“改邪归正”的道理，这基本还限于一种宗教道德拯救的忏悔说教。其中阐说“正乃人生本性”，“改邪归正”就是用“天道”唤醒世人返朴还淳，恢复天赋“本性”，把儒家推崇的尧、舜、周公、孔子、颜回等树为正人的楷模，而将桀、纣、齐襄公、楚平王和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李自成等列为“不正”的典型。由此看来，不过是以儒家的某些传统说教和其驳杂的宗教教义糅合起来的一种说教，而把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列为“不正”的典型本身，更说明此时洪秀全还没有革命思想的确立。《原道醒世训》在主旨上也同样是劝人“改邪归正”的，以此来“警醒”世人。不过，在洪秀全此期的著述中，已经显露出批判锋芒，已经表现出对清朝统治下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已经借宗教语言道出了农民群众的某些心声。譬如说在《原道醒世训》中他指斥世界的“暗极”、“乱极”，认为“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应该从“公”字这个道德原则来改造人世，使之变为“公平正直之世”。

及至1847年下半年到1848年时，洪秀全写成《原道觉世训》和颁布《太平天日》，标志其思想有了一个更明显的发展，即由原来的“改邪归正”发展到“斩邪留正”说，可以说反清革命思想基本确立。《原道觉世训》中把全社会划分为正邪对立的两个阵营，一面是“皇上帝”及其子女，一面是“阎罗妖”和“妖徒鬼卒”，这实际上是用宗教语言隐喻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与以清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号召“天下间凡我们兄弟姐妹”，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也就意味着号召农民奋起革命，推翻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为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斗争。《太平天日》则着重借记述洪秀全的“丁酉异梦”，宣称洪秀全是奉皇上帝之命领导“诛妖”“斩邪”的，皇上帝授予了他金玺和宝刀，洪秀全领导“斩邪留正”具有神圣性。

说此时洪秀全确立反清革命思想，还可以从相关背景得到解释和印证。这个时候，作为拜上帝教最早信从者之一的冯云山，已经在广西桂平紫荆山区进行了数年的活动，拜上帝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入会者多是穷苦农民群众，他们有着进行反清革命争取改善处境的要求。在1847年下半年，洪秀全第二次进入广西（第一次是在1844年，他偕冯云山同去，因当时传教成效不大，洪秀全返回家乡，而冯云山留广西桂平紫荆山区活动），惊喜地看到形势较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亲身体察到农民们的革命要求，从此已经开始做起义的酝酿准备工作。地主阶级方面，也甚至发生恶霸地主勾结官府逮捕冯云山的恶性事件。拜上帝会方面自然要设法反击，暴力斗争如上弦之箭。而《原道觉世训》的撰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里边灌注进反清革命的内容，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到1850年间，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拜上帝会会众到广西桂平的金田村团营，揭开发动起义的序幕。大约就是在洪秀全发布团营令的前后，他这样赋诗抒怀：

近世烟氛大不同，

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

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

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2]

黑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表明他决计效法刘邦（汉皇）、朱元璋（明主）领导起义，要推翻黑暗的清王朝，做一番英雄大业，这已经是反清革命的宣言。及至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起义正式爆发，宣告建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应该说是由洪秀全所开启的，起义正式爆发后太平天国发布的一系文告以及革命领袖集团成员们的有关言论、著述，都成为反映这种思潮的重要素材。[1]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六册，第847页。[2]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69页。

第二节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的勃兴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其思潮也呈不断壮大之势。起码应该注意到下述方面：

一、对清朝统治的指斥、否定与对农民革命合理性的张扬

在太平军由广西向湖南进军之时，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相继发表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文告，这是声讨清朝罪行、否定其统治的典型文告。在这些文告中，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指斥清朝统治“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国之人稀少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复兴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1]巧矣哉！”既然清朝统治罪恶如此，那么起义反抗它，推翻它，就具有了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而太平天国革命者正是以此为己任，他们宣明自己起而诛灭“清妖”，就是替天行道，拯救天下百姓黎民，所谓“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并且对此充满必胜信念和乐观精神，有言“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2]。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自始至终，革命者一直坚持反清斗争，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浴血战斗，表现出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二、“平均”、“平等”的革命理想追求

太平天国革命者利用拜上帝教所吸收和改造的基督教中的有关素材，宣称凡天下“正”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皇上帝的子女，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而这种社会又是基于他们的“平均”、“平等”思想所描画出来的，这由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最为典型地体现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1853年冬颁布，1860年又重刻刊行。其基本精神为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其内容上以土地和财产分配制度为核心，扩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关于土地分配制度，规定不论男女，计口分田，十六岁以上分整份，十五岁以下减半；按产量高低田分九等，亩产1200斤者为上上田，依次亩产每减100斤田降一等，最低至亩产400斤为下下田，好坏田搭配分配；田之耕种不分畛域，“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关于生产，农副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各家除力农外，还要种桑、养蚕、纺织，养五只母鸡、二头母猪；“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关于产品分配，规定除留口粮外，其余一切农副产品皆要归国库，有“婚娶弥月喜事”，由国库按定例发给钱谷，“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者由国库供养。社会组织方面，规定依照太平军的编制系统编组民户，每13156家设一军，其下逐级分师、旅、卒、两、伍。“两”为基本管理单位，每25家为一两，设礼拜堂和国库各一，由两司马总管生产、分配、行政、司法、军事训练、宗教活动和礼俗等一切事务，实行劳武结合，一般每家出一伍卒，有警时由首领统带杀敌，平时则由首领督率务农。对政治体制方面也有所规定。从这一文献的主旨方面看，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反映了农民渴求土地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把中国封建时期农民阶级的平均平等思想发展到了最高峰。

当然，《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均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只不过是一种空想，不可能真的付诸实施，但它毕竟反映了农民革命的一种思想追求，并且也在实际上鼓舞着农民群众投身和支持这场革命。

但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平均平等思想之花，就一点没有结出真实之果。事实上，他们在平均平等的思想指导下打击甚至剥夺地主，给农民带来一定实惠，无疑缩小了清朝统治秩序下社会不平等的差距。他们提倡男女平等，在土地分配、参加科举、参军参战、担任官员等方面，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太平天国即设有女军、女官。在婚姻方面，太平天国明确规定“婚姻不论财”。这些，在清朝统治下都是难以做到的。

三、对传统圣人偶像和经典教条的冲击

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就曾将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撤掉。如果说，那时他这种行动，主要还是出于所信奉的宗教只承认上帝这独一真神而不允许再崇拜任何偶像的缘故，那么，到发动起义以后他们所一度掀起的猛烈的反孔活动，则自然与反清革命紧紧结合为一体，成为其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起义进军的过程中，他们一路上捣毁庙宇，清除“邪神”偶像，孔庙和孔子偶像也在破坏之列。建都天京后，更把以反孔学为中心的反封建文化的斗争推向高潮。从清方人士对太平天国“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

[3]责难，也可印证当时太平天国反孔活动的激烈。而湘军统帅曾国藩在其“建旗东征”发布的文告《讨粤匪檄》中，更仇恨地指斥太平天[4]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太平天国革命者的反孔一度的确显得很激烈，不仅仅将封建统治者奉为“圣人”的孔子、孟子的牌位砸毁，而且还公然把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的儒家经籍斥为“妖书”。太平天国明令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5]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甚至严厉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在太平天国的辖境内，曾一度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搜禁“妖书”的高潮。时人对此有这样的歌谣描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当然这样激烈的反孔活动并未能坚持很久，情况很快就有所改变，又晓谕“孔孟非妖书”，只不过混杂着邪的成分，经过删改便可利用。他们设立“删书衙”，旨在将儒家典籍中的“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而从实际情况看，真正删改的也只是某些枝节皮毛性的东西，对其实质性内容未曾动得。

太平天国对孔子、孟子，对儒家经典的态度，当然直接反映着它这一方面的思想状况。太平天国没有也不可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有关问题，但对传统圣人偶像和经典教条毕竟给予过较大力度的冲击，如此“非圣无法”，正是这场农民革命所具有的“异端”思想的一种表现。

四、由《资政新篇》所体现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到达天京，进入领导核心集团，总理朝政。他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试图使太平天国发展强盛起来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

这一文献的主题是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建立以机器工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具体提出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鼓励制造仿做火车、汽车、轮船，发展“器皿技艺”，有能精奇便利者，给予专利保护；发展银行业，发行纸币，以便贸易，利于商贾士民；发展邮政事业，设邮亭以通官方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发展采矿业，凡金、银、铜、铁、锡、煤等矿，“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和领头“招民开采”。此外，还涉及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外交等多方面内容。政治方面，提出“用人察失”，“禁朋党之弊”，“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又由众下而达于上位”，使“上下情通”，做到集中统一与民众公议相结合。利用报纸和意见箱进行舆论监督，并改善司法，刑德相辅。文化和社会事业方面，提出改进“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风习，发展学校、医院、慈善福利机构，提倡移风易俗，禁烟酒鸦片、庙宇寺观、演戏修斋建醮，革阴阳八煞，除九流惰民。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发展文化技术交流，但不准外国人干涉内政，“擅入内地”，“谤毁国法”。

正如有的著述所论，《资政新篇》是作为农民革命的一个纲领而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在反对封建主义、巩固太平天国政权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天朝田亩制度》的重点在于打破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而《资政新篇》重点则在于建立和发展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使“通天下皆一式”。这实质上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是与当时的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而《资政新篇》则不同，它冲破了农民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建立机器大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6]用资本主义代替平均主义和封建主义。

诚然，《资政新篇》的提出，与洪仁玕的特定经历和身份分不开。他是拜上帝教的早期皈依者之一，只因起义时未赶上队伍，未能加入太平天国前期的斗争行列。他居香港多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情事有亲身的感受，了解较多，体察较深，故而能直接借鉴到《资政新篇》当中。对于太平天国广大农民群众来说，有关事物还相对陌生。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资政新篇》中所反映的内容，完全排除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之外。因为这毕竟是由当时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人物提出来的施政纲领，并且在基本方面取得了天王洪秀全的直接肯定和认同（洪秀全作了诸多“此策是也”、“钦定此策是也”之类的赞同性批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洪秀全后期的思想变化。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毕竟已是爆发于近代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农民革命，它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事物绝缘。事实上，太平天国在政务上就经常性地与资本主义事物发生关系。其领导层中，也有不少人对资本主义事物有所了解和抱有兴趣。如天王洪秀全后期也曾研读西方自然[7][8]科学方面的书籍，慕王谭绍光“常爱谈论欧洲的政治和发明”，侍王李世贤“十分熟悉欧洲的政治，并且对于一般为中国人完全茫然[9]无知的问题也很精通”；章王林绍璋“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10]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并且“经常研读这些学问”，忠王李[11]秀成也曾向外国传教士询问“许多关于外国机器的问题”。可见，《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特别是其后期的纲领性文献，并不是无本之木，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是这场农民革命思想方面所达到的新高度的标志。[1]《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105页。引录中标点有改动。[2]同上书，第106～107页。[3]《山曲寄人题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6页。[4]《曾国藩全集》，文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5]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太平天国》，第一册，第313页。[6]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上册，第513页。[7]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514页。下述诸王事例亦转据该页。[8]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5页。[9]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下册，第630页。[10]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86页。[11]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一辑），第157页。

第三节　太平天国自身影响其革命思潮的负面因素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也受到来自太平天国自身的诸多负面因素的影响，使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起码有下述一些方面应该注意：

第一，包裹宗教外壳，混杂迷信思想。太平天国革命的组织和发动利用了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并且真正有了施政条件之后仍然没有放弃拜上帝教。自始至终，太平天国的文告和其领袖人物的言论，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也就不免包裹上宗教的外壳，混杂着迷信。譬如说，不管是它对清朝统治的指斥，还是对己方正义性、合理性的张扬，都要借助于宗教上的“正”“邪”对立，而不是直捷了当地诉诸尘世阶级对立的揭示；对理想蓝图的描画，也要借助于宗教的天堂境界，把“天国”移植人间，使之不免增加了虚幻、隐晦、神秘的色彩。即使对孔子和孔学的批判，也要借助宗教情境。譬如，《太平天国》中就记载了“天庭惩孔”的情节，借宗教神话的情境来指斥孔子，“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由“皇上帝”来惩罚其人。平时洪秀全发布诏令，各王发布晓谕文告，也都充满宗教式语言，例如在作为反清檄文的上面述及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文告中，也无例外地要打“上帝”之旗号，置有“皇上帝是神爷，是□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所不[1]在，天下万国，俱有记及皇上帝之权能”之类的话语。甚至天王洪秀全经常性地把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神话都算不上完全是荒唐迷信的情节纳入其诏书当中。如1859年间洪秀全发布的诏书中，有一道《打死六兽梦兆诏》，说是这天五更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与二妇人同行一路，见前面有四只黄色虎甚大。妇人害怕，他欲带其往回走，不料四虎赶来。他用手打，虎忽变人形。正在这未甚分明之时，忽然醒来。他想此梦兆关系非小，求天父上帝再降梦指明。于是又进入梦境，见四虎已死。还有两条黑狗，一条已死，一条还活着，他也将其打死。诏书中说是“梦兆如此”，“甥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灭残[2]妖”，“天朝江山万万年也”。以此来鼓舞人们坚持反清斗争，巩固天朝江山，岂不荒唐？何况又是诉诸严肃的诏书。

第二，皇权主义的羁绊。因为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的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它虽然能够举行起义反抗压迫它、剥削它的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变革封建社会制度。太平天国建立了农民政权，但仍因袭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反对清朝皇帝，但自己造就的最高领袖终究也只能是一个新皇帝，其政权也不能不日益明显地走上封建化道路。封建君主制与皇权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结合体，太平天国君主制，势必导致太平天国领袖集团遭受封建皇权主义的侵蚀。太平天国政治体制上形成严格的等级制，这势必悖离“平均”“平等”精神。太平天国领导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封建皇权主义的原则行事，一旦有了可能的环境条件，便追求威仪和享乐，丧失原先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和革命进取精神，并且浸染上封建朝廷里惯有的争权夺利、相互猜忌倾轧的痼疾，以致发生内部火并事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皇权主义毒害下思想上的蜕化变质，必然削弱其思想的革命锋芒，从而直接影响到其革命思潮的规模和质量。

第三，封建纲常名教的束缚。太平天国虽然猛烈冲击了封建文化，冲击了封建统治者奴役农民的精神枷锁，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打倒和彻底清除封建意识形态，跳不出封建纲常名教的樊篱。激烈反孔阶段，似乎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简单否定、全面排斥的偏激，而很快又陷入封建文化的泥淖当中不能自拔，到头来讲究的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那一套，这些对于太平天国要比那“遗诏圣书”类实际效用大得多。例如太平天国的文献《幼学诗》中，主要就是宣扬封建纲常名教那套东西，以五言诗歌的形式规定诸多的“道”“箴”之类，多是儒家的纲常道德原则，给处于不同地位有着特定身份的各种各类人物制定的行为规范。像“夫道”为：“夫道本在刚，爱妻要有方。河东狮子吼，切莫胆惊慌。”“妻道”则为：“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洪秀全自己就花了许多精力制订了一套旨在约束后妃、维护后宫秩序的制度，甚至为后妃们制定了“十该打”和“四不准”的戒律。所谓“十该打”的事项是：服侍不虔诚，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问王不虔诚，躁气不纯静，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讲话不悠然。所谓“四不准”的事项是：多喙争骂，响气喧哗，讲及男人，讲及谎邪。显然，是封建礼教原则下的具体产物。像这样被封建的纲常名教束缚，其革命思想就要大打折扣，从负面影响到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潮。

本章参考资料：

附编所列第3、4、5、6篇。

本章参考习题：

1.试述洪秀全从创立拜上帝教到确立反清革命思想的过程。

2.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的积极方面概说。

3.试析太平天国自身影响其革命思潮的负面因素。[1]《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07页。引文中的“□”，系太平天国所造用的“魂”字。[2]《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0～51页。

第四章　洋务思潮

第一节　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和大致历程

洋务思潮可视为洋务运动的理念构件，它同洋务实践既有机联系又相对独立。

洋务运动是由清朝洋务派倡导和一手搞起来的，它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太平天国等反清起义的爆发，继鸦片战争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朝同时面临着内忧与外患交迫的严重形势。对外战争，清朝以其失败而告终，靠出卖权益为代价，暂时性满足了侵略者的要求，与之达成妥协，出现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甚至双方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也正是在“华洋会剿”中，清朝有关人士亲眼目睹了西方坚船利炮之“长技”的威力，他们在庆幸对太平军有效“剿杀”的同时，对此一则羡艳，一则忧惧，忧惧在于预感到外国对华有潜在的长远威胁。出于当时对内镇压的亟需和从长远考虑的对外防范，有关人士开始呼吁并付诸实践学习西方制造新式的枪炮船舰。1861年，作为湘军统帅拼死力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创设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弹药，虽说因生产工艺落后，规模狭小成效并不显著，但毕竟是在明确思想指导下自觉进行“洋务”活动的一个标志，在由洋务派操办军事工业的历程中，有着前驱先路的启导作用。而此时，迫于客观时势，清朝中央业已成立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机构的职能在相当长时间里除了具体办理外交事务之外，也同时负责管理国内的洋务活动。也就是在这年，开明的士大夫冯桂芬写成了名著《校邠庐抗议》，对洋务问题进行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理论阐述。总之，在19世纪60年代初，从思想、实践乃至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在野人士，在举办洋务方面有着相当广度的应和，这决非偶然巧合，诚时势使然。故一般认为，从19纪60年代之初，洋务运动便告正式起步。

洋务运动经历了一个多年的发展过程，大体说来，在60年代，主要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和培养洋务人才为主要内容，主旨在于所谓“求强”。70年代以后，在继续充实军备和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时，逐渐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此外还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又派遣留学生，洋务活动的内容大大扩展，并且着重点转移到所谓“求富”。一般认为，到90年代中期中日甲午战争清方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样算来，这场运动持续三十几年的时间。如果说，着眼于甲午战争失败证明洋务运动所谓求强求富的目标并没有真正达到，故而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的终点，自有其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经过甲午战争清朝的洋务活动就偃旗息鼓，洋务思想也就此泯灭。事实上，清朝的洋务活动仍在继续，洋务思想依然流行。这样看来，洋务运动包括洋务思潮实际持续的时间要更长些。

作为洋务运动主体的洋务派，并不是有着严格组织规范的群体，而是后人进行历史研究中根据其特征赋予的称谓。起初，洋务派的人数并不很多，但随着洋务运动的进展，他们“师夷长技”和“求强求富”的旗号吸引了不少思想敏锐的士绅、买办和商人的支持，营垒愈发扩大，构成亦愈加复杂，大体说来，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在清朝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户部侍郎文祥等人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为代表。他们上下呼应，共同致力于洋务事业，并且又都是实力派人物，在当时清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较起来，地方上的洋务派代表人物甚至实力更为壮大。像洋务运动的最早倡导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湘军、淮军的首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一方诸侯，洋务活动的诸多重要事项，是由他们操办起来的，如洋务派军事工业、民用企业的大多典型厂家，即成之于他们之手。特别是李鸿章，虽然他比曾国藩稍稍后起，但对于洋务运动的全过程来说，他更显重要，堪称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正如有的学者所揭示的理由：第一，李鸿章位高权重并与洋务运动相始终；第二，李鸿章基于对中外形势比较清醒的认识，提出了一套洋务主张，相继被清廷采纳为指导洋务活动的方针；第三，李鸿章举办的洋务事业最多，掌握的军事经济实力最大。他控制了四个洋务军事工业骨干中的三个，洋务民用企业资本的44%以上，以及清朝的陆海军主力——淮军和北洋

[1]舰队。所以，对此人应该予以特别的关注。

除了清朝中央和地方上的实力派洋务官员，洋务派的另一重要构成部分是所谓“洋务理论家”群体。这类人，没有高位大权，对于洋务实践活动来说，他们只是一般的参与者，即使有的主持某个洋务厂家或部门的实际事务性工作，也不是有最终决策权者，有的甚至并没有参加多少洋务实践活动，但他们对洋务问题抱有浓厚兴趣，有自己独到的观察、思考和研究，发表有比较系统的言论，在理论建树上甚至要超过实权派洋务活动家，像冯桂芬、郑观应等人即不失为典型。洋务派理论家这一个群体，对于洋务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尤其有着重要作用。而实权派洋务大员们，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指挥实务活动上，其洋务思想也多于这中间比较零散而随机地体现出来。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对于洋务思潮来说就不重要，因为他们实权在握，往往一言九鼎，对洋务思潮的导向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有的实权派洋务大员也有相当的理论建树，如张之洞就是如此。特别是他的《劝学篇》就包含着对洋务问题认识的系统总结。

与洋务派相对的是所谓顽固派。尽管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并没触及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的社会制度，但是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看来，却仍属有悖“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的荒谬之举，他们连西方的“长技”也不承认，也反对学习，墨守旧规，顽固不化，与洋务派发生分歧，进行论争。从其交锋的情况，更有助于认识洋务思潮的特质，所以后面还将对此设专节加以介绍。

了解了上述基本情况，就更便于对洋务思潮的审视。[1]苑书义：《李鸿章洋务总纲略论》，《中国近代史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232页。

第二节　洋务思潮的内容要端

因为洋务运动的时间较长，洋务派的阵容也相当庞大，结构也比较复杂，有关言论和思想甚为繁杂，难以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地介绍，只能提纲挈领，把握其要端，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其梗概。

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指导方针“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由李鸿章明确提出来的。他说：“处今日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1]耶？”显然，他是着眼于当时世界情势，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结论的。而这一观点，决不是李鸿章一时之见，而是贯穿于他整个洋务生涯之中，并且得到洋务派的广泛认同，成为整个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方针。其立论的直接基础是“变局观”。他们看到世界各国都在变，世界形势在大变，而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必须应变，而不能“以守法为兢兢”，否则便不免要败亡灭绝。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变呢？李鸿章辈是从外交和内政两大方面来铺排。

外交方面即持“和戎”方针。洋务派的“和戎”观，导源于他们对中外力量对比和列强本性的看法。李鸿章就这样说过：“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2]李鸿章正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本来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由此而推演出一种错误的结论，即由于中外实力相差悬殊，中国无法决胜疆场，即使暂时胜利最终也要失败，断言中国对外不可轻以言战，而应以“羁縻”即所谓“笼络”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他们的所谓“羁縻”、“笼络”，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妥协的同义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承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以牺牲国家和民族权益为代价的。不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洋务派的和戎观，也不无一定的合理性和策略意义，它也包括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关系环境而乘机加强国防实力，所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的立意，并且为其整个“变法”方案的推行，争取相对有利的外交环境条件，为其“内须变法”张本和服务。“内须变法”和“外须和戎”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在李鸿章辈看来，“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3]也。”但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弹性幅度很大的概念，不同的政治派别有自己不同的变法主张。而洋务派要求的变法，是在不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试图主要通过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器物”方面的长处，来加强本朝武备和经济实力，可以用“师夷长技，求强求富”来概括，这是其洋务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其洋务思想的主体部分。下面专设一目来论述。

二、师夷长技、求强求富的变法运筹

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求强求富”思想，追根溯源，与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不无联系。林则徐等人积极了解西方，搜求有关西方的情况，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亦曾力主并尝试购置或仿造西洋船炮以加强军备，抵御外侮。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更是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在当时，其应和范围尚有限，并且基本上尚未能和具体尝试相结合。到洋务运动兴起之时，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师夷长技”的主张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应和，并努力付诸实践。这得力于洋务派大员的倡导。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之时，曾国藩就呼吁：“此次议款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4]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此后，他又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并且主张在购买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说是如此“不过一二年，[5]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他们这一主张得到了奕的赞赏，认为是“深思远虑之论”。更为热心的洋务倡导者是李鸿章，他在率淮军与外国“助剿”的军队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外国新式枪炮的威力，大为惊羡，视为“神技”，决意效而习之。左宗棠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也非常看重。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他就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侵略中国，就是[6]“恃其炮大船坚”，中国须设法与之相匹敌。及至60年代初期，置身“华洋会剿”局内的他，这种思想更为明显和强烈，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德、俄又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7]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以治之不可。”这般人物不仅有此思考呼吁，而且凭借他们的实权，在中央洋务派权臣的支持下，努力实践，在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之后，相继又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几家著名洋务派军事工业厂局设立。在创设和发展这些厂局的过程中，又促使有关洋务派人物作更深入的思考，推动洋务思潮的发展。

在设厂制器的同时，有关洋务派大员们也加紧进行筹办海军、加强海防方面的运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人也已初步对此有所思考，但那不过是萌芽初露而已，及至洋务运动中才得以大规模地筹议。左宗棠主持创设福州船政局，不单单是为了制造舰船，同时也是为组建海军提供物质条件。他曾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籓篱竟成虚设”，“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8]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所谓“整理水师”，也就是要改造旧水师，建立新式海军。也的确是以闽厂所造船只为依托，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开始起步。及至70年代中期，日美联合侵台事件警示海疆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起声势浩大的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即所谓“海防塞防之争”，结果清廷决策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海防方面主要分别责成南北洋大员沈葆桢和李鸿章操办，而李鸿章更居优势地位，最终北洋海军成为清朝实力最大的一支海军。而在筹建海军、加强海防建设的过程中，所谓“海防议”也成鼎盛之势，成为洋务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的言说都颇为典型，而李鸿章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冬间所上《筹[9]议海防折》尤其为人注重。在此折中李鸿章持论，中国在诸国的侵略威胁之下，“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所面对的，“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如何进行应对？李鸿章借丁日昌所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建策的话题，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案，主要归结点就是切实有效地加强海防建设，增强国力，以防范和抵御外患。

洋务派练兵制器的求强活动，如果说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初还有相当成分的制内因素，而随着以太平天国起义为中心的反清起义的被镇压下去，外患的威胁却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势下，其御外的因素明显增重，占据主要。试想，像建立旨在能海上作战的新式海军，目的岂还能是主要为了制内？显然，已主要在于曾国藩当年所说的“勤远略”即应对外患了。

洋务派在着重学习外国有关军事方面的长技旨在“求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觉察到，这种事项不能孤立进行。正如有的著述中分析的：军事工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洋务派把这个环节移植过来，因为缺乏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原料、燃料供应的困难，并追逐高额利润，以便发财致富和为“养船练兵”建立经济基础，洋务派从20年代开始，便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打出“求富”的旗[10]号，大力举办民用企业。李鸿章说过这样一段典型的话：“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11]终受其敝者。”这表明，洋务派人士认识到所谓“求强”与“求富”必须相辅而行，并以“求富”作为“求强”的依托。同时，又表明其“求富”活动还具有抵制外国对华经济掠夺，维护利权的立意。譬如，有的官员持论，洋务派的一些军事工业厂局每年需用煤铁大半取办于外洋，“若中国亦有机器开采、转运、鼓铸、制造，其价比来[12]自外洋更贱”，以往取办于外洋所花之银即不致再外流。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洋务派自19世纪70年代后的二十多年间，大约创办了二十多个民用企业，涉及轮船运输、煤矿开采、金属”炼、铁路、电报、纺织等行业，其中比较著名的厂家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漠河铁矿、汉阳铁厂等。在具体经办民用企业的过程中，洋务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

兴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培养洋务人才，也是重要的洋务变法活动事项。在洋务派人士看来，“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不能拘囿于旧的教育途径，应“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明确持此议的李鸿章还曾更具体地提出这样的方案：“凡有沿海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尽管分科如此细致的洋务学堂未能在各有关省份普设，但教习外语、军事和自然科学的洋务教育机构的确设立不少。还有派遣留学生，自19世纪70年代初幼童分批赴美留学肇其端，继而又有选派赴欧学习海军者。这也是为培养洋务人才而开辟的门径。有关洋务派大员明确说，选员出洋“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中国欲学外国长技，“一旦尽图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13]扩充于无穷耶？”

三、“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中体西用”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缩语，是自洋务运动中开始正式形成的一种理论。就洋务派所持守的这种理论观点来说，其基本内涵可以界定为：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为根本，在此前提下，采择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某些文化内容。这是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而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一派人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虽然也离不开中西文化比较，否则就无法作出技艺方面西方国家优长于中国的判断，但他们的命题中还不能清晰地显示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整体比较从而作出各自优劣长短的判断。

而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则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十分艳羡于西方“长技”的李鸿章，就明确持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14]独火器不能及。”当然，意味着中国只需学习西方火器之类的长技，而不能改变自己的“文武制度”。洋务派理论家们，更较早并且比较明确系统地阐发了中体西用的观点。冯桂芬在其名著《校邠庐抗议》中即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虽然还没有直接出现“中体西用”的话语，但同样道出了这个意思。从他这里可以说是中体西用论的滥觞。他的整部《校邠庐抗议》，实际上就是以此为主旨展开议论的。在肯定中国伦常名教的基础上，论列了所要“辅”以的“诸国富强之术”，主要归纳有三个方面：一是“采西学”。说是“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二是“制洋器”。提出招集聪明巧智之士从西人学习制器，按成绩给以奖赏，这样造就出“上好下甚，风行响应”的风气，对于西人来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认为“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三是筹国用。提出发展农业、商业、工矿业，使用机器生产，这样不但增收致富，而且还可抵制外国的攫夺，维护利权，有谓“裕国之道，不外乎此”。继冯桂芬之后，其他一些起码曾属洋务理论家群体的人士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如王韬说，中国以道胜，西人以器[15]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则说：“中学其体也，[16]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他们是借道器、主辅的概念范畴来表述了“中体西用”的观点。

需要注意的是，“中体西用”论在中国近代不只洋务派持守，有些维新派人士也持此论，不过两者的实际内涵已有所区别。而有些洋务派理论家，到后来发展成为早期维新派（如王韬、郑观应即是），故他们的“中体西用”论，应该是越来越包含进维新思想的内容。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术语的明确运用，是到了甲午战后，一个叫沈寿康（毓桂）的人，以南溪赘叟的署名，在《万国公报》第75卷上发表文章，其中言及：“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赞同维新的清朝官员孙家鼐，在一个奏折中则说：“今中国京师创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17]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于一般认为“中体西用”论的集大成之作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写成是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潮之际，旨在抵制维新，是后边要讲到的维新派与守旧派论战中守旧派一方的代表作，体现的是已经落伍的洋务派的思想观点。当然，他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在此前的若干年间，也时有包含中体西用意蕴的有关言论的发表，只是不如《劝学篇》这样集中和系统而已。当然，即使在《劝学篇》当中，他也没有直接提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是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之类的话语来表达“中体西用”意旨的。

可见，所谓中体西用思想的构成颇为复杂，不过仍不妨认定它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关于这个问题，有的著述中这样论说：“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如细作辨析，那么，洋务派多在朝的当权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谈时务的人们则多不居于庙堂，后者是附从于前者的。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言论先行，实施随之，实施的成败得失，言论家又往往是敏锐的批评者。[18]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1]李鸿章：《复王壬秋山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九，第43页。[2]李鸿章：《复陈筱舫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第34页。[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2页。[4]《曾国藩全集》，奏稿，第二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272页。[5]《曾国藩全集》，奏稿，第三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603页。[6]《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第11页。[7]《左文襄公全集》附录，说帖一。[8]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24～125页。[9]此折载《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0～25页。[10]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第66页。[1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六，第25页。[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七册，第359页。[13]《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曾国藩全集》，奏稿，第十二册，第7332页。[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9页。[15]王韬：《杞忧生〈易言〉跋》，《弢园文新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页。[16]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册，第426页。[1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116页。

第三节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洋务派的“变法”活动虽然并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而主要是学习西方“长技”，但也遭到泥古守旧、坚持所谓“祖宗成法”不能变的顽固派人物的忌恨和反对，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

同文馆之争便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次。同文馆是附属总理衙门的一所洋务学校，始设于1862年，开始只是为培养翻译人员而教习外语。1866年末，奕等人基于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无一不从天文算学中来的认识，为了适应洋务事业发展的需要，建议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并拟订了具体章程，遭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御史张盛藻持论，科甲正途人员都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之士”，何必要他们“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如果要他们学习天文算学，那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随后大学士倭仁又上奏坚持反对意见，说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没有必要“师事夷人”学习天文算学，若科甲正途人员奉“夷人为师”，就会“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甚至有的顽固派官员把“久旱不雨”、“阴霾蔽天”、“大风昼晦”、瘟疫流行等灾害都归咎于同文馆的设立，把同文馆视为不祥之物。奕等洋务派官员对顽固派的论调进行驳斥，说倭仁之流坚持的“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空言滥调于实际无补，揭露他们“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1]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的荒唐性。最后天文算学馆按洋务派的意见设立，但由于顽固派的影响，报名应试者并不多。

继同文馆之争以后，在派遣留学生、派遣驻外公使、修筑铁路等问题上，洋务派和顽固派又屡屡交锋。

派遣留学生是洋务活动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基本情况上已述及。而这项洋务举措当时也遭到顽固派阻挠和破坏。赴美留学生的首任正监督是思想保守的清朝官员陈兰彬（派遣留学的首倡者容闳担任副监督），他一心警惕着留美学生们的“西化”，与思想开明的容闳发生矛盾，时有争执。1876年他升任驻美公使后，推荐思想顽固、性情怪僻的翰林吴嘉善（字子登）继任监督。吴氏“视中国留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经常进行破坏，还暗中向北京当局诬控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指责学生剪发辫、入美国宗教种种“不规”，因此，他要求从速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留美[2]学生。清政府偏听谗言，对容闳和留学幼童的作为均表不满，遂下令分批撤回留美幼童。

清政府派遣驻外公使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首先是由郭嵩焘充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是一个思想开化的官员，在洋务认识方面属比较激进者，甚至发展到具有早期维新派的某些思想特征。他率先充任驻外公使，顽固派攻击他有辱国体和人格，简直成了顽固人物“聚诃丛骂”的对象。但他把自己荣辱置之度外，勇于任事。赴任的途程中，便注意观察了解外域情况，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然而，当这部分日记呈达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的名目刊行后，却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官员竟骂他不知是何心肝肺腑，甚至诬蔑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最后此书竟被毁版。后来梁启超曾这样讲及此事：“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3]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了事。”由此可见当时顽固派和洋务派人士对西方认识的差距之大。由于郭嵩焘比较了解外情，在任驻外公使期间处理问题能比较得体。但他身边的副使就是一个地道的顽固派，怀着顽固守旧的心态，处处事事与郭嵩焘为难，以至于向清廷告郭嵩焘的黑状。而他所奏参郭氏的，竟是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令妇女学洋语、听戏，迎合洋人，坏乱风俗之类的“罪状”，简直荒唐之极。像郭嵩焘与刘锡鸿之间的矛盾，虽说不无个人间的意气成分掺杂在内，但主要还是反映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人物之间政见和文化观点上的抵牾。

在修筑铁路问题上，洋务派和顽固派也有着激烈的争执。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洋务派人士向清廷正式提出修筑铁路的建议。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刘铭传率先上奏，指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第次举行，然其机括在于急造铁路”。清廷将此意见提交有关大员讨论，由此引发一场论争。顽固派人士张家骧、王家璧、周德润、刘锡鸿等人相继上奏，认为修筑铁路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成法[4]以乱天下”，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说什么“开一省之铁路则一省百姓受累，开各省之铁路则天下百姓受累”[5]。刘锡鸿的奏折洋洋万言，最终是要说明铁路、火车，“断非中国所能仿行”，并罗列了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以种种千奇百怪的理由来反对修筑铁路。洋务派针锋相对地驳斥了顽固派的论点，他们用西洋、日本等国因为铁路达到富强的实例来说明修铁路的必要性。针对顽固派所说修铁路有害于国计民生、会造成失业等论点，洋务派指出，修铁路不但不会造成失业现象，并且民之生[6]计能“因之而益广”，“乃更裕于未兴铁路之时”。他们还列举了铁路有便利于国计、军政、京师、民生、转运、矿务、邮政、招商轮船、行旅等九大益。顽固派的反对虽然对铁路修筑不能不起到负面作用，但由于洋务派的坚持并得到清廷主管大员奕的支持，一些铁路先后[7]得以修筑。

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并不仅止于上述一些场次，可以说贯穿于洋务运动的始终。两者间的分歧显示出文化观上的先进与落后。从近代思想发展趋势来看，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洋务派方面愈加占据优势，有助于暴露顽固派思想的保守落后性，冲击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舆论环境，提高西学在中国的地位，利于讲习西学风气的形成。但也应该看到，洋务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很肤浅，他们对西方文化先进之处的认同主要是限于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而对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政治制度则很隔膜，甚至视为异端加以排斥。这就决定了两派的论争基本上只涉及要不要学习西方物质文化这样层次较低的问题，还带有较大的局限性。而随着社会进步潮流的发展演变，洋务派也渐渐失去了它的时代先进性，甚至落伍成为守旧派。

本章参考资料：

附编所列第7、8、9、18篇。

本章参考习题：

1.洋务运动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概述其大致历程。

2.试析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

3.怎样认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中载有双方论争的有关材料。[2]参见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第97页。[3]转据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6页。[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38、154、152页。[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54页。[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六册，第154～165、228页。[7]本段参考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99～100页。

第五章　维新和立宪思潮

第一节　早期维新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体现于早期维新派人物。他们是介于洋务派和戊戌维新派之间的一个政治派别。从“身份联系”上说，该派人物一般是由洋务派的阵营中分化而来，与洋务派的关系自然非常密切，与戊戌维新派这方面的关系则相对疏远。而从思想方面看，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则达到了一般洋务派所未曾达到的高度，初步进入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范畴，较比洋务思想有了一定的质的飞跃，但与戊戌维新派的思想相比，又显得相对稚嫩和拘囿。总之，从这个政治派别及其思想的状况看，都具有在洋务派和戊戌维新派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特征，具有某种“模糊性”。因此，把握这一派别及其思想产生的背景、特点，不但对于其自身，而且对于洋务派和戊戌维新派的认识都是很有帮助的。

早期维新派既然一般是由洋务派的阵营中分化而来，那么，它与洋务运动的联系必然就是很密切的。是本来的热衷洋务让他们有愿望也有机会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事物，当然一开始最吸引其眼球的是船坚炮利之类器物层面的东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是他们所关注外域事物范围的扩大，一方面是办洋务预期与实效间反差的刺激，而他们本来又多属“洋务理论家”群体，具有善于思考的特点，于是思想逐渐有所升华，当突破洋务派思想范畴，达到一个更新高度的时候，也就进入了所谓“早期维新派”的层面。他们的思想，自然是很值得关注的。其典型代表人物，像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其代表性著作则分别为《弢园文录外编》、《筹洋刍议》、《适可斋纪言纪行》、《盛世危言》等。当然，这只是举例，与早期维新思想相关联的人物和著述，范围还广得多。

早期维新思想的表现之一，是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的凸显。早期维新派的“变局”意识更紧密地与外患联系起来，如郑观应说，“中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1]宇宙之危机。”彼辈看到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祸害，对此予以谴责。如薛福成指出，中外条约给中国造成“贻患之无穷者”，“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

[2]也”，这显然是针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说的。早期维新派人物还认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从而主张中国不但应当讲求武备，加强国防，以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像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就专门置有《商战》篇。

早期维新思想，特别是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肯定民权民主的表现。相关思想家初步认识到，中国的贫弱落后是专制统治的结果。认为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也应该随之变化。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认为前者远比后者进步。如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制度最善；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马建忠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主张。总体上看，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来意义上去了解，所着眼的层次上也有局限，如认为西方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但在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在当时起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用。他们的这些言论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参与国家政权的愿望和要求。

早期维新思想家们还对顽固派乃至洋务派作了达到空前思想深度的批判。他们非常尖锐地批判顽固派的守旧思想，认为在万国竞争、弱肉强食的时代，彼辈“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已经远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必须进行变革，发愤图强，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如王韬指斥顽固派说：“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真妄人也已，[3]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郑观应则谴责这等人物“一事不为，而[4]无恶不作”，“泥古不化”，“甘守固漏以受制于人”。因早期维新思想家本来大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与了洋务实践，他们对洋务运动有切身体察，对其弊端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并予以揭露和批判。比如，他们指出洋务派首领们建立的海军“有南、北、闽、广之殊”，编练的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这种缺乏统一军制和统一指挥的海陆军，不但不能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而且会“见哂于外人”。他们揭露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和腐败情况，认为靠这种方式，根本无法办好企业，要求得国家富强，只有发展商办企业，这才是振兴民族工业的唯一出路。就他们与洋务派的渊源联系而言，这也有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意味，正说明他们的思想发展。

当然，早期维新思想也有其局限。相关思想家毕竟还是从洋务派营垒中刚刚脱胎而来，还不能摆脱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他们主张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折衷中西，取长补短，企图以这样的思想模式，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在求得中国的独立富强、走向近代的实践中，必须解决“中学”与“西学”、“器数之学”与“周孔之道”的关系问题，但由于时代历史条件和阶级思想的局限，还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且，从其总体规模和力度上说，也还有限。尽管如此，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甚至也可以说是一股初具规模的思潮（有的著作中就明确以“思潮”称之），曾对中国社会发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并[5]且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1]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2～3页。[2]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8页。[3]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睦邻》。[4]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一，《吏治上》、《学校》。[5]本节中关于早期维新思想内容的叙述及评说，参照了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第4版、2010年第37次印刷本）第153～156页相关内容。

第二节　维新思潮的勃兴

对于维新思潮来说，“早期”者尚属初步，及至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开场标志、以1898年“戊戌政变”为终点的历时数年的维新运动，相关思潮也呈勃兴之势。不妨从其复杂的背景性成因看起。

首先，历经甲午战争民族危机的加深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中日交战，中华偌大国家却败在一个“蕞尔小邦”手里，这本身就不能不刺激人们认真反思。由于战败被迫签订严重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整省整省地割地，上亿上亿地赔款，允许外国在华设厂制造等一系列的重大权益丧失。并且，日本之外，列强其他各国也纷纷趁火打劫，共同掀起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正是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刺激维新派人士进行救亡图存的大声疾呼和对策的谋划，直接推动着维新思潮的发展。比如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举国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声浪中，公车上书事件发生，标志着维新运动正式开场；而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列强群起效尤在华“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事变的发生，成为刺激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维新思潮进一步膨大的直接原因之一。可见，两者之间有一种“同步性”的关系，这决非偶然。

再者，到维新运动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维新派的阶级基础条件已经具备。甲午战后，一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自设工厂以抵制外商洋厂，维护权利。而其时洋务派已无法像开始那样垄断近代工业，因大量赔款、借款而陷入更严重财政困难的清政府投资近代工业也力不从心，并且，它既已允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对本国民间的限制也不好过严，只好放松。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开办近代工业的条件有所改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工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合计只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1]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尽管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规模总体上还很有限，但毕竟是已获得一定发展了的新的阶级力量，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其时站在救亡图存、进行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前列的，正是也只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就是维新派人士。

还有，这时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条件也已经比较成熟。早期维新派思想已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尽管早期维新派与戊戌维新派从人员构成上看，并没有太大的“同位性”，但思想资源却有着共享性。此时，“西学东渐”的渠道也获得更广的拓展，力度不断加大，维新派人物用以锻造其思想武器的西学素材已比较丰富。而维新派领袖人物康有为，在进行维新思想理论的准备以及初步尝试方面，也已经有了多年的努力，收得相当的成效。他起码自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开始有意接触体察资本主义事物，广泛搜求西学书籍研读，思想发生质的变化，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改造中国的运筹。及至1888年他便首次向光绪帝上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和紧迫性，提出关于“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救危方案。此书虽然没有上达光绪帝手里，但在一定范围传诵，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影响。自19世纪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设馆讲学，不但集合和培养了一批维新骨干，像梁启超等人，而且还完全成了“托古改制”的变法理论体系，主要体现于《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述。其具体情况将在下边适当的地方再予论述。

总之，主客观条件的具备，使得维新运动水到渠成地发生，维新思潮随之勃兴。这中间典型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康有为是维新运动最主要的领袖人物，无论在思想和实际活动方面都居重要地位。梁启超和谭嗣同都是维新运动的骨干人物，积极参与者，并且在思想方面也有重要建树，梁启超有着丰富也比较系统的变法维新理论，而谭嗣同则以其思想的激进性连同行为壮烈性表现突出。严复没有参与多少变法活动的实际组织策划工作，主要是在舆论战线有其建树，成为一个重要的维新思想家。维新派的核心层群体以外，还有成分复杂的维新运动的同道者，包括不少清朝重要官员，甚至光绪皇帝也曾积极支持和赞同维新，并决策和推行变法。维新思潮是以维新派核心层人物的维新思想为主导，也包括其他层面人物的维新之议，集合而成一种社会思潮。它明显超越了洋务思潮，也比早期维新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下面，就从对比的角度归纳揭示戊戌维新思潮的内容特征。

一、高扬变法救亡的旗帜

洋务派的变法求强求富，虽然也有御外的因素，但有大的局限性，不仅程度有限，而且近代民族主义的特色并不鲜明，是和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结合在一起的。早期维新思想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水平和力度也显然与戊戌维新思潮所包容的这方面的内容不能同日而语。这时的维新派旗帜鲜明地高扬救亡救图的旗帜，揭露列强对华侵略乃至瓜分的罪恶行径，呼吁国人正视现实，树立忧患意识，通过社会变革救亡保种，不但灌注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而且包容了更深刻的理性成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对具体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人物的不满和抨击，而是从结果去探索原因，从现象去发掘本质，揭露列强通过殖民、铁路、外债、工商、传教等种种渠道，竞相瓜分弱国，揭示出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指出，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嚆矢，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牙”，中国的处境“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

[2]应”。维新派认定在这种情势下变法是大势所趋，不可抗拒，但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只有主动变法才能救亡，有谓“大势相通，非可瘀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3]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在他们看来，不但要主动变法，而且不能小打小闹，“小变仍害，非[4]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

二、批判封建纲常名教，主张变革专制制度

洋务派的变法是限定在不触动封建政治制度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前提下，早期维新派在一定程度上介绍、肯定并有着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中某些环节的意向，但那还是比较朦胧和初步的，他们对封建的纲常名教那一套，还有着较深的眷恋之情。而到戊戌维新派这里，已达到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比较尖锐的批判和明确要求变革的层面。像谭嗣同在他的名著《仁学》中，就大胆提出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痛切指斥封建统治秩序和纲常名教的危害，说是在中国“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酷矣，特别是“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应该冲决之而实行“平等”和“自由”。这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民主革命思想的色彩。康有为在诸多言论场合，也讲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意思，认定泰西之强，在于其政体之善，官制之美，并肯定性地介绍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他极力主张的“变官制”，就特别是要求效法西方的议政制度。梁启超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他大胆地宣传“民权论”，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严复把当时中西政治制度加以对比，认为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平等，“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治法方[5]面，“皆有以胜我者”，主张于此向西方学习。当然应该看到，有的维新派人士特别是康有为，在真正能够借助光绪皇帝尝试推行变法的时候，在政治主张方面明显地有所收缩，以往主张过的开议院、定宪法之类事项不再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方面可能有从现实可行性考虑的策略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康有为他们一旦与清朝皇权发生实际关系，思想上产生一定的退步。但无论如何，从整个维新运动的过程看，维新派确实在批判和要求变革封建政治制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

三、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运筹

除了在政治制度方面之外，维新派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和方案。其经济方面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富国养民。譬如“公车上书”中即提出了“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等六个事项的“富国之法”，以及“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四个方面的“养民之法”。有的著述中对此这样分析说：从上述维新派富国养民的主张来看，行钞法、铸银元是为建立和健全资本主义的信用和货币制度；筑铁路、兴机器轮舟、邮政旨在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和通讯业；采矿是开发地下宝藏增殖国家财富的主要渠道。这些行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主张，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措施。各项措施又是相辅相成的。康有为说：“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特别是他们提出“定为工国”和“以商立国”等主张，实际上已展开了[6]他们试图把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当然，维新派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富国养民”的运筹设计上，维新派人士在诸多场合的言论中提出过若干有关设想和要求，主旨都是一致的，即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从整体立意以及与政治改革要求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来，其目标比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也要高远，特别是从重视民办和维护利权方面洋务派更是不能与之相比。不过，从某些具体事项看，在这一方面维新派与洋务派特别是早期维新派有着较大的共性，属于相对一般性的层面。

文化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拿洋务派来说，从培养洋务人才的需要也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广开各类洋务学堂、派遣游学等变法筹议，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得以推行（如开办洋务学堂和派遣游学）。维新派在文化方面的改革要求与洋务派也有一定的相通性，而层次上更有所提高。譬如说把科举制度、八股制艺的危害性提到封建王朝强化极权统治和实行愚民政策需要的高度，认为在中国面临强虏入侵，不得不面对世界应变的情势下，欲国富强，首先必须开智破愚，广开[7]民智则必须广开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8]甚至强调“变法莫亟于废八股”，八股不废，变法图强的其他一切良策皆无从谈起。所以废科举、兴学校是在维新派呼吁最多最力的变法事项之列，并且把此作为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和长远之计。此外，在引进、宣传和采择西学的更为广泛的方面，维新派的气度也都更为开阔，眼光更为高远，目标更为宏大。

四、援用资产阶级进化论和锻造“托古改制”的思想理论武器

洋务派变法主要是持中国古朴的变易观作为哲学基础，而所坚持的“中体西用”的思想纲领则是维护所谓“中学”实际上也就是“旧学”本位原则的。维新派变法思想的哲学基础已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而他们在大力张扬西学、新学的同时，也对中国封建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学进行了否定，对孔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锻造出了为维新服务一套系统的“托古改制”理论，这主要体现于上面提到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述。这两书的写作虽然是在维新运动正式开场以前，但是它们为维新运动的兴起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并且在运动过程中，也一直为康有为辈所坚持，而《孔子改制考》一书的正式刊行还是在1898年维新运动走向高潮之时，所以应认定“托古改制”理论仍应算是戊戌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学伪经考》初刊于1891年，考证东汉时刘歆所争请立于学官的古文经系伪造，故称其为“伪经”；并论证刘歆伪造古文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夺取政权制造理论根据，只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当称“新学”（并非“新”“旧”的“新”之意），认为清代古文经学家不辨真伪，侈谈“汉学”，实际不配。从学术意义上说，该书中的基本观点并不科学，但它引导对传统经典的怀疑，在学术上否定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思想上打破泥古守旧，在政治上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清政府曾两次下令严禁。《孔子改制考》1892年开始撰写，1898年由上海大同印书局刊行。该书认为上古蒙昧，“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宣称六经皆孔子改制手作，所载尧、舜、文王的诰命典章和盛德大业均无从稽考，实为孔子假托古圣先王的言行，为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社会张本，把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祖师。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表现在《春秋》一书中，而《公羊传》则是正确阐释《春秋》的典籍，借其所谓“通三统”、“张三世”的理论，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别与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民主共和时代相对应，认定人类社会必然循序向前发展，显然是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附会公羊派的学说，论证变法维新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说《新学伪经考》主旨在于“破”，该书主旨则在于“立”，这样破立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理论根据，对顽固守旧思想形成很大冲击。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维新变法思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进行了概略介绍，可以看出它比洋务思潮的进步之处。此时，坚持洋务派观点的一些人物，已经明显地落伍于时代，与维新派相比，成为相对的守旧派，与顽固派一道，与维新派进行论争。论争的问题固然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在于下述三个方面：一是实行君主立宪与维护君主专制之争；二是张扬民权平等与持守三纲五常之争；三是兴新式学校、大讲西学还是维护科举旧制和中国传统旧学之争。维新派坚持的是前者，而守旧派坚持的是后者。这在上边与守旧派对比性地介绍维新思潮的内容当中，已能有所体现。至于双方的代表人物，维新方面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最主要者自不待言，而守旧派一方除了典型的顽固派分子外，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的清末重臣张之洞，此期中所撰写的《劝学篇》，则是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实质即“中体西用”的思想观点，来抵制维新的代表作，力主只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采择西学，进行变法，得到清廷的赞赏。总体看来，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争，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文化交锋，政治实质是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继续在封建主义的死胡同中徘徊的问题，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是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之争。显然，新派是站在先进一方。

当然，维新思潮也有其局限和缺陷。其政治和思想文化素材多是应急式地从“西学”中采择集合，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但终究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系统的中国化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同时，也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所包含的正面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力度不够，与封建思想文化也有隐深的联系。这也是随后维新思潮渐显落后、有些原维新派的要员思想蜕化的根源之一。[1]据李侃等著：《中国近代史》，第225～226页。[2]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89页。[3]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页八。[4]《杰士上书汇录》，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85页。[5]严复：《原强》，《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6]见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145～146页。[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8]严复：《救亡决论》，《社会巨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第44页。

第三节　立宪思潮

所谓“立宪思潮”，是特指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一直到清朝灭亡前夕的一个时期里，以要求和运筹在保留清朝皇帝的条件下，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为主旨的一种社会思潮。

这种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继续坚持其原先的政治立场。他们依然认定，中国只有进行维新改制才有出路，但是又不想彻底推翻帝制，他们仍然对光绪皇帝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幻想，甚至比先前更为执迷。在他们看来，维新运动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扼杀所致，如果除掉慈禧，由光绪皇帝掌握实权，那么就可以通过变法来实行君主立宪，所以在慈禧太后千方百计地要逮治他们的同时，他们也曾策划暗杀慈禧太后，组织“勤王”。而这个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也在海外加紧活动，他们曾经尝试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接触，酝酿联合反清，但终未达成共识，各自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其时，认同康梁派政治观点的人仍不少，他们依然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1899年，康有为领首在海外成立“保皇会”，自任会长，梁启超和原维新派的另一人物徐勤为副会长。该组织积极宣传其政见，大力发展会员，不数年间，保皇会分布于170余埠，有会员百万余人，主要是海外华侨，以澳门的《知新报》和日本横滨的《清议报》为该组织的喉舌。后来，为了适应立宪运动开展的需要，1907年春间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表示不再和慈禧计较旧怨，希望和清政府合作推行宪政。同年夏间，梁启超又在日本组织起另一立宪团体“政闻社”，出版机关刊物《政论》，鼓吹君主立宪，主张设立议会。明确提出“四大政纲”：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力。1908年春间该团体总部迁至国内上海，积极联络国内各立宪团体，共同致力于立宪活动（但不久即被清政府查禁）。

在国内的立宪派势力也不断发展状大，许多省份都涌现出一些立宪派名流，领导组织立宪团体。如1906年12月，张謇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立宪派人士，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接着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等等。国内的立宪派人士多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的任清朝的某种官职，有的即使在野也是地方名绅，他们与清廷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有先嫌积怨，甚至还得到信任，加之又直接在国内活动，因此对立宪运动以及清廷的“预备立宪”都有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促动作用。

清廷的“预备立宪”是在20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政”的基础上发展搞起的。尽管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守旧派势力一手扼杀了维新运动，但是国际国内形势都不允许它“照旧生活下去”。维新运动失败不久，便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更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甚至京城也被侵略者占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不得不流亡西安。《辛丑条约》的签订空前严重地损失了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也不啻一张向列强的卖身契，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走到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欣”的可耻地步。为了保持和维护自己对国内的统治权和迎合外国的要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西安尚没有回到北京，《辛丑条约》还没有正式签订之时，清廷便于1901年1月下诏宣布进行“变法”，所谓清末“新政”由此开始。

这场“新政”，最初仍是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搞一些与先前洋务活动类似的事项，不触动其政治体制，连立宪派势力也觉得这不啻隔靴搔痒，以立宪相促。特别是这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大大发展，掀起反清倒清的怒潮。两害相衡取其轻，清廷遂采取拉拢立宪派而抵制革命的策略，于1905年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9月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尽管清廷的预备立宪敷衍搪塞，带有相当的被动性和欺骗性，但客观上也曾一度对立宪运动和立宪思潮起了激荡作用。一方面，使立宪派从清廷的表示赞同立宪看到立宪的可行性希望，更激发了他们鼓吹和参与立宪的热情；另一方面，促成从中央资政院到地方谘议局之类的合法性宪政组织的出现，有助于加强立宪派的组织阵容；再一方面，也促使越来越多的清朝官员不管是基于怎样的考虑，真心站到主张立宪的行列中来。

从客观时势上看，1904年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的日俄战争也是刺激立宪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战争的结局是小国日本胜利，而大国俄国失败，促使一些人认定，“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1]，使得“吾国士大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廿禩清明之[2]世，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总之，是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形势之下，立宪思潮得以形成存在，并发生相当的社会影响。这股思潮，应该说是以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有关舆论为主体，而严格说来虽不属于资产阶级立宪派，但也曾对立宪表示赞同和支持的其他人等所表示出的有关思想则辅以其中。这种思潮一度形成相当的势头，有谓“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3]一发而莫之或遏”。

那么，立宪思潮的主要内容特点是怎样的呢？已有著述对此作有系统的论列，编录如下：

第一，爱国救亡是这股思潮发生发展的动因，也是它的基本精神，这与时代进步的主题相吻合。这股思潮是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后，中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的情况下发生的。爱国之士始终以变法救亡、立宪救亡作号召，要求借鉴外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原先试图通过实行变法新政来挽救清廷的残局，迨至日俄战争后，人们从总结日本战胜俄国的经验中得出了立宪胜于专制的结论，于是立宪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已认识到“今日之中国，本千钧一发之际，存亡危急之秋”，“国家生存之竞争益归激烈，非上下同负责任，则国力不厚，无以御外侮而图自[4]存。”接二连三的国会请愿热潮，也是在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人们把开国会视为救亡之良方的情况下蓬勃兴起的。连东三省总督锡良也不得不承认：“现今朝野上下，无不公认国会为救亡之良药。果无此良药则已，既有此良药，则早服一日即早救一日之亡。”他是在“目[5]睹朝鲜亡国惨状，甚恐三省版图首沦异域，即万劫不能自拔”的情况下，甘冒被革职的危险具折上奏的。杨度也在《中国新报》上发文认为召开国会是“惟一救国方法”。可以说，爱国救亡既是这股改革思潮持续不衰的原动力，也决定了这股思潮的爱国进步性。

第二，与戊戌时期维新思潮相比，这股思潮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譬如，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援引传统，使用了托古改制的方法。康有为重塑孔子，用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来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20世纪初的改革思潮则摈弃了托古改制的传统做法。1903年后，舆论骄子梁启超“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谈改制”，更多的是直接借鉴西方和日本，这就使中国人学习西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再如，维新思潮的勃兴始于“公车上书”，该上书还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尚未形成群众运动。维新派虽然是提倡政治改革，但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尚未明确提出来。而立宪思潮高涨时期的国会请愿运动大大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普及到了工农群众中去。立宪派的改革重点集中在宪法与国会的问题上，这样才真正揭开了力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序幕。

第三，20世纪初的政治思潮着重唤起民众的国民意识和自治自主的思想，宣传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并划清了具有独立人格的国民和做奴仆的臣民的界线。立宪派引进了“国民”的概念来批判奴隶思想，启迪国民的社会责任感，认为“欲抵拒外祸，保国内权，亦非可[6]望诸他人，其责任唯在我国民而已”。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认为“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认为立宪政治即国民政治，国家是国民的国家，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因而进一步提出由国民来“改造政府”的命题，说要达到改造政府的目的，国民必须具备三种资格：一是使国民不要漠视政治，而且把政治引为己任；二是使国民对于政府的政治措施是否合适，具有判断之常识；三是使国[7]民具有足够的政治能力，能主动起来担当重任。这种独立人格的国民意识的产生和增强，既是立宪思潮发展高涨的思想基础，也是立宪思潮的显著特点。

第四，20世纪初政治改革思潮的发展与各种社会团体的产生发展相辅相成，并依托政治活动而达到高涨。如随着商人势力的增长，商界成为政治改革思潮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宣称：“今日之商家，实[8]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为了进一步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和争取政治权利，他们纷纷组织商会，以合群合力开商智，扩商权，保商利，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取自主自治。据统计，到[9]1911年，全国各省累计成立了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761个。商会成为推动清末和地方自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至于清末成立的各种立宪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和诸如学务公所、工商研究所之类的教育及学术团体，则更成为鼓吹政治改革的策源地。有了社团，就自然要开展各种活动，清末的政治改革思潮正是依托各社团的政治活动而蓬勃高涨的。如各地开展的地方自治活动，不仅使立宪思潮传播到了基层社会，也为立宪法、开国会准备了思想基础。而立宪团体组织的接二连三的国会请愿活动，则把立宪思潮推向了顶峰。因此，政治思想和政治实[10]践的密切结合也是当时改革思潮的显著特点之一。

立宪思潮在呼吁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救亡图存和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启迪民智、传播西学、营造社会改革氛围、启导民主政治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与下边要讲到的革命思潮也不是完全对立、火水不容的关系，而有着一定的相通性，主要在于同是由以资产阶级营垒中人物为主体兴动，都否定封建专制制度，以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为目标。不过，立宪派要建立的君主立宪制不如革命派要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层次更为高级，特别是立宪派对清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通过和平过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结果不免落空，而革命则达到了推翻帝制为民主共和开辟道路的目标。这一历史事实也证明了立宪思潮的局限性和与革命思潮比较之下的相对落后性。

本章参考资料：

附编所列第10、11、12、14、15、27篇。

本章参考习题：

1.早期维新思想述评。

2.试析维新思潮兴起的背景。

3.维新思潮内容上主要有哪些特点？

4.立宪思潮评析。[1]沈其昌：《议员要览》，预备立宪公会宣统二年印，第61页。[2]《立宪纪闻》，载《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3]文元：《中国政体变迁论（续）》，《大同报》第七期。[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609～610页。[5]同上书，第648～649页。[6]《苏报》1903年4月30日。[7]《政闻社宣言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四册，第109页。[8]《商业发达论》，《江苏》第三期。[9]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10]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第232～236页。

第六章　民主革命思潮

第一节　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及其革命宣传

民主革命思潮是整个民主革命运动的重要构成内容。它的兴起是以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不断壮大和相关舆论阵地的开辟为基础的。

作为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早期维新派。他们大都是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在涉身“洋务”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学说，并产生一定的认同感，初步有了维新变法的要求。但他们与封建士大夫营垒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只是主张用改良渐进的办法来改造中国，并不主张推翻清王朝。及至戊戌维新派，比早期维新派知识分子进了一步，所主张的维新变法的规模、力度以及层次都超越了早期维新派，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君主立宪制度；但依然不主张推翻清王朝，甚至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更变本加厉地主张“保皇”，并且，其前身也大都是封建士子。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有很大不同，他们已经站到了与清王朝誓不两立的决裂立场上来，明确主张推翻清王朝，为此大声疾呼并诉诸行动。他们当中虽然还有一部分人是从旧营垒中进化来的，但相当部分根本就没有再走科举入仕的旧路，接受的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新式教育，或是通过留学的途径，或是有在海外生活的经历。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成为兴动革命思潮的主体。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首席领袖，同时也是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虽曾入塾学习，但为时既短，层次也低。十二岁时便出洋到哥哥所在檀香山。他曾这样忆述首次出洋的感触，说是“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1]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到檀香山后，他先进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意奥兰尼书院，毕业后又到檀香山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就读，受的完全是西方的新式教育。这对孙中山的思想自然影响很大。他后来忆述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2]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1883年孙中山十七岁时，一度回国，乡居数月，即往香港学习，先入拔萃书室，不久转入香港书院。1886年从香港回到广州，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校，一年之后便又转入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可见，孙中山主要是受西方新式教育奠定其知识基础的。并且，他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有救国救民大志的人，即使学习医学，也是抱有“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明确目的，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救国大业的酝酿。他自己曾这样忆述这个时期的情况：“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3]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在学医的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其他课外书籍，他最爱读的两部书是《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今译《物种起源》）。应该说，这时他的革命思想已逐渐萌发。同时也还抱有通过改良挽救中国的幻想。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那年的1894年上半年，孙中山曾有上书李鸿章之事，这显然是在改良主义思想支配下的行为，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大计，想通过李鸿章这样的清朝官僚来付诸实施。此事碰壁之后，当年11月他就在檀香山组织起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又回到香港和当地的进步社团辅仁文社合作，成立兴中会总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着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和防营，密谋起义。这次起义因消息泄露而流产，与事者遭到清方镇压，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斗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应该说，从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开始，他即正式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清末的留学热潮中也造就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这在留日学生中尤为突出。由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早在甲午战争以后就开始了。1896年，清政府开始派出第一批留日学生13人，随后官派留日学生规模又有所扩大，但真正形成赴日留学热潮，是进入20世纪以后，到1906年间竟达12000人之多，清末十来年间留日学生的总数不下数万人。有的著述中这样描述留日热潮：“男子留日，女子留日，兄弟留日，父子留日，夫妇留日，全家留日，公费留日，自费留日，青年留日，老年留日，秀才留日，举人留日，进士留日。一时间，留学日[4]本，狂涛翻卷，蔚为壮观。”的确，留日热潮时期留日的途径和方式多样，人员身份复杂，目的也各不相同，但总的看来，还是抱着寻求新知识、锻造新思想、投身救国救民大业愿望的热血青年为多。其时，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人产生“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认识，有的明确说：“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5]吾国唯一之方针。”而从当时国内的情况看，一方面是清王朝腐朽落后，另一方面清政府也被迫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以及奖励游学即为其中的重要内容，这也为留学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在海外活动的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以及留学生中革命志士的号召和吸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传十，十传百，互为效法，留学队伍滚雪球般地扩大。

至于在日本的感触以及学习情况，有的著述中这样介绍：这些青年学生从中国来到日本，几乎是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一跃成为亚洲的强国，与中国相比，它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思想解放。所以，日本的一切一切，几乎每时每刻都使他们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因此，在日本，他们除认真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外，还对他们认为凡是有用的知识，如陆军、炮兵、警察、法政、师范、工业、商业、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制药、外语、音乐、美术等等，无所不学。其中，尤对欧美和日本的社会政治学说爱不释手，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对此，我们无须按照人来统计他们的阅读书目，只要看一下他们翻译和重印的外国著作就可一目了然。1901年至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翻译和重印的外国著作，仅择其荦荦大者而论，就有以下四类：（一）有关西方政治学说的政论书籍。如卢骚（梭）《民约论》，约翰·穆勒《自由原理》，孟德斯鸠《万法精意》，斯宾塞《代议政体》、《社会学原理》、《女权篇》，达尔文《天择篇》、《物竞篇》，赫胥黎《天演论》等。（二）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佛（法）国革命战史》、《法兰西革命史》、《苏格兰独立史》、《瑞士建国史》、《义（意）大利独立战史》、《意大利建国史》、《葡萄牙革命史》、《希腊独立史》，以及华盛顿、林肯等传记著作。（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俄国蚕食亚洲史略》、《哥萨克东方侵略史》、《美国垂涎中华近事》、《西力东征史》、《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以及《波兰史》、《埃及惨状》、《印度灭亡战史》、《越南之国史》、《清俄关系》等。（四）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如《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虚无党》、《女子新世界》、《活青年》、《俄罗斯的大风潮》，以及介绍国际形势、外交斗争的《十九世纪大势变迁通论》、《极东外交感慨史》、《支那国际论》、《支那化成[6]论》、《广长舌》等。

从此期留日学生翻译和重印的上述并非完全的书目列举中，便可以看出他们学习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之所在。同时，也有助于寻绎他们革命思想生发的源头。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留日学生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也不是说出洋留学特别是留日是造就革命知识分子的唯一摇篮，但留日学生中涌现出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著述中这样评价该群体：他们是无论在身体上还是思想意识上都登上了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他们居高临下，俯首审视，通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巨大反差，看清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丑陋狰狞。因此，他们既不像洋务派那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文化对策，去修补封建统治的漏舟，也不像维新派那样，以改良变法为手段，来改变封建政治的框架，而[7]是效法美国和法国，通过流血革命，来砸碎旧世界，建设新天地。

在有过留日经历的大批辛亥革命志士中，邹容、陈天华、秋瑾算得上典型代表人物。

邹容（1885～1905），四川巴县人。幼时入私塾读书，1897年参加巴县童子试，因反对考官出生僻题目为难考生愤然罢考离场。后曾从外国人士学习英语和日语，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他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运动，并编著革命宣传品。《革命军》为其代表作。该书共分七章，两万余字，猛烈地抨击清政府，论证反清革命的必要性，为革命大唱赞歌，激情澎湃，又通俗易懂，具有极强的打动力，虽为一薄薄小册子，但它在当时却产生了巨大影响，短短几年间，发行百万册以上。正如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鲁迅所指出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8]‘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因为与邹容为忘年交的革命者章太炎，于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发表推荐《革命军》和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文章，被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时已回国的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最后章太炎刑满出狱，邹容则瘐死狱中。

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1903年赴日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写血书抗议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并参加抗俄义勇队。努力宣传革命思想，《警世钟》和《猛回头》为其代表作，其中明确表达了反帝爱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祸害，描画出祖国面临瓜分危机的惨景，呼吁国人奋起同帝国主义作斗争，“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得喊，万众直前”杀敌，同时也表达了鲜明的反清革命思想，指出清政府已沦为“洋人的朝廷”，是亡国的祸根，即使它举办“新政”也“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所以要救亡就必须进行反清革命，热烈希望通过革命斗争建立起一个政治上独立民主、经济上繁荣昌盛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警世钟》和《猛回头》也如同邹容的《革命军》那样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1904年春，陈天华参与创立湖南革命团体华兴会和策划在湖南举行武装起义的工作，事泄复逃亡日本，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的工作，被选举为会章起草员。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报》创刊后任撰述员。1905年冬，他为抗议日本当局颁发《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留下《绝命书》万余言，勉励人们“去绝非行，共讲爱国”。

秋瑾（1875～1907），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出身于旧式官僚家庭，1896年依父母之命嫁湘潭富绅王氏。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形势的鼓舞和对封建家庭的厌恶，于1904年自费赴日本留学，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发起并参加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共爱会”和“十人会”，创办《白话报》，着力鼓吹推翻清朝统治，抨击封建纲常礼教，倡导男女平权，1905年回国后加入浙江地区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国与人联合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后又在上海与人共同创办“锐进学社”。1907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后与徐锡麟策划浙皖反清起义，徐锡麟于1907年7月在安庆举事失败后，秋瑾在浙江被捕杀。秋瑾作为辛亥革命先烈中著名的巾帼英雄，在革命宣传方面也起了巨大作用，很富感染力。有记载说她“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魄，与闻之者，[9]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她在文字才华方面也是颇为突出的，写下不少文章和诗歌，留下诸多名篇名句。她在一首诗中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10]涛。”表现了她为革命赴汤蹈火、誓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鼓吹女子解放方面，她的声音尤其石破天惊，如她在为《中国女报》写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要“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投入革[11]命运动，“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

在旧知识分子营垒中，也分化出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这类型的人物中像蔡元培和章太炎就不失为典型。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补编修。甲午战争后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派，尤服膺谭嗣同。《辛丑条约》签订，愤清廷腐败，渐萌反清之志。这年到上海，先任南洋公学教员，继任爱国女校校长。1902年与章太炎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积极张扬民权，宣传排满革命。1904年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任会长。1905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并被指定为上海分部主盟员。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尽管由于在辛亥革命高潮期间的大多时间里，他是在欧洲留学，不像在日本留学能与辛亥革命有那样直接而密切的联系，在革命宣传和革命的实践活动方面都受此限制，他的著名更是在民国年间，特别是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但无论如何，像他这样一个清朝的进士和翰苑官员，能转化到反清革命行列，显然是难能可贵的，不失为同类人物中的一个代表。

章太炎（1869～1936），则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是浙江余杭人，青年时期就学于著名学人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多年间修习的是中国旧学，虽然没有走通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本来是旧士子所属没有问题。甲午战争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他开始接触和用心研读资产阶级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等方面西学内容，思想发生变化，先是倾向维新，参加过编撰《时务报》等活动。后逐渐认识到清政府腐败卖国的真面目，决心与之决裂。1900年不赞同唐才常以“勤王”为号召的“自立军”活动，毅然剪去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彻底决裂。1903年在上海《苏报》上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斥了康有为辈为清朝歌功颂德的保皇论调，明确指斥清王朝，说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并且又激赏并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引发上已述及的“苏报案”，在狱中不屈不挠，仍然坚持对敌斗争。出狱后为同盟会代表迎至日本，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编，继续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章太炎的革命宣传活动，以激烈的“排满”为突出特色，并且，又因为他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除西学之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素材锻造所需思想武器的特点也颇突出，成为“国粹派”的要人之一。

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壮大，其革命宣传活动的不断加强，使得革命思潮得以形成。这既与其组织保障分不开，同时，也要依托舆论阵地。就前者而言，我们已经知道，孙中山早在1894年就创建了兴中会，到1904年时，又相继有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该组织停止活动后又有日知会）、江浙地区的光复会等地方性革命小团体的成立。及至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规模和特征，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心，其组织体系已比较完整和系统，革命知识分子在其成员中占绝大部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舆论更为勃兴，后面要讲到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就是在同盟会成立后发生的。就革命舆论阵地而言，革命知识分子及有关团体纷纷创办刊物。1900年1月在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以后香港又有多种革命报刊问世。留日学生中兴办的革命报刊更是蔚成风气。同盟会成立前就有像《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直说》等多种。此期国内在上海等地也出现多种革命刊物，有的原本比较保守的报刊在革命影响下也转向积极进步，如《苏报》就是这样的。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报刊的创办更是如雨后春笋，举不胜举。特别是作为其机关报的《民报》，更是成为革命派舆论的主阵地。这一刊物的前身是由留日学生宋教仁主持于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同盟会成立后，在该刊的基础上创办《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喉舌，许多重要革命文告通过这一刊物发布，革命宣传家们也借以发表了大量有理论深度的文章，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也是以该刊为主阵地展开的。[1]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2]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9页。[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9页。[5]《游学译编》，第六册，第8页。[6]胡维革：《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47页。[7]同上书，第149页。[8]鲁迅：《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一卷，第205页。[9]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第184页。[10]秋瑾：《对酒》，《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4页。[11]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三册，第183页。

第二节　民主革命思潮的核心内容——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其核心内容可以用三民主义来概括。

三民主义的正式形成是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治纲领，随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以后孙中山和其他有关革命党人，对三民主义又不断有对应于“十六字”纲领的阐释。三民主义思想内容的形成和发展，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趋于成熟、系统和深化的表现，也自然成为革命思潮的核心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到三民主义正式被提出后革命思潮才告形成，前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做的革命宣传，所表述出的革命思想，都应该归入革命思潮的范畴。一则，三民主义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譬如，早在兴中会成立后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纲中，就涉及了后来所归结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两大项内容，其他革命小团体的政纲，起码也都强调了民族主义方面的内容，三民主义是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没有前面的思想理论准备，就不可能在一个早上突然冒出个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二则，即使平时一些散发性的革命思想内容的表述，一般也都可以归纳到三民主义某个方面的范畴，用三民主义线索，的确可以把整个辛亥革命时期的有关思想内容基本提挈起来。当然，阐释三民主义的内涵，还是以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所作的较为直接的解释为主。

一、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对应于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盟会宣言指出：“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1]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铲除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所造成的“恶劣政治”，解除国内的民族压迫，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任务。在革命党人看来，腐朽的清政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这个政府为了满足少数满洲贵族的私利，采取种种野蛮的措施，推行一整套奴役各族人民的制度。在这个政府统治下，人民还丧失了一切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落后、衰败。为了使中国人民摆脱国内的民族压迫，解除自己的痛苦，把中国引向富强的道路，就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实行民族革命。

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之所以要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还在于它是一个卖国的政府。他们认为，面对帝国主义，“倘无满清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唾手而得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可是，清政府不仅导致中国衰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便利条件，而且甘当其鹰犬，“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使它侵占我国的土地，则“有予取予携之便”，所以“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2]无挽救之法也”。很明显，革命党人反满民族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鲸吞，而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挽救民族的危亡。

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虽然强调所谓“种性”，但又不同于民族复仇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3]理。”这样，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就同带有封建色彩的种族复仇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与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联系了起来。

当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内容，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内外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的历史特点。

二、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对应于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中的“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孙中山阐释说，“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种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意思是，必须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颠覆君主专制制度。按其设计，政治革命是要“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他强调“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是要保障的根本，决不能允许君主专制政体存在，[4]明确说，“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在孙中山辈的设计下，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要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民权。因此庄严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并且，预见到革命后复辟势力有倒行逆施的可能，对此高度警惕，说：“敢有[5]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明确要求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切实巩固之，鉴于西方国家议会制出现的弊病，他为保障民主共和制在中国的实现和完善，在借鉴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学说的基础上，改进性地提出制定五权（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分立宪法的主张，用以防止西方国家在选举和委任中的营私舞弊行为，以及议会滥用监督弹劾之权的现象。

孙中山从“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的事实中，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全面建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他提出了建国三时期的设想，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并各有年限计划。认为这样“循序以进”，国民[6]即可“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资产阶级共和国得以巩固。

孙中山还从思想根源上，论述“皇帝思想”与民权主义的对立和互不相容，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要彼此相争。”“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7]命军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这等于给革命党人敲响了一记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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