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偏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沙罗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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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偏见试读：

我想告诉读者，我对乐观的研究源于对人性积极面的强烈兴趣。说起来也很有意思：“认知神经科学是探寻乐观灵魂的生物学根据。”虽然有意思，但遗憾的是这么说并不正确。我接触到“乐观偏见”这一概念纯属巧合，只是那时我们经历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而我正在研究大家对那次袭击的记忆。在此之前，我的研究兴趣更偏向于悲观的一面，主要研究灾难性事件如何塑造我们的记忆。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脑能够蒙骗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能清晰地记得某件感触很深的往事，比如2001年9月11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就仿佛播放录像带一样。而实际上，大脑彻底地误导了我们。

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以每小时688公里的速度冲向世界贸易中心时，我已经在纽约大学进行了一年的研究。震惊、困惑和恐惧是街头巷尾人们脸上出现的共同表情。如此强烈的感情恰恰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清晰记忆，这样的记忆不会随便消逝。由于这种记忆来得迅猛，画面感强，所以一般被称为“闪光灯记忆”。在第九章，我会详细讲述闪光灯记忆——我们如何记住突如其来的事件，大脑的内在结构如何修图，比如它如何提高对比度和分辨率，增加和删除某些细节。

我大惑不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创造一些极其清晰的记忆，却并非精确无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机制？大约在我和同事刊登有关“9·11恐怖袭击事件”记忆的科学调研时，哈佛大学的几位研究者提出了饶有趣味的答案——负责收集记忆的神经系统兴许根本不是为了这个功能而服务的。大家之前认为这一系统进化后的核心功能是保存记忆，然而，它的功能恰恰相反，是畅想未来。

大脑成像研究表明，我们畅想未来时所调动的大脑部位与回忆过去时的大脑部位如出一辙。这两种人类的基本思想活动都凭借相同的大脑机制，依赖类似的信息和基本过程。举个例子，如果你想象即将前往的巴巴多斯之旅，就需要大脑系统灵活地重组前所未见的场景，而这一场景正是取材于过去记忆的点滴细节（比如上一次去温暖的某国度假，伴侣穿着泳装在沙滩上晒太阳），然后再把这些细节融合成新的场景，即还没发生的事件（下个月，你和爱人戴着草帽，漫步在巴巴多斯的沙滩上）。由于我们回忆过去和展望未来使用的是相同的神经系统，最后，回忆也会变成思绪重组的过程，而不是像放录像一样将往事一一呈现，所以回忆是否准确值得怀疑。

这个理论是否正确？为了找到答案，我采取了如下方法：在人们想象未来事件时，记录下他们的脑部活动，然后与他们在回忆过去时的脑部活动作比较。

这个计划简单易行。然而，当我要求志愿者想象未来事件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即使想象再单调不过的具体事件（比如拿到证件、玩棋盘游戏），志愿者都会勾勒出美妙的场景：他们不断地给枯燥无味的灰色事件抹上亮丽的颜色。

你会觉得，想象自己在未来理发这件事显得有点无趣，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今天去理发可能真的很无聊，但在未来，理发却成了值得庆贺的理由。参与我的计划的人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想象去理发，然后把头发捐给“一绺关爱”（一个非营利性组织，为失去头发的孩子提供假发）。我得再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长出这么长的头发。理发那天，朋友陪在我身边打气庆贺。我们去了布鲁克林我最喜欢的那家理发店，之后又去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餐馆共进午餐。

我又要求另一位参与者想象坐渡轮的场景。她讲述道：

一年或者两年后，我坐着渡船去看自由女神像。天气很好，风有点大，头发随风飘扬。

仅仅是过了一两年，在想象中，这个世界一下子就成了适宜生活的美好世界了。我和自己的学生艾利森·里卡尔迪花了几个小时才想出一些极其平淡的事件，绝对不会让参与者感觉高兴或值得庆贺。但事与愿违，一旦大家开始想象了，哪怕是最稀松平常的生活小事也突然变得多姿多彩，让生活显得没那么平淡无奇。

这一系列反应点亮了我脑中的五彩灯。我惊诧不已，这些人竟然都强烈地、似乎还不由自主地去想象光明美好的未来。如果所有的参与者想象未来时都倾向于积极的一面，那么这种现象肯定能用神经生物学加以解释。于是，我们把原先的项目放在一边，开始研究促成我们乐观倾向的神经机制。

大脑如何让我们觉得满怀希望、如何哄骗我们不断前进、失败了会怎么样、乐天派和悲观派的大脑有什么不同？尽管乐观对我们的幸福安康至关重要，对经济也有巨大的影响，但数十年来这些问题还没人能够解答。我在本书中提及，一个人不会因为读了很多自我安慰的书籍就变得积极向上。相反，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乐观是如此重要，它已经深深扎根于最复杂的器官——大脑。

无论是当今的金融分析师、世界领导人、新婚夫妇、洛杉矶湖人队队员，还是鸟类，乐观都会让这些人类和非人类的思想产生偏差。乐观挟持了理性思维，即便没有充足的证据支持，乐观也能指引我们对未来持有更美好的预期。

你不妨闭上眼睛，畅想5年后的生活。头脑里冒出了怎样的场景和画面？个人在职场上的发展如何？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怎么样？虽然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不同，但我们还是更乐于想象自己工作成功、人际关系和谐、经济安全有保障、身体健康无恙；失业、离婚、欠债、老年痴呆症和其他不幸遭遇则很难闯入我们的脑海。

对幸福未来的理想预测，是否只局限于能够改变人生的重大事件？比如，结婚或者升职？或者，这样的乐观幻想可以涵盖更平淡的日常事件？我们会期待这周比上周完成更多的工作吗？我们会期待明天比昨天更好吗？我们会设想下个月大约会遇到更多愉快的事情，而不是麻烦的问题吗？

2006年夏天，我着手研究这个复杂问题中更枯燥无味的部分。前往伦敦大学学院开始新工作前，我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几个月。不管天性里有多少乐观成分，我并不指望去了英国后还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所以我决定去伦敦之前都尽量沐浴在阳光之下。

魏茨曼研究所距离熙熙攘攘的特拉维夫约20分钟车程。研究所就是这个国家中心的科学绿洲，悉心照料的绿植不禁让人想起加利福尼亚州的校园。尽管研究所内静谧平和，但以色列动荡不安的政局总是让人忧心忡忡。魏茨曼研究所的大部分学生是服完军役后才来到这里，这样的经历可不会把人变成乐天派。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一点，所以也怀疑他们的乐观偏见会达到什么程度。我找了一些人组成实验组，询问他们对下个月的预期。最无聊的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有时会遇上交通堵塞吗？约会迟到的时间可能超过半个小时吗？也有稍微值得期待的问题，比如：你有多大可能经历一次让自己后悔的或者很享受的性爱？你会想象自己烧一顿可口的饭菜，或者收到一份意外的礼物吗？——我向他们提出了100个类似的问题。

不得不说，结果让我大跌眼镜。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期待更积极的经历，而不是消极的甚至全无情绪色彩的经历，两者的比例是50：33。还不只如此：学生们觉得好事会比坏事，抑或是平凡无奇的事情更快发生。他们通常预期未来几天就会和同伴共度美好夜晚，而就算真的想象和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大吵一架，那也是这个月月底的事情了。

我怀抱一线希望，觉得参与实验的学生可能真会过上美妙的生活，所以请他们一个月后再回来告诉我这100件想象的事情有哪些确实在此期间发生了。结果，无论是消极的、积极的，还是平淡的日常事件，几乎都没有差别地降临在他们头上，大约都占了33%的比例。魏茨曼研究所的学生并没有无意中发现人类快乐的秘密，他们不过是体现了再平常不过的乐观偏见。

思考这个例子时，读者可能会怀疑乐观究竟是不是主导大多数人的主要力量，说得更明白点，乐观是否只是年轻人特有的错觉。这是一个好问题。你会觉得，我们越来越老，也就越来越明智。生活经历越丰富，就越能准确地了解世界——能够区分满怀希望的错觉和冷冰冰的现实。我们应该这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无论是8岁还是80岁，我们都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据报告指出，9岁学龄儿童对成年生活的预期十分乐观。2005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老年人（60~80岁）更会采取知足者常乐的态度，这一点与中年人（36~59岁）和年轻人（18~25岁）一致。在每一个年龄层、种族和社会经济层面中，乐观都普遍存在。

我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乐观倾向。其实，乐观偏见的力量非常强大，因为如同其他错觉一样，下意识地思索没法察觉到乐观的存在。然而，数据表明：大部分人高估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成就；他们期待孩子天赋异禀；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寿命（有时高估了20年或者更多），觉得自己比一般人更健康，比同事更成功；他们低估了离婚、患上癌症以及失业的可能性，总觉得未来的生活要比父母经历的更加美好。这就是所谓的乐观偏见——即高估在未来遇见积极事情的可能性，同时低估经历消极事件可能性的倾向。

很多人相信，是美国人发明了乐观——有些人认为这是巴拉克·奥巴马想象力的副产品。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尤其是在欧洲和中东讲课的时候。“你说得对，”他们这么说道，“庆祝未来的某次理发，想象在灿烂的阳光下坐渡船，低估债台高筑、患上癌症和遭遇其他不幸的可能性确实体现了乐观偏见，但你描述的这些情况都只发生在纽约人身上。”

对，我第一次研究乐观的对象确实是曼哈顿居民（为了以后能调研愤世嫉俗的英国人和以色列人，我也作了特殊的努力）。如果认为纽约市是研究乐观的绝佳地点，那也情有可原。虽然我没有确凿的数据来证实这一说法，但是流行文化足以说服我们：纽约市吸引了那些心怀美梦并且自信能够实现梦想的人。无论是凝视自由女神像的新移[1]民，还是艳羡第五大道蒂芙尼橱窗里珠宝的霍莉·戈莱特丽，纽约都是一切希望的象征——那里车水马龙，每个人都为了出人头地而奔波忙碌。

然而，乐观这个概念却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思想：乐观的哲学思想并不诞生于美国，而是诞生于法国。笛卡儿是第一批表达乐观主义理想的哲学家，他相信人类可以掌控自己的宇宙，从而享受地球的果实，保持健康的身体。不过，说起把“乐观”当作术语来介绍，通常还得归功于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众所周知，他认为我们居住在“尽善尽美的世界”。

对未来产生乐观偏见是相当危险的——血腥的战争、经济崩溃、离婚以及不完美的计划（见第十一章）。是的，乐观偏见有时候是致命的。不过，我们很快会发现乐观也具备适应能力。如同人类思想的其他错觉一样（比如第一章提到的眩晕错觉和视觉错觉），乐观错觉的发展也事出有因，因为它具备一种功能。

乐观偏见让我们无法精确地感受到未来所蕴涵的痛苦和艰险，这或许也能让我们毫无拘束地看待人生的选择。所以，紧张和不安的感觉减少了，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同时行动和追求成效的动力也增强了。为了取得进步，我们需要想象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是发生过的情况，而是更好的情况，我们得相信这些更好的事情会在未来发生。

我认为，思维倾向于把预期转化为现实。大脑具备这样的功能，即用乐观的信念改变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的方式，同时与身边的世界相互作用，让乐观成了自证预言。如果没有乐观，第一架航天飞机可能永远无法升天，中东和平永远无法实现，再婚率会变成零，我们的祖先可能永远不会走出自己的部落去探险，而我们或许仍是穴居人，蜷缩在一起，幻想着光和热。

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这本书探讨了人类思维最具欺骗性的能力——乐观偏见，并且着重研究这种偏差什么时候有适应性，什么时候有破坏性。本书提供了例证，证明一般情况下乐观的错觉可以提升幸福水平。本书主要着眼于大脑的具体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导致了不切实际的乐观，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和行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乐观偏见，我们必须明白大脑是如何创造以及为什么创造出相对于现实的错觉。我们需要打破陈规，你会发现，世界并不是我们原先所认识的那样。

[1]霍莉·戈莱特丽是电影《蒂芙尼的早餐》中的人物。她是一个出身贫穷的高级伴游女郎，过着自由无羁的生活，整天在格林威治村闲逛度日，一心想找一个有钱的金龟婿。她时常在清晨徘徊在知名的珠宝店外，看着闪闪发亮的首饰。——译者注第一章乐观偏见的危险性：大脑错觉会导致坠机？

2004年1月3日，沙姆沙伊赫。148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登上埃及闪光航空公司604号航班，经开罗飞往巴黎。波音737–300在凌晨4点44分准时起飞。2分钟后，飞机从雷达上消失。

沙姆沙伊赫位于西奈半岛南端，四季温暖宜人，坐拥风景如画的海滩，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也因此成为旅游胜地。604号航班上的大部分乘客都是法国游客，他们想躲避欧洲阴冷的寒冬，在红海附近度过圣诞假期。这些乘客都是拖家带口，准备飞回家乡。

机组人员中大部分是埃及人。卡德尔·阿卜杜拉是位被授予了勋[1]章的战斗英雄。作为空军一员，他在赎罪日战争中驾驶了米格–21战斗机，表现不俗。如今，他的空中飞行时间已经达到7444个小时，不过，就今天驾驶的波音737而言，他只累计驾驶过474个小时。

根据既定航线，飞机起飞后得爬升一会儿，然后左转，直奔开罗。然而，飞机刚起飞不到1分钟就转向右方，很快形成了危险的角度。飞机完全侧向一边，盘旋着坠向红海。快要撞向海面时，飞行员似乎又打算重新控制失衡的飞机，但是一切都太迟了。604号航班在起飞后不久坠入海中。这起事故中无人幸免于难。

一开始，埃及政府怀疑有恐怖分子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因为飞机失事前并没有发出求救信号，所以政府才提出这一假设。然而，太阳升起后，飞机的残骸被发现，一切都证明这个假设是错误的。飞机的残骸聚集在一起，并没有四分五裂成很多块。这说明飞机撞击海面时机身完整，如果飞机在半空爆炸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碎片散落在海里。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604号航班如此迅速地从空中坠落？

想要解开谜团，最关键的是得找到飞机上的黑匣子。飞机坠落的海域深达1000米，所以很难发现黑匣子发出的信号。此外，黑匣子电池的电量只能维持30天，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找到黑匣子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事故发生后，埃及、法国和美国搜寻队通力合作。幸运的是，搜寻工作展开两周后，一艘法国船发现了黑匣子。

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中的数据为调查提供了不同的信息，调查人员开始在各个方面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能够推断出不下50种场景，然后再根据得到的数据一一排除。没有证据表明飞机本身存在故障。最后，调查人员确定了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在飞机模拟器上进行实验。通过一一检验剩下的几种情况，只有一种情况符合现有的数据。美国研究人员总结道：“根据已有的证据显示，只有一种情况能够解释事故是如何发生的，那就是机长出现了空间定向障碍。”

[1]赎罪日战争，又称第四次中东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6日~10月26日。起源于埃及与叙利亚分别打算收复6年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译者注恐怖的“死亡螺旋”

空间定向障碍又称眩晕，这将导致飞行员无法正确判断飞机相对地面的位置。能见度低时，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飞机在浓密的云团中飞行，或者飞过漆黑的海洋上空时。飞行员可能会认为在笔直飞行，而实际上飞机正侧身转弯；或者飞机结束急转弯时，飞行员又会以为在急速俯冲。飞行员尝试纠正飞机的错误飞行，只会雪上加霜。在急剧减速时，飞行员有时候会觉得飞机正机头朝下飞行。为了纠正这一错觉，飞行员可能会拉升机头，这常常会导致飞机灾难性地旋转，也叫做“死亡螺旋”。1999年7月16日，小约翰·F·肯尼迪驾驶的帕萨拉托克型私人飞机似乎就遇上了死亡螺旋。当晚，肯尼迪在飞往马撒葡萄园岛时遭遇恶劣天气，出现了空间定向障碍，最后飞机坠入大西洋。

飞机向下飞行时，飞行员怎么会以为飞机是在爬升呢？为什么飞行员以为飞机正笔直飞行，而实际上机身已经处于倾侧的险境？人类大脑进化后的导航系统适用于地面上的行动，而非空中。它通过比较内耳中的信号（内耳里的小管含有液体，会随着我们的行动而变化），可以判断我们相对于指向地心的重力感受。在地面上时，这套体系运行完美，因为它本来就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下运作（我们的祖先可没有花大量时间坐飞机）。然而，如果身处快速飞行的飞机时，这套体系就会有些紊乱。一个人的大脑会把不合常规的信号（例如将角加速度或者离心力）理解成普通的重力，结果就错误判断了他相对于地面的位置。内耳中的液体由于没能适应飞机急速的角度转变，所以把错误的信号传递到了大脑。一旦能见度低，或者我们的肉眼无法确认角度转变，飞行员就无法察觉机身相对位置的变化——这会导致机身已经倾侧，而飞行员却仍然以为飞机平行于地面飞行。

问题出现了：我们都知道自己必须依靠大脑的导航系统告诉我们身体相对地面的位置，我们很少怀疑大脑会发出错误的信息，因此对位置的判断通常都不假思索。现在，当你阅读这本书时，肯定笃信天空就在你头顶，大地就在你脚下。也许你是对的。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你仍然能毫不迟疑地判断出该往哪里走。

所以，飞行员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虽然能百分之百地确定飞机正朝某个方向飞行，但这也有可能是错觉。这个概念可不好理解。错觉之所以被称为错觉，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认定为事实。“学习飞行技能时，最难适应的就是你必须愿意去相信在某些条件下你的感觉可能是错的。”一位飞行员培训指导说道。

好消息是，目前有办法可以解决飞行员的眩晕问题，那就是飞机的导航系统。所以，尽管几乎每个飞行员这辈子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眩晕，但谢天谢地，大多数飞机都不会栽进海里。如果飞行员熟悉飞机的导航系统，知道即使系统信息与自己大脑的判断不相吻合，也必须选择依赖系统，那么就能够避免灾难。小约翰·F·肯尼迪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仪表飞行证书，而只有目视飞行证书。他没有接受过特殊条件下的飞行培训，也就是缺少不靠目视飞行的培训。因此，在那种导致肯尼迪的飞机坠毁的风雨交加的黑夜里，飞行员只能依靠仪表导航。

卡德尔·阿卜杜拉是闪光航空公司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已拿到了仪表飞行和目视飞行的证书。然而，在那致命的一天，大脑诱使他相信飞机正在水平飞行，但实际上飞机却是危险地向右侧俯冲。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怎么也会出现这种情形？美国调查组描绘出以下场景：第一，飞机起飞后在夜晚的红海上空飞行，因此没有任何目视标志（比如地面灯光）可以指示地平面或者海平面。第二，飞机空间位置[1]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机组人员的前庭分析系统无法作出准确感知。事实上，一旦飞行角度急剧变大，飞行员可能会觉得飞机正微微朝左转向，而不会觉得飞机正危险地向右转。驾驶舱语音记录仪的录音也证实了这一场景。在录音里，可以听到第一个机场官员告知飞行员飞机正朝右转。然后，听见飞行员惊讶地问道：“右？向右偏了多少？”这说明他觉得第一个官员所说的信息与自己的判断不相符。

由于缺少目视标志，加上飞机位置的缓慢转变，飞行员准确感知飞机相对地面位置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查看导航系统。然而有证据显示，604号航班的飞行员并没有不断查看飞行仪表。这时候，飞机已经朝右倾侧，比要求的飞行速度慢35节，并且逐渐超过了标准的倾斜度。飞行员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因为他的精力都集中在开启和断开自动驾驶仪上。飞行员没能查看飞机的导航系统，所以只能依赖大脑的导航系统，大脑接受了内耳的错误信息，而眼睛又看不见任何信息，最终酿成了悲剧。

[1]前庭分析系统，作用于我们的平衡感和空间感，对于我们的运动和平衡能力起关键性的作用。它和听觉系统的一部分耳蜗一起构成了内耳迷路，位于内耳的前庭。——译者注诡异的微笑女孩

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驾驶过飞机，所以对眩晕造成的后果不甚了解。但我们却不知道自己一直是错觉的受害者，而且罪魁祸首就是大脑。看一看图1–1，图中画出了两个方块A和B。哪一块颜色更淡？或许你的感觉会跟我一样：B的颜色更淡，对不对？图1–1 方格图案：阴影错觉

资料来源：爱德华·H·阿德尔森，1995年

错。A和B的颜色完全一样。我保证它们俩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阴影颜色不同？这就是大脑造成的视觉错觉。我们的视觉系统认为方块B在阴影里，而方块A在光线下。其实不然，这个图像是用图片处理器软件做出来的。两个方块的亮度相同，但是大脑根据方块的位置（在阴影里还是光线下）作出调整，所以得出方块B的颜色更淡一些的结论。结果呢？方块A自然比方块B的颜色深。我们对现实的主观观察与客观现实截然不同。

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大脑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很具有欺骗性），但是它这么做也事出有因。如果把用图片处理器软件精心修改过的图摆在面前，面对这种不符合客观规则的图片，我们的视觉系统自然无法识别。正如我们自身的导航系统一样，视觉系统发展到企图识别熟悉的万事万物。为了做到这一点，视觉系统也存在一些缺点，那就是先入为主地假设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基于这一点展开工作。这让大脑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能有效运作；然而，当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时，还是为错误留下了可乘之机。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例子，见图1–2。图1–2 微笑的女孩

资料来源：P·罗特施泰因，R·毛洛奇，U·哈达尔，M·格雷夫和T·亨德勒，《感觉与特征情绪在高阶视觉皮层的不同敏感性》

你看到了什么？一张颠倒的图片，图中的女孩在微笑。好吧，现在把这本书转180度倒过来。再看这张图，现在看到了什么？突然觉得她看上去没那么甜美了，对吗？这种错觉叫“撒切尔视错觉”，1980年通过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图片第一次揭示出来。众所周知，撒切尔夫人可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只单纯把脸颠倒，但嘴巴和眼睛的位置不变就会产生这种错觉。脸颠倒过来后，看上去还算正常，表情也和“撒切尔视错觉”（这个术语指脸颠倒，但嘴巴和眼睛不旋转过来）图片一样。所以，如果原来图片上是微笑的女孩，“撒切尔视错觉”之后仍然如此。不过，如果正过来看“撒切尔视错觉”之后的图片，女孩的脸就有些诡异了，甚至扭曲得有些可怕。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嘴巴和眼睛的走向与脸部其他地方并不匹配。

与其他错觉一样，这种错觉可以帮助我们探寻大脑如何运作，进化的限制又是如何指引大脑发展的。我们每天都会碰见普通脸庞，到处都是——路上的行人、公车上的乘客、办公室的同事。能够准确高效地认出每一张脸很重要，这样才不会把它们混淆成足球或者西瓜之类的东西，不至于一脚踢开或者切成两块。能轻松识别重要人士的脸以及老板、邻居的脸也很重要，因为如果连这些都分不清，那肯定会尴尬万分。其实，仅仅能认出同伴、老板和邻居的脸还不够。要想在这个世界自在生活，还得记住并分辨成千上万张脸。幸运的是，大部分人能够轻轻松松地做到，这多亏了大脑中称作“梭状回面孔区”的部位。面孔识别区位于脑中的右梭状。梭状回面孔区是视觉系统的一部分，能让我们认出脸就是脸，并且分辨出每天遇见的不同面孔。如果缺少了正常工作的梭状回面孔区，我们可能都会患上脸盲症，无法识别人脸。梭状回面孔区受到损伤的人则很难识别人脸，甚至可能连自己的脸都不认得。（奥利弗·萨克斯在他的书《错把妻子当帽子》[1]中很好地描写了这样的例子。）

想象一下这种生活：你分辨不出谁是谁。当然，我们对人脸的识别并非十全十美。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声称以前见过我们，但我们却死活想不起来。然而，你去学校接小孩时，却从来不会接错人，即使他穿着新外套或者刚剪了一个新发型。其实，你做得比上述提到的都要好。你不但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认出自己的孩子，而且仅仅瞥一眼孩子的表情，就能知道他今天过得好不好。

人类很擅长察言观色。我们毫无意识地重复这一技能，利用各种迹象去观察，比如声调和步态。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靠观察面部表情来判断他人的情绪。看到对方快乐的表情，我们就知道他（她）是高兴的；看到对方撇着嘴、睁大眼睛或者把眼睛慢慢眯上，我们就知道他是悲伤、恐惧或者愤怒。也许这些迹象很微妙，但是我们极其擅长辨别对方的情绪，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识别面部表情的行家。无论是熟悉的脸庞、素未谋面的脸庞、来自同一国家的脸庞，抑或是外国人的脸庞，我们都能识别出来，因为所有人体现情绪时的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表现和体察情绪的能力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就拿分辨恐惧和愤怒的表情的能力举个例子吧：愤怒表情，面前这个人很心烦，也许就是冲着我们而来，或许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恐惧表情，周边环境中存在威胁，不过面前这个人并不是威胁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迅速扫视周边环境，看看危险来自何处，这样才能化险为夷。

准确地识别他人的表情和身份，对社交而言非常重要。大多数人可以分辨成千上万张脸。我们可以轻松区别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乔治男孩的脸（他们俩显然长得很像），也能分辨出皱眉和笑容。然而，如果把脸颠倒过来，我们就会变得极其无助，仿佛在漆黑夜空中飞行却没有导航设备的飞行员。

大脑习惯观察端正的面孔和表情，并且能同时分辨脸庞的各个部分（眼睛、鼻子和嘴巴），因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换句话说，大脑并不是逐一区分，而是把脸庞和表情当作整体进行处理。现在，由于大脑不习惯见到颠倒的面孔，所以也无法像审视端正五官般作出高效判断。我们看见旋转过来的脸庞时，似乎就会分别辨识各个部位，而不是按照原先的方法。

让我们再来看看图1–2中旋转过来的女孩面孔。尽管她的脸颠倒了，嘴巴和眼睛却仍然保持原样，而且表情也很正常。我们的大脑单独识别了嘴巴和眼睛，分辨出它们表达的情绪。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图中的女孩在微笑。然而，如果把这张“撒切尔视错觉”的脸孔转过来，我们会发现图中嘴巴和眼睛的形状我们从未见过。女孩看上去变形扭曲，而我们的情绪反应成了恶心和恐惧。

不仅人类会被“撒切尔视错觉”的脸孔所迷惑，猴子也会被愚弄。埃默里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采取图1–2使用的技术，将一张猴子面部表情的照片进行“撒切尔视错觉”处理。然后，他们给一组猴子看4张照片：一张猴脸的正常照片，一张正常猴脸的颠倒照片，一张颠倒的“撒切尔视错觉”猴脸照片（如图1–2）和一张正着的猴脸照片（人类会觉得诡异的那种）。猴子对正常的猴脸照片不是很感兴趣——无论照片是颠倒的还是端正的，猴子不过草草地扫了一眼正常照片，就继续干自己的事情。那“撒切尔视错觉”的猴脸呢？照片颠倒时，猴子同样对“撒切尔视错觉”的猴脸没有太大兴趣，就跟正常照片一样。然而，照片正过来时，猴子看“撒切尔视错觉”的猴脸比看任何照片的时间都要长。猴子的反应表明，它们和我们一样，都觉得端正的“撒切尔视错觉”面孔古怪诡异，而旋转过后的“撒切尔视错觉”面孔和普通脸孔并无二致。如果猴子也对“撒切尔视错觉”敏感的话，那么人类导致错觉的脑部活动早在进化前就有了。似乎在很久之前，大脑就已经形成了识别端正脸孔的特殊偏差。

对于大部分错觉来说，了解和明白错觉的根源并不会消除错觉。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图1–1中的方块深浅度相同，但我们仍然会觉得方块B比方块A的颜色要浅。我们的知识不会改变洞察力；飞行员或许会承认自己出现了眩晕，因为仪表信息与他的感受不一致，但是尽管飞机已经朝下飞行了，他还是会觉得飞机在爬升。错觉总是那么真实，虽然知道自己的观察是错误的，但这种感受与所了解的知识（即便你已经掌握）无关。

谈到视错觉，当指出观察上的错误时，我们总能欣然接受。我们可以把书颠倒，或者用图片处理器软件移动图1–1的灰色方块，看看错觉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相比感觉错觉，要接受认知错觉则难了许多。

正如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大脑也有其内在缺陷。这些缺陷影响力巨大，导致我们每天与之相伴却毫无察觉。我们很少会怀疑自己的感知是否准确地反映了这个世界，事实上，大脑会让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扭曲变形。当仪表（在眩晕的例子中）、演示（视错觉的例子）或者数据（在乐观偏见和其他认知错觉的例子中）呈现出不同情况时，我们才发现世界与自己所预期的天差地别。这时我们才明白，大脑并不是判断身边事物甚至体内状况的绝对权威。

不过，错觉也揭示了人脑的适应本能。错觉体现了神经系统进化的成功，而不是失败。但是，就好像眩晕，错觉有时候也会导致灾难。

[1]《错把妻子当帽子》中文版已于2010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编者注别和总统一起打野鸭

看看下面列出的个人特点。看每一条时都仔细想想，自己是处在所有人中低于25%的部分、中间25%~50%的部分、50%~75%的部分，还是高于75%的那部分，也就是位居前列的25%。

1.与别人融洽相处

2.领导能力

3.逻辑思维

4.驾车能力

用同样的方法思考以下特征：

1.诚实守信

2.精力充沛

3.幽默风趣

4.身材完美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出色。我们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也许你不会觉得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出色，但是，我估计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比50%的人优秀，至少比25%的人出色。

20世纪70年代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觉得在“与别人融洽相处”一项上处于高于50%的位置，另外有70%的受访者觉得在“领导能力”一项上比50%的人要强。其实，就“与别人融洽相处”这一项，25%的人认为自己应该属于最优秀的1%。另一份调查表明，93%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驾车能力”位居前50%。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比其他人都优秀。数据表明了数学上的谬误：有人肯定得处于曲线的后半部分，我们不可能都处于分布图的前段。然而，我们可以相信自己位于大部分优秀特征的前端，事实上我们也正是这么认为的。这种错觉称为“优势错觉”（或者叫“优势偏差”）。这一错觉与空间定向障碍或者“撒切尔视错觉”的脸孔导致的错觉同样强大。我们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更有趣、更有魅力、更友好、更成功。有人问起时，我们表面可能不会承认，但是内心却对自己的判断笃信不疑。说实话，有些人确实比普通人更富创造性、更诚实可信、更风趣幽默，但是约有一半的人并非如此。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觉。不过，虽然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但却能发现别人的偏见。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空间定向障碍。604号航班的飞行员卡德尔·阿卜杜拉驾驶飞机发生倾侧时，他不是一个人——坐在他身旁的是副驾驶阿穆尔·沙菲。沙菲似乎机敏地注意到了飞机的位置。美国调查组的报告写道：“副驾驶的语音通讯表表明，飞机错误飞行时，副驾驶敏锐地注意到了飞行高度的变化。”最有可能的是，当副驾驶最终提醒阿卜杜拉飞机倾侧时，他已经意识到机长出现了眩晕。

旁观者没有产生另一个人所经历的错觉时，会发现他人的错觉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604号航班这个例子中，尽管沙菲似乎注意到了阿卜杜拉的空间定向障碍，但还是犹豫要不要与阿卜杜拉沟通。当沙菲最终决定纠正机长所出现的空间定向障碍时，一切都太晚了。

这一事故揭示了众多错觉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总会和身边人一样产生视错觉，但是与视错觉不同，其他错觉由于我们身处环境不一而稍有不同。举例来说，大多数人相信自己在很多方面比其他人优秀，这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优于别人。所以，首先它揭示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会稍微不同；其次我们还能够发现他人的认知错觉，比如优势错觉。由于我们能够分辨出别人的错觉和偏见，却发现不了自己的，因而会认定自己比大多数人更少出现这些错觉和偏见。我们实质上抱有这样的错觉：我们对错觉是免疫的，而这正是认知错觉的讽刺之处。

我们自认为比其他人更少怀有偏见，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埃米莉·普罗宁称其为“偏向盲点”。普罗宁举了打野鸭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2004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里亚和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一起去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私人处所打野鸭。我想切尼和斯卡里亚都自认为是技高一筹的猎人，但这不是关键。打猎之行引人注目是因为斯卡里亚法官将审理一个案件，而副总统恰恰是案件中的一个人物。地区法院要求切尼公布能源政策小组参与者的详细名单，但切尼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媒体和公众都觉得斯卡里亚应该主动回避这个案件，因为最高法院在同意审理此案后仅仅几周，他还和切尼有紧密联系。大家都担心斯卡里亚和副总统吃饭、喝酒、社交、打野鸭等行为可能会让斯卡里亚没法真正客观地审判切尼的案子。斯卡里亚是如何回应的呢？“我觉得自己的公正没有理由遭到质疑。”他说道，然后又补充道，打野鸭之旅唯一的问题就是结果很糟糕。

最后，斯卡里亚和其他大多数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作出了对切尼有利的判决。虽然斯卡里亚在判决中可能是客观的，但也没法说他的公正是完全毋庸置疑的。为什么我们怀疑斯卡里亚的公正程度，而他本人却不太在意？普罗宁认为，这是因为大家根据别人的行为来判断其偏见程度，却根据内心感受、想法和动机来判断自己的偏见。斯卡里亚与切尼小聚，喝了点红酒并分享打猎的经验。不久之后，斯卡里亚作出对切尼有利的判决。根据这一行为，我们判断斯卡里亚法官偏袒了切尼。安东尼·斯卡里亚则与我们不同，他了解自己的想法和动机，所以无比确信地认定自己在切尼案中会公正无私。斯卡里亚觉得足够了解自己的内心动机和心理状态，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不过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误导了。

斯卡里亚似乎遇上了“内省错觉”。内省错觉是指人们的一种强烈感觉，认为自己能够了解决定心理状态的心理过程。然而，大多数心理过程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潜在的不利因素是大家不知道自己的无知。因此，虽然内省过后我们似乎觉得审视了内心动机，但这通常只是关于内心动机的推断，并非真实写照。

彼得·约翰森、拉斯·霍尔、斯韦克·西尔科斯托姆和安德烈亚斯·奥尔森（攻读博士期间，我很有幸与奥尔森共用一个办公室）从事的研究是证明内省错觉最好的例子之一。这支瑞典团队着手研究内省错觉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精准地审视动机。他们给120个实验者看了15组女性照片。每看一组照片，参与者必须指出两张照片中哪一位女性更有吸引力。然后，他们会拿到所选择女性的照片，进一步审视内心感受，解释为什么觉得这个女人比另一个女人更有魅力。参与者所不知道的是，主持实验的人在其中的3次实验中耍了小花招。参与者最后拿到手的照片并不是当初挑选的那一张。结果约有75%的参与者没有注意到“调包计”，这不禁让人惊奇，就连两张照片上的女人长得截然不同时也是如此。实验最后，毫不知情的参与者要回答一个“假设出来的”问题：“如果参加实验时，有人偷偷把你选择的照片和没有选择的照片对调，你会发现吗？”84%的参与者（这些人刚刚没有发现照片被调包）认为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发现。

更让人震惊的是，参与者竟然能够高高兴兴地向主持实验的人解释，为什么自己觉得挑选的照片比没有挑选的更吸引人（事实上，他们手里拿着的是几秒钟之前没有挑选的照片，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有一位参与者解释道，挑选戴着珠宝首饰、面带微笑的女孩是因为“她光芒四射。在酒吧，我宁愿去和她搭讪，也不愿意去和另一张照片上的人聊天。我喜欢耳环”。事实上，这位参与者根本没有选择戴耳环的微笑少女！他选择的是那个没有戴珠宝首饰的忧郁女孩。当参与者中了小诡计，要求说说为什么更喜欢微笑的女孩时，他觉得完全可以分析出指引自己作出决定的心理过程。他的回答表明，虽然他觉得可以轻松地洞察自己的喜好和动机，但却是错误的。他出现了自省错觉，错误地推断和构建了自己的动机和过去的心理状态，并非真实地反映了内心的心理过程。

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选择盲视”，参与者不相信自己会被这么愚弄，这种现象又称为“对选择盲视的盲视”。这个研究团队想要确认，选择盲视不单单局限于判断脸部的吸引程度。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辨识脸部的过程很特别，因为我们把脸部当作一个整体去识别，所以对脸部的观察可能会受到选择盲视的较大影响。

因此，约翰森和霍尔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最近的超市，并设立了品尝果酱的摊位。他们拦下毫无戒备的顾客，请他们品尝两种口味的果酱，分别是黑加仑味和覆盆子味。一种果酱装在蓝色罐子里，另一种果酱装在红色罐子里。顾客每样都尝了一口后，需要说说哪种更好吃。然后，顾客会拿到第二份果酱样品，约翰森和霍尔告诉顾客，这就是他品尝后选中的口味。接着，他们请顾客谈谈为什么喜欢这一种口味，而不是另外一种品味。

这一次，约翰森和霍尔又耍了个小把戏，这些顾客同样毫不知情。这些罐装果酱两端是相同的，罐子中间用东西隔开，所以每一端果酱的口味都不同。约翰森和霍尔因此轻而易举地把顾客不喜欢的果酱当作喜欢的拿给他，同时还不让顾客发现。顾客出现了“果酱盲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第二次拿到的果酱并非他们第一次所选择的。这一次，他们还是信心十足地解释为什么自己会作出这样的选择，而其实他们当初并没有选择所购买的这种。“很显然没有那么甜。”一位顾客在解释自己所选的果酱时说道，事实上这种果酱却是他最初没有选择的那种品味。“用塑料勺吃着很方便。”另一位顾客解释道。

约翰森、霍尔以及他们的同事所作的实验证明，我们会无意识地口头解释未曾有过的偏好和动机。如果没有所谓的花招，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也会存在吗？

作重大决定之前——比如要不要移民到外国、上哪一所大学，是否接受某份工作还是另寻高就——面对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都会花大量时间权衡每一个选择的利弊。在最终作出决定前，我们已把各种可能性在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得出结论后，我们也准备好如何与愿意倾听的人解释，例如为什么哥伦比亚商学院比沃顿商学院更合适。有些人会花数个小时和别人争辩周五晚上看哪一部电影；还有人会在心里把辣香肠、蘑菇和火腿比萨各自的优缺点比较一番，最终才会点餐打包。

我们常常在浪费宝贵的时间。研究显示，想太多会导致次优判断。在某一次研究活动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从为数不多的艺术海报里挑选一张带回家。其中一组参与者必须写下喜欢或者不喜欢海报的原因，然后才能作决定；另一组参与者必须速断速决。当几周后再次询问这些人时，快速作出决断的人比那些优柔寡断、反复掂量的参与者更满意自己的选择。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三思之后的选择反而更差？有意识地评估选项让人关注了海报的某些重点，但却不得不舍弃其他方面。最看重的特征，也最容易用言语形容。“这张海报的颜色和我的家具很配。”一位参与者解释道。其他因素，比如对海报的情绪反应就不易靠自省或言语察觉，因此，我们也更可能在深思熟虑后忽略这些因素。参与者把海报拿回家后，那些原本毫不在意的因素却变成最重要了。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三思而后行可以作出最优选择，但是这么做也可能导致错误的信息。无论选择公寓还是彩色软糖，深思熟虑都会阻碍我们获得满足感。因为理性思考只能让人获取部分数据。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尝试，一些心理和感情的变化过程都可能被藏匿起来。

乐观偏见是认知错觉。我们通常对其视而不见，正如对待视错觉和优势错觉时一样，除非铁证如山；又如同对选择盲视的盲视或者内省错觉，我们不相信自己会被欺骗。是的，或许我们的同事或某个其他国家的人会乐观得不切实际，但我们不会，欧洲人或者中东人、纽约人；律师、记者、学者等也不会（这下你明白了这种错觉是多么强大）。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十分客观——虽然我们对未来的期待或许相对乐观，但那也是因为觉得未来应该会变得不错。

乐观偏见是我们的“卫兵”，负责让我们的大脑放松，保证身体健康。乐观偏见带领我们前进，而不是把我们逼上最近的高楼楼顶。好吧，你可能会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打破这个美梦？问得好。可是，回想一下撒切尔视错觉的脸孔（图1–2）或者深浅错觉（图1–1）吧，你完全承认这些都是错觉，但仍然心甘情愿地上当。每一次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乐观偏见也是同样的道理。看完我举出的证据，或许你会承认这种偏差。有时候，这样的知识甚至能改变你的行为，正如了解眩晕的重要机制后，飞行员就能够安全地驾驶飞机抵达目的地。然而，杯子可能仍旧是半满的，你还是会乐观地看待一切。第二章思维时光穿梭与人类进化：动物也有时间概念吗？

在2007年，杰伊迎来了辉煌的15分钟。它的事例先是被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报道，全球各大杂志、报纸和博客则紧随其后。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神经学家和大众都对杰伊的能力很着迷，而揭示杰伊能力的科学家也一炮走红。

杰伊似乎并不觉得自己的技能与众不同。就它而言，生活再平凡不过了。它住在世界上最古老、最享有盛誉的剑桥大学，学院依康河而建，河流静谧地穿过城市。校园里有一座古老美丽的建筑，四周环绕着草地，杰伊和几个同伴住在这幢楼里。它们一起合住几个房间，杰伊通常都和其他人相处融洽。但也有不愉快的时候，尤其是大家互相偷食对方的食物时。如果你年轻时有过室友，肯定明白偷吃点别人的东西十分正常。早上起来给碗里倒上脆脆的坚果谷物，这时却发现没有牛奶了，你会怎么做？当然是一把抓来室友前些天买的一盒牛奶。你刚要把新鲜的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目光就落在让人垂涎欲滴的布朗尼蛋糕上。你知道不该偷拿，但是那装饰着坚果的块状物实在太诱人了。经过几秒钟的思想斗争，你把蛋糕也拿走了。没人能证明是我吃的，你自言自语道，这屋子里住着5个人呢。你迅速把巧克力蛋糕塞进嘴里，一边把罪证蛋糕屑清理干净，一边忍不住心满意足地舔了舔嘴唇，好好地回味一番。

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时刻，大家和别人合住时往往会把食物藏起来，比如把盒装冰激凌放在冰箱最靠里面的位置，或者把昂贵的酒放在自己的卧室。杰伊在这方面很精明，它也会这么做。如果室友看见杰伊把早餐放在什么地方的话，杰伊会等室友离开后，再回来把食物放到别的地方，以免早上起来后发现吃的没有了。一开始，杰伊并没有使用重新藏匿食物的花招，但是在它偷拿了别人的食物后，自己反而开始狡猾地采取防备措施，真是知己知彼啊。

杰伊的生活安排中有个奇怪的特点，那就是和室友没有固定的房间。它们可能会睡在同一层楼的任何房间里。杰伊不在乎睡在屋里的哪个地方，然而，这导致了一个问题：杰伊痛恨早上醒来时饿肚子。无论头枕何处，它都想在醒来时立即可以吃上早饭。不过，住的地方显然没有客房服务。杰伊住在大学里，而不是什么五星级宾馆。因此，杰伊睡觉前会把食物藏在第二天醒来时所在的房间。杰伊通常不喜欢单一的食物。举个例子，如果它知道卧室里已经放了些早餐谷物食品，它就不会再弄点相同的，而是会再拿些花生过来。

杰伊不仅为早饭挑选各种食物，其他时候也讲究食物的多样性。如果只吃一种东西，它不一会儿就会觉得乏味，心里多少希望有些不同。这很容易理解，我们都不喜欢整天吃一模一样的食物。喝一两碗汤后，我们应该就不会再要了。即使是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汤，我们也想来点别的——也许是沙拉或者三明治。关键是，杰伊没办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日常菜单。因为它的饮食由大学供应。杰伊早就知道，剑桥大学的餐饮服务没法满足自己对饮食多样化的需求。大学里每天中午和晚上的食物常常是一样的。杰伊觉得这简直是惨绝人寰。为了让晚饭更诱人，它常常把早餐留一点儿到晚上。

关于杰伊，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它会飞。不论何时，它都可以展开翅膀飞翔。但这不是杰伊神奇的地方，也不是《自然》杂志刊载它的事例的原因。杰伊是林鸟，所以能飞。它是一种漂亮的蓝色小鸟，高约0.3厘米，重约84克。林鸟又称西丛鸦，是鸦科的一种，分布于北美洲的西部。实验心理学家尼基·克莱顿把杰伊和它的伙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带到了剑桥大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人克莱顿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有一天，她正在戴维斯分校绿草茵茵的校园吃午饭，发现林鸟在用餐学生的四周飞来飞去，搜集掉落的三明治残渣。仅发现这一点并不稀奇，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小鸟并没有马上吃掉收集来的食物。而是把“宝贝”藏在校园里，之后又会回来把食物重新藏匿在别处，然后在其他时候吃掉。

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思索小鸟的行为，但是克莱顿是研究动物行为的专业心理学家，她觉得这是“灵光乍现”的时刻。林鸟不仅展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空间记忆——准确地记得之前贮藏食物的地方，还通过藏匿食物体现了以备未来资源不足时的规划能力。最重要的是，它们重新藏匿食物的策略表明，它们担心同伴小偷小摸的行为。大约10年后，克莱顿用实验证明了这些假说。她的观察推翻了许多著名心理学家的假说，那就是除人类外，其他动物在思维上“受困于”时间——它们无法想象身处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现在刚刚入秋，但是天空飘着雨，外面灰蒙蒙一片，我坐在办公室里，哎，这真是典型的伦敦天气。2009年9月15日，虽然我人身处皇后广场的房间里，坐在电脑前，但心已经飘向了别处。几分钟前，我的思绪飘回到了2005年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想起我也曾坐在那片草坪上，吃过许多顿午餐，却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林鸟。记得大约一年前，我和尼基·克莱顿愉快地共进晚餐。我们去了伦敦博罗市场附近的牡蛎酒吧。克莱顿不吃肉，所以我们点了海鲜和白葡萄酒。

写作的间隙，我订了张机票，准备参加在芝加哥举办的会议。我以前只去过芝加哥一次，那还是在2006年10月。当时我正准备前往洛杉矶，但错过了联运班机，所以只好临时在“风城”芝加哥过一晚。由于我只参考了洛杉矶的天气来准备行李，所以芝加哥的寒夜冻得我瑟瑟发抖。我也没办法去买外套或者毛衫，因为商店早就关门了。与我同行的朋友灵机一动，走进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了一条羊毛毯。于是，我们裹着从美国连锁便利店买来的灰色毛毯，享受着芝加哥的夜生活。

我开始计划未来几天的旅程。我得准备好会议发言，预订宾馆。我还得记住，这一次必须打包合适的衣物，或许下次就不用裹着羊毛毯在城里漫步了。不过，我怀疑是否有时间在城里闲逛。我开始畅想旅程会是什么样，虽然我制订了详细的计划，但很快会发现“人算不如天算”。我来到芝加哥后就没能入住原先预定的酒店，身边的同伴也是偶遇结识，我能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想学的知识。

思想上的时间旅行，让思维穿梭于时间和空间，这可能是人类最卓越的才能。对于乐观而言，这个才能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没法想象未来的自己，或许也就无法想象美好的前景。

大多数人觉得思想上的时间旅行并非特殊技能（如同语言或者算术），但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能力认为理所当然。畅想不同的时空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大大地提高我们在这个星球的生存机会。这种能力促使我们储备食物和资源，应对可能出现的短缺。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承受眼前的工作压力，因为内心期待着未来的犒赏，或者也会让我们去寻找一个合适的长期合作伙伴。这种能力会超越我们自身存在的时段，让我们能够预见当下的行为怎样影响未来的一代又一代。如果我们无法描绘100年后的世界，我们又何必关心全球变暖呢？我们还会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吗？穿梭时光的林鸟

人类的进化过程很自然地培养了思维的时光穿梭能力，其原因简单明了。但是，只有人类具备展望未来的能力吗？其他物种也有相同的能力吗？哪些物种也会有这种能力呢？是和我们最相近的亲属猿类吗？或者从进化角度看，离我们最遥远的物种，比如鱼类或者鸟类？

要想解开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动物无法开口交流。没有语言，我们就无法询问小鸟、猴子和狗对未来的预期，或者对过去的记忆。如果克莱顿的鸟能告诉我们，是否记得在戴维斯分院的出生地，是否会想起阳光下愉快的日子，是否因为周末有可能会在公园翱翔而激动，或者是否会想象未来老去的日子，那么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了。可惜它们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只能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推断它们的思想是否也能穿梭时光。在克莱顿进行那个具有开创性的实验前，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动物的思想可以穿梭时光。在这方面，最杰出的假说当属比肖夫·科勒假说，这一假说认为所有物种中只有人类可以想象未来，回忆过去。

也许你会表示不同意。但是，鸟类向温暖的地方迁徙如何解释？还有，熊为什么要在冬天冬眠？难道这些例子不是未雨绸缪的证据吗？当你走进房间，家里的狗摇着尾巴等待喂食，这又如何解释？难道这不就是对过去有记忆，并且还期待未来事件的证明吗？

不能这么说。这些例子都不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思维时光穿梭。我来解释一下某些动物的行为，比如储备食物或者季节性迁徙，并不一定是考虑未来的需求。这些行为只不过体现了进化后的遗传易感性。举个例子，温度的变化会导致鸟类快速迁徙，并不需要动物有规划未来的能力。鸟类的生理状况就是如此，环境信号会激发具体行为（比如迁徙），但是它们不会预期在某个地方会更冷或者不舒服。另外一个例子是筑巢，鸟类在下蛋之前就会把巢先搭好。它们是想到了未来需要合适的地方下蛋吗？也许是这样。但是，鸟类可能只是受到了生理上的驱动，跟预见未来的能力毫无关系。

凡是养狗、养猫、养鱼的人都明白，宠物具有学习能力。例如，狗能认出主人，经过训练后能够叼住扔出的球，能到室外撒尿，只要听到开罐器的声音就知道快开饭了。连鱼似乎都能明白，只要有人敲一敲鱼缸，马上就会撒鱼食了。毫无疑问，除人类以外的动物也有记忆。然而，它们能够把刺激因素（开罐器的声音）和即将到来的奖赏（食物）联系起来，这并不代表它们能够在大脑中穿梭时光。动物可以在不知不觉中习得这种联系，但并不会把思维的时光穿梭牵扯进来。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握着咖啡杯可能会烫得难受，所以常常在杯子上裹一个纸套。虽然“热饮很危险”这一点可能源自过去的痛苦经历，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回忆某个具体的事例，比如曾经烫伤的手指，也不需要想象手会被烫伤。

然而，克莱顿的鸟似乎不单单表现出简单的联想性学习或者遗传易感性。我们再回头看看本章的开头，重新评价杰伊的行为。事实上，我在开头所描述的内容都是尼基·克莱顿和同事在报告里提到的。根据观察，那些鸟把食物放在自己觉得将来会短缺的地方。如果被其他鸟看见了，它们会把食物重新藏在另一个地方，以免遭到偷窃。另外，它们还会把某一样食物放在第二天有可能缺少这种食物的地方。大家觉得这些行为算未雨绸缪吗？算得上穿梭时光吗？

让我们重点看看下面几个例子。在一次实验中，克莱顿将她的鸟分别放在两个不同的房间。在房间A里，这些鸟总会有早饭吃，这个房间叫做早餐房。在房间B里，这些鸟永远不会有早饭吃，这个房间叫做无早餐房。白天，所有的鸟都在房间C玩耍，而且这里有很多吃的。它们可以在房间里直接吃，也可以把食物贮藏起来。这些鸟会怎么做？它们把虫子和谷物粗粒从房间C衔出来，藏到无早餐房——虽然它们当时已经吃饱，但是却想到第二天在无早餐房会挨饿。鸟儿精明的行为表明它们的确会未雨绸缪。遗传易感性解释不了这个现象，刺激因素导致的联想性学习也很难说得通。其实，鸟的行为与人类的计划行为很相似。正如鸟想到未来会挨饿，会把食物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人类也会去杂货店购置食物——即便刚刚饱餐一顿，我们也知道几个小时后肚子还会饿，更何况冰箱也许已经空了。

还不只如此。那些鸟似乎还懂得保质期。它们知道虫子比松果腐烂得快，藏好食物没多久后，就先把虫子找出来吃掉（如果还没到“保质期”的话），但是如果它们觉得虫子已经腐烂了，就会直接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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