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论丛(2017年第3辑 总第17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主办 付景川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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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论丛(2017年第3辑 总第17辑)试读：

理论前沿

人民币新的贬值期，从2014年1月14日的6.0406，至2016年12月28日6.9666，3年贬值13.3%，尚未结束。（一）刘易斯拐点到来

中国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2005年由负转正，年增9.29%。2005年左右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

2008年以来的工资上升，从农村季节性劳务市场价格开始，然后是农民工工资上升，从数百元上升到数千元。制造业工人2000年3.4元/小时，2012年13元/小时，年均增幅11.9%。规模以上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2013年为45676元，2014年为49969元，2015年为53615元。外商投资企业工资2013年为61694元，2015年为74563元。

回归结果，制造业工资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实际汇率贬值1.56个百分点；服务业工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汇率升值1.84个百分点。2008年以前，中国服务业工资增长幅度大于制造业，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都升值。2008年以后，制造业工资大幅度提高，工资增长率高于服务业，实际汇率没有升值空间。

另一方面，传统出口产业饱和，生产率难以继续提高。可贸易品部门生产力比工资弹性不再上升，工资提高开始快于生产率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重要历史拐点。（二）工资全面上升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The EIU）《优势依旧——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分析》，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劳动成本从2000年3.4元/小时增长到2012年13元/小时，增长约4倍，年均增幅11.9%。

2012年以后，据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据，2013年为45676元，2014年为49969元，2015年为53615元，国内工资水平是在逐步上涨。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年平价工资从2013年的61694元涨至2015年的74563元。

2014～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减少1458家，如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比较严重。（三）两部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变化

根据2017年的最新计算，1978～2015年，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5.94%，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3.80%。在样本期间内，两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稳中有升，呈现出正增长趋势，并且可贸易品部门的增长速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这是因为自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以来，中国一直是先进的大工业（为出口主要产业，近似为可贸易品部门）与落后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出口很少，近似为非贸易品部门）并存，前者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大大高于后者，这才造就了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会大于非贸易品部门。具体分为3个时期分别计算：（1）1978～1993年，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4.9%，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2.5%。（2）1994～2004年，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6.5%，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3.6%。

这一时期可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相比上一个时期，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又进一步提高，这是因为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可贸易品部门大量引进先进设备，科学技术水平大幅提高，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也会随之增长。（3）2005～2015年，中国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6.6%，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5.6%。

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与上时期相比基本保持不变，而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大大提高。这是因为近些年来非贸易品部门逐渐开始现代化，大幅度进行资本投资并且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革生产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使非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四）经济增速趋缓

经济增速放缓，从11%下降到2014年7.3%，2015年“破7”，要素投资回报率下降，外资减少。CPI、PPI连续四年同比增长小于等于0。出口萎缩。传统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已到极限，生产过剩，在世界市场趋于饱和。2011年开始进出口贸易增速放缓，2014～2015年变为负增长，出口从19592亿美元，降低14.2%。（五）为推进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一系列改革措施促使人民币贬值（六）外部冲击

2015年初美联储加息预期强烈。在2015年12月16日加息0.25个BP，结束了持续5年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息引起资金回流美国。强势美元压迫人民币贬值。民粹主义在西方泛滥并互相传染，从英国脱欧到美国特朗普上台，对世界经济产生新的震动。二 人民币汇率贬值的经济影响分析（一）一般均衡分析

我们用社会核算矩阵（SAM），分析了汇率贬值对经济的影响。构建中国2015年社会核算矩阵，以1985～2013年进出口数据为样本，计算进出口需求弹性。两者结合，分别计算人民币贬值3%、10%、30%，对进出口、外资流入、外汇贷款、外汇存款的影响，将结果代入社会核算矩阵，得到各宏观经济账户的变化。1.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

人民币贬值5%，出口增加7.7%；贬值10%，增加8.46%；贬值30%，增加10.32%。2.对外资的影响

人民币贬值5%，净外资流入以人民币计价增长7.27%；贬值10%，净外资流入增长9.15%，如以美元计价，净资本流入小幅下降；贬值30%，外资净流出9.72%。3.人民币贬值引起企业和居民换汇需求

贬值5%，外汇存款增加6.79%；贬值10%，增加9.96%；贬值30%，增加11.47%。4.贬值对财政的影响

贬值5%对关税影响不大；贬值10%，关税收入增长4.89%。一旦加工贸易减少，进口不随出口变动，人民币大幅贬值导致关税减少；政府储蓄下降较少，贬值30%下降6.1%。

贬值5%政府消费减少8.86%；贬值10%减少10.55%；贬值30%减少24.3%，原因是政府减少了海外支出。5.贬值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资本收入相对上升，劳动收入相对下降；贬值5%和10%，家庭投资、家庭贷款变动不大，个人所得税受影响较小。贬值30%，劳动收入无显著变化，但家庭贷款、家庭投资显著下降。6.贬值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

企业投资无显著变动。贬值30%，家庭投资下降，政府投资增加。7.消费

政府消费大幅减少，家庭消费无显著变化，人民币贬值直接挤压国内消费能力，导致消费需求下降。8.贷款

企业贷款、家庭贷款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贬值5%，国外贷款上升2.68%；贬值10%，国外贷款上升2.79%；贬值30%，下降13.4%。9.贬值对GDP的影响

根据支出法，GDP为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和。贬值对出口有利，对政府收入影响不大，对外资、国内需求有负面影响。理论上说，汇率贬值即要求国内增发货币，以弥补币值下降造成的货币流通量之不足。

贬值虽提振净出口，但政府消费大幅下降，GDP没有明显增长。大幅贬值30%，GDP略有下降。10.贬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

根据卜永祥（2001）、吕剑（2007）计算，贬值1%，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上升0.48%左右。

我们以1990～2015年为样本计算，贬值1%，国内物价上升0.2964%。

中国进口大量粮食、石油、木材、铁矿石，贬值提高进口商品价格，造成输入性通胀。（二）币值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汇率变动首先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升值相当于外国财富向国内净转移，贬值相当于国民财富向国际净转移。汇率变动表面上不影响国内福利。如一个人的房子，只要不是在国内卖了到国外买，汇率变动对福利没影响。实际上，汇率变动会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国内各部门利益分配。

人民币贬值，可贸易品部门特别是出口部门受益，非贸易品部门受损，促使国内资源从非贸易品部门转向可贸易品部门，称为价格效应。

贬值促进出口是一般常识。一个出口商在国内采购商品支付5元人民币，在美国卖1个美元，出口换汇成本是5元。按结汇制卖给国家，汇率就是国家收购外汇的价格。原来是1：6，出口商每卖给国家1美元外汇，赚1元人民币。现汇率贬值到1：7，出口商多赚1元人民币，可把在美国的售价从1美元降低到0.85美元。如价格弹性大于1，可扩大在外国销售，多赚些美元，对国内出口产业的拉动也是可观的。

依靠贬值和其他政策支持的出口导向战略，在中国20世纪80～90年代取得巨大成功，贬值对促进出口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只是一般宏观经济学分析，还要考虑中国特色。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和贸易差额的影响，没有理论上那么大。1994～2013年20年人民币升值28%，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上升，是中国特殊贸易结构造成。

出口分两个部分：一般贸易指百分之百从国内采购产品，出口国外；加工贸易指之百分之百原材料进口，加工再出口。加工贸易适合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没有贸易渠道，又有丰富的劳动力的情况，占出口总额55%。出人意料的是，随着出口从土特产品、纺织品升级到造船、机械产品、家用电器，又升级到电子通讯等高科技产品，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不仅没下降，反而上升到70%。

这说明中国出口产品使用了大量的进口设备原材料，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大大提高，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人民币升值不利影响。教科书所说，升值打击出口，是假设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未来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是重型设备、汽车、航空航天产品、计算机等，技术进步是支持出口的最关键因素，不能再依靠贬值。

一般贸易，在理论上应该是百分之百原材料取自内地，实际在开放条件下，采用相当多（约30%）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如包装材料）。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平均起来，中国每出口1美元产品，就要带动进口0.7美元的原材料和设备，出口和进口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增减。如出口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不好或汇率升值而下降，贸易并不一定出现逆差，因为进口也随之下降了。

人民币升值使进口中间产品价格降低，促进加工贸易环节向国内转移。贬值对加工贸易不利，可促进一般贸易出口，即促使更多的国内资源如矿藏、土特产品、粮食等出口，也促进那些生产率难以再提高的加工产品出口，特别是目前，传统产业过剩，要去库存，人民币贬值对于促进出口的意义很大，千万不能低估贬值对于促进“过剩”产品出口的意义，只要有“过剩”，贬值就有特殊的收益，远不是价格弹性所能反映出来的。必须要分清，我们害怕的不是贬值，而是“贬值预期”。

汇率不稳定，贸易品部门要承担风险。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指第三产业，主要是房地产，由于不参加国际贸易，他们希望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太关心汇率。汇率变化对于第三产业影响比较大的是旅游，中国每年上亿出境旅游上亿人，花费5000亿美元。

贬值提高进口价格。高档消费品和奢侈品涨价，中等阶层减少购买，进口数量会减少。但富裕阶层照买不误，他们会支付更多的货币。

对于中国大量进口的石油和各种资源，先进设备和技术，是企业的刚性需求。贬值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设备原材料的国产化。

国际石油价格暴跌，中国年节约几千亿美元，国际石油价格如上升，将加大国内开车族的经济负担。（三）贬值对农产品进出口的影响

2000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从46.6%降到2004年的16.7%，补贴范围及数额远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急剧扩大，2015年贸易规模世界第三，出口前5位产品有大蒜、虾产品、茶叶、肠衣、鸡肉；进口产品有大豆、棕榈油、棉花、豆油、冻鱼。

2016年1～11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额1656亿美元，出口656.3亿美元，进口999.7亿美元。贸易逆差自2004年以来迅速扩大，为343.4亿美元。谷物进口2055.6万吨，其中小麦318.4万吨，玉米302.6万吨，大米311.8万吨，大麦460.1万吨，高粱进口645.1万吨，棉花进口106.4万吨，食糖进口284.5万吨。

国家重视粮食安全，保持自给率在90%，虽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比国内低30%，仍不惜巨额财政补贴，实行最低收购价，支持国内粮食生产，扩大粮食库存。但如考虑到中国农产品使用的化肥是国际水平的5倍，考虑到对土地肥力和健康的影响，考虑到进口化肥农药石油化工的需求，考虑到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就可以明了，粮食安全仍旧需要高度重视。表1 2016年1～11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

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中国也注意发挥比较优势，进口那些占用耕地过多的农产品，出口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农产品的对外贸易总规模急剧扩大，总体依存度在20%左右，还不算高。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中国出口农产品，以水海产品和蔬菜最为突出，拥有相当强的价格优势，首位是日本，对欧美增长很快。2013年，日本和美国占有的中国农产品出口份额分别是18.51%和11.32%。但受到苛刻的环保限制，面对技术性壁垒和绿色壁垒。日本非关税壁垒“外紧内松”：对中国家禽出口的卫生标准是国际常规的500倍，大米有100项检测指标；2002年冷冻蔬菜遭到日禁止。欧盟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动物制品和水海产品；茶叶有200项检测指标，而且只针对中国设定。

第二，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发展很快。出口大米、小麦，水果，进口热带水果及泰国的肉类、糖类。2005～2007年均进口增速36.8%，年均出口增速22.6%。

第三，美国对华输出农产品总量占中国农业总进口总量23.9%，在大豆方面已形成垄断。中国大豆进口7423.9万吨，豆油进口52.4万吨，进口增长极其强势。北大荒坚持生产大豆（非转基因），出油率15%；而进口大豆出油率22%，有些沿海城市进口豆油，等于变相进口大豆。进口豆油不仅被美国孟山都公司垄断，且全部为转基因产品，有极大的安全隐患。

从国内外价格比可以明显看出，人民币高估，应该贬值。贬值可减少进口，减少国内财政补贴，对国内的粮食生产者有利。国内粮价会持续小幅上升，带动肉禽蛋奶菜共同上涨。2017年CPI上升幅度会加大，这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国内各阶层都会付出一定代价，工资随物价上升也是必需的。三 人民币贬值预期下的资本外流（一）短期资本流动的理论：利率平价

两国间短期资本流动受利率影响，总是从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其次要考虑汇率变动预期。从动态均衡角度，高利率国家由于资本涌入，促使汇率升值以后，会产生贬值预期。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之间的利率平价条件是：

r（中国）=r（美国）+《e*（人民币/$）—e（人民币/$）》/e（人民币）/$

r——利率 e——汇率 e*——汇率预期

这是货币数量论与资本自由流动假定。

加入制度因素，首先是国家外汇管制。资产价格有一个重要特性：对于货币波动的即刻反应，超过了长期反应，称为“超调”。汇率受控于国家的程度比一般商品和资产要大得多，很难产生“汇率超调”。如实际汇率已贬值，均衡汇率已高估，基本面确有升值或贬值压力，国家却控制名义汇率不动或微调，就会产生升值或贬值预期，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利率也受到国家的管制，一般来说变动幅度很小，而且是国际资本获利的底线。（二）“资本套汇均衡模型”（杨建，2016）

假设：A——中国资本（人民币）

et（y/$）——汇率，以美元为1的人民币直接标价

A/e（t）——人民币换算成为美元，去美国投资

ra——美国投资回报率

A/e（t）×（1+ra）——在美国获得的投资本利和

换算成为人民币

A/e（t）×（1+ra）×e（t+1）=投资收益

rc——中国投资回报率

资本A在资本投资本利之和是：

A（1+rc）=投资的机会成本

若不考虑外汇管制，则π（利润）=收益-成本

π＞0则资本外逃；

π＜0则资本流入；

令π=0假设均衡，则资本不流动。

预测汇率e*（t+1）：

A/e（t）（1+ra）×e*（t+1）-A（1+rc）=0

含义是：中国资本A，换算成美元，在美国投资所得，换成人民币，与在中国的投资所得相等，c和r都无变化。

均衡条件就是：预期汇率升值或贬值。变换均衡公式：

A/e（t）×（1+ra）×e*（t+1）=A（1+rc）

A（1+ra）×e*（t+1）=e（t）×A（1+rc）

e*（t+1）=e（t）×A（1+rc）/A（1+ra）

e*（t+1）=e（t）×（1+c）/（1+r）

e*（t+1）就是套汇均衡之价格

如中美投资收益率相等，即c=r，资本流向就取决于汇率预期。投机资本流出中国去美国的条件是：

第一，美国投资收益率高于中国；

第二，预期人民币贬值。如两者兼备，流出的动力更大；

第三，如果中国投资收益率高于美国：（1+rc）/（1+ra）＞1

资本外流条件是：人民币预期幅度大于投资收益率之差。

e*（t+1）/e（t）＞（1+rc）/（1+ra）

此时贬值预期应非常严重，政府防止资本外流的办法是临时干预外汇市场，控制贬值预期，让汇率贬值，中长期要提高本国的投资收益率。四 资本外流加速器——房地产套汇（一）房地产套汇加速外汇流失机制

2000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预期一直在引导外资进入，刺激国内投资，使国内资产（股票、房地产）升值，房地产业空前发展，价格上升10倍，2013年库存7亿平方米，已形成严重泡沫。

在中国促进资本外流的因素，并不只是人民币贬值预期，而是房地产泡沫。高涨10倍的房价，比起10%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要严重得多，我们称之为“房地产套汇”。房地产套汇是怎样进行的？

假设人民币汇率1∶1不变，一套房子在美国100万美元，在中国100万人民币。突然间，中国房价涨到1000万人民币，将它卖掉，换成1000万美元汇出，可在美国买10套房子，囤积房产者因而暴富。

有人说：私人资本自己投资获利合理合法，与中国国家利益何干？问题在于人民币再多，要在美国买房地产，必要换成美元。个人如此，企业何尝不是如此？

2014～2015年，外商投资企业减少1458家，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东莞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2016年福耀玻璃向美国投资10亿美元，董事长曹德旺算了一笔账，说中国投资环境不好，天然气比美国贵3倍，税收太高，工资正在迅速接近美国等。他没有讲地皮差价。所谓“企业国际化战略，海外并购”，美其名曰“引进技术”，其实能并购的主要是地皮。

国内房地产价格，能在10年内被拔高到如此程度，也是奇迹，可惜大部分属于无价值的泡沫，用来换取有价值的美元和美国地皮，可谓一本万利，炒房者赚大钱。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损失，就是外汇储备短短两年流失30%，2016年底不得不强化外汇管制，先叫停海外资产并购，后控制居民换汇，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喊了多少年，只差一步，还是不能实现。我和余永定一样，多年来一直反对过早将人民币自由兑换，2016年再一次不幸言中。但行政手段只能治标，不能长久，治本的方法只能是下决心打掉房地产泡沫。

楼市和股市无本质区别，是投资品或投机品。股票、房地产价格是资产价格，由未来收入的贴现决定。买房自住，等于自己租给自己和租给别人没有本质区别。全世界都不把房价计入消费物价指数，说明商品房在本质上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只有租房算消费，房租计入CPI。

既然是投资，投资铁律1∶20就不可能变，即利率4%，20年要回收投资，股市叫市盈率，楼市叫租售比，超过1∶20意味着投资20年收不回来，不如存银行，投资者变成储蓄者，社会无投资。此时不是降房价就是降房租，必恢复到1∶20为止。奇怪的是，为什么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商品房投资，租售比都超过50倍，价格最高的学区房达到100倍，投资50～100年收不回，还去抢购高价房？

投资，是买了股票或房产20年不卖，依靠分红和房租回收投资。投机是根据预期不断买卖赚取差价，二者本质不同。泡沫经济急剧膨胀时期，投资收益不值一提，大家买了又卖，赚的是增值差价，前提是大家预期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2016年一线城市价格疯涨，投资人疯抢，舆论疯狂，说房价还要翻倍。10年经验形成了人们的思维惯性，股市跌怕了不敢看涨，楼市涨惯了不会看跌。

有人说，房价只涨不跌是因为未来土地供不应求，这是以商品供求关系代替金融投资规律。房地产的本质是投资不是商品，资产价格由预期收入加以贴现决定，已把未来商品供求关系包含在内。即使未来地皮紧缺，也早已反映在当前高房价里，没有继续再涨的根据。（二）房地产泡沫与利益集团

有人说，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不对！超发的人民币，为什么不流入实体经济和股市？根本是由于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垄断，长达20年的稳定超额利润，早已使实体经济相形见绌，没有干头。高度垄断的房地产行业已过多汲取社会资源，即使货币不超发，甚至紧缩，资金也会从其他行业流向房地产，只不过这些行业垮得更惨。

许多人的财富由于房地产价格猛增而猛增，尤其是那些长期炒房族获得暴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大增；银行最愿意贷款给房地产。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大房产主、房地产中介已形成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

利益集团的形成，需要组织和代表人物，理论和舆论阵地。他们一直在威胁，泡沫破灭会如何如何。疯传多年的“刚需”，是忽悠人们追涨高价房的伪名词。经济学只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真正的刚性需求，是保障生活底线的必需品，马克思说有“道德历史界限”。60平方米以上的高价商品房绝非刚性需求。年轻人一结婚，不和父母住，不租房，不买小房子，其欲望远远超过自己收入，要把双方父母一生积蓄用光，还要把自己未来收入贴现。这不是“刚性需求”，而是不惜倾家荡产的奢侈需求。真正的“刚需”恰恰不是改善型商品房，而是廉租房和自住房，是生活必需品，把“刚性需求”垄断起来收高价，就是掠夺。（三）谨防房价、房租、工资、汇率恶性循环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恶性通胀，把工资和物价挂钩，通胀率很快从百分之几上涨到百分之几十或几百，一旦滑坡，经济崩溃。1985年西方制造“日元升值预期”，逼日本走泡沫经济之路，日本政府仍追求经济增长率，实行积极财政货币政策，造成极其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一旦崩溃即20年不可收拾。

货币超发，但CPI没有大涨，PPI反跌，这是因为日常消费品过剩。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超发的货币追逐资产，而不是商品。一旦美国加息，吸引资金流向美国，中国货币收缩，提高利率，泡沫经济必定垮台。

由于害怕金融危机，力保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中央政府一直未真正控制房地产泡沫。房租本来就低，2017年如控制房价，投机收入消失，房主会把房租涨上来以回收投资。如房租猛升，一线城市租房者无法承受，社会就不能稳定。

如房租大涨，一线城市工资会比照房租上涨，工薪阶层之能够用来支付房租，还是流入房主腰包，弥补他们对房地产的投资。他们会进一步买房，房价会有新一轮上涨。这是新型的恶性通货膨胀：房价，房租和工资循环上升，倒逼人民币超发。

只要房地产泡沫不破灭，人民币贬值压力越来越大，CPI加速上升。中国的CPI里面，没有包括房租，因为对租房不收税。如把房租上升统计进去，CPI会增加。在6.5%的经济增长率里包含房地产泡沫成分。

高房价预期一旦改变，跌起来就没有底。第一步会迅速把2016年虚涨的30%跌完，一直跌到社会中间阶层买得起为止。

据统计数字，房地产在中国GDP总量中不超过10%，在增量中不超过三分之一，在银行信贷里，包括住房消费信贷和对房地产公司的贷款，不超过30%。真正的危险发生在2016年，抢购的主要动机是投机；为规避限购令，盛行假离婚，打破了社会道德底线。

如实际流入房地产的资金，远超过正式统计数字，一旦泡沫破灭，危机会更猛烈，导致某些金融机构破产，GDP下降，地方财政受损。但代价再大，房地产泡沫必然要破灭。与其等待其自生自灭，不如政府出手主动击破之。其意义是：

第一，防止中国社会突然出现阶级鸿沟。高房价已把中国人分成“有房和无房”两大阶层，两极分化从收入分配不公，发展到财产占有不公，性质严重，要坚决遏制大房产主阶层的形成。

第二，不能让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变成吸食各行业资金的毒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高地租背后是地主阶级和工业资本家的矛盾，主张把土地所有权和绝对地租收归国有。这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否则财富流入地主阶级腰包，连工业资产阶级也不能发展。五 关于2017年最新政策讨论（一）是稳定汇率，还是稳定外汇储备？首先要保外汇储备

有一种舆论，说有20000亿美元就足够了，这种观点很危险。30000亿美元作为存量，占全世界外汇储备40%，但增量在1年半之间下降25%，已非常严重，如再下降，接近26000亿美元的底线，有可能引起居民抢购外汇。

有几笔钱是必须给的：

第一笔是每年5000亿美元居民出境旅游，还有那么多人的子女在外国留学。这个钱要不给换了，或者居民的外汇存款不给取了，居民会不会恐慌？

第二笔钱是应对外资撤资。

有人说中美经济关系，美国吃亏了。其实这40年美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华尔街在中国投资赚了大钱，美国企业在中国办厂也赚钱。所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逆差，有三分之一是美国的企业家在中国投资搞加工贸易，返销回美国的，顺差记在中国的账上，钱是美国企业赚走了。他们在中国赚了多少钱，要一笔一笔地算。

问题在于，这些钱在中国，大部分没有汇出。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利润汇出”，1993年为4亿美元，1994年为95亿美元。因为改了统计口径，以前是现收现付制算法，现在改为责权发生制了。这一改，就差了25倍。说明什么？

外资在中国的人民币利润，如果换成外汇是95亿美元，但只汇出4亿美元，其余的仍旧是人民币，在中国再投资了。30年积累下来，特别加上后来的投机资本，在中国买房地产、搞并购、搞上市的，赚了多少？比直接投资要多得多，大部分还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是外国居民和法人手里的人民币资产。

现在可能到了临界点，资本项目逆差已有两年逆差。

特朗普想通过降20个百分点的税，用各种办法逼企业回去。这笔钱要往美国汇，如果中国不保证兑换，外资还会继续向中国来吗？

第三笔，央行干预外汇市场，也需要付出外汇。

3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多，因为还会继续下降。

特朗普攻击中国“操纵汇率”，他自己没搞清楚，如中国真的不干预了，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可以明确地说，如果放松国家干预，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会继续贬值。

贬值对中国总体利益有好处。第一是刺激出口，去库存。像20世纪80年代，有过剩地皮和劳动力，现在有过剩产能，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时候，贬值总体效益很大。第二是限制资本外流，贬到一定程度大家就不换美元了。（二）央行干预汇率和外汇的代价

要保住外汇储备，临时办法是加强管制，中期办法是贬值汇率，消除房地产泡沫。外汇管制已经很严格，不能长期化。

第一个代价，干预汇率和外汇成本太高。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不比当年。1978年出口100亿美元，现在20000亿美元。1998年，GDP为8万亿人民币，现在60多万亿，增了七八倍，进出口增加10倍，无法一笔一笔地审批。

第二个代价，央行经营亏损。中国政府在2000年以后，美元集中汇入时，没有及时升值人民币。现在集中汇出，又不能迅速贬值，“维稳”思维不能及时反映市场趋势，使国家利益受损。

1994年就有学者指出，人民币进入历史升值期，苦苦喊了12年，2005年央行才用浮动办法允许升值，且升值太慢。10年内，用发行七至八块人民币的代价收购1美元。等到2014年人民币升值到1∶6，国内外投机资本把房子炒到天上，赚了10倍人民币，看美国地皮便宜，特朗普又减税，要集中汇出了。

人民币即使贬值到1∶8，等于中国政府给国际资本保值10年。10年前1∶8买入美元，现在1∶8卖出去。投机资本在中国赚的钱，应有几倍。中国政府现在通过贬值，可多回收一些人民币，人民币是政府债务，总要回收。中国的政策不是为国际投机资本赚钱服务的。

第三个代价，用行政办法长期管理涉外经济，实际上管不住。外汇储备会继续降低，只是速度放慢罢了。国家限制资本项目，投机资本可走经常项目，价格转移，低报出口价格，高报进口价格，外汇管理局不可能去一一核实。

第四个代价，如果真的严管，可能降低涉外经济效率。中国经济的体量已大大膨胀，比起1978年年出口100亿美元，已扩大200倍，接近年20000亿美元。GDP比起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80000亿人民币，已扩大8倍，现在是600000亿人民币。如此大的经济规模，如果每一笔外汇进出都要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实，是不可想象的。严格审查会造成经济活动停顿。如不严查，外汇会从各种渠道继续流失。（三）根本措施是打掉国内过高的国内资产价格

继续贬值人民币在经济学上有什么根据？就是最简单的，购买力平价。

人民币该不该贬值？就是要看，人民币购买力在国内下降没有？购买力是物价的倒数，物价用什么表示？用CPI。中国的CPI有什么特点？能表示人民币购买力吗？

买房子算投资，租房子算消费。CPI里不包括房价，应包括房租。中国的房价10年涨10倍，房租也应按1∶20的租售比涨。现在一线城市的租售比是1∶50，学区房是1∶100。房租比10年前应提高至少10倍，实际没有提高那么多，如房价像现在这个样子，停住一个时期，也不下跌，房产主会提高房租以回收投资。一线城市房租会大幅度上升。

房租在中国没有进入CPI，因为对租房没收税，没统计。我们计算影子房租，统计进去，房租就不知道涨了多少。如加入CPI，CPI可能会调高几个百分点。这样算，人民币的购买力已经因为房价暴涨，而大幅度下降了。如果下降了，汇率是不是该贬值？购买力平价决定长期汇率，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恰好适用。

所以说，根本问题是房地产泡沫。如害怕影响经济速度，影响地方财政，不能下决心击破，只能够求助于强化行政手段，折腾到最后就是效率和经济滑坡。

打掉房地产泡沫，涉及利益集团，地方财政和银行呆账。就中央政府而言，还涉及能不能保住年6.5%的经济增长率。如不能下决心解决，那么国家外汇储备会继续下降，人民币继续贬值，房地产价格继续上升，中国经济虚高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四）面临风险与危机，提前降温

1993年政府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曾遭到朝野强烈反对。当时无人料到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但政府坚持提前击破泡沫，采取软着陆，用4年时间把经济增长率从13%降到8%，把物价从20%降到6%，把汇率从1∶5.7贬到1∶8.7，把外汇储备从200亿美元提高到1400亿美元。否则在危机时就没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本钱。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极不稳定，从防范危机角度，应适度将人民币贬值；不再勉强坚持6.5%的增长率，在全球新的危机到来之前提前降温，把虚高的资产价格降下来。控制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措施是：控制房地产贷款，降低杠杆率；征收房地产高额累进税；实行房地产实名制，清理腐败；改善政府职能，发展网络交易，整顿房地产中介；在一线城市增加土地供应，依靠政府发展自住房体系。

增建廉租房，可分为两种，一是政府建造，只能在郊区，为农民工租用。二是各单位自造，恢复内部分房。打破政府垄断，允许小产权房上市，允许组织居民住房。合作社，自建住房，允许郊区农民在宅基地上自己盖房出租。

中国发展至此，能否解决房地产泡沫，汇率和外汇的相关问题，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调整的关键。参考文献杨帆：《人民币汇率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美〕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海闻、蔡荣、郭海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李扬：《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英〕米德：《国际收支》，李翀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何璋：《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张幼文等：《外贸政策与经济发展》，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杨圣明：《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商务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中信出版社，2000。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江小涓：《减弱“复关”冲击的国际经验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袁文祺：《对外贸易集约论》，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陈彪如：《人民币汇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On the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inance and Real EstateYang Changzheng

Abstract：With the advent of Lewis turning point，the new devaluation period of the renminbi has not yet ended，while the cost of labor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improved. China’s economy is slowing down，facing the shocks of world economy such as the Federal Reserve to raise rates，BREXIT and Trump’s taking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Lewis Turning Point；Exchange Rate；Capital Outflow；Prop-erty Inflation[1] 本文是杨帆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社科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点课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报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道路》中的一部分。（项目编号：A160403），2017年2月20日完成。[2] 杨柳，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博士。略论中国明清之际海上力量的衰落[1]李新坤【摘要】 海上力量根本上是一种海上能力。舰船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掌控能力，是海上力量的最终体现。明朝之前，中国已经有巨大的海上力量。即便是在明初，中国也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自明朝中期到清朝，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有两个比较面向：一是纵向的，中国比原来差了。二是横向的，中国比欧洲差了。关于中国明清海上力量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民间海上力量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至少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关键词】 海上力量 舰船 海盗问题 民间力量 海禁一 海上力量的概念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的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2]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近百年来，海上力量（Sea Power）就成为一个海洋战略绕不开的概念。“但不幸，他（马汉）对这个名词又并未作任何明确的界定。在其著作中这个名词经常呈现不同的意[3]义。”[4]

许多中国学人将英文Sea Power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但是，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张文木先生认为：“且不说马汉的Sea Power的概念是否与汉语的‘海权’是一个意思，即使这样，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权’一词的[5]主要语义，也值得讨论。”他认为，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英文中的Sea Power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两层意思，而设若考虑到我们的历史经验，“海权”一词则至少还有“海洋权利”这层意思。并且“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却与“海洋权力”是对立的概念。因此，如果将“Sea Right（海上权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权力）”这三种不同语义的概念同译为汉语的“海权”，[6]显然是不妥当的。

查张序三将军主编的《海军大辞典》，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慎重。辞典没有就“海权”专列词条，却对“海权”论做了解释，说：[7]“海权论（sea power theory），亦译‘海上实力论’。”张文木先生也认为，“海上实力”应是sea power的准确译文之一。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有些学者直接将马汉的Sea Power译成了“海上力量”，[8]如张晓林、刘一健的《马汉与〈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文。

就中国古代海洋的情况，张文木先生认为，有些学者讲“古代海权”，谬误十分明显。他说，目前学界所谈中国“古代海权”，实际上是对“海权”概念的误用。汉语“权”，本意是秤锤，后衍生出[9]“权势”的意思，但“海权”概念却是与现代国家主权而非与古代[10]王朝皇权相联系的概念，属于法权而非皇权范畴。

鉴于此，笔者认为，具体到中国古代的海上形态，Sea power就是指“海上力量”，它是对中国古代Sea power的一个最精当的把握。本论文定题为《明、清（前期）海上力量的衰落》，就是承袭马汉Sea power的思维，考察明清两朝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问题。

既然马汉的Sea power是海上力量，那么这个“海上力量”是什么意思呢？

马汉的定义为：“海上力量一词与海上武力的意义绝不相同，海上力量所包括的不仅是统治海洋的海上武力，或是武装部队中的任何部分，同时也包括平时的商业，以及生产、航运、殖民地和沿海国家[11]的海洋政策。”张晓林、刘一健认为，海上力量（Sea power）这一概念之所以有魅力，很重要的因素是马汉在使用它的时候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它的内涵和外延。海上力量原本只是一个纯军事概念，主要指海上军事力量，也即海军。但是马汉认为，“海上力量应作更广义的解释：它不仅包括海上的军事力量，还应包括和平时期的商业贸易和航运。”总的说来，海上力量包括了两大部分，即海上军事力量和海上非军事力量。海上力量的强弱标志着一个国家利用海洋和控制海[12]洋的总体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名将尼米兹（Admr Chester W.Nimitz）认为：“海上力量不仅只限于海军力量，而是以其[13]运用海洋的能力来衡量，谁有较高的海洋能力，谁就拥有海权。”美国海军作战指导对海上力量的解释为：“一个国家控制与运用海洋，并阻止敌对国家运用海洋的综合力量。海上力量的行使，不仅为海军部队或海军权力，必须以国家为范畴，运用所有之潜在资源，和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力量，以达到不断控制和运用海洋之目的。”[14]被誉为“二十世纪马汉”的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Admiral Sergei Gorshkoy）元帅在所著《国家海上威力》（The Sea Power of State）一书中，将现代国家海上力量概念解释为：“综合控制海洋和保障国家利益的方法，即构成国家海上力量，其为国家经济与军事实[15]力的表征，也代表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海上力量的遂行包括控制海洋（Control of the Sea）与运用海洋（Use of the Sea）。前者是海权的军事因素，后者是海权的经济因素，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

可见，海上力量根本上是一种海上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有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就有什[16]么样的生产力。生产工具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学者王前山认为：“在西方近代史上，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最初多由海外贸易力量（国民力量）和海军舰队（军事力量）组成，且二者常合[17]而为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海上能力的构成固然复杂，但在前现代，这种能力却完全可以化约为一种“船”的能力。不管海上力量被怎么理解，却永远以舰船为最终体现。舰船是人类认识和改造海洋自然的工具，凝结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舰船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海洋掌控能力，是海上力量的最终体现。所以，我们的海上力量主要讨论舰船问题。二 中国明清海上力量研究的学术回顾

对于明清海上力量的研究，涉及一些相关领域，中国已有不胜枚举的论文，专著、汇编，甚至在研究史方面也有了巨大积累，这里择其大略进行概述。

造船方面，有通论性质的造船史研究，如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造船史的专书，时间从远古的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的造船业。在内容上论及历代造船业的发展及造船技术的演变，并且辅以目前考古的成果。其中第八章明代造船业的繁盛与衰败，所探讨的就是明代的造船史，包括了漕运、海运、郑和下西洋的发展情形，明代的各类船舶，现今考古的研究，有关郑和宝船的探讨，及海禁造[18]成明代造船业的由盛转衰。唐志拔《中国舰船史》，也是一部探讨中国造船史的专书，时间从远古到民国。在内容上则偏重战船的介绍，并兼述造船技术。其中“第七章元明时期战船达鼎盛”，合论元明时期的造船业，明代部分包括了明代造船业，宝船的探讨，战船的探讨，海防与海战，水战兵器的发展，战船技术的成就。王冠倬《中[19]国古船》，其书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讨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第二部分是有关船只的图版，第一部分在（八）中论及明清两代的造船业，主要论及明代船只的种类，船厂的设置等，第二部分的载图非常丰富，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陈希育《中国帆船[20]与海外贸易》，时间从上古到清代，不过其书主要是以清代的海外贸易及其船只为研究重点，清代以前所占篇幅不到三分之一。其中第三章明代“宝船”与海外贸易的曲折发展，内容包括了郑和宝船及下西洋，造船业的衰微，海外贸易的波折等。包遵彭《中国海军史》[21]，在第十一章谈到明代造船，介绍了龙江、清江、卫河造船厂，另还有明代舟船的种类、下西洋的宝船及封舟等内容。王冠倬、王嘉《中国古船扬帆四海》是一部属于介绍性质的小书，时间从远古到清代。其中“第八章 由盛而衰，在夹缝中求生的明清造船业”，内容包括了海禁对官民船的影响，郑和的宝船，宝船厂、龙江船厂、清江船厂，河漕代替海漕，漕船、战船的介绍，火药武器，江河船只，贸易船只，锚具，封舟等。张静芬《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时间从远古到清代，也是属于介绍性质的小书，以主题的方式介绍历代造船与航海。关于明代部分的主题包括了郑和下西洋、郑和航海图、戚继光抗倭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等。

造船技术方面，专书则以李约瑟著、陈立夫主译《中国之科学与[22]文明》为代表，其中第十一册及第十二册为航海工艺，主要着重在造船技术的研究，可供参考。另外造船也是属于手工业的一种，李[23]伯重《江南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研究江南地区轻、重工业的发展，及能源、材料、人力等问题探讨，年代则在明代中期至清代之间。其中第六章重工业（二）：造船业（附修船业），内容包括了江南船只的种类与数量，造船数量与吨位的增加，造船业产值与从业人数的增长，修船业的发展，明清江南造船业的发展及特点等。[24]罗丽馨《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其中也论及明代的漕运造船。明代的船只专论部分，以郑和的“宝船”研究为最大宗。[25]如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内容包括宝船的制度、性质，龙江船厂的介绍，并附有明代的各类战船图式。罗丽馨《明代官[26]办造船业》，可说是最早对明代官办造船业有整体介绍的一篇文章，内容包括船厂建置，船只的种类，船厂的劳动力体系，造船物料，船只修造，海禁政策下的造船业等主题。叶显恩《明代广东的造船业》[27]，内容主要论述明代广东造船业的概况，并探讨其发展与影响。另外散见于其他书籍中的明代造船，在此不再烦举。[28]

海防部分，可参考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驻[29]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福建海防史》，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30][31]禁政策》，范中义《筹海图编浅说》，黄中青《明代海防的水[32]寨与游兵：浙闽粤沿海岛屿防卫的建置与解体》，尹章义《汤和[33]与明初东南海防》等。

下西洋方面成果至多，在此仅列举代表性论著，如徐玉虎《明郑[34]和之研究》，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35][36]，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下册），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37]《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38]筹备委员会《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

民间海上力量方面，可参考历史学界对于“走私贸易”方面的探[39]讨。有关走私贸易的书籍，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40]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王川《市舶太监与南海贸易：明代[41][42]广东市舶太监研究》，陈学文《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陈学[43]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吕淑梅《陆岛网络-台湾[44]海港的兴起》。论文方面，林丽月《闽南士绅与嘉靖年间的海上[45][46]走私贸易》，张彬村《十六世纪舟山群岛的走私贸易》，研究的方法与面向值得加以注意。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胜春的《华夷变态》（东洋文库1958年版），是研究明清两朝中国与日本、朝鲜贸易的重要著作。该书以编年的方式对直航日本的中国船只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船头及副船头姓名和籍贯、乘载人数、所载货物、出发港口、出发时间、到达日本时间等项。而尤为重要的是，《华夷变态》整理保存的问答录，为了解当时禁、开海形势，地方官员对于禁海的态度以及商人与国外的贸易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47]

重要的造船专书有沈启《南船纪》，成书于嘉靖年间，为最早的造船专书，北京图书馆所藏为目前仅有的一部，相当珍贵，其中所载为龙江船厂规模，各船图数，用料及工匠等造船重要史料，其所造船只包括海运船只、江防船只、驿递船只等。李昭祥《龙江船厂志》[48]，内容大致上与《南船纪》相同，而有所增减。席书编次、朱家[49]相增修《漕船志》所载为淮安清江船厂的规模，所造船只以漕运[50]船只为主。范景文《南枢志》卷六三～六五，所载为兵部船政资料，关于驿递船只建造，有详细的图数及用料，另外也载有船厂的沿革。[51]

各类船只的介绍，有胡宗宪《筹海图编》，其实此书原作为郑若曾，其中载有明代中期以后的各类型海防船只。郑大郁编订《经[52]国雄略》，在《武备考》的舟师部分，介绍了各类型海防船只，内容大致与《筹海图编》相同，唯一特别介绍了佛郎机的甲板船，且[53]图式也与《筹海图编》不同，为罕见史料。茅元仪《武备志》，为一部军事专著，其中卷一一六、卷一一七，为专门介绍各类水战船只，而明代的海防船只则大致与《筹海图编》相同。郑若曾《江南经略》，其中最主要的三篇文章《海防论》《江防论》《湖防论》，为研究海、江、湖防必要的参考文献，另也可见《海防论江防论湖防论》[54][55]一书。萧崇业、谢杰《使琉球录》，其中介绍出使琉球的封舟。[56]王圻纂辑《三才图会》，《器用》四卷中除了有海防船只外，还有[57]民用船只，皆有附图。宋应星《天工开物》，在卷九舟车部分，介绍了漕舫、海舟与杂舟，杂舟即一般民用船只。以上仅列举与船只有直接关系的史料，其他相关的史料则容后在正文中论及，在此不再赘述。

除了上述有关船只的史料外，有关中国海盗问题的原始著作有采九德的《倭变事略》、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万表的《海寇议前》与《海寇议后》、王世贞的《倭志》等等。还有大量的明人文集、奏疏、地方志等，都谈到倭寇海盗问题。三 中国明清海上力量衰落的状况

如果把焦点凝结在“船”上，中国海上力量在明清时代的确是衰落了。在明之前中国已经有巨大的海上力量了，“正是从16世纪起，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两个封建王朝之一的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走上了下坡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落伍了，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化逐渐落后了，发展的速度慢了，发明创造少了，积极向上、对外开放、自信、勇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的汉唐雄风不再[58]了。”中国在唐代已经有设置“水密仓”的大型海船，船只在海上航行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而世界其他国家要晚到18世纪末才采用这一技术。宋、元时期，不但造船业空前发展，可以建造出多种形式、适应不同航海条件的远洋船只，而且中国的海船已经应用指南针导航，造船和航海技术长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在宋元时期，已有商船前往印度洋进行贸易，海上贸易很发达。

即便是在明初，中国也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力量。郑和航海比欧洲人迪亚士、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要早半个世纪以上，其船队规模之大与所乘船只之先进，更远非这些欧洲航海家可比。正如一位欧洲研究者所评论的：郑和航海证明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它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可是，当几十年后欧洲人发现好望角、经由印度洋来到东方，同时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并最终完成环地球航行，扬帆驰骋于世界各大洋面的时候，本来具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的中国却反而销声匿迹。

中国海上力量的衰落有两个比较面向：一是纵向的，中国比原来差了。中国的海船制造技术不仅未能保持世界领先水平，也不仅是处在停滞发展阶段，而是严重退化，大大落后。公元1405年（永乐三年），郑和率领水手官兵共27800余人，分乘宝船62艘，远航西洋，先后到达占城（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在印度西岸折回，此后又六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并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据记载，郑和下西洋最大的海船长44丈、阔18丈，明尺为0.317米，则长为140米、宽为57米，可容1000余人活动乘坐。如此大规模的海船，常年在海上航行，技术水平可想而知。但到鸦片战争时，中国水师战船最大的是福建的横洋梭船和广东的米艇，大横洋梭船长为8.2丈（27.3米）、宽为2.6丈（8.7米），广东大米艇长9.5丈（31.7米）、宽2.06丈（6.8米）。这两种最大的战船尺度与四百多年[59]前郑和的宝船相比，差距太大。二是横向的，中国比欧洲差。鸦片战争时，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战斗力的大小，将其军舰分为六个等级。第一、二、三级军舰的火炮最少为64门，多者为120门。这三级军舰具有强大的杀伤力，被称为战列舰；第四、五、六级是些比较小的军舰，按其任务被称为护航舰、警卫舰、运兵船、军需船等。英国共有12艘一级军舰担任舰队旗舰，定员825人，它的长度有206英尺，携带各种火炮100多门，每艘一级军舰的造价高达100万英镑。二级军舰比一级军舰规模略小，全长为195英尺，装备有90～98门火炮；三级军舰装备64～80门火炮，船上定员为490～720人。1805年英法进行特拉法加海战时共有175艘主力舰，其中147艘为三级军舰。四级军舰全长为150英尺，定员350人，双层炮甲板，装有50～56门火炮，这种军舰每艘造价为26000英镑，例如1794年英国皇家海军“狮子号”担任东印度公司的护航任务，该船排水量为775吨，各装64门火炮，水兵船员400人，这种军舰为四级军舰。五级军舰，全长为130～150英尺，定员250人，这类军舰主要用于巡航和攻击商船，不参加正规的海战。六级军舰长125英尺，是一种单桅纵帆军舰，主要用于通信和护航，每艘造价为10000英镑，定员195人。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海军不仅拥有众多的大型帆船战舰，而且拥有吃水浅的铁甲轮船，可以在深海行驶，也可以在内河航行，由于动力充足，在无风时还可以牵引大型帆船。而中国的舰船，以广东最大的战船大米艇为例，数量共有17只，每艘长度为95尺，阔20.6尺（拆合104英尺长，22.6英尺宽），载重量为2500石（约合150）吨，造价为白银4386两，约折合1100英镑。这样的战船规格、造价与英国的战列舰根本不能相比，即使与仅用于通信和护航的第六级军舰相比差距仍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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