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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0 05: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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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盛元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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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通解

孔子家语通解试读:

前言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旧题王肃撰,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另外还有三篇序,即“孔安国序”,疑为孔安国后人所写的“后孔安国序”,以及“王肃序”。《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孔子家语》究竟成于何人之手,成于何时,千百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古人一般认为《家语》是魏人王肃伪作,特别是经历了近代疑古思潮,《家语》的可靠性受到了更多的怀疑,使王肃伪作《孔子家语》几为定案。虽然受到了如此的冷落,但是《家语》却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了此书的价值。实际上,历代学者虽然常以此书为伪书,但是却不能摆脱“知其伪而不能废”的尴尬境地。因此正确认识《孔子家语》的成书是极有必要的。《孔子家语》最早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列在《六艺略》之论语类,共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也记有“《孔子家语》二十一卷”。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却提出《艺文志》所著录的《孔子家语》并非当时所流传的《家语》,于是《家语》的成书及可靠性就成为了困扰学术界的一大公案。

孔安国在序言中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孔安国认为《家语》的材料来源与《论语》相同,皆为七十二弟子所记之孔子言行,只不过在选择编撰的时候,将“正实而切事者”汇编为《论语》,而其余的材料则另成一书,此即为《家语》的最初成书状态。

但是我们在阅读《孔子家语》的时候就会发现,《家语》的语言及体例与《论语》是有所不同的,似乎《论语》的语言较为古朴。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怀疑《家语》为伪作,因为先秦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后人的增益和润色是在所难免的,即《后序》所言:“好事者或各以其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

但是这并不足以作为“《家语》伪书说”的证据。因此我们认为,从材料来源上说,《孔子家语》是可靠的。《孔子家语》的写定《孔子家语》在其流传过程中受到后人的增益与润色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家语》究竟为何人何时写定呢?我们认为今传本《孔子家语》当为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写定。

秦始皇焚书坑儒,“而《孔子家语》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因此《家语》得以流传至汉代。汉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曾有人进献《孔子家语》于官府,这说明当时官府中已有《孔子家语》一书,只是其内容混乱驳杂,不成体系。又因为其书藏于秘府,得不到有效的利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孔子家语》的整理厘定提供了机会。其时,孔子第十一代孙孔安国曾在京为官,他担心先人之典籍泯灭于后世,于是他在序中指出: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于《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将来君子不可不鉴。

孔安国求得了《家语》的完整材料,并且以“事类”为编次的依据,将原本错乱无序的原始材料厘定为四十四篇。我们现在阅读《家语》可以发现:各篇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比如将《

相鲁

》与《

始诛

》排在最前面而且两篇相邻,还有以《五刑》与《刑政》相接,而且同一篇之中的不同章节在内容上也是有联系的。这些都说明《孔子家语》是经过了细致而且较有条理的编次的。但是孔安国在编次的过程中,并没有损害到材料的真实性,而且他还发现在之前的流传过程中这些材料经过了增益的痕迹,这也说明了孔安国在编订的过程中是一直在刻意地保护原始材料的真实性的。

所以,孔安国编次《孔子家语》当属不诬,而其所编成的《家语》也应该是可靠的。王肃与《孔子家语》

孔安国编订《孔子家语》之后,曾欲将其进献于汉武帝,但是受到当时的“巫蛊之祸”影响,未能实现。因此,终两汉之世,《孔子家语》始终是以家学的形式流传的,及至三国王肃之时,《家语》才得以公开传世。

王肃,字子雍,三国曹魏人。其父王朗,官至司徒。王肃幼承家学,饱读诗书,他觉得郑(玄)学“义理不安,违错者多”,因此他“夺而易之”,与郑学对抗。他和郑玄一样,遍注群经,对后世儒家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肃在其所作的《孔子家语序》中说: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以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

孔子的二十二代孙孔猛是王肃的学生,因此将其家传的《孔子家语》献于王肃,王肃发现其中很多的记载与其观点不谋而合,因此他对此书非常重视,故为其作注。王肃注《孔子家语》对于《家语》的研究与流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王肃在为《家语》作注的过程中指出了其中的很多错误,这表明王肃之于《家语》也是秉持着保存和弘扬圣人之学的审慎态度,因此,认为王肃伪作《孔子家语》是过于武断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从《家语》的材料来源,到孔安国的编定,再到王肃为其作注,虽然在此过程中难免有增益和润色,但是总体来说,《孔子家语》的记载是真实的,是可信的。特别是近年来大批出土文献的出现,尤其是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木牍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出土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孔子家语》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而且客观的证据。《孔子家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这对早期儒学研究特别是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译注了《孔子家语》。但由于篇幅和体例的限制,没有办法将《家语》的所有篇目展现给读者。我们选取了其中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孔子思想言行的二十五篇,以飨读者。

在以往的《孔子家语》研究中较少有精校本,本书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为底本,以中华书局据明毛氏汲古阁本排印《四部备要》本为参校本。在译注的过程中对杨朝明先生的《孔子家语通解》也有参照。杨朝明先生学识渊博,对《孔子家语》颇有研究,其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是近年来少有的《家语》研究精品。杨朝明先生的很多观点对本人有很大启迪,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书中难免出现错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王盛元2012年10月相鲁

题解

本书以《相鲁》为首篇,突出了孔子对政事的重视,也显示了孔子为政的非凡才能。“相”有辅助、帮助之义,也有主持礼仪的意思。本篇依次记载了孔子在鲁国做中都宰、司空和大司寇时的经历。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在那里孔子大力推行礼乐教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四方诸侯都向他学习,史称“化行中都”。孔子首次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践,既展现了自己卓越的政治才干,也以实践的方式证明了儒家思想和学说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孔子最为卓越的事迹就是夹谷之会和隳三都。夹谷之会之前,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显示出他为政主张宽猛相济、文武兼备的特点。盟会的时候,孔子运用自己掌握的礼仪知识,数次指出了齐国礼节的不合礼之处。面对蛮横的齐国,孔子既机智又勇敢,言辞行为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挫败了齐国的锐气,为鲁国赢得了尊严。正是由于孔子的努力,齐景公不得不将曾经侵占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孔子以一己之身,维护了鲁国的利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加光辉的圣人形象。“正名”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方面,正是从此出发,孔子利用三桓与其家臣不合的有利局势,毅然说服鲁定公“隳三都”。虽然孔子的这一主张没有最终实现,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三桓的实力,而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正名”主张,这对于维护鲁国的统治秩序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无道政治,孔子最终没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但是从此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不仅重视理论,其政治才能也很卓越。一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译文

孔子刚开始从政的时候,做了中都的地方长官,在那里他制定了养生送死的礼节。尊敬长者,年龄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食物;帮扶弱者,身体强弱状况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各尽其能;严守礼教,男女走路的时候各走一边;掉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捡起来据为己有;崇尚节俭,器物不做过多的雕饰;安葬死者的时候用四寸厚的棺材,五寸厚的椁;凭借丘陵修建坟墓,禁止聚土成坟,也不准在坟墓旁种植松柏。孔子的政策在中都实行了一年之后,西方的各个诸侯国都竞相效仿孔子的做法。二

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译文

鲁定公对孔子说:“将您的方法推而广之以治理整个鲁国,怎么样?”孔子回答道:“即使用我的办法治理全天下也是可以的,何止鲁国而已!”在此之后的第二年,鲁定公即任命孔子为鲁国的司空。孔子根据鲁国的土地特点,具体区分了五种土地的不同特性,并据此在不同的土地上种植不同的物种。这样,万物都得到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各得其所。三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

译文

早先的时候,季平子将鲁昭公葬在鲁国先君墓地的南面,孔子担任司空之后,将昭公之墓和先君之墓沟合为一体。并向季桓子解释说:“(季平子)贬损国君的地位,同时也彰显了自己的过错,这是不符合礼制要求的。现在我把墓地合为一体,就是为了掩盖令尊当年的不臣之心。”后来,孔子又由司空升职为司寇(由于孔子治理得当教化有方)。虽然制定了法令,但是无须使用,不干预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使得鲁国秩序井然了)。四

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

译文

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孔子负责为定公主持礼仪。在这之前,孔子劝谏定公说:“臣认为有文事时不能忘了武备,有武事时不能忘了文备。按照古时惯例,诸侯如果离开疆土,都会配备相应的官员随从而行,(这次会盟)臣请您配备左右司马同行。”定公听取了孔子的建议。五

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謲,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译文

到达会盟的地方之后,用于盟会的高台已经建好,并在上面安排了位次,还用土做了通往高台的三级台阶。鲁定公与齐景公以简单的会遇之礼相见,相互揖让之后登上高坛。主宾之间相互敬酒之后,齐国指使莱国人用兵器鼓噪喧哗,以此威胁鲁定公。(面对这样危急的情况,为了维护鲁国的尊严)孔子一步一个台阶,快速登台,保护着鲁定公退回,并且厉声说道:“鲁国的兵士们,拿起武器来!这是我们两国国君的友好会盟,(齐国居然让)莱国夷狄边远之人在此动武施暴,这实在不是齐国作为一个大国领导诸侯的方法。边远之国不当图谋中原,夷狄之族不当扰乱华夏,俘虏不当干扰会盟,更没有用甲兵来威逼对方的道理。这些做法于神灵来说是不祥的,于德行来说是违背的,于人来说也是失礼的。齐侯您是一定不会那样做的吧!”(孔子的一席话让)齐景公感到羞愧难当,挥手让莱国人退下。过了一会儿,齐国人开始演奏宫廷音乐,还让俳优侏儒在台前表演歌舞杂技。孔子一步一个台阶,快步上前,站在中间的台阶上说道:“百姓如有怠慢惑乱诸侯的,其罪当杀,请右司马立即用刑。”于是诛杀了刚才表演的侏儒。(面对孔子的言行)齐景公心怀畏惧,面有惭色。六

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用秕粺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

译文

将要盟誓的时候,齐国一方在盟书上写了一条:“齐国的军队出境作战,鲁国必须派三百乘兵车随从出征,如果违反条约,齐国将以盟书为据来惩罚鲁国。”(由于齐国的要求不合理)孔子针锋相对,让兹无还回答道:“如果齐国不把侵占我们的汶阳还给鲁国,却让我们单方面地满足齐国的要求,齐国也要按照盟约的条款接受惩罚。”齐国将设宴享之礼款待鲁国国君,孔子再次抓住齐国的疏漏,对齐国负责宴享之礼的大夫梁丘据说:“齐鲁两国之间的礼仪惯例,先生您难道不知道吗?事情既然已经完成了,却又要设宴享之礼,这是白白地劳烦你们齐国的办事官员。而且,按照周礼的要求,在庙堂之中行礼用的礼器是不能出门的,雅乐更是不能在旷野之处演奏的。照此来说,如果在旷野举行宴享礼仪而且万事俱备,是不合乎礼仪的;如果只是进行比较简略的礼仪,又显得不够郑重其事。礼仪不正规是对国君的侮辱,违犯礼仪的要求同样也会使国君臭名昭著。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吧!宴享礼是为了昭明德行的,否则,还是不要那样做了吧!”最后还是没有行宴享礼。

齐景公回国之后,责备群臣说:“鲁国的臣子用君子之道辅佐君主,而你们却偏偏用夷狄之道辅佐寡人,以致得罪于鲁国。”于是齐国就只得把以前侵占的四个城邑和汶阳之地归还给鲁国。七

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译文

孔子对鲁定公说:“按照周的典制,卿大夫不能私藏铠甲、武器,封邑的城墙面积不能超过百雉,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三桓都超过了制度的规定,请您下令消损他们的城邑。”于是任命季氏的家臣子路负责“隳三都”。当时,叔孙辄在叔氏一族中不受重用,因此他投靠费宰公山弗扰,并带领费人攻击鲁国国都。孔子保护着鲁定公跟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躲进了季氏的宫室,登上了武子之台。费人向武子之台发起进攻,到达台边的时候,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率兵士下台与费人战斗,费人战败,于是成功地毁掉三桓的城邑。(孔子的功劳)壮大了公室的力量,削弱了三桓的实力。鲁国君是君,臣是臣,无有僭越。使得鲁国的政治教化为之一新。八

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

译文

起初,鲁国有个贩羊的人沈犹氏,常常在早上喂羊喝水(增加重量),以此来欺诈买羊的人;有个叫公慎氏的人,妻子十分淫乱,他却不能加以制止;有个叫慎溃氏的人,生活奢侈而且不遵守法度;鲁国卖六畜的人,也常常装扮牲畜以抬高价格。但是到了孔子从政的时候,沈犹氏早上再也不敢给羊喝水,公慎氏休掉了他淫乱的妻子,慎溃氏离开了鲁国。三个月之后,卖牲畜的人再也不装扮牛马猪羊以哄抬物价。男子和女子走路的时候各走一边,掉在路上的东西没有人捡起来据为己有。男子崇尚忠诚讲信用,女子崇尚坚贞顺从。四方的宾客到达鲁国之后,从不向当地政府求助,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始诛

题解

本篇讲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情,第二件事记载孔子在处理一对父子之间的诉讼时所发表的言论。这两件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他们都与孔子的刑罚思想有关,因此这两件事合为一篇。因为前一件事当中有“父子为政而始诛之”之语,故名“始诛”。

孔子诛杀少正卯之后,在向子贡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阐述了他“天下有大恶者五”的观点。孔子认为,对于那些心术不正、妖言惑众却又有知识有地位的人更要坚决地予以惩罚,因为正是他们的知识和地位会引导百姓走向歧途,这是和孔子礼乐教化的思想相违背的。

孔子在处理一对父子之间的诉讼案件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常规的办法去审理,而是将他们关押在同一间牢房中。孔子的目的是使他们二人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而不必加以刑罚。孔子认为管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礼乐教化,而非刑罚。如果没有用适当的方法教化百姓,而直接用刑罚来管理国家,孔子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上失其道而杀其下”,并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能使国家越来越趋于混乱。先用礼乐教化百姓,使民心向善,如果这样不行,才能施以刑罚,这才是孔子心中正确的治国之法。

此篇主要讲述了孔子的政治教化思想。孔子的礼乐教化和刑罚思想是孔子教化思想的两极,不可偏废。但是总的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德主刑辅”,即以礼乐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一

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仲由问曰:“由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乐以贵下人’乎?”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

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荣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是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以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译文

孔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寇,还兼任为国君相礼的职务,脸上显现出喜悦的颜色。子路问孔子说:“我听说对于君子来说祸患来了不应该害怕,福禄来了也不欢喜,但是老师您现在得到了高官厚禄却十分的高兴,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回答道:“是的,是有这样的话。但是大家不也经常说‘以谦虚对待下人为乐事’吗?”

孔子当政七天就诛杀了扰乱鲁国朝政的大夫少正卯,在宫门前行刑,并陈尸于朝廷三天。

子贡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非常著名的人物,您刚当政就将其诛杀,是不是于理不当?”

孔子说:“坐下来,我告诉你这样做的原因。天下有最不可宽恕的五大罪行,而盗窃并不包含其中。第一种是心思乖违而为人险恶,第二种是行为古怪而固执,第三种是言论不实却又有诡辩之才,第四种是对于怪异的事情很是精通,第五种是顺从不端的言行却又能广施恩惠。一个人有这五大恶行之一就免不了受君子的诛杀,但是少正卯却每一种都有。在他活动的地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聚集徒众,结党营私。他的不当言论足以粉饰自己,迷惑众人。他的强大足以自成一派,与国家分庭抗礼。这就是人中之奸雄,所以不能不把他除掉!当初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周公旦诛杀管叔、蔡叔,太公诛杀华士,管仲诛杀付乙,子产诛杀史何,这七个人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同样都当杀。因为这七个人的言行都与当时的世道相违背,都罪无可赦,所以不能宽恕他们。《诗经》上说:‘忧虑重重难除掉,小人成群真可恼。’小人成群,很令人担忧的。”二

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云:‘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诗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今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夫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载陟焉,何哉?陵迟故也。今世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译文

孔子做了鲁国的大司寇之后,有一次有父子二人前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连续三个月不予审理。后来,那个父亲请求停止诉讼,孔子就将他们释放了。季孙氏听说这件事之后,非常不高兴,说:“司寇是在欺骗我吧,他从前对我说过:‘治理国家首要的大事就是提倡孝道。’现在我杀掉一个不孝之人以教导臣民恪尽孝道,不也是可以的吗?但是司寇却把他们赦免了,这是为什么呢?”冉有把季孙氏说的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感叹地说:“唉!身居高位的执政者没有践行治国之道,却把有过失的老百姓杀掉,这是不合道理的。不教导民众遵循孝道,却审理他们违反孝道的案件,这是在屠杀无辜的人。三军打了败仗,是不能靠诛杀将士就能取得胜利的;狱讼案件屡禁不止,靠刑罚老百姓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呢?在上位的人推行道德教化不力,罪责就不在老百姓一方。那种法度松弛刑罚严苛的行为,是在荼毒生灵;过度征收赋税,也是暴虐百姓的行为;凡是法令不经实行却责令其成功,这也是在残害百姓。政治上没有上面提到的三种情况,才能使用刑罚。《尚书》上说:‘刑罚要恰如其分,以义为本,不能随心所欲,出现不顺心的事情是难免的。’说的就是先行教化、后施刑罚的道理。先把道德教化向民众解释明白,统治者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作为模范,以使百姓信服;如果这样还是行不通的话,就要以尊尚贤人的办法劝勉民众;如果还是不行,则罢免无能之辈;这样仍然不行,才可以以刑罚威慑百姓。按照这样的办法行之三年,那么百姓就自然会走上正道。如果还有刁邪之民不服教化,再以刑罚待之,那么百姓都会明白什么是犯罪的行为了。《诗经》中说:‘尽力辅佐天子,使百姓不惶惑。’这样就无需用威势惮压百姓,刑罚也可以闲置不用。但是,当今之世却不是这样,教化纷乱芜杂,刑罚繁多,这只能使百姓更加迷惑而陷入牢狱之灾。(牢狱之事多了)这样就需要更多的刑罚加以遏止,这就会使刑罚越来越繁多而盗贼却不见减少。三尺高的限阻,空车子却不能逾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陡峭的缘故。高达百仞的山岭,装满货物的车子也能翻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山岭坡度缓和的缘故。当今的社会风俗败坏已久,即使有刑罚,百姓又怎能不违反呢?”

王言解

题解

本篇主要讲述了孔子心目中的王道政治,以孔子和曾参对话的形式,记载了孔子关于王道政治的看法。因为篇中有“吾以王言之”“何谓王者之言”等语句,故以“王言”为篇名。

王道政治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形式。孔子认为王道政治的关键是施行“七教”与“三至”,只要“内修七教,外行三至”,就可以达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的王道政治。《大戴礼记》中有《主言》篇,与本篇大体相同,可为参照。一

孔子闲居,曾参侍。孔子曰:“参乎,今之君子,唯士与大夫之言可闻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对曰:“敢问何谓王之言?”孔子不应。曾子曰:“侍夫子之闲也,难对,是以敢问。”孔子又不应。曾子肃然而惧,抠衣而退,负席而立。有顷,孔子叹息,顾谓曾子曰:“参,汝可语明王之道与?”曾子曰:“非敢以为足也,请因所闻而学焉。”

译文

孔子闲居在家,曾参在旁边陪侍。

孔子说:“曾参,如今身居高位的君子,仅仅能听到士与大夫处理政事的一般言论,而关于治国安天下的君子之言,却很少能听到。唉!我如果能够把王道政治的言论告诉给那些在上位的人,那么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化成天下了。”(听到这些)曾参忽然站了起来,离开坐席对孔子说:“老师,请问什么是王者之言?”孔子不回答。曾子说:“正好赶上老师闲居无事,我对此又难以理解,所以才向您请教。”孔子还是不回答。曾子感到很是惶恐,提起衣襟退到后面,背对着坐席站着。过了一会儿,孔子叹了口气,看着曾子说:“曾参,我可以跟你谈谈明王之道的问题吗?”曾子说:“我不敢说我有足够的学识听懂您说的话,还是我就您所说的话来学习吧。”二

子曰:“居,吾语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后可以守,三至行然后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则必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王之道也。”

译文

孔子说:“坐下来,我告诉你。所谓的道,是用来彰显德行的;所谓的德,是用来尊崇道义的。那么,如果没有德,道就得不到尊崇;没有道,德就得不到彰显。即使有一国之中最好的马匹,如果不用正确的方法驾驭它,也是寸步难行的;即使拥有广博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不用正确的方法治理,也是很难实现王霸之业的。因此,古代圣明的君王在国内施行七教,对外施行三至。七教施行得好了,才能够保住国家;三至推行得成功,才能够征伐不义之国。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如果用来守卫自己的国家,则必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如果用来征伐不义之国,则必可以毫不费力地凯旋。所以说:在国内施行七教,居上位者就可以免去劳顿之苦;对外施行三至,就不会耗费过多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三

曾子曰:“不劳不费之谓明王,可得闻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劳乎?政之不平,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关讥市廛,皆不收赋,此则生财之路。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

译文

曾子说:“您能告诉我不为政事劳顿不耗费货财的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吗?”孔子说:“从前,帝舜有禹和皋陶两位贤臣辅佐,不出门户而使天下大治,如果这样的话,在上位者又有什么劳顿的呢?政治的不安定,是君主所忧虑的;法令得不到施行,是臣子的罪过。可以施行十一之税,民众服徭役每年不超过三天,允许人们按时令进入山林川泽樵采却不征收赋税,其他的关卡稽查及市场中的店铺同样不征收赋税,这些都是生财之道。而圣明君主懂得量入为出地节约使用财物,又怎么会耗费过多的财富呢?”四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则民之弃恶如汤之灌雪焉。”

译文

曾子说:“请问老师什么是‘七教’呢?”

孔子说:“在上位者尊敬老人,那么在下位者就会更加孝顺父母;在上位者尊敬年龄长于自己的人,那么在下位者就会更加尊敬兄长;在上位者乐善好施,那么在下位者就会更加仁慈宽厚;在上位者亲近贤者,那么在下位者就会选择君子贤良为朋友;在上位者推崇德行教化,那么在下位者就不会隐居不仕;在上位者厌恶贪污贿赂之人,那么在下位者就会以争夺为耻;在上位者清廉谦让,那么在下位者就会以不讲礼仪为耻,这就是所谓的‘七教’。七教是治理民众的根本。只要确定了这种政治教化的原则,那么治理国家的根本就会端正。凡是在上位的人,都是老百姓的表率,如果表率端正了,那么还有什么东西不端正呢?因此,国君首先要以仁道为己任,然后大夫忠诚而士守信用,百姓敦厚,作风纯朴,男子忠厚而女子贞洁,这六项,是要靠道德教化才能实现的。这样的教化可以布施于天下而无所不至,被寻常百姓接受而毫不阻塞。用礼仪来作为区别等级的依据,用道义来立身处世,以和顺的方式来推行教化,那么百姓的弃恶从善就如同热汤浇在雪地上使雪融化一样轻而易举了。”五

曾子曰:“道则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

孔子曰:“参以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属以理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然则贤者悦而不肖者惧。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亲如此,故令则从,施则行,民怀其德,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斯不远之则也。周制三百步为里,千步为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国,乃为福积资求焉,恤行者有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宾。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乱’。田猎罩弋,非以盈宫室也;征敛百姓,非以盈府库也。惨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如饥而食,如渴而饮,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万民怀其惠。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译文

曾参说:“老师您讲的明王之道真是太高深莫测了,弟子还不能深刻地理解它。”

孔子说:“曾参,你以为明王之道就仅此而已吗?还有呢。从前圣明君王治理百姓的时候,必然要按照礼法的要求划分土地实行分封,并派官员去管理,这样贤人就不会隐居不仕,而且残暴的人也无处隐藏了。派各部官员经常视察各地并且按时考核官员的业绩,选用贤良之人,贬退无能之辈,这样一来贤良之人就会高兴,而无能之辈就会畏惧。哀悯无依无靠的鳏寡之人,帮助无父和无子的孤苦之人,体恤救济贫穷的人,教导百姓孝顺友悌,选拔才能卓著的人。如果能将这七教做好,那么整个国家就不需要用刑罚来管理了。在上位者亲近百姓,就如同手足和腹心的关系一样友好,那么,在下位者也会亲近在上位者,就如同幼子对慈母的感情一样亲密。上下如此相亲相爱,那么政策法令就会得到遵从,措施也会得到贯彻执行,百姓感激在上者的德行,近处的人会心悦诚服,远方的人也会争相归附,这就是政治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了。伸开手指会知道一寸的长度,伸开手掌会知道一尺的长度,伸开胳膊会知道一寻的长度,这都是我们身边的法则。按照周代制度,三百步为一里,一千步为一井,三井为一埒,三埒为一矩,方圆五十里的地方就可以建立都邑,方圆一百里的封地就可以建立国家,这样就可以积聚福禄和财富,也可以体恤出门在外需要帮助的人了。这样,不管是中原华夏,还是蛮夷戎狄,尽管衣服冠戴不同,言语也不通,但是没有不来归附的。所以说‘不用到市场上交易百姓也不乏吃穿,刑罚搁置不用百姓也不会犯上作乱’。打猎不是为了充盈宫室;向百姓征收赋税也不是为了充实国库。哀悯百姓并且予以赈济,用礼节来防范骄奢淫逸,多一些诚信,少一些虚伪狡诈,那么百姓就会遵守礼节,就会遵从国家的法令,就会效仿国君的言行。这就如同饿了要吃东西,渴了要喝水一样,百姓对国君的信任就像四季寒暑的变化一样坚定。所以,百姓以为国君就在自己身边,这并不是因为距离近了,而是因为百姓感受到了国君的明德教化。因此即使不动用军队也会产生极大的威慑力,不用财物爵位来奖赏臣民,百姓也会亲附他,万民都会感怀他的恩惠。这就是圣明君王守卫国家的方法,足以御敌于千里之外。”六

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问此义何谓?”孔子曰:“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又知其数及其所在焉。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民名誉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贤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故明王之政,犹时雨之降,降至则民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

译文

曾子说:“请问老师什么是‘三至’?”孔子说:“至高境界的礼节不用讲求谦让,而天下就自然会得到治理;至高境界的赏赐不用耗费财物,而天下之士就会欢欣鼓舞;至高境界的音乐没有声音,而天下的百姓就会和睦相处。圣明的君王努力奉行‘三至’,那么全天下的国君就都会知道他的英明,天下的士人也都会前来臣服,天下的百姓也都会为他所用。”曾子说:“请问老师这怎么解释呢?”孔子说:“古代圣明的君王一定会知道天下最为贤良的人的姓名,知道他们的名字之后,还要弄清楚他们的实际才能,技艺水平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然后将天下的爵位封给他们,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尊崇,这就叫做‘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天下的爵禄使士人的生活变得富足,这就叫做‘至赏不费而天下士悦’。这样天下的百姓都会自然地追求声誉而不会甘心堕落,这就叫做‘至乐无声而天下民和’。所以说:‘天下最有仁德的人,一定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天下最圣明的君王,一定能任用天下最为贤良的人才。’如果这三点都可以做到的话,就可以征伐不义之国。因此,仁德莫过于关爱百姓,智慧莫过于了解贤才,而为政莫过于给有能之人以官职。拥有疆土的君王做好了这三点,那么四海之内的人都会听命于他。圣明的君王所征伐的对象,必定是道义废弛的国家,因此才要诛杀它的国君,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抚慰国家的百姓而不抢掠他们的财物。圣明君王施行的贤明政治,就如同及时雨的降临一样,一旦降雨百姓就会欢欣鼓舞。所以,他的德行施行得越广博,就会得到越多人的亲附,这就是所谓军队凯旋的道理。”

儒行解

题解

本篇主要讲述了孔子心目中的儒者的德行,故名为“儒行”。

全篇通过孔子回答鲁哀公的问题,表达了孔子心目中儒者应有的理想形象。孔子通过阐述儒者的自立、容貌、备预、近人、特立、刚毅、进仕、忧思、宽裕、交友、尊让等,把自己所赞赏的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宽厚仁义,恭敬谦让,严于律己的儒者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

在孔子的论说中,原本柔弱的“儒”的形象完全颠覆了,孔子赋予了“儒”以新的形象。儒不再是柔弱的书生形象,而增加了“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毅果决的性格。

孔子关于“儒行”的论述既是孔子自身人格的写照,也被后世儒者奉为处世之圭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颇不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者,他们的形象已经铭刻在了中国人的心中。因此,孔子所阐述的“儒行”已经深化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儒行”对于今人的修身养性和人格的完善也是大有裨益的。

另,《礼记》中也有《儒行》一篇,但是二者有所不同,可为参照。一

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己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

译文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冉有对季孙氏说:“一个国家有圣人但是自己却不能任用,却还想着要治理好国家,这就好像退着走路却想要追赶前面的人一样,是不可能达到的。现在孔子正在卫国,卫国将要任用他。自己有贤才却要以之来资助邻国,这不能说是明智。请您用丰厚的聘礼迎接孔子回国。”季孙氏将冉有的话告诉了鲁哀公,哀公表示同意。二

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

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以乡,丘未知其为儒服也。”

公曰:“敢问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悉数之,则留更仆未可以对。”

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译文

孔子来到鲁国之后,住在哀公招待客人的馆舍里。哀公从堂前东面的台阶上来,孔子从西面的台阶上来,孔子陪同哀公登上大堂,站在哀公旁边侍从。

哀公说:“夫子穿的衣服是儒服吗?”

孔子回答说:“我小时候在鲁国居住,穿着带有肥大的袖口的衣服。年长的时候在宋国居住,戴着商朝的时候流行的一种黑布做的帽子。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的学问广博,他所穿的服装都是入乡随俗的。我不知道我所穿的是不是儒服。”

哀公问道:“请问夫子,儒者的行为是怎样的呢?”

孔子回答道:“简单地解释这一问题是不能把它说得完整明白的;如果细细地解释的话,又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讲到侍卫换岗也讲不完。”

哀公命人安排了座位让孔子坐下来讲。孔子坐着陪侍哀公,说道:“有的儒者能够借助先王的宝贵的道义来等待王者的聘任,有的儒者能够不分白天黑夜地努力学习以期闻达于诸侯,有的儒者心怀忠信以等待别人的举用,有的儒者能够努力践行仁义道德以等待任用。儒者的修身自立是这样的。”三“儒有衣冠中,动作顺,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难进而易退,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衣冠穿戴适中,动作从容和顺。他推让大的事情的时候直截了当,好像很傲慢;推让小的事情的时候很委婉,好像很虚伪。做大事的时候很谨慎,好像心怀畏惧;做小事的时候不草率,好像心怀愧疚。他们进取的时候十分谨慎却易于退让,表现出来一种谦卑,就好像很无能的样子。儒者的外在容貌是这样的。”四“儒有居处齐难,其起坐恭敬,言必诚信,行必忠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预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的日常起居非常严肃谨慎,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他们坐立的时候都表现出十分恭敬的样子,说话讲究诚信,行为不偏不倚忠信正派。走路的时候不与别人争抢平坦的地方,不与别人争抢冬暖夏凉的地方。珍惜自己的生命以等待时机的到来,修养自己身心以期奋发有为。儒者为未来做准备是这样的。”五“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仁义以为土地;不求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不以金玉为宝贝,而以忠孝诚信为宝贝;不谋求占有土地,而以仁义道德为土地;不求过多地积聚财富,而把很多的知识作为财富。儒者难以得到,但是一旦得到就不需要用太多的俸禄去供养;儒者易于供养却难以罗致。不是恰当的时机,儒者就不会出现,这不是很难以得到吗?不是正义的事情是不会去做的,这不是很难以罗致吗?先效力然后才得到俸禄,这不是很容易用俸禄供养吗?儒者通于人情是这样的。”六“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译文“对于儒者来说即使别人将货财送给他,他都不会去贪图,更不会沉溺于玩乐淫佚之中。即使受到很多人的威胁,他也不会感到畏惧;哪怕用武力来恐吓他,他也不会感到害怕。见利而不忘义,即使是面对生命危险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对于过去的事情不会感到后悔,对于未来的事情不会去疑虑。曾经说过的错话不会再说第二次,对于流言飞语不去刨根问底,始终保持着尊严,从不去学习权术谋略。儒者的特立独行是这样的。”七“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其居处不过,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可以亲近却不可以威逼利用,可以接近却不能被逼迫,可以被杀害却不可以被侮辱。他们居住的地方非常简朴,一点儿都不奢华;他们的饮食并不丰厚;对于他们的过失可以委婉地提醒却不可以当面数落。儒者的刚强坚毅是这样的。”八“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德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译文“儒者将忠信作为自己的盔甲,将礼仪作为盾牌。做任何事情都不违反仁义,与人相处也不违反道德。即使出现暴政,也不会改变自己心中的信仰。他们的自立不群是这样的。”九“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荜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以谄。其为士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居住的地方占地只有一亩,房屋的四壁都只有一堵的面积,房屋的正门是用荆竹编成的,在正门旁边只有很小的上圆下方的小侧门。门上面塞着蓬草,墙上的小窗户是用破瓦片做成的。每次都要换上像样的衣服才出门,有时候两天才吃一顿饭。在上位者采纳了他的建议,他会心无疑虑地效忠;如果不采纳,他也不会做奉承谄媚之事。儒者做官出仕是这样的。”十“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诡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犹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和现在的人居住在一起,却和古代的人情投意合。他们在当世的行为,堪为后世之楷模。如果没有赶上政治清明的世道,在上位者不接受他,下面也没有人荐举他,狡诈献媚之徒成群结党地去陷害他,但是这也只能危害他的身体,而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即使危害到了他的日常起居,他也会坚持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而且不会忘掉百姓的疾苦。儒者的忧国忧民是这样的。”十一“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必以和,优游以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善于广博地学习而且永无止境,坚定地践行德行而且从未倦怠,即使独自一人居住也不会放纵自己。仕途通达的时候不会背离道德仁义,行礼的时候谨记和顺的原则,悠闲的时候也不会忘记用礼法来约束自己。崇慕贤人而且大肚能容,能够毁方瓦合,与众人打成一片。”十二“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举荐贤才的时候,对内不避自己的亲属,对外不避与自己有仇怨的人。考核功业,积累政绩,不是为了求取高官厚禄;推荐贤能的人也不是为了获取回报。儒者们的志向使得君主深受其益,老百姓也非常依赖他们的仁德。儒者只求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国家有利,而从不祈求富贵。儒者的荐举贤能是这样的。”十三“儒有澡身浴德,陈言而伏,静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己不与,异己不非。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经常用道德仁义涤荡自己的身心,陈述自己的言行的时候伏听君主的采纳。如果君主有过失,会委婉地提出自己意见,以促使君主改正。但是当君主仍然不知道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还会默默地期望,不会去急躁行事。当自己得志的时候,不会在卑微的人面前炫耀自己,也不会夸耀自己的功劳。世道安平的时候,(即使贤人很多)也不会轻视自己;世道混乱的时候不沮丧消沉。不胡乱结交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也不会去攻击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儒者的卓尔不群是这样的。”十四“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底厉廉隅,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以分国,视之如锱铢,弗肯臣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对上不臣服于天子,对下不为诸侯做事,谨慎安静而崇尚宽厚,磨砺自己端正而有气节的品行,与人交往的时候刚强而坚毅,广泛地学习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即使分封给他一个国家,他也会不以为意,不肯做别人的臣属。儒者的行为准则是这样的。”十五“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别则闻流言不信,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

译文“有的儒者与人交往时要求彼此有一样的志向,并且遵守同样的法则。追求道义也有相同的方法,当彼此都有所成就的时候就会感到快乐,彼此都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互相厌倦。彼此久不相见,即使听到关于对方的流言飞语也不会相信。志趣相投时就互相交往,志向相悖时就会互相疏远。儒者的交友是这样的。”十六“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译文“温和善良是仁的根本;谨慎恭敬是仁的基础;宽宏大量是仁人的开始;待人接物时谦逊恭敬是仁的作用;礼节是仁的表象;言谈是仁的文饰;歌曲乐舞表现了仁的和谐;乐善好施则是仁的施行。儒者兼有这几样美德,尚且还不敢说自己做到了‘仁’。儒者的尊让是这样的。”十七“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人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疾。”

哀公既得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终殁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矣。”

译文“儒者不会因为贫贱而烦闷不安,也不会因为富贵而得意忘形。他们不会被君王所诟病,不会被在上者所累,不会被官吏的无理取闹所干扰,这样才能称为儒。现在的人虽然有些也被称为儒,但是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而且人们常常把儒作为讥讽和诟病的对象。”

哀公听完孔子说的这些话之后,平时说话更加严守诚信,行为也更加恭敬有礼。

哀公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敢拿儒者来开玩笑了。”

问礼

题解

本篇主要围绕着“礼”而谈,分为两部分:一是“哀公问礼于孔子”;二是孔子弟子言偃问礼于孔子。故以“问礼”为篇名。

孔子十分重视礼,有些学者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在本篇中,孔子强调了礼的重要性,追述了上古明王之时所施行的礼仪,分析了礼制产生的渊源,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孔子的礼学思想有很大帮助。

本篇中孔子与哀公的对话也见于《礼记•哀公问》和《大戴礼记•哀公问孔子》,第二部分孔子与言偃的对话又见于《礼记•礼运》,可相互参照。一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对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礼也。”公曰:“吾子言焉!”

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辩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是故君子此之为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而后治其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其顺之也,而后言其丧祭之纪、宗庙之序,品其牺牲,设其豕腊,修其岁时,以敬其祭祀,别其亲疏,序其昭穆。而后宗族会宴,即安其居,以缀恩义。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玑,器不彤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

孔子对曰:“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隆重的礼仪是怎么样的呢?您谈到礼的时候,往往都很重视它。”孔子说:“我是一个鄙陋的人,不能确切地说出到底什么是隆重的礼仪。”

哀公又说道:“您还是为我讲讲吧!”

孔子说:“我听说,在老百姓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礼仪了。没有礼仪就不能侍奉天地神灵;没有礼仪就没有办法区分君臣、上下、长幼之间所处的位置;没有礼仪也没有办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和婚姻、亲族之间交往的亲疏关系。因此,君子一般都把礼仪的地位看得非常高,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对百姓施行礼乐教化,不会使百姓将彼此之间的各种礼节搞乱。等到礼乐教化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之后,他们才开始纹饰车马、礼服来区别上下尊卑。当百姓顺从了这些礼乐教化的时候,然后才能谈到丧葬祭祀的原则,宗庙的排列顺序,区分开祭祀时使用的牺牲,摆设好祭祀时用的干肉,选定一年中特定的时间祭祀,这样才能够恭敬地举行祭祀礼仪,才能区别远近亲疏的关系,才能排列好祖先的位次。然后同族的人会聚在一起宴饮,使大家都知道自己在宗族中的位置,并且可以把同族人之间的情谊连接起来。住着低矮的房子,节约使用日常用的车马和衣服。车子不加雕饰,日常器物也不做装饰,食物简单,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心中没有过分的欲望,这样他们才能与老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他们就是这样严格地遵行礼制的。”

哀公又问道:“但现在居上位的人,怎么没人能做到这些呢?”

孔子回答说:“现在处在上位的人,贪婪好利没有满足的时候,放纵自己的行为从没有停止的时候。他们荒淫懒散,好逸恶劳,必定会使百姓竭尽财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下去是一定会引起百姓的怨恨的。违背百姓的意愿,去侵犯有道义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对待百姓,从不按照法度行事。从前统治百姓的人用的是前面说到的那种方法,而现在统治百姓的人用的是后面说到的方法。现在居上位的人之所以不能施行礼教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二

言偃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乎?”

孔子言:“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乾坤》焉。《乾坤》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此观之。“夫礼初也,始于饮食。太古之时,燔黍擘豚,污樽抔饮,蒉桴土鼓,犹可以致敬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高!某复!’然后饮腥苴熟。形体则降,魂气则上,是谓天望而地藏也。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昔之王者,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宫室户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祐。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越席以坐,疏布以幂。衣其浣帛,醴醆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然后退而合烹,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为大祥。此礼之大成也。”

译文

言偃问孔子说:“老师您把礼看得如此重要,能不能给我讲讲礼的精髓呢?”

孔子说:“我想看看夏朝的礼仪制度,因此我曾经到杞国去过,但是因为年代过于久远,已经无法考证夏朝的礼仪了,但是我却看到了他们的历书《夏时》。我想看看殷商的礼仪制度,因此我曾到宋国去过,同样是因为年代久远,商朝的礼仪也无从考证了,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易》书《乾坤》。我从《乾坤》中看到了阴阳变化的道理,从《夏时》中看到了礼的等级区分,我从中看到了礼的重要性。“礼最初肇端于饮食。上古的时候,人们只知道用火把黍米烤熟,把猪剖开放在火上烧熟,在地上挖一个坑当做酒樽,用手捧着酒喝,用草扎成鼓槌,敲打在用土做的鼓上,当时人们就是用这样简单的方法向鬼神表达自己的诚敬之心。当自己的亲人死的时候,人们登上屋顶大声呼喊,向上天祷告说:‘啊!某某快回来吧!’这样之后就在死者的口中放入珠贝等物作为饭含之礼,并在下葬的时候给死者包裹一些熟食(以防死者挨饿)。尸体埋在地下,灵魂却在天上,这就是为什么尸体埋在地下而招魂时却仰望天空的缘故。之所以活着的人要面向南方而死去的人头朝着北面,就是因为这是很早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习俗。“早先的君王没有居住的宫室,他们冬天就住在用土垒成的土窟里面,夏天居住在树上面用草木堆积而成的巢穴里。当初的人们还不知道用火把食物做熟,因此只能生吃草木的果实和鸟兽的肉,喝动物的血,有时候把毛也吞到了肚子里。当时也没有麻布和蚕丝,因此人们只能穿着动物的羽毛和皮毛。后来有圣人出现,然后人们才开始利用火的作用,他们用模子来浇铸金属器皿,用泥土来烧制砖瓦,再用这些东西建造宫室和门窗。用火来烧、烤、煨、炸食物,酿造出甜酒以及乳酪。人们开始种植桑蚕和麻,用来做麻布和丝绸。人们用这些东西使得活着的人更好地生存,也用来安葬死者和祭祀鬼神。“因此,祭祀的时候要把用于祭祀的清水放在地位最高的屋内,稍微浑浊的酒放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浅赤色的清酒放在行礼的大堂上,而最为澄澈的淡酒就只能放在堂下。然后开始陈列祭祀时使用的牺牲,把它们放在盛放祭品的大鼎和肉俎上,同时也要把琴、瑟、管、磬、钟、鼓等乐器陈放好,用这些东西来迎接神祇和祖先神灵的降临。这些祭祀活动可以端正君臣之间的位置,可以加深父子之间的孝慈之情,可以使兄弟之间变得更加团结和睦,整齐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男女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这就是因为承奉了上天的护佑。主祭的人向上天祝祷,用酒来祭祀神明,并且进献牺牲的血液和皮毛,同时进献禽兽的生肉以及煮熟的鱼。祭者踩踏着蒲席走上坐席,端着用粗布覆盖的酒樽,穿着新织的绸衣,向神灵进献醴醆以及烤熟的肉。主人与夫人交替进献祭品,以此来嘉赞神明。然后将祭祀时使用过的半生不熟的祭品合在一起煮熟,把那些狗、猪、牛、羊的肢体分解开来,将簠簋盛满粮食,笾豆盛满果脯和肉酱,肉羹则盛入铏中,用这些事物来飨尸及招待参加祭祀的族人。祝告辞把主人的孝心传达给了祖先神灵,致福辞则把祖先神灵的慈爱传达给主人,这样才能叫做大吉。到此祭礼才完满结束。”

五仪解

题解

本篇记载了孔子对于“五仪”即五种人的理解。

孔子认为,按照一定的标准可以把人分为五个等级,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故以“五仪”为篇名。

区别这五等人的标准主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因此按照这五等人的标准来选拔人才,必定可以得天下之英才而用之,实现王道政治的目的。

既然是按照道德修养来区分“五仪”,那么个人修养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君主来说就十分重要。篇中所讲的“君子不博”、“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以及“灾妖不胜善政”都与个人的修养有关。一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论鲁国之士,与之为治,敢问如何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亦鲜乎?”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我想选拔鲁国的贤能之士,和他们一同治理国家,请问先生应该怎样来选拔人才呢?”

孔子回答道:“生活在当今之世,却向往古代的治世之道;处于现在的风俗习惯当中,却穿着古代人的衣服。如果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行为却不是一个贤才,难道不是很少见的吗?”二

曰:“然则章甫履、绅带缙笏者,皆贤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谓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轩者,则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菅菲、杖而啜粥者,则志不在于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谓此类也。”

译文

哀公说:“但是那些戴着殷商时候流行的黑色帽子,穿着带钩饰的鞋子,腰上束着大带子,腰间插着笏板的人,就都是贤人了。”

孔子说:“不一定是那样,我刚才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些穿着黑色的祭服,头戴礼冠,乘坐轩车的人,他们的心志不在荤食上面。那些穿着很重的丧服,脚上踏着丧鞋,手拄丧杖而且还喝着稀粥的人,他们的心志不在酒肉上面。‘生活在当今之世,却向往古代的治世之道;处于现在的风俗习惯当中,却穿着古代人的衣服’,说的就是这样的人。”三

公曰:“善哉!尽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仪:

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译文

哀公说:“您说得太好了,仅此而已吗?”

孔子说:“人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弄清楚这五种人,那么治国之道就尽在其中了。”四

公曰:“敢问何如斯可谓之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译文

哀公问道:“请问怎么样的人叫做庸人?”

孔子回答说:“所谓的庸人,在他们心里没有行事谨慎并且始终谨慎如一的原则,他们从没有说出过可以奉为法则的言语,不选择贤人作为自己的依靠,不努力行动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对小事明白而对于大事却很糊涂,最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做什么;他们盲目地跟随外物,随波逐流,不知道自己所需要坚守的是什么。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庸人。”五

公曰:“何谓士人?”孔子曰:“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译文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是士人?”

孔子回答说:“所谓的士人,他的内心非常的安定,制定出的计划都会坚持执行。虽然不能够完全精通治国的原则,(对这些原则)也一定是有所遵循的;即使不能够具备各种各样的美德,(对这些美德)肯定是有所执守的。因此知识不在于有多么广博,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知识所蕴含的道理;言语不在于说了多少,一定要知道所说的是否有理有据;事情不在于做了多少,重要的是要知道所做之事是否遵循事理。自己的能力足以明白这些知识,所说的话是有理的,所做的事情也已经是遵循事理的,那么这些东西就像自己的性命和身体一样不可替代了。富贵不会使他增加什么东西,贫贱也不会使他减少什么东西。这样的人才是所谓的士人。”六

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

译文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是君子呢?”

孔子回答说:“所谓的君子,说话必定是恪守忠信的,而心里却没有怨咎。自己能够做到仁义,但是却没有炫耀的神色。思考问题通达明智,但是言辞并不专横。坚定地践行自己所信奉的道义,自强不息,他们是如此从容自若,好像很快就要被超越了,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谁可以赶得上。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君子。”七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踰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译文

哀公问道:“请问什么是贤人呢?”

孔子回答道:“所谓的贤人,他的德行不会超越一定的范围,行为也中规中矩,符合法度。他的言语足以为天下人所效法却不会招来灾祸,他的主张足以化成百姓而不会伤害人们的本性。如果他富有了,那么天下的人都不需要再积蓄资财;他广施恩泽,天下的人就不会再担忧贫困之苦了。所谓的贤人是这样的。”八

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译文

哀公问道:“什么是圣人呢?”

孔子回答道:“所谓的圣人,他的德行与天地之道齐同,他的行为干练通达以至于变化无常。他能够探究出事物发展的规律,顺应万物之本性,广布其大道而成就万物的性情。他的光辉与日月等齐,化成天下犹如神明。天下的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究竟有多么崇高,即使见到他的人也不知道圣人就在自己身边。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圣人。”九

公曰:“善哉!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虽然,寡人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恐不足以行五仪之教,若何?”孔子对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则丘亦无所闻焉。”

译文

哀公说:“好啊!如果不是您的贤明,那么我是不会听到这些话的。即便如此,我生长在深宫之中,被妇人养大,所以不曾知道什么是悲哀,什么是忧虑,什么是劳苦,什么是恐惧,什么是危殆,所以恐怕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施行这‘五仪’之教,这该怎么办呢?”

孔子回答说:“如果按您说的这样,您已经知道究竟该怎么去做了。那么我也就没有什么话再告知您了。”十

公曰:“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吾子言也。”

孔子曰:“君子入庙,如右,登自阼阶,仰视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人。君以此思哀,则哀可知矣。昧爽夙兴,正其衣冠,平旦视朝,虑其危难,一物失理,乱亡之端。君以此思忧,则忧可知矣。日出听政,至于中冥,诸侯子孙,往来为宾,行礼揖让,慎其威仪。君以此思劳,则劳亦可知矣。缅然长思,出于四门,周章远望,睹亡国之墟,必将有数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于五仪之事,则于政治何有失矣?”

译文

哀公说:“如果没有您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来打开自己的心智的,您还是说说吧。”

孔子回答说:“君主您进入宗庙,靠在大门的东边走,从东边的阶梯走上去,抬头看见屋顶的椽子,低头就看见祭祀的几席,这些器物都还在,但是却看不到逝去的祖先了。您以此来引发自己悲伤的感情,就会知道什么是悲伤了。天刚拂晓的时候就早早起来,衣帽穿戴整齐,到天大亮的时候去处理朝政,担忧国家治理的种种危难,一件事情处理不当,就可能是混乱和灭亡的开始。您以此来引发自己忧虑的心情,就会知道什么是忧虑了。日出的时候就开始处理朝政,一直到太阳西斜,各国诸侯及其子孙作为宾客往来不绝,行礼揖让,谨慎地施行各种礼仪,以保持自己的威仪。您以此来引发自己忧劳的心情,就会知道什么是忧劳了。缅怀久远的史事,走出城门,彷徨忧惧,这必然会了解朝代兴衰的天数,您以此来引发自己恐惧的心情,就会知道什么是恐惧了。国君是舟,老百姓是水,水可以负载舟,也可以使舟覆没。您以此来思考危险,就会知道什么是危险了。您明白这五种情况之后,再稍稍留意五仪,那么在政治上还会有什么过失呢?”十一

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于官,无取捷捷,无取钳钳,无取啍啍。捷捷,贪也;钳钳,乱也;啍啍,诞也。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

译文

哀公问孔子说:“我想问问您选取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回答说:“根据每个人所擅长的事情授予相应的官职,不要选取花言巧语的人,不要选取妄言乱语的人,不要选取多言多语的人。花言巧语的人会贪得无厌,妄言乱语的人会混淆视听,多言多语的人会欺诈寡信。因此必须先调好弓箭然后才能使射出去的箭有力量,马必须首先被驯服然后才能被称为良马,士必须诚实谨慎而后才能利用他的聪明才干。不诚实谨慎而又多才多能,这就好像是豺狼一样不可以靠近。”十二

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欲吾国小而能守,大则攻,其道如何?”孔子对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相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将谁攻之?苟违此道,民畔如归,皆君之仇也,将与谁守?”公曰:“善哉!”于是废山泽之禁,弛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译文

哀公问孔子说:“我想让我们的国家弱小的时候足以防守,强大的时候可以出兵攻伐别的国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些吗?”

孔子回答说:“假如您的人在朝廷上都能遵行礼仪,君臣上下之间相敬相亲,那么天下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谁还会攻打您呢?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那么百姓背叛您就像回家一样地迫不及待,他们都会成为您的仇敌,那时您还怎样防守呢?”

哀公说:“说得好啊!”

于是哀公废除了禁止在山林川泽中樵采的禁令,取消了市场关卡上的税收,以使百姓得到恩惠。十三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

孔子曰:“有之。”公曰:“何为?”

对曰:“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则何为不博?”

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哀公惧焉。

有间,复问曰:“若是乎?君子之恶恶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恶恶道不甚,则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则百姓之亲上亦不甚。《诗》云:‘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悦。’《诗》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恶。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

译文

哀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君子是不下棋的,有这回事吗?”

孔子回答说:“有。”

哀公说:“为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因为二人下棋都是两个人互相侵凌的。”

哀公说:“互相侵凌为什么就不能下棋呢?”

孔子说:“因为互相侵凌会导致人们走上邪道。”

哀公听了之后不禁感到恐惧。

过了一会儿,哀公又问道:“真是像您说的这样吗?那么君子对邪道真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了。”

孔子回答说:“君子对邪道的厌恶如果不是很强烈的话,那么对善道的向往也不会十分强烈,对善道的向望不强烈,那么老百姓对在上位者就不会十分亲近。《诗经》上说:‘没见到君子,就会忧心忡忡。等见到了君子,遇见了君子,就会满心欢喜。’原来《诗经》对善道的向往也是这样强烈的啊!”

哀公说道:“太好了!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成全别人的坏事。没有您的这番话,我是不可能听到这些道理的。”十四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

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公曰:“善!吾子之言,岂有其事乎?”

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鸟于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则国家必王而名必昌。’于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时,诡福反为祸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夭蘖。桑榖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榖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国亡乎!’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重译至者,十有六国。此即以己逆天时,得祸为福者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闻君子之教也。”

译文

哀公问孔子说:“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是由天命操纵的,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孔子回答说:“国家的存亡祸福都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反常的事物和现象都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

哀公说道:“说得好啊!您说的有什么事实的根据吗?”

孔子说:“从前商纣王的时候,有一只麻雀在国都的城墙边生了一只大鸟。占卜的人说:‘凡是出现以小生大的,那么国家必定会称王于天下,而且声名也一定会显赫。’于是乎商纣王借助麻雀所带来的好兆头,不好好处理国家的政务,极度残暴,没有朝臣能够阻止他,因此招致了外寇的入侵,殷商也因此灭亡了。这就是因为自己违逆天时,使上天的福祉转变为灾祸。还有就是商纣王的先祖殷王太戊的时候,社会上道义缺失,礼法崩颓,因此招致了反常树木的生长。桑树和楮木生长于朝廷之上,只七天的时间就长到了两手合围的程度了。占卜它的人说:‘桑树和楮木是野外生长的树木,如今却长在了朝廷之上,恐怕国家要灭亡了吧!’太戊感到十分惊恐,于是就只能诚惶诚恐地修养自己的德行,思考学习先王的为政之道以及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的国家倾慕殷商的道义,通过使者辗转传译来朝拜的国家达到十六个。这就是靠自己的修养以改变天时,将灾祸转变为福佑的事例。所以天地的各种灾异和妖孽,都是为了儆告君王的。灾异和妖孽是胜不过清明的政治的,不好的梦兆也是胜不过高尚的品行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做到的。”

哀公说:“我如果不是这样的浅俗固陋也就听不到您的这番教诲了。”十五

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可乎?”

译文

哀公对孔子说:“聪明的人和仁德的人能长寿吗?”

孔子回答说:“是的。人的死亡主要有三种方式,但都不是天命所决定的,而是由于人们自己的行为所导致的。起居没有规律,饮食不加节制,安逸或者劳累过度,就会使疾病丛生以致丧命;身居下位却冒犯君主,嗜欲不止贪得无厌的人,刑罚会使他丧生;以少数冒犯多数,以弱者侮慢强者,忿怒不合礼法,做事情不考虑自己的能力的人,兵战会使他丧生。这三种死法全都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由于人自己的行为招致的。像那些智士仁人,做事都有所节制,动静都合乎时宜,喜怒都适可而止,也不戕害自己的天性,即使能够长寿,不也是应该的吗?”

致思

题解

本篇篇幅较长,因开头一段“农山言志”中有“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故以“致思”为篇名。

虽然本篇记述的事件很多,但是都能够贴合于“致思”的篇名,表现了孔子对各种人物、事件的深刻思考和见地。如孔子批评子路擅自与民“箪食壶浆”,这表明孔子看到了仁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称赞子羔治狱能够“思仁恕则树德”,表达了施行刑罚不可以没有“仁恕”的观点。孔子对事物的思考不受思维定势的局限,思想入木三分,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通透。一

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

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旍旗缤纷下蟠于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聝。唯由能之,使二

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

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于漭瀁之野,两垒相望,尘埃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释国之患。唯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颜回退而不对。

孔子曰:“回,来!汝奚独无愿乎?”颜回对曰:“文武之事,则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虽然,各言尔志也,小子言之。”对曰:“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

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

子路抗手而对曰:“夫子何选焉?”孔子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

译文

孔子到达鲁国北部,登上农山山顶,子路、子贡、颜回三人在孔子旁边陪侍。孔子向四处远望,感慨地说道:“在这儿专心地思考问题,什么都会想到的。你们三个人可以谈谈自己的志向,我会从中作出选择。”

子路走向前说:“我愿意手持如月亮般洁白的帅旗,挥动如红日般鲜红的战旗。战鼓的声音响彻云霄,缤纷的旌旗迎风飘展。我率领一支军队与敌人战斗,必定能够夺取敌人千里的土地,拔取敌人的战旗,割取敌人的左耳来报功。这只有我能做到,他们两个人就只能跟着我了。”

孔子说:“多么勇敢啊!”

子贡又走上前说:“我希望齐楚两国在辽阔的原野上交战,两军营垒相对,尘埃漫天飞扬,将士们挥动兵器勇猛战斗。而那时候,我穿着白色的衣帽,在两国之间奔走劝说,陈说利害,以解除国家的患难。这只有我能做到,他们两个人就只能跟着我了。”

孔子说:“多么善辩啊!”

颜回退在后面缄口不言。

孔子说:“颜回,你过来!难道单单就你没有志向吗?”

颜回回答说:“文武二事,他们两个已经说过了,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

孔子说:“即使这样,只是各人说说各人的志向而已,你也说说吧。”

颜回回答道:“我听说薰、莸不应该放在同一件器皿中收藏,尧、桀不可以共同治理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不是同一类的。我愿意找到明王圣主并辅佐他,施行五教,并用礼乐来教导百姓,使得百姓不用修建城墙,也不要越过护城河去打仗,把兵器都化铸成农具,在原野草地上放牧牛马,妻子也不用再思念离家在外的丈夫,千年没有战争带来的灾难。这样的话,子路就没有办法去施展他的勇猛,子贡也没有办法去施展他的雄辩了。”

孔子严肃地说道:“多么美好的德行啊!”

子路举手行礼问道:“老师您将怎样作出选择呢?”

孔子说:“不耗费货财,不危害百姓,也不用说太多的话,这样来治理国家,只有颜回才能办得到。”二

鲁有俭啬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谓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欢然而悦,如受大牢之馈。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谏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亲。吾非以馔具之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

译文

鲁国有一个吝啬的人,用瓦锅煮了食物,自己尝了尝,感觉味道十分鲜美,就用小瓦盆盛好了,进献给孔子。孔子接受了这些食物,非常喜悦,就像接受了作为太牢的牛羊猪的馈赠一样。子路说:“小瓦盆是十分简陋的食器,煮出来的食物也寡薄无味,老师您却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孔子说:“喜欢进谏的人总是想着自己的国君,吃美味的人总会想起自己的亲人。我感到高兴并不是因为食物的丰厚,而是因为他吃好的食物的时候会想着让我也尝尝。”三

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

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饪而欲以为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

译文

孔子到楚国去,有一个渔夫要送给他一些鱼,孔子不想接受。打渔的人说:“天气很热,而且卖鱼的市场又很远。我想与其都扔到粪土中去,还不如献给像您这样的君子呢,所以我才敢把这些鱼献给您。”孔子听后,拜了两拜,接受了这些鱼,然后让弟子们把地打扫干净,准备用鱼来祭祀。弟子们说:“他差点要把这些鱼扔掉,而老师您却要用这些鱼来举行祭祀,为什么呢?”孔子说:“我听说那些因为怜惜食物变得腐烂而想着把这些食物送给别人的人,都和仁人是一样的。哪有接受仁人的馈赠,而不举行祭祀的道理呢?”四

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有蒯聩之乱,季羔逃之,走郭门。刖者守门焉,谓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罢,季羔将去,谓刖者:“吾不能亏主之法而亲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难,此正子之报怨之时,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断足固我之罪,无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后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君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悦君也。”

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译文

子羔担任卫国的狱官,判了一个人刖足之刑。不久之后,卫国发生了蒯聩之乱。子羔准备逃走,跑到了卫国都城的门口。正好是那个曾经受刖刑的人守城门,对子羔说:“那儿城墙上有个缺口。”子羔回答说:“君子不跳墙。”他又说:“那边有个洞口。”子羔说:“君子不钻洞。”又说:“那里有间房子。”于是子羔就到房子里面去躲避。过了一会儿,追捕子羔的人走了。子羔准备马上离开,对受刖刑的那个人说:“过去我因为不能破坏国君的法令,所以亲自下令砍断了你的脚。现在我处在困难当中,这正是你报仇的好时机,而你却三次想办法让我逃走,这是为什么呢?”断足的人说:“被砍掉脚本来就是我罪当如此,这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以前你是依据法令审理我的案子。您当时下令先审理别人的案件,再审理我的案件,您是希望我能免除刑罚,这我都知道。案件审完,确定了我的罪行,等到行刑的时候,您显得十分忧伤,看见您的表情,我再一次明白了您的心情。您哪里对我心存偏私呢?那些天生的君子,他们的为人之道本来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您的原因。”

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说:“子羔真是善于做官啊,审理案件的时候对所有人使用的都是同一个法度。常存仁义宽恕之心就会树立恩德,而用刑严酷暴虐就会树立仇怨。能够公正地执行法度的,大概只有子羔吧!”五

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

译文

孔子说:“季孙氏送给了我千钟的粮食,而我却把这些粮食都转送给了我的那些短缺粮食的亲朋,自此之后,我和亲朋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自从南宫敬叔帮我弄到了乘坐的车子之后,我的道义主张就可以更好地推行了。因此,道义主张虽然很重要,可是必须得到有利的时机,然后才能被看重,必须在得到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得以推行。没有这两个人资助给我财物,那么我的道义主张可能就会被废弃了。”六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太颠、闳天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时而万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

译文

孔子说:“王者之所以能够称王就像四季的变换一样顺利、自然,文王有王季这样的父亲,太任这样的母亲,太姒这样的妃子,有武王、周公这样的儿子,还有太颠、闳天这样的大臣辅佐,所以文王的根基是非常好的。武王首先端正自身,然后再去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然后再去治理好全天下。征伐无道之国,惩罚有罪之人,他以自己的行动使天下得到了治理,完成了千载的伟业。如果春夏秋冬都按照正常的规律运转,那么万物也都会正常地生长;如果王者能够遵循一定的道义,那么天下百姓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周公以身作则推行教化,而天下百姓都望风归顺,他的诚心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七

曾子曰:“入是国也,言信于群臣,而留可也;行忠于卿大夫,则仕可也;泽施于百姓,则富可也。”

孔子曰:“参之言此,可谓善安身矣。”

译文

曾参说:“到了一个国家,如果他的言行被这个国家的大臣们认为是可信的,那么他就可以留下来;如果他的行为被这个国家的卿大夫们认为是忠诚的,那么他就可以在那里做官了;如果他的恩泽能够施行于百姓之中,那么他就可以在那里求富了。”孔子说:“曾参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他是很精通安身立命的道理了。”八

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劳烦苦也,人与之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洫以备之,而民多匮饿者,是以箪食壶浆而与之。夫子使赐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则可,不则汝之见罪必矣。”

译文

子路在蒲地做地方长官,为了防备水患,就率领蒲地的百姓修建沟渠。因为百姓的劳动繁重而且辛苦,所以子路给了每人一篮食物和一壶水。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就让子贡去阻止子路这样做。子路非常不高兴,就去拜见孔子说:“弟子担心暴雨将要到来,害怕出现水患,所以和百姓一起修理沟渠以作防备。但是百姓在劳动过程中却因为缺少粮食而忍饥挨饿,所以我才给了他们每人一篮食物和一壶水。老师您让子贡去阻止我,您这是在阻止我施行仁德啊!老师您用仁德来教育我们却不让我们按照仁德的要求来行动,我不能接受您的做法!”孔子说:“您觉得百姓都在忍饥挨饿,为什么不告诉国君,好让国君去开仓赈民呢?私自用自己的粮食来救济民众,你这是在彰示国君没有对百姓施加恩惠,而显示自己德行的高尚。你现在赶快停止这件事还来得及,否则你必将会被治罪的。”九

子路问于孔子曰:“管仲之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说襄公,公不受,是不辩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槛车,无惭心,是无丑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说襄公,襄公不受,公之暗也;欲立子纠而不能,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是知权命也;桎梏而无惭心,自裁审也;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不死子纠,量轻重也。夫子纠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义,管仲不死束缚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虽死,过与取仁,未足多也。”

译文

子路问孔子说:“管仲的为人是怎么样的呢?”

孔子说:“他是仁德的人。”

子路说:“当初管仲向齐襄公进谏,襄公没有接受,这说明他不够雄辩;他想立公子纠为国君,但是却没有做到,这说明他不够智谋;管仲的父母家人在齐国因罪被杀,但是管仲却丝毫不哀伤,这说明他没有慈爱之心;管仲戴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囚车里,但却没有一点惭愧的感觉,这说明他没有羞耻之心;辅佐他曾经用箭射过的国君,说明他不够忠贞;召忽为公子纠而死,但是管仲却没有这样做,这说明管仲没有忠心。仁人的处事原则,真的是这样的吗?”

孔子说:“管仲劝谏襄公,襄公没有接受,这是因为襄公本人的昏庸;想立公子纠为国君而没有成功,是因为没有赶上好的时机;父母家人在齐国被杀而没有忧伤的神色,是因为他懂得审时度势;戴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囚车里,但是却没有羞惭之心,表明他自己裁断得非常慎重;辅佐自己曾经用箭射过的君主,因为他懂得变通;不为公子纠死节,因为他懂得权衡死生之轻重。公子纠没有成为国君,管仲没有成为公子纠的臣子。管仲的才能超过了他的道义,他没有死于囚禁却建立了功名,这是无可非议的;召忽虽然为了公子纠而死,但是他为了仁德做得太过分了,并不值得称赞。”十

孔子适齐,中路闻哭者之声,其音甚哀。孔子谓其仆曰:“此哭哀则哀矣,然非丧者之哀矣。”驱而前,少进,见有异人焉,拥镰带索,哭音不衰。孔子下车,追而问曰:“子何人也?”对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丧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觉,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闻乎?愿子告吾,无隐也。”丘吾子曰:“吾少时好学,周遍天下,后还,丧吾亲,是一失也;长事齐君,君骄奢失士,臣节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离绝,是三失也。夫树欲静而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识之!斯足为戒矣。”自是弟子辞归养亲者十有三。

译文

孔子到齐国去,半路上听到有人在哭泣,声音甚是哀伤。孔子对跟随着的学生说:“哭声倒是很哀伤,但是并非死去亲人的那种哀伤。”于是驱车向前,没过多远,就看见有个非同寻常的人,手里拿着镰刀,身上束着白色的带子,一直不停地哭泣。孔子从车上下来,追上那个人问道:“请问您是什么人?”

那个人回答说:“我是丘吾子。”

孔子问:“您现在不是在办丧事的地方,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丘吾子说:“我一生做过三件大错事,到了晚年才觉醒过来,后悔莫及。”

孔子说:“我可以听听是哪三大错事吗?希望您告诉我,不要隐瞒。”

丘吾子说:“我年轻的时候十分好学,游学四方,等到回来的时候,我的父母却都已经去世了,这是第一大过失;等长大了做齐国国君的臣下,国君骄奢淫逸,失去臣下的拥护,我没有尽力于臣节,这是我的第二大过失;我一生重视交朋友,但是现在他们都离开了我,或者和我断绝了关系,这是我的第三大过失。树想静下来,但是大风却还在不停地刮;子女想要侍奉双亲而父母却已经不在身边。过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的是岁月;失去了就再也不能见到的是父母。就让我们从此诀别吧!”于是他投水自尽。

孔子说:“学生们都应该记住丘吾子说过的话,这些教训完全可以作为你们的儆戒。”在这之后,弟子们告别老师回家侍奉父母的有十三人。十一

孔子谓伯鱼曰:“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唯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其容不可以不饬,不饬无类,无类失亲,失亲不忠,不忠失礼,失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饬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

译文

孔子对伯鱼说:“孔鲤啊,我听说整天做但是却不感到厌倦的,大概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吧!一个人的容貌体态是不值得向别人炫耀的,勇猛和力量也是不足以使人害怕的,他的先祖也没有什么值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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