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皓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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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李皓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1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4230-3
Ⅰ．赵… Ⅱ．李… Ⅲ．①沈阳－地方史－1905~1907②赵尔巽－生平事迹 Ⅳ．①K293.11②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1976号书 名 赵尔巽与清末奉天政局（1905-1907）著 者 李 皓丛书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责任编辑 王传龙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版 次 2019年11月北京第1版201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印张18 1/2 插页2 字数300千字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230-3定 价 68.00元
李皓，历史学博士，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清末政治人物、日俄战争史、清末新政史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2010年留校任教以来，先后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等多项，在《历史档案》、《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社会科学辑刊》、《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绪论一、研究缘起
日俄战争末期，盛京将军出缺，赵尔巽被调到几经兵燹的奉天地方主持战争善后，推行新政改革，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初四日接任盛京将军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二日正式卸任，(1)历时两载。
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与陪都所在，东北不同于一般地方，地位颇为特殊。管理体制与内地省份亦多有不同，清廷划三个将军辖区，分设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驻守。出于维护其丰沛故地与战略后方的需要，清廷入主中原后，除在清初有短暂的移民招垦，绝大部分时间在此地实行封禁政策。尽管不断有关内移民流入，但是长时间的封禁，仍造成该处地广人稀，闭塞落后，转而成为强邻觊觎的目标。
甲午战争以降，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急剧变化。新晋殖民者日本迅速崛起，与俄国展开对中国东北与朝鲜的争夺，并最终诉诸武力。战争过后，东北地方的外力影响由沙俄一国独大遽变为两强分踞南北。两国对于未得权益依然虎视眈眈，使得外交事务异常棘手。对于清政府而言，消除积弊、改革地方以缓解危机，不仅是守护丰沛故地的需要，也是充实东北边防、维护主权的手段。这些事务，同样也是(2)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内在需求与重要内容。几经兵燹的奉天地方，疮痍满目、百废待举，内外交困，急需一位开明、干练的大吏留守陪都，负责战争善后事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尔巽以汉军留守陪都，出任位高权重的盛京将军。赵尔巽之膺斯任，更不可以例行任转视之。
或曰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反抗外敌入侵与镇压国内民众反抗过程中，曾经的八旗铁骑已经锐气不再，清政府早已完全依赖汉族官僚势力及地方武装维护其统治，因此，赵尔巽以汉军出任八旗驻防将军，似不足为奇。诚然如此。然而，终有清一代，全国13处（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城、江宁、福州、杭州、荆州、西安、宁夏、伊犁、(3)成都、广州）八旗驻防将军，籍隶汉军确切可考者，不足十人。东北既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其战略后方，三个将军身份地位(4)特殊。而陪都所在的盛京将军辖区，又与北部两个将军辖区不同，既是清王朝入关前的国都所在暨统治者先祖的长眠之所，又是东北的(5)区域中心、清王朝大后方的枢纽。故而，有清一代，地位尊崇。即使在清朝覆亡后的一定时期内，仍然享有某些方面的特权。惟其如此，历代帝王对该地区均极为关注。盛京将军代表皇帝镇守其祖宗发祥之地，保护关外一宫三陵，责任重大，不同于一般地方的八旗驻防长官。(6)(7)故而有清一代，该职守非比寻常。细数以往的盛京将军，无一例外地全部由满蒙贵族担任，其中不乏贝子、贝勒等天潢贵胄。终有清一代，赵尔巽是唯一以汉军充任者。
日俄战争及其和约虽然暂时调和了两国之争，重新划分了它们的侵略权益，但是，战争过后，两国继续觊觎更多的侵略权益而不断染指地方事务，最终形成了既竞争又合谋侵略东北的新格局。战后的奉天地方，内忧、外患并存，外交、内政交错，盛京将军面临着与以往不尽相同的新任务，既有繁杂的地方改革，又有急迫的善后赈济，更少不了棘手的交涉斡旋。清廷在如此危迫形势下的人事选择，更加彰显了对赵尔巽的欣赏与倚重。
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下，作为日俄战争善后事务地方主持者与奉天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时刻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赈抚灾黎，因应强邻逼处，保卫主权，以及稳定政局，推动地方发展等诸多亟待解决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职是之故，稳定政局、发展地方、保卫主权，成为其主要施政目标。具体手段，一为新政改革，一为战争善后。莅任之后的赵尔巽不负重望，于兵燹之余的奉天省赈抚灾黎、推行新政，寓维护主权于地方改革整顿之中。奉天各政，或筚路蓝缕，或斟酌损益，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于此，赵尔巽的贡献，实不可小觑。其内政外交各项举措，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方积弊，不仅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使得屡遭兵燹的奉天地方各业得以恢复并得到发展，开创了东北边疆的新局面。而且，昔日保守颟顸的陪都官场，气象为之一新，为继起的东三省改制开辟了一个大好局面并奠定了坚实基础。处此特殊时地，赵尔巽的各项施政举措，无不折射着时代的变迁。
以战争善后地方主持者为中心的考察，可以基本厘清清政府的战争善后地方举措，更加深入认识战争对清末中国的影响。而从日俄战争善后的角度审视清末东北新政及其发轫阶段，不失为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新视角。以奉天早期现代化改革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为中心考察这段历史，对于更加全面地考察清季奉天新政，以至整个东三省改制及边疆开发等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将战争善后与新政改革有机整合，进行同构研究，不仅符合史实，而且有利于全面认识清政府对日俄两国战事的应对举措以及对战争善后的处理，推进日俄战争相关研究。二、研究现状
关于赵尔巽与日俄战争后的奉天，学界关注不多。与之相关的研究，从清末东北新政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两个方向展开。对于清末东北新政的研究，虽有一些成果涉及赵尔巽某些方面的改革整顿，但是主要集中在东三省改制暨首任东督徐世昌的改革而忽视了此前赵氏的开拓之功。对日俄战争的探讨，除了战事本身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破坏之外，研究成果往往集中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对于同期开始的战争善后，关注者寥寥无几。偶有涉及者，亦多集中于立宪一项，将日俄战争作为清末立宪的背景来分析，更少有研究者将本来关系十分密切的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与清末东北新政联系起来。
根据研究视角与研究重心的不同，此前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即对赵尔巽本人的研究、清末新政有关内容以及日俄战争善后研究。
赵尔巽作为清末重臣、民国名流，国内外的研究者不乏其人。就国外而言，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见到的有关赵尔巽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直接以赵尔巽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两篇简要介绍的文字，对于了解赵尔巽本人的自然状况以及生平事迹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一为美国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中收录的“赵尔巽”词条，作者对赵尔巽的生平简要介绍之后，主要讲述了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破坏东北辛亥革命以及辞去奉天都督后的活动等大概情况。尤其重点评述了赵尔巽通过卓绝的努力，坚持为前朝修史，最终成书的情(8)形，并对《清史稿》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另一篇收录在美国勃德编纂的《中国近代名人图鉴》中。该条目以英汉对照的形式，简要介绍(9)了赵尔巽的生平，所附的照片增加了历史人物的直观形象感。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对赵尔巽本人及其社会关系与家世的研究。《赵尔巽家族与泰安》对赵氏家族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着重就赵尔巽家族成员（包括其祖父、父亲、赵尔巽本人及其妹夫、幼弟等人）与泰安的渊源关系展开了论述，对于了解赵尔巽的家族历史以及更好地认识赵尔巽本(10)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熊希龄与赵尔巽关系述论》主要通过讲述后者对前者的赏识与提拔，分析了赵尔巽对熊希龄发展的深远影(11)响，展现了赵尔巽爱惜人才以及对青年才俊热情提携的一面；《赵氏家族：老照片记载百年沧桑》则主要就赵尔巽胞弟赵尔丰及其家人(12)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此外，清史编委会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的《赵尔巽》一文扼要介绍了赵尔巽的生平，并以其在四川总督任内的几种主要行政举措为中心，对赵氏在各任内的施政事略进行了简要评
(13)述。朱淑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赵尔巽与清末新政研究——基于制(14)度史视野的考察》专门有一章叙述赵尔巽的家世及其宦途。上述成果，主要是以赵尔巽为中心，针对其家族及其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等有关问题所展开的研究，从多个侧面丰富了历史人物研究的内容，是更好地认识赵尔巽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
其二，对赵尔巽在各地方任职的研究。由于受到国内学术发展的阶段性影响，这类研究实际上又包含了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在革命叙事框架之下，早期对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种种作为的考察。研究成果以辛亥革命为中心，集中阐述赵尔巽在东三省总督任内与地方士绅相勾结，破坏东北立宪运动以及杀害革命志士、压制东北辛亥革命暨反对民主共和的反动行径。例如《赵尔巽与东三省辛亥革命活(15)(16)动》、《赵尔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等以赵尔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对地方革命的破坏活动及其影响等问题为重点研究内容，强调的是赵尔巽反对武昌起义，扼杀东北辛亥革命，作为封建卫道士的一面。与上述文章略有不同，同时期的《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一文，重点探讨了赵尔巽压制地方辛亥革命的种种举措对(17)东北政局的长远影响。第二种类型，即在现代化史观影响之下，以清末新政为中心，对赵尔巽在各地方施政及其与当地发展、清末新政关系的研究。清末新政时期，赵尔巽于多个重镇担任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其在湖南巡抚、盛京将军、四川总督任内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展开：《赵尔巽与清末湖南新政》从整顿吏治、发展教育、倡办实业、改良社会风气等几个方面展现了赵尔巽对湖南地方(18)发展的成就；《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则深入分析了湖南(19)巡抚赵尔巽发展地方教育的举措及其巨大贡献；《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以此间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所持的不同观点为考察对象，反映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的不同思考，肯定了赵尔巽(20)建设学堂系统，推行新学教育的举措。研究赵尔巽四川总督任内施政的文章，主要有《赵尔巽与四川清末新政中的经济改革》，简要分析了赵尔巽任四川总督期间，设立全省矿务总公司、成立成都商务总会、开展禁烟运动、组织川江轮船公司、筹办成都电话等事业对四川(21)经济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则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赵尔巽全宗档案”，从禁种、禁贩、禁吸等方面对赵尔巽主政四川期间的具体禁烟措施加以(22)梳理分析。上述研究成果，考察了赵尔巽于湖南巡抚、四川总督任内的施政举措及其影响，不同程度地肯定了赵尔巽对任职地方近代转型的积极贡献。《赵尔巽与清末新政研究——基于制度史视野的考察》一文，通过赵尔巽主政奉天与四川两地的基层治理改革、治安控制改革、财政改革、边疆治理改革四个制度史意义的角度，解读赵尔巽在清末新政期间的政治改革实践，透视疆吏施政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涉及奉天的基层治理、治安控制模式、财政改革以及东北边疆治理变革，为解析赵尔巽的相关举措提供了一个新(23)的认识视角。
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的各项施政，因涉及清末东北新政，受到清末新政暨东三省改制研究的推动，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成果日渐丰富。除了上述成果中涉及者之外，已有研究，或以赵尔巽为中心，或以清末东北新政为考察对象，针对赵尔巽奉天改革的多个侧面展开：
其一，财政改革。《赵尔巽对清末奉天省财政的整顿》主要运用辽宁省档案馆藏的“奉天省公署档”，对其改革措施进行了初步解剖，(24)从几个侧面展现了赵尔巽对奉天的财政改革。《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论——以赵尔巽主政东北时期的奉天财政改革为中心》则主要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赵尔巽全宗档案”，对赵尔巽任内奉天的财政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其主旨在于厘清赵尔巽在奉天所施行的财政改革之全貌，并由此折射清末东北新政改革之一般景象。(25)
其二，警政改革。《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以原始档案为主要参考资料，展现了赵尔巽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下，为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和国家主权，对奉天警政进行的深入改革和整顿，对改革手段及其影响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赵尔巽的改革不但推动了奉天警政现代化的全面启动，而且为其他新政的推行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此外，赵氏还将振兴警政作为抵御日本侵蚀中国地方权利的一种手段，在改革中寓兵于警，为奉天地方新式军队的编练奠定了基
(26)础。
其三，教育改革。《赵尔巽与奉天新式教育的崛起》通过梳理赵尔巽的兴学举措及其成果，肯定了赵尔巽改革教育的积极态度及其对于奉天新式教育崛起的积极作用，并予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奉(27)天教育近代化的推进者’和奠基人”。《赵尔巽与清末东北学务变革》则在简略分析赵氏兴学举措的基础上，肯定了赵尔巽对东北学务(28)变革的积极作用，并总结了相关举措的利弊得失。(29)
其四，行政改革。《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与(30)《清代东北的军府建置》主要分析了清代东北军府设置的原因、主要职掌及其历史作用。《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系统梳理了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相关部分侧重于对东三省行政改革的整(31)体研究，对于全面改制前赵尔巽的行政改革关注较少。《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就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侧重分析了清廷对奉天旗民二元管理体系的调(32)整，对赵尔巽的相关改革虽有涉及，但尚不够深入。此外，一些研(33)究边疆史地的专著，对该问题亦有所研究。一些清末东北新政与边(34)疆史的研究成果，例如：《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清末东北(35)新政研究》、《清末东北新政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36)下的疆域统合》等，对赵尔巽的行政改革亦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路与视野。已有的研究，对赵尔巽在奉天的行政改革或少有涉及，或不够全面深入。
其五，经济改革。关于清季东北农业等项经济的发展的研究，已(37)经有很多成果问世，《清末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近代化》、《论东(38)(39)北农业近代化》、《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1860—1945年》等专题论文、论著，以清末奉天以及东北农业在近代的发展转型为中心，考察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变迁。此外，《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40)(41)成》、《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等以近代东北经济为对象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清季奉天经济的发展变化暨赵尔巽的相关改革。
长期以来，人们说到赵尔巽在东北之作为，多言其在东三省总督任内纵横捭阖，压制、破坏东北辛亥革命的反动行径，而忽视了此前其留守陪都期间的治绩。这样的认识，不免有失公允，从而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不利于历史研究的良性发展。而谈及清末东北新政，学界言必称徐世昌改制。然而，“稽考史实，在东北地区首倡(42)‘新政’，开通风气的却不是徐世昌而是赵尔巽”。早在徐氏改制之前，赵尔巽的各项举措，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新政的脚步，且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各项工作，对于消除积弊、推动地方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作用。赵尔巽的改革举措在清季东三省新政改革的发轫阶段不但为其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局面，而且为徐世昌督东期间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在清末新政研究的推动下，这种状况有所转变，已有很多成果或专题论述或涉及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的改革。但是，已有的研究大多仅仅从新政改革本身出发，并未从日俄战争善后的视角来审视日俄战争后的东北新政改革，对东北新政的这一大背景很少涉及。此就赵尔巽在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言之，已有的研究尚与事实相去较远，需要深入探究。(43)
就日俄战争而言，除了为数不多的以战事为中心的成果之外，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战争影响以及清政府对战争的反应展开。关于日俄战争的影响，主要成果有《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44)(45)《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日俄战争中日俄军队在(46)(47)中国东北的暴行研究》、《日俄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等，上述论文或就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国际关系、对清末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或就日俄战争给战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揭露。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清政府对战争的反应日益成为国内研究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方向。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清政府的“局外中立”。对这一政策的研究，实际上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总体研究。《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与(48)(49)列强态度》、《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日(50)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政策研究》、《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51)(52)中立”》、《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等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渐趋理性，对于清政府的这一反应，多持理解与认可的态度；一是对相关具体问题的探讨。一些学者考察了战争期间清政府围绕中立政策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的对外交涉，如《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主要分析了清政府“局外中立”政策在上海地区的贯彻以及为此(53)展开的交涉，肯定了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中国利益。《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则在综合分析战争期间围绕海上中立权交涉的四个案例基础上指出，日本在具体事件的处理上我行我素，肆意侵犯中国中立权。清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对日本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给予了坚决抗议，并采取了一定措施尽力(54)维护自身权益。
其二，战中与战后清政府的应对举措。关于清政府对两国战和局势的应对问题，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美国学者迈克尔·休斯敦·亨特的专著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Manchuria in ChineseA merican Relations, 1895-1911以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东北引进美国势力与日俄抗衡为中心，全面分析了清政府所采取的加强边防以及门户开放政策，对于从总体上把握清政府的战争善后具有重要的(55)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江夏由树的专著Banner Legacy: 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at the End of the Qing尽管以清朝最后十年间奉天汉军精英的崛起为主要研究内容，但是由于汉军赵尔巽日俄战争后留守陪都，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日俄战争善后相关内容，为我们认(56)识清政府的善后举措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国内，王刚的专著《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借助日文资料，围绕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的交涉，系统分析了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反应、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及秘密援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清政府准备战争善后及相关谈判等内容。此外，该专著还利用日文资料简要分析了日本对于日俄战后的筹划，为我们展现了敌(57)对方对这场战争善后的应对。其余成果主要为论文：《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考察了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就收回“南满”铁路附属地外的电信利权、烟台至大连海底电信线的经营管理、中韩边(58)境接线等问题与日本展开的交涉及其结果。《日俄战争时期中日关(59)于东北矿产资源的交涉研究》、《日俄战争后东北地方官反对日本(60)掠夺路矿利权的抗争》侧重分析了日俄战争时期中日就东北地区矿产资源的交涉情况，揭露了日本对中国路矿资源的大肆掠夺，肯定了清政府维护权利的斗争。《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则侧重分析了战争过后清廷部臣和地方督抚旨在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恢复其日益削弱的实际统治权、加强东北防务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种种努力暨系列措施，肯定了他们的努力及其积极作
(61)用。《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满洲的外交政策及其失败》则考察了清政府战争善后中的积极举措，即为了应对危急局势，采取了引进欧美(62)资本以牵制日俄的政策，试图通过外交维护国家主权。此外，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普通民众对日俄战争的态度，如《试论日俄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心态》分析了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面对外敌(63)入侵，爱国与麻木的两极反应及其原因。
可见，已有的成果，多集中在战争爆发背景的分析、具体战争经过的考证以及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等方面的考察，尤其对战争后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相关问题，涉及不多。对于赵尔巽在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中的作用，除《赵尔巽与清(64)政府日俄战争善后》之外，鲜有提及。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东北地区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侵略势力急剧膨胀，威胁到了俄国在东北亚的殖民利益。双方剑拔弩张，对朝鲜以及中国东北的争夺愈益白热化。最终，两强兵戎相见，在中国的领土上动用武力来解决侵略中的利益争端。战事本身及其结果，不论是对于近代中国，还是对于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抑或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备受瞩目。战争的争夺目标与主要战场所在地（今辽沈地区及其沿海，当时隶属盛京将军辖区）主权均为中国所有，将这场战争与中国紧密联系起来。无论结果如何，作为此役的既定受害者，清政府的境遇已然雪上加霜。战争中，战线内外主权半失，民不聊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下半年，日俄战事尘埃落定，新兴的殖民强国日本战胜了昔日的欧洲宪兵沙俄，重新划分了日俄两国在东北的侵略权益：俄国势力迅速收缩到长春以北地区，日本不但控制了长春以南的东北地区，而且为进一步侵略整个东北奠定了基础。作为争夺目标与战场所在地的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日俄战争善后事务的地方行政单元。而身为奉天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当然不能厕身事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很多战争善后事务的决策与处理：一方面，他大量地参与了战后与日俄两国——尤其是与日本的交涉工作，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另一方面，赵尔巽实际主持了日俄战争善后地方事务，除赈济难民之外，为稳定地方政局、维护主权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整顿不但有效地稳定了战后政局，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清季奉天各项事业的近代转型。
综上所述，目前对赵尔巽盛京将军任内施政的相关研究，多从清末新政的视角出发，将重点集中在财政、警政、教育、行政等方面的改革活动，均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赵尔巽的改革举措及其积极意义。而对各项举措出台的背景及其影响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则略显不足，尤其是对同期推行的战争善后关注不够。不但很少有人将这些改革整顿与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联系起来，而且对于赈济灾民以及对战争遗留问题的处理等战争善后举措，亦很少涉及。笔者以为，理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客观认识清政府对日俄战争的态度、应对举措及其深远影响。除此之外，要深入研究清末东北新政，也需要从日俄战争善后的视角出发，深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三、研究方案
本研究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1907）赵尔巽留守陪都期间各项施政为中心，考察其稳定战后奉天政局、推动地方发展的种种举措，同构解析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以及清末奉天新政改革暨其间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析赵尔巽与日俄战争后的奉天之关系。
第一，研究路线。本研究旨在总结梳理赵尔巽在盛京将军任内改革地方与处理战争善后的内政外交举措——面对积弊甚深的陪都各政，赵尔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消除积弊，推动地方发展；面对日俄战争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又有哪些内外各政来处理战争善后事务、抵御强邻侵夺，在稳定奉天政局的同时推动地方发展。这是研究的两条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分析、探讨赵尔巽留守陪都期间的种种内政外交举措对清季奉天乃至东北地区的深远影响。
第二，在研究资料上，主要采用原始档案与其他文献资料互补互证。本研究主要资料来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赵尔巽全宗档案”以及辽宁省档案馆藏的“盛京军督部堂档”、“奉天省长公署全宗”、“奉天交涉局档案”等档案资料。这些原始档案为研究提供权威资料，呈现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即解析这些原始档案所获得的历史信息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影响对于事件发展逻辑的客观判断，不利于全面地还原历史事实。
要客观准确地重构史实，还需要借助其他史料：其一，报刊资料。近代以来，报刊在中国大量出现，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份独到的珍贵资料。时至清末，大多省级行政单位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东北的《满洲日报》、《盛京时报》等日人所办报纸，对地方事务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同时，日俄战争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时事，加之战场所在地的特殊地位使得战中战后的东北地方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因此，其他地方的报刊，如上海的《申报》与《东方杂志》、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顺天时报》等对日俄战争形势、两国对中国的争夺、赵尔巽的行政举措以及战后的奉天地方情况等等，亦多有报道。作为原始档案的有益的补充，报刊具有独到的作用。一方面，报纸新闻的时效性决定了这些报道所传递信息的及时性，能够为还原相关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提供必要的线索。对相关报刊内容的爬梳剔抉，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原始档案与报刊报道，二者互补、互证，有助于使得本来散乱的信息碎片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有利于客观真实地重建史实。反过来，报纸报道的严谨性稍差，在具体内容上大多只言片语、语焉不详，或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道听途说，不够准确，所报道事件的详细情节与较为可靠的记录，往往需要从原始档案中寻找答案。正因为报刊文献的这一缺陷，需要研究者在运用时特别留意甄别、考辨，因此离不开相关原始档案的支撑。这也正是这种资料的局限所在。另一方面，报刊报道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能够有效补充原始档案之不足。因为档案所载内容多为原始文件，由于种种原因，多有散佚者。因而，现存相关档案并非当时的全部行政文件遗存。而同时期的一些报刊，如《东方杂志》、《大陆报》等通常辟有“谕旨”、“纪事”、“内务”、“实业”、“教育”等栏目，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等重大时事进行记述。其中不乏奏牍等重要的历史文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原始档案的缺失。此外，报刊报道往往集中体现了社会的反响，对这些报道的考察利用，有利于辩证认识原始档案中的记述；其二，其他文献资料。原始档案与报刊资料虽然保留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然而反映的往往是最终结果。对于事件的决策过程以及个人情感等其他因素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则往往难以体现。因此，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详细考察，需要借助相关参与者与时人的日记、书信等有利于体味其真情实感的文献资料。而对于一些地方性事件历史细节的发微，则离不开相关方志的记载。
第三，具体研究中，以史学方法为主体，同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充分占有和认真解读资料为前提，从清末新政与战争善后两个方面同构解析此间赵尔巽的内政、外交举措，以期以小见大，全景勾画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内政外交举措以及对奉天地方的改革整顿暨其影响：其一，对战争善后以及新政改革各项举措的重构，需要牢牢把握历史学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利用始档案文献以及相关事件参与者的个人文集，辅以东北三省相关地方志记述、国内外报刊相关报道、评论等文献资料。采用多源文献互补互证、比勘研究的方法，在考察分析史料过程中，重视考察文献的出处与相关责任者的关系，详细体察当时的历史情境，对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与合理取舍。从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着手，在综合解读、分析各种史料的基础上，梳理、重构赵尔巽的内外举措，考察其实施效果。其二，对战争善后及新政改革的认识与评价，需要在东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大背景下从战争善后与东北新政两个不同视角，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的观点方法多角度审视这些举措，解析清末主权意识、国防观念、社会保障、外交工作等方面的转型与进步，探讨特殊时地之下战争善后与新政改革的关系及其深远影响。
第四，具体研究内容，以日俄战争及清政府的战争善后为大背景，从赵尔巽的个人因素与日俄战争善后地方需要的视角，考察、解读清廷以赵尔巽为盛京将军这一人事任命举措。根据赵尔巽在盛京地方各项工作的重要程度及其影响大小，结合现有材料，主要截取行政、财政金融、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有机联系的几个侧面，从清末新政与日俄战争善后两个方向考察赵尔巽的各项相关举措暨其深远影响以及新政与善后的互动，最终呈现赵尔巽与日俄战后奉天的关系。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深化历史人物研究，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前已言及，日俄战争后，赵尔巽于危难之际留守陪都，对于地方的发展转型贡献良多，影响深远。然而，以往谈及这一历史人物，多数人的止步于其在东三省总督任内破坏革命、反对共和，作为清朝遗老的反面形象。本研究拟运用“赵尔巽全宗档案”、“盛京军督部堂档”等为主要参考资料重建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利用其他学科理论解构此间赵尔巽稳定政局、发展地方的种种举措及其成就，力求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还原赵氏对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的贡献暨其对清末东北新政的筚路蓝缕之功，拓展对历史人物的认知。
其二，拓展清末新政的研究视角，推进东北新政研究。以往谈及东北新政，首推徐世昌的改制及其各项改革。事实上，早在徐氏督东之前，赵尔巽的各项举措已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为继起的改革开辟了一个良好局面，为东三省改制奠定了基础。就清末新政改革的目的而言，已有研究多从挽救清朝统治危机的角度展开，但是这种认识，并不能完全概括清末东北新政之目的。其实，面对日俄战争后的百废待兴局面，赵尔巽推行的各项改革整顿，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战争善后的需要。而且，很多改革本身，也是战争善后举措。诚然，不可否认的是，其终极目标仍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措既是战争善后的当务之急，也是维护主权的重要手段，而并非仅仅出于维护清政府统治之唯一目的。本研究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从日俄战争后稳定奉天政局、推动地方发展以及收回主权等角度，解构赵尔巽留守陪都期间的各项内外举措，以期从全新的视角认识赵尔巽的改革整顿及其与日俄战争后奉天的关系，更加客观地展现清末新政的全息图景。
其三，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研究。作为世界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日俄战争不仅改变了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争夺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对相关第三方中国而言，战争本身及其结果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往相关研究，多侧重两国战事本身及其对中国的侵略暨清政府的反应——“局外中立”。本研究则以赵尔巽为中心考察清政府的善后举措，厘清战争过后清政府为消除战争影响与巩固边防、摆脱边疆危机在奉天采取的相关举措，力求客观解读其深远影响。(1) 赵尔巽（1844—1927），字公让，号次珊，别号无补，晚号无补老人，隶汉军正蓝旗籍（详见李皓：《赵尔巽籍贯与名号考辨》[《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二十三日，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九月三日。同治十三年（1874）由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改御史。后外放，历知府、道员、藩臬、巡抚、将军、总督，于各任职地方的发展，贡献良多，成为清廷颇为倚重的封疆大吏。入民国，历任东三省都督、奉天都督。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辞官归隐青岛。旋接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清史馆馆长，为前朝修史，直至逝世。按：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二日，赵尔巽由四川调任东三省总督，再度主政“龙兴之地”，直至清廷覆亡。可见，从盛京将军到东三省总督，在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间，赵尔巽曾两度镇守东北边疆，均处于重要的历史时期。(2) 清政府的日俄战争善后，指的是为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消除战争影响与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所采取的各种相关举措。其中，既有事前的筹议、准备以及战中战后对受灾民众的赈抚，又有不断深入、扩大的内政改革整顿以及贯穿始终的外交斡旋，可以说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系统工程。笔者所言善后，主要是指以赵尔巽为中心的战争善后地方事务，主要包括战后对奉天内政的改革整顿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对外交涉。(3) 详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页。(4) 清末盛京将军辖区，包括今辽宁省（旧柳条边除外）及内蒙古呼伦贝尔、通辽各一部分，加之今吉林西部和东南部一带地方。东三省改制之前，盛京将军辖区并非行省体制，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军府行政建置而存在。然而，时人往往称其为“奉天省”，简称“奉省”，在正式公文中亦不乏如是之称谓。之所以如此称呼，笔者以为其可能性原因如下：清朝入主中原后尊盛京（大概相当于辽宁沈阳）为陪都，并于此地设立地位相当于京师所在顺天府的京府治所，称为奉天府。于是，奉天府所在的盛京往往又被简称为“奉天”。与此同时，该处驻防大臣——盛京将军的名称几经变更，曾经称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所以，人们往往又将其辖区称为“奉天”。虽然清廷于盛京将军辖区建立特殊的行政体制并赋予不同于一般行省的政治地位，但也是作为省级行政单位存在的。时人为了区别盛京与盛京将军辖区，而称前者为“奉天”，称后者为“奉天省”，简称“奉省”，清季行省改革之后，遂用此名称称呼这一区域。进入民国，依然沿用这一称谓。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行文方便暨与引文中的称谓保持一致，笔者亦采用这一约定俗成的说法。另外，文中所使用的地名，均依据清代行政区划沿用其名称。(5) 详见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9—83页。(6) 一宫三陵指沈阳故宫（时称“留都宫殿”、“盛京宫阙”等）与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7) 在全国13个八旗驻防将军中，盛京将军所统辖的兵力最多，达17，000多人。详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8) 〔美〕包华德：《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二分册，沈自敏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9) 〔美〕勃德：《中国近代名人图鉴》，张謇译，天一出版社1977年版。(10) 田承军：《赵尔巽家族与泰安》，《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11) 张大伟：《熊希龄与赵尔巽关系述论》，《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12) 王晓超：《赵氏家族：老照片记载百年沧桑》，《新华文摘》2002年第11期（原载《中华儿女》2002年第15期）。(13) 迟云飞：《赵尔巽》，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7卷（本卷主编罗明、徐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171页。(14) 朱淑君：《赵尔巽与清末新政研究——基于制度史视野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15) 刘丽楣：《赵尔巽与东三省辛亥革命活动》，《历史档案》1986年第4期。(16) 关捷：《赵尔巽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行为》，《满族研究》1992年第1期。(17) 李侃：《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18) 阳信生：《赵尔巽与清末湖南新政》，《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6期。(19) 阳信生：《赵尔巽与湖南近代教育的发展》，《船山学刊》2005年第2期。(20) 谢丰：《清末新政时期湖南官绅对书院改制政策的不同思考——以俞廉三、王先谦、赵尔巽的教育改革活动为例》，《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21) 杨勇玲：《赵尔巽与四川清末新政中的经济改革》，《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第12期。(22) 王克强：《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23) 朱淑君：《赵尔巽与清末新政研究——基于制度史视野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24) 余阳：《赵尔巽对清末奉天省财政的整顿》，《满族研究》1992年第4期。(25) 高月：《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论——以赵尔巽主政东北时期的奉天财政改革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26) 李皓：《浅析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奉天警务改革》，《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6期。(27) 李皓：《赵尔巽与奉天新式教育的崛起》，《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28) 黄晓通：《赵尔巽与清末东北学务变革》，《兰台世界》2011年第5期。(29) 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30) 赵云田：《清代东北的军府建置》，《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31) 任玉雪：《清代东北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32) 孟繁勇：《清代盛京将军与陪都机构权力关系的演变》，《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3期。(33) 如赵云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马汝珩、马大正：《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马大正：《中国东北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34) 赵中孚：《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期（1976年）。(35) 郭艳波：《清末东北新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36) 高月：《清末东北新政研究——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疆域统合》，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年。(37) 衣保中：《清末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近代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38) 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39) 于春英、衣保中：《近代东北农业历史的变迁：1860—194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40) 衣保中：《论清末东北经济区的形成》，《长白学刊》2001年第5期。(41) 孔经纬：《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42) 李侃：《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第111页。(43) 陈功甫：《日俄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穆景元、毛敏修、白俊山：《日俄战争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志超、关捷：《争夺与国难：甲辰日俄战争》，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44) 权赫秀：《日俄战争对近代中韩关系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45) 郑华、王芳：《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46) 闫冬：《日俄战争中日俄军队在中国东北的暴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47) 王金梅、董慧云、刘学：《日俄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兰台世界》2004年第11期。(48) 周厚清：《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与列强态度》，《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49) 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文史哲》2005年第2期。(50) 杨国栋：《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政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51) 赵金金：《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52) 孙昉：《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53) 崔志海：《日俄战争时期的上海外交》，《史林》2005年第2期。(54) 王刚：《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55) Michael Houston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Manchuria in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11,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56) Yoshiki Enatsu, Banner Legacy: 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Ann Arbor,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57) 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58) 薛轶群：《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东三省电信交涉》，《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59) 金凤：《日俄战争期间中日关于东北矿产资源的交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1年。(60) 马永山：《日俄战争后东北地方官反对日本掠夺路矿利权的抗争》，《史学集刊》1998年第4期。(61) 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62) 张同侠：《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满洲的外交政策及其失败》，《宜宾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63) 彭法：《试论日俄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心态》，《兰州学刊》2007年第1期。(64) 李皓：《赵尔巽与清政府日俄战争善后》，《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1期。第一章 日俄战争与晚清中国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权，主要以盛京将军辖区（奉天）为陆上战场，以渤海、黄海以及对马海峡为海上战场展开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事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驱逐舰偷袭旅顺港俄舰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初一日日军攻占库页岛暨俄军投降，历时一年半时间，以俄国的彻底失败宣告结束。八月初三日，双方签署停战议定书，初七日，俄日两国谈判代表维特和小村寿太郎等在《朴次茅斯和约》上(1)签字。这场战争，无论对交战双方以及相关第三方的未来发展，还是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一节 日俄的争夺——战争爆发前的东北亚
自从西方列强踏海而来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之后，北面邻国沙俄即更加觊觎中国的领土，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不断蚕食中国北部边疆。早期与中国有类似遭遇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摆脱了民族危机而跻身亚洲强国之列。在国力迅速增强的同时，从光绪二十年（1894）起，日本开始与欧美列强进行交涉，展开修约运动。与此同时，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矛头直指西部隔海相望的中国与朝鲜。相同的侵略目标使得日俄两国形成竞争态势，继而产生矛盾。“日俄矛盾的交汇点在朝鲜和中国东北：沙俄欲由朝鲜而南下，称霸东亚；日本欲取朝鲜北上，征服大陆。两国在地理上的接近及其所觊觎的对象的重叠性，预示着双方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迎面相撞的一天终(2)将来到。”出于整体战略利益的考虑，英、美等国尤其是英国，同样极为关注东北地方并觊觎侵略权益。但是，争夺中国东北的各国，尤以占据地利优势的日俄两国，矛盾最为突出与激烈，两国同时向朝鲜和中国东北展开了紧锣密鼓的侵略扩张。中日甲午战罢，俄国强势干涉，迫使日本“退还”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二者对中国东北的争夺日趋激烈。庚子以后，日俄两国的扩张暨其对邻国侵略权益的争夺与角逐，构成了此后一段时期内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一项主要内容，最终导致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兵戎相见。一、中日甲午战争与三国干涉还辽(3)“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开始”，孰料，中国满盘皆输。不仅陆上防军节节败退，而且号称亚洲第一、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亦全军覆没。屡败于欧洲列强的中国，复竟完败于迅速崛起的“蕞尔小邦”，被迫签订丧权侮国的《马关条约》。除巨额赔款之外，日本不仅强迫中国废除《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现行条约为本，另订新约，在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还强迫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而从士气与实力上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作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而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其结果极大地改变了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地缘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一，日本崛起，一跃而为东亚强国。中国的赔款，成为其《（明治二十九年—三十八年度）十年计划》扩充军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充实了日本进一步侵略东北、与俄国竞争的侵略实力。其二，俄国借口还辽有功，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大力向中国东北、朝鲜扩张。几年间，不仅取得远东不冻港旅顺口、大连湾，又铺设了东清铁路南满支线，几乎使整个东北沦为其势力范围。同时，从政治上控制了朝鲜。其三，日俄矛盾迅速激化。沙俄强劲的扩张势头，与日本的侵略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日俄矛盾的加剧，最终导致两国兵戎相见。其四，清朝进一步衰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及三国干涉还辽，引起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很快掀起瓜分中国(4)的狂潮，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强劲的北上势头与俄国的南下战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引起后者不满，遂拉上其盟友德法两国一起强迫日本将刚刚割取的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日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国的矛盾，由来已久。沙俄从清政府手中夺取黑龙江以北之土地后，其人民至库页岛者日多，不免与日本居民时起冲突。光绪元年（1875），两国定议以千岛归日，库页岛归俄。然其时二岛尚欠开发，两国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光绪十七年（1891），西起莫斯科东到海参崴，被俄国视为“脊柱”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动工。该铁路的修建，改变了日俄两国在该地的势力格局，加强了俄国对远东地区的控制。此后，“二国之势力，相遇于朝(5)鲜及满洲，及中日战事起，而暗斗遂以益烈”。战后，日本割让辽东半岛之举，阻遏了俄国南下获取太平洋沿岸通道的夙愿。“俄以日(6)占辽东，有害东洋和平，遂联德法二国，为实际之干涉。”经历甲午之战而国库空虚的日本政府面对三国之强大压力，别无长策，惟有向其让步。俄国主导的“三国干涉还辽”，不仅开启了其侵华的新起点，而且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于中国的恶劣影响，自不待言。
就两国关系而言，此举无疑大大激化了二者的争夺与矛盾。作为俄国主持还辽之功的回报，清政府派李鸿章赴俄参加俄皇加冕典礼，同时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该同盟条约规定：如遇日本侵犯俄国亚洲东部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开战时，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所有港口；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无论平日战时，俄国均可借此运送兵员或军需。揆诸内容，中国实对此同盟承担了更多的义务，由此形成对中国颇多权益之侵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有学者认为，密约之缔结，“既种满洲问题之祸胎，更引起列强之剧烈角逐。庚子事变、日俄战争，以至欧洲大战，均此一线绵延之牵(7)连”。清政府为拒前门之虎，而后门进狼。随后，沙俄借此强筑中东铁路（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并以德国占据胶州湾为契机，借口履行密约，防御他国需要，派其太平洋舰队南下，占据旅顺、大连。提出租借旅大，建筑东清支路以接大连之要求。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六日，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原称为《中俄会订条约》，又称为《中俄条约》）。通过该约，俄国强租旅大，在辽东半岛南端建立了海军基地，并通过中东铁路与南满支线把这个远离俄国本土的军港同俄国联结起来。“自此，南满中东，联为一气，旅大海参崴，遥相呼应，东北大地，俨然在俄之掌握中矣。”(8)强租旅大的第二年，俄国擅自把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省”，实行军政合一的殖民统治。中国东北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俄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大大加强。沙俄在中国东北势力的增强，最终成为日俄战争爆发的远因。曾有学者评论：“当李鸿章在俄皇加冕典礼上奉献‘归辽神鹤’和《中俄密约》以为报偿时，他大概也不曾构想这份‘献(9)礼’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深刻的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与“三国干涉还辽”，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点。此后，封建主义国家之间的宗主藩属关系瓦解，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国家间的宗主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关系开始形成。列强间的利害冲突日益表现为明显的直接对抗，并且占据特别突出的地
(10)位。而中东铁路的修建，顿使中国的东北成为沙俄的囊中之物，引起同样对东北觊觎已久的日本强烈不满，导致日俄两国的争夺迅速白热化。早有学者指出，“俄国在我国东北之扩张，在俄人视之，固为日本侵略东北之自然反响。然在日人视之，则以交还中国之名而夺自(11)日本者，反为俄国占据，岂心所甘”？而在朝鲜，光绪二十四年，俄日达成协议，“俄国首次公开承认日本在朝鲜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利(12)益关系，并保证绝不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由此，日本逐渐取得了与俄国同样的优势地位，加紧了对朝鲜的争夺。此后，沙俄远东政策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冲突日益剧烈，日俄关系全面紧张。二、庚子事变后日俄对东北的争夺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日俄两国急于利用动荡的政局以东北地区为中心扩大对华侵略。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长期郁积的仇外心理加之中日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使得运动愈演愈烈。正如民国学者所言：“构成中国重大国耻之庚子事变，一般咸责义和团之无识，实则尚有重大之历史前因在。盖自甲午战后，割地赔款，国家人民，交受其辱。继以三国干涉以后之列强瓜分运动，创痛益深。德占胶州，俄攫旅大，法索粤土，英租威海，日本垄断福建，意大利亦起而要索三门湾，眈眈角逐，中国一时有土崩瓦解之势。外人至此直已视中国如无物，更兼一般教民，假借教会暨领事裁判权之特殊势力，横断乡曲，恶印象直接深入于民间。大者远者，有国家危亡之惧，小者近者，(13)尤深切肤之痛，排外仇教之感情，因而洋溢全国。”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山东、直隶两省频遭天灾，特别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十六年的特大旱灾尤为严重。大规模灾荒引发饥饿，迅速点燃了义和团运动的燎原大火。戊戌政变后，清廷内部守旧势力为泄私愤，有意将这次反洋教运动作为其排外的工具，以便火中取栗。加之后来列强干预己亥建储，反对废光绪另立新帝，因此遭忌于慈禧太后。慈禧乃支持、怂恿义和团仇洋排外。北方各省区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外国人的打击，为列强扩大侵略提供了口实，终在世纪之交酿成庚子巨变。
义和团运动给急于南下，在中国东北建立“缓冲殖民地”的沙俄提供了新的侵略契机与出兵的口实，在沙俄看来，进一步推行酝酿已(14)久的“黄俄罗斯”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黄俄罗斯”计划的提出和实施，“将沙俄远东政策推向了新阶段，也将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15)危机推到了顶点。”除了派兵组成联军进攻北京外，还趁机大举出兵中国东北。“自黑龙江，而吉林，而奉天，两三月间，三省全为所(16)陷。”随后，俄国单方拟定《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草案九条，诱骗、强迫中方签字。“据此九条以观，则东省名存实亡，不啻割让与俄(17)(18)矣。”十月初九日，盛京将军增祺被迫有保留地签押用印。《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曝光后，中外惊诧。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19)月二十八日，清廷将增祺革职。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的谈判过程中，“俄国强调俄军占领东三省为‘个别问题’，它将同清政府另行协商”。(20)因此，《辛丑各国和约》并未涉及俄军撤离东三省问题。清政府应俄国要求，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交涉接收东三省事宜，缔结正式条约。几乎与此同时，“为引起他国对中俄单独谈判的注意，(21)李鸿章私下将《暂且章程》透露给了第三国人。”在接下来的中俄彼得堡谈判中，杨儒“在各方煎迫之下，矛盾攻袭之中”，不惜以身殉职，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犹能始终顽强坚守国家主权，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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