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然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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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说话水平全集试读：
前言
一个人有没有水平，主要表现在说话上。说话水平高是一个人获得社会认同、上司赏识、下属拥戴和朋友喜欢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在人的各种能力当中，说话能力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才干、见识、智慧和水平的标志。如果一个人说话水平不高，那他就不能很好地驾驭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当然，也不能很好地驾驭各种事情和各种情况下的人际关系。一言以蔽之，即不能很好地驾驭语言的人，就不能天从人愿地驾驭自己的前程，就不能顺风顺水地驾驭自己的人生。
毫无疑问，人人都希望自己能说会道，妙语连珠，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说话能力和水平却是层次迥异、高低有别、优劣参半的。曾见否，有的人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或吐语铿镪，掷地有声，或舌灿莲花，咳唾成珠；或谈锋犀利，巧发奇中；也有的人说话忸怩木讷，吞吞吐吐，或辞不达意，语焉不详；或似是而非，不着边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有人慨叹：“口能言之，国宝也。”“三寸之舌可胜百万之师。”“善言可息怒，良言胜重礼。”“谋事在脑，成事在言。”
可见，说话水平对一个人谋生存、求发展、干事业来说该是何等重要！
但是在我们身边，却也有很多人慨叹自己笨嘴拙舌，迟言讷语，他们
眼巴巴地看到，一生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包括爱情之美，友情之悦，官场之荣，富贵之乐……都与说话水平息息相关。似乎无需证明，只要拥有高超的说话水平，就能如愿以尝地跻身梦想中的那片人生乐土。
所以，拥有高超的说话水平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
本书正是为了提高年轻人的说话水平而组织专人编写的。其特点是精到、便捷、实用、有效，融科学性与艺术性、理论指导性与实际可操作性于一炉，无哗众取宠之嫌，无隔靴搔痒之憾。只要精心阅读，并按照本书所提供的方法身体力行，相信不出数月，你的说话水平一定会有一次较大幅度的提高和跳跃。到那时，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领导可能对你会忽然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了。
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而高超的说话水平则更是不可估价的。拥有出类拔萃的说话水平，就会拥有出人头地的成功人生！作者2008年12月于北京第一章说话水平对一个人的重要影响第一节说话水平对社会的影响
语言交流是一种社会性的交流。人们说话的时间、环境和方式，总要受社会形态的制约；表达的效果，也总要经由社会层面反映出来。
一个人的说话水平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以下仅列出其中荦荦大者分而述之。一 政治风云中一言抵九鼎
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说话的重要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周易·系辞上》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制造混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孔子就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管子·内业》）。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他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以自己高超的说话水平取胜。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高超的说话水平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接着企图染指小国安陵。安陵君派唐睢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他后来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了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头，挥泪演讲，极大地调动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深刻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有力地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24日到西安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至此，国内纷纷扬扬，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恺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凯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词”、“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国人为恺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到覆灭。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站在白宫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说话水平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
正因为如此，历来统治者都力图引导人们的舆论，希望人们说的话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要损害自己的统治，损害国家和社会。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他的部下龙说，我痛恨说坏话、做坏事，那会惊忧我的百姓；命令您做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收集对我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公正！）他设纳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语，杜绝坏话。
周厉王是一个无道的暴虐之君，国人实在忍受不了，便议论纷纷，甚至谴责怒骂。厉王找来卫巫，让他监视国人，不准他们乱说话，违者一律杀之。于是国人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竟自鸣得意地说：“我能够制止国人讲话了。”不让讲话，这怎么行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国人有愤怒而不能渲泄，必然越积越深，危害会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向厉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的话是很有水平的，他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利益出发进行劝谏，比喻贴切，说理透彻。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厉王没有听从劝告，被愤怒的国人造了反、赶出了国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不让人民讲话，动辄以“右派言论”、“反动”、“恶毒攻击”、“含沙射影”等大扣帽子，游街、禁闭、坐牢甚至杀头，造成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可悲局面。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976年清明前后，数百万民众自发聚集首都天安门，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对林彪、“四人帮”作了愤怒的声讨。他们慷慨发表演讲，诵读诗词曲联，点燃了全国人民心中早已蕴蓄的怒火。这次行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二 军事争战中一言胜百师
孙子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敌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军事争战中，善于用兵的将帅，是可以不靠双方刀兵相交就能取胜的，孙子把这种行为称为谋攻——谋划进攻，就是以谋取胜。他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好中之好的谋略。而高超的说话水平正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如刘勰所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战争是政治的直接表现。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以挫败对方为目的。双方力量的强弱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强大的一方就能取胜。对于弱方来说，尤其需要获得说话的优势。
诸葛亮可算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说话水平高超的人物之一。《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关于他以口才制胜的故事。其中以第93回“武乡侯骂死王朗”最为典型。诸葛亮率师北伐，在渭河边与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相遇。曹军中有一位素以舌辩著称的司徒王朗，他自请上前线作说辞，劝降诸葛亮。在两军对峙的阵前，王朗摇唇鼓舌，引经据典，包罗万象，口若悬河，满以为诸葛亮听了这一席话，会“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想，诸葛亮随机应变，在言明自己北伐之因，分析了天下形势之后，话锋一转，直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曹军受挫，军无斗志而致大败。对此，后人有诗赞诸葛亮说：“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尽管这是经过加工的文人之作，但以言制胜，可见一斑。春秋时，强大的秦晋两国联合进攻弱小的郑国。在敌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之时，郑大夫烛之武只身缒城而下，往见秦穆公。他以其卓越的说话水平对秦穆公分析形势，陈说利害，终使其心动而撤兵，从而瓦解了秦晋联盟，使郑转危为安。
以说话水平高超而制胜的例子，也多见于世界各国战史。
公元前218年，位于现在北非突尼斯的迦太基奴隶主阶级的军事统帅汉尼拔，眼看地中海地区的另一强国罗马不断逼进，他不甘受辱，出兵与罗马较量。势力强大的罗马根本不把汉尼拔放在眼里，集结数万大军准备一举歼灭之。但汉尼拔却出其不意地远征绕过罗马军阵地，率领六千精兵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山南的波河平原上。汉尼拔指着眼前坚固的罗马城堡，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地对他的士兵发表了即兴演讲——《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是主动者》。在这番演讲鼓舞下，迦太基士兵一鼓作气，一战破城。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闻讯率大军赶来援救，又遭士气大盛的迦太基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弗拉米尼也阵亡，罗马全国震动，已处于覆灭边缘。从此，15年之内不敢与迦太基作战。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节节胜利，在占据了苏联大片领土后，为彻底打败苏联，于1941年10月下旬集中11个师的优势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包围苏联首都莫斯科，扬言10日内攻克。临危不惧的莫斯科军民奋勇抵抗，在11月7日这天照例在红场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大无畏的雄伟气魄，威严屹立在红场列宁陵墓上，检阅红军队伍，并发表了气壮山河、振奋人心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誓死保卫首都的决心。结果，历时月余，希特勒先后撤换了30多名高级指挥官，甚至自任总司令，不仅未能突破莫斯科防线，而且在损失50多万人后反而后退300公里，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打破。
1998年2月，美国、英国因伊拉克阻挠联合国武器核查，便在海湾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对伊实施军事打击。伊拉克也不示弱，全民皆兵，每天进行战备训练，扬言必将重创入侵者。虽经国际社会多方努力，均告失败。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捏着一把汗。这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亲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场箭拔弩张的战争随之得以避免。三 经济活动中一诺值千金
1998年3月，刚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这么一句话，就对深受金融风暴困扰，一直动荡不安的亚洲经济形势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1998年4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第一轮发言中谈到，日本经济遇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当天，日本东京交易所日经指数大幅度下降。两天后，桥本首相在第二轮发言中又谈到，日本经济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并未到崩溃的边缘，现正在复苏，前景看好。当天，东京日经指数又大幅度上升。
鉴于“士不言通货财”的训诫，我国典籍中关于经济活动的内容甚少。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客观存在，不言又不行，因此，亦有不少哲人有过些许促进经济发展、规范经济活动的言辞。如《国语·周语上》就提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左传·昭公十年》则强调：“义，利之本也。”这实际是指出了经济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不讲利当然不行，但见利而忘义，一切向钱看，就有误了。就是反对人们讲经商营利的荀子，也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之之利也。”意思是说，不给百姓利益，而却要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不如给百姓利益而后再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更为有利。管子讲得更明白些：“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些言辞，都是很有眼光的辩证见解，对我国历代的经济活动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演讲，除详尽阐述红区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的经济政策外，还强调了经济贸易的问题；具体还谈到市场营销中的市场占领、产销对路。这对当时重农轻商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引导。1942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经济发生极大困难。究竟怎样渡过难关，前景如何，党内外都有许多疑虑。为此，毛泽东于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要求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号召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现生产自给，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1945年1月，他还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演讲，指出我们就要攻入城市、收复失地，过去的思想、方法已不适应，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于是一个讲经济、学经济的热潮在边区兴起，为以后夺取城市、收复失地，在思想上、实践上、干部上都准备了条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的每一次谈话，哪怕只言片语，都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掀起巨大的波澜，甚至波及世界。如1982年10月14日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中，言简意明地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沿途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表了许多谈话，如解放生产力问题、市场经济问题、“三资”企业问题、“两手抓”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等等。这对中国后来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引进外资、高速发展经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说话水平在商贸谈判、产品推销、技术引进等经济活动中的突出表现，比比皆是。可以说，这类活动，凡是成功的，无不与高超的说话水平有关。比如1951年我国为发展航空工业，派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率团赴莫斯科。何长工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数轮谈判，二机部四局副局长油江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德沃连钦科的反复谈判，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与苏联航空工业部长捷明杰夫的多次谈判，都是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较量。谈判中，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既表达了我们希望帮助的愿望，又坚持了自力更生的立场，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尊严。四 交际公关中良言胜重礼
说话水平，作为一个人语言的说服力、吸引力、感染力，它在交际中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美国企业家戴尔·卡耐基说过：“一个人的成功，85％取决于社交，15％取决于才能。”看来人际关系更多是依赖于说话水平。
你可以有从头到尾包办某一席话的义务，但你要牢记着，你是说给对方听的，不是说给你自己听的。因此，说话不在于仅图自己痛快，而必须顾全到对方的兴趣，要为听者所想。要探出对方的兴趣，用几个回合的对答就可以探出来，然后择其感兴趣的谈下去，别人愿意听你的谈话，大概因为你有某种值得他听下去的言论，或因你从某地旅行回来，或因你的事业经验值得在意，或因你知道了一些特殊的新闻，或因你对于某一问题具有独特的见解，所以他才愿意耐心听你说。当你探出他兴趣的焦点，就可以一直谈下去。
你必须注意，即使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说时也要适可而止，不可拖得太长，否则会令人疲倦。说完一个话题之后，若不能引起对方发言，或必须仍由你支撑局面，就要另找新鲜题材，如此才能把对方的兴趣维持下去。在谈话当中，对方的发言机会虽为你所操纵着，但你必须时常找机会诱导对方说话，比如说到某一环节时可征求他对该问题的看法，或在某种情形时请他论述自己的经验等，务使对方不致呆听，才不失为一个善于说话的人。话题转了两三次，而对方仍无将发言机会接过去的意思，或没有作主动发言的表示时，你应该设法把一个谈话结束。即使你精神还好，也应让别人休息休息了。自己包办了大半的发言机会，是不得已时才偶一为之的方法，若以为别人爱听自己的话，或不管别人有兴趣与否只顾自己随意说下去，那就大背谈话艺术之道了。
在社交上，说话恭敬，对人客气是一种美德。但不分青红皂白的恭敬和过度的客气，那就有欠儒雅了。假若你到一个朋友家里，你的朋友对你异常客气，你每说一句话，他只有唯唯而答，每和你酬答时，总是满口客套，唯恐你不喜欢，唯恐开罪于你，如此一来，你一定觉得如芒在背，坐立不安。所以请大家谨记，开始会面时说几句客气话倒不成问题，若继续说个不停就不太妥当了。谈话的目的在沟通双方的感情，而客气话，则恰恰是横阻在双方中间的墙，如果不把这堵墙搬走，人们只能隔着墙作极简单的敷衍酬答。
在社交上，缺乏诚心、刻板的客气话，必不能引起听者的好感，如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之类，如小弟才疏学浅，请阁下多多指教之类，这些缺乏感情的，完全是公式化的恭维语，若从谈话的艺术观点看来，非加以改正不可。言之有物是说一切言谈应该具备的条件，与其泛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不如说阁下上次主持的讨论成绩之佳，真是出人意料等话，至于恭维别人生意兴隆，不如赞美他推销产品的能力，或赞美他的商业手腕，你若虚心向学，真心仰慕某人的学识，你应该择其所长，集中某点请他指教，这比无谓虚泛的客气话更具有交际效果。
大多成名的人，对于他的工作已成了习惯，你的恭维若不能别出心裁，一定不能打到他的心里。对付这种人，最好拣工作以外的另一种事情去赞美他。要欣赏他那些不大为别人所知道的，却是他自以为得意的事情。你不要以为凡是恭维，便不会得罪人。要知道，言不由衷的话，很容易闹出毛病来。正如你不能随便看见女人就赞美漂亮，如她明知自己实在是不漂亮时，心里会觉得你浮猾。有些女人，你可以赞美她漂亮，或说她活泼，或说她苗条，或说她健美，或赞美她的才智，她的聪明与幽默，或恭维她处理家务的井井有条、教育儿女有方等。同是女人，各有所长，虽是赞美，也要加以选择。
在社交上，有些人不喜欢听取别人的意见，心目中只有自己，而且自以为比别人高明，事事要占上风，即使你真的见识比别人高明，这种态度也是要不得的；你简直不为对方留一点余地，好像要让他窘迫到无路可走，才觉得满意似的。这种习惯使你自绝于一切朋友和同事，没有人肯提供你一点意见，更不敢向你进一点忠告。首先你要明白，在日常谈论的话题十有八九没有绝对是非标准的问题，你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而别人的意见也不一定是错的，把双方意见的总和再行分配，你可能只有一半是对的，那么你为什么每次都竭力反驳别人呢？有这种毛病的恰恰是聪明人居多数，想从自己的思想中提炼出更高超的见解，以为如此才会更使人敬服，但一些平凡的事实是不必严肃讨论的，所以你要注意在轻松的谈话中，不可以太认真。在别人和你谈话时，他根本没有准备请你说教，大家说说笑笑便完了，你若故作聪明，动辄卖弄一些高超的见解，对方是绝不会乐意接受的，所以你不可随时摆出像要教导别人的神气。
在社交上，你的朋友或同事向你提出一个意见时，若不能即刻赞成，你最低限度也要表示可以考虑，但不可马上反驳。要是你的朋友和你谈天，你要注意，太多的执拗会把一切有趣的生活变成乏味的游戏。国家之间、团体之间、企业之间、组织之间，必有形形色色的交往，这些交往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代表它们的人以口语表达的形式来实现的。善表达者，对友好的双方来说，能沟通彼此的联系，增强彼此的友谊，消除彼此的隔阂，化解彼此的矛盾；对敌对的双方来说，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权益，震慑对手的野心，麻痹对手的意志，诱导对手的言行。因此说，它是国家、团体、企业、组织进行外交和公关活动的融合剂。
战国时的苏秦与张仪之所以流芳千古，就因为他们说话水平高超，是典型的能说会道的策士。
苏秦从鬼谷子那里毕业后，出游数年，一无所获。对他的以口舌为业，亲人无不耻笑，可他却痴心不改。先游说周显王——弗信；再游说秦惠王——弗用；又游说赵相奉阳君——弗悦。于是转而向燕，但等了一年多才得见燕文侯。在他的苦口婆心劝说下，燕文侯多少动了一点愿意合纵的心，但国小势弱，起不了多大作用。总算有了点结果，苏秦再至赵，设身处地地为赵分析天下形势，指出赵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决不可坐等西方秦国的吞并，东方六国应联合起来一致对秦，这才可以自保，可以成就霸业，终于说动了赵王，愿意牵头抗秦。之后，苏秦又同样为该国长治久安计，鼓动唇舌，连番说动韩、魏、齐、楚，“于是六国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之所以能够结成联盟共同抗秦，根本原因就在于苏秦在其穿梭外交中胜人一筹的说话水平。比如他每到一国都使用了这类言辞：“窃为君计”、“此臣之所以为君患也”、“臣窃为大臣羞之”、“臣窃为大王耻之”。又拉、又打、又吓、又激，而且还要让这些国君感到：我完全是为了您和您的国家啊！
与苏秦作对的，是他的同学张仪。他担任秦相，推出连横主张，要拆散苏秦的合纵，让西秦东出，吞并六国。他利用六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挑拨离间、拉拢收买、恐吓威胁，终于拆散了合纵；然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最后秦得以胜利，统一了天下。张仪的成功，靠的也是其在穿梭外交中高人一等的说话水平。比如被他第一个拆散的魏国吧，明明想攻取魏国，却趁魏与齐发生边界磨擦之时，跑到魏国对魏王说：您国小势弱，又没有山川、险要阻挡，四周都是强国，人家要吞并您是很容易的。您虽然加入合纵，有什么用呢？亲兄弟尚争夺钱财呢。您东边那强大的齐国不是刚刚打败韩国的申差，斩首八万，而又在观津把你们打败吗？秦现在为您担忧的是另外两个更强大的楚国和韩国，“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接下来，他在对苏秦的合纵说大肆攻击、诋毁了一番之后，又指天誓日地说：“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一派忠贞诚挚的模样。果然，魏背合纵之约而事秦。结果呢？“秦攻魏，取曲沃”。以后，其他各国也都被张仪一一说动而最终散合纵之约。六国的灭亡，可以说是亡在张仪的舌头之下的。
周总理是以说话水平卓越而著称于世的。1955年4月他率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会上，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大肆诬蔑共产主义，一些国家则直接攻击中国会搞渗透和颠覆活动。会议宗旨一下被扭转。轮到周恩来发言时，他丢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针对现场形势即兴发言，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既表明了立场又扭转了气氛。接着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信仰共产主义，但并不要求别国也信仰，中国是为求同而来不是为求异而来，我们中间完全有求同的基础。他态度真诚，口气温和，几句话便吸引住了听众，人们纷纷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在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后，提高声音说：“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对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为中美联合公报的产生，周恩来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了针锋相对、唇枪舌剑的较量。在原则问题上，他毫厘不让；在枝节问题上，他主动协商，从北京谈到上海，最终在尼克松上飞机回国的前一刻达成共识。基辛格后来回忆周恩来时，还特别提到：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于谈判的人。第二节说话水平对个人的影响
说话水平直接影响一个人跻身社会的层次，也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生存质量。
语言是一个人开掘奋斗之路，捕捉人生良机和获取各种利益的特殊工具。说话水平高，很多利益呼之即来；说话水平洼，很多利益闻声而去。因为在这个熙来攘往的世界上，利益的流动方向总是随着某些人的愿望和意思而见诸端倪的。而表达愿望和意思的基本工具便是语言，那些说话水平高超的人总能摇唇鼓舌，把各种愿望和意思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把各种利益顺理成章地聚拢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上来。所以，说话水平对个人的重要影响是难以估价的。一 有益于思想交流
一个人的思想装在自己的脑子里，究竟怎么样，别人无从知晓；一个人要禁锢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人的思想需要表达，需要与别人交流。这样，别人才知道你，你才知道别人。交流的方式当然可以是文字、表情、手势、动作，但更多的、更普遍的、作用更大的，则是口语。无怪民谚有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管子说：“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他指出，心主管思想，思想由言语来表达，表达出来别人就知道了。这就是思想交流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思想是千差万别、错综复杂的，对人、对事、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都完美、正确。通过口语这一工具，便可以与别人切磋、沟通、交换意见，在不断的修正中，获得正确的认识。这样，自己的思想就会进步，境界就会提高。另外，通过口语的工具作用，个人的喜、怒、哀、忧也可以得到排解、宣泄，既可净化自己的心灵，又可增进友谊，消除人际间的隔阂。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各种流派、各种思想主要是靠口语来表达的。通过这些表达，人们才知道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各家思想；也是在他们的互相探讨、辩论中，我们才认识了各种学派的精髓。
齐国的淳于髡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邹忌当了相国，他很不服气，想来想去，便主动上门找邹忌交流思想：“我有个志向，愿在相国面前披露，不知可否？”“只管讲来，我洗耳恭听。”“儿离不开娘，妻离不开夫。”“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不敢离开君王一步。”“削棘木为车轴，再涂上一层猪油，特别滑溜而且坚固耐用。如果把它安在方眼里，那么就会运转不灵。”“承蒙您的教诲，我不敢不顺着人情去做事。”“弓干虽用胶胶住，有时也会脱节；众多的河流奔向海洋，最终要汇在一起。”“是的，我不敢不亲附万民。”“狐狸皮袄虽破，不能用黄狗皮去补漏洞。”“您说的很对，在择用贤才的时候，不能让那些不怎么样的人混在其间。”“车的辐条和车葫芦头如果分寸不合，就不能成为一辆车；琴瑟的弦如果不分粗细缓急，就不能奏出悦耳的音律。”“我恭敬承命，今后一定要修明法令来监督那些贪官污吏，使他们不得危害百姓。”淳于髡再也无话可说，再三拜谢而退。出来后即对人说：“我暗示相国五条微言大义，他都逐条应答如流，确是高才，我望尘莫及啊！”这次思想交流，除可看出他们彼此的说话水平外，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对淳于髡来说，通过交流，他从不服到服，到恭敬；对邹忌来说，通过交流，他知道了群众的意见，虚心采纳以施政，使齐国富强。
历朝历代留给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劝谏、讽喻之辞，有些虽还谈不上平等的思想交流，但对听者说来，能引起其思想的波动，交流也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召公谏厉王弭谤”、“魏征死谏唐太宗”、“钱唐死谏朱元璋”等等。
列宁是一个善于接触群众，经常与群众进行思想交流的人。苏联历史学家、党的活动家普·凯尔任采夫的《列宁传》记载了这么一段：1921年列宁来到高尔基城的一个小乡村，列宁走进了草房……然后他开始和农民谈话。他们先是像朋友间那样风趣地谈日常琐事。当他们已经这样打趣了半小时左右时，当他们把那些话题诸如粮食巡逻队、跑单帮的和投机商人谈完了的时候——他们在列宁面前拿这些事情说笑，列宁听了他们叙述的这些欺骗行为也笑。这一切，作为题材，对他都是有用的——这时，伊里奇就势站起来开始清楚地用通俗的语言把新经济政策告诉给农民。农民用心听，他们之所以倾听，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确是为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幸福的生活”。列宁在同农民的思想交流中，一方面了解了农民的要求、希望，另一方面，把新经济政策传递给了农民，调动起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二 有益于获取信息
个人说话，无论是哪种形式——演讲、报告、谈话、答问、论辩、谈判、推销、劝勉，都无不蕴含着信息。其发布者借助口语的媒介将它传送到接收者的耳朵里，接收者便可从中了解情况、认识事物、获得知识、确定态度。并且，这种信息的传递，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都可能获取。比如你径直走在街头，兜售商品的小贩在那里高声吆喝，你无意去听它，可它仍要传入你的耳际，也许你就在这无意中认识了某种事物，获得了某种知识。有意的信息获取，借助口语为媒介的，像听报告、听演讲、听讲座、听课等，它要求信息的接收者能主动地聆听，以获得自己所希望获得的信息。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脑子里装着诸如南京与延安究竟谁是谁非、国共两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等“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陕甘宁边区。通过与周恩来、贺龙、彭德怀、朱德特别是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他获取了他所希望的信息，他的疑问全都得以解答，并写成文章向全世界报道。后来他将这些文章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比如他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已经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作了多次谈话，但他希望得到毛泽东本人的明确回答。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他获取了这样的信息：“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于是他释然了。
1998年4月3日，朱镕基总理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会晤了90分钟。据法国《论坛》报道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发言人说，托尼·布莱尔聚精会神地听朱先生向他详细说明了他的非常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首相听得都入神了。”日本《东京新闻》对此则报道说：“应布莱尔首相的要求，朱镕基总理热诚地介绍了中国改革的情况，而且还不时掺杂着英语进行说明。会晤结束后，布莱尔感慨地说：“‘非常佩服朱总理的实践经验。’”这说明，布莱尔在与朱镕基的会晤中，获取了他所希望获取的信息，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三 有益于自我保护
人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对自己身心、权益的伤害、指责等等。对此，你如果不甘受辱、受屈，总要伸张正义，总要讨个说法，以保护自己。而在很多情况下，你是无法以其他形式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的，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嘴。只要能够说话，就一定要说，抓住时间、寻找机会以口才辩诬、申述、宣传，进行自我保护。
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中记录了这么一件事：“上尝谓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对曰：‘臣反是实，臣从陛下，征发四方，身经百战。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问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上为之流涕，曰：‘卿复服，朕不疑卿，故语卿，何更恨耶。”在封建王朝，往往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君王猜疑、不信任功臣之事时有发生。唐太宗猜疑尉迟敬德，好在他还能直接去问，这就使尉迟有了自辩的可能。尉迟的自辩是很高明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你皇帝说我反，我就先承认我反，然后举证说，自己忠心耿耿追随皇上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在敌人刀锋箭簇下活了下来，现天下平定了反倒会谋反吗？并脱掉衣服，让皇上看累累伤痕。这才打消了皇上的猜疑。
柳宗元的《童区寄传》也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孩子以口才自保的生动故事：11岁的放牛孩子区寄被两个人贩子劫持，他趁其中一个外出联系买主，而另一个醉卧之时将其杀死逃出。外出的一个正好回来，见状，要杀他。他说：“做两个主人的奴仆，哪有做一个的好？他待我不好，我才杀了他；你如好好待我，我就听你的。”这个人贩子一想，觉得有道理，卖了孩子可以独得赃款，便将孩子捆好带到集市。半夜，区寄靠着炉火烧断绳子，并将熟睡的人贩子杀死，然后大叫。惊动了整个集市后，区寄大声说：“我是区家的孩子，不要抓我做奴仆。两个人贩子绑架了我，我把他们都杀了，请把这事向官府报告。”官吏得知后，表扬了他，将他送回了家乡。区寄的口才表现了他的不畏强暴、机智勇敢，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焚烧当时的德国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共产党人。在对共产党人大肆逮捕中，当时恰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被逮捕。在莱比锡的审判法庭上，季米特洛夫义正辞严地反驳敌人的陷害，寸步不让地为自己辩护，无情揭露敌人的阴谋，弄得敌人狼狈不堪，丑态百出。由于他成功的自我辩护，法庭不得不宣布无罪释放他。
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1953年7月率队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10月16日他在审判他的法庭上作了题为《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长篇辩护，观点鲜明，内容翔实，使审判者无言以对。结果卡斯特罗反从被告变成了原告。他结尾的那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数十年来一直成为人们交口称颂并效仿的自我辩护的名句。
有时，高水平的说话在表面上虽未能最终保护自己，但它却使人们明白了忠奸、是非，这在客观上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古今中外那些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真理、正义而献身者，就是如此。岳飞遭秦桧陷害，万俟审讯他：“国家有何亏负于你，你们父子却要伙同张宪共同造反？”岳飞怒发冲冠，朗声大叫：“对天盟誓，我绝对无负于国家。你们既是主持国法的人，切不应当陷害忠良。你们如果要把我诬枉致死，我到冥府也要与你们对质不休！”万俟厉声喝道：“无心造反？你游天竺寺时在壁上留题‘寒门何载富贵’，这是什么意思？”岳飞长叹一声，也高声喊叫道：“吾现时才知道已落入国贼秦桧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切都休，一切都成了犯罪！”说罢闭上眼睛，任狱卒严刑拷打不再开口，直至被杀害。岳飞虽未能以口才自保，但却青史留名，万代永芳！
1928年3月，在广州红花岗畔的刑场上，周文雍、陈铁军这两个年轻革命者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了结婚典礼。妻子陈铁军紧紧依偎着丈夫周文雍，满怀激情，高声向群众说：“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为了革命，为了民众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同胞们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遗憾！……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他们虽然牺牲了，但却把那扑不灭的火种留给了后人。四 有益于被人了解
说话水平是一个人思维本领、认识高度、知识底蕴等的综合表现。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组织对一个人的认识、了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了解，都是通过说话来实现的。孔子曾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看人，首先还是要“听其言”。一个人思想怎样、水平如何，听他说话、同他谈话，就可得知。当然，检验、衡量一个人思想、才能、学识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但那需要时间、条件。在组织、个人需要尽快认识、了解某人时，听其说话、同其谈话，则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所谓“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也是在“谈”了之后才有的感受。当今社会唯才是举，各类学校的毕业生、下岗分流人员、外出打工者、工作调动者要求职，要为人所用，一般均要进行面试。面试的主要形式就是听其谈话或同其谈话，以从中获得对求职、求用者的认识、了解。
子路、颜渊都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要了解他的学生，对他们说：“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呢？”子路便说：“我愿意把车马、衣服、皮裘和朋友共同穿用，直到破烂，我没有丝毫怨恨。”颜渊则说：“我愿意不夸张自己的好处，也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而子路颜渊要认识老师，也是如此：“希望听到您的志向。”孔子说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有一次，子路、曾皙、公西华陪着孔子坐，孔子说：“平常你们总说‘不了解我呀！’假若有人要了解你们，那你们怎么办呢？”四位学生争先恐后地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待子路、冉有、公西华走后，曾皙特地留下来问老师：“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又问：“那您为什么对子路微笑呢？”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要讲点礼让，可子路的话一点也不谦逊，所以要笑笑他。孔子对四位学生的了解，就是从他们各自的谈话中得知的，因此他对每一位都作出了评价。如他针对公西华所说“自己本领有限，只能做一个小司仪者”而评价说：“公西华如果只能做个小司仪者，谁能够做大司仪者呢？”
奇才韩信不为楚王项羽所用，千里迢迢投奔汉王刘邦；因未得与刘邦言，也不得重用，只做了个管理粮食的小官。他又逃跑，被丞相萧何追回，力荐给刘邦。刘邦无奈，只好召见他：“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终于有了一吐胸中经纶的机会。他向刘邦分析了楚汉之间的形势优劣，指出刘邦虽弱，但具备战胜项羽的条件，言之凿凿，头头是道。“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拜为大将，言听计从，终于成就了汉朝大业。
一代绘画宗师徐悲鸿，1916年21岁时报考复旦大学，校长召见新生，他的谈吐给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加勉励，后给予诸多帮助。1920年他留学法国，在一次茶话会上被介绍给法国当代最大的画家达仰·布佛莱。久慕大名的徐悲鸿当即说道：“先生！我很盼望能得到您的教诲。”一句话便让达仰感到这个中国青年的诚恳朴实，立即将自己画室的地址给了徐悲鸿，嘱咐他每星期天的早晨到自己的画室去。在第一个星期天，徐悲鸿去见达仰，同达仰谈起了自己的追求和信心，达仰非常喜欢他所说的一切，竟忘记自己已届68岁高龄而开心地同徐悲鸿谈起50余年来的往事。由于达仰的教导，徐悲鸿的学识、画技得到了很大提高。
徐悲鸿不仅以自己高超的说话水平而获得了别人对他的认识，而且也善于从别人的话语中认识别人。1931年，名满天下的大师徐悲鸿到南昌，闻讯找他、求教于他的人络绎不绝。当时，处于困境的画家傅抱石失业在家，得知后也赶去旅店拜见徐悲鸿。宾客满座的徐悲鸿同他简单交谈一二句后即约他晚上再去。当晚，徐悲鸿同他促膝交谈，像对待一位老朋友一样。在交谈中，傅抱石那横溢的才华使徐悲鸿惊叹不已。之后，徐悲鸿找到对自己慕名已久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竭力向他推荐傅抱石，希望他送傅抱石这样难得的人才去日本留学深造。傅抱石后来也成为画坛大师是与徐悲鸿的识才推荐分不开的。第三节说话水平对事业的影响
人们活着，不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是为了做成一些事情，成就一些事业，实现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而设定的某些理想和某些目标。而获得抵达这一理想境界的通行证就是语言，就是高超的说话水平。
中国有句古语，道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跟那些说话水平高的人交谈可以帮助你增加知识和修养，激发你的创造潜力并能增进你与朋友之间的感情。这对你的知识积累和丰富、扩大你的知识底蕴和视野将起着重要作用。凡是一个善于交际和表达的人，必是一个具有敏锐观察力、能深刻认识事物的人，只有这样，他说出来的话才能既生动又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此外，他还必须具有严密的思维能力，丰富的词汇，渊博的知识等。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说话水平是学识的标尺。
事业的成功和失败，往往决定于某一次谈话，这话绝不是过分夸张的。在富兰克林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约束我自己的时候，曾有一张美德检查表的实行，当初那表上只列着12种美德，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我有些骄傲，这种骄傲，常在谈话中表现出来，使人觉得盛气凌人。于是我立刻注意这位友人给我的忠告，我相信这样足以影响我的前途，然后我在表上特别列上虚心一项，我决心竭力避免一切直接触犯别人感情的话，甚至禁止自己使用一切确定的词句，像‘当然’、‘一定’、‘不消说’……而以‘也许’、‘我想’、‘仿佛’……来代替。”富兰克林又说：“说话和事业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你如出言不慎，你如跟别人争辩，那么，你将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同情，别人的合作，别人的动力。”这是千真万确的，一项事业的成败，常会在一次谈话中获得效果。所以，你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必须具有能够应付一切的高超的说话水平。
在事业上，有些谈话是比较严肃的。谈话的目的，不只是一种社交上的需要，也不只是互相认识一下，互相了解一下。例如你找一位朋友，请他参加一个团体；或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出去调查一个家庭；或者一位医生，解决一个医疗问题；或是买卖双方谈判生意上的事情，这一类的谈话，究竟和一般外交性质的谈话有什么不同呢？有些方面，二者是一样的，例如你要具有一般的谈话能力，你要能够适应对方，尽可能了解对方的特点，你要有兴趣，态度要友好而又真诚等等。有些地方却是不同的，这类谈话，每次都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要使别人瞧得起自己，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决不可露出乞怜的样子。你可以谦逊，但绝不可谄媚。不可唯唯诺诺，使人觉得你一无动人之处。发表意见时不可肆意批评别人的方法；更不可告诉对方说你的计划一定成功，如果雇用你，必可使业务改良发展等语。这是只能让对方心里称许，不应由自己说出的。报告你的能力而不流于自夸，得失仍应该让对方去评判。这样，即使你的见解不和他相符，希望仍不会失掉。自夸必连带着固执，这态度只有使人厌恶。去访问一个人，把目的简单地说出之后，你就应该可以走了，即使环境许可逗留一些时间，也应该立刻把话题转到别处。
工作时间或应征工作的晤谈所需要的是你爽朗和冷静的一面。应征工作的晤谈，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的资格和能力，工作晤谈不是社交拜会，不宜摆一副安逸的姿态。谈话的范围要有一定的界限，不要谈办公室的陈设，不要谈对方的一身装束。应征晤谈时间有一定的限制，你必须把你的资格和能力，浓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交待清楚，所以这时就是你所受训练、教育及能力的最佳证明。
在工作上，要胜任愉快，不要摆一副冷面孔，尽量减少情绪上的困扰及不切实际的理想，谈谈工作上所需要的知识，谈谈工作上的经验，要诚心诚意的，不存任何的成见。在一块儿工作的人，必须彼此敬重、礼貌、关心，互道安好，语气温和。如果谁有不想和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必尊重他不想说话的权利。我们要彼此坦诚相见，心中有话，直言不讳。我们在团结精神的表现上尤应高昂。当一人略显慌乱或口吃时，其他的人即要开口为他解围，适时掩饰他的辞穷。
有些人因害羞，常遭受一种痛苦。当他在一群同事或与工作有关系的人中，他们的信心就瓦解了。他们怀疑自己是同仁中最不风光也最不机智的人，沮丧布满了他的全身，反应也开始迟钝。他们只顾喝自己的饮料，甚至连好同事的名字也给忘掉。对待这些害羞的人，我们既不忽视他也不过分注意他，忽视会使他更不自在，过分注意又会使他更难过。如果这时说个笑话，弄得大家欢然而乐，他也会从这种快活的气氛中聪明起来。
失言是常有的事。此时，不要虚张声势，除非你遭遇的情势，已牵涉到别人情感的问题。你应该立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你只要认错就不致使情况恶化。而且你很可能还有所收获。现在有勇气说我错了的人已经不多，因此，敢说我错了就能赢得敬重。这种无心的错误，还不难让人理解。更有一种错误，几乎是不能让人原谅。我们最好是不要公开取笑任何人的缺点。
美国人类行为科学研究者汤姆士指出：“说话的能力是成名的捷径。它能使人显赫，鹤立鸡群。能言善辩的人，往往使人尊敬，受人爱戴，得人拥护。它使一个人的才学充分拓展，熠熠生辉，事半功倍，业绩卓著。”他甚至断言：“发生在成功人物身上的奇迹，一半是由口才创造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富兰克林也说过：“说话和事业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你如出言不慎，你如无理跟别人争吵，那么，你将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同情，别人的合作，别人的帮助。无数事实证明，说话水平是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口语表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
1983年元旦，英国女王为多年给首相撒切尔夫人担任顾问的戈登·里斯授以爵位。其主要功绩是：有效地提高了撒切尔夫人的演说能力和应答记者提问的能力；为撒切尔夫人撰写了深得人心的演讲稿……一句话，为英国塑造了一位崭新的“风韵绰约、雍容而不过度华贵、淡吐优雅和待人亲切自然的女首相形象。”由此可见，英国王室和政界对政治家是如何的重视。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当前无不把说话水平作为衡量优秀人才的重要尺度，每个公司、企业招聘各类人才，都要进行口试。在日本，一些大公司在招聘人才进行面试时，专门就说话能力规定了若干不予录用的条文。其中有：（1）应聘者声若蚊子者，不予录用；（2）说话没有抑扬顿挫者，不予录用；（3）交谈时，不得要领者，不予录用；（4）交谈时，不能干脆利落地回答问题者，不予录用；（5）说话无生气者，不予录用；（6）说话颠三倒四、不知所云者，不予录用……
日本大公司的这些规定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说话与事业的关系至为密切，它是胜任本职工作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知识就是财富，口才就是资本。说话水平高，能说会道，你的才干就可以通过言语充分地展露出来，你的良好形象就可通过口才具体地展现出来，从而使得领导、同事、群众更深一层了解你，赞赏你，进一步信任你，提拔你到各种关键的岗位上，将更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你，使你脱颖而出，施展才华，助你在事业上走向成功。第二章衡量说话水平的标准第一节目的性标准：话随旨遣
一切人工系统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人类社会中的言语交际系统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可以引进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来讨论说话水平的目的性标准。一 说话水平与交际目的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了讲话行为的理论，认为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什么语句，而是完成某一言语信息传输收受的一定类型的行为，如：肯定、请求、提问、命令、致谢、道歉、祝贺等。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讲话行为及意图和效果上，这对于研究说话水平颇具启发作用。
人们说话必须服从交际目的，说话形式的采用都得服从表达目的。如鲁迅的《阿Q正传》中说：“‘老Q，现在’，赵太爷又没话找话，‘……现在……发财么？’”“阿Q……哥，像我们这样的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原先，在赵大爷眼里阿Q只不过是狗屎一堆。如今革起命来，便想与阿Q套近乎，无话找话，称呼语用“老Q”，不用阿Q，可见赵太爷为达目的而精于说话形式——称呼语的择用。更滑稽的还是小D。平日叫惯了阿Q，可现在的交际目的不同以往，在叫了“阿……Q”之后，觉得不妥。马上进行调控，加一个“哥”字变成“Q哥”，尊重的情感色彩陡然大增。虽显滑稽，但反映出小D为达交际目的，在说话形式的取舍上也深谙个中三昧。反之，话与愿违，便成无的放矢，甚或适得其反。明确交际的目的就是要弄清“说什么”和“怎么说”，然后紧紧围绕讲话的目的和谈话的中心来作“我口表我心”的语言表达，否则便达不到交际的目的，有时甚至还会事与愿违。据说有个人讲话常常偏题，说不到点子上。在他结婚的时候，婚礼上司仪让他讲话，他说：“我衷心地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极大鞭策，极大关怀。由于我们俩是初次结婚，缺乏经验，还有待各位今后多多给我们以帮助、扶持和指导。今天有招待不周之处，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下次改进。”这些话貌似彬彬有礼，实则滑稽可笑，很不得体，未能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
交际目的的实现有赖于说话行为的自我控制。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当表达的一方按照预期的目的发出话语信息，或因措辞不当，或对交际对象缺乏了解，引起对方的误解或反感，这时就得加以控制调节，换一种说法，使对方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有时交谈的开始阶段是按原定目的进行的，可是说到中途，或因对方及周围情况的反应变化，或因兴之所致，谈走了题，偏离了原定目的，同样需要自觉控制，调节说话行为，以便回到原定话题上来。这是言语交际中贯彻目的性原则和最优化原则的控制手段。例如，一位年轻的人口普查员问一位农村大娘：“你的配偶呢？”大娘不知所云。普查员连忙调节说话形式：“就是说你的老伴嘛！”大娘笑了：“你说老伴不就是了。”这才达到预定的交流目的。又如一位农村大娘去买布料，售货员迎上前去热情地打招呼：“大娘，买布呀！您看这布多结实，颜色更好。”（这话不无急于推销之嫌）。谁知那位老大娘听了颇不高兴。嘴上冷冷地说：“要这么结实的布有啥用，穿不坏就该进火葬场了。”这番话委实再难接茬，随声附和不行，不吭声又等于默认。售货员该如何调节说话形式？只见她略一沉思，笑咪咪地说：“大娘，看您说到哪儿去了，您身子骨这么结实，再穿几件也没问题。”一句话说得大娘高兴起来，爽爽快快地买了布，还直夸售货员心眼好。就售货员一方说，当然是想将布卖出去，这是其交际的目的，但由于话中有急于推销之嫌，使大娘反而不快，售货员在倾听大娘冷冷的话语之后，准确地把握住了老人求长寿的心理。没有接大娘冷冷的话茬，而是得体地恭维大娘身子骨结实，再穿几件也没问题。说话形式上采用委婉语，不用“死”、“进火葬场”，而用“再穿几件没问题”，用敬称“您”、“大娘”，这种说话形式的调节选用，终于赢得大娘的心理认同，激发了其购买行为。
除以上调控要法之外，言随旨遣的方式常见的还有步步引导、针锋相对、装聋作哑、答非所问、投其所好、将计就计、委婉含蓄等。总之，人们在运用话语进行交际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有效手段，来控制自己的说话行为，组织相应的说话形式来表达，以期达到预定的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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