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郎咸平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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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说：谁在谋杀中国经济试读：

前言 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

不管你盖了多少高楼大厦，也不管你登了多少世界高峰，在老百姓看来，你的心灵就是高不过一座坟头！你说这是不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但这还不算是真正让人悲哀的。你想想，多少中国人流了多少血汗、污染了多少环境，才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就这样不但动辄被贸易制裁，还永远得不到人家的尊重。更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么大的内需市场在这30年来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几个企业，不要说没有几个真正让世界尊敬的，就连让我们中国人自己心服口服的也很少。最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家很少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悲哀有多少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魔咒呢？

这几年来，我奔赴大江南北，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讲授行业发展战略和企业战略案例。听过我演讲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何止成千上万！我期望透过国际成功企业的案例，来改变国内企业家朋友们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以及僵化的思维模式，期望我们的企业家们能够回到企业经营的基本面来。可是几年下来，我非常失望！在互动中，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朋友提出的问题，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很多人听过我的演讲不下10次。看来我的案例演讲也很难改变我们企业家朋友僵化的思维方式。这不得不经常让我静下来思考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家朋友受我演讲的影响，改变了浮躁和投机取巧的心态，企业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就。

我感觉，似乎有一种“文化魔咒”附身在我们每个国人身上。就像魔咒一样，去掉也不是，不去掉也不是。之所以称为“文化魔咒”，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一面表现为“大爱”，另一面又表现为“浮躁、投机取巧的心态和僵化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文化固有的劣根性。这是“一体两面”的魔咒，左右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最令人有魔咒感的是，我们的“大爱”文化，是“潜藏”的，我们的国人从来不懂也不会表达我们的“大爱”文化，所谓有“文化”的张艺谋们都是如此，把奥运会的开幕式搞得那么没有“大爱”的文化，更何况普通的百姓们！我们的大爱文化，只有在民族遇到大灾大难时才会迸发出来，汶川大地震就是明显的案例。我们的大爱文化能够随时随地表现之时，就是中华民族真正腾飞之日！

我认为，我们大爱文化的潜藏性和我们文化固有的劣根性，正是谋杀中国经济的幕后黑手！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附在每个国人身上的魔咒！我们必须打破这个魔咒，让我们的大爱不再潜藏，让我们文化的劣根性不再成为我们思维的习惯，我们的经济才有救，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准确地说，作为金融学家的思考！我希望通过本书，用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语言，把这些思考展现给各位读者，让我们的读者跳出文化魔咒，不再茫然！

这些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而这些劣根性导致了中国企业的盲目做大做强，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的收购兼并，但是由于思维僵化，我们会发现这些被文化诅咒的劣根性百年来还是没有太大长进。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带领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对于我国企业甚至高科技发展的冲击。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会与大家一起分析中华文化的四个茫然表现：第一就是中国人就知道茫然地赚钱，为了赚钱可以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第二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茫然的自闭，对外面的世界缺少真正的理解，好不容易有所了解也只是浮躁地停留在表面；这样就导致第三个茫然，即我们也很少明白别人如何看我们，我们通常只是茫然地关注其看法，而不去思考这些看法背后的根源在哪里；第四，更可悲的是，与别人对我们的了解相比，我们对自己的缺点是茫然的，缺乏深刻的认知和反省。

既然说是中华文化的魔咒，那么这三种劣根性及四种茫然就不是只有今天的中国人才有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自己缺点的深刻批判和反省，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对中国古代商帮有一种普遍的错觉——晋商是金融楷模、徽商是内贸模范、浙商和粤商是外贸鼻祖。更普遍的错觉就是对胡雪岩的崇拜，事实上大家了解的或许只有他早期的一时煊赫，却并不知道他后期因为中华文化的投机取巧而导致彻底的失败。因此，本书第三部分会带领大家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培养的批判眼光，重新审视四大商帮的兴衰故事，挖掘附身中国企业文化魔咒的根源。

第一部分 中华文化劣根性对企业的魔咒

你如今的所做所想，有多少是来自你已经默然接受的中华文化？我们说具体一点，想想你心目中的诸葛亮，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诸葛亮足智多谋呢？”或者我换个问法：“你是不是也觉得诸葛亮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只要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的答案肯定都是：“是，当然是，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然而你可能并没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东风没有借到，东吴数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事件呢，标准的小概率事件！一场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却系成败于小概率事件，请问这是什么心态？同样，诸葛亮在空城计里是不是也心怀这种以小搏大的小概率心态？这种小概率事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四两拨千斤”、“杀鸡焉用牛刀”这种投机取巧的心态。请读者想一想，中华文化为什么不崇拜“千斤拨四两”这样拥有必胜把握的心态呢？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要命的、也是最悲哀的，就是浮躁！中国人崇拜悲剧英雄，例如岳飞、屈原等等，就是浮躁的表现。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崇拜悲剧英雄就只是看他们表面的悲壮，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是我们的文化却不去深究这些悲剧英雄失败的真正原因，其结果就是造成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研究真正的本质原因的恶质文化传承。例如我们经常说的“失败乃成功之母”，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我们会盲目地相信表面上的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会等于成功，而不去研究每一次失败的本质原因。你平时有这种心理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浮躁这种心态如果放在企业家身上会导致什么？就是喜欢盲目地做大做强。我经常说，我们的企业家只要做到一定的规模，就会产生进入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投机取巧，例如L收购汤姆逊，联想收购M的全球C业务，就是这种病态心理的体现！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股东价值，并且这样的事例不是偶尔发生一次两次，而是反复重演。我们的企业家乐此不疲，投机到底。这种病态心理就是在你崇拜悲剧英雄和相信空城计的一刹那进入你的灵魂的；就是在你欣赏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的那一刻，成为你永远也跳不出来的僵化思维的一部分的。这些细节我在本书第一章里会详细解说。

类似的文化问题也严重影响着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以联想为例，联想在2004年之前浮躁地想要进入世界500强，而其手法就是投机取巧地搞T服务、手机、互联网；到了2004年，这些战略几乎全都一败涂地，于是联想又开始收购M的全球C业务；而到了2009年1月6日再次陷入困境。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联想在这种困境之下又在押宝！ 2008年柳传志说要搞服务器，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起色， 2009年又押宝中小企业市场、押宝超级计算机、押宝服务器、押宝1500家体验店、押宝时尚电脑、押宝上网本。任谁都会发现，这家企业的战略怎么这么混乱啊！

其实这些混乱的战略充分显示出，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好大喜功。举例而言，联想在2005年就非常高调地宣布将制造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目标就是比M还快10倍！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而这种心态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浮躁，因而使得我们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由于受到这种浮躁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竟然是以“愚公移山”和“铁杵磨成针”这样非科学的僵化理念作为座右铭。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高科技理念，我们以甲骨文公司的成功为例，谈谈如何打破中华文化的魔咒。

第一，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积累和传递。中国科研的特性正好相反，我们基本上都在低水平上浪费时间了，而且缺乏积累和传递。例如我们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可怜巴巴地背九九乘法表，这就是低水平的浪费。这种低水平的浪费还包括我们消耗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数学和物理等学科的解题技巧，还有特别重视以解题为主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等竞赛。此外，还有一句各位学生和家长最熟悉的低水平浪费的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绝对的胡说八道，而且绝对是低水平的浪费时间。

第二，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要遵守规律。我们不同，我们不尊重规律，而希望破坏规律，我们甚至以破坏规则、规律为荣。举例而言，我和很多国人一样，都以破坏规则为荣。我在2008年10月初应邀到广西梧州演讲，由于没有飞机到达那里，而开车过去需要5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演讲主办方派了一部警车来接我。我坐上警车后，警笛一路鸣响，又闯红灯，又不缴过路费，我心里觉得很畅快。我在破坏交通规则之余，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洋洋。

第三，在西方理念中，所谓科研就是加强对错误的测试和验证。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追求100分的心态有直接关系。甚至孩子考了98分，爸妈还不一定满意，因为没拿到100分，因为只有100分才完美。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加强对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既然没错误，就不要测试与验证了吧。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有没有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要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的考试制度不同有关，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位于前30%，你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相对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高于我们，这种思维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视测试改正错误，而中国人不重视测试。

第四，在西方理念中，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误。这种心态在我们的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我们有这种思维，因此失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控制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

这些就是本书第二章要细谈的中国企业在科技研发上的错误思维，本质上就是中华文化劣根性的一种放大。第二部分 中华文化的四大茫然

茫然之一：就知道赚钱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知道赚钱，而且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比如面对毒奶粉事件，你一夜之间发现之前那些“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广告全是骗人的！事实上，中国对各种食品的检验频率和密度，要比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高多了，因为这种事情在中国以外的几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还有黑煤窑事件，等等，你看来看去发现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中国的企业家根本没有道德约束，这些人只知道赚钱。

你有没有在思考如何活过明天之余，想想为什么要活到明天呢？赚钱？你不用在郎教授面前遮掩，这点是大家都知道却都不好意思挑明的——整日奔波其实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儿钱吗？很可能此刻翻读着这本书的你，也是要从这本书里琢磨一些赚钱的点子。那么，赚钱又是为了什么？留给下一代吗？如果政府要取消遗产税，你会不会因而欢欣雀跃？巧了，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就打算这么干，你觉得美国富豪当时是不是也像你一样高兴呢？

有趣的是，美国竟然有120名富翁联名刊登声明，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其中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石油巨头洛克菲勒等人。这些美国巨富的行为背后，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基因呢？我们中国人对于西方历史，基本上都不是特别了解，而且我们中华民族是个最不喜欢读书的民族，更遑论研读西方历史了。我们完全不想寻找比尔·盖茨等人的这种思想的根源。我可以告诉各位，他们这种思想的根源，就来自于1000年前“上帝”的企业这样的历史传承，因为西方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教会企业。所以一开始教会企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而成长，那就是职业经理人要发挥对上帝的信托责任，替整个社会和上帝所爱的子民创造财富，这是他们想的事。你可能认为这是大话或者神话，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么教育我们老百姓的。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都是什么心态呢——强烈的家国情怀、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对官商文化的膜拜！所以，我们实在应该感谢危机，只有危机到来，我们才会冷静下来，想想自己内心深处最根本的动机和心态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本书第三章就是帮我们检讨，除了赚钱，企业还应该做什么。

茫然之二：不了解世界

看完我上面这段对西方企业家的介绍，你可能心里不禁在想：这是我之前听说的那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吗？中华文化的悲哀也就在于此，我们一说中华文化，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是吧？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自我封闭的象征，五千年来都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你永远无法理解欧洲人怎么看我们，美国人怎么看我们，你也没法理解欧洲人为什么对西藏问题总有不同的看法，更不理解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会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来了个大转弯。这多可悲啊！你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人家对你的好感、对你的恐惧，你通通都不明白。

同样都是看奥运，你会发现中国人对奥运的认知和期待是与外国人非常不同的！所谓的奥运，到最后我们把它理解成了一个国力的象征，甚至变成了追求奖牌数的第一。我们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我们。这种彼此认知的隔阂造成非常多的矛盾。我认为奥运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双方的接触。可是我告诉各位，我看到很多讲奥运的电影都有一个问题——流于说教，我们又开始教训人了：要端坐，不要随地吐痰，展现出大国风范，其实这是不对的，这不是奥运的精神。而且我们对奥运投注的心力太大，还把办好奥运与国家荣辱联系起来，这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误解了奥运的精神。

你要真正让西方理解中国，就必须要理解西方。奥运不一定要到处展示火炬传递，而应该把奥运的精神挖出来。这就是展现力与美的平台，而且是公平竞争的平台。这句话可以收拢所有西方人的心，因为他们流的奥运的血不是国家荣辱，而是力与美的公平竞赛。这正是我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要谈的重点。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存活至今的古老国家之一。这个民族，不会因为外在的危难而一哄而散，它一碰到外在的灾难，就会集体整合、凝聚在一起。就像10双筷子聚在一起你折不断，而一支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样，中国人的这种变化无常让外国人感到很难理解。我敢肯定，我在本书第六章里提到的奥运中的大小事情你一定觉得见怪不怪，可是外国人从这些小事情中却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因而认为我们是自私、冷酷的。而且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在外国人眼中又是那么大，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感觉肯定是负面的，再加上我们的文化艺术，包括《卧虎藏龙》和《孙子兵法》中所展现出来的“术”，更让外国人感到不寒而栗，因此才有兰德公司对中国的负面报告。所以，第六章会带你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华文化的特殊之处，带你理解为什么美国人对中国总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

茫然之三：不了解别人为什么那么看你

我们自我封闭的文化让我们很少愿意去主动了解西方、消除误会，更可悲的是，我们的文化里还有浮躁的劣根性，由此导致这样为数不多的主动了解也都太过表面，我们从来不愿意主动从人家的历史和文化深处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

举例而言，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对中国的西藏问题横加指责，我们当然应该激烈抗议，但是我们激烈反应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我们的抗议没有抓住重点。其真实的原因就是，德国人因为受到血统论的影响，他们认为西藏人是他们失落的兄弟，而且这个可笑的血统论经过一部电影《失落的地平线》的渲染，竟然在西方各国形成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甚至把西藏描绘成了如同世外仙境般的桃花源，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西藏情结，这一点是我们过去所不了解的。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西藏所谓的活佛转世，在我们听起来有点神话，但是西方通过《失落的地平线》这类文学艺术的传播，对这种事情特别迷恋，这些细节我们留在本书第七章里再仔细谈。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我们要和平崛起——都已经够大还要崛起——就会加剧西方的担忧。而且只要把我们这个大块头和西藏对比，你就可以想象到为什么西方人会对西藏产生同情。因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我们是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大块头，而西藏多么弱小，由此一来，他们的西藏情结立刻发酵。

但是这一切的误解、这一切的情结，竟然随着汶川大地震的发生而消弭于无形。全世界竟然发现，中华文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文化，而中华民族竟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心怀大爱的民族。所以这才有了N对中国态度的转变，所以奥运会办起来比较顺利了，西藏问题不这么尖锐了，这些是我在本书第八章里要讲的。

茫然之四：不了解自己的缺点

其实外国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中华文化，电影《功夫熊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电影之所以获得这么多影评家的好评，原因在于它的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吗？我们的文化极度缺少一种自我检视的元素，我们非但不了解自己，也从来都懒得去自揭伤疤，在反省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时，我们对不好的地方避而不谈，对惨痛的记忆选择回避和忘记。《功夫熊猫》这整部电影讲的就是一个为了武功秘笈而背叛师门的豹子大龙，而主角就是不小心进入了师门而被安排来对付大龙的熊猫阿宝。美国人在电影里通过大龙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一，中国人就是自私的和冷酷的。大龙只想到自己，根本就不顾念养育他从小到大的浣熊师父，因为中国人就是自私冷酷的。

第二，中国人从来不在乎别人的，中国人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可。大龙一定要取得武功秘笈，因为大龙跟师父学习了那么久，只有拿到武功秘笈才能成为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才能得到全天下人的认可。爱面子使得中国人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私和无情的特性。所以大龙把师父痛打一顿，当他要把师父掐死那一刹那，竟然跟师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初你训练我的时候不就希望我能拿到武功秘笈吗，否则我干嘛吃这个苦？现在你竟然不给我，我要掐死你！

而这部电影通过熊猫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第一，中国人没有优雅的举止，也没什么礼貌。这个电影讲的就是熊猫的故事，一个没读过书、靠卖面条为生的熊猫，粗鲁得不得了，没有优雅的举止，也没什么礼貌。

第二，中国人总是梦想着奇迹，因为我们不愿意付出努力，我们总想不劳而获。你看看熊猫在电影里面干了什么事？叫他练功，他吃不起苦，练得不好。叫他吃饼干，尤其是偷别人的饼干，他就很有兴趣。师父一看，他为了偷饼干吃，居然能够爬到墙上去，两条腿可以分得很开。平常练功是分不开的，偷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分得开。而且偷饼干吃一偷一个准，干得特别好。你叫他努力练习他不肯，你叫他投机取巧偷饼干，他特别有兴趣，因为熊猫总是想不劳而获。

第三，中国人老想走捷径。我相信这句话应该是没有错的。你们知道熊猫怎么练功吗？在电影里面，熊猫练功是非常懒惰的，他非常不喜欢去练功，因为他认为练也没有什么用。他想偷懒，于是师父为了让他练功，就不断给他包子吃。后来就通过两个人抢包子这个办法，让他练就了一身敏捷的好功夫。你叫他去蹲马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干，他没兴趣，抢包子他有兴趣。为什么？这是走捷径。

第四，中国人从来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执行力特别差。师父叫熊猫练功，练了一半，他半夜开溜了，不干了。他为什么不干呢？因为他想练功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大龙，而大龙太可怕了，自己怎么可能会是大龙的对手呢？虽然从道理上来讲，他已经进入这个师门了，师父也收他做徒弟了，他就应该把功夫练好，按照当初所签的合同或者是协议，去把大龙打败。可是不，他干了什么事情呢，半夜溜之大吉。

电影中的豹子大龙和熊猫阿宝，本身就代表着中国。但是话又说回来，大龙和阿宝本身所学习的各种技能、武术，是不是我们各种电影文化给西方各国的印象呢？所以我告诉大家，这部电影本身就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看法的一个缩影，所以这样一个嘻嘻哈哈的熊猫形象，其实恰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性格深处莫大的悲哀。而我们看完这样一部电影之后呢，不但缺少一种自觉的自我检省，反而跟着这只熊猫一起嘻嘻哈哈的，这不正是中华文化的可悲之处吗？这些是我在本书第九章中要讲的内容。第三部分 中华文化下的四大商帮

讲了这么多，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都有什么问题呢？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既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也很少自我检省。可问题是，这些劣根性都是从哪里遗传下来的呢？我们对外界的极度不了解，是因为我们往往关注人家怎么想，而很少去思考为什么人家这么想，他们这么想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再错过学习别人先进之处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比对自己的现在还缺少深刻的自省。社会上不时就会出现一股风潮，把我们这些古代的商帮从尘封的历史里请出来，而且敬奉为经商楷模，顶礼膜拜，所以市面上称颂胡雪岩的书可谓是汗牛充栋，有关山西票号的电视剧也是热播好一阵子。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胡雪岩不过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且最后也不过是一个失败者？四大商帮[晋商、徽商、浙商（包括湖商和宁波帮）、粤商（包括广州帮和潮州帮）]大部分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和政策的原因，就像我们分析今天的企业一样，内因决定外因，大家有没有仔细地分析过这些商帮失败的原因？这些经过仔细思辨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向老祖宗学习的地方，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地听几个古代商帮如何煊赫的故事，然后涌起几分钟的民族自豪感的热血。

纵览晋商、徽商乃至湖州帮的沉寂，都不是因为资金不足，而是因为思维上的浮躁、投机取巧，而且还自闭、僵化。浮躁就是暴富之后开始吃喝嫖赌、纸醉金迷，投机取巧就是倒卖盐引、炒作房地产。他们完成初始的资本积累后，无一不进军房地产，之后比如湖州帮就是折戟在上海的房地产投机狂潮里，胡雪岩所代表的徽商就是崩溃在自己的蚕丝贸易投机里。思维僵化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暴富之后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比如晋商从来不读书，徽商读书也只是热衷科举，为的只是进一步的官商勾结。甚至很大程度上，他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是暴富的，反而认为自己的致富是辛苦闯荡而来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崛起都是靠当时的重大经济政策或开放政策，这些我会在本书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中详细介绍。因此，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毫不陌生，而思维僵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华文化最陈旧、最要不得的地方。所以你不得不承认，从古至今一家企业能走多远，最终都是取决于其战略思维能站到多高。

以此为鉴，其实只有两条出路：其一是顺应改革进入下一个政策性行业；其二是升级企业管理制度，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高度整合，告别传统的商业模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雪岩和晋商、徽商还有湖商根本不值一提，而宁波商帮和潮州商帮的战略高度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胡雪岩只是纯粹的个人投机，不但无法引领一个行业，甚至都无法令一个家族企业长存。他的财富完全来自于权力的腐败和荫庇，这甚至与其他同样基于权力垄断而崛起的晋商、徽商和广州商帮等都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后者的垄断正是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其必需的服务，并且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政治体制上的不断维护和支持。本书中第十章到第十五章中所展现的一个又一个例子也同时说明，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商帮能够长期做到顺应和主导改革，进而继续垄断这种政策性行业，特别是当面对来自体制外部的强大挑战、竞争甚至侵略时，商帮大抵都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宿命，包括晋商、徽商、湖商和广州商帮。历史都曾留给每个商帮转型的时机，然而山西票号迈向现代银行这一脱胎换骨变革的几度难产，又无比鲜明地展现了僵化思维的痼疾。

面对这种依然存在的挑战、依然存在的悲哀，今天的每个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不都应该反省一下吗？这种劣根性，在百年前决定了晚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丧权辱国，在今天呢？我们不但浮躁，而且喜欢投机取巧，所以就决定了中国企业落后于人，永远只能做产业链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无法脚踏实地地走向产业链价值更高的其他环节。而且我们还自闭僵化，以为做这个最低的环节有所谓的比较优势，因此就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更可悲的是，我们常常把浮躁冒进当作进步，或者是孤注一掷地押宝在一些不切实际、没有科学工序和科学思想的尝试上。百年间的蹉跎反复犹在眼前，今天的中国企业，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如何自处呢？第一部分 中华文化劣根性对企业的魔咒

第一章 诸葛亮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吗

司马懿如果真的把你诸葛亮抓走的话，就没有《三国演义》了，变成“二国演义”了，你身为堂堂蜀国的丞相，冒这种风险。什么风险？小概率事件。诸葛亮运筹帷幄，但是以他的理念来经营企业，一定能够成功吗？

诸葛亮同志弹琴，弹弹弹，他在赌什么，赌司马懿同志多心，万一他那天跟老婆吵了一架他不多心了呢？

一、两个很大的“小”问题

这一章我要谈一个奇怪的话题——从文化的角度来评判中国企业家。我这么讲吧，中国企业家是很有意思的。我在中国各地演讲，西到乌鲁木齐、北到内蒙古、东到丹东、南到三亚，哪里我都去过，但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所有企业家问我的问题之类似，让我感到震惊。他们问什么问题呢？例如：“郎教授，能不能请你谈一下，哪一个行业是最有潜力的，我想去投资。”地方干部也会问我一些问题，例如：“郎教授，能不能请你谈一下我们这个区域的区域竞争优势。”我的回答很具体，我说中国没有一个行业是有潜力的，而且中国没有一个区域是有任何竞争优势的，于是这些企业家和干部就都说：“那我们不就死了吗？”我的回答就是，那你就去死吧。哈哈，各位读者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他们问的这些问题都是错的。

那么大家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吗？很简单，中华文化所孕育的思维僵化的企业家就是这么想问题的。那么在这儿，我就想谈一谈，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背景提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精神的氧气”。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传承了许多珍贵品德。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吃苦耐劳、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等等，当然现在很多美德都在消失当中，比如仁爱。文化与企业向来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企业。以中国晋商为例，晋商几百年间创业、积累、发展的过程都恪守“诚实守信”这个核心理念。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对中国企业家的影响并非全是正面的。就拿《三国演义》中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来说，他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吗？

首先我做个表态——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对此我没有异议，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甚至也不敢有异议，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喜欢接受批评的民族。但是在这种博大精深的外衣之下，我想跟大家谈几个影响巨大的小问题。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两个很大的“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投机取巧；第二个小问题，浮躁。

我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两个小问题的文化本质。央视有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叫做《百家讲坛》，其中热播的一个系列是“易中天品三国”。我也看过，易中天教授讲得很好，口才非常不错，但是三国的本质他没有讲清楚。《三国演义》这本书的本质，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小问题之一——投机取巧。《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位男主角——诸葛亮同志，这位男主角在《三国演义》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他最著名的故事是什么呢？赤壁之战，还有空城计，这是我们立刻就会想到的。背景提示赤壁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当然，以真实的历史而言，这个战役到底有多少人参与，到现在还没定论）。传统上，人们认为诸葛亮借东风是赤壁之战中巧用火攻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后的空城计是诸葛亮足智多谋、临危不惧的体现（真实历史没有空城计这一说）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以赤壁之战和空城计所体现出的理念做企业，则存在巨大隐患。

赤壁之战和空城计在京剧和各种章回小说、古典小说里面都被反复提到。当然了，历史上不一定真的发生过这两件事，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国演义》影响了我们的历史，赤壁之战的决胜因素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借东风，因为当时是冬天，刮西北风。由于曹操的战船在北面，东吴的在南面，如果要用火攻的话，刚好逆风，火势会蔓延到东吴将士自己身上，所以必须要等到东南风才行。于是我们的男主角诸葛亮上场了，弄个祭坛，装神弄鬼一番，终于借来了东风，孙刘联军的战船就倾巢出动，火攻成功，大败曹营，这不就是赤壁之战吗！你们看着很精彩是吧？

但是我请大家来个逆向思维，想一个有趣的问题——万一这位男主角没借到东风怎么办？几万将士的生命将置于何处？你再想一想，借东风是什么事件呢？标准的“小概率事件”。

再说空城计，诸葛亮同志若无其事地弹琴，他在赌什么？赌司马懿同志多心，因为司马懿就是一个多心的人。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万一他当天跟老婆吵了一架，偏偏就不多心了呢？假设他被老婆骂了，心里一毛，桌子一拍，直接杀进城去怎么办？你们想想，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有可能了，吵架是人之常情嘛。谈恋爱的情侣可能不太会吵，但结了婚之后就常吵。所以很多人讲，什么是婚姻？儿女是来讨债的，夫妻是来报仇的。好了，司马懿如果真的把诸葛亮抓走的话，就没有《三国演义》了，变成“二国演义”了。诸葛亮身为蜀国的堂堂丞相，冒这种风险，竟然赌这种“小概率事件”，未免太大胆了。

读者有没有听过“杀鸡焉用牛刀”、“四两拨千斤”这种话，听起来很有道理是吧，但它们都是错的。四两拨千斤，如果拨不了怎么办？肯定就是被千斤压死了。为什么中华文化不喜欢千斤拨四两？为什么杀鸡不能用牛刀，我用机关枪不是更好吗？保证你打死这只鸡不是很好吗？想一想，千斤拨四两这样必胜的把握有什么不好？而我们的文化不这么想，我们的文化喜欢什么？“小概率事件”，例如四两拨千斤。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小问题，这个“小概率事件”就叫做投机取巧。背景提示人们把偶然发生的重大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小概率事件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彩票中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小概率虽然不等于不可能，但是它是一个期望值，由于其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因而风险极大。例如微软的比尔·盖茨的成功就属于小概率事件，如果大家都学习他而中途辍学，我相信中国说不定没有一个人会有他那样的成就。企业家在考虑风险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风险背后的机遇”，认为及时抓住了机遇就可以取得成功，但如果判断失误，与机遇如影相随的风险很可能会给企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第二个小问题是浮躁。中华民族是一个崇拜悲剧英雄的国家。你看我们的京剧，我们的电视连续剧，甚至我们的章回小说，崇拜的都是哪些人呢？屈原、杨家将、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那么我们再换一个逆向思维，我们都崇拜这种悲剧英雄是吧？而他们基本上都是败军之将。我请各位读者跟着我的思维走一走，败军之将有什么好崇拜的？吃了败仗还要崇拜他吗？我们都会直觉地认为当然要崇拜，因为大家认为他们可歌可泣，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真的好悲壮。可是再想一想，仗都打败了，这有什么可以激动的。可是当我们崇拜杨家将等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民族对于他们为何失败是没有兴趣知道的。

我们从小学念到大学，什么时候老师教过我们说：“对于岳飞为何会被12道金牌召回，你们要仔细研究一下它背后的原因。”从来没有。屈原跳汨罗江，好悲壮哦，这个楚怀王实在是昏庸，因此屈原成了悲剧英雄，真的是如此吗？

再讲一句你们最熟悉的谚语，叫做“失败乃成功之母”，听过没有？这是全世界最荒谬的逻辑，失败加失败加失败加失败竟然能够成功，如果你把这句话翻译成英文，那就是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如果你把这句英文讲给老外听，人家肯定不明白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哪有失败加失败加失败可以成功的道理？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失败背后的原因从来不去深究，可是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失败都有原因，要么就是管理的问题，要么就是战略的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从来不鼓励我们去研究失败的原因。

二、岳飞与屈原：文化魔咒的典型代表

我们看到英雄人物的失败时，就用什么“可歌可泣”、“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些语句颂扬失败、崇尚失败，这个奇怪的思维逻辑值得我们关注。举例而言，大家都知道岳飞是被12道金牌召回的，为什么有12道金牌？可见前面的11道金牌岳飞根本就没有理会，他根本不听宋高宗的命令。第1道金牌去，岳飞不回来；第2道金牌去，岳飞还是不回来……一直到第12道金牌去才回来，这是为什么？我对当时的历史做了很深入的研究，最通俗的说法是批评宋高宗不愿北伐而处决岳飞，由此衬托出岳飞的悲剧英雄形象。我认为这个历史结论是可笑的，如果当时宋高宗不愿意打仗，为什么只杀岳飞，而不杀另外两个元帅——韩世忠和刘琦。因为当时的三大元帅分别出击东、西、中三路，而且三路军队都打了胜仗。如果宋高宗真的是想投降求和的话，为什么不召回三个元帅，偏偏就只召回岳飞？而且岳飞被杀之后，刘琦并没有说话，他们三个都是同胞，都是哥儿们，都是战友，为何他们不说话，这很耐人寻味。

再看看岳飞本人，岳飞年轻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他的母亲在他背上刻了什么字？精忠报国，难道大家不觉得精忠报国本来就是应该的吗？还需要刻在背上吗？这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对于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种形式主义值得我们称赞吗？其实岳飞的母亲有没有刻这四个字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岳飞的历史被他的孙子岳珂进行了极度的扭曲和忽悠，很多有关岳飞的奇迹和神话都是岳珂瞎掰的。如果岳飞的母亲真的曾在他背上刻字的话，岳飞这一家人的形式主义作风不但不值得称赞，反而更值得被批判。

读者再想一想，为何宋高宗要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事实上， 12道金牌基本都是岳珂瞎掰的，岳飞的孙子确实继承了岳飞本人形式主义的特质。无论12道金牌是不是真的，岳飞本人是很有理想的一个青年将领，他要怎么样？我把他的诗词综合了一下，发现这位哥们的终身理想就是要踏破贺兰山缺，迎回徽钦二宗。可是各位读者知道不知道，宋徽宗和宋钦宗是宋高宗皇帝的什么人？前者是他的父亲，后者是他的哥哥。如果岳飞真的把他们两人迎回来的话，高宗皇帝还要不要干啦？而且当时的金人由于连吃败仗，已经有要把宋徽宗和宋钦宗送回来，让南宋王朝自己内斗的打算。在这种局面之下，只有你岳飞一个人仍然是以迎回徽钦二宗为诉求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大宋王朝对于武将一向是比较敌视的，甚至是比较轻视的。岳飞的勇往直前、收复失地的鲁莽个性已经让高宗非常不安了。因此无论12道金牌是否确有其事，岳飞一意孤行、自以为是、缺乏政治深度的个性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以金牌为例，形象一点地进行评论：第1道金牌不听，第2道还是不听，最后第12道金牌才召回，如此一来岳飞肯定会激怒高宗皇帝，甚至导致高宗完全丧失对他的信任，因而种下祸根。这可能就是他的挚友刘琦元帅在他被杀头时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

当我们看到悲剧英雄的时候，我们并不积极地想去了解造成这一悲剧背后的原因，我们是一个只看表面可歌可泣的现象，而不研究失败本质的民族。

再给各位读者举个例子，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吧，为什么要吃粽子？我们肯定都会想到屈原，那么你们觉得屈原可歌可泣吗？

屈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对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但是屈原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比如楚怀王对他挺好的，送给他一条腰带，他就会到处吹牛：“你看你看，这是楚怀王送给我的，你有没有啊？”因此屈原特别遭人讨厌，也树敌不少。这个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刚开始他有才华，确实有能力，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但是屈原吹牛多了以后大家觉得挺烦的，所以很多人告他，尤其是他的政敌靳尚格外喜欢为难他。其实靳尚本人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但是楚怀王作为一个领导，他总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势力，屈原的个性确实有点过了，当时是把屈原从一个部级干部贬为一个处级干部——你就到南方挂职锻炼几年，好好写个检讨再回来。当时的处级干部跟我们的不一样，随时能上能下，只要皇帝高兴，随时可以提拔成为部级干部。当时楚怀王叫屈原去做处级干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写检讨。

可是读者知道这位哥们写的什么检讨吗？《离骚》——痛骂楚怀王。怎么骂？屈原讲了几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楚怀王身边都是小人，楚怀王听小人的话，不听他的话。我觉得屈原这个哥儿们特别有意思，我把《离骚》中的原话写给大家看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家知道什么叫黄钟吗？太庙里面祭祀用的大钟叫黄钟，他说他自己就是伟大的黄钟——我讲的话你不听，你把我给毁弃了，你看看你身边的小人，他们像瓦罐（也就是瓦釜）一样，乱七八糟地吵吵闹闹。大家想一想，他把自己称为黄钟是不是很不得体，而且也很让人惊奇，他竟然说自己像太庙里面祭祀用的大钟一样。如果你是楚怀王，你看到这句话会怎么想这个人——叫你写检讨，你还说自己是伟大的黄钟！而且他居然将楚怀王身边的人都称为瓦釜，那真的是得罪了所有人，你认为别人会怎么想。我不是批评屈原不对或者楚怀王不对，这个不重要，我是告诉大家，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他会怎么看屈原。很显然，楚怀王一定会说，干脆你别回来算了，什么东西，让你写检讨，居然写《离骚》骂我。

结果屈原怎么样？这个哥儿们心里一毛，跳汨罗江自杀了。我相信楚怀王知道了以后，心中肯定非常难过，因为他失掉了一位能干的部属。而且屈原在当地做地方干部的时候确实治理得很好、很和谐，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跳江自杀以后，当地百姓很怀念他，于是就想：这位屈先生死了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看来我们要丢米给他吃。但是米丢下汨罗江后就被鱼吃了，屈先生并没有吃到。老百姓都很烦恼，我们敬爱的屈先生吃不到米怎么办？大家想啊想，抬头一看，看到了一大片竹林，于是用竹叶把米包起来变成粽子，用绳子捆好丢下去，鱼跟虾打不开绳结，只有屈原可以用手打开来吃，这就好了。所以老百姓想得多好、多妙，端午节就是这么来的。

我本人对屈原的态度是非常中立的，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你为什么吃这个粽子？屈原为什么跳江而死？当你理解这背后的一切之后，就会知道事情跟你所想的未必一样，这不是可歌可泣所能够解释的。中华文化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只看表面现象，不看背后真正的原因。这种只看表面现象的民族必然浮躁。

因为我们不管看什么事情，从来不往深层次去挖，不看真实的东西，不看本质的东西，只看表面现象。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历史故事，只是想向大家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在这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之下，产生了两个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魔咒——投机取巧和浮躁。接下来我就准备拿投机取巧和浮躁作为切入点，谈谈我们的企业家。

三、中国企业家的病态心理

我常常批评我们的企业家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进入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做到一定规模就要做大做强，这就是浮躁的心态。当你去问这些企业家为什么要做大做强时，他们往往都讲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之所以他们会认为做企业就是要做大做强，其根源就在于他们的浮躁心态，认为只有将企业做大做强才是正确的。

中国企业家总喜欢盲目地做大，而且这种现象比比皆是。比如说联想，做到一个阶段之后，收购了IBM的全球C业务，你想想这个举动是由什么心态促成的，难道收购这个业务是正确的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联想的这一收购行为是错误的，2009年年初，联想全面溃败而不得不重组。）请问各位读者，你们有没有想到IBM为什么放弃这一部分业务而出售给联想，你们知道不知道IBM的战略是什么？联想收购IBM全球C业务的举动，从文化层面来剖析，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很多企业家都有做到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我不知这是出于什么目的，但这很显然就是一个浮躁的心态。

另外，你用什么方法做到世界500强呢？很多企业家往往会选择收购和兼并，因为收购和兼并在他们看起来是最容易的办法，这种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就是投机取巧。

我现在通过分析联想的案例，向大家进行说明。联想在2004年之前曾经试过做大做强以进入世界500强，它们想搞T服务、手机和互联网。到2004年之后，这些战略全部宣告失败，随后就开始收购IBM的全球C业务。这一切做法所反映出的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一个浮躁的心态让它喜欢做大做强，而其手法是投机取巧，赌小概率事件。背景提示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以总价12.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联想集团借IBMPC业务原来在欧美市场的布局，并依靠IBM现有市场份额从全球第八大PC制造商跃居成为全球第三大C制造商。联想表示，企业成立20年来，联想经过无数坎坷，目标始终是要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规模的长久企业，而这次和IBM的合作则是一个突破性契机。然而，作为全球第三大计算机供应商的IBM，为什么要出售它的PC业务？这与IBM的战略计划又有什么关系呢？

很多人不太喜欢看事物的本质，而只看表面现象。联想收购IBM全球C业务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IBM放弃它的全球C业务了，好像它现在最大的业务是T服务，但你知道IBM的战略是什么吗？我想告诉各位读者，IBM的战略非常清晰，它就是要回归行业的本质。

我举个例子，IBM前一阵子收购莲花公司，这个战略反映出了什么样的行业本质呢？软件就只有三种：一个是基础软件，包括Windows之类的操作系统；一个是中间件，例如像IBM、甲骨文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软件，并且IBM做得比甲骨文还要好；最后一个是下游软件，包括SAP，还有我们内地的用友软件和金蝶软件都属于下游（还有少部分中游）。那大家知道IBM为什么要把它的C业务卖掉吗？因为它要集中所有精力去做中间件，而中间件的行业本质就是要囊括所有中间件（包括管理、构建和运行三大块） ，一个都不能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囊括所有中间件的管道会使得下游用户必定要经过这个唯一的中游才能接触到上游，因此下游软件越多，中游越赚钱。这才是IBM全心全力打造软件中间件的行业本质，你看这个心态我们过去有吗？

那么再看看华为，你认为它还只是一个设备制造商吗？错了，华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设备制造商，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大流通领域，包括产品设计、订单处理、仓储运输、原料采购等等，它已经进入了这个环节，那么这个环节是谁帮它设计的？IBM，这才是厉害的地方。因此真正有利可图的不是华为过去所做的设备制造业，而是大流通环节。那么IBM和华为在整个六大环节的评分分别是几分？IBM是5分，华为是2.7分，这方面华为还比不上IBM，但是它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企业了。我相信华为是少数几个看清楚了目前情况的企业之一，但是做得还不够完美。对于华为而言，六大环节加上制造的整合就是它这个行业的本质。

四、文化好则企业好

我们中华文化当然博大精深，我讲这些并不是要批评中华文化，因为批评中华文化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不养现代企业。如果它能够养现代企业，那么我想请问大家，为什么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出色的跨国企业？所以中华文化的本质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我们要怎么突破中华文化的束缚呢？那就需要创造力。我经常开玩笑地讲，只要你顺利读完本科，基本上你就丧失了创造力。因为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培养的是解题能力，而不是创造力。文化的束缚使得我们既投机取巧又浮躁，再加上我们的教育体制就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教育体制，这就让突破中华文化的束缚变得格外困难。比如，你们的子女或你们自己有没有参加过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这种考试都是浪费时间，因为其目的就是“解题”。

这也是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的举措遭遇失败的原因。为什么失败？因为它当时挑的尖子都是解题高手，而不是天才。我讲这个话他们肯定不高兴，有一个女同学就经常写信来批评我，但是难道批评我就能解决少年班的同学缺乏创造力的问题吗？请各位读者想一想，投机取巧、浮躁、缺乏流程工序和创造力，是不是很清楚地刻画了我国企业的现状。

我们的企业缺乏创造力的事实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各个方面，因此我今天可以这么笃定地说——中国企业未来的路非常难走。原因在哪里？在于缺乏创造力。为什么缺乏创造力影响这么大？因为你需要靠创造力获得启发，跳出这种文化的束缚。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是缺乏的，因此我可以这么讲，你只要看中国文化的僵化，就会知道中国企业必然会衰退。

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企业好的话，那么它的文化艺术一定都是最好的。比如说美国，美国的企业很好吧，美国的好莱坞，那种文化跟艺术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你不可想象的。那么亚洲国家，你们认为哪个国家会紧接在日本之后在亚洲成为经济方面的强权国家呢？我们可能会想到韩国。在你研究韩国企业之前，请你先研究一下韩国文化，韩国文化的创造力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说它曾经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大长今》，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大长今》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一个非常烦人的故事，就是在一个皇宫的御膳房关于一个女人做饭的故事。这有什么好讲的？做饭嘛，做饭就做饭，有什么好谈的呢！如果今天你要我郎咸平来拍这个电视剧的话，我只能拍两集——第一集鱼香肉丝，第二集回锅肉。再往后我就拍不下去了，因为我就只有这种水平，我也缺乏创造力，你叫我怎么办呢？可是韩国居然将它拍了80集，而且这个剧不但在韩国热播，在日本、我们内地，甚至西方各国都产生了轰动效应。

最近在台湾等地又流行起一本漫画书，也是韩国的，叫《食客》。一个姓许的韩国人画的一本漫画书《食客》，也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这就是韩国文化，大家不要简单地看韩国文化，认为韩国文化就是指《大长今》、《食客》，不是的。一个国家的企业要做得好，首先必须有超强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在文化艺术方面是首先表现出来的。所以通过观察一个国家的文化艺术好不好，就能够判定这个国家的企业如何。

再看看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我以张艺谋为例，他拍了几部在欧洲得过奖的电影，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么他为什么能得奖？因为他把中国历史上一些最不好的文化和习俗拍得淋漓尽致。这一次你拍得好，那就给你一个奖，以后的电影，你不拍这个题材就很难得奖了。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吗？这就是我们的艺术吗？

再看看我们的电视剧，这几年比较热播的电视剧有两个，一个叫做《汉武大帝》，一个叫做《走向共和》，它们都非常受观众的欢迎。

按照我个人的意见，这两部电视剧接近事实的程度超过90%。就拿《汉武大帝》来说，它的服装、造型等方面都非常符合史实，你觉得这是悲剧还是喜剧？我可以跟读者这么讲，中华文化从大宋王朝开始，就逐渐丧失创造力，为什么？因为宋朝理学的本质就是考据学，因此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完全扼杀了我们的创造力，因为它在搞考据。1000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汉武大帝》还在搞考据，而且准确度超过九成，那我们的创造力在哪里？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电影，例如最近拍的《色戒》，还有之前的《英雄》，基本都是缺乏创造力而只做一点剧情改变的历史题材。你把这些聚集在一起想想，思考一下我们的文化艺术具有创造力吗？我们的文化艺术丧失创造力之后，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企业发展，一定是困难重重。

在文化的束缚之下，我们的企业家是浮躁的，喜欢投机取巧，而且缺乏流程工序的思维。只有发挥创造力，才能打破文化的束缚。所以我认为中华文化本身，应该是我们企业家努力学习的课程。当然，中华文化对我们中国，起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否则中华民族难以生存5000年，不过这是另外的课题了，我不在此赘述。

附录：用流程工序来防治贪腐

第二章 中国高科技的文化魔咒

一、联想为什么失策

中华文化里有三样东西最要不得：浮躁、投机取巧，还有思想僵化。而这三种精神深入骨髓的中国企业，就在今天不断重复着这三种错误。联想集团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前一章讲的都是联想过去犯的错误，主要也就是浮躁和投机取巧。

联想收购IBM全球C业务的策略失败后，尽管联想曾经高调地宣布业务整合提前结束，甚至还猖狂地提前结束使用IBM品牌（当然啦，联想也可能是想省掉每年需要支付的高达上亿美元的商标使用费）。但股价呢？从每股股价超过6元跌到2元左右，2008年股价最低的时候每股才1.32元，跑输大市20%。一个非常显著的对比就是IBM对联想的判断和联想管理层对自己的判断。按道理来说，美国人肯定没有联想的人了解中国市场，更没有联想了解自己的价值。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就在2008年的上半年，联想集团上市所在的香港交易所发生了什么事？据港交所的数据显示，2008年3月7日至4月16日，联想集团以每股4.25~5.58港元的价格回购了9931.8万股，共动用资金约4.85亿港元。

国内A股因为全流通时间很短，所以大家还不太熟悉回购这种伎俩。其实这在美国股市非常普遍，我作为一名金融学教授，在本科生的公司财务课上都会跟学生们讲这些基础内容。那么在美国，这个机制本来是用于做什么的呢？是当大股东觉得自己的股票被市场严重低估时，就这样自己拿钱出来回购二级市场的股票，从而推高股价，让股东获得收益。因此，本来这是个双赢的做法，对大股东和小股东都有好处，并且是职业经理人履行自己信托责任的一部分。那么同样的机制到了联想的手里又变成什么了呢？

我们对香港的H股市场有个统计，在香港，H股股东回购的平均账面收益达10%~20%，但这种回购高回报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高风险！表面上是在短期内支撑股价，而且财务报表会非常好看，以2008年3月联想平均回购价4.88港元计算，至2008年5月8日收市，联想股价为5.87港元，约有20%的账面盈利。换句话说，2个月就有20%的回报，平均下来就是1个月10%的纯利——靠卖电脑一年下来可能也没这么高的净利！

可是这只是账面上的盈利，如果没有基本面支持的话，你一口气买了一大堆流通股，将来卖给谁呢？就算是有人买，人家也跟你联想一样接受这个股价吗？所以毫不稀奇，假如说作为联想大股东之一的IBM只要一宣布要卖联想股票，联想股价当天就会重挫5%以上。与此同时，因收购而持股联想的IBM也在谋求第二次减持。据花旗银行的安排，IBM计划以每股5.61~5.76港元的价格出售1.1619亿股联想股票，约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的1.3%，计划套现6.693亿港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一个最合理的猜测应该是IBM觉得联想股票根本不值得持有，所以趁着股价高就赶紧套现离场！当然，我不知道联想有没有可能配合IBM的退出而拉抬股价图利IBM。

既然IBM都不看好联想，我实在不能想象联想内部那么多比我聪明的高管竟然违反专业知识，这么看好自己，竟然还会拿钱出来买自己的股票。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掩饰自己过去几年把亏损塞进渠道而创造业绩的恐慌心理。这里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把亏损塞进渠道的做法。这几年联想经营不善，但是为了维持可怜的账面盈利，因此硬把产品以100元的价格卖给渠道商，但是实际价格只有80元，联想答应渠道商未来会返还给他们20元。但几年忽悠下来，渠道商看明白了，同时由于亏损也不干了，而且联想也扛不住了，因此不得不通过他们所谓的重组在2009年1月6日把这些亏损给撇账撇掉。联想多位高管扛不住巨大亏损的压力而纷纷辞职，这似乎才是老帅柳传志不得不亲自出马的原因了。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这些风险都是公司股东的风险，所以管理层如果事先知道2009年1月6日要进行重组撇账的话，大家认为联想有没有可能在股价拉高之后先行套现自己手中的股票，然后把不得不重组的烂摊子丢给股民？所以你看联想集团都干了什么，竟然一口气搞了26次回购！在香港股市里绝对是找不着一个比联想更疯狂的公司了！

如果联想跑赢了大市，那才叫奇迹！所以毫不意外，如果你拿联想跟香港恒生指数比较一下，无论是半年图表、一年图表、两年图表，还是五年图表，你都会绝望地发现：联想就是无法跑赢大市！而我认为联想高管在2008年回购高峰时期套现股票的直接结果，就是2008 ~2009年的股价大跌。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联想在这种困境之下又在押宝！2008年柳传志说要搞服务器，到现在也没有见到什么真正的起色，2009年又押宝中小企业市场、押宝超级计算机、押宝服务器、押宝1500家体验店、押宝时尚电脑、押宝上网本。任谁都会发现，这家企业的战略怎么这么混乱啊！

二、战略混乱的根源

其实这个混乱的战略充分显示出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好大喜功。举例而言，联想在2005年就非常高调地宣布将制造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目标就是比IBM还快10倍！这背后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就是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个心态就是我前面章节所谓的浮躁，而浮躁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崇拜悲剧英雄。

由于受到这种浮躁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竟然是以“愚公移山”和“铁棒磨成针”等非科学理念作为座右铭。

由于目标太高，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研发进度缓慢，不断追加经费。这种现象已成为我国企业技术产品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市场状况，就会发现联想的企业战略缺乏现实意义。第一，中小企业是戴尔和惠普这两三年的个人电脑策略，你联想作为一个后来者，如何跟人家竞争？第二，体验店做得最好的就是苹果电脑，可是苹果在全美国才不过设有多少个体验店啊？更何况联想现在已经有了5000家专卖店和2000家Think体验店。时尚电脑是索尼和苹果的主打卖点，联想那又笨又丑又贵的电脑怎么吸引这些用户啊？第三，上网本呢，联想在这个市场上的反应严重滞后，简直不可想象！当华硕推出上网本之时，联想认为这个产品成本低、利润低，如果介入，会有损联想的高端形象——这简直就跟晚清自以为还是“天朝上国”一样可笑嘛。结果呢？华硕在2007年6月6日就推出了最早的两款上网本，可联想是2008年9月才推出的。据称仅仅1个月销量就突破3万台，但在已经成了气候的华硕、宏碁面前，这样的销量显然不足为道。统计数据显示，华硕的EeePC上网本在节日购物旺季的第四季度，销量高达180万台，2008年全年500万台的目标已顺利实现。联想说什么过冬啊、是金融危机才导致自己表现不好的。其实2008年10月底，宏碁董事长王振堂就在股东大会上表示，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上网本的热销。受益于上网本的热销，宏碁第四季度笔记本销售量增长幅度高达60%。数据显示，2008年9月，宏碁笔记本产品总出货量达到360万台，首度单月击败惠普，跃居全球笔记本出货第1位。第四，超级计算机是IBM的传统项目，再加上惠普，全世界500强超级计算机里这两家就占了80%的份额。服务器的国内市场外资占据了73%，余下的有曙光和浪潮在做，联想毫无优势可言。2009年4月20日，中科院宣布跟联想和曙光终于合作研制成了“单精度峰值超过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系统”。

可是，大家知道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吗？超级计算机不过是只在中国存在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就是大型机。而惠普公司负责全球服务器业务的副总裁保罗·米勒却说，由于大型机需要运行所有权软件和高额的服务年费，实在太麻烦，因此大型机其实正在走向末路，而取代大型机的刀片服务器却逆势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服务器市场出现大幅下滑，IBM、惠普、戴尔和太阳微系统这几大服务器厂商的销售收入，跟2007年同期相比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但是唯一显示正增长态势的就是刀片服务器。在2008年第四季度，刀片服务器的收入比前年同期增长了16%。惠普以54.8%的收入份额领先；IBM其次，占21.7%。从2008全年来看，刀片服务器收入增长了33%，市场规模达到54亿美元。

保罗·米勒的预言长期来看也会准确可靠吗？很可能不准确，但不是因为大型机有更强的竞争力，特别是绝对不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大型机的竞争，而是因为云计算的挑战。毕竟大型机太贵了，而且维护不方便，硬件坏了就得换。而使用云计算技术则不会有这些影响，系统一样运行，优点比较明显。第一，有了云计算技术，不具备雄厚财力的网站，也可以获得超大规模的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1997年，Google起家时，面临的问题是资金短缺，但是需要超大规模的存储空间存储互联网上所有网页的内容，需要超大规模的计算能力建搜索索引，以及处理海量的并发的用户请求。Google大胆地用一堆廉价服务器，去满足对超大规模的存储空间和计算能力的需求——这就叫做云计算平台。2006年，Google云计算平台的规模是45万台机器。2年过去了，有人推测Google现在的规模又翻了一番。不仅规模超大，而且10多年的实践证明，云计算平台的稳定性也令人满意。第二，如前所述，从1997年到现在，Google云计算平台随着互联网内容的增长而迅速增长。通常情况下，计算平台的规模增加，必然导致管理上的额外负担增加，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效率下降。但是Google平台规模急剧增加，并没有导致整体效率的显著下降。第三，应对难以准确预测的访问流量，云计算平台能够提供足够的弹性，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增减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网站的访问流量不均匀，高峰期用户访问量猛增，机器忙不过来。而闲暇时，很多机器处于闲置状态，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各家网站的高峰期不一致，经常会出现你忙我不忙的局面。基于同样的道理，你重新看看中国前10名的高性能计算机，现在投入应用的一半都是用来地质探矿，可是实际上各个大型机不是一直都有大型运算任务。而为金融服务的大型机或是大型服务器呢，也就是主要在白天开盘的时候服务运算。随着带宽的急剧扩展，云计算其实可以把这些潜在不忙的运算能力更好地调动起来为自己所用。

说了这么多，你不得不又一次承认：联想无论是跟做大型机的IBM、做刀片服务器的惠普，还是跟开拓云计算的微软和Google相比，都相差一大段距离。读者可能会说，联想的高管比你郎教授要聪明多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背景知识的，那么联想为什么还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呢？背景提示其实这不单是联想的问题，本质的问题在于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是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这种相信奇迹的心态就是我前面章节所谈论的小概率事件，例如诸葛亮借东风、空城计等等。根据我曾经在广东地区所做调研的结果，国内有54.6%的企业倾向于期望某个研发人员突然间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例如中科院宣布跟联想和曙光合作研制成了“单精度峰值超过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系统”就是这个奇迹心态的表现，希望能通过这个奇迹赚大钱。可在西方却不然，他们只相信规律，不相信奇迹。例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惠普公司副总裁保罗·米勒说大型机其实正在走向末路，米勒的说法就是在规律之下的必然推论，而绝不会幻想奇迹出现。

光讲联想是不公平的，因为中国像联想这样所谓的高科技企业太多了。我再给各位读者谈一个跟联想思维类似的公司——曙光公司，大家娱乐娱乐，开怀大笑一下。曙光4000 A是在2004年由中国曙光公司为上海超级计算中心制造的，当时排名世界第10位，但是现在已经跌出了世界前250名。

2008年推出的曙光5000 A再一次贯彻了我们中华文化“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优良传统。我不想讲得太专业，我告诉各位读者重点。该计算机总计拥有30720个计算核心，拿这个产品跟世界排名前500位的产品对比，就能发现人家最主流的解决方案不过才用2049~4096个计算核心（http：//www.top500.org/stats/list/32/procclass）。例如，IBM和惠普给中石油和中国电信提供的超级计算机也是使用这么多核心，而这些方案其实已经占据了中国使用中的大型机的主要份额。

为什么曙光4000A在短短5年内就跌出前250名？以IBM和惠普为对比，可以发现IBM和惠普有非常强大的软件解决方案，所以才能创造市场，而中国的大型机只有超强计算能力是不够的。比如奥运期间，北京市气象局用的大型机就是IBM提供的，其具体解决方案就是针对沙尘暴等非常复杂的气象问题做出运算和预报的软件。而中国这些所谓的大型机计算能力很强，可是由于缺乏与时俱进的解决方案软件，所以难成气候。

这就好像是造硬盘，中国落后吧，却不愿意按照科学规律去研究材料科学或是计算科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不去研究如何从根本上提高硬盘存储量的规律，反而是政治挂帅，定下目标就要搞出一个世界前10名的，那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中国人所擅长的投机取巧，也就是所谓的“四两拨千斤”、“杀鸡不用牛刀”。最后就是把上万个小硬盘并行串在一起！而这个串起来的程序还是微软提供的，更不要说其实这些小硬盘也都是外国公司生产的。大家说可不可笑？为什么我们都能接受这种吹牛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相信奇迹、崇拜奇迹的民族。

三、看看甲骨文公司是怎么干的

前面所讲的这么多问题都比较偏向于技术化，可能大家读得有点儿闷。那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故事，我敢肯定这个故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想讲比尔·盖茨的故事，比尔·盖茨是大学没读完就去创办微软了，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知道，大家知道的我肯定不讲。我想讲的是最近把IBM挤走，买下太阳微系统的甲骨文公司老板的故事。为什么要讲他呢？当然，一个原因是他的英文名跟我一样，都叫Larry；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比尔·盖茨还厉害。在1977年，32岁的埃里森（Larry Ellison）同志跟另外两个人创办甲骨文的时候，这家伙是个读了三所大学都没能毕业的辍学生。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个人这辈子基本上就废了，三十而立嘛，你看他30岁了基本上还是个社会闲杂人员。那时候他靠什么混饭呢？就是偶尔帮别人写几行程序。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软件工程师这一职业，编程序的参考书也就是几本杂志。在当时，硬件就基本上等于整个计算机行业，所以写软件代码的人就跟今天计算机工厂里的组装工人差不多，只是做一点辅助性的工作。

不过美国看的是什么？是你的本事，是你的产品都能干什么，而不是先看你读了几个硕士或博士，也不是看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你别小看这个辍学的大龄青年，他们三个家伙水平不简单，最起码能看懂行内最前沿的论文。一个家伙最先看到了埃德加·考特（Edgar Frank Codd）的一篇论文，然后连同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推荐给另外两个人也阅读了一下。他们读完以后就觉得数据库软件有潜力，于是就开始策划构建可商用的“关系型”数据库。我下面会谈一些专业名词，包括“关系型”数据库，不过读者不要被这些专业名词吓到了，大家听听就算了，我刚接触这些名词的时候，水平也和大家差不多，多听几次，多忍耐忍耐，水平就上来了。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下面我会把这些不需要知道的名词加上引号。

不过第一个问题是，写论文的那个家伙自己怎么不去开公司呢？原因可不是像我们国内一样，写论文纯粹是闭门造车，做不得实践。埃德加·考特在专业学术期刊《Communications of ACM》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大型共享数据库数据的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 of Data for Large Shared Data Banks）的论文，这是数据库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要知道，当时还是比较低层次的“层次模型”和“网状模型”数据库产品在市场上占主要位置。从这篇论文开始，拉开了“关系型”数据库软件革命的序幕。那么我告诉大家，埃德加·考特自己不去开公司，其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IBM的工程师！

那么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怎么IBM不自己做呢？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这篇文章其实早在1970年6月就发表出来了，IBM却迟迟不搞这个项目。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IBM就跟今天的联想一样闭目塞听，他们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系统讨论半天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关系型”数据库速度太慢，比不上当时落后的“层次型”数据库。好笑的是，IBM虽然在3年之后（也就是1973年）终于启动了新项目，研究“关系型”数据库的实际可行性，但是却迟迟不发布这样的产品，因为当时IBM的“层次型”数据库卖得还不错，如果推出“关系型”数据库，牵涉到IBM很多人的自身利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三个“体制外”的人在1979年的夏季发布了商用甲骨文产品，这个新数据库产品不是很稳定，并缺少一些重要功能，但客户还是有的。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迫不及待地想买一套这样的软件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在咨询了IBM公司之后，发现IBM并没有可以商用的产品，所以中央情报局才联系了埃德加·考特他们。直到1983年，他们已经发布了甲骨文第三版， IBM才发布了姗姗来迟的产品DB2。

这背后你又看到什么了呢？

第一，只有在美国这种环境下，新的技术研究成果才能被及时发布出来。即便有一个公司因为内部问题没有做出来，这个技术也不会因此就销声匿迹了，而是被积累、传递了下来，这样后面的人就不需要在一些低水平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了，所谓科研就是这样的积累和传递。而中国科研的特性正好相反，我们基本上都在低水平上浪费时间了，而且缺乏积累和传递。

首先我想谈谈，什么叫做低水平的浪费。例如我们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可怜巴巴地背九九乘法表，这就是低水平的浪费，如果不背这些无聊东西，不但不会影响中国的科学发展，反而有助于我们的学生跳出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美国的超市买东西，就会发现美国的收银员不但不太会运用乘除法，甚至做减法都有些困难，但这绝不影响美国成为超级科技强权国家。这种低水平的浪费还包括我们消耗了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数学和物理等学科的解题技巧，还有特别重视以解题为主的奥林匹克数学、物理竞赛等等。此外，还有一句所有学生和家长最熟悉的低水平浪费的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绝对的胡说八道，而且绝对是低水平地浪费时间。这些学科基本都是美国的二三流人才念的学科，美国的一流人才和中国相反，他们是不念数理化的，而是念法学院、商学院还有医学院。美国的一流人才走遍天下之余，我从没看到他们有在乎数理化的，甚至不会数理化都无所谓。

我再谈谈什么叫做积累和传递。举个例子，你通过做研究得到了A成果，而所谓的科研是在A的基础上再研究出B，从A到B就是科研的传递和积累。你绝对不可能凭空想出来B，因为没有A就绝不会有B。我们中国的科研，以金融学为例，我看过部分研究基本就缺乏从A到B的传递和积累，很多论文就是凭空想出来一个自以为是的C理论，而这个C和A、B都无关，不但无关，而且把C这个结果写成举世无双的伟大，简直可笑得不得了。我还记得重庆某大学的金融学博士生告诉我，他在念博士的时候，指导老师要他学习“大气物理”课程，我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指导老师告诉他，股市的变化就如同气候一样变化无常，所以要学习大气物理。我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就是从来不学习国际上和股票市场课题有关的学术论文所得出的A和B，而是自己在家想出来的C，实在可笑。还有上海某师范大学的金融学博士生打电话给我，说学校规定博士论文必须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我大笑着告诉他，你们学校的教授几乎从来没人在国际上发表过论文，你们博士生凭什么能够发表呢？后来我看了他的论文，简直可笑得不得了，连个“参考文献”都没有。这就是标准的没有A和B的积累和传递，而是一个凭空想象的C。这就是我们内地很多金融学院校的研究水平。背景提示表面上看中国科研投入很高，研发人员层次很高，但是研发效率很低，科研产品很少。拥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比比皆是，但发明创造却不多。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被调研的企业在技术发展方面以博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的有30%、以硕士为专业技术带头人的有45%、以本科生为专业技术带头人的有24%。由此可见，我国企业高新技术专业带头人的学历结构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当。而70%公司的研发队伍九成以上的科研人员都是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每万人的专利产出却居于世界末位。我们大量科研人员和经费投入基本都被浪费在一些低水平技术上了，而不是积累和传递。所以最近国内讨论了半天山寨机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都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把人才用在科研的积累和传递上。

第二，同样是创业，西方企业不是在赌小概率事件，而是认真分析和研究了学术论文，论证可行性，备齐各项研发条件之后，才根据客户需求研发产品，这就是研发的规律，按照这种规律才能提高研发的成功率。西方理念崇尚遵守规律，而我们不同，我们不尊重规律，反而希望破坏规律，我们甚至以破坏规则、规律为荣。举例而言，我和很多国人一样，都以破坏规则为荣。我在2008年10月初应邀到广西梧州演讲，由于没有飞机到达那里，而开车过去需要5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演讲主办方派了一部警车来接我。我坐上警车后，警笛一路鸣响，又闯红灯，又不缴过路费，我心里觉得很畅快。我在破坏交通规则之余，不但不以为耻，反而得意洋洋。背景提示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追求最少付出，寄希望于小概率事件，这就是所谓的破坏规律。这种破坏规律的方式比比皆是.举例而言，许多企业宣传和奖励那些条件不具备（如资金、设备或环境）、储备不充分（如备有技术积累和经验）、过程超常规（不按程序和规范进行）但获得成功的项目和个人。这些项目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

第三，请大家思考一下，甲骨文为什么能那么快就推出第二版？其实真实的情况是，甲骨文推出的所谓第二版实际上就是第一版的错误修订版，但是改得不是很彻底。而且这个第二版不但不稳定，还缺少一些重要功能。可能我们中国读者会觉得很奇怪——连甲骨文这种高科技公司的产品都会出错啊？高科技不是不能出错吗？否则怎么叫高科技呢？这正是我们对于高科技的不理解。背景提示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什么叫水平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没有错误，对工作的要求也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追求完美的思维呢？我想可能与我们从小到大每次考试都追求100分的心态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孩子考了98分，爸妈还不一定满意，因为没拿到100分，因为只有100分才完美。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加强对错误的测试与验证过程就被视为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既然没错误，就不要测试与验证了吧。而在西方理念中，完成的工作必定有错误，而且高科技含量越大，错误也就越多，这不是有没有水平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加强错误的测试与验证是成功的必要保证。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接受错误的思维呢？我想很可能与西方的考试制度不同有关，基本上西方是以曲线打分，只要你在全班位于前30%，你就是A，虽然你考试犯了很多错误，但你相对来说仍然是最好的。因此西方人勇于接受错误的思维远远高于我们，这种思维表现在科研上就形成了西方重测试改正错误，而中国人不重视测试。这个心态能在调研中得到充分体现：有85.9%的中国企业，其测试支出占研发总费用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方40%的水平。

第四，甲骨文的第三版是怎么改进的？他们几位创始人拿到第一单以后根本就不敢自我陶醉，因为他们太清楚了，这个产品如果不升级，马上就会被IBM赶上。还有就是，当时不像今天这样，大部分电脑都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当时的中情局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脑，那么怎样实现跨平台操作呢？这都是很关键、很实在的问题。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不能失败的，但是他们必须要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才能保证以后的成功，也就是说在西方理念中，失败就是控制和管理的失误。背景提示这种心态在我们的企业里是不可想象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英文中就没有类似的俗语，你把它翻成英文就叫做“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我想西方人肯定是不懂的。由于我们有这种思维，因此失败可以不被追究责任；而在西方理念中，就不这么看，失败必然是控制或管理失误，是要负责任的。背景提示我们由于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在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中，有32.6%的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是可以理解的。而企业研发人员研发失败是自然规律。只有23.1%的企业认为控制与管理是重要的。企业研发人员追求自身能力的体现，谁都不关心和对高新技术产品研发成功与失败负责，甚至认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

那么要怎么控制和管理呢？控制和管理这两个词说起来简单，但是我们有几个企业真正能做到呢？大家知道不知道，甲骨文公司在1983年推出第三版软件的时候就已经实现这样的管理和控制了！整个控制和管理的原则就是要过程管理，而不是目标管理。这句话似乎有点玄，但是我一解释读者就明白了。

四、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

什么叫做目标管理，我以大厨师炒菜为例，把鱼香肉丝炒到了顾客满意的程度就叫做目标管理，至于大厨师炒菜的方法，我们是不关注的。

什么叫做过程管理，我们把大厨师炒菜的步骤分成20个阶段，也就是20道工序。第1个人切葱花，第2个人切肉丝……第18个人倒2勺酱油，第19个人把火开到600摄氏度，第20个人炒3下。如果不好吃，就重新调整第2、第5、第9道工序；还不好吃，再重新调整第3、第7、第14道工序；依旧不好吃，再调第18、第19道工序。就这样，经过无数次调整之后，第1001次的流程终于能够炒出跟大厨师炒的一样好吃的菜，在这个流程的要求下，葱花的长度必须是1.1厘米，肉丝的长度必须是1.3厘米，酱油必须是2勺老抽。以后就按照这个第1001次调整的流程炒菜，每一个人都按照每一个工序的严格要求来做，千万不能创新。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工序严格执行，至于鱼香肉丝好不好吃这个结果，就不是我们关心的。只按照流程办事而不管结果，就叫做过程管理。背景提示我们中国人的心态完全不同，调研结果显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只看结果的特性，已成为70.5%的高新企业开发新产品的座右铭。由此使得许多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放弃对研发过程的管理控制，把希望寄托在研发人员“自由创作”的目标管理的基础上。到现在，仍有53.1%的高新企业只重视研发结果，忽视过程管理。

目标管理有什么必然的缺点呢？第一，这个大厨师一走，就把什么都带走了。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套过程管理，这样才能留住大厨师的手艺，此后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厨师了，而需要20个人（也叫螺丝钉）按照第1001次流程工序的要求来执行，最后炒出来的菜一定和那位走掉的大厨师水平一样。第二，目标管理无法修改，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大厨师炒菜的方法，而过程管理可以修改，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流程，这就是两者最显著的差别。我们很多软件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无法根据客户要求进行修改的原因就是没有这套流程，因此不知道怎么修改。第三，过程管理才是高科技和资本密集行业的基础，这就是甲骨文三个版本的基础。他们利用的是过程管理，所以才知道每个工序的好坏对结果是什么影响，才可以通过管理20道工序使最终结果可以被控制，这就是控制和管理的本质问题。如果无法管理20道工序，就无法控制最终结果。而目标管理就是大厨师端出什么菜就是什么菜了，对于改变已经炒出来的菜，我们完全无能为力。

我以中国企业的目标管理为例来说明，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有43.2%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管理的目标。因此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赶进度，完全忽视高新技术产品的过程管理规律，这是造成高新技术产品研发问题多、质量差的主要原因。

甲骨文第三版还推出了所谓“原子性”的新功能——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从而更进一步地强化了流程管理。这个“原子性”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把炒鱼香肉丝的20道工序按2个工序一组，分成10大模块。比如，第一模块包括切葱花和肉丝，如果肉丝达标，而葱花不达标，那么整个第一模块将被退回，借此强化流程管理的严格性。所以原先必须管理20道流程，现在提升到只管理10个模块，大幅减少了工作量。

更多别的性能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请大家来想想这个“原子性”的原则。这个东西绝对不可能是中国人想出来的，就算有那么几个中国人想出来了，也会被老板臭骂一顿然后否决掉。为什么？因为这东西多烦人啊——要么全部成功，要么全部失败。万一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那前面干的活儿不全白干了吗？所以中国人的特点就是什么事都马马虎虎，差不多对付一下就算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太浮躁，太渴望结果，而不是过程管理。背景提示今天的甲骨文依然走在这一领域的前沿。世界上的所有行业几乎都在应用甲骨文技术，且《财富》100强中的98家公司都采用甲骨文技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前面谈的过程管理的基础上，甲骨文由第一版到第三版的不断改进，满足了市场需求，因而成就了今天的甲骨文，而这种由第一版到第三版的不断改进就是所谓的持续竞争力的体现。

中国新成立的高科技企业和倒闭的企业都很多，一批批“先烈”倒下去了，一批批后来者站起来。在国内，这是高新科技企业的一个普遍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没看到多少高新科技企业能好过10年的，总是起来一批倒下一批。如果这种现象不断重演的话，可能3年后现在的企业又要倒下去一大批。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的是像甲骨文一样的持续竞争力。

但是我们的企业对持续竞争力有着太多的误解，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只有15%的企业了解过程管理才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还有很多中国企业竟然认为技术人才（27.1%）和市场需求（43.2%）才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的关键。人才和技术只能替产品创造竞争力，但竞争力不是高新科技成功的关键。只有持续竞争力才是关键，而持续竞争力必须依赖一个有效的过程管理体系创造出来。

甲骨文的持续竞争力重视的是技术积累，而不是技术创新。以炒菜为例，什么才是持续竞争力？那就是当外部环境变化之后，比如客人突然不喜欢吃咸的鱼香肉丝了，那么我们就马上调整第18道工序，只倒一勺酱油，而不是两勺。如果顾客吃完很喜欢，我们就将这个一勺酱油的流程工序定下来，这就是技术的积累。因为每一次执行这个一勺酱油的流程工序就一定会得到客人的青睐，所以才能维持持续竞争力。如果靠大厨炒菜，端出来什么菜就是什么菜了，我们根本无法修改，必须叫大厨重炒一份不咸的鱼香肉丝，至于他怎么炒的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炒出同样不咸的鱼香肉丝我们也不知道，由于客户要的是只放一勺酱油的鱼香肉丝，大厨越创新越糟糕，从而使得产品缺乏持续竞争力。

但是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最缺少的就是持续竞争力。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64.9%的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而只有35.1%的企业重视技术积累。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总而言之，我们中国人总是希望快点创造出一个高科技产品，把它拿到市场上去赚钱，而不重视把其中的过程管理规律提炼出来。一个产品研发过程按过程管理的规律该用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什么“我努力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等都是很荒谬的。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能把新产品开发出来就行。这样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往往不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市场情况一变化它就卖不出去，因为我们缺乏过程管理。这时该怎么办？我们往往是全部重新来过，就好比大厨端出来的菜如果顾客不喜欢的话，只有请大厨师重新炒过，而不是只修改一道工序。这就像在开中国餐馆，没有一套程序，你连怎么改进都不知道，这是最可悲的事。所以，我们对低端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不断重复，其中所花费的资金和人力已经是欧美的10倍多。我们大量的人才资金不应去做产品，而应该去建立一套过程管理的流程工序。

第二部分 中华文化的四大茫然

第三章 茫然之一：就知道赚钱

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慈善背后，再现文化玄机：

他们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这么不同？价值洗礼，反思社会责任：

但这些是什么？这是对社会的信托责任。我们有吗？背景提示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举世震惊的里氏8.0级大地震，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灾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与社会各界立即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民众与企业的捐款数额都大大超过从前。爱心帮助灾区的人们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也令所有的中国人心存感动。然而，面对大灾突袭，一些企业的做法以及企业相关人士的说法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慈善背后的文化玄机：你的心灵能否高于一座坟头

在这一章中我要谈论的是一个比较让我们痛心的话题，那就是汶川大地震。当然了，对于汶川大地震的过程、解放军的勇敢，以及老百姓所受的苦难，我在这里不需要重复。但是我相信，这在每一个人心中，都是难以抚平的创伤，包括受难的同胞，包括各位读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是如此。我想和大家一起，对这一切进行一个反思，反思什么呢？我先说一件事。

在地震期间，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捐了200万元人民币，当网民批评他捐得太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金钱不应该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背景提示作为中国地产界乃至中国企业界的领军人物，王石的这番话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不解，一时引起各方争议。直到2008年5月21日，王石接受采访时对此表达了歉意，并宣布将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

阿里巴巴的马云也讲过类似的一句话！这是他2006年说过的话（实际上他最后更正这不是他讲的话） ，他是这么说的：“中国企业家即便有能力，也不应该用来做慈善，而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对于那些镁光灯下的慈善捐款，我认为1元就够了。”背景提示这段发表于2006年的言论，是马云针对国内企业有“作秀”之嫌的慈善活动所发出的，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反响，但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却被网友翻了出来，这位拥有40亿元身家的“中国第一网商”无奈地陷入了一片愤怒的声讨之中。

我自己不能当愤青，我也不希望大家举起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这也是不好的，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谈这个话题。请问各位读者，如果有一天你取得了像马云或王石那样的成绩，站在他们那样的位置的时候，你会不会讲相同的话？

我们批评起别人都是义正词严，可是为什么他们会说这样的话？我对他们讲的话并不认同，甚至认为这么说是有问题的，他们被大家批评我毫不同情。不过我发现网友的评论水平非常高，有一位网友对王石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我相信他不是在谩骂，但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反思。他说：“王石，不管你征服了多少座高峰，但是，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

对于马云的评价，有一位网友写得也很好，他的话有一点儿骂人的意思，他说：“你的心灵和你的外貌一样。”我发觉网友都挺幽默的。而且还有网友做了个计算：200万元人民币是万科多少的利润呢？是它2007年万分之四的利润，0.04%的利润——赚了这么多钱，只将0.04%的利润拿来救灾。同时网友又算出了一个数据，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王石12次登山花了3684万元，而王石的年薪是多少呢？691万元。似乎我们的企业家，对于救灾这个问题还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还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来谈论一下这件事。

先说说两个人。一个是比尔·盖茨，另一个是沃伦·巴菲特，他们两个人，不是简单的职业经理人，而是真正少数几个拥有上市公司的亿万富翁，尤其是比尔·盖茨，一直位居全世界富豪榜的前列，沃伦·巴菲特也差不多。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他们的行为与我们国内的富豪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分别成立了两个公益基金会，比尔·盖茨的基金会叫“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这个基金会。不但如此，他还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一句我听了很感动。他说，他的财富是取之于社会，也要还之于社会，他只是帮助大家管理这份财富而已。这句话很奇怪，我们通常认为财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怎么叫做只是由我管理？我创造就是我自己的啊！但比尔·盖茨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说他留了一栋价值1亿美元的房产，另外给他的子女每个人留1000万美金，供养他们到大学毕业之后，他这个做父亲的职责就尽到了，以后他们就要独立生存。沃伦·巴菲特在2008年也把几百亿美金捐进了他的基金会，他的想法和比尔·盖茨是一样的。

而且，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美国总统小布什上任后，宣布了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包括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遗产税。在我们看来，美国企业家肯定很高兴——取消遗产税多好啊，我可以把我的财产全部留给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太棒了！因此在我们中国人的想法里面，总认为如果小布什总统取消遗产税的话，那么最激动的就应该是比尔·盖茨同志了，因为他的钱最多，这是我们的思维。可是事态的发展不是这样子的，美国竟然有120名富翁联名上书，反对政府取消遗产税。其中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沃伦·巴菲特、索罗斯、石油巨头洛克菲勒等人。他们说，我们不能同意总统的做法，取消遗产税会导致美国的年轻人丧失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为了美国的长远发展，我们不能够赞同这个政策。你们是不是觉得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疯了？

大家想想，这个政策明明是对企业家有利的，那这些美国企业家到底在想什么呢？请注意，我绝对没有夸奖比尔·盖茨的意思，我也不是在变相责备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我只是想请读者想一想，他们都是人，都是有能力的企业家，为什么他们的想法这么不同？而且我再告诉大家，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认为，比尔·盖茨就是对的，我们就是错的，没有这么简单。我要说的是，这些美国巨富的行为背后，到底埋藏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基因呢？

二、Profess的血从何而来

我们不要拿着一把道德的利剑随意挥砍，因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当你是穷人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地指责富人，可是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启发。我最喜欢谈历史，而且我的读者也最喜欢听我谈历史，因为我谈的历史，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而且跟大家所学的历史似乎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历史特别好听。那么我首先谈一谈，这一种源自于西方的企业家精神，或者说源自于西方的这种现代型的企业，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在这种文化之下会产生这种想法，而我们却是不同的想法？我们先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

在公元10世纪，西方孕育了第一批企业家，因为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当时的天主教皇给大家灌输这么一个信念——你死后怕不怕下地狱？民众们当然怕了，那要怎样才能够不下地狱呢？答案就是把你的财产捐给教会，显示出你对上帝的忠诚，就可以不下地狱。所以很多有钱人在死掉之前，就把财产捐给了教会，这样到了公元10世纪中叶，英国的土地有60%是属于教会的。

可是教会神职人员自己是不能够经营企业的，他们又没有合法的子女，不能传承，怎么办？所以他们创立了现代化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就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这些教会企业，这些职业经理人是管理者，而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是谁呢？是教会。管理权跟所有权分开的第一步，就是这时候来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有多好，而是在教会的企业之下，这个制度的形成是必然的。背景提示在教会神权时代，英国农民们的做法是通过遗嘱或合同将土地转移给教会，而管理权则交给受人尊重的教士，这些受人尊重的教士就是今天现代职业经理人的前身。

这些经营企业的人是职业经理人，当时在英文中叫做“Profess”，就是“专业人才”的意思（这里提醒读者一下，教授的英文“Professor”与这个单词就是同一个词根）。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就是用“Profess”这个词来称呼当时经营教会企业的那一批职业经理人。那么，他们当了职业经理人之后，会有什么信念？他们努力经营企业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为了服务上帝所热爱的子民，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责任感，他们都是教徒，都是教会所指派的最精英的Profess（Profess没有“or”，所以不是教授“professor”），他们是纯粹的技术人才、专业人才，要把公司经营好来荣耀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一直讲的话就是神爱世人。所以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些“Profess”当了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之后，所想的就是如何负起这样一个责任，也就是“信托责任”，怎样才能够造福上帝所爱的子民。这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产生的前提。

当我们引进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时候，我想请问大家，有多少人理解这个背景？你们如果不读我的书，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民族，而且中国人对于西方历史的基本轮廓是不清楚的，我们这个民族甚至不会想到如何从根源上来寻找比尔·盖茨的这种思想。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思想根源就来自于这里，因为他们所经营的是上帝的企业，所以从一开始，他们的整个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而来的。他们认为，当职业经理人就是要承担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而他们自己呢，就是要替上帝所爱的子民，也就是整个社会以及所有的老百姓创造财富。这是他们心里所想的事，在我们中国读者听来，可能认为这是大话或者神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老百姓的。

读者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教育老百姓的？我告诉大家，大家听了以后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甚至有痛心疾首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很多专家学者说，国有企业之所以做不好，原因在于东西不是自己的，因此做不好。这些专家学者还提出了一个“冰棍理论”，什么叫“冰棍理论”？那就是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不好，最后就会像冰棍一样逐渐的融化，与其让冰棍完全融化掉，不如趁它还没有融化完之前就送给国企老总，叫做MBO（Management Buy Out） ，即经理人收购，他就做得好了。

这样看来，按照我们很多学者的理论，东西必须要是自己的才能做得好，不是自己的就做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们已经和西方的信托责任分开了，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美德、是非善恶判断标准，全部荡然无存。你们认为国企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吗？错了，真正的受害者就是你们今天所看到的民营企业家。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民营企业家来讲，难道他们的企业就是他们自己的吗？他们要不要聘请副总，要不要聘请经理，要不要聘请科长，要不要聘请员工？我再请问大家，这个民营企业虽然是他们的，可是属不属于他们聘请来的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呢？当然不属于了。那么我再问大家，既然东西不是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做好呢？所以我告诉大家，他们可能就是不做好。而这就是为什么民营企业的老板总是感叹着，他的员工不为老板着想，没有人愿意为企业真正卖力地打工。我的这些话肯定没有说错，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在一家公司做了两三年之后，就想自己做老板去了，没有人会想到公司对自己的培育，更不要说对公司老板或者对股东尽到自己作为一个“Profess”的信托责任。我们不会这么想问题的，而是想到什么呢？想到我自己好就好了，我自己好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东西不是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东西要是自己的才可以做得好，因此我最爱谁？我最爱我的家人，我最爱我自己，我最爱我手上的钱。社会责任感呢？信托责任呢？你对老百姓的责任呢？都不重要。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从这一步开始，我们的血和西方人的血已经是不同的了，他们的血是由宗教所遗留下的信托责任；而我们的血呢，是以自我为中心。事实上读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懂了，在这种环境之下，马云或者王石这么讲话，你觉得奇怪吗？他说金钱不能成为他的负担，好像也对啊，这个企业家有能力也不该做慈善，因为慈善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而他应该干吗呢？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赚更多的钱，给谁呢？给自己。

三、病根在我们身上，不在大学生

我曾经在2008年12月8日，针对一个相关问题接受过《读者》原创版杂志的专访，我将访谈内容摘录如下，相信会对读者朋友有所启发。《读者》原创版：大学生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失业问题，更多的是心理问题。工作上的失业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心灵上的失业，冷漠、自私、孤僻……对生活失去信心，对弱者失去悲悯，对亲人失去信任，有时甚至会做出极端的举动。比如此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手刃老师之事，您认为中国大学生缺少的是什么？是人文教育吗？您希望中国大学生——甚至是中国学生有一个怎样的教育土壤？郎咸平：我是这么想的，首先，我换个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今天我们对大学生的要求过多，而我们这一批人，尤其是四五十岁的这批人对自己的要求过少。你晓得不晓得，今天我接受你的访谈最想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让我感动。《读者》原创版：谢谢。郎咸平：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在批评大学生的时候很少检讨自己，你晓不晓得这一切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所造成的。《读者》原创版：病根在我们身上？郎咸平：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现在大学生为什么冷漠，为什么自私，为什么孤僻？这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事出有因。我就举国企改革为例。我们很多学者说东西不是自己的就可以做不好，东西要是自己的就得做好，这叫冰棍理论。国有企业不是自己的，所以做垮了，变成自己的以后就能做得好。那么我请问，你这么教育下一代，是想让他们像你一样的自私自利吗？你再看看美国人，刚才我提到的那120个美国最有钱的富豪打广告的事，如果说我们国家是用这种方式来教育他们的话，你觉得他们会自私吗？会冷漠吗？会对社会不关心吗？不会的。与其批评大学生冷漠自私，不如先检讨一下自己是否自私冷漠。《读者》原创版：我们感冒了却要让大学生替我们吃药。郎咸平：没错，这是我的观点，这一点我是非常坚持的。我们大人自私得要命，但我们从来不检讨自己，就像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自己一身红毛，却说别人是小鬼。

四、谁控制了美国

我们接着谈欧洲的历史，这种高超、脱俗的信托责任，也会随着社会的富裕而瓦解。所以在公元10世纪形成的这种崇高的教会企业的经营理念，到了公元14世纪之后呢，轰然瓦解，因为钱多了。钱多就开始干吗呢？开始只想到自己——自己要奢侈享受，别人就不再重要了。所以欧洲从中世纪开始，就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了，这种由宗教而来的信托责任没有了。

我并不否认西方现代企业依然具有这种教会企业的传承，可是我告诉大家，西方现代企业的经营理念是经过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的教会企业的这种理念，一直过渡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大家只为自己打算。到了19、20世纪，像可口可乐这些企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段历史非常重要，那就是从1890年开始，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个《反垄断法》，开始利用严刑峻法的方式逼迫美国的企业重视信托责任。这和早期不同，早期是自发的，19世纪之后是强迫的，怎么强迫呢？为此我专门做过一个研究，最后整理成一篇文章，2002年前发表在《欧洲金融管理》学报上，文章的题目就是——谁控制了美国？背景提示美国的《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中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法律，又被称为《自由经济大宪章》，那么，这部法律到底怎样改写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到底是谁控制了美国呢？

谁控制了美国？我当时找到的资料是这个样子的，美国政府利用《反垄断法》将大家族排除到这个经济体系之外，怎么排除呢？让它们在高市盈率下套现离场，让美国企业从过去的家族企业，变成大众持股企业。所以今天美国的上市公司，都是大众持股公司，实际上这是美国政府运作的结果。这种大众持股公司，它的职业经理人经过了中世纪的磨难之后，他们的血跟我们的也差不多了，也是为自己打算。当时美国政府就利用严苛的法律，让这些职业经理人不敢忘记欧洲早期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所以这些公司在美国奉公守法，而且一样传承着过去的社会责任感。

也就是说，它们还在想替社会创造财富，怎么创造呢？那就是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这种大众持股公司来创造。美国的上市公司和中国的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家族、个人，美国不是。美国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它的股民都是中小股民。因此，美国政府利用法律的力量，强迫这些职业经理人要替这些中小股民创造财富。如果你做不到呢，那就大刑伺候，让你坐牢，就是这么严格。所以职业经理人一旦由于缺乏信托责任而被举报或者被逮捕的话，后果非常严重，是要坐牢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继续传承着欧洲一千多年以前的制度，逼迫这些职业经理人有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因为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由这个社会的中小股民、老百姓所持有的，每一个职业经理人只要好好做他的工作，他只要赚1美元，就能够通过股票市场市盈率的放大，给全社会30倍的回报！所以一家公司赚了1块钱，它的股价就会以30倍的数值，回报给每一位中小股民。因此美国越成长，老百姓越富裕。

而财富是由谁创造的呢？是由美国这些职业经理人所创造的。拿这一批职业经理人和公元10世纪的职业经理人相比，你会发现，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那就是替这个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他们这一生所努力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心态是不同的，早期是出于对上帝的畏惧而做的，今天则是出于对法律的畏惧而做的。

以上这些内容，我从欧洲的早期、中期跟晚期，把这些职业经理人的心态给大家分析得清清楚楚，那么今天我们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处在什么时代呢？那就是欧洲的中世纪时代——一切只为自己打算。他们有对上帝的畏惧吗？没有的，因为我们是不信神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有像美国一样严格的法律，逼迫他们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吗？我们也没有。在一个既缺乏这种所谓的早期对上帝的畏惧，又缺乏晚期对法律的畏惧的情况下，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结果呢，就是一切只为自己打算。所以你就不要奇怪，为什么会有“冰棍理论”这样的言论出现，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我讲到这儿读者就应该非常理解，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会将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捐献给这个社会，为什么西方的职业经理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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