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沁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试读：

李沁博士，传播学者和文化产业学者。丰富的中美传媒前沿研究及从业经历，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并获美国电视“艾美奖”学院奖。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华尔街股票媒体集团分析师、美国时代华纳有线电视栏目总制片人和主持人，并作为北京“千人计划”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办沁人心彩传媒公司。先后在纽约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讲学，为清华首开“文化创意产业”课程。序一沉浸传播——新媒体时代的新概念赵启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

媒介传播研究，不仅要找到人与世界交流的最好方式，还要回答传播对于人类未来将意味着什么？这对于预知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尤其在当下经济全球化、价值多极化的世界，随着科技的极速发展，人与社会的依存越来越依赖于信息的传播，信息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美国有一个新词inforsphere，由information和atmosphere组成，可以译成“信息空气”，说的就是这个现象：即人离了信息空气，将不能活。

当学术界还在将新媒体和互动传播作为新研究领域，试图解释当下社会出现的新传播现象和问题却感觉困惑不前时，李沁博士在本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沉浸传播”这个全新概念，分析和诠释的正是象空气一样在周围存在、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进行交流的最新传播现象。李沁所定义的“沉浸传播”指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传播现象。

这个全新现象的出现，对人类现有关于传播的理论提出全面挑战。上述“空气”的比喻，强调人与媒介的依存度在增加，媒介与环境的依存度也在增加。环境不是总与荒野有关，在“沉浸传播”中，人类生存的大环境成为媒介本身，建立在智慧星球之上的媒介传播包容一切，它可以是现代城市与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对话，可以是国际舞台上公共外交的一种形式，也可以是人与人自己内心的对话。

在这本极富学术胆略和学术想象的研究专著中，作者还试图回答现代传播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提出的全新问题，并进而解答传播演进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李沁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并大胆地提出了“第三媒介时代”的全新概念，这个新时代完全不同于第二媒介时代双向互动的本质特征，由此宣告了马克·波斯特在其“第二媒介时代”所描述的社会已发生革命性变化。李沁所提出“第三媒介时代”，指建构在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沉浸的泛众传播之上的全新社会形态，这个全新概念也不同于“云时代”的概念，“第三媒介时代”强调沉浸传播使人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共生共存，人类活在一个没有边界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信息传播世界。

最初认识作者时，我正好在上海负责浦东开发，她刚从大学毕业进入人民日报做记者，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她对浦东、对上海以及对全国的报道，看出她很有全局观和宏观驾驭，思维开阔大气，文笔有气势、有创新。后来她出国求学，去了美国最著名的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媒介传播，并在美国主流媒体界进行了多年历炼。学成回来的她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不仅增添了国际化的视野，而且拥有更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特别是她杰出的理论抽象思维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么多年在理论上的大胆探索，使她形成了有自己独特建树的全新理论体系。

中国走向世界，需要这样有前瞻性的研究专著，需要有李沁这样走在国际前沿的传播学者，中西方的文化价值在她身上融合共处，这在本书的行文论述及结构体系中也有所体现，所以可以说，本书也是李沁在世界游学后才形成的重要学术成果。国际人才及文化交流往往需要跨越四方面的障碍：语言的障碍、生活方式的障碍、宗教信仰的障碍和意识形态的障碍。文化的多样性仍旧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并且继续会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良好的交流需要跨越文化障碍，正确对待文化差异，相互尊重彼此文化并实现互补，从而来丰富及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上，中国在世界一些主要舞台已显露大国风范，而尽快占据世界学术探索舞台的领先地位，则是当下中国所最需要加强的。李沁所研究的沉浸传播，是个在全球都属于建构初期的学术前沿，是个全新领域，需要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和宏观驾驶能力。而沉浸传播所赖以发生的环境，正是一个充分连接的全球化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国际合作的基础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流。

学术理论上的开拓极其重要，而能让理论指导实践则更有意义。沉浸传播的产业化，将是作者在实践上找到新思维和新出路又一个挑战。相信沉浸传播产业化的突破，特别是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方面的应用，将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果。我也期待作者能将沉浸传播用于对公共外交的传播效果研究，以及在中国城市发展和国际商业交流中的品牌传播应用，相信对于提升品牌的国际声誉会有突破性贡献。

本书是个理论专著，对于从事传播研究、新媒体研究、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研究及应用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将能提供有益参考和启发。本书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与人人生活相关的话题，其讨论的传播模式会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在未来的生活形态，因此希望作者在此基础上写个更通俗的读本，以利于传播，也可以帮助所有“沉浸人”提前做好面对必将到来的新生活的心理准备。2013年5月16日序二沉浸于沉浸理论熊澄宇

得知李沁的博士研究成果即将出版，这是一件好事，值得祝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增加，不断涌现的新媒体形态在推动着传播学理论的拓展和创新。沉浸传播就是近年来人们新发现的传播现象和探讨的理论前沿。

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这是人类社会传播方式的第一个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把个人融入集体，把集体融入国家。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人是有差异的，不同的兴趣点、不同的社会人群有不同的社会关注。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这是人类社会在传播方面的第二个进步。这种进步体现了承认差异、尊重个性的精神。

随着数字媒体的出现，在分众传播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交互传播的方式。这种传播方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网民作为内容的接收方，同时又创造内容，这就是交互传播。对沉浸传播我没有作过多的解读，只是把用户在类似“第二人生”游戏软件中的遥在方式作为沉浸传播的实例。

李沁的博士论文在我对传播方式思考的基础上作了积极创新。她将传统的第一媒介时代定义为单向的大众传播时代，第二媒介时代定义为互动的分众传播时代，创造性地提出第三媒介时代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沉浸的泛众传播时代。

李沁解读沉浸传播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它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沉浸传播对人类接受信息的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突破性的质变。

她从构建初期的沉浸传播理论出发，将“沉浸”从“遥在”发展到“泛在”，并且将沉浸概念从原先着眼于虚拟网络，拓展为整个人类环境，建构了沉浸传播的功能模式图、过程模式图、关系模式图和功能模式表格。

李沁的创新是明显的。这是一个结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热点选题，具有相当大的研究难度。研究专著通过思考提炼出的沉浸传播模式及其特点，既是她三年博士学习的理论总结，又是她十几年中外媒体实践的提炼，体现出她一贯的学术敏感和创新勇气。

从2009年入学到2012年底毕业，李沁从我读博士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我认识她却有十三年之久。1998年我在清华创建传播系，200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作访问学者，以进一步了解国际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趋势。李沁那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我动员她回国到清华工作。可她想获取更多美国媒体的实务经验，留在华尔街作了财经记者。

2007年她受老院长范敬宜先生邀请，以海外华人的身份来清华作访问学者，我们又见面了。李沁出国前在人民日报工作了七年之久，一直是范院长手下得力的记者和编辑。她在中美媒体从业的十几年中，完成过不少有影响的作品，曾获得全国政协好新闻一等奖和美国电视艾美奖学院奖。在访问学者时段结束后，李沁选择了留校从我攻读新媒体方向的博士生。

在清华读博期间，她一边读书，一边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沁人心彩传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继续从事她喜爱的中外传媒实践。通过三年的学习，她以优秀成绩完成了培养计划的课程要求；由于公司业绩突出，她同时入选为北京市千人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

她做学问是精益求精的。我们曾就论文选题有过多次讨论，在我的建议下她选了这个题目。在论文写作期间，为了集中精力，排除干扰，她把公司的事情完全交给别人打理，在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空间里阅读、思考、写作。她会在深夜给我发邮件报告新的进展，也常在我出差往返机场的途中讨论修改思路。作为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这部书稿或许还有可以深化的概念解析，可以通过量化研究来进一步验证的观点，但可以肯定全部文字都是她自己思考的结晶。

李沁是努力的，也是幸运的。作品获奖记录着她前进的步伐，论文出版呈现了她创新的努力。不管是作记者还是作学者，她都是全身心的投入，沉浸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之中。我们期待着她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沉浸下去，继续努力，继续前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以屈原大夫这句话与李沁共勉。

是为序。2013年5月29日前言智慧生存与沉浸传播李沁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个伟大的发明可以在一周之后灰头土脸地消失，一家辉煌的企业可以在一日之间软弱无能地死亡。在这个极速到近乎疯狂发展的世界中，却有一种力量越来越持续发力，越来越强烈地把控着我们的生活。它在这日息万变中带来的巨变，是如此颠覆一切，却又无影无息。

这种力量让人类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人际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全面包围。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它让你无处可逃！因为它携带着当下以至未来基于泛在网络连成一体的世界的本质特征：一种全新的信息渗透模式及其产生的无限能量。它正引领着一个挑战你的想象、超越已知任何时代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个力量，这个推动着世界巨变的核心力量，正是现代传播的力量。

传播是什么？有史以来它一直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关键动力。传播的定义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被修正、持续拓展的过程，是人类对世界及自身认知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十年来，随着现代IT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泛在网，甚至生物传播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智慧城市、智慧星球和智慧生存的构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与此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及传播领域带来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挑战，强烈地冲击着我们对于生产、生活及自我的传统认知结构，逼迫着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环境、人类与媒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相信不相信，它就在你身边，或你身体里；你接受不接受，它的进入无须你的同意，除非回归野居，否则你无处可逃。不过我不知，哪里还有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它是一个幽灵，现代传播的幽灵，在世界游荡。它让人激动，狂喜；它也让人担心，甚至恐惧。它，究竟是什么？这个传播的力量自身是如何建构的？有什么规律？对世界带来什么变化？未来趋势又将如何？

驱动我写作本书的原动力，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渴望，极力想弄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新事物，弄清媒介演进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究竟有无关联，有无规律？若有规律，这规律会将人类社会引向何方？我们面对的这个全新的信息社会，它的传播模式究竟是什么？与以前有何本质不同？这个新模式又将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进程？

追寻这个信息渗透生活及改变世界的全新传播模式及趋向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像一个人追寻人生意义和生活方式的过程，充满了诱惑与挑战，兴奋与失望，痛苦与狂喜，担心与好奇，否定与确信……

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我对前人圣贤理论的梳理与总结，寻求传播理论的巨人肩膀。媒介演进规律的“共进共存”与“人性化”，引发我思索泛媒介化，让我与马歇尔·麦克卢汉和保罗·莱文森反复对话，进而趋动我思索：若将媒介理论与社会发展连接到一起又会怎样？这无疑需要突破传统传播学的限制，借用多学科视角。我从一些模糊的感知点出发，从“技术进步”到时尚变迁，从景观社会到影像时代，从媒介融合到社会多元，从信息社会到媒介时代，力图多路径探究社会发展规律。让·鲍德里亚等智者在这里给我展示了消费社会的框架，也提示我进一步思考：或许现在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社会和时代？那么它是新消费社会还是后信息时代？或是全新的有待我们来定义的传播模式及时代？……我觉得我有些太大胆了，但我已让这个幽灵缠住，无法停下脚步。下面就是我对这个探索过程及其成果所作的一个概要。

一、对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规律的探索

研究之初，我只是隐约感觉到一个新事物存在并强烈影响着我们，改变并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各个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然而，感觉终不是理论。这个新事物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抽象出一个独特模式？

这个新事物似乎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虽然看不清，也摸不着，却让你强烈感觉到它的存在，以及它在传达一种共性。而将这种共性纳入传播学研究序列，可能在人类现有关于传播特征和传播对象的研究上，都会产生延展甚至变革性突破。

本着这样的假设与推导，我将研究落到了以下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从传播特征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传播——单向传播——互动传播，那么下一个是什么传播？

第二个问题：从传播对象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那么下一个又是什么传播？

再具体而言，就是互动传播后是什么传播？分众传播后是什么传播？要破这两个题，需要寻找历史前行的共振点，即找到传播方式对人类社会变迁的影响力量。这需要对现有传播理论进行延展与突破，然而这种预测性的前瞻研究，几乎无资料可寻，中外相关著述极少。

自己当初也无法看清研究会引向何方，只是心中有个信念，就是这个新事物或新规律确实存在，而且时时处处包围着我们。循着这个坚信的微光，努力向前走，同时跟美国及中国相关领域的教授及专家同仁们探讨请教，特别是在清华大学与我的博导熊澄宇教授，还有金兼斌教授的多次探讨让我获益匪浅，直到所有的追寻最终落到“沉浸”这两个字上。从落到“沉浸”这个词的一刻，前面的所有困惑也豁然开朗了，我确信已经找到了描述这些新问题的核心概念，我的研究终于有了聚焦点。下面要做的就是对这个概念所代表的新现象，给予全新界定与特性挖掘。

沉浸，在全球范围内至今都是个非常前沿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到现在为止对沉浸的研究，主要用于网络导航研究，且多数是针对网络和生态系统的现象研究，与媒介传播研究相关的仅找到寥寥数篇，而且基本都是对“遥在”状态下的诠释与现象研究。

我创造性地提出了“沉浸传播”这个概念，并且力图揭示沉浸传播——这个我相信已然存在并且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传播方式的本质特征和规律。而这个新传播模式出现的一个关键基础是泛在网络的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普及应用。因此，我试图拓展在全球都尚处于建构初期的沉浸传播理论，将“沉浸”从“遥在”发展到“泛在”，并且将“沉浸”概念从原先着眼于虚拟网络，拓展到整个人类环境。

在这几个突破的基础上，我开始试图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给出答案：即从传播特征看，原始传播——单向传播——互动传播——“沉浸传播”。那么沉浸传播具体是什么？

我在自己重新定义的沉浸传播理论的框架下，开始研究“沉浸传播”在“遥在”和“泛在”、虚拟与现实的融合下，人与媒介的关系，揭示沉浸传播的本质，对“沉浸传播”给出定义，探讨其传播特征、传播模式及发展趋势，建构了沉浸传播的功能模式图、过程模式图、关系模式图和功能模式表格。

二、本书的理论逻辑及架构

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本书的逻辑：探寻新的传播方式及其特征，挖掘传播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导出沉浸传播是建立在泛在之上的全新传播方式，并引领着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第三媒介时代”的到来。

简单而言，一条主线是：沉浸——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两个支撑体系是，从传播特征看：原始传播——单向传播——互动传播——沉浸传播。从传播对象看：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泛众传播。

在研究中我创造性地提出了几个新概念，这里作一简要概述。

1．沉浸传播。本研究将沉浸传播定义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它是以人为中心、以连接了所有媒介形态的人类大环境为媒介而实现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传播。沉浸传播对人类接收信息的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突破性的质变。”

2．泛众传播。本研究创造性提出“泛众”这个新概念，并进而提出“泛众传播”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以泛在网络为基础的、面对所有人提供的个性化传播，是多对多和一对一同时发生的传播”。从“泛在”到“泛众”，其背景是人类从新千年之际的电子兴国E战略时代，发展到泛在特征的新信息化智慧发展U战略时代，人类生存及信息传播的大环境发生了重大变革。“泛在”（Ubiquitous）概念，由美国科学家马克·威瑟（Mark Weiser）博士1991年首先提出，借用拉丁文Ubiquitous“神无所不在”，来比拟通信网络和传播需求的无所不在。

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是一对多，一对所有人。分众传播（Focus Communication）是一对少数，一对部分人。泛众传播基于泛在网（Ubiquitous Network），所以“泛众传播”的英文可借译成“Ubiquitous Communication”，是多对多、一对一。既“有众”又“无众”，它是基于整体大众传播基础上的“无众”，是在“有众”大背景下实现的个性化信息服务。

3．第三媒介时代。上述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我的初始判断，并引我思索及对比马克·波斯特所提的“第二媒介时代”。“互动”和“双向性”被波斯特当作第二媒介时代的主要特征，但这已远不足以描述及概括新传播的发展现状，以及新传播所依存的社会自身产生的巨大变革，我因而提出了“第三媒介时代”的概念。以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进程为背景和坐标，本书宣布“第三媒介时代”的到来，并预测了媒介发展的未来趋向。简言之，我将“第一媒介时代”定义为单向的大众传播时代，“第二媒介时代”定义为互动的分众传播时代，“第三媒介时代”定义为“沉浸”的“泛众”传播时代。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大关系。一是技术与传播的关系。技术进步是沉浸传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IT技术推动传播的速度，生物技术推动传播的深度，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连接，全方位的互相渗透。

二是技术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也是对未来人类生存状态做出预测的基础。本研究将虚拟与现实结合，来研究泛在传播环境中的沉浸传播。将“沉浸”由“遥在”发展到“泛在”，从原先着眼于虚拟网络拓展为整个人类环境，在此基础上描述了“沉浸人”的生产和生活特征。

三、现实生活的启示和预言

本书看似源于一学术想象或假设，但其根基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可以说，本研究受现实的启示，得益于想象与思想的碰撞和激发，归于学术的调研和求证。

所以这虽然是本纯理论研究，却不是个纯书斋的作品。在欧美十多年的游学，在中外传播业界的工作，直至自己下海涉足产业界，都让我不断地打开思维，拓展想象的空间。其中比较闭关的集中学习与研究时间尤其珍贵，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纽约大学通过讲学跟学生建立的交流，在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的访问与拍摄节目，在清华大学的开课讲学以及从事研究。从最初因着迷电影投身影视并进而关注视觉呈现，到集中探究人类对生活美的追求及时尚传播并进而研究消费社会，再到被泛在网和智慧星球吸引……这些过程都在不断更新我的知识，激发我的创造力。一直吸引我的，是人类想象力的无限性，及其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一直让我着迷的，是传播对生活的影响力。

而在逐渐聚焦到“沉浸传播”并建构这个新传播模式的研究探索过程中，除了传统的资料收集分析、调查研究、访谈等研究方法外，实地研究也被证明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移动新媒介，如微博、微刊、微信等也正因此成为我观察、获取研究样本、发现模式、归纳及验证模式的新路径。我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创办发行微刊，与粉丝共享传播业界的最新讯息；一方面寻求这些讯息现象背后的规律与趋势。现代传播让人与人的交往有了全新的方式和平台，它的基础是一个不断整合新技术和想象空间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全新传播模式，即我所命名的“沉浸传播模式”。

沉浸传播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方式，并通过社交方式的改变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因为社交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基础之一，正如乔·桑塔亚那所说：“人再深居简出也难免与人交往。社交犹如空气，人离不了它，但光靠它来维持生命也是不够的。”这个新的传播模式还在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娱乐方式，并且让我们的社交方式、工作方式和娱乐方式随时随地互相沁入，互为彼此。

所以沉浸传播及其所引领的第三媒介时代，对我而言，不只是个理论研究，更是关于现在生活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生活的预想。小时候爱看好莱坞幻想电影《未来世界》，后来迷上伍迪·艾伦的《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而事实上，电影中那些关于未来的想象，在近几年一一变为现实。梦幻失去了想象的迷衣，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智慧的力量。

过去的幻想通过什么植入了我们的生活现实？很多正是基于沉浸传播所描述的无处不在的连接和定位服务LBS所创造的神奇。来看看我们可以有的一个美丽早晨：

清晨醒来，你眨下眼睛，智能窗帘随之开启，暖暖阳光射进来；

空调自动启动并迅速达到你喜欢的白天室温；

起床去公园跑步，智能手表电子显示屏提醒你心跳已超过正常的30％，私人医生给你发来了提醒短信；

满头大汗回来洗澡，适合鬈发用的洗发水已在浴室。你昨天烫发刷手机支付时，沙龙会员管理系统自动发送了洗发水的订购；

准备早饭，发现冰箱没牛奶了。按下冰箱外按钮，接通超市要一加仑全脂奶。接线员回答：“您最好试试我们的低脂或脱脂奶。医疗记录显示你胆固醇偏高。另外你母亲的车刚过海淀公园，全球定位系统显示她20分钟后可到家，她老人家血压高，建议也喝低脂奶。”

5分钟后低脂奶被送到你家门外；

等母亲期间，你心中念及一人，放在桌上的手机自动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Good Morning！爱人甜蜜的问候从空中传来，虚拟成像出现她的笑脸，视频旁的地图显示，她正在纽约长岛享受海边晚餐。她送了你一只新鲜大虾，正从3D打印机里爬出来……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这不是电影，也不是想象中的未来世界，这是在世界一些地方已经实现的生活现实。泛在连接的传感器，隐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又静悄悄的。

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人与周围融为一体、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融为一体的世界已经到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三媒介时代。5年前、10年前的想象，如今一个接一个地化为我们眼前的现实。我们是这个新时代到来的见证人。

四、传播产业化带我们走向未来

沉浸传播所描述的现象，正在生活中迅速变为普遍的现实，而关于沉浸传播相关的产业化应用，我相信也正在加快步伐。

在沉浸传播主导的第三媒介时代，人、媒介、环境融为一体，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融为一体。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谓的消失的地域，现在确实已然消失了。无须玩穿越，一切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从未远离，只是曾经泾渭分明的不同语境的媒介、不同类型的受众群、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因技术及认知局限形成的界限，如今在电子媒介及沉浸传播中被抹平了，如同隔离视线的迷雾散尽，原野中花儿的美艳尽览无余。

这个界限的消失，让很多曾经的不可能化为可能，冲破了界限的无限创造力在推动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生活方式的出现。技术应用及产业融合的快节奏，正推动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泛在网在网络、终端、业务、产业等多层面上的快速融合。从智慧城市到智慧星球，从数字娱乐到智能旅游，从商场导购到远程医疗等都是最新融合的产物。U战略正在全球漫延，美国在推行“智慧星球”战略，新加坡在建“智能岛”，韩国在建设“无所不在的梦想会馆”，欧洲在打造无所不在的欧洲信息社会……中国有“感知中国”的MUSE计划和大步迈进的“宽带中国”战略，在泛在时代，中国已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

沉浸传播是支撑U战略的传播技术融合形成的最新传播模式及其产物，在这里，一切皆为媒介，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都是媒介。而这个生存环境到2017年全球将有7万亿无线设备被泛在网连接，为70亿人口服务，也就是说成千上万的无线设备嵌在我们周遭的环境空间中，使各种智能信息设备发挥神奇功能。在本书历经三年写作即将交付印刷时，微信在中国忽如一股强大风潮卷进人们的生活，相关数据说其问世两年内就抓住了三亿用户的心；Google推出主人去世后仍可继续写日记的程序设置；3D打印机已经投入使用，美国有民间团体通过3D打印机打印出零件组装的枪发射出了子弹……这些似乎正好为我所创建的沉浸传播理论做了一个又一个注解。

特别是与传播相关的技术打造出的可穿戴设备，正将我们人类从头到脚武装起来：Google眼镜能记录下你眼睛看到的一切，“百度眼睛”（Baidu Eye）能听你的话随时发送照片；脚上的运动鞋，有能唱歌的“苹果＋耐克”，有会说话的“谷歌＋阿迪达斯”；手上有智能腕表和能支付的手机；身上呢，更是层出不穷，智能控温衣，还有女性专属产品，像印度3名女学生发明的超级“防狼内衣”，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和移动通信系统，能够在女性遭受性侵害时向歹徒发射高达3800千伏的高压电流，并立即报警和通知受害者家人。

人类无限的想象及对生存发展的需求推动着传播新科技的快速产业化，新科技创造的这些新产品也在经受市场的检验。当新科技的功耗和价格越来越便宜时，新科技带来的新传播手段和方式也越来越普及，沉浸传播的市场化步伐就越来越快。如今低功耗的芯片、蓝牙、WiFi、LBS、大数据服务等，让拥有私人云和智能信息平台越来越容易，也让沉浸传播随着产业化而越来越沁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空间、我们的私密空间，都越来越快地转化成现代全景社会的一部分。Fitbit不仅记下你每天的步数，而且监测你的睡眠安稳度；社交网管理你的人脉关系；电商了解你的购物习惯；印度的女性新防身用具“防狼内衣”在获得了“甘地青年科技奖”的同时，也吸引了商家的强烈兴趣，不久或将列入女性日常必需品的购物清单……

这时，新的担忧出现了。当美国参议员对3D打印枪支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人们也开始担心层出不穷的类似新鲜发明及其背后的新传播技术是否正在将潘多拉魔盒打开；还有更多人担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全媒介环境所建构的现代“全景监狱”，是否会让人们的生活逻辑和伦理全然发生变化。那么，“沉浸人”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生活？信息透明与沉浸传播环境中，人的作用与命运将如何相互影响？社会文明进步与技术应用间的关联究竟是什么？

现实给出的答案是：新技术和新创意的建设性与破坏性常常相互依存，人类社会最终不会因为新技术带来的新传播力量，以及此力量对现存制度和规则的冲击就因噎废食。新传播理念及技术带来的新商机，会推动相关产业化的进程，放大人类创新的益处和价值，强化对未来的贡献，并不断形成更新的传播力量。沉浸传播产业化，会以其自身的革新性，让社会不断前行。

科技的力量，创新的力量和想象的力量，汇集成传播的力量。而传播的力量只有通过产业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全面造福于人类。沉浸媒介确实已成为人类各种感官的延伸，不仅是我们轻松生活的助手，更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管理自己。当曾经的想象不断化为现实，人类的想象只会大胆更大胆些。希望自己在本书中所做的探索能抛砖引玉，推动社会对这个已然影响并将更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沉浸传播进行深入研究，摆脱当前相关领域的理论贫乏。更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为“沉浸人”提前做好应对未来的心理准备，也为产业界提供进一步拓展市场的理论支撑和创新启示。

信息传播影响人类生存，人类生存改变信息传播。人类正在从“信息化”生存向“后信息化”生存转变；从“本地化”生存向“泛在化”生存转变；人类不仅现实生存，也虚拟生存。第三媒介时代是沉浸传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代，是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互为彼此的时代。沉浸传播的力量将带我们走向未来，助我们智慧生存。第1章导论

人之初，就有了传播。从面对面说话的人际传播，到由印刷发明而开始的大众传播，到数字时代的互动传播，理论界有不同的研究脉络。从传播对象看，传播大致经历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的发展历程；从传播特征看，传播大致经历了“原始传播——单向传播——互动传播”的发展历程。沿着这两条理论线索，人类的传播方式走到今天，传播现象出现了质的变化，也出现了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全新传播问题。

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传播的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感觉到自身与媒介越来越紧密地融为一体，感觉到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正在强烈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我们又回归到原初的人类生存状态，就像是从终点回到起点。我们像走了一个圈，从人类传播历程的起点——个人与个人间直接面对面的信息和情感交流，发展到借助媒介进行有界面的沟通，再到界面的隐形化甚至“消失”，现在是否是又回归原初“直接”交流的起点，交流重新回归到越来越直接的无边界的沟通？当然相对于早期的人际传播，这个“回归”是借助边界的隐形化“消失”，是科技带来的对人的全面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那么，这个没有边界的人类传播“空间”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媒介演进与现实世界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必然关联？1.1　文献综述：媒介演进理论——从人际传播到沉浸传播

在传播发展史上，媒介形态、传播方式、传播空间及环境总是交织前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媒介新的形态蜕变往往会拓展它的生存和传播空间，新的传播方式也会改变媒介环境，改变人的生活形态。所以，研究媒介及传播，本质上是为了解释人与媒介的关系，掌握媒介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因为新的媒介形态代表着新的生产力，从媒介形态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可以预见社会的走向和未来远景。

罗杰·菲德勒所说的“传播的历史是‘越来越多’的历史”（菲德勒，2000），这其中的“多”，指的是多种多样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方式，它们在事实上总的趋势是“共进共存”，形成了本研究所试图描述的“沉浸”传播及其空间和环境。

所以本书关于沉浸传播的研究，以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规律为主要关注点，既是媒介形态变化的研究，也是传播方式演进的研究，更是关于整体媒介发展空间、媒介环境和生态的研究，是基于前人学者在这几大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思维脉络之上。1.1.1　“第一媒介时代”和“第二媒介时代”

1995年，在互联网诞生仅27年后，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发表了他的《第二媒介时代》（The Second Media Age）。他在书中提出：以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单向性播放型模式占主导的时代，是第一媒介时代；以媒介的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为一体的双向型、去中心化的交流模式为主导的时代，可称为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2000a）。

1）“第一媒介时代”的特征

马克·波斯特把单向播放媒介为主导的时代归于“第一媒介时代”，其传播方式是由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是极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单向传播。“第一媒介时代”以信息的单向传播模式为基本特征，其间历经口语社会，印刷社会，电视社会。

在原始的口语社会，由于口头传播范围和人类记忆的局限性，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基本靠经验累积和世代沿袭。文字发明后，人类文明进入到全新的阶段。文字使得人类文明可以记载传承，并且不断地进行创造与再创造。文字传播也使文化突破了人际传播的局限性，可以超越“在场”的限制。印刷传播无须身体在场，它能够让同一时空的人们了解和体验不同的事情，也能够让不同时空的人们因为阅读同样的书本而产生“交流”。与口头传播相比，印刷传播能够超越时空，让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让人们相距千万里而遥致问候，让人们相隔千万年而心灵相通。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在读了两千年前的孔子的《论语》后，激动地挥笔写下《川逝》以作应和。

这基本上是一个单向传播的时代。口头语言相对简单，印刷文字则相对复杂。在“第一媒介时代”，接收信息传播的门槛相对较高，识字能力是一个人要融入这个文字传播社会的必备条件和基本能力。学校应运而生，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从家庭走进了学校。阅读书面文字的能力较易分出层次，因此在“第一媒介时代”，接受传播的人的层级相对分明。印刷文字所具有的权威性，让人类社会结构中也相对应地形成一个言论权威阶层。

从传单到书籍，到报刊，平面印刷媒介是“第一媒介时代”的主要媒介形态，相同的阅读让人们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共同体。媒介环境学派代表、美国学者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曾举例说，“我们”这种意识，在口语社会很明确指的是同属一地、在面对面交往中形成的共同体；到了印刷社会，“我们”除此之外，还包括不在一地却分享同样文本的共同体（Meyrowitz，1997）。文字让分处异地的人们建立起彼此相联的象征共同体，从而超越了口语社会中人们因共居一地而产生的实在共同体。

从传播研究的角度看，印刷传播首次打破了实际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使人们之间因为共同的知识而形成网络，形成虚拟的共同体。但是由于文字表现能力的局限，人们后来又发明了电报来加快文字的传播，发明了电话来传递声音，发明了广播让声音被更多人听到，发明了照相机来记录图像，直到发明了机器来记录和重放可以动的图像。

这就是电影的发明，以及随后而来的电视传播。电影的基本原理还是利用照相机将动态影像捕捉为系列静态照片，而电视则开启了影像电子信号传播，让传播进入视频时代。虽然电视在前期数十年发展阶段的主要功能还是单向传播，受众是被动的接受者，不过，电视进一步加快了人类社会融合的步伐，尤其是1962年世界上第一颗电视通讯卫星“电星一号”发射成功，使纽约自由女神和巴黎埃菲尔铁塔脚下的人们可以同时观赏到同样的现场直播节目，使“地球村”和“遥在”成为可能。

2）“第二媒介时代”的特征

马克·波斯特所说的“第二媒介时代”，指的是互联网出现以后的媒介时代，也可以说是后电视时代、数字电视时代，它以传播的互动性为主要特征。

马克·波斯特在他出版于1995年的专著《第二媒介时代》中，从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的视角，分析考察了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及其赋予的全新意义。他分别对文化理论中的技术和媒体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包括对第一媒介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再思考，而且对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次定位。波斯特同时用新媒介观察分析了后现代性理论和多元文化论等前人论述，指出因特网和虚拟现实等电子媒介的快速扩展正在让人类的交流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并且对人在社会的身份认定从本质上进行了重新调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波斯特认为，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新的时代称号：“第二媒介时代”（Poster，1995）。“第二媒介时代”的信息传播特征是：互动与自由。信息的生产和交换变成了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人们开始习惯于网络互动及相关的生活方式。网络信息文化表现出很强的技术特质，网络传播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文化的未来，并从20世纪中期起，随着通信技术的大发展而造成“全景监狱”的出现。马克·波斯特试图揭示“数据库技术与现有政治、经济及社会机构的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革新”。他对于数据库的话语特征有过如是表述：“数据库首先是话语，因为它们导致值的增强，信息本身就是采取象征的符号形态先后进入信息社会”（波斯特，1995）。

相较于“第一媒介时代”的印刷话语权威，我们不能说网络就没有话语权威，但是由于技术支撑及受众的主动出击，使这种权威性大打折扣，回归到传播者向受众及时准确传递信息的本来面目。传统媒体所代表的“权威”被打破，正如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指出的“技术已经走到了公然蔑视现代政府权力特性这一步”。以中国当下网络的使用为例，雅虎、搜狐、新浪是代表，还有无处不在的中小网站，比如“天涯社区”“望京团”等社交或地区性团购网站。除了权威层级的变化，媒介内在语言及功能也在不断突破。波斯特对诸多理论家的贡献进行了评价，如本雅明的技术文化、波德里亚的符号交换理论、福柯的“全景监狱”等。他在自己此前一部专著《信息方式》的基础上，以独创的思维方法分析了信息方式下数种文化内容的传播，包括斯派克·李在全球热播电影《做正事》中所体现的政治、瓦格纳的经典歌剧《指环》中矛盾的女性主义，以及在海湾战争中电视评论的倾向与特质。

相较于第一媒介时代，第二媒介时代中的人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当然也面临后现代的种种虚拟性。现代性常被定义为工具行为的蔓延，马克斯·韦伯就曾敏锐地指出，现代社会以科层组织（bureaucracy）形式将工具理性制度化。“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自相矛盾及令人同情之处是，它假设有一种个人自由，这种自由被定义为理性选择能力，这样就摈弃了具有早期社会制度特点的所有支配形式。同时，现代社会建立了一种组织形式（科层组织），这又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支配性”，而破译信息交换日益显出电子媒介化形式的社会特点，电子数据库代码产生出毫无歧义的语言形式，科层组织权力的很大一部分便源自这种语言形式（波斯特，1990）。波斯特因而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概念力图维持启蒙的理性观念，“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条件是，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从而寻求共识”（波斯特，1990）。“微博客是‘第二媒介时代’最为理想的状态，传播者可以成为散点交流，消失了传播中心点”（周珣，2012）。福柯认为话语是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并以此确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该经典理论将传播过程当作是基于话语的存在，认为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正因此，社会传播方式的改变就必然带来社会话语权方式的改变。福柯并且提出了三种主要的社会话语方式：政治权力化、知识精英化、大众日常化，他认为这三种方式代表着三种主要社会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夺。作为“第二媒介时代”产物的微博，其传播结构融合了发表、转发、评论和关注，可以说是为三种话语表达方式提供了和平共处的平台，表现出了区别于以往媒介传播的新的话语权关系。当然，微博，也仅仅是“第二媒介时代”的杰出代表，它的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还是没有脱离这个媒介时代的本质特征。1.1.2　媒介形态演进趋向“共进共存”及“人性化”

媒介形态研究是媒介研究的核心。所谓媒介形态（media morphosis），泛指传播媒介的演变，这种演变是在消费需求、市场竞争、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创新等诸多影响因素交织作用下向前发展的，正如美国媒介学者罗杰·菲德勒在他的经典著作《媒介形态变化》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菲德勒，2000）。

也有学者将媒介形态解释为“媒介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的外部形态和作为内部结构的传播符号）、生存依据、媒介的传播方式方法（包括受众接受媒介信息的形式和途径）以及由此展示的媒介功能与特征”（蔡凯如等，2003）。他们认为媒介形态可以分为两种：可视形态和潜在形态。所谓可视形态，指媒介的外部形状和硬件，是媒介作为社会单位向世间展示的表象。所谓潜在形态，指媒介的内部形态，主要指其内部结构和各部分间的关系。

媒介形态趋向融合与互相进入，这已得到理论界共识。传播史上已有的媒介形态，从口头语言、印刷文字、电子媒介、网络新媒介，基本上都遵循着媒介形态的演变规律，这些规律中与本研究最为相关的主要有“共进共存”（Coevolution And Coexistence）、“蜕变性”（Metamorphosis）、“传递性”（Propagation）、“生存性”（Survival）及“机会和需求”（Opportunity And Need）。

所谓“共进互存”，指所有媒介相互影响，不断演变，交织共存在一个发展中的复杂媒介系统中。而且，每一种新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都会对既有媒介形式产生某种影响。其典型例子有电视出现之对于电影的影响，电影成为电视的内容。互联网与图书、杂志、电话、手机、电视、电影、唱片等媒体产业都存在共进共存关系，其结果是形成传播渠道及形态多元化格局。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旧媒介作为新媒介的内容。”

所谓“蜕变性”，指新媒介的兴起并不是自发的和独立的，相反，它们是从旧媒介形态中逐渐脱胎演变而来的，通过不断的技术突破，有时是局部的改进，有时是本质的革命性飞跃和创新。当新的媒介形式问世时，旧的媒介形态通常也会顺应需求相应调整和变革，但很少会彻底消亡。典型例子如传统纸媒介为了适应新媒介的出现而发生蜕变，由此产生了报纸网站、杂志网站等。

所谓“传递性”，是指新形成的传播媒介形式往往从较早的传播形式中继承那些主要的技术特性，并通过各种传播符码，如编程语言等，把这些特性保持和流传开去。如从苹果电脑的设计运用界面发展而来的个人电脑；从网络浏览器Netscape上发展起来的Explorer。

所谓“生存性”，即适应或消亡。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中，各种传播媒介都需要应时而变，不进则退，不适应者退出历史舞台。为此，旧媒介需要在市场和需求领域中不断调整定位，如杂志从一般性到专门性、广播从“广”播到“窄”播的发展历程。以美国为例，杂志在19世纪60年代后的40年是其黄金时期，为当时主要娱乐媒介，并在20世纪前半世纪走向成熟，形成现代杂志体系；广播在美国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堪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大众媒介。但是，到了50年代，在电视的冲击下，二者都面临危机，最终通过转变市场定位到为特定群体需求服务，才成功存活下来。总结这些调整和演变的“求适”方法主要有：个性化、本地化、专业化等。

所谓“机会和需求”，指新媒介被社会或市场认可，并不单单或主要取决于其技术特性。技术特性只是提供了可能性，但技术要真正得到推广发展，必须配合相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需求。如录像带产业，VHS打败Betacom。Beta是一种比VHS更高质量的录像带形式，但被Sony把持为专有技术，而JVC则把VHS格式公布给各厂家共享。由于任何厂商都能够生产VHS带，使其市场价格稳步下降，市场占有不断扩大。

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对本研究也颇有启发。麦克卢汉理论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作用因素，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他的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即放大（Amplification）、过时（Obsolescence）、再现（Retrieval）和逆转（Reversal）。但正如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中所说，这四定律“仅仅是相对清楚。这些定律是开放性的。所谓开放性就是说，一种媒介，比如电视，不仅可以逆转成为电脑，而且可以逆转成为有线电视、录像机等媒介，实际上，它差不多可以逆转成为脑子里幻想出来的有道理的任何东西”（莱文森，2001）。

麦克卢汉提出的“四定律”基本上是个线性分析方式，但作为麦克卢汉理论的承继者和发展者，莱文森试图最充分地利用麦克卢汉四定律这个分析框架，即作为四条路径展开的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媒介及其效应之间，存在着一个循环展开和渐进展开的关系，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存在着实在的前进运动，而且这个运动不是封闭的圆圈，而是螺旋形展开的。这个四位一体的连续性，部分来自“逆转”时“过时”的成分，部分来自新媒介或新效应，因其确实包含着刚过去的那个媒介的某些特征。

从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也可以看出媒介形态变化的复杂性。人类传播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它前行的脚步，受到各种作用力的左右。论及媒介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建构论，以及人性化论等。“人性化趋势”是莱文森最早于1979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顾：媒介进化理论》中提出，其核心是：“媒介以达尔文进化论的方式演进，人创造媒介（显然如此），而且选择媒介（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就是选择环境）。我们的选择有两条标准：（1）我们想要凭借媒介来拓展传播，以求超越耳闻目暏的生物学局限（这一点只重申了麦克卢汉媒介超越时空的‘延伸论’，是他创造性地采用和发展伊尼斯的思想而提出的观点）；（2）人类在早期的延伸中，可能已经失去了某些生物学传播成分，我们想要重新捕捉住这些昔日的传播成分。换句话说，我们渴望回到我们昔日自然传播的故乡，虽然我们在延伸的过程中超越了这个故乡。”（莱文森，2001）

莱文森认为他的上述第二条标准虽然包含了麦克卢汉再现昔日媒介的观点，但有很大超越性，因为他具体说明了可能会再现什么媒介。他举例说，电话发明后代替了电报，是满足了一种进步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电话来进行双向互动传播，将电报里丢失的声音部分“再现”回来。其他类似的例子还有，像彩色照片代替黑白照片被人们所喜爱，因为人眼希望看到自然界的真实色彩，而这些通过光学复制技术等就可以实现了。同样道理，有声片取代了无声片。但是广播并没有被电视消灭，因为只听不看这种偷听功能，是自然（前技术）传播环境中意义重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广播完美地实现了这个功能。“在一切情况下，那些站稳脚跟、繁盛如昔的媒介，必然有这样一个原因：它们复制、对应、调适、再现了无中间的、生物学传播中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或方式”（莱文森，2001）。

本研究倾向于认为技术、人与社会彼此间都是互动建构的，在技术与社会这两个变量的基础上，着眼于人性化趋势，从媒介与人的关系来研究作为新演变出来的媒介形态——“沉浸”的形成、受影响的表现及其传播特征。1.1.3　媒介空间、环境、生态理论，界定媒介、人与环境的关系

媒介空间、环境、生态理论，本属于三个各不相同、又互有交集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沉浸传播研究基于人与环境的关系，着眼于整体大环境，一定程度上与媒介空间、环境和生态都有关联。沉浸传播所处环境可认为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其复杂系统的行为，因人类在其中的活动而产生，并且随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人类的参与其中才使得环境充溢着强大的生命力。不少学者因而借用有机体与其生活栖息地之间相互关联的生态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观察和分析媒介形态、媒介环境与媒介传播方式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媒介生态学的建构，主要有两大类。以人类为中心——研究人与媒介环境；以媒介为中心——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崔保国，2004）。在本研究中，人、媒介、环境都暂时处于一个非清晰定义，或需要再定义的状态，所以本研究在这里可以先界定为研究人、媒介、环境三者间的关系。

顾名思义，媒介生态学借鉴了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最早提出“生态学”概念的，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海克尔（E．Haeckel）于1866年出版的专著《普通形态学》。在该书中，海克尔以进化观点阐译生物的形态结构，并以“生态”概念来描述自然环境中每一个因子与其他因子之间的关联，并且特别关注这些关联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如何共同作用而产生一个和谐健康的共居空间和大环境。有些学者将媒介形态所面临的公众需求、政治压力、技术革新、经济发展及媒介间竞争等，视为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并认为外部环境变化能诱发或迫使媒介内部的变革，尤其是从观念、技术到制度的彻底革新，这些会最终促进媒介自身的生态环境发生变革。

所谓媒介生态理论，实际上是将媒介本身视为一种环境结构来研究。条分缕析西方在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派主要从技术角度看媒介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文化表现方式的影响，关心媒介作为环境和文化的意义；一派主要从人文主义角度重新思考技术理性，寻求本性和人类社会各子系统健康互动关系。虽然思考出发点不同，但在“以人为中心”上具有共性，且双方在媒介技术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上具互补性。从符号学角度来说，媒介产生不同的符号环境，我们在认知世界时要在符号结构里进行，使用某种媒介就是要理解和适应它所构建的符号系统，而且要认识到常常是多套复合符号系统共存在一个大环境中，对人类产生复合的影响。尼尔·波兹曼曾明确提出，人类生存在两种不同环境中，即自然环境和语言、技术等符号组成的媒介环境。媒介环境形塑人类自身。可见，“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在媒介研究领域基本同义，也正因此波兹曼定义媒介生态学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媒介生态学关注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与西方重视技术理性有关。人类文明在途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理性认知不断深化，到工业革命时期到达一个巅峰，机器大工业带来的技术理性不仅提升人们的生存状态，也同时使人与机器之间产生异化关系。从芒福德到英尼斯、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波兹曼等西方媒介生态学家，对此进程大多持技术悲观主义立场。其中麦克卢汉继承芒福德，推动了“技术决定论”的进一步发展，并使自己成为“媒介是技术”的代表人物，认为媒介对于人类维持感官均衡具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媒介借助不断完善自身及人类环境，拥有了推动社会前行的力量。麦克卢汉最早较完整地提出了“媒介生态学”概念和理论，波兹曼随后在纽约大学创立了专门的“媒介生态学”课程和研究项目，真正使“媒介生态学”成为一门学科，他并牵头整理编撰出版大批相关学术著作，形成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中国学者邵培仁教授所作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以媒介为中心，研究影响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受众等之间的互动，并且提出了“媒介生态互动”观。崔保国教授所定义的“媒介环境”包括两方面：“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崔保国，2003）。

在传播研究中，“空间”（Space）概念也是个关键因素，但长期被媒介研究所忽视。“空间”概念多义，媒介所关注的空间，不只是地理的和自然的空间，还是社会的、环境的和人心理的空间，如在区域、城市、国家等尺度上，都是多重环境的综合体。因此空间既可被看作是具体的物质形态，也可看作是虚拟的精神形态。尤其是随着电子媒介全面进入社会生产生活，人类的空间感由实境转向虚境，由亲身体验转向媒介体验，从而从根本上推动了空间概念的更转，这甚至使以传播表现社会状态和文化符号的媒介，反过来也成了需要社会给予关注和纳入使用的对象，并以此来维系其生存发展的空间。沉浸研究正是力图在现有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探讨建构“大空间”概念的可行性。“空间”概念，在不同学科的建构并不一样。在媒介地理学中，空间是媒介环境中的景观与素材；在媒介社会学中，媒介是社会的大脑和中枢神经，位于社会核心，空间概念表示着社会构建的全过程。在哲学家康德眼里，地理学讲的是空间，历史学讲的是时间。在人类学家眼里，社会与空间的概念，包含“地点与无地点”、“现代性与超现代性”这两个组合，地点可以有关系、身份和历史等象征意义。媒介“空间”的建构基础之一是文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他著名的《文明及其不满者》（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提道，“从源头上说，文字是不在场者的声音”（Freud，1929）。声音不在场有两种基本情况：空间太远，地理距离太大；时间太远，听者在说话之前或之后才在场；当然也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不过与生命和物质存在同样的是，传播也只能顺时间前行而不能后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