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丽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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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标志：人民大会堂设计施工与落成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策与落实行动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还有沈勃。
●万里强调：“我们要遵照周总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重要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任务。”
●周恩来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的马蹄形，“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
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修建“国庆工程”
1958年8月17日，在河北省秦皇岛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参加会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也前往参加。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
为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会议决定，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点建设工程，名为“国庆工程”。会议要求，这些重点工程，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并交付使用。
中央直接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下达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承办。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欣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是令人焦急的消息，因为距国庆10周年大庆，时间已经很短了。彭真和刘仁都陷入了沉思。
在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的时间里，全凭中国人自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起10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确实很难。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10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兴建一座国宾馆，供参加10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还有沈勃。
这次会议认为：由于时间十分紧迫，除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要立即准备外，设计工作是关键，故决定召开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以便尽早提出设计方案。
万里强调为国庆十周年献上厚礼
9月5日，党中央开始“国庆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组织召开北京市城建工作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万里传达了党中央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有关通知，要求北京市所有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做好承建国庆10大重点工程的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为国庆10周年献上北京市人民的一份厚礼！
9月8日，万里在中央电影院，即现在的北京音乐厅召开动员大会，在京的所有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辽宁等省市的数十名建筑专家共同商议方案创作，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多个规划设计方案。
万里讲话中要求，承接国庆10大工程设计任务的有关单位，在规划设计上，既要实用美观，又要讲究建筑艺术；既要具有民族风格，又要确保工程质量。要求各施工单位迅速调集力量，力争10月份各个工地全面破土动工，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注意勤俭节约。万里最后强调：
我们要遵照周总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重要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任务。从现在开始，要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建设方针，抓紧进行施工。北京市的各行各业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力保十项工程的顺利进行。
9月15日，为进一步明确工程项目的范围和落实设计任务，万里组织召开有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北京市规划局长冯佩之、北京市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等有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根据中央的精神，与会人员经过反复商讨，确定了10项重点工程的项目，并准备上报中央审定。
经中央审定，调整的10大建筑工程是：人大会堂（当时的提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市工人体育场、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现已拆除重建）、民族饭店和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同时，还决定电影宫和工人体育场为争取项目。
中央还对各项工程进行分工，决定把农业展览馆、美术馆、电影宫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纸交由建工部领导工业设计院负责；国家剧院和科技馆交由清华大学负责具体设计；其余工程则全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解决。
北京市各设计单位立即传达动员令
接到承建国庆工程项目的北京设计院党委经过研究，他们将本院工作分成几项，决定把设计院承担的各个国庆工程项目交给沈勃负责领导；由总工程师负责领导大会堂的建筑设计；朱兆雪总工程师负责领导结构设计；甘东负责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迅速确定各专业设计的负责人。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接到任务后，迅速同与会各单位负责人交换意见，并向他们通报各项国庆工程的规划位置图及有关设计的简要资料。
北京市各设计单位也立即向本单位职工传达了动员令，迅速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在当时，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北京市各设计单位的职工都投入紧张的设计任务中，个个废寝忘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争取拿出最好的设计方案设计出人民大会堂，为国庆10周年献上自己的一份大礼。
9月6日，北京市规划局冯佩之局长向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北京市城建工作领导干部会议的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10大建筑选址，特别是着重做出了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设计规划。
其实，早在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这个团的总负责人便由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担任的，北京市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党组书记沈勃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中共中央希望他们能从苏联的建筑中吸取可供借鉴的经验。
冯佩之与沈勃带领的赴苏联考察团回国后，立即投入了这一工作。当时，设计院的人在设计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万人礼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二是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应该采用什么建筑形式。
对于此次工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北京各单位都很明确。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准备为国庆工程建设打一场硬仗。
建筑师云集北京数易设计方案
1958年9月20日，在北京市规划局的五楼，陈列着来自全国的建筑专家设计的100多张图纸，规划局邀请所有专家前来参观。之后，又组织他们举行设计座谈会，希望专家多提设计方案的具体修改意见。
早在9月10日，为了参加这次设计方案座谈会，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专家便陆续抵京。参加这次设计工作的有上海的建筑专家赵琛、金经昌、黄作燊；江苏的建筑专家江一麟、杨廷宝；湖北的建筑专家鲍鼎、殷海云、王秉忱；广东的建筑专家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辽宁的建筑专家毛梓尧；吉林的建筑专家郑炳文；浙江的建筑专家陈曾植；河北的建筑专家徐中、邬天柱；陕西的建筑专家洪青；甘肃的建筑专家杨耀；北京的建筑专家梁思成、张镈、张开济、杨锡镠、林乐义、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人。
各参会专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献计献策，都想为国庆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心意。有的专家甚至比会议时间提前一天到京。当天晚上，这些专家被安排在和平宾馆住宿。
9月11日晚间，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来到和平宾馆，向各位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明确具体任务，并要求大家在5天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建筑设计院考虑得很周到，他们特意搬来画板和画架，方便专家们讨论。专家们非常兴奋，有些专家当即行动起来，开始进行方案设计。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方案送到市委，请刘仁、郑天翔、万里等审查。市委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要求各位专家一定要解放思想。在听取有关领导的审查后，专家们很快又完成了第二稿设计。外地有些老专家，还打电话给北京市，要求年轻助手帮助设计第二稿方案。
有关部门还把邀请的专家分为三个组：由梁思成先生牵头做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由杨苎宝先生牵头做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由赵琛先生、陈植先生牵头做国家剧院的设计方案。
许多专家虽然做过不少工程设计工作，但是从来没有设计过如此规模宏大和高质量的建筑物，所以第三稿出来后，大家仍觉得保守和呆板。再加上老专家们都不好意思相互提意见，所以设计方案进展效果并不明显。
9月26日，刘仁、万里邀请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和文化部部长钱俊瑞来审查三稿设计图纸和模型，力图打破老专家们都碍于情面不愿相互提意见的局面，加快设计进度。与此同时，冯佩之、沈勃、金瓯卜、李正冠、刘小石五人组成领导小组，支持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和文化部部长钱俊瑞看完后，一致认为，这些设计方案都需要修改，思想不够解放，需要更广泛地向群众发起创作。设计方案一时定不下来，各方面都很着急。
周恩来在9月底指示：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设计师参加方案设计。
这个指示提醒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领导同志。刘仁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与此同时，市规划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进行动员，号召青年建筑师都参加这一设计行动。
当晚，刘仁来到清华大学，要求校党委在帮助老专家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同时，组织一批青年建筑专家大胆提出自己的设计意见。很快，一批年轻的建筑专家便召集到规划局，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工作。
年轻人思维活跃，老框框少。他们受到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的鼓舞，针对老专家们的设计方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使设计工作获得很大进展。不到三天时间，第四稿的设计方案就放在了北京市委的办公桌上。
但是，所有新老专家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在许多点上都存在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会堂的地基是在天安门前正阳门部位，还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二是大会堂的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是350米、400米，还是500米；四是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五是纪念碑左右是摆两个建筑物还是摆4个。
在通过市委审定的同时，专家组在四稿的基础上作出如下决定：
一是大会堂的位置在广场西侧，包括宴会厅、会议室等辅助设施；二是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但要注意协调；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为500米；四是纪念碑左右各摆一个建筑物；五是在形式上要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积极性。
根据市委指示，专家组随即又拿出第五稿方案。上级对专家组提出的“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宴会厅的位置在大会堂南边还是北边”、“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三个问题予以答复：“大会堂正门中心不要正对纪念碑，其余问题可发动建筑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此后，专家组又在10月4日拿出了第六稿方案。
10月6日，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将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的第六稿方案送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请周恩来审定。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看了各个方案，然后指着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用商量的口气说：“大会堂是不是这个方案比较好一些？”同时又指着一个设计有大屋顶的方案说：“这个可以作美术馆的建筑形式。”接着又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一些，做成一实一虚。”
关于万人大会堂内部的形式，设计方案有圆形、方形、六角形、扇形和椭圆形等形状。周恩来审视了一会儿又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的马蹄形，“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
从中南海回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家组又做出了第七稿方案。
10月9日，当第七稿方案送交总理同意后，专家组选取七稿中较有特点的8个方案，制成照片，向全国27个省及一些大城市进一步征求意见。
经过探讨，专家组共做出84个平面图，189个立体图。之后又请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分别组织有经验的建筑师，在发往全国的8个方案的基础上各做一个综合方案，以便最后提请总理审定。
至此，来北京参加国庆工程设计的外地专家也陆续离京。
二、设计审定与意见统一
●周恩来拿着三个设计方案，在明亮的灯光下，经过反复对比审查，他选中了规划局的设计方案。
●梁思成对周恩来总理说：“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
●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恩来、刘仁初选设计方案
1958年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便立即通知规划局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的设计方案。
北京各设计单位迅速上交了许多设计方案，全部设计方案首先经过北京市第二书记刘仁的筛选。
在当晚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送达中南海西花厅，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里。这三份设计方案除了规划局的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
在三个设计方案中，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将面积扩大了10万平方米。
这个方案是由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和他的同事们设计的。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按照刘仁的大胆设想，即“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
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
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周恩来拿着三个设计方案，在明亮的灯光下，经过反复对比审查，他选中了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周恩来总理主要考虑到两点：
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
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
周恩来总理看中的就是规划局设计方案中的两大“亮点”。但随即，这两大“亮点”就在中国建筑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对此，周恩来总理似乎早就预料到了。
周恩来总理从选定规划局的设计方案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不要把大会堂的设计做绝了，要留有余地，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考虑问题周全的办事风格。
在10月15日的凌晨1时，就在周恩来总理选定规划局设计方案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在设计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对此，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应给大会堂加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根据修改后的设计方案，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
周恩来主持召开专家扩大会议
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即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地方，召开了专家扩大会议。
当时由于时间仓促，刘仁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没有交给专家论证。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像雪片一般飞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大家几乎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大会堂的这个“大”字。“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来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设计方案的两大关键，然而却成了与会专家们质疑的中心。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周恩来总理特别主持这次会议，讨论大会堂的设计问题。
设计专家梁思成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他拿着笔走到周恩来总理面前，在纸上画了个头大身子小的小孩儿形象。他对周恩来总理说：“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
梁思成还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也站起来，对中央大厅的设计提出看法，他认为这是“大而无当”。他说：“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地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他回答说：“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建筑专家张镈对周恩来总理的话表示赞同。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镈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他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一种大胆地尝试。”
张镈停了停，他是想大家思考一下他说的话，他接着说：“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比如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那是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设计专家梁思成又站起来，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又提出更加尖锐地批评。
梁思成说：“建筑分为四种，即‘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中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
梁思成越说越激动，他尖锐抨击道：“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对于梁思成如此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用建筑学的例子巧妙地回答梁思成，他说：“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他说：“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但最终却为大众所接受。”
周恩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事实依据，巧妙地平息这场争议。接着，他又根据一些专家的局部修改意见做了修正，使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得以顺利通过。
城市建设委员会再次组织会商
1959年1月6日，城市建设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在科学礼堂召开会议，再次对设计方案进行会商。
这次会议由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主持，主要就规划局第二次修改完毕的设计方案再次进行讨论。为了顺利通过修改方案，城市建设委员会因此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审定。
齐燕铭在会上首先说：“时间紧迫，由于设计上存在一些缺点，希望各方面爱护这一建筑，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得更好。”
梁思成首先发言。他说：“新做的设计方案‘古而西’去掉了不少，比原方案好。”
建筑专家王华彬站起来说：“人民大会堂的特点是面积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声音通风都不好。面积从7万平方米搞到17万平方米是否有浪费，柱子高达26米，看起来还很细；礼堂30米高，人在里面好象坐在天底下，显得太渺小；从门厅到里面，过五关，一点儿光亮也没有。”
王华彬建议说：“中央大厅最好能开天窗，用平顶玻璃采光，面积大。两旁柱子可以取消，做贴墙柱，美观又节省。”
建筑专家朱兆雪则认为：“原来的设计方案朴素大方，如果没有柱子，雄伟气派就没有了，简直就是个大工厂。”
建筑专家沈其说：“‘西而古’这种论调是用一种概念来约束人的创造力，西洋有的东西不见得中国就不能有了；有了廊和柱不见得就成了西洋的。”
建筑专家刘开渠、钟灵等都同意原方案，他们也认为不管是西洋的还是中国的，都可以去粗取精地拿来应用。
直到最后，大家对平面布置、使用面积和艺术形式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周恩来、彭真召集专家定夺方案
1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和彭真去找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朱兆雪等研究设计方案。
周恩来就设计方案的具体问题提出许多意见。比如人民大会堂的顶棚，设计人员没有办法处理；音响方面的专家说空间太大，声音没有办法处理，必须加大压缩；还有的艺术家说，观众厅太高，人在里面显得很渺小。
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恩来说：“我们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天是圆的，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好不好呢？”说完，他还是勾了一个马蹄形的样子。
1月20日，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就不同看法听取意见。出席会议的有：齐燕铭、连贯、刘秀峰、金瓯卜、林乐义、邓恩成、刘开渠、梁思成、汪坦、刘小石、万里、冯基平、吴晗、王昆仑、赵鹏飞、佟铮、冯佩之、张鸿舜、沈勃、杨润景、徐康、赵冬日、朱兆雪等人。
会上，周恩来首先站起来发表讲话，他说：“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
周恩来对建筑物的安全问题非常在意。在会议上，他多次强调建筑物的安全问题，还逐个问各位专家：这个建筑垮得了还是跨不了，能保证多少年。
问完后，周恩来接着说：“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与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与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周恩来对施工、技术等问题也做出了指示。关于建筑形式，周恩来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最后，彭真也站起来，发表讲话。他说：“古今中外一切精华为我所用，只要能融会贯通，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就行。中国各民族有个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外国的东西，并且能使之变成自己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过国外。我们的思想要完全解放，不断地吸收中国、外国的成分，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实践，我们终究会走出一条中国的建筑路线来的。中国革命的路线就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从成功和失败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建筑路线就是古今中外，凡是正确的我们都吸收。办法是：有领导地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是要吸收大家的意见。”
彭真还指出：这个建筑物安全第一，质量第一。首先是基础，无论是主料和零件料都要注意质量；其次是结构，施工要特别注意结合部，应该严格地进行检查；第三是材料，设计要计算准确，木材要干燥的，不合格的不要用；建筑色彩是个大问题，也要给予充分注意，既要庄重又要有朝气，活泼而不轻佻，要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朝气勃勃与踏踏实实的作风。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万人开会、5000人用餐、8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周恩来和彭真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科学地处理了关于大会堂的各种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在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
三、破土动工与三边建设
●10月28日，天还没亮，人大会堂工地上已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几千名建设者开始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万里说：“前一阶段强调解放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它对设计技术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周恩来一边打着手势，一边拿过纸笔描画起来：“大礼堂四边没有平直的硬线，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无边无沿……”
北京市委宣布大会堂破土动工
1958年10月27日下午，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和赵鹏飞主持召开人大会堂工程会议。会上，市建筑工程局和市政工程局详细汇报工程设计和施工准备情况。
会议最后决定：
人大会堂工程于1958年10月28日正式开工。
10月28日，天还没亮，人大会堂工地上已是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几千名建设者开始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同时并举，劳动号子声、指挥哨子声、汽车鸣笛声、广播喇叭声，与对面建设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施工现场一起汇成了一片沸腾的劳动交响曲。
人大会堂顺利开工与各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前期准备工作密不可分。
人大会堂现场有当时平房3993间，住有许多个单位和1000多户的老百姓，占地面积约15公顷。从9月1日开始，仅用10天时间，所有居民和单位就全部腾空了自己的居住用房。
9月15日，清运队伍进入现场。工人们怀着极大的劳动热情，用独轮车、平板车、马车和部分4吨卡车轮班作业，经过9个昼夜的奋战，将原有建筑物、树木等全部拆除并清运完毕。
10月17日，建筑组就绘制出柱网尺寸图，并把建筑位置放线图交给施工单位。
10月25日，承接人大会堂施工任务的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接到了基础刨槽设计图，在建工局其他公司的配合下，选拔了各路精兵强将，进行了战前动员，组织了几千人的施工大军开进天安门前的施工场地，陆续放线，准备挖槽开工。
为了保障工程快速有序地进行，在周总理亲自牵头下，还成立了人民大会堂工程施工总指挥部，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张鸿舜为总指挥。
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分指挥部分工负责：第一“分指”负责北段宴会厅部分；第二“分指”负责中段西部大礼堂部分；第三“分指”负责中段东部中央大厅部份；第四“分指”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部分。
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们开始与时间赛跑，他们既要按时完成工程，又要保证人民大会堂的总体质量。
在完成这一工程的过程中，施工设计人员曾遇到了很多难题，为此他们打破常规，创造了许多革新的设计施工方法，以确保在如此紧迫的期限内，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特殊工程。
挖土方和浇灌混凝土战役
从设计单位交出第一张图纸的第二天，工地上就大规模地开槽施工了。机械和人力同时并举，工人和干部全体动手，连炊事员和一些来京探亲的工人家属也都主动参加了挖土方大战。
在糟底下面，工人们挖掘出残存的辽、金和元朝的旧河道，黑臭的淤泥足足有5米深。工人们不怕脏，不怕累，用独轮车、平板车、水桶、脸盆等简陋的工具将淤泥一点点往外挖。他们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仅一个月时间就挖出30多万立方米的土方。
在土方和基础工程接近完成、框架结构工程开始不久的时候，建设者们又立即投入另一个战役，即浇灌宴会厅井字梁的混凝土。
这时，建设者遇到困难：要将10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一气浇成，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这个坚实的整体要承担比一个足球场面积还大的宴会厅的全部重量，所以要求绝对保证质量。
任务确实艰巨。这个“井”字梁宽50厘米，深2.35米，长48米和54米。从断面上看，125根鸡蛋般粗的钢筋，密集在“井”字梁的上部和底部。钢筋之间最大的空隙为8厘米，刚够插进一根震捣棒，最小的空隙连杏核大的石子也漏不进去。
如此密集的钢筋网，怎样才能把混凝土一下灌到底并绝对保证质量呢？这让好多工人犯了难，连最有经验的老混凝土工也没有把握。有些人急得团团转，有些人在思考。
看到这种情况，工地党委反复地向群众进行“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的教育，并以党支部书记为首组织，“井字梁战斗指挥部”。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同技术人员、老工人一起，开“三结合会”。
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他们终于找到可行的办法：在梁腹两侧的模板上，各开一排倒“八”字形的斜坡口，让混凝土从斜坡通过梁腹比较稀疏的钢筋网，灌入梁底。这样，就避免了从上往下进灌时发生混凝土分离的现象。“浇灌井字梁”的战役开始了。现场四周贴满了工人创作的表达自己壮志豪情的诗歌，人们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参加这一工程建设。
此时，搅拌机的声音，震捣器的声音，运混凝土的小车往返飞奔的声音，人们互相鼓励、挑战加油的声音，组成了一支雄壮的战斗交响乐。
繁忙热闹的景象并没有使工人们粗心大意。备料的工人们细心地把推料用的小车都过了磅，在称砂石时就像称白面一样仔细认真，以保证混凝土的砂石配合比例正确无误。
很多人眼熬红了，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到休息时间也不肯回去休息。人们就是这样不怕困难，日以继夜地连战33个小时，终于比计划提前39个小时完成了任务。
在浇灌井字梁的任务完成以后，紧接着投入了建筑大礼堂的战斗。
为了和时间赛跑，人们改变了常规，旧历除夕之夜，他们自动地放弃了回家团聚的传统，工人们冒着刺骨寒风在工地上紧张施工。
在漫天大雪，40米高空的脚手架上，工人们轮班连干三天三夜，以优异的质量完成了浇灌大礼堂舞台口9米高、32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梁的任务。
万里强调要节约材料和控制造价
11月16日，万里、冯基平、赵鹏飞召集部分人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材料问题。
万里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降低造价。他说：
前一阶段强调解放思想是很有必要的，它对设计技术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目前的问题是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因此，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要降低造价，压下不考虑经济的风气；
用材料要分两步走；
迅速确定材料，并力争在时间容许的条件下讲求艺术效益；
在不影响质量条件下，为不浪费一吨钢、一吨水泥而斗争。
这次会议很重要，迅速纠正了设计工作中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
原来，在10月29日，大会堂工程主要材料初步算出后，送交给国庆工程办公室审查。国庆工程办公室负责人赵鹏飞接到材料单报表后，仔细查看各项工程的材料预算和准备情况。当他看到工程材料预算总数时，发现大会堂工程主要材料连同其他国庆工程一起，所需数量大大出乎意料。
这个问题引起赵鹏飞的高度重视，因为国家建委此时对大会堂工程的造价和建筑面积抓得很紧，要求每平方米造价不得超过500元，总造价不得超过8400万元，面积控制在16.8万平方米以内。
赵鹏飞迅速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万里，并在10月31日组织国庆工程设计领导小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材料问题，要求重新复核品种数量和清单，并要求尽可能少用花岗岩、大理石。
万里得知情况后，要求各国庆工程设计组对设计需要进行一次复查和讨论，不要好高好大，脱离实际，必须十分注意节约材料和控制造价，要为节约每一吨水泥、钢材而奋斗。
根据万里的指示，设计组又重新对自己的设计方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在结构方面，设计组决定采用单独基础和刚性连续梁基础相结合的办法，降低原设计的钢性基础地梁厚度的三分之一，基础垫层厚度也从40厘米改为25厘米；在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钢筋混凝土基础从原来的6万立方米减为4.5万立方米。仅此一项就节约混凝土1.5万立方米，同时还使全部基础施工提前了10天，节省了6万个工作日。
其他设计专业组，也同11月13日成立的科技委员会进行认真讨论，降低了原来设计过高的要求。比如：暖卫方面降低了温度和湿度的要求；照明方面把拍电影和经常使用的光源分开设计，以节省用电等等。
由于各级领导人抓得很紧，在设计工作中杜绝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因而切实节约了国庆工程的材料费用。
总指挥部“三边建设”赶进度
大会堂进入施工阶段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
工程总指挥部打破常规，研究并制定了一套创造性的“三边建设”方法，即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新方法。
这是因为，人民大会堂工程与一般建筑大有不同，进入正式设计、施工阶段时，问题成堆，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时间紧迫，不容反复，必须创造出一套革新的设计施工方法，才有可能在如此紧迫的期限内，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特殊工程。“三边建设”办法很快就投入使用。1958年10月30日，设计单位向工地交付第一批基础施工图后，就开始陆续进驻现场，与工地密切配合，进行现场设计、制图，以便随时调整。
大会堂工程共需挖掘土方43万多立方米，浇铸钢筋混凝土12.7多万立方米，钢结构使用型钢3600多吨，大理石、花岗岩、水磨石和剁斧石17万多平方米，琉璃瓦2.3万多平方米，通风管道26公里，动力电缆和电线45公里，照明电缆和电线670多公里。
如此短暂时间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又是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这让负责施工的人心急如焚，一天到晚都在催促设计图纸。
当时，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是全国最大的民用建筑设计单位，全院职工将近1000人。但由于正值“大跃进”时期，院里的职工承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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