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大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离离原上草试读：
故乡的荣耀——引言
安徽省宿县，坐落在淮河北岸那块绿茵茵的平原上。这里是淮北大平原。宿县是平原上一个闻名遐迩的大县，我心中永远的故乡。
故乡宿县地域广阔。你若是沿京沪铁路从北方来，火车出徐州南行20公里便进入宿县境。这条国家铁路干线在宿县境内线路长近百公里，设大小车站13座之多。故乡宿县人口众多。新中国建立后，将宿县一分为二，西半部划出，另设一个濉溪县（县城设在以产名酒“口子大曲”的古镇濉溪口）。1964年又将该县任桥、湖沟等几个区划出，余下的宿县境内人口仍然超过百万。宿县就是这样一个地面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县。
地广人众的宿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宿县县城古称埇桥，属徐州符离县管辖，是古汴河上的一个码头。隋代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兴修大运河以沟通南北，并通过漕运将江南的粮食等重要物资运到国家中心的洛阳地区。大运河中的一段（当时称通济渠）自西向东，出洛阳，经开封、商丘，进入今天的安徽境内，过埇桥向东直达洪泽湖边上的泗州（此城于清代沉入洪泽湖底），之后与南北大运河相接。大运河（通济渠）在埇桥东西，今天皖北这一段，利用了原有的汴水和蕲水故道。运河建成通航后，在此设立漕运管理机构，埇桥遂成国家漕运重镇，逐渐走向繁荣。唐中期后，地方军阀割据，战乱四起。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朝廷为“镇汴”，保证漕运畅通，析徐州之符离、蕲县和泗州的虹县计三县（五年后又将亳州的临涣县划入）置一新的州治，这就是宿州。州治设于大运河之滨的埇桥，属当时的河南道管辖。自唐之后，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均设宿州建制，其辖境虽有变动，但州治一直在埇桥原址。
宿州之北，不过百余里有个徐州，在当地方言中，宿、徐两字发音相近，易生混淆，当地人便在两个地名前分别加上一个表示方位的“南”和“北”字，称“南宿州”、“北徐州”。在我幼年时，家乡人仍称宿县县城为“南宿州”。宿州经历了千年沧桑，辛亥革命后民国废州建县，宿州改称宿县。恰在此时，纵贯中国南北的津浦铁路建成，宿县是这条铁路上的一个大站，给它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宿县遂成淮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政治、经济、文化重镇。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文化的繁荣，自隋唐以降，这里文风日盛，留下众多文人名士的足迹。唐代一大批诗人文士循汴水东来，王绩、白居易、韩愈、高适、皮日休等都在宿州逗留、寓居，留下大量诗文。今日宿州城郊还有皮日休的墓地。大诗人白居易视此地是他的“第二故乡”。其父白季庚在徐州为官多年，先任彭城县令、后任徐州别驾。白居易的一位“从祖六兄”时任徐州辖符离县主簿，白季庚托他这位侄辈在符离县置地建宅，在此安家。这就是符离县城东毓村的白家私宅东林旧院。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白居易随其母迁来符离定居，在此度过他的11岁至16岁从少年到青年的青春岁月。他16岁时曾赴京城谋取功名未果，后又回到老家符离。在他整个青年时期，一直没有久离此地，多次外出，又都回到这里，居家、养病、读书、著文吟诗，还与邻家一位农家姑娘有过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他一生都眷恋着这个第二故乡，在诗文中说符离是他的“故国”、“乡关”，吟诵过“故园汴水上”的诗句。直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秋，白家从符离迁往洛阳，他才最终远离这块土地。这时，白居易已届“而立”之年了。他在这里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作，离开后有若干怀念这块土地及故人的诗篇传世。
北宋时的宿州因靠近都城汴梁，又是出京往江淮及江南广大地区的运河水路的必经之地，经济、社会都呈现出空前的发展、繁荣局面，也成了汴水上下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巨擘苏轼、苏辙、司马光、欧阳修、曾巩、蔡襄等都在宿州境内留下足迹。苏轼与宿州的情缘尤深。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谪贬外任，东奔西走，疲于奔命。而每次出入京城的长途奔波大多要经过汴河水道（连谪贬广东、海南边远之地，扶父亲灵柩回川，也都要由汴水东去南下，经淮入江，再转赴其目的地）。汴河上的宿州见证了他一生的悲欢离合。宿州的知州中有多位是他的好友或崇拜者，每经此地多被邀上岸勾留，诗酒唱和。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还受朝廷指派至宿州实地考察宿州知州拓展州城的请求（被苏否决）及宿州辖虹县所属灵璧镇乡绅要求升格建县的上表（苏肯定此议，后七年朝廷准灵璧建县，属宿州）。此外，苏轼在宿州还有多家亲戚。他的一位姑表亲家石扬休在宿州任过知州。他还有一个侄女（苏辙的三女儿）嫁到在宿州为官的曹家为媳。公事私谊使这位大诗人与宿州交往密切，一往情深。据当地文史工作者考证，有文字史料根据的苏轼来宿州探亲、会友、公干，至少有十次。今天宿州城中扶疏堂里存有苏轼所绘墨竹图的石刻，吟咏宿州的诗词更多，最有名的是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上元节他在宿州探亲、过节写下的《南乡子·宿州上元》。他在词中描绘了宿州上元节“千骑试春游”，“飞火乱星球，浅黛横波翠欲流”的节日盛况，更满怀热忱地赞颂宿州是“此去淮南第一州”，使他这位“江东归老客”，“迟留”忘归。
唐风宋韵留下了深远影响，千年宿州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宿州历史还有一个突出之点，它地处南北要冲，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战火连绵，上演着一幕接一幕的大规模战争的历史活剧。故乡的土地似乎处处都是古战场，未上小学之前我们就知道中国农民第一次起义的故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大泽乡就在我们家乡。起义故地遗有一座当年义军“筑台为盟”的盟台（现称“涉故台”），距我们村只有二十余里。秦汉间大战乱的许多战事发生在故乡这块土地上，故事中的那些英雄豪杰，不少出生在宿州周边地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就出生在宿州的北邻徐州的沛县，他的主要谋士如萧何、曹参等也都是沛人。楚汉战争的关键一役垓下之战就发生在古宿州（今属固镇县）境内。
2012年春，我再次回乡考察这本书中的故实，一位朋友驾车载我作“怀古游”。以我的住地固镇为中心，向北、向东、向西，都不超过百里，我们访问了三处2000年前的古战场遗迹：固镇县濠城的古垓下、灵璧县境内的霸王项羽爱姬阵前自刎的葬身地“虞姬庙”,还有埇桥区境的大泽乡“涉故台”。楚汉战争的结局是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虽然他最终自刎乌江，但他真正的败亡之地是垓下。胜利一方的刘邦成了西汉开国皇帝，但他也未得善终。西汉建立后，叛乱蜂起。为平英布叛变，刘邦亲率大军征讨。最终平定了叛乱，但刘邦却在今天的宿州境内的庸城（今宿州市埇桥区蕲县镇之西）的一场交战中，身负箭伤。回师7个月后箭伤溃发而死。在宿州我曾听几位朋友感叹：这是天意！成败都无法改变刘、项两人的宿命。最终，这两位盖世英雄殊途同归，都倒在我们家乡土地上连绵不断的战火中。
两千多年来，故乡的土地上征战不断。就在那天，我们站在“涉故台”上，当地一位老者对我说，你往西南方看，过去四十里就是双堆集。那是淮海大战第二阶段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主战场。宿县也是这次大战的一个重要战场。淮海大战伊始的重要一战就是我二野部队于1948年11月中旬攻克宿县。是役歼敌万余，生俘敌津浦铁路护路副总司令张绩武，截断津浦铁路100余里，彻底堵住了徐州周围几十万蒋军的南逃之路，也堵死了蚌埠方向的北援之敌，为淮海大战的全胜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战场环境。有人说，宿县之战对淮海大战全局的意义堪比辽沈战役的锦州之战，只不过战役规模较小一些。
故乡的土地，上下2000年战火连绵，真是一块战火燃遍、鲜血浸透了的土地！几千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故乡的大地上写下一页页慷慨悲壮的历史，留下说不完的英雄故事传说。同时，连年战乱加上频仍的天灾，给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宿州地区长期以来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多灾多难。
当代宿县，古来宿州。悠悠千年，传承不息。
宿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物质生活上它远不富足，人有饥寒之虞，难觅乐业安居之所，但在历史文化上却有着丰厚的积淀。千百年来，社会自然环境的影响，历史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给一代代宿州儿女的心灵上刻下苦难深重的记忆，也给他们血管里注入先辈们的英雄豪气。宿州儿女个性突出、张扬。他们不畏饥寒，淡漠功名利禄，而热心追求自信自强的心灵慰藉。他们诚实厚道，而又机敏倔强，民间多有不畏强暴，敢想敢说、敢作为敢担当的人物。他们为人处世都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品性，也使这里的社会风气，乃至今日的政治生活，都受到此种因素的影响。
我爱故乡，爱这样一个五彩纷呈、难以以好坏优劣论之的故乡。富庶之地我不羡慕，终生愿作宿县人。
这应当说不是什么奢望。但世事难料。在我离开故乡几年之后就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让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宿县人，陷入做不成宿县人的窘境。
我从出生，上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参加工作，所有的档案履历中，籍贯一栏都理直气壮地写着：安徽省宿县。但1964年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安徽省对淮北地区实行行政区划调整，将宿县东南部几个区划出，与相邻的灵璧、五河、怀远等县的几块边地合起来建一个新的县份——固镇。我的家乡任桥区也被划入固镇县。但我对这个由几个县边地凑成的，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积淀的新县份，没有一点归属感。在心上我还是一个宿县人。这样说虽有一点勉强，却不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我出生在宿县境内，而新设的固镇县也隶属于宿县地区。但是，到了80年代实行“市带县”，固镇县又被从宿县地区划出，归入蚌埠市。听到这消息，我感到自己像棵草，从宿县的土地上被连根拔起，远远地甩了出去。从那之后，我只能在自己心上坚持着我的“宿县情结”了。
但是，这种坚持是很难长久维系的。行政区划的力量无形，却是极为强大，无法摆脱的。虽然我在宿县及宿县地区还有不少亲友、同学故交，但是行政区划一变，当地领导及一切机关、部门迅即另眼相看，不再把我当成乡亲，各种乡谊活动再不邀我参加了。即使回到那里，也被当作外来的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宿县和宿县地区的联系也变得越来越少了。而我没有多少归属感的“新家乡”，却不断有各种联谊活动。一来二去，即使你不主动，也会热络起来。这一热一冷之间，我逐渐远离了宿县。
到了1999年，安徽省撤宿县地区，建地级宿州市。宿县几易其名，最后改称宿州市埇桥区，恢复起1100多年前的老名号。宿县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宿县，就这样一步步离我远去。
宿县再一次回到我心上，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倒不是因为我人老了退休了，更加思念故乡；而主要是我进入了有关中国农业体制变革历史的研究课题，在历史深处的探访中，我发现了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令我震惊的宿县！在“大跃进”造成的大灾难的严酷岁月里，在那里发生了一系列应当载入史册的大事！
那些令我震惊的大事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集中爆发于1960—1962这几年之间。事件的实质是当地农民不满农业集体化，为争土地的生产、经营权，也就是争自身的生存权，起而抗争的行动。
新中国建立后，在整个50年代，宿县农村也是先合作化，继而公社化，建立起高度统一的集体化经济体制。这与全省全国各地农村并无不同之处。而就在集体化高潮中，宿县出现罕见的令人惊异的现象：这里的农民有人公然向“一统天下”的集体化提出挑战，先是有个别农民从合作社“出走”，自行上山开荒，自种自食，一直坚持多年。后来又有人以他们为榜样，离开集体，上山“单干”。人虽不多，却是公开的堂而皇之的行动，事实上形成与集体经济“打擂台”的局面。后来更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大跃进”兴起后，“共产风”肆虐，宿县农村普遍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的严重问题。人民公社里饿死了人，而上山开荒“单干”的人却能吃上饱饭，并能拿出余粮，接济集体里的人。危难之时，这些宿县农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动，像寒夜里响起一声春雷，震惊四方，最终震惊了安徽省委领导，让陷入危局而苦苦找不到出路的省委领导看到了农业的现实出路。1961年，他们终于下定决心效法宿县农民的做法，把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在全省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宿县农民热烈响应，走在全省前头。而一年之后，1962年，新一届省委要求纠正“责任田”，把农民的包产地收归集体。宿县农民奋起保卫被称为“救命田”的“责任田”。行动之果敢，义无反顾；声势之大，如江海怒涛。宿县农民的行动又一次震动了全省，惊动了北京，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时间宿县成为了全国上下观察、议论农村形势的一个焦点。
60年代初故乡发生的这一系列大事，令我震惊，更发我深思。
我几十年来的工作主要在新闻战线，最让我倾心的是新华社农村新闻报道的岗位，最大的幸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农村改革期间，我主持了新华社的农村新闻报道，经历了农村改革全过程的风风雨雨。农村改革的实践使我认识到，新中国前三十年农业长期上不去的根本问题在体制。从合作化到公社化，消灭农民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为目标，实际上无偿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而建立起来的集体经济组织，又没有办法，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的生产劳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及相应的科学、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无法组织起众多社员进行有效率的生产、经营劳动，致使整个农村陷入生产停滞，农民长期受穷的困境。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农村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个要害，从根本上破除了高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以包产（干）到户为主要形态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体制及它带来的“大呼隆”劳动、“大锅饭”分配等等弊端痼疾，随之迎刃而解。农业的体制问题得到了解决，核心是土地生产、经营权的改变。虽说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但农民通过承包有了使用权，在自己依法承包的土地上，有完全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事实上又成了土地的也是农业的主人。中国农业这才得以迅速恢复发展，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那么，对造成我国农业长期徘徊、农民陷入贫困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体制，农村农业的主人，农民是怎样看的？大集体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及长达二十多年集体化生产和生活，农民是怎样过来的？其间他们想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这是农村改革实践向我提出来的一个让我一时难以回答而又无法释怀的问题。
在农村体制改革的新闻报道任务完成之后，我奉调参加筹办新中国第一家大型新闻周刊——《瞭望》周刊，在这里一直干到退休。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报道岗位到《瞭望》周刊，我一直没有停止对上述那些问题的思考，只是苦于周刊编务繁杂，未能倾力投入。直到退休后，才有集中精力、深入求索的机会。从那时开始，我全力以赴投入对这一问题的求索。苦干了几年，我终于逐步走进这段历史的深处。
故乡农村的实践帮助我进一步深切地认识到，农业集体化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受农民欢迎。农民为什么不欢迎实行集体化？前文说过，最根本的原因是合作社无偿地拿走农民的土地，而又搞不好农业生产。土地是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的那点土地是一辈辈先人辛苦劳作积累下来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众多的贫农们更是在土改中刚刚分得几亩田地，正扑下身子一心劳动发家，但还没有种几季庄稼，就要把土地交给合作社，他们不愿意，不甘心。有人说，刚拿到手上的包子，刚咬上一口，还没咬到馅呢就被收回去了！所以，在整个合作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建立高级社阶段后，广遭农民抵制、反抗。
农民的抵制、反抗是长期的，可以说是不屈不挠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有时甚为激烈。二十几年间，要求改变集体生产经营的行动，从未停止过。但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后，农民看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既定的所有制形式及生产经营方式，因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消灭“农民小私有制”，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公有制。这是既定国策。农民们明白了这一切之后，也就后退一步，他们不争土地的所有权，只要求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即承包土地进行生产、经营。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能够直接从事土地上的生产经营，就能掌握住自己的命运。这种要求的具体体现形式就是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所以，合作化完成之日，就是“包产到户”兴起之时。“包产到户”的实质是农民与集体（或者说国家）在土地生产、经营权上的博弈。农民的核心利益在土地使用权上。所以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农业集体化的二十几年间，全国农村“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一直没有熄灭。1956年全国农村实现合作化，当年全国农村就兴起第一次“包产到户”热潮。而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问题更大，原有的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又陷入了“一大二公”的“乌托邦”空想。人民公社的“大公”又“共”了合作社“小公”的产，使农民更进一步远离系在心上的土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体制进一步脱离中国农村、农业的实际，完全违背了中国农民的愿望。“大跃进”、公社化后农民的反抗更为激烈，更加普遍，又一次掀起全国性大规模包产到户高潮。1961—1962年间，据最保守的估算，当时全国大约有3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遍及神州大地，几成燎原之势，使许多农村问题专家，甚至一些党政高级干部都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形势。
在此轮包产到户高潮中，安徽省的行动最为突出，在全省范围内实行被称为“责任田”的“包产到户”。1961—1962两年间，全省92%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成为全国农村实现集体化之后，规模、声势及影响最大的一次“包产到户”高潮。之后在八届十中全会发动的反击“单干风”的斗争中被扑灭。但它的影响巨大深远，不仅在江淮大地上遍地埋下了火种，而且对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农业体制的变革进程，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可以说，1961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是全国今天普遍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雏形。不少人说安徽的“责任田”是农村改革的一次大规模预演，也不为过。
离离原上草故乡的荣耀0那么，60年代初安徽的“责任田”又是怎样出现的呢？
我们的回答是：它的源头在宿县！首创者是宿县农民。
20世纪60年代之初的那几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危难时刻。“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大跃进”的狂热、“共产风”的肆虐，造成了大灾难，国家、民族被推向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谁能扭转乾坤？谁有救国救民的良策奇谋？沧海横流时，一个扭转危局的精灵出现了！
这个神奇的精灵悄然来到人间。它似乎无所不能，又无可阻挡，它能渗入人的心灵深处，驱除被“左”祸折磨得命悬一线的农民们心上悲观绝望的病毒，焕发出人的躯体与精神上的活力。它能点石成金，让荒芜了的田园源源涌出金粮银棉；它能改天换地，让陷入绝境的乡村迎来柳暗花明。
这是一个怎样的精灵？它来自何方？
其实，它一点也不神秘。任何被世人普遍尊崇的真理，都源自人民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都蕴含在平凡的人民百姓之中。草野之民向被比作“草根”，它身份微贱，似乎没有任何尊严，任人践踏碾压，任霜雪欺凌，野火烧焚。但是，“草根”的力量却是最不可忽视的。社会上的“草根”自古以来就被有识者喻为“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水”。历史上一个个貌似强大威严的皇朝，都是被这看似柔弱的“水”冲垮的。自然界的“草根”，也同样生命力无穷，真正能够驱除严寒，唤回春天，染绿山川大地的伟大力量就来自“草根”，就是那漫山遍野的被寒风霜雪摧残而枯萎却永远不会枯死的野草。1200年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在他的第二故乡、我的家乡古宿州的原野上，看四时交替，见遍地的野草生生灭灭，领悟到这至深的道理，写下了传诵不绝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赞扬的这个“精灵”，他就来自“草根”，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故乡宿县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农民，他叫刘庆兰。
刘庆兰老人是个有鲜明个性、特立独行的人。他就是一株生命力顽强的原上不死草。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初起时，他曾热情迎接它，但是合作社却让他大失所望。劳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社员们为挣工分打架，却没有人用心下力干社里的活，地种薄了，牲口喂瘦了。他曾善意向合作社建言，却没人听，反而认为他“多管闲事”。这使他先是失望，继而绝望。他气恼，他厌恶，他断定这样的“大呼隆”“伙干”不是种庄稼的正道。但他也明白，自己没有力量改变合作社的制度和做法。他决心不再留在社里继续蹚这汪浑水。他只想有自己的一块地，自种自食，清静自由过自己的日子。思之再三，最后一咬牙下了决心：实行“自我放逐”，从合作社“出走”。他扛上一把铁齿抓钩上了村旁的荒山去开荒，土中刨食，自己养活自己。家人及乡邻们怕他一人上山孤独无助，生计艰难，他却信心十足，说种庄稼本来就不是众人一起“大呼隆”的事。他坚信只要有土有地，人不怕吃苦，肯下力气，就饿不死。
刘庆兰老人选择的这座荒山叫虎山。是淮北大平原北缘的一片低矮的小山丘，海拔只有一两百米上下，不高大，也不险峻，山间乱石中有些地方有一片片的土层，早先曾有人开出小片地种瓜菜小杂粮，合作化兴起后先后抛荒了。他上得山来，披荆斩棘，在荒草丛中开出几小块田地，带着一定要靠自己的一双手养活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自信，点下一粒粒种子。在他精心呵护下，那一粒粒种子得天光地力，发芽、生根、开花、结实，当秋风送爽时，他收获了一大堆金黄的粮食。除自食外，还有点剩余送下山补家里的亏空。在那饥饿遍地的年代，在山下“集体”里乡亲们的眼里，荒山上送下来的就不是一颗颗粮食了，而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再过一年，合作社变成人民公社之后，形势更加严峻。“大跃进”、“共产风”横扫两年，到了1959年冬天，山下“集体”里就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惨象。山上的老人闻讯送下来上千斤的各色救命粮食给“集体”。这时，山上送下来的那一粒粒粮食，就有了撩动人心的力量。人们的心动了：“集体”靠不住。要活命就得设法像刘老汉那样，把土地的生产、经营权拿到自己手上！
就这样，宿县这位老农自己的行动在家乡土地上，给乡亲们树立起希望的榜样。附近几个沿山的村庄里，都有人以刘庆兰为榜样，离开集体，上山开荒，自种自食。更多的人身在集体脱不了身，却生出了巨大的离心力，人们眼望荒山，心向往之。
此时的江淮大地，“左”祸造成的饿死人的惨剧已经普遍发生。人心思变，改变经营体制的强烈要求，犹如经过严冬的原野上的遍地野草，等待着春风。刘庆兰的行动在江淮大地上引起强烈反响，直接的后果便是在安徽全省兴起名曰“责任田”的“包产到户”热潮。“责任田”虽然兴起于危难之时，发自于农民的“自救”行动，但风云际会，时势使然，它终成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历史的选择。它的兴起正当其时，陷入困境，急于寻找扭转危局良策的省委领导发现了它，如获至宝，把它当成救人济世的良策，加以总结，在全省推行。它不仅一举扭转了安徽一省的危局，拯救了万千农民的性命，而且影响巨大深远，惠及后世，有力地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这是故乡的荣耀！故乡乡亲们的创造和历史性的贡献不可磨灭，其功至伟。
经过几年奔波搜寻，在了解故乡土地上发生的这一切之后，作为一个以宿县为永远故乡的人，我深受激励。我为家乡父老的不幸遭遇而痛苦悲伤，同时，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卓越表现、伟大创造，为故乡当代历史上这悲壮辉煌的一页倍感自豪！故乡宿县的一批县、区、公社及大小队干部，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出色表现，令我感奋不已。他们敢于从实际出发，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农民对生产责任制的选择；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不避面临的政治风险，体现出务实求真的精神境界、爱民为公的公仆情怀。在深受感染的同时，作为一个关注中国农业体制变革历史研究的志愿者，也感到有责任将故乡各级干部及父老乡亲们的伟大实践记录下来。我认为这不论对“存史”，还是“资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虽年过古稀，也还是决心鼓起余勇，来面对这一颇为艰巨的任务。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也是本书的一段开篇引言，想让大家先对我的故乡宿县古今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下面就开始正文。请读者诸君跟随我走进淮北大平原，驻足宿县，来结识宿县那些推动了历史车轮的“草根”英雄，领略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那几年间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故事。
一、“大跃进”之后的安徽农村
——“责任田”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本书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宿县农村的一系列历史性大事，事的主角是当地农民及一些农村基层干部。
但是，我却不能“开门见山”，从当时的宿县下笔。因为那些事的出现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都是在当时安徽省及全国大形势下发生的。要说清楚出现在宿县农村的那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要正确地认识、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都离不开对“大跃进”以来的全省全国情势的了解。不然，就可能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认识误区。所以，在本书开始之时，有必要拿出一点篇幅,简略地回顾一下“大跃进”之后安徽省及全国农村的情势。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安徽农村的情势。
发生在安徽农村的“左”倾错误
在《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中国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里，我曾这样介绍我的故乡安徽：安徽省在中华大地上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省份。它地跨江、淮，兼有南北的自然和区位优势，具有发展经济的良好条件。南部的长江两岸自不待言，北部的淮河流域，平畴沃野，一望无垠，雨量充沛，四季分明，本是个发展农业生产，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古来两淮地区就有歌谣唱道，“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自古以来，江淮大地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里，数不清的优秀皖人以鲜明、张扬的个性，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和赫赫业绩而名留青史。数不清的英雄豪杰从淮河南北、大江两岸走出来，在神州大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绘出一幅幅浓墨重彩的人生画卷，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但是，又由于这里地处南北要冲，历朝历代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中原与北方边地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民族战争，无穷尽的古今军阀混战，多在淮河两岸展开生死存亡的决战。几千年来，兵连祸结，战火频仍，再加上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后造成的连年水患，天灾人祸不绝，又使这块土地成了多灾多难之区。从明清到民国，中国的大地上，年年奔走着一群群乞讨的农民，其中最多的是皖北人。所以这里一直有“乞丐之乡”的名声。
上世纪40年代最后几年，这里发生了淮海、渡江两大战役，古老的中国地覆天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多灾多难的安徽大地也浴战火而重生，从此揭开了历史新篇章。新中国建立之初，乃至整个50年代的前、中期，新生国家的中央政权和毛泽东主席都对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给予了较多的关爱。1950年大水之后，毛泽东看着安徽省送上来的灾情报告，特别是一张一个农民洪水中无家可归，爬上一棵树逃命，结果被毒蛇咬死的照片，更使他动情。他含着热泪在有关部门送上来的报告上作出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战火尚未完全熄灭，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之时，国家拿出巨大的财力物力来治理淮河。总管治理淮河的机构——国家治淮委员会，就设在淮河岸边的安徽省蚌埠市。在千里淮河两岸，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四省上百个县，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动员起几百万民工组成浩浩荡荡的治河大军，筑坝拦水，劈山切岭，疏浚河道，建设堤防，开挖配套的沟河渠道，展开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淮河两岸人民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是从自己家乡的治淮工程开始的。
1952年原皖北、皖南两个行政区合并，恢复安徽省建制。革命战争年代在红军军事情报工作中立下显赫战功、抗日战争中在皖江地区坚持八年抗战的老红军战士曾希圣，出任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安徽省委书记。他身负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嘱托，怀着一腔热望，要带领全省人民完成治好淮河，改造安徽河山，发展工农业生产，丢掉“乞丐之乡”这项耻辱的帽子。
开始主政安徽时，曾希圣还比较谨慎，注意从当地实际出发。他虚心向专家及当地群众求教，查阅地方史志典籍，潜心研究安徽，特别是多灾的淮河流域的自然（天气、水文、地质等）特点，提出了避灾保收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简称“三改”。这“三改”是：改变传统耕作习惯，避开夏秋间的水害，扩大秋冬播种面积，提高夏季收成比重，增种一季晚秋作物，推行一年三熟的连作制；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涝、耐旱作物，分别不同地方实行旱改水，水改旱；改变广种薄收的生产习惯，推行生产技术改革等。“三改”从1953年开始实施，因为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注意从实际出发，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实行两年后，1954年虽然遭受特大水灾，全省仍增产6“三改”在全国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56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希圣的文章《关于农业三项改革工作的几点体会》，《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都对安徽的“三改”有突出报道。这时，曾希圣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说我这个“乞丐头子”的帽子快能甩掉了。
50年代前期，实行“三改”和农业连年增产的安徽，在全国引人注目，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肯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安徽视察。毛泽东特别称赞曾希圣是农业专家。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这个曾希圣是搞生产力的。”点名让他在大会上作关于农业“三改”的发言。
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曾希圣逐渐在胜利、成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本来就存在的主观主义、简单粗暴，听不得不同意见等不良作风迅速膨胀起来，逐渐在安徽的干部中有了一个“曾霸王”的绰号。（江鲲池：《曾希圣“左”后纠“左”》《人物》杂志1997年第5期）更严重的是，曾希圣在面对着前无古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面对着当时党内和全国日益严重的“左”倾急躁冒进的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冷静、清醒的认识，又淡忘了从当地实际出发的传统，从合作化开始就紧跟“左”倾急躁冒进的步伐行事。农业合作化高潮中，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曾希圣紧紧跟上。这年8月，中共安徽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安徽地区也有“小脚女人”，有“改组派”，也有大脚。并提出，为了使小脚放大，“改组派”变为天足，必须在结合学习毛主席指示深入检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小脚女人”。这份报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8月31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委的这份报告上写出如下批语：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第346—347页）
由于“紧跟”，安徽省的农业合作化便较早地出现了问题。在安徽主管多年农业的省委副书记王光宇在回忆中说，安徽的农业合作化，初级社时还好，而高级社阶段便“出现了一些问题”。1955年7月，毛泽东在北京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曾希圣回到合肥后就立即行动起来，召开全省地、市委书记及地市委农工部长会议，改变既定的办社部署，提出一年内全省农业合作社数目翻一番的高指标。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后，安徽省召开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全会精神，会上大批“右倾机会主义”，更进一步加快合作社的发展步伐，致使出现了违背自愿互利原则等问题，追求快的同时还追求合作社的规模要大，初级社就有几百户上千户一社的，后来高级社时多为一乡一社。 社办大了，管理更难，1955年上半年就出现社员“拉牛退社”的情况，而对待要求退社的农民采取了粗暴的方法，出现随意抓人等严重违反政策的问题，激化了农村矛盾。（王光宇的回忆见《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第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发展，曾希圣政治思想上的“左”倾、工作中的急躁冒进与作风上的专断跋扈、强迫命令，骄傲自满情绪同步发展。实践证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往往与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工作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紧密相连。曾希圣在这方面是比较典型的。
安徽省的农业“三改”，本是一件好事。开始时也是以典型示范，说服、引导农民实行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后来由于产生急躁冒进情绪，脱离了实际，一心要迅速改变安徽面貌，从1956年开始，他提出超过客观可能的高指标，要求几年内在全省完全普及“三改”。这就弄出了问题，把好事办坏了。他口头上虽然也讲“因地制宜”、“逐步推广”，但实际上对各地限时限量压任务，造成严重的强迫命令。据时任《人民日报》安徽记者站长于明的回忆，1956年夏天，就发现宿县、灵璧等县强迫命令的问题。当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了批评性报道《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农业部也向《人民日报》反映安徽的“三改”中有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大跃进”开始后，安徽省“三改”中的脱离实际、急躁冒进、强迫命令更加普遍、严重。
1957年冬天，“大跃进”兴起后，曾希圣又提出淮北实现“河网化”要求。根据他提出的这项规划，由上口宽40—60米的数十条新河道和原有河道交会，在整个淮北大平原上构成大的河网。在这些河网里再开挖出上口宽20—30米，5—6米深的小河道，组成小河网。要求河道里可行船、养鱼，河堤上可植树，再用挖出的沙石筑成公路网。淮北地区要将60%—70%的土地改种水稻，涝灾将得到根治，旱年也有水利灌溉的保证。
这是一个宏伟的规划，前景令人大受鼓舞。但要使之变成现实，却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据测算，完成这一规划，不用说别的工程任务，只挖土一项就要挖掘40亿立方。当年秋天，曾希圣对记者说，按淮北地区的实际能力，每年只能完成挖4亿立方的任务（这也是被严重高估了，大大超过实际的“能力”），准备用10年时间完成整个规划工程。
可是，当年的冬天，在“大跃进”刚刚兴起时，他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提出一个冬春完成8亿土方的高指标。急躁冒进的高指标加上强迫命令，结果是激出来浮夸吹牛，弄虚作假。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宣传淮北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挖8亿土方的任务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才过了一个月，第二个8亿土方又超额完成了。1958年2月安徽省委再次提出新的目标：“继续跃进”，提前完成第三个8亿土方的任务。《安徽日报》为此发表了评论：《八亿、八亿、再八亿》。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捉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8亿土方，算得什么！”到了1958年夏天，宣布已经完成挖40亿土方的任务，同时提出“再干一冬春，实现河网化”的口号。
这样一来，一个“神话”便被“创造”出来了：原来计划十年的工程任务，在“跃进”声中，只用一年便完成了！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上，连一贯支持敢想敢干，大力倡导“不断跃进”的毛泽东也产生了疑问，说：“8亿、8亿、再8亿，共24亿立方土，安徽淮北地区有多少人？每人每天要挖多少？挖出的土又往哪里堆放？”“八亿、八亿、再八亿”这样的狂言，在“大跃进”时的安徽非常盛行。在1958年抗旱时，《安徽日报》的抗旱报道，通栏大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据说，毛泽东看到这个口号后也吃惊了，他说：搞经济事业跟作诗是两回事。什么“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我就没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是端过的。那个巢湖怎么端得起？要懂得作诗同搞经济、办事有区别。
安徽的“敢想敢说敢干”，竟然令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毛泽东也为之震惊、担忧。（江鲲池：《曾希圣“左”后纠“左”》《人物》杂志1997年第5期）
其实，在安徽，当时也有不少人对曾希圣及省委的一些做法持有不同意见。早在1956年7月举行的中共安徽省党代会上，一些代表就对省委领导农业生产改革中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提出批评。可是，这时的曾希圣已经容不得不同意见。他“闻过则怒”。当他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有关安徽党代会情况的报道中，对省委领导作风有所批评时，当天就对《人民日报》采访会议的记者于明提出严厉批评，说报道不符合会议实际，并要求记者立即回北京让报社作出公开更正。同时又以省委名义向中央书记处、中宣部等领导机构发去电报，要求党中央责成《人民日报》立即刊出“更正”。《人民日报》迫于压力，不得不进行“更正”。这是新闻史上少见的奇怪现象：原报道只有600字，而以 “来电照登”的形式刊出的安徽省委的“更正”，文字竟长达1600字。（于明：《曾希圣是个改革家》，安徽《江淮文史》“三改”专辑，1998年出版）
对曾希圣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毛泽东虽也曾有过微词，但都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例的，总体上是格外赏识、大力支持的。所以，安徽不少人都说，在整个“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曾希圣可谓恩宠有加，对安徽的工作赞扬过多。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亲来安徽视察。在安庆、怀宁、桐城、舒城、肥西等地视察后，19日来到合肥。当天下午，曾希圣陪毛泽东同乘一辆敞篷汽车，在合肥市马路上巡行，从金寨路、长江路、胜利路一直开到合肥火车站，沿途二十万合肥市民夹道欢呼。毛泽东同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同乘敞篷汽车在大街上会见群众，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合肥人民引以为骄傲，这也是曾希圣的殊荣。在安徽的所见所闻使毛泽东十分兴奋，在到达合肥的当天晚上，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江鲲池：《曾希圣“左”后纠“左”》、《人物》1997年第5期）
1960年，山东“五风”严重，出现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这年10月中央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职务，任命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当时曾希圣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同时兼任两个大省的第一书记，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极罕见的一例。
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曾希圣和安徽省委的热情异乎寻常。庐山会议中途转向，从纠“左”转向反右，批判彭德怀。会议正在进行时，安徽省委就将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大闹无为二十天”，解散公共食堂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材料，送上山来。曾希圣立即呈送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盛怒之下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 （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431页）
毛泽东作出上述批示后，曾希圣立即派列席会议的安徽省省长黄岩下山，带着毛泽东的批示赶回合肥，连续召开扩大的省委常委会，批判张恺帆的“右倾机会主义罪行”。这是全国各地最早开展起来的“反右倾”斗争。
张恺帆是安徽无为县人，早年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上个世纪30年代曾与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一起在上海龙华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写过“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不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样广为传诵的诗句。抗日战争时期是皖江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大跃进”时期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他的家乡无为是“左”祸的一个重灾区，据无为公安局的统计资料，1957年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统计只剩下662557人，三年间共减少320422人，也就是说，经过三年“病、饿、逃、荒、死”之后，全县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1959年减少82278人,1960年减少126524人，两年共减少208802人（杨金声，《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减少的这么多人当中，有的是自然死亡，有的是外逃了，有一些则是饿病而死。
1959年秋天，张恺帆在沿江地区调研，得知无为县的严重问题，便亲往家乡调查。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进入无为县的石涧镇后，“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看看，大多数人躺在床上，呻吟不绝。”“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小罐子里存的一点粮食是来年的种子。到公共食堂去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缨子，很少见到粮食。”“到陡沟一看，情况比石涧还要严重！沿途各地由高级社向公社过渡时，交接没人管，船满塘漂，水车、木盆扔在水里，桥断了没人修，路坏了没人补。”全县还大搞“移民并村”，“向张家庄安插姓李的、姓王的，向王家庄安插姓张的、姓李的；把洲上的人赶到圩里，把圩里的人赶到洲上。”并村后“许多民房被占，许多村庄人烟稀少，村舍残破，真像毛主席诗中写的那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张恺帆（右二）1958年秋参观安徽省博物馆经过20余天的调查，看到无为的严重问题，张恺帆的心情分外沉重，经与同来的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商量后作出几项决定，他概括为“三还原两放开”。三还原即解散公共食堂（吃饭还原）、归还社员住房（房屋还原）、发还社员自留地（自留地还原）；两放开是放开集市贸易，放开集体所有鱼塘水面，让社员捕鱼捉虾。
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无为的严重局面，受到农民欢迎，但却被曾希圣说成他“大闹无为二十天”，成了张恺帆“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庐山会议后，安徽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但曾希圣回到合肥后，不解决那些已经十分紧迫的问题，全力开展“反右倾”斗争。1959年8月25日，他主持召开了省直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曾在讲话中联系当地实际，点名批判张恺帆。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他又主持召开了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了揭发批判。将张恺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斗争。说他“大闹无为”，“散布大量反动言论”，“和陆学斌结成反党联盟”，“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会后，在全省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层层、处处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右派及反右倾斗争的扩大化使党内民主和社会政治生活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在全省上下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正常的言论被阻塞了，广大干部面对农村的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等严重情况缄默不语。这使省委和曾希圣本人也难以及时全面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饿死人的悲剧便不可避免。“五风”中浮夸风及接踵而来的高征购、“反瞒产私分”的影响也极大。安徽省“大跃进”以来粮食连年减产，1957年全省总产为204亿斤，1958年为184亿斤，1959年只有147亿斤，却被说成连年大幅增产，亩产万斤田，千斤省的名声响遍全国。高产量就带来了高征购，1958年征购总量超过总产量的50%，农民的口粮根本没有保障。有的地方秋收后不久农民开始无米下锅，而从中央到省委都认为农村农民手里“有粮食”。谁说没有粮食，他们就说是生产队和农民私藏起来了。于是就在全省展开了“大跃进”之后的另一场激烈“斗争”：“反瞒产私分”。
1959年春天，省委派工作组下乡搜农民及生产队“藏起来的粮食”。省委一位副书记带队来到桐城县，“发动群众”，在各乡村翻箱倒柜查仓库，推倒草垛柴堆，挖地三尺，弄得鸡飞狗跳。据说，还真的从一些草垛柴堆里、房屋夹壁中搜出一两亿斤粮食。曾希圣赞扬这种做法，并以省委文件的方式转发这个“经验”，在全省全面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斗争。《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一版）
1959年2月，国家计委编印的《经济消息》第9期发表了安徽省委的文章：《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说，安徽省最近派工作组对桐城县粮食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粮食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省委要求全省各地批判那些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做好当年粮食工作。
安徽省委的这篇文章还说，各农业社瞒产私分非常普通，且瞒产的数量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亩产1700斤只报700斤，有的设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夹壁中藏粮食3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稻谷藏在稻草堆里。有的队干部带头私分集体的粮食，有的生产队每户社员私分粮食200斤。
文章还说，在做了“说服、教育”工作之后。不到一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恢复起来，原来吃糠菜的又变成两干一稀。社员干部从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大跃进”中安徽出尽了风头，粮食亩产从“千”到“万”，“卫星”越放越大。这是中央媒体的部分报道（下图），大姑娘坐在稻棵上的“奇迹”（上图）也是安徽“创造”出来的。这篇充满谎言的文章，对全国的“反瞒产私分”起到煽风点火、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春夏间的大规模“反瞒产私分”之后，1959年秋天，安徽省委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瞒产私分”高潮。搜尽了农民手中和生产队仓库里最后一点粮食，有些地方甚至连种子也搜走了，从而加速了那场灾难的到来。
安徽农村的严重问题从1959年开始暴露。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700万吨（这中间恐怕有虚数），经过“反瞒产私分”，征购350万吨（这是实际数字），拿走了50%，农村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1960年全省粮食减产，农村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不超过100公斤原粮。从1959年冬天开始，由于饥饿，浮肿病、干瘦病日益蔓延，使不少人失去劳动能力，非正常死亡现象到处出现。耕牛、农具大量减少，耕地大面积抛荒。1960年春天开始，全省农村普遍出现了“病、饿、逃荒、死”的严重情况。（《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一版）
这是“大跃进”、“左”倾“共产风”给安徽农村带来的严重恶果。“左”后纠“左”的曾希圣
看了上一节，我们对安徽农村在“大跃进”中的情势及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也看到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此期间的作为。他对安徽的严重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当怎样评价曾希圣其人？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作为一个安徽省籍的人，我的家人，亲友，儿时同学和众多的乡亲，在“大跃进”的“五风”中受尽了苦难，其中一些人在那场灾难中饿病而死，有的全家死绝。每次回乡，尤其是“文革”前那几年回乡，亲友家人说起“1960年饿死人”的灾难，就要痛骂当时的错误政策，痛骂“五风”，最后总要联上当时的省委领导曾希圣。而一说起他，哪怕是事过多少年之后，乡亲们仍然怒气难平，不能原谅他。人们不能原谅他吹牛浮夸，好大喜功，作风霸道，做了那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尤其是饿死那么多人！
其实，持有这种看法，对曾希圣怀有这种情感的人，不仅是我的家乡淮北有，在安徽全省也不在少数。但是，冷静下来做一番理性的思考，又觉得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由于中央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出现全国性的“左”倾错误，在全国各地造成严重恶果，显然不应当把责任全都算到某个地方领导人的身上。今天我们来总结经验，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着眼于研究“左”倾错误的发生及危害，不要过多过严地追究某个人的责任。还有，曾希圣在犯了“左”倾错误，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敢于面对现实，改正错误，他倡导在全省实行的“责任田”,不是被农民称之为“救命田”吗？对他的这些“功”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若不正确评价曾的“功”，又如何能够正确地反映安徽实行“责任田”的那段重要历史呢？
为了探讨如何评价这位安徽当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真实地描述安徽实行“责任田”的这段史实，2002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合肥，拜访当年在曾希圣身边或在安徽省委工作过，亲历过“责任田”的一些历史见证人。他们向我全面介绍了曾希圣当年在安徽的情况，及他们经多年思考、研究得出来的观点，给我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原省委政研室江鲲池的一篇发表于《人物》杂志（1997年第5期）介绍曾希圣的文章，题目是《曾希圣“左”后纠“左”》。这个题目很耐人寻味，概括了他对曾希圣其人的评价。江鲲池说，“左”后纠“左”，一句话里有两层内容：一是“左”，曾希圣在安徽的工作中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这是历史事实，不说就不合安徽的实际，也无法向安徽人民交代；二是纠“左”，曾希圣在犯了“左”的错误之后，确实采取措施，纠正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要全面、公正评价这个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他犯了“左”的错误，就否定他纠“左”的行动，推行“责任田”的功绩；也不能因为他后来有了纠“左”的行动，就无视他“大跃进”前后犯的“左”倾错误。只有承认这两点，才能全面、正确认识曾希圣其人，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评价安徽的那段历史。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公允的。
近几年来报刊上有关安徽“责任田”这段历史及曾希圣功过的文章不少，有些文章写得很好，但其中也有些文章所写的内容与历史真实相差太远，不能不引起注意。
这类文章中有一些极力否认曾希圣在“大跃进”中犯的“左”倾错误。2010年8月6日，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一篇纪念曾希圣的文章，颂扬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但是此文所写的有关曾希圣在新中国建立后和平建设时期的许多内容，便与史严重不符。譬如此文说曾希圣从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到1961年底，在安徽逐步扩大范围，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
这种说法太离奇了！若如此，曾希圣不仅根本就没有犯过“左”倾错误，而且在全国“左”风肆虐，大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刮起横扫全国的“共产风”的时候，他却能逆潮流而动，在全省大搞“包产到户”，那真的成了全国绝无仅有的反“左”大英雄！他及安徽省委在“大跃进”中的严重“左“倾错误，饿死那么多人的历史事实，就全被抹去了！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更广、似是而非的说法，在不少文章中广被传抄转载。这就是曾希圣究竟是什么原因被免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有不少文章说，是曾希圣在安徽搞了“责任田”。有的文章还言之凿凿地说，是在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曾希圣搞“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把他免了职，调出安徽。许多文章还以此为曾希圣鸣冤叫屈。
其实，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虽说由于许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我们看到的史料有限，但从已经公开的史料来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根本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讲话中他没点名地批评了曾希圣等人的霸王作风，说有霸王作风的人早晚一天要“别姬”的，但却没有一句批评“责任田”的话。毛泽东狠批“包产到户”，是半年以后的事。这种说法也与七千人大会的总结经验、纠“左”（虽然是有限的不彻底的纠“左”）主题相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