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丹尼尔·克莱恩
出版社：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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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壁鸠鲁一起旅行(让古希腊哲学教你用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试读：
序言 迪米特里酒馆的桌子
第一章 希腊老人的橄榄树
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实现
作为人生巅峰的老年
从日常的牢狱中解放自我
历久弥新的伊壁鸠鲁哲学
哲学思想的涓滴效应
选择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友人的陪伴之乐
收获怜悯所带来的慰藉
笑对死亡
第二章 废弃的露台
时间与安神念珠
老年的无趣
老年的游戏
玩游戏的老人
第三章 塔索雨迹斑驳的相片
独 思
闲 散
精神愉悦至上
自传之需
自传和真正切己的老年
第四章 青春之美的西罗科风
存在主义的真正切己状态
冲动与怀旧
存在主义的真正切己状态
存在主义的拒绝
弗兰奇·辛纳屈与感伤的老年
专属于老年的浪漫之乐
老年婚姻的满足感
第五章 绵羊脖铃响叮当
安详地接受形而上学
拒绝享受晚年之乐的愚蠢
适度对待一切
年老时考虑重大问题
老年时冒哲学之险
老年时敢于思考有悖逻辑的观点
老年时的思想转变
第六章 伊菲琴尼娅的客人
斯多葛哲学和大限将至的老年
大限将至的老人抑郁之主因
愤怒与斯多葛哲学
在生命变得毫无价值之前结束它
在大限将至前结束生命的可行性
预期性抑郁
浪漫主义的隐患
第七章 卡米尼港的火烧船
适时而来的灵性
老人和上帝错觉
晚年适时而来的灵性
对灵性的追求
平凡中的神圣
尾声 归程
秉持正念的老年生活
在变老时不忘秉持正念
致谢
版权信息和伊壁鸠鲁一起旅行Travels with Epicurus作者：[美] 丹尼尔·克莱恩（Daniel Klein）译者：王喆 杨惠出品方：未读·思想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献给 艾莲娜幸运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生活美满的老人。因为青壮之人朝三暮四、心猿意马；而老人则安靠于港湾中，坚守真正的幸福。——伊壁鸠鲁
让我们富裕的是我们所享受之物，而非我们所拥有之物。——伊壁鸠鲁序 言迪米特里酒馆的桌子
希腊伊兹拉岛上有个名为卡米尼的村庄，村上有一家迪米特里酒馆，而他就坐在酒馆露台边缘的木桌旁，右耳别了一小撮野生薰衣草——这是他来时路上费了好大劲儿采的。与桌边人谈话的间隙，他会时不时把薰衣草拿下来，轻轻嗅几下，随即又别回耳畔。在他右手边，一根橄榄木手杖斜靠在桌旁，手杖的顶端是一段用白镴雕刻的女像柱——刻的是卡里埃（Karyai）少女的形象。卡里埃位于伯罗奔尼[1]撒半岛，是一座古老的村庄，那里的神庙供奉着阿尔忒弥斯女神。他走起路来步伐缓慢却十分稳健，本不必借助手杖，可即便如此，他不管去哪儿还是会把手杖随身带着。因为这根手杖是一个标志，是他年龄的象征，亦是对他过往岁月的表彰。在古希腊语中，“手杖”（cane）一词还指士兵与敌人搏斗用的棍棒。不过，他的手杖以婀娜的美女为柄，似乎有几分量身定做的意味。毕竟他年轻时对美女的品位之高可是出了名的。
我坐在遮阳篷下读着一本《幸福的艺术：伊壁鸠鲁的教导》，并冲他点了点头。他微微侧着布满白发的头，颔首回应，样子既高贵又和蔼。和我打过招呼后，他又继续与友人聊天。他叫塔索，今年72岁，我与他已相识多年。
尽管脸上和脖子上的一道道深纹显露出他的年纪，但塔索依然是当地出了名的美男子，年迈的美男子。人们称赞他“脸上映出了岁月”。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他的小说《堕落》中写道：“唉，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要对自己的容貌负责。”他也赞同相由心生的观点，声称人的相貌来自他所做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带来的经历。伊兹拉岛上的人都说，一个历经风浪的人，晚年时能从相貌上显露丰富的阅历。塔索用历练换得的容貌，透出一种不加雕琢的美，而这种美，反过来又诠释了他完满的人生。
我侧耳偷听塔索和同伴们的谈话。他们习惯并排而坐，朗声交谈，所以想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不难。尽管我只会基本的希腊语，但也能理解谈话的大意。他们从我来之前就开始讨论，并将一直讨论到太阳从大海彼端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落山为止。他们兴高采烈、漫无目的地聊着，内容大多是日常琐事。他们讨论了今天非比寻常的曚昽日光、码头市场上摆奶酪摊的新店家，谈到了他们的儿孙以及雅典政事的情况，等等。有时，其中一个人会讲述自己从前的经历，而且往往是炒冷饭。谈话间隙，他们会眺望伯罗奔尼撒海峡，一言不发，悠然自得。
我回到这个希腊小岛是想寻求某件事情的答案：现如今，我已步入晚年——73岁了——我想找到现阶段最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在希腊度过的那几段漫长的时光——总共该有几年了吧——让我相信自己或许能从这里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些头绪。我时常会想到伊兹拉岛的那些老人，想起他们对于自身人生阶段那种非比寻常的满足感。
我漂洋过海时还带上了好些哲学书，其中大部分是古希腊思想家的杰作，也有20世纪存在主义者的作品，加上其他一些我喜爱的书籍——因为我觉得或许自己也能够从这些书中找到如何解答我疑问的蛛丝马迹。自读大学到现在的五十多年里，我一直对那些大哲学家口中所说的如何度过令人满意且有价值的一生怀着历久弥新的兴趣。我记得其中几位还就如何安度晚年提出了一些新奇的想法，不过因为当时年轻气盛，怀有壮志雄心，更别提还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和一头茂密的秀发，所以那时的我对这个话题并不特别上心。但如今，一想到古希腊哲学家当初就是在这片礁石围绕、日光照耀的土地上百家争鸣，我就觉得在这片土地上拜读他们的大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之所以萌生这次旅行的念头，并不是某次生日时的突然顿悟，也不是无意间瞥见镜中的自己而大惊失色。理由其实挺平淡无奇的——我是在看完牙医后做的决定。纳赫特医生先是在我嘴里戳了个遍，然后认真地告诉我，我上了年纪，下颌骨自然萎缩了，下面一排牙齿要全部拔掉，并植入假牙。若不这样，那就只能戴假牙套了。要是戴假牙，那我就再也吃不了牛排和猪排了，而且会常常遇到令人尴尬的情况——假牙突然从嘴里脱落，上面还粘着些东西（比如太妃糖）。这还不算最糟的，更糟的是，我的笑容将会变得僵硬，一看就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我毫不犹豫地在植牙手术单上签了字。
回到家，我查看了一下植牙的日程安排：至少要去看七次口腔外科。虽然植牙一般采取就近原则，但离我最近的口腔诊所驱车也得花上个把小时。整个治疗过程要耗费将近一年。匆匆浏览网页后，我又得知，每次看完牙医之后都会痛上好几天。这样，每次植完牙的疼痛期加在一起，也得有好几周了。而且，在此期间除了婴儿食品，我什么都吃不了，更别提我为此还要花掉好几千美元。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吃猪排？为了不碰上假牙脱落的尴尬状况？为了笑起来更年轻？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之所以立刻决定进行植牙手术，无非是因为可能出现的假牙脱落的尴尬局面以及笑起来显老的窘相。但眼下，这些对我来说意义并不大。就现阶段而言，我人生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我一个七十出头的老人，是否真的在意自己在世人面前笑得既老态又蠢笨？更关键的是，近年来我原本清晰的头脑以及还算灵活的身体正和我的下颌骨一样飞速衰退，牺牲一整年的时间定期看牙医，真是我想要的吗？
这不是我想要的。一旦有了这个领悟，我想都没想就加入了当下的潮流：将生命的活力延续到原本被称为“老年”的岁月中。我无意间加入了这一潮流，不满足于外在的打扮，努力提高我对余生的满意程度。我开始学习模糊数学。我染上了一种拒绝接受现状的流行病。由于未曾察觉到这一点，我习惯性地选择了我认为“能让我显得年轻的植牙手术”。
一种新出现的老年信条席卷了整个社会。有人哪怕只是在不经意间提到自己上了年纪，马上就会有人反驳她“你哪里老了？你这不风华正茂呢”；会有人告诉她“70岁不过是新一轮的50岁”；还会有人劝她不能“服老”。
这个信条鼓励我这般年纪的人继续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向前冲锋，迎接冒险，为了自我提升制订新的计划。我们被告知药物能够有效延长人的寿命，因此，我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能将青春无限延长。因此，如果我们向老年投降，那就太傻了，甚至可以说是懦弱的表现。
我周围许多同龄人依旧在做年轻时的工作，往往比之前还要努力。另外一些人，背着《死之前必去的1000个地方》东奔西跑，领略异国风情。还有些人报班学法语会话、培养慢跑的习惯。甚至还有人通过做整形、打激素来保持年轻。我的一位朋友在年近七旬的时候，不仅做了面部拉皮，还做了隆胸手术。一位和我同龄的男士告诉我，[2]他在使用睾酮贴片和吃了药效长达三天的希爱力之后，感觉自己又是那个年轻小伙儿了。“青春永驻”是我们这一辈的“主旋律”，而我，不经意间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青春永驻”行动的号召力不可谓不大。既然青壮年的岁月总体上还挺令人满意，那为何老年就得画上休止符？何不让美好的事情延续、延续、再延续？
然而，我并不能完全接受这种关于老年的新哲学，而我对于植牙手术的预期促使我反思：这都是为了什么？我在想，如果我踏上了时下流行的既定道路，可能会与某些意义重大的东西失之交臂——我会拒绝一生中独一无二的宝贵阶段。对于从延长后的青壮年直接进入大限将至的老年（年老体衰、朝不保夕之时），我有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在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一旦走上这些既定的道路，我可能将永远错失真正能安享晚年的机会。
问题是，我不能完全肯定怎样才算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该怎样生活，但凭直觉来讲，我知道我需要开始（老人的生活）。起码我认为，真正的老人对自己是诚实的，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余生还剩下多少理智清醒的日子。他会想以最恰当的方式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我还猜想，他可能知道，对他而言，人生的这一阶段将拥有前所未有、意义重大的可能性。
但除此之外，我只剩满心的无解。这就是我会带着整整一行李箱的哲学书重回这座希腊小岛的原因所在。[3]
塔索的一位同桌好友让迪米特里再上一瓶松香酒和几碟开胃菜——橄榄、葡萄叶包饭、酸奶、黄瓜、和搭配的蒜泥蘸料等。为了方便取食，他们换了位置，围坐在桌边。我没看到迪米特里给他们账单，也不认为他会这样做；他们几个走的时候会留几个硬币在桌上，算是付了“老人价”。塔索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扑克牌，开始和同伴们[4]打“普瑞发”，他们就爱打这种牌。四人中有一个人没参加，坐在一旁看他们打，还不时插上两句俏皮话。
看到这里，我低下头，继续读起手中这本关于伊壁鸠鲁的书。第一章Chapter One希腊老人的橄榄树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实现
伊壁鸠鲁生长于爱琴海的另一座岛屿——萨摩斯岛。萨摩斯岛在此地以东320公里处，比较靠近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他生于公元前341年，只比柏拉图小8岁，但并没有受到柏拉图多少影响。伊壁鸠鲁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可能过好这一生，尤其是在人生只有一次的前提之下——他并不相信有来生。这个问题听上去是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本。但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生们时常会沮丧地发现，几百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反倒被那些所谓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挤到了后面。比如马丁·海德格尔那些迷幻的想法就曾让我哈哈大笑，因为完全不知所云，诸如“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以及知识论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实在的”。伊壁鸠鲁当然也思考过存在的本质，但他的思考是从根本出发去探究他所提出的终极问题：“如何充分地把握人生？”这是个好问题。
历经多年的深思熟虑，伊壁鸠鲁给出了他的答案——人生的极致便是收获快乐，尽享愉悦。乍听起来，这个结论似乎是明摆着的，[5]里面的智慧含量就和天堂调味茶包装盒一侧的成分表里的一样少。但伊壁鸠鲁知道，这仅仅是答案的开头罢了。一系列更麻烦、更令人费解的问题随之而来——快乐的人生由哪些要素构成？哪种愉悦历久弥新，能从真正意义上带来满足感？哪种愉悦转瞬即逝，终会招致痛苦？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获取快乐时屡屡受挫？我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让自己受挫的？
不得不承认，第一次意识到伊壁鸠鲁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至少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享乐主义者”——耽于声色、享受美食之人——的时候，让我有种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么说吧，比起用乳香脂（由一种坚果树的汁液历经复杂工序制成的浓缩汁）烹制的烤山鸡（一道古希腊奴隶为贵族做的佳肴），伊壁鸠鲁更爱吃用清水煮的小扁豆。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倾向所致，而是伊壁鸠鲁渴望个人的慰藉。很明显，这种渴望包含了能安慰人心的食物。尽管山鸡的滋味儿能撩动味蕾，但在这方面，伊壁鸠鲁并不是一位感官主义者，因为他并不醉心于令人目眩神迷的感官享受。没错，想想那些水煮小扁豆就知道了！一方面，他因为品尝亲自栽种的食物而备感愉悦——他吃小扁豆时获得的满足感中就包含着这种愉悦；另一方面，他对于感官抱有一种禅意的态度：如果他在品尝小扁豆时全情投入其中，他就能从小扁豆的滋味中体会到种种微妙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足以抵过品尝那些用香辛料烹调的珍馐佳肴。而这道菜还有一个优点：烹饪时间短。伊壁鸠鲁不喜欢做那些单调乏味、不费脑子的事，比如往小火慢烤的山鸡上滴几滴乳香脂什么的。
一些雅典人认为，伊壁鸠鲁和他的想法会威胁到社会稳定。他的哲学将个人的快乐作为人生至高目标，并公开宣扬利己思想，这可能会让他们眼中维系共和国的“利他主义”思想土崩瓦解。人们批评伊壁鸠鲁标榜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这无益于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但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压根儿不在意这些非议者的批评。首先，伊壁鸠鲁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要想真正意义上享受快意人生，就必须与公共事务彻底划清界限。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和平共存的原则，寻求各自的幸福，那便是太平盛世。这一想法遵循的是伊壁鸠鲁的基本信条：“人若是活得不开心，那么愚蠢、苦难、不公正将如影随形。”
伊壁鸠鲁将自己的哲学理念贯彻到生活中，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名[6]为“花园”的原始社区。这座“花园”位于雅典城郊，他和为数不多的几名挚友在那里过着简单的生活：躬耕田园、同桌而食、促膝长谈——当然，聊的内容大多是伊壁鸠鲁的思想。不论谁想加入，都会受到欢迎，“花园”大门上铭刻的文字便是力证：“外来者，你该在此稍作停留；此间，快乐即至善。屋主是个热心肠，面包足以果腹，清水亦可畅饮，他还会对你说：‘是否尽兴？这座花园不会点燃你的欲望，反会将其浇熄。’”
这里未必有一份美食菜单，但价格公道、饭友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也能自由出入“花园”，同样能对政治评头论足。这一点和伊壁鸠鲁时代的希腊主流观念背道而驰。有时，甚至妓女也会出现在餐桌旁，这助长了雅典人的风言风语，他们纷纷议论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都是淫乱的享乐派。但这很明显是谣传：伊壁鸠鲁钟情于宁静致远的快乐，而不是放浪形骸的享受。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伊壁鸠鲁主义有别于同期的希腊哲学思想，它所支持和践行的是一种不论性别和社会阶级的彻底平等主义。
尽管伊壁鸠鲁的绝大部分原始手稿现今都已经遗失或遭到销毁（据称他曾著有300多部书稿，但只有3封信和几组格言警句完好地留传下来），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传遍了整个希腊，随后席卷了意大利。当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他的杰作《物性论》中记叙了伊壁鸠鲁学派的基本原则之后，这一学说愈发声名远扬。伊壁鸠鲁哲学的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自身的远见和财力——他临终时留下遗嘱，捐建了一所学校来传承他的学说。作为人生巅峰的老年
伊壁鸠鲁认为，老年才是人生的巅峰，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极致。在这本被称为《梵蒂冈语录》（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份手稿是19世纪时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的合集中，他这样写道：“幸运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生活美满的老人。因为青壮之人朝三暮四、心猿意马；而老人则安靠于港湾中，坚守真正的幸福。”
读到这里，坐在迪米特里酒馆遮阳篷下的我精神为之一振，产生了要做一个安稳地停泊在港湾中的老人的想法，并开始细想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度过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意识到，我该摆脱那些摇摆不定的信念。从伊壁鸠鲁的其他教诲中，我了解到他也提到过年轻人摇摆不定的追求，正是源自他们摇摆不定的信念。伊壁鸠鲁的这一理念[7]与佛教禅宗所谓“毗梨耶”不可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我们的文化中，精进奋斗，是一个人正值壮年的标志。
信奉“青春永驻”的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在尚有余力之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树立新目标、新志向。很多永不服老的人受失意感驱使，认为自身未能一一达成先前树立的目标；将暮年视为放手一搏的最后机会。
最近，我对这一现象感触良多。我曾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大学同班五十周年的报告。我有一位同窗，现已是功成名就的律师和《华尔街日报》戏剧文化专栏的兼职记者。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每天都在想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并为此焦虑万分。我身体现在还行，总算是一大福气，但这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缺少动力去完成那些在我脑中酝酿多时的小说、戏剧，还有纪实文学……但我希望自己所剩的时间还够用。我们都是这么希望的，不是吗？”
他的灵感来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将死之人向您致敬》（Morituri Salutamus），这首诗是朗费罗为1825届全班同学从母校博多因学院毕业五十周年庆典所作的。在这首诗中，朗费罗敦促他年事已高的同窗们要让自己一直忙下去，一刻不停地忙下去。
啊，一切都为时未晚，
直至疲倦的心停止跳动，
卡托八十岁学希腊文；
索福克勒斯写就巨作《俄狄浦斯王》，
西蒙尼德斯从他的同辈手中捧得诗歌的嘉奖时，
可都年逾八十。
而泰奥弗拉斯托斯，九十高龄
才开始动笔，撰写《人物志》。
这段诗歌中“一切都为时未晚”这一句相当诱人。七十出头的我们，可能正处在各自领域的巅峰，个个才思泉涌。伊壁鸠鲁会抑制我们的才思？会以牺牲《俄狄浦斯王》为代价，让索福克勒斯仅仅在港湾中悠然自得地坐着？这听起来简直是暴殄天物。
精进奋斗之人依旧没有休息。每完成一个人生成就“遗愿清单”上的目标，另一个目标又会浮现，前后相续，接连不断。与此同时，当然，时针也在嘀嘀嗒嗒不停转动——事实上，这声音相当聒噪。我们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没有时间冷静思索，品味晚年生活；没有那些美好悠长的午后，或与朋友坐在一起，或聆听音乐，或追忆往昔。并且，一旦错过，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定。从日常的牢狱中解放自我
伊壁鸠鲁对于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所应有的质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这令我醍醐灌顶，悟出了幸福晚年的真谛。他列了一份阻挠我们获得幸福的清单，最上排写着：用“生意”的桎梏自缚手脚。伊壁鸠[8]鲁可能比麦迪逊大道早诞生了几千年，但他早已察觉商人凭空制造需求的可怕能力——并且，当商界风风火火向前发展之时，人们的需求也日新月异。但我们购买的最时髦商品，通常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伊壁鸠鲁口中人生不可或缺的那种宁静致远的快乐却无处可寻。伊壁鸠鲁箴言中，有一句我特别中意：“什么都无法满足不知足之人。”
依伊壁鸠鲁之见，真正的快乐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比如，一份水煮小扁豆，或酸奶蘸酱。在安详的晚年，谁会因为吃不到慢火烤制的山鸡，或者与之类似——因为吃不到我和妻子在离开希腊前夕吃的松露水煮三文鱼而真觉得自己缺衣少食呢？“跟着简单的快乐走，”伊壁鸠鲁说，“不仅花费更少，对于年迈的身体而言，负担也更轻。”
而当伊壁鸠鲁写到“我们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牢狱中解放自我”，他想的不仅是将我们自身从对非必需品无止境的索求中解放出来，他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将人生都投入工作当中，这样，我们无疑会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上司，只能听之任之，任由他对我们目前的行事方式指手画脚。即便你自己就是上司，就像许多我那些“不服老”的朋友一样，你仍须与其他人打交道，你的自由仍然受社会政治所困。你仍须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与他们协商，激励他们。你仍未摆脱困境。而自由——伊壁鸠鲁别具一格的彻底的存在主义自由——才是快乐的人生真正不可或缺的。
放弃生意，即放弃日常工作，也许放在公元前380年的“花园”里来说是毫无坏处的（不过，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一下古希腊金融家伊多梅纽斯，这位伊壁鸠鲁餐桌旁的常客，是否曾出钱购买那些他们的公有菜地里种不出来的东西，比如那些传言里他们每天都会喝的葡萄酒），但放到今天来说，这很难抉择。用现在的话来说，伊壁鸠鲁提倡的是一种六十多岁就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且不论这种方式是好是坏，如果我们比现在年轻，没人会愿意完全接纳这种生活方式以获得彻底的自由。
说实话，我曾经这样尝试过。在我六十多岁时，曾教过我的教授蒂莫西·利里提出了“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的口号，在那个时代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我顺势辞去了自己在纽约为电视节目写脚本的工作，头一次来到这里——伊兹拉岛。靠着一些积蓄，我一整年里什么都没做，整天与当地人和其他隐士坐在酒馆里，喝乌佐酒，跟姑娘聊天，盯着不远处出神。
我就这样过着闲适的田园生活。一天早上，我在码头闲逛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一个哈佛同窗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刚从一艘度假游艇上下来。当时我晒得黝黑，自从半年前来到这个岛上就再没有剪过头发，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在此情此景下撞见我，这位同窗深感诧异，想知道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自己还能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提前退休了。”我答道。我本想表现得很有见地，但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是在遮遮掩掩、自我开脱。
尽管时隔很久，我依然觉得在伊兹拉岛度过的那一年十分惬意——我一点儿都不后悔——但说真的，我渐渐对自己感到厌烦。我又开始向往忙碌的生活，我想更多地接触世界，我想自己做点什么，所以我回到了商业世界里，即便如此伊壁鸠鲁式生活的吸引力对于我来说从未完全消失。
现在，我坐在迪米特里的酒馆，看到这一局“普瑞发”轮到塔索不参加了。他站起身，拄着手杖，在露台面海的一侧从容漫步，看着从埃尔米奥尼来的渡轮从多克斯岛（一座荒无人烟、酷似鲸鱼的岛屿，位于伊兹拉岛和伯罗奔尼撒之间）后方缓缓出现。这种渡轮是这里最慢的船运工具。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最流行的是比雷埃夫斯的水翼船——一种像密封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运输工具，快到能在短短一瞬间就抵达另一个地方。
这艘来自埃尔米奥尼、缓慢行驶的渡轮，让我想起了环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列火车，它们背向而驰，速度比一个中年人慢跑也快不了多少。有时候，火车优哉游哉地突突而行，车上的人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手伸出窗外，采摘轨道两旁树上结出的橙子。由此不难看出，希腊农村的科技并不发达，但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更看重在旅程中享受快乐，而非赶赴旅途的终点。
我来过希腊许多次。有一次，我携妻女乘火车环绕了伯罗奔尼撒一圈。那是在2000年，希腊继1999年申请加入欧元区失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我那生长于荷兰的妻子，透过车窗巡视着沿途的景色，一切在她讥讽的目光中都是“效率低下”的表现。“你看看他们！”当我们经过一队希腊人的时候她喊道。那个五人小队正悠闲地以递水桶的方式卸着一车茄子，其中几个人嘴边还晃晃悠悠地叼着烟卷儿。“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想进欧元区！”尽管她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但听得出有一大半是认真的。当然，荷兰可是加尔文主义的世界之都。我和女儿马上给她取了个绰号——“欧元区巡视员”。
我们在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迪亚科弗托镇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一天早上，我们出发去火车站，准备搭车去往科林斯（Corinth）。我会一点小学水平的希腊语，因此成了这次旅行的领队。我买好车票，在火车开动之后找到了座位，一坐下便放松四肢，惬意地睡了过去。几分钟后，我被妻子叫醒——我们竟坐反了方向！我们应该沿着伯罗奔尼撒顺时针前进，可现在火车却是往逆时针方向开。我妻子在火车经过三个坐在长凳上的老男人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几天前从反方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坐着的。“他们就好像一直在那里没挪过地儿。”她说。我那古灵精怪的女儿插嘴道：“那我们肯定是坐上了一辆时光列车，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确实如此。
很明显，我有义务弥补这一错误。我找到了坐在这节车厢前部的列车长，他正端着一个意式陶瓷咖啡杯喝着咖啡——接着我发现，他要是想续杯，只需将手伸出窗外，便可以在路边各个车站的咖啡供应处加满。我和列车长道了声早安，他马上让我在他对面坐下，并为不能提供咖啡表示抱歉。我告诉他我坐错了车，他笑了，用英语跟我说：“常有的事，毕竟你只有一半的概率坐对。”
但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重要的事情反而一件没提到：他问我是不是从纽约来，是不是住在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得知我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波士顿的马尼吉斯一家，他们是他老婆的同乡。和他拉家常的时候，我刻意避开了妻子急切的目光。直到我俩好容易聊到一个我认识的人——现居马萨[9]诸塞州雷诺克斯的乔治·杰纳里斯（他的祖父来自佩特雷），我和列车长的希腊-美国人口学研讨会才画下了圆满句号。只见列车长拿起有一只木鞋那么大的无线电话，在上面按了几个键，飞快地说了一通方言。他说的话，我觉得就算让雅典本地人来听，一样听不明白。然后，他面带微笑指引我和家人带上行李准备下车。我们乖乖照做了。
几分钟后，火车在一片杏林旁缓缓停下。我们看到对面开过来的火车同样在这里停了下来。那班火车上的乘客走出了车厢，在杏林里闲逛。其中有人带了一大壶酸奶和大家分享，有些人点了烟抽，还有人摘了熟杏子啃得起劲，所有人都其乐融融地聊着天。我们的列车长和对面的列车长打了个招呼，指了指我们，然后友好地与我们作别。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得知我们的情况后，迎面驶来的那列火车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可尽管如此，他的乘客们依然毫无抱怨——事实上，他们看上去还挺享受这次意外的乘车间隙——一个个下车等我们。如果有谁之前制定了行程，这下肯定全泡汤了。这趟火车肯定不能准点到站了。什么叫“低效率”？这就是！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荷兰。
我和女儿转向“欧元区巡视员”，笑得直不起腰来，差点儿都没法走向轨道对面的列车了。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确信自己来对了地方。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我思考如何完美安度晚年的地方。历久弥新的伊壁鸠鲁哲学
不出所料，比起城市，伊壁鸠鲁所遗留的闲散精神在希腊乡村更好地保存了下来。爱琴海的岛民喜欢拿那些有钱的希腊裔美国人开玩笑，讲他们回岛度假的故事。话说有这么一位富裕的希腊裔美国人，他外出散步时撞见一个希腊老人。老人坐在岩石上，品着乌佐酒，懒洋洋地看着海上的落日。美国人留意到老人身后的土丘上长着几棵橄榄树，但因无人照料，橄榄掉得满地都是。于是他问老人，这些树的主人是谁。“我种的。”这个希腊人回答道。“那你不采这些橄榄吗？”美国人又问。“我想吃的时候就采一颗。”老人说。“你难道没有想过在果实成熟的时候修剪枝叶，采摘橄榄，然后拿去卖吗？在我们美国，人人都爱纯正的橄榄油，卖得价可高了。”“我赚那么多钱来干什么呢？”希腊老人反问道。“干什么？你可以给自己造栋大房子，雇些人好好伺候你啊。”“然后呢，我还能干什么？”“你可以干一切你想干的事！”“可我就想坐在外面，看看日落，喝喝小酒啊。”哲学思想的涓滴效应
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让一群现代希腊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享受了一次计划外的“杏林之旅”，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幼稚？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让我们回到伊壁鸠鲁的时代（还要算上伊壁鸠鲁出生前和逝世后两个紧挨着的时期）。彼时，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们的思想远不只在“花园”的餐桌边、卫城的阶梯上、狄奥尼索斯剧场中传播，普通雅典民众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些思想。人们都说，希腊人热爱交谈，并且会抽出时间来交谈。我们这个时代频繁使用的单向传媒等新型沟通方式毕竟还是比不上日常交谈。那时候，在狄奥尼索斯圆形露天剧场看一场戏剧，往往会花去一整天，因为观众们还要作为评审团，评出哪个角色的演出和观点最有价值。人们会在演出后热情高涨地讨论公正、正当行为、人性弱点等问题。他们谈论的恰恰是哲学思想。
雅典的平民也会谈论哲学思想。又因为伊壁鸠鲁欢迎各个社会阶层的男男女女，甚至奴隶也来参加他不间断举行的座谈会，所以他的思想随即在老百姓中传播开来。和所有健谈的族群一样，古雅典人对绯闻津津乐道，他们甚至还有一位传播流言蜚语的女神——欧莎[10]（Ossa），这一点无疑推动了伊壁鸠鲁派哲学的传播。由于妓女和洗衣女工也会到伊壁鸠鲁的花园来用餐，所以这里总是受到人们的诟病，而这些流言蜚语却成为有力的载体，将这套新奇有趣的思想传播得更远。
伊壁鸠鲁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观点，引起了许多雅典人的共鸣。这为他们提供了认知自我并做出个人选择的新方式。“嗯……如果那个叫伊壁鸠鲁的家伙是对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收获最多的快乐，而不是赚够钱让人给我做大理石雕塑让我永垂不朽的话，那我或许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工作，翻来覆去在花瓶上画女人，而应该省下更多时间去到处走走，享受人生。”好吧，花瓶画家什么的可能有些扯远了，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当时估计屡见不鲜。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伊壁鸠鲁哲学的确在希腊文化中存续了千年。较晚出现的社会生物学则认为：希腊人的基因才是这些伯罗奔尼撒岛民天性开朗的根本原因，正是这样，才让他们意外耽误了行程却依旧在那片杏林中自得其乐。社会生物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除生理特征外，心理和社会特征也会随着特定地理环境和气候的自然选择而发生演化。在解释社会生物学在动物王国里如何运作时，人们常会举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众多物种的特定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包括叶刀蚁和吸血蝙蝠。这些特定成员的行为虽不会让这些做出了牺牲的成员直接受益，但能惠及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最终，整个族群会因为这种行为更好地存活下去，因此“利他主义”的基因代代相传；而且在缺少“利他主义”成员时，某些类似的物种会走向灭绝。
那么，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这样假设：希腊的地势崎岖、气候炎热，相较于无忧无虑的希腊人，那些由于生活变故而备感焦虑的早期希腊人，相对可能会在生育之前就因压力太大而患病离世。因此，更多无忧无虑、能经受住压力的希腊人（以及他们的基因），就被自然选择了。我觉得这种假设算是有一定道理吧。不管怎么说，社会生物学家们基本上只会将那些伯罗奔尼撒的旅行者愉快享受计划外的“杏林之旅”这件事归于基因，而不是什么传承了几代人、几百年的哲学传统。
但也许，这两种解释都是对的：或许希腊人的基因里就是流淌着无忧无虑的性情和日复一日的闲适；也许伊壁鸠鲁分析的就是这种自然性情，并由此提出了既互不关联又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最终，他的思想成了历久弥新、自知自觉的人生哲学，与希腊人自然进化而来的行为倾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考验。自知自觉的哲学让人们能够自觉地思考他们的选择：“我猜我可能会抱怨火车司机，因为在杏林滞留并不在计划内，这会耽误我的晚餐，但如果我什么都不想，充分享受这次意外的闲暇，岂不是更能反映出我真正的价值观吗？”
最终，这就是哲学的主要目的——让我们清楚地思考这个世界，以及如何在世界上生存。这就是我坐在这里，盯着面前这本探讨伊壁鸠鲁哲学的书所要做的事情——思考我应该如何安度晚年。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也许伊壁鸠鲁和其他哲学家能助我一臂之力，在我必须做出选择时为我指点迷津。选择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对我而言，在晚年选择伊壁鸠鲁式自由的意义重大。这个时机恰到好处，因为这种自由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过65岁，却仍未决定到底是在树林里搭个棚屋过日子，还是在社区里安居的老人——尽管细想之下，依靠社区赡养可能是我们的最佳归宿。无论如何，伊壁鸠鲁式的晚年自由，对于那些“服老”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我们基本都有退休工资，即使那些钱不够我们吃上美味珍馐，或者甚至可能还不起我们工作时的房贷。伊壁鸠鲁会让我们缩减这些开销，品尝这种自由带来的甘甜。
老人远离了“日常琐事和政治的牢狱”之后，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无需严格坚守一份日程安排，或为了维持生活而放弃那些奇思妙想。他能够，比方说，和朋友们一起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其间还能时不时一嗅野薰衣草的芬芳。友人的陪伴之乐
塔索也许没能意识到一件事，即在迪米特里酒馆桌旁收获的快乐，很大程度上来自友人的陪伴，而这种陪伴是不计回报的。他的三位同桌好友，之前的工作分别是渔夫、教师、服务员，现在都已退休——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伊兹拉岛民，而塔索是前任雅典法官，年轻时曾在塞萨罗尼基和伦敦研读法学。即便如此，这也很难影响他和几位朋友的关系。
一个整日沉浸在职业生涯和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在与朋友交往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计回报。一个生意人，不管他做的是什么行当，都必然服务于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和真正的友谊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一位上司下达指令，是因为他想要结果；一位员工听从指令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想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薪水。不论有多少企业管理指南建议我们真诚对待员工和同事，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事实却不会有丝毫改变：商业形势总是摆脱不了政治环境。在工作上，同事是我们达到目标的首要途径，对他们来说亦然。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没变。伊壁鸠鲁在警告我们商业和政治的危害时就知晓了这一点。
在康德的伦理学理论中，我们被明确告诫：千万不要把别人当作一种途径，而应该将他作为他自己来对待。康德在其不朽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总结道：“就所有伦理行为而言，我们需要一条抽象的绝对原则，来作为一切特定道德选择的试金石。”由此他推断得出了自己的“道德黄金律”——更像一条定言令式：“要只按照你认为也能成为普世的准则去行动。”因此，康德认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原则，就不会将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途径来对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人们这样行事，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明事理的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成为普世的法则。
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将他人当作其本身而不是一种途径来对待的话，就不仅仅是在善待自己，也同样是善待与我们相关的人。除了陪伴之外，塔索对他的渔夫朋友别无所求。他不会希望他的朋友出庭做证或严格准备卷宗，就像他当法官时常希望律师做的那样。他不会想掌控、剥削或用任何方式差遣他的渔夫朋友。是的，塔索只想要朋友陪着他罢了。他希望朋友陪他聊天、嬉笑、打牌，在一起看海的时候分享不说话带来的宁静，最后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伊壁鸠鲁认为，这种共同的宁静意味着真正的友谊。
对于一个将“日常琐事和政治”抛诸脑后的老人来说，这种情谊是最棒的礼物。可对于那些还在事业上打拼的“不服老”的人而言，即便有这样的情谊，他们也很难完全获得。
在伊壁鸠鲁的快乐生活清单上，“陪伴”名列榜首。他这样写道：“源于智慧，让人终生幸福的莫过于拥有友谊。”
这可能会让新英格兰伊壁鸠鲁协会里那些西装笔挺的会员大跌眼镜，那就是一个自视甚高的美食俱乐部，总喜欢办一些包含鱼子酱、牡蛎等高级菜品的晚宴。而伊壁鸠鲁却认为和什么人用餐远比菜单上有什么更为重要：“在你进餐之前，该仔细考虑和谁用餐，而不是吃什么。因为用餐时缺少朋友陪伴，人就和狮、狼等野兽无异了。”
伊壁鸠鲁所说的友谊之乐，指的是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互动。从和最要好的朋友谈谈哲学——他喜欢这种围坐在“花园”长桌边的聊天方式——到在街头巷尾和人们（不论认不认识）闲聊几句，不一而足。
那些和他交谈的人的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无关紧要。事实上，最真挚的友谊之所以为人所接受、热爱，原因不在于对方的社会地位，而在于他的真心。爱与被爱，坚定了一个人对自我的感知，驱走了孤独感和疏离感，让人身心健康。
这样说来，如果幸福的配方就像流行歌词里那样简单（我年轻时，纳京高在他红极一时的名曲《赤子》中这样唱道，“你将学到的最了不起的事，就是爱与被爱”），就这么去做吧。也许事实就是如此。那位生于萨摩斯岛的哲学家必然会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当政治和生意已成为过往，毫无疑问，唯有友谊地久天长。[11]
汤姆·卡斯卡特是我一生的挚友，经常与我合作出书。我俩会在搭火车、乘飞机、逛书店或在附近公园遛弯儿的时候与陌生人搭讪，这样的对话总能让我获得很多乐趣。汤姆是个中好手，总能从人们嘴里套出一些人生故事，而我俩都特别爱听。但对于我们而言，比起有趣的故事，与他人建立联系更有意义。这种慰藉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来自人与人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交融。
我和汤姆如今都年事已高，发际线一退再退，胡子也变得花白——可我们却发现，这样的外表让我们更容易同陌生人在事先没安排的情况下建立联系。我们想了好久，思考这是为什么。最后弄清楚了原因，我们不禁开怀大笑：因为俩老头没啥威胁性。我们看上去不像是不怀好意之辈，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长着一副没能力做坏事的脸。好吧，换句话说，我们长得挺没趣儿的。不过，当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上前搭讪的女孩没有一个对我们抱有一丝警惕心时，我们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虽然承认这一点有点儿令人心碎，但她们确实没错啊。收获怜悯所带来的慰藉
在塔索的牌桌边，那位退休教师说，下一轮他不出，要去小便。一个小时里，这已经是他第三趟跑厕所了。“该死的前列腺！”他抱怨说。他的老伙伴就拿他开玩笑。渔夫戏称他朋友的前列腺肥大到可以用来诱捕鲨鱼。老教师一边嘴里咕哝着什么，一边快步跑向厕所。这让我想起了蒙田，他建议我们狠狠地抱怨疾病。
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他熟悉伊壁鸠鲁的思想，并将这位希腊哲学家的快乐方程式重整。蒙田写道：“我同意伊壁鸠鲁的看法，我认为，如果快乐会招致更大的痛苦，那这种快乐应被摈弃；如果痛苦最终会带来更大的快乐，那这种痛苦值得追求。”蒙田和伊壁鸠鲁一样，也认为人生的最大乐事便是获得友谊，以及友人之间愉快的交谈。这位法国哲学家在他的散文《论虚荣》中这样写道：“我明白，友谊之臂足以延伸到世界各地。”
蒙田在一篇文章中详尽地讨论了老年生活。他认为向朋友抱怨老年的病症会是一剂良方。“如果在抱怨之后身体有所缓解，那就抱怨吧；如果躁动能舒缓病痛，那你就随地打滚；如果大喊大叫能让病痛消失（比方说一些医生认为这样能助产），或者转移痛苦，那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因此，蒙田坚称：如果不在朋友面前释放自我，我们不过就是倚老卖老地苟活下去，冠上某些虚文俗礼来自欺欺人。近来，在一些老家伙的圈子里，这种抱怨重出江湖，人称“裸体器官独奏会”。天知道呢，这种方式至少有那么一丁点儿“转移痛苦”的功效吧。笑对死亡
日落时分，太阳在接近地平线时像被放大了一圈。日暮渐沉，海面上倒映着玫红色的暗淡光晕，昭示着夜色即将笼罩大地。塔索桌边的四人不再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夕阳，欣赏一天的落幕。
伊壁鸠鲁并不惧怕死亡。他说过这么一句名言：“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我们存在一天，死亡就不会来临。而当死亡来临时，我们也就不复存在。生命的消失不是恶，死亡不过是把我们带回了出生前的状态。”
这句名言后来受到了其他哲学家的反驳，尤其是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位丹麦哲学家兼神学家，他认为这样说过于简单。毕竟“我们存在时”，我们还能感知未来我们将不复存在，这区别可大着呢。事实上，克尔恺郭尔认为，死亡足以让任何年龄段的人感到“畏惧而颤抖”。
尽管塔索桌边的这四个人，名义上都是希腊东正教徒，这个宗教相信神会赐予人们幸福的来生，但我猜想，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并非完全感受不到死亡的恐怖。尽管如此，伊壁鸠鲁死前留给朋友伊多梅纽斯的遗言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慰藉：“在这欢乐的日子里，我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写下此言赠你。痛性尿淋沥（膀胱结石）和痢疾一直让我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这痛苦已经达到极致，再没有什么能够使其增加半分。但想到我们昔日的交谈，身体的痛苦便退居其次，心中满是欢愉。”
每个真实的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想玩耍的孩子。——弗里德里希·尼采第二章Chapter Two废弃的露台时间与安神念珠
从海上看，伊兹拉岛轻薄缥缈，如同海市蜃楼。透明的薄雾笼罩下，水翼船驶过，掀起滤镜一般的水花，让海岛的景象进一步柔化，看上去仿佛漂浮在海面上。但当你身处岛上，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阴天里，所有景色也都能一览无余。三里开外，伯罗奔尼撒海岸边的岩石阴影与我窗外的柠檬树一样清晰可见。而且，由于伊兹拉岛的地势从主港口开始抬升，岛屿的主体是一座陡峭的凹形山丘，加上房屋环山而建，因此远处的院子和露台清晰可见，人人都可以无伤大雅地窥见他人的生活场景。
这时，我窥见一个穿着印花家居服的中年女子从洗衣房走出来，她一边闲逛，一边和趴在自己家院墙上的棕白毛小猫愉快地聊着天。距她所在的两排房屋之外，我看到两个小学生在花园遮阳棚下盘腿而坐，一个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图画书，另一个正在大嚼涂着厚厚蜂蜜的面包。在山顶上，我能清楚地看见一位高大的希腊东正教牧师坐在花园长凳上，发福的身体裹着黑色的长袍，头上戴着高顶礼帽，表情隐忍克制，而他娇小的妻子就站在他身后斥责他，或许是因为他早上去港口的时候忘了买什么东西。
伊兹拉岛以阳光明媚著称，这里的光线如有魔力，将日常生活变成了温馨的电影场景。
我借住在一幢19世纪建造的房子里，外墙用石灰粉刷过，所有的窗户都装着两条交叉的铁栏杆。一些岛民说：“这是为了防范土耳其人。”还有一些人说：“是为了防范阿尔巴尼亚海盗。”很明显，这些铁栏杆挺管用的：至今都没有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爬进我的房间。铁栏杆并不妨碍我在桌边看窗外的风景，反而将其分隔成了四幅画面：房屋环绕的山丘、扁桃树林、海港和大海。
我寄宿的屋子位于山丘的高处。我的视线穿过海港，落在了迪米特里酒馆的露台上。此时，那里空无一人。天上乌云密布，似乎要下雨，所以我猜想，塔索和他的桌友要么坐在咖啡馆里，要么跳过了今天的研讨会。
不管会不会下雨，我反正是饿了。鉴于挂在房里网眼篮中的无花果还介于新鲜与风干之间的尴尬状态，根本无从下口，我于是动身前往迪米特里酒馆。路上我还经过了塔索家，瞥见他独自坐在三楼的露台上，似乎陷入了深思。
迪米特里酒馆里只有迪米特里一人坐在厨房里听着英国广播公司世界频道（BBC World Service）的新闻。用餐区的尽头，他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正坐在桌边看着昨天的《雅典日报》，手里还拨弄着他的康哱罗依（kombolói）——一挂由33颗琥珀珠子串成的珠链，即我们常说的“安神念珠”。
和许多岛民一样，迪米特里年轻时也是一名水手。他努力工作，成了船上的无线电操作员，这份工作不仅使他熟练掌握了英语，也让他略通东西方的其他语言。他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回到伊兹拉岛定居，开了自己的酒馆，娶了一位当地女性（当时雇的女厨师）。迪米特里凭直觉认为，人生本该由相互独立的不同阶段组成。
我发现，如今手里把玩念珠的人，远不如20世纪60年代我头一次造访这里时那么多，于是我问迪米特里，这个传统是不是慢慢消失了。在回答我之前，迪米特里示意我看一下厨房前面放置的金属托盘把餐点了。和往常一样，可供选择的有希腊茄盒、填馅儿西葫芦、烤通心粉（一种含肉馅的希腊芝士通心粉，名字源于意大利千层面，这个词本意指“大杂烩”，可以用来描述绝大多数希腊菜）以及迪米特里店里的招牌菜——土豆烤羊肉。尽管有一小群苍蝇正在羊肉汤上飞来飞去，我还是决定点了羊肉。迪米特里关掉收音机，给我盛了一大盘羊肉，倒了两杯松香酒，坐到了我对面。“首先呢，‘安神念珠’这个翻译就是瞎翻的。”他打开了话匣子，“这种名字反映的仅仅是英国人的看法，而不是它的本意。康哱罗依和‘安神’没有半点儿关系。”
不论何时，迪米特里和我的对话都带着说教的意味，总让人觉得他是在耐着性子和我说话。尽管如此，我清楚他很乐意扮演一个文化讲解员。事实上，他就是这样一个精明狡黠又见多识广的奇人。“康哱罗依和时间有关，它分隔时间，使之延续。”他接着说。
分隔时间，使之延续？像我认识的很多希腊人一样，迪米特里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形而上学的说法，尽管他自己肯定不会叫它“形而上学”。迪米特里仅仅是在表述他的世界观，在他眼中，时间是一种有延展性的事物，也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不仅基于星辰和时钟的运转，而且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理解。所以，对他而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人们体验时间的方式，甚至取决于人们如何去选择体验时间的方式。
当20世纪的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家决定优先考虑人对时间的主观感受之后，现代哲学产生了一个颇为激进的观点：时间不再仅是一种线性的、可衡量的客观事物。针对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世界观，这些哲学家提出，我们体验时间的方式从根本上更适用于人文哲学。实际上，他们是将迪米特里对于时间本质的自然感受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胡塞尔等现象学家引入了“生活时间”这一概念，与“钟表时间”（即客观的科学时间）相对。在他们看来，生活时间才是根本，因为我们都“受时间约束”，知道人生终有尽时。我们衡量时间的方式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每个人对于“现在”“尚未”“一直等下去”这样的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每个人对时间的理解也不同。如果我说“我步入老年的这段时间里，一年一年过得比之前快多了”，即便有人回应我“但你得知道，说真的，时间流逝的速度和从前一样，并不会变化啊”，我也不会改变我的想法。这些年过得到底有多快，我再清楚不过了。
迪米特里能轻易地区分钟表时间和生活时间，这不足为奇。在古希腊语中，这两个概念分别由两个词来表达：Chrónos一词，表示的是时间的维度，是由将来到现在再到过去逐渐推移的持续时期，举例而言，当某人说“我们正午的时候码头见”，指的就是这一类时间；而Kairós一词指时间的质，而不是量，尤指某一恰到好处的时间，比方说“盘点我人生的最佳时刻”，Kairós描述的是对于某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与一般维度的时间相比，这一时间概念带有更多的个人意味。
我的行李箱里装的另一本平装书——伊娃·霍夫曼的长篇随笔《时间》，内容不免引起一些争议。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和某一特定文化中的不同时期如何给人带来不同的时间体验。霍夫曼引用了一位罗马诗人的话，来描述20世纪晚期带给她的感觉：“这三十多年来，我活在暗无天日的乌托邦世界中，在那里时间没有意义。聊天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我们的对话虽有时令人愉悦，但终归是无休无止的唠叨。我们彻夜长谈，身边摆着塞满烟头的烟缸和廉价酒水的空瓶，迎来一个个宿醉未醒的黎明。对我们而言，时间冻结了。我们不慌不忙，对一切听之任之。”[12]
伊兹拉岛的生活像是徐徐演奏的行板，雅典的政治局势对其毫无影响。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主要交通方式就是步行和骑驴。这两种方式规定了生活时间的步调，调好了快慢的参数。这里没有比汽车更快的交通工具，所以没有永远拼不完整的碎片化的人和物的形象，这种形象如同一幅镶嵌画，永远缺少最关键的一块。
由于岛上山体连绵，整体地势崎岖不平，直到海岸边都遍布岩石，而且这里几乎都是上坡路和下坡路，为了防止摔倒和节省力气，人们要走得比较慢才行。又因为要绕开巨石和房屋，所以这些山路修得异常曲折，路两旁的景色便被分割成完整直观的景象。在这里待了几天后，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的生物钟适应了这种节奏，我开始慢慢欣赏一切事物——不论是我对周遭的所闻所见，还是对自己肢体动作的感觉，都变慢了。
老年人动作都很慢。我们体内的“地势”崎岖不平——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心脏衰弱。这些功能性衰退导致我们行动迟缓，而行动迟缓也常被视作衰退的警告——迟缓的行动验证了我们的虚弱。
但仅仅因为我们老年人（伊兹拉岛的岛民也是）出于种种原因而被迫行动缓慢，就说明行动缓慢是件坏事？在这里，我一步步适应了老年人的步伐，终于意识到我先前都是习惯性地在和闲散的节奏对抗；我对向缓慢屈服抱着抵触心理。这也是我下意识追随“永不服老”思潮的另一个表现，但现在，我很清楚地了解到，缓慢有着非比寻常的优点。
行动缓慢的魅力在于，我能毫不费力地适应这种节奏。我动作缓慢却流畅。这样的动作里甚至蕴含着某种美感，这种流动的特质会让人想起太极拳，却又不需要遵守严格的动作规范。我偶尔会从椅子里不疾不徐地起身，首先确认自己找到平衡，接着小心地用双脚立起来，然后数着步子走向窗边，这一系列动作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表演一支自然而优雅的老人之舞。冲动和行动相得益彰。是的，我向老年给我带来的限制屈服了，但我毫无挫败之感。事实上，有时这反倒让我觉得尊严得到了保全。
伊壁鸠鲁想让我们尽可能享受生活的每分每秒，而享受这些需要时间。当然，我吃迪米特里酒馆的招牌羊肉的时候，之所以细嚼慢咽，是因为我的假牙老是松动，但细嚼慢咽让我对嘴里的食物心生愉悦，它是一种美食的佐料。霍夫曼在她关于时间的著作中，将缓慢的“生活时间”与她刚移民美国时那段人生地不熟的经历相对照，她写道：“在美国，时间不仅流逝得更快，而且以一种令人紧张的方式硬推着人向前。”她注意到了美国式焦虑与时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承受着种种压力，要么感觉自己做得不够，要么感觉自己可以做得更多，要么至少会对做得多少感到满意或愧疚。”“永不服老”的人常选择那种催促着人向前的时间作为他们的“生活时间”，这是他们为人生最后阶段设定的节奏。事实上，从这一角度出发，生活时间也许会以一种特殊的紧迫感推着人向前，而这种紧迫感又源于自知时日无多；我们经历着令人恐慌的时刻（Kairós）。老年的无趣“永不服老的人”选择匆忙度日时，总会给自己一个无可置辩的理由：这是他们借以对抗时间给人的长期折磨（无趣）的主要手段。除了疾病和死亡，人到老年最怕的就是无趣。
人老了，没有了新目标，不再有激动人心的经历，失去了旺盛强烈的情欲，精力逐渐衰退，以至于去树林野营不是休闲而是受罪，若是这样，生活将极为无趣。还有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尽管老人们常在迪米特里酒馆聚会——他们还是会发现，这一阶段所体会到的孤独远超从前。拥有大把时间却无事可做，无趣的空虚。
我为这次旅行还准备了一本挪威哲学家拉斯·斯文德森的《无趣的哲学》。这本书带得很值。很少有现代哲学著作像这本书一样兼具热忱的学术态度和同情心，研究我们普通人所担心的事。
斯文德森指出，无趣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源于18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思潮，该思潮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们在浪漫主义理想的催促下创造了个人的身份以及自己的人生意义，而不满足于接受他们在社会和传统中的角色。斯文德森写道，这种思想的缺点在于“运行良好的社会能够提升人的能力，让人在世界上找到意义；而运转不良的社会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集体的意义往往就已足够。而对我们这些‘浪漫主义者’来说，问题就多多了” 。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再信奉传统的神和宗教的人而言，意义并非唾手可得，甚至根本不存在。
与“情景型无趣”（比如，当我两个小时都枯坐在候诊室等我的泌尿科医师时那种无趣的感觉）相比，“存在型无趣”是指一个人将自我封闭起来，无法在任何事物中找到意义，这样的自我，往往连尝试去寻找任何事的意义都不愿意。法语中的“倦怠”（ennui）一词，极为恰当地描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空虚，科尔·波特的名曲《我为你着迷》让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
但实际上，一切都让我心灰意冷
我知道的唯一一次例外就是
我出门参加一场无声的狂欢
同常与我相伴的倦怠，进行无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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