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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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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样的春天试读：

狗样的春天

铃声响起，铃锤晃荡，无人会走到这里，

铃声响起，大门打开，人就会气得走开。

所有的狗都闲得发慌，

因为主人已经离开。

保尔·艾吕雅狗样的春天

我是在十九岁时认识弗朗西斯·冉森的，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我今天想说的是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的一些情况。

当时是清晨，在唐费尔-罗什罗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我跟同龄的一位女友在一起，冉森坐在我们对面的一张餐桌旁。他面带微笑看着我们。然后，他从旁边一只包里拿出一台禄来福来相机，相机放在仿皮漆布面料的软垫长椅上。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曾把镜头对准我们，因为他动作十分迅速，又显得漫不经心。他使用禄来福来相机，但我无法确定冉森使用什么相纸和如何冲洗，使他的每张照片都拍得十分清晰。

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了实话：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

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但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于是，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这样更加方便，拍起来也更快，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我们走出咖啡馆，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狗样的春天。”

这种想法，他想必常常说出，是在这个季节。

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这堵墙处于唐费尔-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那是两个迷失在巴黎的无名少年。

我们把他送到他的摄影室，就在附近的弗鲁瓦德沃街。我感到他独处时有点害怕。

摄影室位于一幢房屋的底楼，可从临街的一扇门进入。这是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小楼梯通往中二楼。中二楼只放着一张床。房间里的家具只有一张灰色长沙发，还有两把颜色相同的扶手椅。在砖砌的壁炉旁边，叠放着三只栗色手提皮箱。四壁空无一物。只有两张照片。大照片上有个女子，名叫科莱特·洛朗，我是后来知道的。另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个是冉森，比现在要年轻，他们并排坐在废墟中间一只底部破碎的浴缸上。我虽然腼腆，还是禁不住请冉森加以说明。他回答说，当时他和朋友罗伯特·卡帕一起在柏林，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八月。

那次相遇之前，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但我知道罗伯特·卡帕是谁，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几年过去了。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糊，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卡帕棕发，眼睛黑色，嘴角叼着香烟，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相反，冉森金发，身体瘦弱，眼睛明亮，目光腼腆、忧郁，似乎有点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我们在扶手椅上坐下，冉森想请我们喝威士忌。他走到房间里面，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以前的厨房，现被他改成暗室。然后，他回到我们跟前：“非常抱歉，威士忌已经喝完。”

他坐着有点不大自然，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边上，仿佛是来做客的。我和女友没有打破沉默。房间有白色墙壁，十分明亮。两把扶手椅和长沙发相距过远，给人以空旷的感觉。你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认为冉森已不住在此处。三只手提箱的皮面反射出阳光，使人感到主人马上就要动身。“如果你们感兴趣，”他说，“照片冲洗出来后，我就给你们看。”

我在香烟盒上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另外，这电话号码在电话簿里能查到，他对我们指出。冉森，弗鲁瓦德沃街九号，电话：Danton 75-21。

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他一九二〇年生于安特卫普，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他母亲和他是意大利国籍。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然后离开比利时，于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后来认识了罗伯特·卡帕。卡帕于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巴塞罗那和菲格拉斯，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同年七月，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法国宣战之后，卡帕建议他去美国，并取得两人的签证。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他在巴黎度过。依靠一位意大利记者的推荐，他为《时代画报》摄影部工作。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集中营。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意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意大利侨民。然后，他逃往上萨瓦省，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回到巴黎后，他找到卡帕，陪他去了柏林。其后几年，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工作。卡帕和科莱特·洛朗——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这两人死后，他越来越内向。

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我可以想象，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会有多么尴尬。他这个人话不多。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而且音讯全无。他常常对我说：“我到了那里之后，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把我的地址告诉您。”我等他寄来明信片，但一直没有等到。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如果有这种事，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只写这两个字：保密。

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收到。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这种品质十分珍贵，但很难获得，那就是保持沉默。一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我回答他说：“写作。”

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化圆为方”，这是他使用的术语。确实，人们用词语写作，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但词语呢？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他哈哈大笑：“好吧，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我就指望您了。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

他对我说，在所有印刷符号中，他最喜欢省略号。

我对他提出问题，问他将近二十五年来拍了哪些照片。他对我指了指叠在一起的三只手提皮箱。“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您要是感兴趣……”

他站起身来，用漫不经心的手势打开上面那只手提箱。手提箱装得满满的，有几张照片掉了出来。他甚至连捡也没去捡。他在箱子里翻寻，另外几张照片也掉了出来，散落在地上。他最终找到一本摄影画册，递给了我。“拿着……我拍这些照片时，年龄跟您相差无几……这想必是唯一存世的一本……我送给您……”

这是《白雪和太阳》，由鸽舍出版社于一九四六年在瑞士日内瓦出版。

我捡起落在地上的照片，放到手提箱里。我对他说，遗憾的是让这些照片这样散乱地放在一起，本应对这三只手提箱里的照片进行分类和编目。他用惊讶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您不会有时间……我下个月要去墨西哥。”

我还是可以设法把这件事办好。我白天没有其他任何事可做，因为我已辍学，我又赚了点钱，可以生活一年，靠的是出售一个被废弃的套间里的家具、绘画、地毯和书籍。

我决不会知道冉森对我的提议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他对此无动于衷。但他把摄影室的备用钥匙交给我保管，他不在时我就能来此继续我的工作。我往往独自待在这白色墙壁的大房间里。冉森每次回来，看到我都显出惊讶的样子。有一天晚上我在给照片分类，他坐在长沙发上，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最后，他对我提出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做这事？”

那天晚上，他仿佛突然对我做这事感到困惑。我回答他说，这些照片有资料价值，因为它们是消失的人和物的证明。他耸了耸肩。“看到这些照片，我无法忍受……”

他的口气变得严肃，我从未听到他用这种口气说话：“您要知道，老弟，这每一张照片对我来说仿佛都是悔恨……最好一扫而光……”

他使用正宗的法国熟语，如“化圆为方”或“一扫而光”，语气就变得铿锵有力。

他当时四十四岁，我现在对他的思想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他是想把“这一切”全都忘掉，想要患上遗忘症……但是，他的情绪并非总是这样。确实，在每张照片背面，他都写有详细说明，指出照片拍摄的日期，照片上男人或女人的名字，甚至加上某些评语。我对他指出了这点。“我当时想必跟您一样细心……但我已发生很大变化，自从……”

电话铃响，他像平时那样对我说：“您跟他们说我不在家……”

是女人的声音。她已好几次打来电话。是个名叫妮科尔的女人。

接电话的总是我。冉森甚至不想知道打来电话的人的名字。我想象他当时独自坐在长沙发的一端，听着在寂静中接连响起的铃声。

有时，门铃响起。冉森请我决不要开门，因为“人们”——他使用这个模糊的词——进门后会在摄影室等他。每次门铃响，我都躲在长沙发后面，外面的人透过临街的玻璃门洞就不会看到我。突然，我感到自己是撬锁进入摄影室的，我担心按门铃的人会发现里面有个可疑的人，会到最近的警察分局去报警。“最后的方阵”，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来跟他联系。确实，我发现总是同样几个人。那个妮科尔，还有“迈恩多夫夫妇”，就像冉森说的那样：男人或女人都要冉森“尽快回电”。我在一张纸上记下这些名字，并交给了他，尽管他对此毫不在乎。我在回忆别的事时想起这样一张纸，纸上写有妮科尔、迈恩多夫夫妇的名字，以及常常打电话来的其他两人的名字：雅克·贝斯和欧仁·德克尔。

冉森说“最后的方阵”，是因为他的朋友圈在前几年已逐渐缩小。我最终明白，罗伯特·卡帕以及不久后科莱特·洛朗的相继去世，使他的生活产生了裂痕。

关于科莱特·洛朗，我知之甚少。她出现在冉森的许多照片上，但他提到她时总是语焉不详。

二十年后，我得知我小时候曾遇到过这个女人，我本来可以跟冉森谈谈她。但当时我没能在那些照片上认出她。她给我留下的只有一个印象、一种香味、褐色头发以及悦耳的声音，她当时问我上课是否很用功。就这样，有些巧合没有被我们看出，有些人曾在我们生活中多次出现，而我们甚至并未觉察到。

有一年春天，距离我认识冉森的那个春天很远，我当时十几岁，我跟母亲一起走，在圣纪尧姆街和圣日耳曼大道的街角遇到一个女人。我们走得很慢，我母亲在跟这个女人说话。她们说的话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夜中，但我记得那阳光明媚的人行道和她的名字：科莱特。后来我听说她在国外旅行时死得不明不白，这使我感到震惊。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一生中的这两个时刻才联系起来：在圣纪尧姆街街角的那天下午和我去拜访冉森在弗鲁瓦德沃街的摄影室。从一处到另一处有半个小时的路程，但在时间中并非是很长的距离……而这个联系，那就是科莱特·洛朗，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对冉森十分重要，她生前过着杂乱无章的生活。她年纪轻轻就来到巴黎，来自遥远的外省。

刚才，我试图想象她来到巴黎的第一天，我可以肯定，那天跟今天的日子相像，阵雨之后天气暂时晴朗。来自大西洋的风吹得树枝摆动，吹得雨伞上的布翻过来。行人都躲在一个个大门口。可以听到海鸥的叫声。沿着奥斯特利茨滨河街，明亮的阳光照在潮湿的人行道上和植物园的栅栏上。她第一次穿过这座被大雨洗刷过而又充满希望的城市。她刚到达里昂火车站。

还有一个回忆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也涉及科莱特·洛朗。我父母在那年夏天租下多维尔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是在共和国大街附近。科莱特·洛朗一天晚上突然来到我家。她显得十分疲倦。她关在小客厅里，接连睡了两天。我母亲和我低声说话，以免把她吵醒。

她醒来的那天早晨，想带我去海滩。我走在她的旁边，在拱廊下走着。走到克莱芒·马罗书店，我们穿过马路。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但她不是继续笔直朝海滩走，而是把我带到王家旅馆。在旅馆门口，她对我说：“你去问柜台前的先生，是否有科莱特的信……”

我走进门厅，含糊不清地问门房“是否有科莱特的信”。他似乎对我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他递给我一只很大、很厚的栗色信封，信封上用蓝墨水写有她的名字：科莱特。

我走出旅馆，把信封交给她。她打开信封，朝里面看了看。我今天还在想，这信封里装着什么。

然后，她带我一直走到海滩。我们坐在太阳酒吧旁边的折叠式帆布躺椅上。那个时间，除了我们俩之外没有其他人。

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森，这样照片目录就有一个副本。我担心他去墨西哥旅行时，会因毫不在乎或心不在焉而把我的工作成果弄丢。因此，我情愿保存一个副本。今天，我翻阅这副本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如同在查看想象中照片的详细目录。如果连照片摄影者的命运也无法确切知道，那些照片的命运又是如何？冉森把这三只手提箱全都带走，还是在动身前把它们全部销毁？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三只手提箱，他就对我说，他觉得这些手提箱碍手碍脚，他尤其不希望有“多余的行李”。但他并未提出让我在巴黎保管这些手提箱。最好的结局是，它们放到今天，在墨西哥的某个市郊烂掉。

一天晚上，我在摄影室待的时间比平时要晚，这时他回来了，我感到惊讶，当时我把记在第一本练习簿上的照片目录誊抄在第二本练习簿上。他在我身后俯身观看：“这是赐福般幸运的工作，老弟……您没有累坏吧？”

我听出他声音里有嘲讽的味道。“如果我是您，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加地道……我不会满足于两本练习簿……我会做一个索引，把这些照片上的人名和地名按字母表次序排列……”

他微微一笑。我张皇失措。我感到他在嘲笑我。第二天，我开始做索引，按字母表次序写在大记事本上。我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放着一叠叠照片，是我逐渐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来的，我依次写在两本练习簿和记事本上。这一次，冉森的微笑凝固在脸上，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我。“我当时是开玩笑，老弟……您对我的话却信以为真……”

我可没开玩笑。我承担这一工作，是因为我不希望人和物不留痕迹就消失殆尽。但我们是否下决心做这件事？而冉森也显出同样的担心。我查看我保存的目录，发现他的大量照片是在巴黎拍的，或者拍的是人像。他在巴黎拍的照片背面写有照片拍摄的地点，否则的话，这些地点我往往很难确定。照片上可看到楼梯、人行道边缘、街沟、长凳，还有贴在墙上或栅栏上被撕破的广告。他对秀丽的景色毫无兴趣，而只是听凭他个人的目光，我回忆起这目光中悲伤和关切的表情。

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一张信纸，上面有冉森写的几条说明，都有标题：《自然光》。这是一家电影杂志请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他给六十年代初的几位年轻导演当过义务技术顾问，教他们使用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摄影师用的泛光灯。这些说明为什么在当时使我印象深刻？从此之后，我发现要找到冉森所说的“自然光”是何等的困难。

他对我解释说，是他撕破了街上那些广告，这样，被最近的广告覆盖的旧广告就显露出来。他把广告的纸片一层层揭下，细心地依次拍摄照片，直至木板或石墙上只留下最后一层纸片。

我根据时间的先后给照片编号：

325　昂维耶热街的栅栏。

326　加尼耶-居伊街的墙。

327　洛赞街的楼梯。

328　水潭街的天桥。

329　冉森街的车库。

330　原雪松所在地，在阿尔丰斯·都德街和勒纳弗街的街角。

331　韦斯特曼街的坡道。

332　科莱特。奥德街。

我列出冉森拍的那些人像照的主人公名单。他跟他们攀谈是在街上，在咖啡馆里，或在散步时偶然遇到。

我今天散步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的橘园。我从栗树树荫下穿过，朝网球场走去。我在滚球戏场地前驻足。几个男子在争夺一局比赛的胜负。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个子最高的那个男子身上，他身穿白色衬衫。我想起冉森拍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我抄写在目录上的说明：米歇尔·L。帕西滨河街。日期未确定。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把肩肘支在大理石壁炉上，光线不大自然。

冉森清楚地记得拍这张照片的情况。他当时身无分文，罗伯特·卡帕跟三教九流都熟悉，替他找到一份十分轻松又报酬丰厚的工作。那就是到住在帕西滨河街的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去工作，那里摄影棚的摄影器材应有尽有。

冉森对套间的豪华、宽敞和大阳台感到惊讶。这个美国女人五十来岁，依然光彩夺目，可以当跟她做伴的法国青年的母亲。冉森将给他拍照。美国女人希望给这个“米歇尔·L”拍好几张照片，照片要有好莱坞摄影师的风格。冉森把聚光灯一一放好，仿佛他对这种工作十分熟悉。他生活了半年，用的是给“米歇尔·L”拍照所得的报酬。

我越是观察这个准备击球的男子，就越是确信他就是“米歇尔·L”。照片上使我感到惊讶的，是那双眼睛十分敏感，而且眼角朝太阳穴翘起，这使“米歇尔·L”的目光十分奇特，像是昆虫的复眼，并使人认为他的视角要比常人开阔。我面前的这个人，眼角也朝太阳穴翘起，身材也跟“米歇尔·L”相同。白衬衫使我觉得更加相像，虽说此人头发灰白，面孔臃肿。

场地用栅栏围住，我不敢跨越这道界线，打扰比赛。冉森给他拍照的“米歇尔·L”和今天玩滚球戏的人之间，有着四十多年的距离。

他走近栅栏，这时他的一个同伴击球。他背对着我。“对不起，先生……”

我声音太轻，他没有听到。“对不起，先生……我想问您一件事……”

这次我的声音要响亮得多，而且每个字都说得一清二楚。他转过身来。我挺直身子站在他的面前。“您是否见到过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

他奇特的眼睛似乎在盯着地平线上某个东西看。“您是说？”“我想知道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以前是否给您拍过照？”

但在这时，其他人之间发生了争论。他们中的一个来到我们跟前：“勒穆瓦纳……该你打了……”

现在，我感到他在朝旁边看，他不再看我。但是，他对我说：“请原谅……我该上场了……”

他摆好姿势，把球击出。其他人齐声欢呼。他们把他团团围住。我不知道这种球戏的规则，但我知道他赢了这局。不管怎样，他已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今天后悔当初没有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几张照片。即使拿了，冉森也不会发现。另外，如果我请他把我感兴趣的照片都送给我，我敢肯定他会同意。

还有，在当时，人们决不会想到提出可能触犯隐私的问题。因此，我出于谨慎，没有跟他谈科莱特·洛朗。对这事，我也感到后悔。

我保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恰恰是她的照片。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在十二年前曾见到过她，但她的脸应该还是会使我想起往事。

照片上有说明：科莱特，多瑙河村十二号。晚上十点还是白天，是因为夏日制，这时已没有来往车辆，在我的想象中，只要我回到那些遥远的街区，就能找到我失去的那些人，他们仍在那里：多瑙河村、杨树地下通道或科尔林园街。她背靠一幢小屋的大门，双手插在雨衣口袋里。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有一种痛苦的感觉。早晨，你试图回忆起夜里的梦，但你想起的只有一些片段，你想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它们却消失得一干二净。我在另一种生活中见到过这个女人，我竭力回忆出来。有朝一日，我也许能打破沉默和遗忘的这层障碍。

冉森来摄影室的次数越来越少。将近晚上七点，他给我打来电话：“喂……是誊写人吗？”

他给我取了这个绰号。他问我是否有人按过门铃，他是否能安安静静地回来，而不会遇到不速之客。我请他放心。只有在下午一点左右，迈恩多夫夫妇打来过电话。不，没有妮科尔的消息。“那么，我就过来。”他对我说。“马上过来，誊写人。”

有时，他过了半小时又打来电话：“您肯定妮科尔不在附近？我真的可以回来？”

我于是中断自己的工作，又等他一段时间。但他没来。于是，我离开摄影室。我沿着公墓走在弗鲁瓦德沃街上。那个月树木已长出叶子，我担心这个妮科尔会躲在一丛树叶后面窥视路过的冉森。我仿佛看到她朝我走来，问我他在哪里。她也可能守候在通往左边人行道的两条小街的街角，远远地注视着我，希望我会把她带到冉森那里去。我脚步飞快地走着，不时悄悄地回头查看。起初，由于冉森对我说的情况，我把妮科尔看成一种危险。

有一天下午，她来按摄影室的门铃，当时冉森不在，我突然决定给她开门。我感到尴尬的是，冉森不在时，我总是在电话里给她回答。

她在半开的门里看到我，一种意外而又不安的表情在目光里一闪而过。也许她一时间认为冉森已经搬离，现在住在摄影室的是新的房客。

我还是让她放下心来。不错，在电话里回答她的就是我。不错，我是弗朗西斯的朋友。

我让她进屋，我们都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她看到两本练习簿、大记事本、三只打开的手提箱和一叠叠照片。她问我是否在为弗朗西斯工作。“我想给他拍的所有照片列一个目录。”

她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啊，对……您做得对……这样很好……”

一时间我们都感到拘束。她打破了沉默：“您不知道他在哪里？”

她说这话的语调既腼腆又迅速。“不知道……他来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

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只香烟盒，打开后又关上。她盯着我眼睛看了一眼：“您是否能帮我个忙，请他跟我最后见一次面？”

她短促一笑。“您认识他已有很长时间？”我问她。“有半年。”

我真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她是否跟冉森一起生活过？

她用好奇的目光环视四周，仿佛她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来此，仿佛她想看出室内的变化。她看上去大约二十五岁。棕发，眼睛呈浅色：淡蓝色或灰色？“他这个人很奇特。”她说。“他对人很好，但会突然走掉……对您，他也是这样？”

我回答她说，我常常不知道他在哪里。“两个星期来，他不想再见我，也不跟我打电话。”“我不认为他是恶意。”我说。“不是……不是……我知道……他不时会这样……他常常离开……他在装死……然后，他又现身……”

她从香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递给我。我不敢说我不会抽烟。然后，她也拿出一支香烟。她用打火机点燃我的香烟。我吸了一口就咳嗽了。“这事您怎么看？”她突然问我。“什么事？”“他这种装死的嗜好？”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我说：“这也许是因为他一生中的某些事件……”

我的目光转过来看着挂在墙上的科莱特·洛朗的照片。她也大约二十五岁。“我也许打扰了您的工作……”

她正要起身离开。她或许会把手伸给我，当然还会告诉我一些关于冉森的新的没用的信息。我对她说：“别走……您再待一会儿……谁知道呢……他也许马上就会回来……”“您认为他看到我在这里会感到高兴？”

她对我微笑。这是她走进摄影室以后，第一次真正注意到我。在此之前，我处于冉森的阴影之下。“您对此负责？”“完全负责。”我对她说。“那么，他可能会感到意外而又不满。”“不会，我相信他看到您会十分高兴。他有自我封闭的倾向。”

我突然口若悬河，以掩盖我的腼腆和尴尬，因为她用浅色的眼睛盯着我看。我又说：“如果有人逼他做事，他可能真的会装死。”

我把地上的两本练习簿和大记事本合上，把一叠叠照片放到一只手提箱里。“您是怎么认识他的？”“哦……偶然认识……就在这儿附近……在一家咖啡馆里……”

是否就在我和我女友遇到他的唐费尔-罗什罗广场那家咖啡馆里？

她皱了皱眉头，她眉毛棕色，跟浅色的眼睛形成对比。“我知道他的职业之后，就请他给我拍照……我的工作需要照片……他把我带到这儿……他给我拍了很漂亮的照片……”

这些照片我还没有整理到。我最近整理的照片是一九五四年拍的。也许从那年起他没有保存任何照片。“那么，如果我没有猜错，他雇用您当秘书？”

她仍然用清澈的眼睛盯着我看。“完全不是。”我对她说。“他不再需要秘书。他做他这个行当的时间越来越少。”

前一天晚上，他请我到摄影室附近的小餐馆吃饭。他带着他的禄来福来相机。吃完饭，他把相机放在餐桌上，对我说已经结束，他不想再使用相机。他把相机作为礼物送给我。我对他说，这确实十分遗憾。“要及时收手。”

他喝的酒比平时要多。吃饭时，他喝完一瓶威士忌，但几乎无法看出：只是目光有点模糊，语速比平时缓慢。“如果我继续干下去，您就要做更多的编目工作。您不认为这样就够了？”

我送他回到拉斯帕伊大道的一家旅馆，他在那里订了一个房间。他不想回摄影室。据他说，这“小妞”会在门口等他。确实，跟“他这种人”在一起，她是在浪费时间。

她坐在我面前，坐在长沙发上。已是晚上七点，天色渐暗。“您认为他今天会来？”她问我。

我可以肯定不会来。他会独自在这街区吃晚饭，然后回到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馆的房间。除非他马上打电话给我，约我在那家餐馆见面。如果我对他承认，这个妮科尔在这儿，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立刻认为，她已拿起电话听筒。于是，他就会装出是从布鲁塞尔或日内瓦打来电话，他甚至会同意跟她说话。他会对她说，他在那里可能还要待一段时间。

但电话铃没响。我们面对面坐着，一声不吭。“我还能等到他回来？”“只要您想等到……”

房间里已是一片昏暗，我站起来去开灯。她看到我要按开关，就对我说：“不……别开灯……”

我回来又坐在长沙发上。我感到她已忘记我在这儿。然后，她朝我抬起了头：“我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他十分嫉妒，如果看到这里有灯光，可能会来按门铃……”

我仍然默不作声。我不敢向她提出可以由我去开门，并向这位可能的来客解释说摄影室里没别人。

她仿佛猜出了我的想法，就对我说：“他会把您推开，并进来核实我是否真的不在这儿……甚至会把您的脸打伤……”“他是您丈夫？”“是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冉森请她到这个街区的一家餐馆吃饭。她丈夫偶然看到他们。他直接朝他们的餐桌走来，用手背打她耳光。两记耳光，把她的唇角打出了血。但在冉森出手干预之前，他已走开。他在人行道上等候他们。他在他们后面跟梢，离他们很远，沿着把蒙帕纳斯公墓分成两半的那条街走，街道两边是漫长的树木和围墙。她跟冉森一起走进摄影室，她丈夫站在门外，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心里在想，自从那次不愉快的遭遇之后，冉森要跟她见面，就会感到犹豫不决。他是如此的冷静和洒脱，我在想，他那天晚上心里又会感到怎样的不安。

她对我解释说，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他是哑剧演员，在当时所说的“左岸”酒吧演出。我后来看到过他两三次，他下午在弗鲁瓦德沃街溜达，想看看妮科尔有没有从摄影室出来。他神色傲慢地看着我。他头发棕色，身材高大，风度浪漫。有一天，我朝他走去：“您在找一个人？”——“我找妮科尔。”

这声音像在演戏，稍带鼻音。在他的风度和目光中，他装得跟演员杰拉·菲利普有几分相像。他身穿黑色礼服，戴着没打结的长围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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