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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2 18:4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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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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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树的人文之旅(自然感悟)

花与树的人文之旅(自然感悟)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花与树的人文之旅(自然感悟)作者:周文翰排版:追风筝的人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16-06-01ISBN:9787100122382本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向日葵科学之眼与艺术之眼

像我这样爱吃葵花籽的人,在马德里看美洲博物馆之前还没意识到,明代以前的中国人可能根本没有见过葵花籽,也没有看到过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也就是说,如果宋代真有潘金莲这个美貌妇人的话,她一定没嗑过葵花籽,可是写《金瓶梅》的明代文人兰陵笑笑生有没有见过向日葵却难住了我,因为他的书里只写到“瓜子”,可没说到底是南瓜子、西瓜子还是葵花籽。

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太监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这些书来看,在明代流行的瓜子主要还是西瓜子,清代大概也是以西瓜子、南瓜子为主,葵花籽是清末以后才兴起的。

向日葵的原产地在美洲墨西哥一带,近5000年前美洲印第安部落就开始人工种植,野生向日葵在古印第安人的培育和选择下,花盘逐渐变大,籽粒增多,分枝习性逐渐退化成只开一盘花,结一巢果,并最终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栽培向日葵的模样。印第安人吃它的花,也把种子磨碎了做面粉。直到16世纪初才由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把它带到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园当作花卉来观赏,进而传播到西欧各地。17世纪末有人尝试把嫩花加上佐料做成凉拌生菜吃,并把籽粒采来作咖啡粉代用品和鸟饲料。估计那时候在欧洲这也是新奇的植物,17世纪中叶在伦敦为宫廷权贵作画讨生活的佛拉芒画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的一幅自画像上就出现了向日葵花盘,估计那时候的英伦人士还觉得这种花木是新鲜事物,否则不会如此郑重其事地摆在富贵人家的厅堂中。《手指向日葵的自画像》局部,1633年,油画,安东尼·凡·戴克

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植物学也是在16世纪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上古到中世纪,欧洲对植物的研究主要来自对草药治疗作用的观察和研究。16世纪40年代意大利比萨、帕多瓦等地建立的早期植物园也是大学附属的药草园,目的是帮助学习医药学的人辨识将要使用的药材,但是到16世纪末,他们开始全面研究植物的分类、使用乃至经济效用,古老的实用性药草图绘也被更为写实的手绘植物图谱取代。

西欧的殖民者把向日葵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大概也是在明代中期从南洋——那时候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已经盘踞在那里——传到中国的华南、华东。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浙江的《临山卫志》就有关于向日葵的记载,万历年间赵岖著的《植品》卷二中提到当时西方传教士将“向日菊”和“西番柿”传入。曾在浙江为官的山东人王象晋在《群芳谱》(1621年)中把这种新鲜物种称为“丈菊”,大概是因为花朵的颜色让人联想到菊花的姿容,而且长得挺拔,同时他还提到其别名“番菊”“迎阳花”,有意思的是他最后不忘写一句,说这种花“有毒,能堕胎”,可见在新奇事物刚到来时的传言之玄虚。苏州文人文震亨1639年的《长物志》首次使用了“向日葵”这个名称。估计当时还是当作观赏,并没有用来吃和榨油,也没有得到大面积的种植,所以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两部巨著中都没有提到向日葵。如果兰陵笑笑生果然是明代中晚期的山东人,估计还没有见到过向日葵这种番邦来物呢。

那时候欧洲传教士、商人带到中国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向日葵和“西番柿”,同属美洲作物的烟草、玉米也是那时候从海外传入。向日葵既可观赏,又可食用,对温度、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从明代中叶到清末,两三百年间向日葵逐渐从华南、华东传播到各地。

清初陈淏子在《花镜》(1688年)中写道:向日葵“结子最繁,状如蓖麻子而扁。只堪备员,无大意味,但取其随日之异耳”。大概是说它只能在花园边角充数,并不受人重视。到嘉庆年间吴其浚明确记载:“其子可炒食,微香。……滇黔与番瓜子西瓜子同售于市。”似乎是西南人首先尝试把它当作零食,晚清中国人才逐渐养成嗑葵花籽的嗜好。我有点怀疑它的流行和晚清青楼、鸦片馆的成规模出现有关,那里面的人有大片的闲暇可以用嗑瓜子来消磨。

小时候我乡下的舅舅种向日葵,因为葵花籽可以榨油,所以那里很多农民种植一种叫“油葵”的杂交油用向日葵,种子出油较多,用于榨油。到秋天的时候田里全是一个个灿然的花盘,街市上就有人直接出售刚掰下来的“盘子”,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夹出一个个外皮刚呈现出灰色的生瓜子,剥出翠白的籽儿吃下去。这种可食用而且实用的植物在我的童年印象里说不上多美或者多特别,就和大白菜、胡萝卜差不多吧。

奇怪的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却很自然地——就像很多同学一样——接受了梵高的油画《十四朵向日葵》赋予它的象征意义:一片绚烂的黄,象征着内心的虔诚,甚至带有一点疯狂。听说有人——特别是日本人——为此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寻找向日葵,还有梵高住过的“黄房子”。生前籍籍无名的梵高在20世纪初被欧洲艺术界重新发掘和认识,但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偶像要拜美国发达的大众媒体传播:1934年,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渴望生活——梵高传》问世,成为大众畅销读物;1956年,好莱坞将其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来斯通的书50年间更是陆续翻译成80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2500万册。梵高其人其画早在20世纪初就由去日本、法国学画的留学生传回国内,但是那时候还仅仅为油画界熟悉,到改革开放后他的绘画和生平才获得广泛传播——以1982年《梵高传》的出版和热销为代表,梵高成为文化界都知道的“典故”,他身前和身后的对比、困苦而疯狂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人对于艺术家角色的想象。

我如此容易接纳向日葵的象征意义,还因为它和一个更庞大的象征意象太阳相关,太阳亘古以来就是人类熟悉的象征系统,从古代的大神,到近现代受到崇拜的政治领袖、祖国、理想,都能和这个耀眼的恒星拉上关系。古代南美洲的印加人就把向日葵当作太阳神的象征,而古希腊神话中也讲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us)的情人水泽之神克吕提厄(Clytie)遭到前者抛弃以后,就天天痴情地守望着赫利俄斯驾驶太阳车东升西落,最终化为一株向阳花——应该是一种类似菊花的植物。其实,有向阳特性的植物也不仅向日葵一种。北宋诗人梅尧臣《葵花》诗里写的“此心生不背朝阳,肯信众草能翳之”的葵花大概是向阳的如秋葵、蜀葵一类的植物。

向日葵之所以向着太阳生长并不是因为人类赋予的意义,而完全是出于物性:向日葵花的向光性是短期性的,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叶子和花盘在白天追随太阳从东转向西,是因为在阳光的照射下,花托部分的生长素含量升高,刺激背光面细胞拉长,使得幼茎朝向生长慢的东侧弯曲,即向日葵顶端(花盘)早晨向东弯曲。随着太阳在空中的移动,改变光照方向,向日葵顶端(花盘)也不断改变方向,中午直立,下午向西弯曲,等太阳下山后,生长素重新分布,又使向日葵慢慢地转回起始位置,再次朝向东方等待太阳升起。可是随着向日葵的花盘增大,花盘盛开以后,向日葵早晨向东弯曲、中午直立、下午向西弯曲、夜间直立的周而复始的转向过程会逐渐停止,花盘也会低下头不再旋转。《向日葵》,1888年,油画,梵高,英国国家画廊藏

1888年2月20日梵高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创作了一系列“向日葵”作品。他描绘的是19世纪的具有黄色双重花瓣的突变体向日葵。与今天通常所见的单螺纹的、较大花盘的向日葵不同,后者是为了生产葵花用于榨油或食用,所以要培育更大的内部花盘;而梵高描绘的向日葵内部花盘较小,有着突出的大而美丽的花瓣,更具有观赏性。

 《向日葵画家》(梵高画像),1888年,油画,高更,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藏

1888年10月24日,高更来到阿尔,与梵高在此度过了艺术史上著名的62天。最初两人常常共同散步,共同作画,此画就是描绘梵高当时创作《向日葵》系列作品的情景。但三四周后因艺术观念、生活方式的差别导致两人疏远和争吵,焦躁的梵高后来竟然在屋里割下自己的耳朵。此后梵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高更返回巴黎后再也没有见梵高。但梵高创作的《向日葵》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塔希提岛的花园里种植向日葵,创作了一系列有着热带气息的向日葵作品,也许这会让他回忆起和梵高在法国南方度过的那些日子。

 

把向日葵和太阳联系起来的另一重关系是它开的黄花类似阳光的色彩,不过,这种长在花盘四周呈橙黄色的舌状花实际上只有装饰作用,它们无法结出瓜子,中央的管状小花才是可以生殖的,每朵小花含五个雄蕊和一个雌蕊,全部小花数约500~1000朵不等,如果将来都结实,便有500~1000 颗葵花籽。在传粉后的两三周内,小花渐渐凋零,下面会长出卵状的小果实来,也就是俗称的葵花籽。花盘下面的茎上还长有细毛,摸上去有点粗糙感,所以把葵花盘扭下来时会有扎手的感觉。

我不知道梵高是否也像我这样掰开花盘吃瓜子,可他一生中画那样多的向日葵确实有些奇怪。他曾经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里说过自己笔下向日葵的象征意义:画十二朵就代表耶稣的十二门徒─不要忘记他曾经做过牧师;十四朵的话就是他想象中南方画室“黄房子”的14个艺术家成员。

可惜,神经兮兮的梵高和刚赶来相聚的另一位画家高更在他狭小的画室中仅待了几周便闹得不可开交─不知道是彼此观念差异太大还是为了争夺情人。梵高气急之下割掉一只耳朵,这股疯劲吓得高更落荒而逃。后来在太平洋中的马克萨斯岛上,高更在他去世前的两年,画了一张叫《椅子上的向日葵》的画,终究,那黄色还是带给他一些温暖的回忆。

和梵高一样,高更也努力逃避巴黎这个大都市。但高更还是在正常人的理性限度内行动,而梵高确实有点疯狂,他要在南方画热烈的太阳和低垂的星空,那种升腾的感觉和绚丽的色彩能激发他的情感。梵高的向日葵,就像莫奈画的莲花一样,已经固定了很多人对于这两种植物的印象。可是梵高现在存世的11幅向日葵画都是插在花瓶中或者刚割下来的花盘,没有在地里生长的向日葵,这也证明他在另一封信里的话更接近事实:他似乎完全是因为这花的黄色和蓝色墙壁有着优美的对比才开始着手要让“这未经粉饰的铬黄燃烧在蓝色的背景之上”。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接连创作出一系列作品来。也许,向日葵是向着炫目的太阳生长的,那不可直视的太阳旋转着放射出光芒,引领他的思绪升高到尘世以外。

可是当我真正看到梵高的画时,我却又怀疑了,这些向日葵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样张狂,这些画似乎已经有点枯萎,它们更像是在进行挣扎的生命一样,是在干枯之前的最后一次释放。

梵高在晚年对黄色的偏爱是明显的,连自己住的房子也刷成黄色。自然,有关于黄色象征意义的各种哲学和宗教的解释,可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种说法来自科学家们:1981年,美国华盛顿州乔治城大学医学院的T. C.李(Thomas Courtney Lee)就提出,梵高晚期偏好黄色可能是由于服用药物洋地黄引起黄视症而带来的色觉偏差。

的确,梵高一家存在明显的家族性精神病史,梵高在20岁时已有了抑郁症的某些症状,后来还不时有激烈的躁狂倾向。他也接受过一些治疗,而当时治疗这种精神疾病的基本药物就是洋地黄。他的《加歇医生的肖像》里也出现过玄参科植物紫花洋地黄的花朵,这些花干了以后就用来制成洋地黄做药。

洋地黄这种药物是带有毒性的,长期服用可能会带来眩晕、视觉模糊、黄视症等副作用,患有黄视症的病人看到的世界会是黄色的,就像带了一副黄色眼镜一样,眼前还会出现各种颜色的晕环、旋涡,而梵高后期的绘画中那些旋转的星空似乎是这种症状的体现。他对黄色的偏爱,似乎也正是因为常经历这症状造成的影响。

这些科学家从医学和生理角度提出的说法和之前的艺术评论家们从理念出发做出的种种解释——诸如真理、象征、创造、艺术革命,等等——完全不同,甚至因此显得有些钻牛角尖和搞笑。可是我觉得这种理工科知识分子的跨界研究却是非同寻常地重要,因为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史家们已经给向日葵画加上了太多的意义负担,而科学家们正在把梵高的眼睛还原成人的眼睛,还原成一个生理和物理构成的平凡世界。

在梵高绘制的向日葵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之前,向日葵在欧洲似乎只是花园中普通的观赏植物而已,而且到18世纪就有点不受待见,或许是因为它的粗大、有毛刺和当时上流社会那种精致的审美趣味并不合拍。反倒是在当时西欧人看来粗野的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在18世纪初考察荷兰的时候,把这种有着绚丽花朵的植物引入俄国——这说明这位皇帝的趣味与众不同,喜欢这种花的亮丽,还有它的经济价值,说不定他也是个瓜子爱好者。

1829年,俄国沃罗列兹省比留奇区阿列克塞耶夫卡村的农奴波卡略瓦从葵花籽仁中榨出食用油来——虽然早在1716年英国人A. 布尼安就从葵花籽中提取出油脂并获得“向日葵油提取法”的专利,之后俄国人开始在田地中大面积种植,到19世纪中叶,由俄国人育成的各种盛产油的向日葵栽培品种又从俄国传入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这时候它逐渐成为一种生长在田地里的经济作物和集群性观赏花卉了。这种新奇玩意最终成为苏联的国花,寒冷的俄罗斯可能比任何国家都更需要这黄色象征的温暖。松从树到文化景观

在罗马,松树是一大景观。

市中心角斗场周边的各个古迹间、郊区古引水渠的两侧,常能看见一棵棵形如伞盖的古松静立着,似乎是给蓝天画上绿色的休止符,提醒来去匆匆的过客不妨停下脚步,在它的荫翳下歇脚、沉思。在那里逗留的日子,我喜欢坐在松树下观望,有时想,要是能像这些松树一样不紧不慢地生长,也算逍遥自在。

罗马的这种松叫意大利石松(Pinus pinea,又名笠松、意大利松),很久以前的中文科技文献中曾称之为“意大利五针松”,这其实有错误,到20世纪80年代有植物学家订正说这种松树的针叶是二针一束,是地中海地区的原生树种,在南欧、西亚比较常见,6000年前的先民就曾经以松子为食,后来才移植传播到北非、南非各地。公元前后古罗马的大道、引水渠边就常能见到这种松。不过近代以来它最大的作用是作为园林观赏树木,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贵族开始刻意种植用于布置园林,因此意大利石松常常在罗马的形胜之地占据一席之地。文艺复兴画家笔下描绘古罗马废墟的作品中,也常常能看到石松的身影,可见这在罗马是从城市到乡间常见的树木。《在阿文丁山上看罗马》,1836年,油画, 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

罗马的松树是这样的醒目,以至于到20世纪初,意大利作曲家奥托里诺·雷斯庇基(Ottorino Respighi)特意为它们写了四乐章交响诗《罗马的松树》,依次用博尔盖塞别墅、卡塔科巴墓地、吉阿尼库伦山、阿皮亚大道上的松树作为引子来叙述他对罗马这座伟大城市的风景和历史片段的联想与回忆,休憩、欢会、死亡、出发和回归,都在松树的阴影发生。相比之下,我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见到的石松常被修剪成诸如云朵、城门的造型,显得太过刻意了─不过想想中国工匠怎样折磨小树苗来制作盆景,我觉得完全能原谅他们。

植物学上定义的松科松属植物(Pinus)有上百种,在亚欧美非四大洲都有原产品种,但普通人不像科学家那么喜欢给予细致的辨别和分类,而是凭印象把那些每2至5根针叶长成一簇、会结松果、四季常绿的树木泛称为松。除了山林、城市中常见之外,松树现在最常见的是作为圣诞树出现。

其实用树枝作为圣诞节装饰的历史很长,在公元200年左右就开始了,人们用绿色的树枝来象征信仰基督的基督徒能达到永生,不过那时候对用什么树枝并没有特别要求。大约到17世纪初,德国人把长青的松树或杉树拿到屋中作为圣诞节装饰摆设,据说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首先把蜡烛放在树林中的杉树枝上,然后点燃蜡烛,使它看起来像是引导人们到圣地伯利恒去,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改用电灯泡了。到19世纪中期,英国王室在圣诞节用松树枝来装饰温莎宫城堡,这以后用松枝作为圣诞节的装饰才逐渐在欧美流行;后来随着美国的大众文化如电影、电视、摄影的发展,才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信仰者中间。他们会在圣诞树上挂琳琅满目的装饰品,顶端则是星形标志,象征三博士跟随这颗星找到耶稣。

除了在圣诞节使用种植的圣诞树,18世纪的人们开始尝试用干木头、干树叶等制作人造圣诞树,这比移栽真树要方便,也不会老是掉落针叶。19世纪德国人还发明了羽毛仿制的人造圣诞树,把染成绿色的鹅毛粘在金属丝上,再将金属丝卷成环形,绕于“树干”周围。20世纪初羽毛圣诞树在美国曾非常流行,后来美国商人还研发出刷毛圣诞树、铝制圣诞树。有趣的是,现在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人造PVC圣诞树的制造和出口基地。种植的圣诞树因为各国生物检疫方面的限制不好进出口,所以好运输、可重复使用、价格便宜的人造圣诞树最近20多年越来越流行。义乌有几百家企业生产圣诞玩具、圣诞树、圣诞服饰等上万个品种的圣诞商品,一度占有全球圣诞市场超过50%的市场份额以及美国九成的人造圣诞树市场。这是在经济全球化以后形成的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因为人工、材料便宜,制成品价格更低、质量也更有保证,就成为最主要的出口国。

和罗马的园林类似,中国的古典园林中也常有松的身影,例如北京北海公园、颐和园中的油松(Pinus tabuliformis)、白皮松(Pinus bungeana)都有几百年的树龄。松在日本古典庭院中也是一景,比如金阁寺对面镜湖池中方圆一两米的小洲上种着两棵松,那孤挺相对的样子真有“松为友”的意涵。日本的“枯山水”也许和不事雕琢的禅宗思想以及北宋绘画的影响有关,用耙出水纹的白砂象征溪流湖海,石头象征山岳涧壑,配以树木苔藓,构成咫尺间的天涯。

日本园艺家爱用移植自沿海地区的黑松(Pinus thunbergii Parl.),那深裂的黑色树皮、冷冽的深绿色针叶和顽强的生命力就像是武士一样站立,就像流传了千年的宋画上的松树一般黑黝黝的。白色砾石和黑松的配合可以在日本很多传统园林中看到,二战后岛根县安来市新建的足利美术馆的庭院也用到了这种方法。

其实黑松在幼年的时候枝条如同车轮辐条一般伸张开,但是经历风雨的侵袭,慢慢地有的枝条折断、死去,颜色也分化出不同的层次来。似乎为了与男性化的黑松对比,日本人常常在黑松边种植一些红松(Pinus koraiensis)——和黑松一样,红松之名也来自它的树皮颜色,即一种暗淡的橙红色,枝干纤细的它自然隐喻着女性的角色。而在中国,松树似乎只象征老人和男人,他坐在南山的松篁下,在松亭里,穿着松绿的大袍子,手拿松扇轻轻晃动。

松树能长得巨大,苏州网师园的“看松读画轩”、拙政园的“听松风处”、承德避暑山庄的“万壑松风”不是平常人家轻易可以置办的,得有地方、有钱。幸好中国文士找到了山林之松的替代物——松树树桩盆景。现在常见的是五针松(Pinus parviflora)、黑松做的盆景。

到清末民国时期,文竹(Asparagus setaceus)传入中国,似乎可以说是对松树盆景的一种审美补充:文竹本是原产非洲南部的常绿藤本植物,和松树没关系,也不像松树那样耐寒耐旱,它喜欢温暖阴凉的环境。可文竹清新的绿像竹子,曲折、文静的枝干姿态接近松,因此从清代传教士、贸易商将其带入中国沿海以后,慢慢就进入了中国家庭。文竹符合许多文人钟爱的松树文化形象:羽状叶片像松树的枝干一样层叠起来,托载起一片悠悠的天空,可以容得下片刻遐想。《岁寒三友图》,南宋,纸本水墨,赵孟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园林之外,名山大川里的松树就更多了,如黄山的迎客松、长白山的美人松等,文人墨客给予它们各种雅致的名称,使之成为人们花钱买票参观的对象。最著名的黄山松似乎已经完全审美化了,我们一看到松就从外形上来对照旅行指南上的“迎客”“送客”的姿态,至于松的表皮、枯荣乃至真假——以前有段时间传说黄山的一些松树已经枯死,是塑料做的——并不重要。

在旅行中,陕西太白山的松林和云雾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太白山海拔1300~1800米处油松分布较集中,海拔1900~2300米在骆驼树至斗母宫之间有华山松(Pinus armandii)的松林。那是2001年的夏季,我独自往斗母宫走去,天色已经傍晚,看着云雾聚散、听着微风流荡,半山的松林确有“松涛”的感觉,再往上就只有悬崖峭壁间偶然可见几棵华山松。后来留宿在道观,还下起了雨,第二天一早看松树就格外的绿和润。

泰山的松树也有名,尤其是山东人孔子在《论语·子罕》篇曾感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从此苍松翠柏就成了话题,后来宋朝文人拉来竹、梅与松凑成岁寒三友,加上菊花又成四君子,都是从这里出发做比喻象征的。泰山上多油松,著名的“望人松”“五大夫松”都是油松。“五大夫松”只是凑巧在秦始皇爬泰山的时候帮他挡了一会儿暴雨,这位狂妄的帝王就封这五棵大树为五大夫。按照秦代的二十级爵位,大夫为第九,接近现在的县长吧。

中国古人对松树和柏树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好多地方所谓百年、千年“老松”其实都是柏树,比如南京东南大学校园西北角梅庵南侧的“六朝松”,按今天的科学分类应该是“桧柏”(Juniperus chinensis)。松树的叶是针形的,尖尖的像针一样,柏树叶虽小而狭长,却是圆润的鳞片状,也就是“扁的”,它们的球果也不一样。但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叫它们是六朝松——传说是1400年前由梁武帝亲手栽种的,号称南京最古老的树。此处距离“古堞烟埋宫井树,陈主吴姬堕泉处”的胭脂井不远,六朝时是皇宫的中心区,或许真有可能经历千年战乱幸存下来。这样年纪的老树主要是靠外面的树皮传输养分,现在人们用钢管来维持它挺立的姿势,甚至给已经枯死的树干内部浇注砂石,但是树冠的绿色枝叶总算证明这棵树还有一口气在。

松是不会说话的,不论是孔子的夸赞还是秦始皇的分封都是赋予它们以文化寓意和身份象征。中国人视松为吉祥物,题名《松龄鹤寿》《松柏常青》的画也格外地多。其源头是《诗经》中对君主的祝辞“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后来演变出“寿比南山不老松”这句吉祥话。

松是一种老相而长寿的植物,也许是因为长年绿色和嶙峋表皮形成的组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个迟钝的老人长了副婴儿脸似的。有意思的是汉代以后兴起的道教对松树能够四季常青似乎不仅有文化上的类比,而且进行了“实际应用”,出现诸如服食松叶、松根以期飞升成仙、长生不死的“实践”。也是在魏晋时代,松树和翩翩飞翔的白鹤结合在一起,有了飘然的仙气。静止的松和飞跃的鹤,似乎恰好是一种内在的静修和外在的、突破性变化的对照和比喻。

唐宋以后儒家、道家和佛家似乎都承认了松树的文化象征意义,唐代吴道子时常把松树画在壁障上作为人物的背景,诗人李白把松树当作与桂枝、灵芝并列的“仙药”。中唐闽越诗人朱庆余曾在《早梅诗》中把松树与梅、竹相比,到南宋时候出现关于“岁寒三友”的绘画和说法,取松、竹、梅傲凌风雪、不畏霜寒之性,用来比喻士人的品节。这以后它就成为中国诗文和绘画中的常客,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这大概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吧。芭蕉丛生和孤立

我在释迦牟尼诞生的地方——尼泊尔蓝毗尼——看见过成片成片的野蕉(Musa balbisiana), 可那热带催生的温热生命似乎和我无关,我的情调仍然停留在江南古典园林里那株芭蕉(Musa basjoo)限定的图景中。或许,这就是多和少的美学:成千上万,是植物学,是种植经济,而减少到一株,两棵,安置在窗前墙边,就是审美。

如今大家最常接触的芭蕉科(Musaceae)芭蕉属(Musa)植物应该是香蕉(Musa × paradisiaca)的果实,那黄皮白瓤的可口水果,一年四季在超市都有供应。据考证,芭蕉属植物原产于亚洲东南部热带、亚热带地区,东南亚的农民最早种植的是小果野蕉(Musa acuminata),最初可能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驯化的,后来传播到东南亚西北部,与在印度东部、东南亚和华南广布的原生野蕉杂交,形成香蕉这一杂交品种,再被人们引种到世界各地。而芭蕉没有这样大的经济价值,主要在中国、日本被当作观赏植物,在秦岭、淮河以南的乡野也不时可以看到。

苏州比蓝毗尼喧攘沸腾,车水马龙间难得有片刻安静,可一看到庭园墙角的芭蕉,总能让我安静一点。芭蕉的潇洒风姿要有青瓦、白墙、窗、门乃至太湖石的配合才好。芭蕉映窗最为地道,因为窗户可借景,也可漏景、框景,它本身也是景。拙政园的听雨轩、网师园的殿春簃、沧浪亭的翠玲珑,窗外都有芭蕉。大叶子被细细的窗格分割成局部,各自成为一幅小小的静物写生;风来的时候,又成为立体的画面在窗前游移。《芭蕉肖像》,1830~1844年,浮世绘,渡边华山

清代的风流文人李渔推崇芭蕉:“幽斋但有隙地,即宜种蕉。蕉能韵人而免于俗,与竹同功。”再说,蕉比竹好侍候,一二月即可成荫。他还教导小资们说可以在椭圆形的蕉叶上写字,让小雨做橡皮擦,在我看来这太刻意了,或者,高雅总需要一点点刻意才好?

和李渔同时代的日本俳句诗人松尾对芭蕉也有特殊的爱好,本来他的笔名是桃青,后来弟子送了一株芭蕉树种在他隐居的地方,他就自名庭院为芭蕉庵,也用芭蕉为号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日本的芭蕉是从中国引种的,可是后来欧洲人首先在日本见到它,所以曾称之为“日本蕉”。

松尾开始写的俳句也和那时候多数诗人一样带点逗乐的意味,类似中国的打油诗,只是后来在旅行中把禅思注入到诗句中才有了清寂的境界。松尾如此看重芭蕉也和佛理有关:“怀素走笔蕉叶,张横渠见新叶立志勤学。此二者余皆不取,惟于其荫翳悠闲自在,爱其易破之身。”芭蕉没有实心,就像破皮囊一样无牵挂,不凝不滞,这也恰好是松尾一生的写照——他走南闯北,定居的时候不多。

月明如昼,门前涌入潮头。

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

这让我想到了王维的诗:“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天地万物在寂静中生死交替、无始无终地演化着,初看眼前好像空空无所有,细细体会却有至道无言的震颤。

佛陀生活的北印度、尼泊尔一带正是芭蕉丛生的地方,所以佛经中常常提到芭蕉;佛陀的十六弟子——传到中国以后增加了两位,成为“十八罗汉”——里的伐那婆斯(Vanavasin)喜欢在芭蕉树下修行,俗称“芭蕉罗汉”。《维摩诘经》里有“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的说法,人身就像芭蕉这种没有中心的植物一样变幻剥落,不值得介怀,从南朝的大诗人谢灵运一直到唐宋的诗人都写过这方面的诗文,连白居易这样有深重世俗情怀的人也感叹“筋骸本非实,一束芭蕉草”。

王维的字“摩诘”就来自《维摩诘经》,他比喜欢热闹的白居易更虔信佛陀的教诲,也熟悉芭蕉的典故,有意思的是他画的《袁安卧雪图》里有株雪中芭蕉引起很多有关禅和诗的争论。

袁安是东汉人,据说有年洛阳(或说汝阳)冬天下大雪,别的穷人都出门扫雪然后乞讨食物,可“市长”出巡的时候发现袁安家门前还积满雪,他以为袁安已经过世,就命令除雪入户,结果看到袁安正僵卧在榻上,问他为什么不出来找点吃的,袁安说下雪了大家都很饿,我不愿意去打扰人家,于是“市长”推荐他成为孝廉,后来他升到中央当了大官。唐代的时候这已经是常用的典故,诗歌、绘画中都有好多引用。《高逸图》局部 ,唐代,绢本设色,孙位,上海博物馆藏《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图中名士各具姿态,其中王戎手执“如意”,前置卷帙,凝神静观,若有所思,身后则是一丛芭蕉。

 

按理说不论袁安还是王维,他们长期生活的陕西、河南一带的芭蕉会在冬天干枯,所以在雪景上画鲜活的绿芭蕉就显得有点超出常理,从南宋的沈括开始人们就在争论这一点—尽管原画早在宋代就散失湮灭了。求实的人说这是王维的失误,白璧微瑕,为他辩解的一方认为画家不可太拘泥事实,重要的是传神达意。还有人用佛教经典索隐,认为王维是用芭蕉来比喻袁安看破人身躯壳,舍身求法兼心怀天下,让这位儒家人物带上些许佛教徒味道。

无论如何,王维的“雪中芭蕉”本身也成为新的典故了,后来的画家还丢开贤人袁安直接画各种“雪蕉图”,刻意突出这种常理之外的意趣。《蕉荫读书图》,清代,纸本设色,吕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

让文人如此牵挂的芭蕉最早只生长在包括华南在内的亚洲湿热地带,据考证,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巴且”可能指的就是芭蕉或者蘘荷,这也许是汉武帝攻破占据广东的南越国以后在新修建的长安扶荔宫种植的南国奇草异木之一。“芭”“蕉”的意思都与麻有关,古人用它的干茎来做麻、织布─当时有“蕉葛”一说。在民间发现芭蕉的实用功能的同时,江南文人开始欣赏它“高舒垂荫”的姿态,这种最初在皇家园林出现的植物大概在南北朝时期渐渐在江南的士人庄园中流行起来,那种舒展的叶片和透彻的绿带来的闲适流风也就从南北朝一直刮到明清的私家园林里。芭蕉两三米长的绿叶常常让画家们忽视它的花和果实,其实,夏天它会从叶簇中抽出淡黄色的大花来,然后结成类似香蕉的果实,回味带涩,人是不爱吃的,倒是中药里有用到。

芭蕉的别名“绿天”,绿色的天空,是文人学士们从小小的门窗里窥见的一斑吧。夏天溽热难当时它延展出一片阴凉,冬日又给江南的湿冷注入春天的绿意。

和芭蕉关联的另一种审美元素是雨─“闲愁几许,梦逐芭蕉雨”,趴在花窗前的诗人听得见霏霏细雨落在蕉叶上的轻响,轻滑的水滴就像不可收拾的好梦一样顺着叶脉滴落,让他的愁闷又多了一分。茉莉印度的香

我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马杜赖市(Madurai)待过,那里是“茉莉花之城”,街道上的推车里摆满茉莉花串起来的白色花环,去神庙的人们买一把去敬神还愿,顺便自己也买一串戴在身上。事实上我已经不太惊奇于这个场景,印度从北到南,总能在神庙外看到卖花的人,双瓣茉莉(Jasminum sambac)也总是摆在最前面。这让我想起在国内的时候,曾在南锣鼓巷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在咖啡馆常喝茉莉花茶,店里直接把茶叶和干茉莉花一起泡,类似菊花茶,干花展开形成大拇指头那样一点椭圆形白花,而当年我父亲那辈人泡的是吸收了茉莉花香气的茶叶“香片”。

人们通常把木樨科素馨属(Jasminum)的很多常绿灌木或藤本植物统称为茉莉或者素馨,其中最常见的观赏植物就是双瓣茉莉。在马杜赖,让我兴奋的是听到梵语和泰米尔语的茉莉花发音分别是“Mallika”和“Malligai”,对,把后面的那一点小尾巴去掉,音译过来就是“茉莉”这个读音,以前佛经上翻译成“抹利”“抹厉”。最早提到茉莉花的是晋代的《南方草木状》:“那悉茗花与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域移植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之前曾有过学者争论茉莉花到底是从波斯还是印度传入中国的,不过近来的研究表明茉莉的原产地是印度东北部和不丹的山谷,在佛陀出生以前的遥远岁月它就从原产地向各地传播,三千年前的古埃及就曾有它的踪影。大概,是以跑远洋生意著称的波斯商人先把它们移植到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的园林中广泛种植,到18世纪又从阿拉伯地区传到欧洲,因此英国人通常称之为“阿拉伯茉莉”。《茉莉花图》,北宋,绢本设色, 赵昌,上海博物馆藏

在晋代传入中国南方的茉莉也来自印度,泰米尔的发音让我确信,这种花多半是从印度南部传入中国的,波斯人仅仅是传播者。首先,波斯人对这花的发音“Yasmeen”和汉语“茉莉”明显不同;其次,当时波斯人也无法从阿拉伯海直航到南海,路上一定是走走停停的,他们在印度南部停留的时候带点花草也正常。因此,无论那个带花来的“胡人”长着大胡子还是戴头巾,反正这花一定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读音都没变。

原本长在印度的茉莉喜欢温暖的气候,在广东、福建最早流行,东晋时已经向北蔓延到江浙一带,就像印度女人爱把这种花戴在身上发出可人的香味,这种花进入中国后很快就被戴上了女人的发簪,“倚枕斜簪茉莉花”的风尚随之出现。可能也因为这一点,茉莉没能在男性文人设定的花的象征世界中博得一个好位置。

唐代以后连北方长安的妇人也开始把茉莉花簪在发髻上,或者用彩线将花朵串起来挂在钗头。想来当时在北方养茉莉花要花很大的气力,冬季要放在有火源的燠室或以物覆之才能存活,价格也比华南要高好多倍。到宋代茉莉是上上下下、南北通行的爱好,北宋的苏东坡远放海南时也写过当地黎族姑娘口嚼槟榔、头簪茉莉的样貌:“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南宋的孝宗皇帝赵眘夏天喜欢去选德殿、翠寒堂乘凉,因为这些殿宇中养着几百盆茉莉、素馨,“鼓以风轮,清芬满殿”。

茉莉花的香味来自里面含的油性成分,如苯甲醇及其酯类、茉莉花素、芳樟醇、安息香酸、芳樟醇脂等。古人不甘心这味道随着季节远去,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要珍藏这气息,有钱有势的买进口的茉莉花香精,还开始尝试用茉莉花焙茶,让茶叶吸收茉莉花的香气再保存起来泡着喝。

如今大部分香水里或多或少仍然有茉莉花的影子,现代提取茉莉浸膏一般采用浸提法:先把鲜花放入石油醚等有机溶剂中,使花瓣中的芳香物质进入溶剂,通过蒸馏回收掉有机溶剂,即可得到茉莉浸膏,它是制造香脂、香水的原料。茉莉花在夜晚绽放的时候香味最为浓烈,所以最好的精油都是在晚上进行萃取的。

唐宋元明清写茉莉花的诗有好几百首,可现在人人知道的却是一首民歌《茉莉花》。最近有媒体报道某音乐研究者发现五台山藏传佛教音乐中的《八段锦》曲调酷似江南民歌《茉莉花》,便猜测这曲调最早可能是佛教徒用来歌颂佛陀的,同时他们也用茉莉花礼佛,随着僧人们四处云游,此曲调才传至江南。这似乎有点想当然,也可能恰好相反,清代佛教徒采用民间的俗曲来弘扬佛法的例子也有不少。《茉莉花》这首歌的传播也类似波斯人将茉莉从印度带到中国的过程,有曲折的故事。《茉莉花》这首歌的原始版本《鲜花调》大概在明代才出现,清代流行全国,从江南到广东、青海许多地方都有传唱,讲的是青年人面对茉莉花、金银花、玫瑰花时萌发出来的对情爱的渴望: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来年不发芽。

好一朵金银花,金银花开好比钩儿芽,

奴有心采一朵戴,看花的人儿要将奴骂。

好一朵玫瑰花,玫瑰花开碗呀碗口大,

奴有心采一朵戴,又怕刺儿把手扎。

在中国这样的歌只能收入到地方小调之类的闲杂书刊里。好在18世纪末年有个外国人西特纳将它的曲调记了下来,并经过改编在伦敦出版。后来,在晚清担任过第一任英国驻华大使秘书的约翰·贝罗(John Barrow)在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里刊出了他在广东听到的民歌版本《茉莉花》歌谱和其他九首乐曲,《茉莉花》遂成为以出版物形式传向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此后欧洲出版的各种民歌集中常有引用,并开始在欧洲流传开来。

关键的变化是在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创作歌剧《图兰朵》的时候,因为剧中主角是位元朝的公主,所以普契尼就把《茉莉花》改编成女声合唱上演,歌剧的流行让这首民歌竟然成为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歌曲之一。实际上元朝很可能还没出现《茉莉花》这支小调,而公主更不可能接触这种乡野小调。但艺术的优势正在于他可以超越时空把各种元素组合起来,“异国情调”也能吸引人们的好奇,当年普契尼可以说是时尚艺术家,他用遥远的中国公主来演绎一段爱情,就像现在北京、上海也用纽约、伦敦的时髦风气来标榜一样,当《图兰朵》从欧洲来到中国演出的时候,就具有双重的异国情调了。歌剧《图兰朵》套装封面,1906年,Emil Orlík

这首民歌当年在时髦的上海也曾经出声,1933年扬剧老艺人黄秀花在上海由蓓开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里就有这首歌的演唱。可是现在国内熟悉的是1957年音乐家何仿做过改编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三段歌词都改成歌唱茉莉花的,就好像把一个烂漫少女的直抒心声改造成重复的诗人的一唱三叹,从乡间跑到城里,那野性到底有一点萎缩。

 玉兰堂前有春色

南欧,四月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西班牙圣地亚哥一个庭院里的两株紫玉兰(Magnolia liliiflora)灿烂得夺目,好几个游客和我都停在院子里欣赏,没顾得上进屋瞅里面的艺术展览。刚开始,每朵花还聚合成圆筒状,宛若莲花含苞待放时的样子,等太阳稍微热乎起来后,一朵朵花儿完全展开,宛若千百只紫蝴蝶振翅翻飞,靠近看的话花的外侧发紫,里面白色还带一点红晕,单独看一枝一朵粉妆玉琢,远观两树花海密集浓烈,有种丰盛之美。

紫玉兰和白玉兰(Magnolia denudata)是常见的庭院植物,花润如玉,花香似兰,好看好闻,但花期只有十来天,晚上和清晨如莲花闭合,午后至黄昏前光强的时候花瓣伸开,露出里面紫白的花蕊,闻得到一缕清香。记得有一年在上海看到路边的白玉兰,我还怀疑这花是塑料做的,因为它在我看来有点蜡质的感觉,摸上去也柔韧光滑。站远一些,玉兰笔直的树干和卵形的树冠恰好形成温和宁静的姿态,没有它的花朵那种炫耀感。

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三月初就一片繁花白得耀眼了。上海曾在1983年发动市民投票选白玉兰为市花,我总怀疑是花的名字占了便宜:白如玉、香似兰,全是好彩头,也许那时候邓丽君缠绵的情歌《玉兰花开时》也传到上海了吧。有意思的是1929年上海市政府也搞过市花评选,结果在1.7万张选票里得票最高的是不在候选名单内的棉花,于是不了了之。想来那时候上海已经是远东最时髦的城市之一,怎么会选出棉花呢?也许只是在租界以外的市区举行投票,市民们都是老实人,觉得棉花用处大。而现在人们选市花的时候完全是从象征意义和观赏性来选择,不怎么考虑实用性。

玉兰原产于中国中部长江流域,现在庐山、黄山、峨眉山等处尚有野生的,古人最早把它和类似几种花统称为木兰,没有做详细区分,所以没人敢肯定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菊之落英”中的“木兰”到底写的是哪种花。按理说玉兰和菊花是不可能同时开放的,可诗人的想象有把不可能变成一种虚拟可能的自由,这种狂放的浪漫想象是北方写《诗经》的中原诗人所缺乏的。不过,玉兰的叶子倒是真可以和菊花一样摘下来做菜,用蜜渍或粘面糊煎炸。

到唐代人们才开始明确区别玉兰和辛夷,也许因为玉兰花刚开的姿态让和尚们联想到莲花,所以那时候很多寺庙喜欢种植,至今西安市南郊兴国寺、江苏洞庭东山紫金庵等地还生长着宋明时候的老玉兰树,开花时千花万蕊缀满枝干,迎风摇曳,难怪古人有“玉树临风”“玉山”的比喻。“但有一枝堪比玉,何须九畹始征兰”这句唐诗是玉兰这个名字的源头,玉温润,兰幽香,透出一种雅致的富贵气来。中国最爱写诗的皇帝是乾隆,凡他去过的大江南北有名的景点都有他的御笔题诗,虽然诗和字一般,可地方官得用最好的石头雕刻供奉在亭子里。他特别爱好玉兰,下令在颐和园、故宫、碧云寺等处栽植了不少,并将玉兰和海棠、牡丹合缀成“玉堂富贵”的组合。

在乾隆时期颐和园叫清漪园,乐寿堂附近的紫、白两色玉兰蔚然成林,有“玉香海”之称,大概是模仿苏州“香雪海”的叫法。可惜后来清漪园在1860年让英法联军烧毁,只剩下殿后一棵紫玉兰和邀月门南侧的白玉兰活下来。后来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的时候又让人在园子里种了几株,现在还能看到。慈禧的小名叫“兰儿”,她在颐和园的住处就是乐寿堂,光绪皇帝则被她下令关在不远处的玉澜堂。《孔雀开屏图》,清代,绢本设色,郎世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兰图卷》,1549年(明代),纸本设色,文徵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北京新华门前也种有玉兰,因为有地下暖气管道的原因,每到3月中下旬即开花,是北京开花最早的。另一处以玉兰知名的地方是京西古刹潭柘寺,十多年前我在客堂里住过一晚,正是玉兰花开的时节,傍晚没有游客,静得可以听见山鸟的鸣叫,几株白玉兰的花纷纷掉落下来,清静寂灭的感觉慢慢就出来了。在毗卢阁下还有两株更有名的“二乔玉兰”,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每年4月初开花的时候满树绯紫,灿如云霞,因其花朵颜色紫中带白,因此人们用三国时两位美女“大乔、小乔”为其命名,合称“二乔”。

白玉兰由于冒着寒气破蕾展苞,所以湖北叫“迎春花”,江西叫“望春花”,广州叫“玉堂春”。它是没吐叶之前先开花的,所以看上去一树晶莹,不像别的花还有绿叶来映衬。玉兰在花落以后抽生出小蒲扇形状的叶子,到初秋结出小拇指头大小的果实,外面灰色的壳开裂以后露出一粒一粒橘红色佛珠一样的种子,远看就好像一串小花似的。

18世纪末,白玉兰和紫玉兰由我国传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并颇受欢迎,1820年到1840年间园艺家伯丁(Soulange-Bodin)将白玉兰与紫玉兰杂交出17个花色不同的栽培品种,即木兰科第一批人工杂交品种,后来又传入中国,植物学家们还培育出更多新的品种,广泛栽培在各地公园中。

反过来,原产北美洲东南部的洋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则在19世纪末被引进中国─因为最早是从广东进口,所以叫广玉兰,现在长江流域以南各大城市均有栽培。它要比白玉兰雄壮,叶和花也更大,而且一年四季常绿,它在绿油油的叶丛中开出大盏的白色花朵,细看花叶片还带一抹淡淡的青绿色。

 

 水仙镜中的男女

以前新年的时候亲戚朋友喜欢买一个水仙球根搁在窗台的清水盆里,讲究点的再放置几粒鹅卵石,每天换一次清水,一个半月后就能看到水仙素洁的花朵亭亭玉立于清波之上。这花可以一直开到春节,看它的叶似翠带,花如素裳,难怪黄庭坚要用凌波仙子来形容。有些人买来后,为了让它在春节那几天开放,还会用电吹风和加强光照的人工控制方法催促它快点绽放花朵。

水仙肥大的鳞茎只凭一瓢清水和阳光就能发芽,好养,加上花白香幽,枝叶扶疏多姿,有兰花的淡雅却又多一份妩媚,自然博得人们的钟爱。古人还在小说集《集异志》里让庭院里的水仙花化身女子和画中兰花的化身相恋,凑成这桩美事。

可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如今中国最常见的水仙竟然是原产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多花水仙(Narcissus tazetta)的变种,在意大利、西班牙常见,那里冬季温和多雨,不少起源于那里的观赏花卉都是在冬天开花,除了水仙,还有仙客来、风信子、番红花,等等。一些水仙品种逐渐向东欧、西亚、中亚传播,广泛分布在南欧的多花水仙大约在唐代传入中国,形成了一个变种中国水仙(Narcissus tazetta var. chinensis)。跟原种相比,中国水仙花多,色白,香味浓,而地中海的水仙多数花比较大,颜色鲜黄,香味很淡。

中国水仙后来发展出两大品系:单瓣的“玉台金盏”因为开的花白冠黄心,形状如盏而得名,花形秀丽,香味浓郁;另一种名为“百叶水仙”或“玉玲珑”的是重瓣,花瓣十余片卷成一簇,花冠下部淡黄而上部淡白,香味略淡。至于黄水仙或喇叭水仙则是19世纪末又从欧洲引进的一个品种,这种水仙比中国水仙的花朵要大,花色温柔和谐,清香诱人,所以最近二十多年非常流行。黄水仙在欧洲栽培历史悠久,19世纪30年代以来,荷兰、比利时、英国等国对黄水仙的育种和品种改良做了大量工作,目前栽培品种已达到2.6万个,每年还有新品种诞生。

中国最早记载水仙的文献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时称为“奈祗”:“奈祗出拂林国,根大如鸡卵,叶长三四尺,似蒜,中心抽条,茎端开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籽,冬生夏死。”“奈祗”可能是对水仙的波斯语名“Nargi”或阿拉伯语名“Narkim”的翻译,说明这是经过西域丝绸之路传播过来的。而拂林国就是当时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今土耳其境内),他们在初唐曾派出使节访问长安,也许水仙就是在那前后作为礼物输入中土的。也有人怀疑段成式只是根据西方传来的药典或耳闻记载,此时并没有活的水仙传入。因为红白两色的红口水仙直到明代才传入中国种植。更值得重视的是五代人孙光宪在给唐末段公路《北户录》做注时说,他在江陵(今湖北荆州)时有蕃客─可能是波斯商人─曾赠他几株水仙,可放在水器中养植。这种有香味、好看又好养的花在荆襄一带很快流行开来,北宋写过咏水仙诗的文人也多在这一地区做官或游历过,如诗人黄庭坚所做水仙花诗,就是在荆州时所写。

宋代从文士到皇室贵族都非常喜欢水仙花,文人之间有时还彼此赠送,写诗歌咏。宋人杨仲囦得到水仙花一二百株,养在古铜洗中,长得非常茂盛,喜爱之极,便模仿曹植的《洛神赋》,写了一篇《水仙花赋》,把水仙花喻为神话中的水中仙子宓妃,这对后人题咏水仙运用洛神的典故有很大影响。的确,水仙在一泓清水之上纤尘不染,翠绿欲滴的叶片衬托银白色的花朵、淡黄的花蕊,容易让古人联想到女子。在绘画界,宗室子弟出身的赵孟坚以善画水仙著称,不过现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美国弗瑞尔美术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署名赵孟坚的各种《水仙图》似乎多是明清时代的模仿伪造之作。《水仙图卷》局部,南宋,纸本水墨,赵孟坚(传),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时候,水仙栽培中心转移到靠近经济文化中心杭州的江浙、闽北一带,还进一步传到日本、朝鲜。水仙的可爱在于可以养在室内,岁暮天寒的冬季也可以开花,所以是传统的岁朝清供之一,可以与松、竹、梅媲美。到清代这种植物传播到更为温暖湿润的东南沿海地区,气温和地中海差不多,水仙也就走到户外种植了。这里面最著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水仙,远在清朝康熙年间就远涉重洋大批出口。

据漳州蔡坂乡张氏家谱记载,明景泰年间,张氏祖宗张光惠在首都当官。有年冬天请假回乡,船过江西吉水县,偶见近岸水上有叶色青苍、花卉黄白相间、清香扑鼻的野花,便拾回栽于蔡坂培育。清康熙时,蔡坂商人张协仁认为水仙花色美味香,有观赏价值,就顺便带千余株到甫粤(今广州)做礼品,及至广州时被抢购一空,自此广州成为销售漳州产水仙花的最大市场。此后,到了清朝末叶,蔡坂乡成为栽培水仙花的基地,栽培面积已有800亩。漳州水仙主要出产在园山脚下,在湿热的漳州园山是个冬暖夏凉的绝佳天然屏障,早晨的太阳正好照在山脚下的花田上,下午的斜阳被圆山挡住了射线,向阳、遮阴兼而有之。山下,九龙江支流和山谷泉涧纵横交织,水源充足,砂质土壤松软透气,加上地质上有温泉经过,因而能四季保持适宜的地温,为水仙花栽培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漳州水仙鳞茎大、多箭多花,清香浓烈,这是其他地区的水仙所不及的。

水仙花的球茎似洋葱或者大蒜头,青翠的叶子像蒜叶,亭亭玉立的花莛好似蒜薹,故而人们又称之“雅蒜”“天蒜”,实际上它和大蒜并非亲戚,水仙隶属石蒜科,大蒜却属于百合科。而水仙花的拉丁名“Narcissus”则来自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纳西塞斯(Narcissus)的传说,他的父亲是河神,母亲是仙女,他的母亲得到神谕说儿子长大后会因看到自己而早夭。为了逃避这预言,母亲刻意让儿子远离溪流、湖泊、大海,为的是让纳西塞斯永远无法看见自己的容貌。纳西塞斯长大后虽然引来无数爱慕者,但他只喜欢整天与友伴在山林间打猎,对于倾情于他的水泽女神厄科(Echo)——她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因为只有回声而已——不屑一顾,引起报应女神娜米西斯(Nemesis)的不满,吹出凉风引诱他到一个水清如镜的湖边,纳西塞斯看到了湖面中映出的完美面孔,竟然爱上水中的“他”,可每次用手去碰水里面的“他”都会消失,最后他跳进水里想要抓住“他”,可是再也没能上岸,之后,在他淹死的地方长出一丛植物来。

这个悲剧性的故事引发了后来人的好奇,纳西塞斯也成为有自恋倾向的人的称号(Narcissism),后世不少艺术家以此作为雕塑、绘画的题材。英国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写的名诗《水仙》里有“诗人不能不是自恋者”这句话。不过这似乎用在稍后的另一位诗人王尔德身上更准确,他还曾经给法国作家讲过自己续编的纳西塞斯故事,说是纳西塞斯死后田野的花草和河水感到悲哀,花草是因为爱他的美丽,而河水说“如果我爱上了他,那是因为,当他俯在我的水边的时候,我从他的眼中见到了我自己的水的反映”。《山林女神厄科与纳西塞斯》,1903年,油画,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 利物浦沃克艺术画廊藏

本画取材自希腊神话,水泽仙女厄科喜欢美貌出众的纳西塞斯,可后者孤芳自赏,每天到河边顾影自怜,厄科只能爱怜而无奈地望着他,最后郁郁而死,化成一种回声。沃特豪斯是英国新古典主义与拉斐尔前派画家,以其用鲜明色彩和雅致的画风描绘古典神话与传说中的女性人物而闻名于世。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就用多花水仙制作花圈,也被用作草药,由于它的根有麻醉作用——水仙全草有毒,鳞茎的毒性较大,误食后会出现呕吐、腹痛症状——同时花有香味,所以希腊人认为它与地狱有关,是冥界王后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每年一次从地狱重返大地带来春天的时候生发的花朵,象征复活和再生。在古埃及,水仙也被用在死亡仪式上,人们要在木乃伊的眼睛、鼻子、嘴上放置水仙花球茎。

在欧洲,很长时间里水仙都只是野生在地中海沿岸而已,直到1629年左右英国人把野生水仙移植到他们的花园里,才让这种花逐渐流行起来——尽管一开始英国人也主要把它当草药。牡丹象征物之累

唐代之前医药学家认知、记载的“牡丹”或许并不是唐代之后画家描摹、诗人歌颂、药书记载的那一朵朵、一丛丛艳丽的“牡丹”。

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日本学者久保辉幸考证,南北朝时期药书所说“牡丹”(又称“吴牡丹”)应该是紫金牛属植物“百两金”(Ardisia crispa)、紫金牛(Ardisia japonica)之类,而唐代之后一直到今天大家熟悉的是芍药属植物牡丹花(Paeonia suffruticosa)。 从植物学角度来说两者归属不同,枝、叶、花、果的形态差异很大,紫金牛属植物的花朵小,并不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两者只有根部有些类似,都呈红色。

关键的证据是,南北朝时期南朝著名道士、医药学家陶弘景的著作《本草经集注》说巴戟天(Morinda officinalis)这种巴戟天属茜草科植物 “状如牡丹而细”,而它与芍药科牡丹在外形上完全没有相似之处,古人却认为两者相似,这证明陶弘景所说的“牡丹”和今天的芍药科牡丹应该有很大差异。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的《游名山记》佚文中也说江南“竹间水际多牡丹”,而芍药科野生牡丹主要生长在中国西北部,在江南湿暖环境下不可能野生成活。初唐《新修本草》记载,“京下谓之‘吴牡丹’者是真也。今俗用者异于此,别有臊气也”,可见唐代初年官方正统医药界还认为用作药材的正牌牡丹是 “吴牡丹”——长在江南吴越之地的紫金牛属植物的红色根部,而中原不容易得到江南之物,民间医生就用长安周边野生的、根部也发红的芍药科属植物冒充入药,但和“吴牡丹”不同的是芍药科植物根部的芍药酮会散发明显的臭味,官方医生用这个特点辨别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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