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苗晓红

出版社：人民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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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试读：

前言

1951年春天，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现统称为飞行人员）。新中国女飞行人员队伍自诞生以来，她们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茁壮成长。至今，新中国共培养出了八批女飞行人员，近500名，是世界上拥有女飞行人员较多的国家之一。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和人民的重托，她们抱着为祖国争光，为党争光，为中华民族争光，为中国妇女争光的坚强信念，闯过了无数道难关，飞上了蓝天。她们牢记毛泽东主席“要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的教导，在茫茫云海，辛勤耕耘，播洒热血和汗水，奉献青春与爱情，甚至宝贵的生命；她们在万里空疆，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与世界之最，留下了无数道闪光的航迹，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妇女开辟了一条通天大道。实践证明外国人能干的事，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中国人也能干，而且干得更好；男人能办的事，解放后的中国妇女也能办，而且办得很精彩。共和国的开天女是中国妇女的榜样，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蓝天不会忘记她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她们，她们所创立的“忠诚无畏、崇尚科学、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女飞精神，连同她们的名字将永载史册！

我是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自进入女飞行员队伍的那一天开始，就得到了第一批老大姐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与教诲。她们是我们第二批女飞行员的好领导，好老师，好大姐，好朋友。她们教育我们热爱蓝天与白云，激励我们战胜艰难与险阻，告诫我们淡泊名利与权势，帮助我们寻求爱情与幸福。在半个多世纪的相处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60年过去了，当年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带领我们展翅蓝天的老大姐们，今天你们在哪里？是否风采依旧？我们永远怀念你们，感激你们！崇敬你们！

60年来，不少媒体报道过她们的英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受时代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我感到在以往的宣传中，还没有反映出她们的全貌，特别是她们的婚恋生活，以及一些大姐与坎坷命运抗争的感人故事，至今鲜为人知。同时，在过去的报道中存在一些失实之处，有必要澄清，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新中国女飞行人员诞生60周年之际，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所见所闻，力争全面真实地书写她们的多彩人生，讴歌她们的丰功伟绩，弘扬她们的高尚品质，展现她们的靓丽风采，将她们的英雄事迹与革命精神，当作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保存下来，传承下去，并作为两个节日的献礼！

由于本人是飞行员，经常接触的是第一批女飞行员，对女领航员、女通信员和女机械员的事迹了解甚少，因此本书的内容只涉及第一批女飞行员，特请其他专业的老大姐们见谅。为确保本书内容的真实性，我对健在的几位大姐和过世大姐的部分亲属进行了再次采访，还特请秦桂芳、伍竹迪、武秀梅三位老大姐和第三批女飞行员刘晓连将军为顾问，请她们把关。写作过程中陈学建同志给予了不少指导，同时得到了黄碧云、阮荷珍、戚木木、邱以群老大姐与柯庭煜、龙有光老大哥以及施丽霞之子贾波等人的大力支持。尤其要感谢老伴何孝明，他从1957年开始就与第一批老大姐在一起工作，对她们甚为了解，给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写作前夕他又协助我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没有他的鼎力相助，本书很难面世，在此一并致谢！本人水平有限，又因有六位大姐辞世，资料积累不够详尽周全，加上时间跨度过大，有些事情难以记清，难免存在疏漏，敬请读者指正。2003年“八一”节新中国各批女飞行员代表在广州欢聚时的合影第一批女飞行员代表周映芝（前排左七）、秦桂芳（前排左五）、伍竹迪（前排右六）与各批女飞行员代表合影。前排左六为刘晓连将军、右七为岳喜翠将军，右二为作者，后排右六为程晓健师长，右七为刘文力副师长。

人物简介

1951年1月至3月，空军先后从华东军政大学、中南预科总队和华北预科总队，挑选了55名女战士到东北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学习飞行、领航、通信和机械专业。其中14人学飞行，她们是：

万婉玲，湖南衡阳县人，汉族。1931年4月出生，1951年1月入伍，1956年7月入党，高中学历。

万婉玲在中学期间，接受革命思想，要求进步。湖南长沙和平解放不久，便报名参军，进入汉口中南预科总队集训。她历任机长和飞行团训练参谋，飞行时间近2000小时。

万婉玲于1963年7月停飞，1975年转业到长沙湖南化工机械厂，1982年退休，2006年病逝。

王坚，广东新会县人，汉族。1933年8月出生，1950年12月入伍，同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

王坚的3个姐姐均为党领导下的珠江纵队与粤中纵队成员，在姐姐的影响下，她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广州刚解放，便到基层开展宣传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毅然报名参军。她曾任机长、飞行中队长。

王坚于1967年8月停飞，1978年转业。转业后担负过跳伞训练等工作。曾任广东航空联谊会副会长。1998年12月病逝。

邱以群，浙江杭州市人，汉族。1932年1月出生，1949年7月入伍，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邱以群1946年初中毕业后，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上街游行，贴标语，迎接解放军进城。杭州解放第二天，便报名参军，曾任飞行中队长、训练参谋，飞行3000多小时。

邱以群于1971年1月停飞，1978年转业到广东省体育部门工作，任航空科科长。1985年离休，离休后在广州市过着幸福安逸的晚年生活。

伍竹迪，广州市人，汉族。1933年4月出生，1949年8月加入广州市地下学联，后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1月入伍，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

伍竹迪上中学期间，就在校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广州解放前后的宣传活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名参军。历任飞行中队长、飞行副大队长、四种气象条件的机长、教员和指挥员，飞行4000小时。

伍竹迪1967年10月停飞，停飞后调空军十六航校工作，任教材科副科长、飞行指挥理论教员。她于1983年12月离休，至今与老伴在天津市过着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阮荷珍，上海市人，汉族。1932年8月出生，1949年9月入伍，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

阮荷珍在上海民立女子中学上学时，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军。

阮荷珍于1959年10月停飞，飞行1300小时。1960年6月转业，1987年离休，现在湖北襄阳市与老伴安度晚年。

何月娟，浙江诸暨县人，汉族。1930年2月出生，1949年7月入伍，195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学历。

何月娟上中学时，积极要求进步，立志做一个革命青年，建国前夕她便投笔从戎，报名参军。历任机长、学员大队副政委、参谋、团副参谋长等职。

何月娟于1976年11月停飞，1978年底离休，现在成都安度晚年。

陈志英，汉族。上海市人，1929年1月出生，1949年8月入伍，195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学历。

陈志英出生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工人家庭，父母早逝，大哥是地下党员，她受其影响，追求进步，上海解放不久，就报考了华东军政大学。先后任飞行中队长、飞行副大队长、团副参谋长等职。飞行3000多小时。

1968年7月25日，在执行专机任务途中不幸罹难，被总政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她是新中国第一个为航空事业献身的女飞行员。

武秀梅，河南开封市人，汉族。1931年11月出生，1951年1月入伍，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

武秀梅为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号召，还在读高中二年级的她，便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她历任飞行副中队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飞行学院副参谋长等职。荣立二等功一次，她共飞行33年，近4000小时。

武秀梅于1984年3月停飞，1989年5月退休。现在北京与老伴安度幸福的晚年。

周真明，湖南宁乡县人，汉族。1931年2月出生，1950年12月入伍，高中学历。

周真明出生于书香家庭，父亲曾留学法国，思想开明，是铁路工程师，母亲是小学教员，受其影响，她自幼向往自由民主的生活。她先后在长沙、重庆、衡阳多所学校上学。高中毕业后参加了迎接长沙和平解放的宣传工作。经衡阳铁路团工委选送，穿上了军装。

周真明于1957年11月停飞，飞行近2000小时。1958年转业到中国科技大学，后调入中国科学院。1984年2月因病逝世。

周映芝，湖南湘潭县人，汉族。1931年12月出生，1949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1月入伍，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

周映芝早在上中学时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长沙市学生联合会，是含光女子中学的学生会主席，积极组织同学罢课和示威游行。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她放弃燕京大学和西北文工团的录取通知，毅然报名参军。

周映芝于1954年5月停飞，同年8月转业。1988年9月退休，退休后被返聘，1998年7月正式休息，2009年10月病逝。

施丽霞，上海市崇明县人，汉族。1928年10月出生，1949年8月入伍，195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中学历。

施丽霞从小向往革命，立志当一名解放军战士，1949年8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便报名参军。历任机长、调度长、理论教员等职，飞行近2000小时。

施丽霞于1965年2月停飞，1982年离休，2006年12月病逝。

秦桂芳，广东广州市人，汉族。1933年5月出生，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1月入伍，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

秦桂芳1947年在中共地下党员表姨引导下，在香港参加了工会活动，1949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组织，1951年1月报名参军。历任飞行中队长、飞行副大队长等职。飞行时间4000多小时。

秦桂芳于1967年8月停飞，1986年底离休。离休后定居广州，任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常任理事、副会长。现与老伴一起，在军休所过着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幸福生活。

戚木木，浙江杭州市人，祖籍浙江浦江，汉族。1932年12月出生，1949年7月入伍，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初中学历。

戚木木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母亲燕京大学肄业。全国解放前夕报考了华东军政大学。

戚木木于1955年4月停飞，1955年12月转业。到地方后，当过拖拉机手，航空模型俱乐部教练，普通工人，科室干部。1988年离休。现在北京一干休所与老伴一起颐养天年。

黄碧云，陕西省榆林县人，汉族。1930年1月出生，1949年7月从上海入伍，1956年5月入党。初中学历。

黄碧云出生于晋商家庭，全国解放前夕，报考了华东军政大学。

她历任机长、团训练参谋等职，飞行2000多小时。

黄碧云于1963年7月停飞，1975年5月复员回上海当工人，1979年提前退休，1982年改为离休。如今在澳大利亚安度晚年。

一、开飞篇

司令员下达五年禁爱令

北京前门车站到了，姑娘们中途下车，被接到了空军前门招待所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她们刚刚坐好，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在机关工作人员陪同下，走上了讲台。司令员仔细打量了一番面前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兵后，刚毅的脸庞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姑娘们得知他就是身经百战的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时，兴奋、惊喜的心情难以言表，会场立马安静下来。会场虽没有麦克风，但司令员洪亮的声音，振动着每一位姑娘的心房：“同志们，你们即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培养你们是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你们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一定要飞出来，为新中国妇女同志争光。”刘司令员接着又代表空军党委向在座的准女航空员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代表空军党委向你们宣布，你们5年内不准谈恋爱，有男朋友的也要断掉。你们中间如果有谁下不了这个决心，就不要去航校了。”司令员打住话头，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姑娘们一眼，见她们都有些木然，便高声问道：“有没有这个决心？”从左至右何月娟、黄碧云、周真明、陈志英、武秀梅、阮荷珍在写保证书“有！有！有！”一开始姑娘们没想到司令员会提出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时没缓过神来，当她们明白过来后，便大声回答道。那时姑娘们心里装的全是飞行美梦，压根儿没想个人问题。“别说是5年，为了飞行事业一辈子不结婚都行。”戚木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如是说。

听完姑娘们的回答，司令员再一次满意地笑了。而后用十分关切的口吻继续说道：“你们不用担心，等你们飞出来之后，不愁找不到男朋友，空军部队有很多优秀的男飞行员。你们也不要有后顾之忧，我向你们保证，空军会管你们一辈子，管你们的老，管你们的死。……”刘司令员语重心长的讲话既是禁爱令也是兴奋剂。

在开往东北牡丹江的列车上，刘司令员的讲话成了姑娘们谈论的主要话题。陈志英在这群姑娘中不仅年龄较大，她已二十出头，而且个头最高，大伙儿都叫她陈大姐。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大都没有初恋的经历，陈大姐二十多了，不会没谈对象吧？上海姑娘阮荷珍便拿大姐开玩笑：“陈大姐，你有没有对象？”“没有，真没有！”陈大姐回答得很干脆。“如果有，你舍得断吗？”“那还用问吗？当然听司令员的。小丫头，你这么漂亮，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阮荷珍忙摇着双手答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上的是女子中学，没有男同学。”“你敢保证？”“当然敢，要不我写保证书。”

经她这么一说，陈志英提出了一个建议：“为了表示我们5年内不谈恋爱的决心，到航校后，我们向领导写份保证书，你们说好吗？”“好！”“行！”姑娘们纷纷响应。后来14名女飞行学员进航校后，都写了保证书，周映芝的保证书上有这样几句话：“我愿一辈子不结婚，一生献给国防事业，包括生命。”秦桂芳的保证书写得更绝：“为了飞行事业，保证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她俩的保证书被连长退了回来，让她们重写：“谁让你们一辈子不谈恋爱不结婚？只保证5年，不准保证多了。”

14名女飞行员并不是同时进的航校，来自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的陈志英、黄碧云、何月娟、阮荷珍、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7人是1951年1月初到的牡丹江空军第七航校。另外来自汉口中南预科总队的秦桂芳、伍竹迪、武秀梅、王坚、周映芝、万婉玲、周真明7人是1951年3月底到的航校，比第一批到达的陈志英等人晚了将近3个月。她们7人虽然晚到了，但没有落下学飞行的进度，因为她们全是高中生，而且全是高才生，文化底子比较扎实，她们只学了半个月的飞行理论便进入外场学习飞机驾驶。而先期到达的7人中除阮荷珍外，全是初中文化程度，其中陈志英只念过7年书，黄碧云等人初中也没念完。学习飞行理论阶段，真正吃力的是她们。

同一教室走出来的蓝天两姐妹

伍竹迪、秦桂芳她们虽然是千里挑一的女飞行员，坐的列车仍是那时运兵的闷罐车。但她们并不觉得憋屈，照样高高兴兴，说说笑笑。在这一群从汉口北上的姑娘中，后来有7人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有趣的是这7位姑娘中有3名粤女，她们是伍竹迪、秦桂芳、王坚；有3名湘妹子，她们是万婉玲、周真明，周映芝；另一名是河南姑娘武秀梅。

伍竹迪与秦桂芳，这一对羊城姐妹有着罕见的奇缘。1946年，她俩都在广东省立执信女中读书（现为广东执信中学），同一年级，不同班。初中二年级时，秦桂芳去了香港，1948年夏天初中毕业，为学英语，她报考了九龙圣罗撒教会学校三年级（相当于高中一年级），不久她加入了地下青年团。伍竹迪则仍在执信女中读高中，她也在广州加入了地下学联。广州解放后，秦桂芳回到羊城，又回执信女中读高三。这一次秦桂芳与伍竹迪不仅同一年级而且同班。秦桂芳比伍竹迪略矮一点，坐在伍竹迪的前一排，两人是前后桌。不仅如此，两人还是校篮球队的主力。秦桂芳是左撇子，打左前锋，伍竹迪打右前锋。两人均是该校成绩优异、思想进步的尖子生。朝鲜战争爆发后，时任广州市长的叶剑英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广大知识青年拥跃参军参干，报效祖国，保卫和平。伍竹迪、秦桂芳两人均报名参军。她俩的参军在当时执信女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校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该校校史中有这样一段褒奖文字：“五十年代过来的学子们恐怕都不会忘记这样动人的一幕：在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热潮中，执信中学送出一批最优秀的女儿参军，送出了令所有执信人引为骄傲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伍竹迪、秦桂芳。当年校门前那喧闹震天的锣鼓声，那《共青团员之歌》庄严豪迈的歌声，那含着热泪的深情的告别，直到今天，还在我们心灵深处回荡。伍竹迪、秦桂芳志愿保卫祖国蓝天的壮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代执信人的精神象征：高远的志向，宽广的胸怀，执着坚韧，自强自信。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一代执信人的一生，在后来一代又一代执信人身上，更得到不断的锻淬和升华。”不难看出，伍竹迪、秦桂芳的参军举动以及她们在蓝天上创建的丰功伟绩，在这所由革命先驱廖仲恺、李大钊、蔡元培、何香凝等亲手创办的中学里，成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左为秦桂芳，右为伍竹迪

伍竹迪、秦桂芳参军后一道被分到中南预科总队，而且在一个班。空军招女飞行员时，两人都通过了极其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关，不同的是伍竹迪选飞并不顺利，因为她太优秀了，是中队的团支部副书记，中队领导有私心，想留她当干部不放她走。后经她软磨硬泡，才同意放走她。就这样伍竹迪与秦桂芳，又肩并肩地坐上了开往航校的列车。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这对从同一教室里走出来的姐妹，又演绎出了不少传奇故事，这是后话。

秦桂芳喜欢动脑，其他姑娘们叽叽喳喳不停时，她却独坐一旁闭目遐思，想着到航校后的生活，飞机是啥样？教员是啥样？她在心里设计着飞机的形状与飞行教官的形象：飞机一定是苏联无私援助的最先进的战斗机；教官也一定是位苏联老大哥，参加过卫国战争，很可能是位像“无脚飞将军”那样的战斗英雄。最好是位女飞行员，她通过看书知道，苏联有一千多名在“二战”中成长起来、打得德寇闻风丧胆的女飞行员，号称空中魔女。她们是她的偶像。

秦桂芳一路都做着这样的美梦，她的梦还没醒，深夜牡丹江车站到了，接她们的有先期到达的陈志英等人。陈志英对她们分外热情，给她们拿行李引路，将她们7人领进了宿舍。房间里有用木板搭成的通铺，先来的7姐妹占了一半床位，她们已经入睡，剩下的一半是给秦桂芳她们留的。等她们安顿好后，陈志英让她们睡觉，可是新来的7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脱衣睡觉。陈志英忙催道：“你们怎么还不睡？”小不点武秀梅心里想道：“你不走，我们咋睡？”原来陈志英留的是短发分头，跟男孩子一般，加上她人高马大，嗓门又粗，她们以为她是男同志。陈志英见她们还磨蹭着不睡便自语道：“你们不睡，我可要睡了。”她脱衣就寝时，她们才发现她也是位姑娘，大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这才脱衣上床。若干年来，她们一直将这场误会当笑话谈，陈志英的高大身影也从此深深地刻在了姑娘们的心里。

开早饭的时间到了，在陈志英带领下，14名女飞行学员进了空勤学员食堂，新来的7名女学员，有些不相信眼前的饭菜是给她们准备的。原先她们听说航校生活很艰苦，吃的是高粱米和咸菜疙瘩，只有过节才能吃上一顿肉，今天又不是啥节日，为啥有大米饭，有白白的大馒头，还有牛奶鸡蛋。伍竹迪便小声问陈志英：“陈大姐，今天是不是为了欢迎我们改善伙食？”留分头的陈志英

陈志英听后笑道：“我们刚来时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大白莱。现在改吃空勤学员灶，平时都是吃这种饭菜。午餐和晚餐都是四菜一汤，比早餐还丰盛。现在是刚解放，全国人民的生活都很艰苦，但领导上为了保障我们的体质，绐我们以特种待遇。领导干部都享受不到，他们吃的仍是窝窝头和高粱米。”

伍竹迪听完“她”的解释，心中油然升起了一股热浪，东北的三月虽还寒气袭人，但此时她全身都热乎乎的，深深感受到了党的温暖，更坚定了她一定要飞出来的决心。（60年来，一些媒体为突出航校生活的艰苦性，说她们在航校一直吃的都是高粱米、窝窝头，大白菜，一个星期才吃一次肉。这些报道是想当然，与事实不符，伍竹迪、秦桂芳、阮荷珍等大姐让我说明这一点。）

飞行员学飞行被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理论阶段，又叫内场，第二阶段为学飞行阶段，又叫外场。14名女飞行学员进航校后先在内场学飞行理论，包括空气动力学、气象学、领航学、飞机构造、发动机原理与构造以及特种设备等。先期从南京华东军政大学来的女航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矬子里面拔将军，从她们中间挑选了陈志英等7名初中生学飞行。由于人数太少，才紧急从汉口中南预科总队增招了一批女航空员，从她们中间挑了7名高中生学飞行。由于14人到航校的时间前后相差将近3个月，后来的7人只有不到半个月的理论学习时间，尽管她们都是高中生，但要跟上学习进度还是很吃力的，她们只有一面加班加点的赶，另外就是边飞行边补理论课。好在她们7人文化底子厚实，又都聪明好学，都赶上了学习进度。倒是先期到达的黄碧云，理论学习阶段就差一点被淘汰。

在我写本书之前，由于黄碧云大姐已定居澳大利亚，不便当面采访，我便请她将相关的文字资料和照片寄来，她很热情，如期寄来了她保存多年的珍贵资料，其中有一篇是发表在1952年《新中国妇女》杂志上的文章，标题为“我怎样学会了飞行”，作者黄碧云。除此之外，80高龄的老大姐还亲笔写了30多页回忆文章。她在六十多年前所写的文章中，都详细介绍了当年学习的情景。她写道：“我父亲是个有着浓厚封建思想的人。在他心目中，女的比男的是低一等的。上完小学后，他便不准我继续读书了。父亲说：‘女的读书白搭，能干什么事。’我深深体会到在旧社会女人是没有光明出路的。……因为我文化水平不高，教员讲课我不能完全理解，问我的问题，我老是答不上来。困难重重，怎么办？我心中万分焦急。我怕掉队，怕完不成党给我的光荣任务。但我一想到刘亚楼司令员对我们讲的话，我的勇气就鼓起来了。我决心挺起胸膛，克服困难。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复习功课。星期天也不休息，睡觉前我总是要把当天学的东西默诵一遍，把它记牢。如记不住，我就跑到厕所里继续学。”就这样，实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黄碧云，在教员的耐心教导下，在领导和姐妹们的热心帮助下，闯过了理论学习关，和其他13名姐妹一起进入外场学飞行。

“日本鬼子”当教官

飞行员进入外场飞行，天天打交道的是带飞教员。负责带飞14名女飞行学员的教员共4人，其中有两名中国教员赵赠熊、蔡善炳，还有两名日本教员宫田忠明、长谷川正。一见教员中有两名“日本鬼子”，姑娘们的怒火一下窜上了脑门，尤其是分到两名日本教官名下的姑娘，更是一百个不愿意，其中秦桂芳的抵触情绪更盛。她想像中的教官是高大英武的苏联英雄，而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位矮矮胖胖、左眉与鼻梁之间有道伤疤的“日本鬼子”长谷川正，想像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她难以接受，心里顿时火冒三丈，熊熊怒火烧红了她的脸，也烧红了她的眼，她怒视着日本教官，恨不得痛痛快快骂他一顿，揍他一顿。秦桂芳之所以这么仇恨“日本鬼子”，特别是日本飞行员，是因为她亲眼目睹过日本空军狂轰烂炸时的惨景，那一颗颗睁着双眼的人头，经常浮现在她的眼前，挥之不去。日本教官长谷川正日本教官宫田忠明

校长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他理解秦桂芳及其他姑娘的感情，便耐心的给她们介绍了两名日本教官的经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宫田忠明与长谷川正所在的飞行部队，在队长林弥一郎带领下准备经朝鲜逃回日本，途中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联军俘获。后经教育改造，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完成了由“战俘”向“战士”的转变。1946年1月，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时，林弥一郎是负责人之一，宫田忠明与长谷川正也在该总队飞行。同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长谷川正被任命为主任教官，宫田忠明为教员。最后校长郑重说道：“日本教官虽然是战俘，但经过改造后，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他俩现在都是反战同盟的成员，参加革命比你们还早五六年哩。他俩都立有战功，宫田曾驾驶高教机，在通化和牡丹江之间多次完成运输任务。长谷川正曾驾驶双引擎高教机，冒着敌人的炮火，给被围的解放军投掷过突围路线图，使我军成功突围。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已不再是日本战俘，更不是什么‘日本鬼子’，而是你们的教官，你们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他俩。”

校长的长篇讲话并没有使秦桂芳等人服气，脸上仍显露着鄙夷之色。校长一看这情景火了：“你们翘什么尾巴，如有不想跟日本教官学飞行的，可以打起铺盖卷回家去！”校长这句话是字字重千斤，吓得秦桂芳她们一个个都软了下来。因为她们可以不怕天，不怕地，就怕不让她们学飞行。为了从思想上真正改变女飞行学员对日本教官的看法，钱连长专门找女飞行学员班的班长周映芝个别谈话：“宫田忠明、长谷川正的飞行技术都很棒，也有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经过改造教育，真心愿意为新中国空军建设出力。你是班长，不仅自己要想通，还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不能把日籍教官当外人，更不能当敌人。”经过各级领导做思想工作，姑娘们对日本教官的敌对情绪有所缓解。秦桂芳保存的有教员让她停飞的飞行日记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在往后的带飞过程中，女飞行学员彻底改变了对日本教官的看法，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这种真挚的感情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60年的时光中，演绎出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铁面的故事：主任教官长谷川正，以严著称，对女学员也是如此，姑娘们背后叫他铁面教官。他对飞得好的女学员更严，更无情，秦桂芳就深受其“害”。秦桂芳是14位姑娘中飞得最好的，但也是最有个性、最淘气的。长谷川正对她严到了“整人”的地步，对她的过错，从不宽容。有一次着陆时，秦桂芳忘了报告，飞机刚刚停稳，教官便将写有“停飞”二字的评分表摔给她，并毫不留情地将她赶下飞机。按计划她还有两个起落，也被取消了，气得秦桂芳跑到队领导那里告状，说日本鬼子整她。还有一次空中平飞后，她的手松开了油门杆，随便搭在座舱的边沿上，长谷川正见后，在后面大声吼了起来：“你的手往哪里放？”尽管她立即将手放到了油门杆上，可仍没躲过停飞检讨。为这么一个小动作让她停飞，秦桂芳心有不甘，更加认定长谷川正这个日本小鬼子不是真心实意教中国人学飞行，而是找茬整人。另一次是上航空理论课，她无意地打了个哈欠，并伸了个懒腰，没等伸开的手放下来，长谷川正便叫她站起来：“为什么不好好听课？你出去！”她被撵出了教室。严师出高徒，正是他的铁面无情，才培养出了顶尖飞行员秦桂芳。后排从左至右戚木木、周映芝、周真明与长谷川正合影

伤疤的故事：一天飞行后，长谷川正将秦桂芳叫到身边，给她讲述了“伤疤的故事”。长谷川正指着自已脸上的伤疤对她说：“飞行时一点也不能马虎，这就是我马虎的结果。在一次试飞新机种时，我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试验项目之后，一时得意忘形，站起身来准备观看地面的风景，一不小心，头碰到了一个电门，造成一台发动机停车，慌忙中又扳错了开关，使另一台发动机也停车，再也起动不起来，飞机失去了动力，只好迫降，由于地面坑洼不平，迫降时我的头撞到风挡玻璃上，留下了这道伤疤。”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她：“飞行是非常严肃的事，马虎的不行，随便的不行，骄傲的不行，不守纪律的不行。”他的四个不行，让秦桂芳铭记终生，终生受益。

乌龟的故事：1952年春夏之交，宫田忠明、长谷川正等日本教官途经北京准备回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从西郊机场匆匆赶到日本教官下榻的宾馆，向他们汇报离开航校后的经历，特别详细汇报了她们飞越天安门接受首都人民检阅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时的动人情景。日本教官听完后激动不已，他俩为她们骄傲、自豪。宫田忠明竖着大姆指含着热泪夸赞道。“你们为中国妇女争了气，你们是好样的。你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

有重逢就有离别，临别时，长谷川正用微微发颤的手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只大乌龟和几只小乌龟，大乌龟回头望着小乌龟，一长串泪水从大乌龟的眼睛里流出来，洒在地上。在日本人眼里，乌龟是吉祥长寿的象征。画上的大乌龟是指他自己，小乌龟是指他的学生。这张画充分表明了他难分难舍的心情，是异国师生分离时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长谷川正将这张画送给了他得意的学生秦桂芳。

命名的故事：日本教官回国后，一直惦念着中国的女弟子，每逢中国佳节，他们还写信问候。只要有机会回第二故乡——中国，他们必抽时间探望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1978年夏天，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改革开放的号角即将吹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有所改善。这时日本教官来到中国，看望久别的学生，包括男女飞行学员。首先他见到了还在飞行的武秀梅，武秀梅还提供了在京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周映芝等人的名单，长谷川正离京时，武秀梅还去机场送行。除武秀梅之外，周映芝等也到友谊宾馆看望恩师长谷川正。师生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离情别意。因为周映芝是女飞行学员班的班长，长谷川正对她的印象极深，他告诉周映芝，为了纪念他在中国航校带飞女飞行学员的难忘岁月，他特地给他的小女儿取名为“长谷映子”，中间用了周映芝的“映”字。他还送给周映芝一个洋娃娃，一双日本筷子和一张写有“友谊永存”的硬纸卡片作纪念。周映芝也回赠了礼物，是一本写有“师生久别喜相逢”的挂历。与周映芝同时探望的有戚木木和周真明，可惜没见到爱徒秦桂芳。

师祖的故事：日本教官对中国空军建设所做的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1986年5月，为庆祝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建校40周年，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邀情，以林弥一郎为团长的一行50人，代表当年在老航校工作过的日本友人来华访问。我作为机长，驾驶三叉戟飞机，荣幸地执行了送日本友人到各地参观的专机任务。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位中等身材、年逾七旬的老人向我敬酒时用熟练的汉语问我：“请问机长您贵姓，是哪一批的女飞行员？”“我叫苗晓红，是第二批女飞行员。”我微笑着回答。“您认识秦桂芳吗？”“谁不认识大名鼎鼎的秦大姐呀，她还是我改装里-2飞机的飞行教员哩！我俩……”作者苗晓红与长谷川正握手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便异常激动地放下酒杯，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长有寿斑的脸不停地抽动着：“太好了，太好了！我是长谷川正，是秦桂芳航校时的教官。你既是我学生的优秀学生，那我算是你的师祖了，我为有你这样优秀学生的学生而自豪。来，为我们的奇遇干一杯！”

这时，闪光灯不停地闪动，随行记者频频按动快门，摄下了这极具传奇色彩的难忘瞬间。由于行程太紧，这次他仍未见到秦桂芳。

第二年的10月，长谷川正再度来华，专程到成都看望秦桂芳和何月娟。久别36年的师生，终于又见面了。临别时，秦桂芳将她精心选购的两只用玉石雕刻而成的乌龟送给自己的教官，并恭恭敬敬地给老师行了一个军礼。

2004年5月，周映芝到日本探亲时，本想探望长谷川正教官，因路途遥远，加上留日时间有限，没能成行，但她仍与病中的九旬老人通了电话。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居然还记得老航校的事，还能听出她的声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中饱含了老人对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无限深情。周映芝此刻仿佛又听到长谷川正教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教不好你们，对不起中国人民，等于我又在犯罪。”多好的老人啊，周映芝含泪放下了电话。

美人儿吐成了泪人儿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人看来上青天是不可能的。共和国首批14名女飞行员，就是要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她们要上青天，然而上青天的确很难。14名女飞行学员来到航校后，经受住了一系列考验，战胜了天气寒冷、文化程度低、生活艰苦等困难。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51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七，这一天是14名女飞行员终生难忘的日子，14名姑娘身上穿着厚厚的毛皮飞行服，脚蹬高统毛皮靴，头戴毛皮飞行帽，踏着整齐的步伐，在教员带领下，来到了停机坪。今天她们正式开飞了，飞天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尽管只是教员带她们做体验飞行，但也是离开大地飞上蓝天了。即将腾云驾雾的姑娘们，一个个都无比激动但又有几分紧张，无恨喜悦但又有几分忐忑。第一个上飞机的是阮荷珍，外号“阮大头”，其实她的头并不大，大伙之所以叫她“阮大头”，是因为她脑子灵光，记忆力惊人，头脑里装的东西多。旧社会有种银圆上有袁世凯的头像，人称这种银圆叫“袁大头”, “阮”与“袁”同音，所以姐妹们戏称阮荷珍为“阮大头”。这一天，教员组研究决定，让阮荷珍第一个做体验飞行。教员组之所以挑选她第一个上天，是因为她理论学习阶段的成绩优秀，而且喜爱运动，体质好。她是第一批到校的7名女飞行员中唯一的高中生，接受能力远远高于其他6位姑娘。后来的7人虽然接受能力也不差，但毕竟比阮荷珍少学了3个月。阮荷珍（右二）与姐妹们在冰天雪地的牡丹江机场

美制PT-19型教练机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双座舱教练机，没有座舱盖，学员在前舱，教员在后舱，前后舱的两根驾驶杆是联动的。飞机上的设备陈旧、简陋，既没有与地面联络的无线电台，更没有导航仪器，也没有机内通话器，飞机的前后舱仅靠一根橡皮管子联络。教员与学员各执一头，这样教员的声音学员才能听见。地面也没有塔台指挥员指挥，空地无法通讯联络，只有一名信号员站在跑道头一侧举旗，他举白旗表示可以落地，举红旗不能落地只能复飞。飞机的一些零部件都是拼凑起来的，一副螺旋桨、一个轮胎，往往是几架飞机共用，机身上到处是补丁。航材和汽油全靠从国外进口。但尽管如此并没有动摇女飞行员早日飞上蓝天的决心。

阮荷珍带着十分得意的心情跨进了飞机的前舱，教员紧跟着进了后舱。两人坐好后，教员对她说：“别紧张，把手放到驾驶杆上，如果支持不住了就用手拍一下头，我就早一点着陆。”阮荷珍听后不以为然，心里说道：“别小看人，不信我连坐飞机都不能支持。”她正想着，飞机如脱缰的野马冲天而去，阮荷珍的心猛然一下提了起来，她正想鸟瞰机下景物时，忽然感到一阵难以控制的心慌意乱，突然一阵强气流袭来，飞机产生剧烈颠簸，顿觉天晕地转，胃里的酸水直冲嗓门，她开始强忍着，可当教员压杆飞机转弯时，她再也忍不住了，哇哇地吐了起来。教员发现她越吐越凶，便一推驾驶杆，迅速下降高度，飞机提前着陆。

教员将飞机滑回停机坪后，赶忙将阮荷珍从座舱里扶了出来，只见她脸色苍白，直冒虚汗，一身的酸臭味。姑娘们都围了上去，看着她的狼狈像，有的关切地问：“是不是很难受？”也有人责怪她：“不会忍一忍吗，第一个上天就吐了，多现眼。”阮荷珍此时顾不了大伙说啥，跑到一边又翻肠倒肚地吐开了，吐得她的头真的大了。男学员则在一旁冷潮热讽：“女同志就是娇气，坐飞机都吐成泪人儿，还想开飞机！”男同胞的嘲笑，像针一样刺在阮荷珍的心上，也刺在每一个女学员的身上。被人们称为“牛牛”的秦桂芳可不信邪：“我就不信，女同志坐飞机就一定会吐？我坐飞机就没吐过！”平时爱好运动的她，体验飞行时还真没有吐。1948年暑假，秦桂芳曾代表香港青年会女子篮球队坐飞机去菲律宾比赛。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笫一次感受到腾云驾雾的妙趣，并从此爱上了飞行。

关于坐飞机为什么会吐的问题，一般的人很难理解，现在人们经常乘坐的大型客机，绝大部份时间在万米高空飞行，基本不受气流影响，飞行很平稳，乘客没有不适的感觉，体会不到阮荷珍的感受。她们当时乘坐的初教机，速度小，飞行高度低，稳定性差，稍有气流就会颠簸。这如同在大海上行驶的船只一样，万顿巨轮在海中航行，受风浪影响小，而小型船只受风浪的影响要大得多。当然吐与不吐还取决于个人的平衡器官，心理素质，乘坐同一架飞机的人有的吐有的就不吐。秦桂芳等多数姑娘通过了体验飞行关，这对阮荷珍、施丽霞等少数爱吐的女学员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她们产生了自卑感。阮荷珍想：“大概是自已的身体不适于飞行，看来是要被淘汰了。”但她是位很好强的姑娘，不甘心因为身体原因而淘汰。各级领导、教员和姐妹们都鼓励她战胜困难，多飞几次，慢慢就会适应的。阮荷珍在大伙儿的安慰鼓励下，再次鼓足勇气，又让教员带飞了两次，呕吐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来愈烈，形成了条件反射，一上飞机，一闻汽油味就想吐，吐得她想从空中跳下来。过度呕吐再加上压力过大她病倒了，一病就是半个月。自古只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一说，不曾想阮荷珍这位大美人却过不了呕吐关。她躺在病床上，很消沉，但陈志英大姐的一席话使她重新振作起来。教员给学员在飞机旁讲评

一天飞行完后，陈大姐来到了她的床边，拉着她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荷珍，你要相信自己，我们都是经过极其严格的身体检查的，你的身体没有毛病。初次上天呕吐的人不止你一个，有的男学员也吐过。你从一个女中学生穿上军装，再穿上飞行服多不容易，你千万不能放弃你的理想，不能掉队。国家现在这么困难，花这么多的钱培养咱们，为的啥？为的是提高我们妇女的地位，让我们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保卫新中国，建设新中国。那么困难的理论关，在你的帮助下，我和黄碧云都闯过来了，我们相信你一定能闯过呕吐关。我给你带来一小瓶汽油，你放在身边经常闻闻，闻习惯了你就不想吐了。”就这样阮荷珍一面吃药治病，一面闻汽油治吐。心理上的压力去掉了，汽油味也闻惯了，奇迹也出现了，重上蓝天时她居然不吐了，头也不大了。阮荷珍重返蓝天也有主任教官长谷川正的一份功劳。阮荷珍病后，领导上曾考虑淘汰她，但长谷川正极力反对，他说阮荷珍身体没问题，只要习惯了汽油味，呕吐现象就会消失。前排左一为黄碧云、右一为武秀梅；后排左一为蔡教员，右一为何月娟

飞行体验关过了之后，14名姑娘正式由教员开始带飞，真正进入了学习飞行阶段。当时航校有3个飞行学员班，即干部飞行学员班，男飞行学员班，女飞行学员班。女飞行学员班一共4名带飞教员，两名中国教员是赵赠熊、蔡善炳，两名日籍教员是宫田忠明、长谷川正。主任教官是长谷川正。女飞行学员班分3个教学组。其中有两个教学组是5名学员，有一个教学组只有4名学员。这个教学组的教员是蔡善炳，学员是武秀梅、黄碧云、何月娟、戚木木。这4人与其他10名女学员不同，她们4人进航校时学的是机械专业。后来学飞行的女学员中有4人因家庭成份发生变化被淘汰，由她们4人补上。因此她们的学习进度落下不少，领导才派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蔡教员专门带她们。蔡教员高高的个头，人长得很帅气，性格也好，师生关系很融洽。武秀梅在14名女飞行学员中个头是比较小的，排队时戚木木是排尾，她倒数第二，娇小玲珑，人称小不点。她与戚木木不同，戚木木是人小胆大，而她是人小胆也小，飞行时畏首畏尾放不开，再加上接受能力又不很强，因而学习成绩不理想。针对女飞行员特点，蔡教员带她飞时采用从基本动作做起，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进入外场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飞行，东北天亮早，3点多钟就要上机场，上午飞行，下午除总结讲评外，还要准备第二天的飞行，那段时间武秀梅成天与飞机打交道，不飞时脑子里想的还是飞行，尽管如此，她的成绩仍然不佳，尤其是着陆时，总不能使飞机平稳接地。有一天飞完3个起落后，她一下飞机就蹲在飞机旁流开了眼泪。这时蔡教员来到了她的身边安慰道：“小武，别难过，我仔细观察了你的动作，你飞不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做动作不果敢，怕这怕那；二是你对飞机接近地面1米时的高度判断不准，拉杆的动作量有问题。你只要克服这两点一定能飞好。”

为了解决着陆判断不准的问题，武秀梅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空间，坐车时练，上下楼梯时练，甚至跑到机场附近小山坡上练，反复地从山坡上跑上跑下。

有一次光顾观察高度变化，没注意脚下的地面，结果在一块石头上摔了一跤，她不顾身上的伤痛，爬起来接着练。工夫不负有心人，着陆判断不准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但是她与多数女学员一样，推拉驾驶杆与蹬舵的力度总是掌握不好，不是轻就是重。飞机在她驾驶下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如同一个醉汉，走起路来总是咧咧趄趄，踉踉跄跄。为攻克这一难关，蔡教员与武秀梅面对面的坐在地上，教员举起右胳膊当驾驶杆，两人双脚相抵，教员的双脚就是控制方向舵的脚蹬。教员模拟飞机的各种状况，让她拉杆蹬舵，不时指点她。除此之外，她与姐妹们也相互做这样的练习。最终武秀梅基本掌握了初教机的起落技术，放了单飞。（放单飞是指由学员独立完成一切飞行动作。）

起飞线上的激烈竞争

第一批女飞行员人人争强好胜，不甘人后，她们不仅与男飞行学员飙着干，姐妹们之间也较着劲，都想争取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放单飞，即意味着她是新中国第一个独立飞上蓝天的女性，这是一份荣誉，意义非同小可。为争这份荣耀，几个飞得最好的蓝天姐妹之间暗暗地展开激烈地竞争。秦桂芳、伍竹迪、阮荷珍、王坚还有周映芝等人实力最强，最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放单飞的女学员。论平时飞行成绩伍竹迪与阮荷珍最好，她俩得的A分最多，但论飞行技术秦桂芳飞得最好，只是由于她有些淘气散漫，挨批评最多，飞行分数不理想，有不少B分，甚至还有C分，而且她还有被教员撵下飞机而“停飞”以及被教员赶出教室的记录。秦桂芳自己心里清楚，她能不能第一个放单飞，她不担心自己的技术，她担心的是教员抓住她的“小辫子”不放。秦桂芳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她的好姐妹伍竹迪。她不仅飞行成绩优异，深得领导与教员的赏识，而且她心理素质也出众，无论出现啥紧急情况，她都能冷静处置，校领导检查她的飞行技术，她一点都不紧张，她自然也是笫一个放单飞的人选之一。至于阮荷珍、周映芝、陈志英、王坚等人也都有各自的优势。

校领导和教员组对女学员放单飞非常重视，第一个放单飞的学员能否成功，关系到整个女飞行学员班飞行自信心能否进一步确立的大问题，也是最终击破“女同志柔弱胆小，不适合开飞机，螺旋浆一转不把她们吓跑也会将她们吹走”等流言的关键，更是能否完成“一定将她们培养成飞行员，一个也不能掉队”任务的、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他们根据14名女飞行学员平时的飞行成绩和身体、心理素质，经反复研究，确定了第一批放单飞人员名单，她们是秦桂芳、阮荷珍、伍竹迪、王坚四人，至于谁第一个放单飞，由魏坚校长亲自考核后再定。阮荷珍之所以被选为第一批放单飞的女学员，教员赵赠熊在一次记者采访时，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阮荷珍是小组长，她文化程度高，为人和气，爱笑。她学习很认真，给我的印象很好。她稳重老练，我对她飞行放心。”当时领导和其他教员都同意他的看法，一致同意阮荷珍第一批放单飞。关于秦桂芳第一批放单飞的决定，领导与教学组之间讨论时有过激烈争论。大家一致认为她飞得最好，不过对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毛病颇有看法。但长谷川正却极力为秦桂芳辩解，他解释说：“秦桂芳飞得是最好的，我的对她要求更严，批评的最多。对旁的学员我的主要是鼓励，对秦我的主要的是批评。她可以得A的成绩我给她B，可以得B的我给她C。”在他的力争下，秦桂芳才被确定为第一批放单飞的女学员。伍竹迪最终没能进入第一批放单飞的名单，因为她运气不佳，那些天她正好赶上“倒霉”的日子，尽管她极力要求参加考核，但领导为慎重起见，还是将她从第一批放单飞的人员名单中拿掉了。长谷川正专程到成都看望秦桂芳与何月娟

当主任教官长谷川正向秦桂芳告知教员组的决定时，她并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兴奋，脸上虽露出了笑容，但笑得很淡定，不是那种欣喜若狂的大笑，教员组的决定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她对教官的公正大度心里万分感激，然而她只端端正正地给教官敬了一个礼，没说一句感谢的话。秦桂芳的反应也在长谷川正的意料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他对秦桂芳已有所了解，此人骄傲自信，气盛好强，胆大勇猛，泼辣倔犟，她身上闪现的全是男人性格，难怪大伙儿叫她牛牛，真是一头犟牛。

谈到秦桂芳的小名牛牛，还得从她小时说起。1933年5月，秦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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