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史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卫聚贤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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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史 (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试读：

绪论

是古字与字形是相同的。古字即字，而是什么陶器呢？如“福”字在甲骨文作，金文《叔氏钟》作，是畐即酒壶。而从“畐”得音的字，如“富”“福”“蝠”读为ㄈㄨ，与“”的读音同。而从“”得音的字，如“匋”“淘”“陶”“萄”读为ㄉㄠ，与“宝”读为ㄅㄠ音相近。又如从古字的音“胡”字，而与酒壶的“壶”字音同。是就音上言，古为酒壶。

欲使酒发酵，需要小口器盛着，故陶器发明，最先是做酒壶。故“古”字释为既往，如《国语·鲁语》“自古在昔”。又以为酒壶，家藏酒多为富，家藏酒藏玉藏贝为宝，以酒祭神为福，是就义言，古为最早的酒壶。

又从古的字，与酒有关，如嘏为福，《诗·大雅·卷阿》：“纯嘏尔常矣”。如祜亦为福，《诗·小雅·甫桑》：“受天之祜”；福为酒壶，古亦酒壶。又沽原作酤，《诗·小雅·鹿鸣》：“有酒酤我”。

以字形字音字义言，古是酒壶。

从古的字，多有枯老粗恶之义，如枯，《礼记·月令》：“则草木蚤枯”；《国语·晋语》：“人皆集于菀，己独集于枯”；以草木干槁为枯。如故，《诗·小雅·节正》：“召彼故老”；《论语·泰伯》：“故旧无大故”；以故为旧老。如胡，《诗·周颂·闵载》：“胡考之宁”；《左传》僖二十二年：“虽及胡耉，获则取之”，亦有老义。《周礼·天官·妇功》：“辨其苦良”，有粗恶义。古既有故老粗恶之义，则中国的黄金时代，当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但是中国在战国时厌战的倡古代为安乐时代之说，而考古及玩古者，又以古代的艺术多较后世优美，给以古盛今之证实，使人有复古之观念。殊不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东西，过此时代另有一种物为替代，在两个不同时代物比，似为退化。但以不同的物比，则各有所长，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因初发明，制造不易，而且为当时的唯一用具，故要坚固；时以陶为祭器，故特别注重其花纹。迨铜器发明，以铜为祭器，因注意到铜器上花纹，陶器上的花纹没人注意，自然就恶劣了。到了瓷器发明，用具舍陶而用瓷，则陶器更少人过问。就陶器本身言，固为退化，但以陶铜瓷三者比较言，何尝不是进化？“考”字及从“耂”的字在金文上写作：《井人钟》的“考”字。《季良父壶》的“老”字。《曾伯簠》的“耉”字。《仲师父鼎》的“寿”字。《追敦》的“孝”字。

以上五种字，为人字，人字上的，当是人头上顶戴的物，其物为何？《齐镈》与《夆叔盘》的老字为，是的简写。即酒壶。这是农业社会以年纪高大的人经验多，困难的事求他解决，故推他为祭神时的主祭人，祭时将酒壶顶在头上，故与年纪大的人有关的字均从此。

老下的止为足，言年老足不善行。耉下的，言年纪高大不能行走，则用口呼唤。寿下的，以年纪大的人，额上皱纹出现。孝字下的，以小孩子常依恋在老人前不去为孝。若考下的即杖，以年纪高大手持杖而行为考。老是不便行走，耉、孝是不能行走，惟考尚可持杖而行，故主祭的人为考。《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太庙”，《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家语·观周》：“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荀子·宥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敧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是太庙就是古物陈列所，老年人到庙中主祭，一方面询问“守庙者”，某祭器何在，一方面告诉从祭者古物的意义，如《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

考本有“考古”的意义在内，后世因其另有询问稽考义，如《尧典》：“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三国时樵周有《古史考》，由稽考而演为击考，如《诗·唐风·山有枢》“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后世又演为击拷，如法院刑讯为拷问，又近火使迫之焦为烤。

与考古同义的为稽古，如《尧典》的：“粤！若稽古帝尧。”《后汉书·陈元传》云：“事不稽古。”宋司马光有《稽古录》。若考古初为古考，如樵周的《古史考》，魏了翁的《古今考》。而宋叶大庆的《考古质疑》，吕大临的《考古图》，始将考古二字连文。

发掘二字，如《三国志·魏志·董卓传》云：“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后汉书·谢夷吾传》云：“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石林避暑录话》云：“宣和间内府尚古器……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

考古俗所谓古董亦即骨董，如韩驹诗云：“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古董当即古懂，言其对于古物懂得。有以古董即古铜之音转，恐非是，古董不只限于古铜。懂的古物也可叫作考古，不能目为考古学，因考古所以成学，是要亲自发掘，以观其在地内保存的情形，并与其他物共存的关系，都要详为记录，并绘图照相。不是在古玩商店买到几件古物，陈列在家内，就算是考古，因古玩店的古物，何地出土不可知；即使知其出土地，而古物在地中情形如何，则不能明。故本书不注重考古而注重考古学。二　玩古与考古玩古

玩古物的人，俗称为“骨董”，如宋韩驹诗云：“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按骨董，当即古董。古董有两个意义：一为管理古物者，因董为管理，如董事等。二为明白古物者，因董为古懂字，即懂得古物。资本家收藏若干，但自己对于古物没有时间或没有学识去研究，则为第一意义的古董。若名收藏家及博物馆古物陈列所的人员，对于古物的真伪鉴别得很清楚，则为第二意义的古董。若金石家，用古物的本身或书本子与古物比较研究的，这只能算是考古。若能做调查、发掘、整理、研究、陈列五种工作的，方可成为考古者。但能成为考古学的，在中国目前则未有。

玩古物的人，将古物装潢起来，陈列客厅，美其名曰古色古香。但古物时为目睹，在不知不觉中，生了复古的观念，有碍思想进步；又因收藏而出重价收买，人民无智，贪图小利，到处盗掘，致使毁坏古物不少。又收藏家大半是富有之家，一般欲依古物研究某一问题时，非与收藏家有特殊关系，不容易看到；若收藏家能将其古物捐送或寄存博物馆中，在人可以看见多数古物，在己可与其他古物比较出好坏与真伪。而博物馆以限于重复及陈列地位的关系，少为收买；海关禁止出口，使人民无利可图，自然就不盗掘了。

玩古物的人于其家将古物陈列，使人看了发生一种古物比今物好的感想，殊不知古物之所以好，有三个原因：（甲）古物就本身言过了某时代为退化，但有他物为之替代，就替代物观则为进化。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质地很坚，其花纹不论是画的刻的印的，均极美观；到殷周时代，陶器上花纹有的不如从前精致，有的成光面而无花纹；到秦汉以后，陶器的质地也不如从前了。就陶器本身言固为退步；殊不知殷周时铜器发明了，注意到铜器上的花纹，就把陶器丢开了；秦汉以后瓷器发明，陶器用途太狭，故陶器的质地也无事努力了。就陶器铜器瓷器三者比较观，器物何常不是进化而是退化的。（乙）社会的制度及经济情形不同，物的美劣不一。在氏族社会时，将别的部落人俘虏来，作为杀了祭神，烧了求雨，埋人殉葬之用。在未到杀烧埋的时候，则囚在土牢内，但不是白给他吃饭的，要他做工，其工作以制陶造酒为大宗。如果工作好的人可以免其死，故俘虏努力工作，如一个陶器上的花纹，一天画不好十天，不限时日只要美观。现在瓷器上花纹大半是印的，有画的也是论件计值，画一个一角钱，一天总想多画几个多赚些钱，要图快自然不精。以资本主义社会与氏族社会产物比较，当然是不同的。（丙）因特种用途而制造精美，玩古物的人所得到的均是精美的，故认为古物都是精美的。陶器铜器瓷器漆器玉器石刻木刻等精品，不是为宗教上用，便是为贵族用，故尽心竭力地做。“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今代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炉，成化之窑器，其价遂与古敌，先是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盖两朝天纵留意曲艺，宜其精工如此。花椽皆作八吉祥，五供养，一串金，西番莲，以至斗鸡百鸟及人物故事。至嘉靖窑则又仿宣、成二种而稍胜之，惟崔公窑加贵，然其值，亦第宣、成之什一耳。”明沈氏《敝帚斋录谈》。又如袁世凯的洪宪瓷价值甚昂，原因系袁世凯欲为皇帝，特别烧了几窑很讲究的瓷器，用宝石做颜料，用名人画写，不论件计值，是以就特别地好，而同在洪宪那时各地的瓷器并不见得好，犹如用北平故宫的宫殿代表中国在明清时代一般的建筑物，是不可能的。

玩古物的人当然要精美的完整的，而古代遗址及古代坟墓中出土的古物，将精美完整的出售，将精美而不完整的及粗劣的，不同时售出，玩古物的人只看见古物中的精彩的，没有看见古物中的粗劣的，故说古物比今物好，今人不如古人，中国的黄金时代已在过去，欲治理中国只有复古，这种开倒车的思想，如何适于二十世纪科学环境中求生存！考古

考古应分五个步骤，是调查、发掘、整理、报告、陈列，兹为说明于下：（甲）调查

一、有目的的调查（1）书籍载某地有古迹古物，前往调查的；（2）书籍所载互有异同，无法证实，因而前往调查的。

二、无目的的调查（1）因监督修路等掘土工作而遇见的；（2）旅行其地见地面露出的。

三、调查的目标（1）建筑物遗址

新石器时代人类，尚是穴居而不知建筑房屋的。他的穴是在小土岭斜坡上靠近沟涧水边向地下凿个洞，样子是上小下宽平底如桃形，出入的门是距穴底三尺高处一个斜横穴，沿阶而至地面。这个在北方阶形地层的崖壁上可以看见的时有为宗教的巨石建筑物，如树石（Monolith）用一块巨石直竖在地上如石柱，卓石（Dolmen）用一块大的做盖石，用三块以上的石支住，列石（Alignement）将石一块一块地排列，环石（Cromlech）将石排列成环形，在中央另置三块大石。不过这种巨建筑在中国，仅辽宁等省有之。

古城遗址其棱角虽不存在，甚至壁面已无，成为尖角如小土岭，但继续环列而方的情形尚可看得见。堡垒则在形势险要，庙宇则在形势雄壮之处找寻，是可以找得到的。大规模的造像，在石山悬崖的石洞中。（2）坟墓遗址

人死了处置的方法为烧火葬、沉水葬、弃弃于野、晒挂在树上，而中国大部分是用埋葬的。人埋在土中，除非修路等掘土，或被大水冲出，或地震陷落偶然遇见外，地面上是不露痕迹的。不过在雨后他处地面均已干了，而此一块地面尚湿着；或是他处地面尚湿着，此处已经干了；或是落雪时，他处已白此处尚无雪；或他处尚未着雪雪已融化了，此处因着雪未融而白；或是此处草较他处茂盛或衰落；或在其处用足踏地有回声，皆可证明其处有古墓在。此外，对于风水懂得一点，看某地可以葬人，由其处掘下去，就可遇见古墓。又如洛阳掘古物法，每隔五尺凿一小圆洞探试看是死土天然地层活土已翻过的地层断其古墓的有无。（3）特别物

始石器时代（Eolithic）人类大半居于石山下天然的洞穴中，其石器虽有尖角，但与天然的石片少异，故难认识，惟人骨及动物骨已成化石，而有的动物已非现在所有。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其石器打得很锋刃，而且薄厚有度，左右对称，其遗址处有灰土，有兽骨。沿湖海滨则有贝壳堆积如小丘，中国古名为贝丘，日本名为贝冢。新石器时代（Neolithic）石器已磨光了，石器上有的钻有圆孔，其形状有斧、刀、、锛、铲、镰、镞、凿、环、纺织轮等，并有骨磨制的针锥钻等。陶器质薄而坚，上面有的印为绳纹、席纹、筐纹，绳纹中又有各种用布印成的花纹；有刻纹的。有浅红底，上绘以黑色或深红色或白色花纹，其中以黑色为多，花纹为直线、三角、圆点、格子形、螺旋形等，这种陶器名为彩陶（Painted Pottery）。此外时代稍晚的一点的，有白色如石膏做成的白陶，有如有釉黑色发光的黑陶而质极薄。有用贝钻一个洞或磨平其背面而为货币的。

殷代有于龟甲兽骨上刻有古代象形文字，反面有钻的洞，洞旁有火烤焦的痕迹。殷、周又有铜铸的钟、鼎、鬲、角、觚、壶、匜、盘、刀、剑、戈、矛、斧、钺、镞，有的上铸花纹，有的上铸古文字。又有刀布环钱及贝形的货币，有的亦有文字。秦、汉、魏、晋有木简，上写草书或楷书的文字，或绢或纸抄写的书，这种因气候的关系，蒙古、新疆多此物。汉壶多虎首衔环形。汉至唐宋又有殉葬的陶偶。六朝至唐宋的壁画，石灰内含有麻丝的。现在用石灰涂墙，石灰内用棉花，棉花是宋朝才到中国的，故在无棉花时用麻丝。造像有石刻的有铜铸的，墓志有石的有砖的有刻的有写的。宋瓷质薄，而色泽有如雨后天青，瓷内有雕刻的花纹及文字。（4）普通物

石器质重，被水冲出又易陷于泥中，故人多看不见。铜铁之物，其完整的固看作皿器，而破碎的因铜铁本身可用，故又多熔化作为别种物。甲骨限于殷墟，木简则在西北，惟陶片、瓷片遍地皆是。这些陶瓷碎片，除最近大都市建筑利用其物为三合土外，在各地多露布在地面。由陶器与瓷器的碎片上，可以知其年代的大概。新石器时代始有陶器，彩陶及筐印纹、席印纹大半为新石器时代物上海一带的大水瓮，绍兴酒坛除外，绳印纹由新石器时代至六朝尚有，棉花的织物兴而绳印物始无。而殷周以后陶质已粗而厚。房上的瓦为绳印纹在春秋时已有，砖亦为绳印纹，汉初砖质甚薄，而印有花纹及文字。砖之用途，如现在琉璃砖作装潢墙壁的。东汉至唐砖，除有绳印纹外，多有花纹及纪年月的字。

瓷在汉代已有，不过其质为陶，上涂一极薄的釉。三国至唐的瓷，质已白色而坚，上有浅绿色釉，而釉涂抹的不均，釉由年久而龟裂，触之可脱落。宋瓷粗的多为白底黑花，或纯深黑色的，细的有极薄而白的，有如雨后天青色的，有带紫红深绿色的。元、明沿宋瓷而稍退步。清康熙时蓝花瓷，乾隆多五彩瓷。

陶在汉以后多为光面，而有瓷为接替，由陶瓷片分布的多寡，而定遗址所在，由陶瓷片的花纹色泽而定其年代，是陶瓷破片于调查古迹古物上帮忙不少。（乙）发掘

发掘视遗址的情形而不同。坟墓系普通的，照原来的墓形掘下去。系砖石建筑的，或将墓四周土掘开，将砖石拆去，或将墓顶或一旁去掘开，在砖石处拆一个洞进去。墓建筑的形状如何？其人用棺材用席用布殓葬，其木席布虽已朽，而痕迹尚在。人为仰面侧面覆身面向下曲腿伏首。殉葬物有些什么，在何方某处？在发掘时就得随时画图拍照。遗址系在斜坡上，坡度大时其发掘由下面一坑起，第一坑土堆在山下，第二坑土填入第一坑，第三坑土填入第二坑。如系平地，每坑长一丈，宽三尺，因三尺宽掘得深了，工人上下可不用梯，足跨两面可以上下。长一丈因一坑用三个工人可容得下，用锄掘土铫翻土可展得开。每坑相隔一尺，第一坑土堆在地面，第二坑土填入一坑，第三坑土填入第二坑，可以省得将来平土与土无堆积处。不过这是就北方气候干燥雨量少土质硬而言。若南方掘地数尺即泥即水，应先掘一尖角形坑，如由东向西掘，再将西面斜坡渐渐掘去，其泥土堆在东面的斜坡上。

平地而土坚可直向下掘时，于每坑先画一方格图，每一尺为一格，格在纸上占一少半，格上书为“第×坑第×页×日×午×点至×点某某记录”。除地面五寸有草根为泥土不计外，地面五寸以下发掘时就要开始记录。如得一物，则用尺每坑有长一丈及五尺的各一量，在靠近某方距若干尺，即于表格内看应在某格内记一号码，同时将表格旁空白处，写一表格内相同的号码，号码后注为某物，同时在其物上书同一号码。每得一物，记录三次。以掘深一尺用一页记录，如这一尺以内虽未遇物，可以掀过另记一页；若这一尺内古物甚多，一页记录不下，则五寸用一页，再五寸为“续第×页”。由此表可以看出古物在土内平面排列的情形，每一坑掘到天然土层为止，将每一坑的表另画，则可看出古物在土内上下排列的层次。

发掘古物，不是要某种古物多，而是要各种古物多。如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目的不是在得石器，而是想在与石器同地层内，有骨器陶器、人骨兽骨马骨、蛋壳胡桃谷粒瓜子壳，一丝之微，均不可忽过。是以要用小钩小铲小凿，坐一小几在坑内用手细检，掘过的土，在北方土疏用筛筛，南方土泥用水冲。一个遗址，有的不是一个时代的，由多年堆积而成的，时代愈晚的东西愈堆积在上面，不惟由所得古物可证，而地层土色之不同，亦可看得出的。有时近代的古物反在古代古物的下面，这是后人在古遗址上掘墓穴，将后世古物放在墓底，或兽类打穴，近代物滚入穴中，后来土塞满了，重新掘起，而有此现象，这是要完全注意在地层上的。（丙）整理与报告

古物发掘出来是要整理的。在发掘时每一件古物上均有了一个号码，以所得的先后，顺次由一至若干号。整理时除将泥土除去外，于每坑另记一号码，如第一坑出土的均记一字，第二坑出土的均记二字。每一坑出土的放在一处，做一番研究。古物在地中层次如何？位置如何？有重要可画图的，画一层次位置图，然后分类，把同类的东西放在一处，有破碎可并拢的把它贴起来。又将同类的器物画一层次位置图。各物可照相的把物拍照，如其物要正面侧面上面都要拍照时则拍三次，如系重要而需画图时则另画一图，如其上有花纹文字可拓的另拓。将其大小用尺量。如需要其量，则权其轻重。如欲研究其质料则为化验。

报告书应分三种，兹列其先后的次序于下：

一、发掘报告

发掘报告的次序：（一）序——叙述发掘的经过。（二）省图——如古物是在某省某县发掘的，则绘一个全省地图，上面只将省会及古物发掘的县，并在其县附近的大都市，如从前的府州道，地名写上，以便知道某县在某省的何方，某某大镇的附近。（三）县图——如古物在某县某村，先画一个县境的简图，将县城及古物发掘的村，并其村附近的大村镇，地名写上。（四）遗址附近图——用测量绘制其遗址附近的详图，但要将该村镇也要画上去。（五）遗址未发掘前之照片。（六）遗址正在发掘时之照片。（七）遗址发掘后之照片。（八）重要古物在遗址发现时照片。（九）坑位图。（十）遗址内地层图。（十一）古物在地内平面排列位置图。（十二）古物在地内侧面上下层次图。（十三）发掘的记录——前所说的表格及表格旁的记录，一并发表。

二、古物图录

将古物的照片印上，照片上依次新编一号码，号码下写出此古物的名称。在古物下写二项，一为原系第几坑第几号，写出其号码，一为此古物的大小轻重。一个古物如需要多方拍照时，则仍用一个号码，不过在号码旁注以ABC及方面，如为一A某物正面，一B某物侧面。照片若看不出或看不清楚需要绘图时另为绘图，与照片平列或上下排，照片与绘图应大小相等。如古物上有花纹及文字，应另拓附在照片下。如其古物有彩色，需用色泽的，则印彩色图。图的排列应以类别。

三、研究论文

将遗址的时代，遗物的用途，或用其他出土物比较研究，或用书本考证。文中无必要时不另插图，即引用前一或二的图。而某物与某物有连带的关系，前图排列的不在一起，或将其他出土的古物用作比较，则为插图，便于观察。

遗址若小，古物不多，印成一册分为三部。若遗址大，古物多，可分为一、二、三期印为三册。不宜将发掘报告及古物图录不发表，而于其研究论文中插上几个图，作为发掘的报告，这是太不科学的。有发掘报告做不出，古物图录不愿出，材料据为私有，于其研究论文中插上几个图，以为有人要用他的材料，就得引用他的结论，这完全是个人沽名主义，而学术上贡献太少。有以与个人主张同的，将发掘时情形说得详一点图插得多一点，与个人主张不合的，将发掘时所得的情形不讲图也不插，他人欲反对其结论亦不可得。甚至他要牵强到他的主张，捏造些当时古物在地中情形如何，我们没有参加发掘，又无记录可据，只得任他伪造。（丁）陈列

报告发表不能算为完事，根据考古材料而研究一切的人，不宜以报告书为唯一的凭据，因考古家不是万能的，应自己看到实物，做自己的论证。这些古物是要陈列出公开展览，不宜作为私人产物的。其陈列的方法有三：

一、以时代分

如新石器时代的物，不论石器骨器陶器，均放在一起。以便知当时人类所用的器具的情形为如何。

二、以地域分

如新石器时代，中国发现的很多，应将各地的分类陈列，以便知各地的古物质料形状花纹的异同，而研究其关系。

三、以同类分

以同一类物，依时代先后为序而陈列，兹举二例于下：（A）射远器

将新石器时代的石箭头、骨箭头，及其他出土的铜箭头，各种不同形的分类陈列。将甲骨文、金文上的弓字射字放大，并将周代铜器的猎壶，汉武梁祠石刻，唐宋人画的狩猎图，射箭的姿式拓照悬于壁上。将清代人用的弓箭也陈列出来。汉代的弩机，并将旧日打猎的鸟枪，变法初用的来复枪，现用的手枪、快枪、手提机关，元、明、清代的铜铁大炮，现在用的机关枪、小钢炮、大炮，并各种枪弹炮弹，分别陈列一处。将各射远器射的长度——箭能射百余步，鸟枪能射几百步，快枪能射几里，大炮能射远几十百里；速度——箭每分钟行若干，快枪弹每分钟行若干，大炮弹每分钟行若干；射力——石箭头骨箭头穿木若干深，铁箭头穿若干深，来复枪弹快枪弹穿若干深，大炮弹炸若干大，列一个比较表。（B）载重器

甲骨文上的车字，金文上的车字放大，而仿其形各制一车。周铜猎壶，汉武梁祠石刻，六朝殉葬的陶车，唐宋画的车，又仿其形而造其车。将中国现存旧式的车，如洛阳的独辕车与甲骨文车字形同，山西赵城霍县山内铁轮的小车与《吕氏春秋》等言晋智伯伐仇犹的车类似，北方普遍用的大车、轿车、推土用的土车、运物用的板车、上海沪西的踏虎车；新式的如黄包车、足踏车、修路在小轻便铁轨上推的运土车、摩托车、汽车、公共汽车、卡车、无轨电车、电车、坦克车、火车、飞机。将它制造修理的方法，驾驶及乘座的方法，载重的量数，每分钟行走的速度，购买的价值，使用时的消费，使用时发生的危险，前印各种图中做详细的说明，后做比较表。

古物这样的陈列，参观的人看了，自然生一种进化的心理。专门人才看了如兵工厂人看射远器，知道过去是如何如何进化到现在的，再进一步由现在推测将来，引起一种发明的心绪，自然埋头去研究。

我在《奄城金山访古纪序》中曾讨论到这个问题，兹录于下，以做本章的结论：

考古的工作，应分五个步骤：一调查，二发掘，三整理，四发表报告，五陈列……对于第一步调查的工作未做，无论其偶然发现，或有目的的调查所得，一遇到古代遗址，即着手发掘，未曾做有系统、有计划的工作。至于第二步工作发掘，现在是不少了，发掘本非易事，非大批人才，大批费用，不克臻事，余尝谓无考古学识而发掘古物是毁坏古物，无社会学识去考古是埋没古物，是以现在第二步发掘的工作不做才好。至第三步整理工作，除少数整理外，多堆积在那里，自己不过问，又不许他人过问。至第四步发表报告工作，在莫有大的成绩的，则在报纸杂志上宣传，昙花一显而已，其较有成绩的，而报告不出，有出的也不过是他推论的结果，其材料并不公开。至于第五步陈列工作，现在各地博物馆未有，无地陈列以供展览，尚在不责之例。于其无人才无经费乱加发掘，发掘出未整理，整理出无报告，报告中无材料，何不先行从事调查……通盘计划，某处应先发掘，发掘后在何处整理，整理后如何出版报告，古物在何处陈列，按年分段编成考古计划书，依计划去工作，其成绩定有可观。第一章　周至唐的古物与政治的关系一　夏商古物的传说

我于民国二十年在山西万泉县荆村瓦渣斜，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一个陶罐脱了底，便用一个陶片磨圆放在脱底的陶罐内代作底，又有石刀残破了，便将残破的又磨成锋刃。这两种事实只能认为修补旧物，不能目为爱惜古物。

古物之为宝贵，当系铜器，因黄河流域铜的矿苗不多，采炼的技术不精，铜的产量不多，而且铜可制为兵器、乐器、食具、饮具以及衣服车马等所用的钩环等物，用途既广而产量不丰，是铜的本身不能不宝贵。

铜器古物之被宝贵，初在本身之价值，在传说中有黄帝、禹、启铸鼎之说：《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左传》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逸周书·大聚》：“武王乃召昆吾而铭之金版。”

黄帝、禹、启均夏民族，是铜之发明为夏民族。《墨子》以铸于昆吾，《左传》以昆吾在卫国都城附近。昆吾为夏民族。卫封于殷墟，殷墟中已发掘出铜器，并炼铜的器具，是殷墟附近产铜，或系殷人占据夏人的。甲骨文中有一黄字为地名，郭沬若以其为璜，以璜系玉做两曲鱼形，两鱼相对为圆形，用绳穿贯佩带于身。但璜用玉雕刻为鱼形，而鱼身非鳞而为脊骨及骼骨，这是在山中开矿遇见鱼类化石，以鱼产于水不产于山，山中有此为神物，酋长佩之以示奇异。铜矿为黄色，后仿玉为鱼化石而为璜，黄上加崖壁的附号广为广，广即矿。黄广同声，为开采石时发的声。是黄为产铜之地，或即夏民族所发明，殷人据为己有，周又夺之而去，是以有：《左传》宣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桓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国策·东周策》：“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史记·封禅书》：“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周德衰，鼎迁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

鼎之为九，孟子说他葬亲殉葬前用三鼎后用五鼎，由于他前为士后为大夫之故，如此推算，在周代殉葬的鼎数因阶级的不同，而有庶人一鼎士三鼎大夫五鼎诸侯七鼎天子九鼎之异。春秋战国时人以周代的风俗，而推古代也是如此的。恐系夏人发明炼铜，殷人据其矿地；殷人炼铜铸鼎，周人迁之于洛阳，或为事实。不过所争者为铜而非为古。二　西周之分器与东周之争夺

铜器在黄河流域产量不多，而采炼又非专门人才不可，是以矿产为政府所专有。有自用铜铸器的：“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吴择其吉金，自作饮具，其眉寿无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王子吴鼎》。

有赐铜铸器的：“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雝父戍在古，师从师父夙事事于舒侯，蔑，历锡金，用作旅鼎。”《禹鼎》。

有赐贝货币购铜铸器的：“克厥师相蠃，王为周愙锡贝五朋，用为宝器，鼎二敦二，其用享于乃帝考。”《愙鼎》。

有将旧器赐人的：“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分康叔以大吕……分唐叔以密须之鼓。”《左传》定四年。

政府以铜器赐给有勋劳的人，而受赐的人把他的功劳铸于铜器上，为的是：“攻其邻国，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墨子·鲁问》。“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做林钟，而铭鲁功焉。臧仲武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做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左传》襄十九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代，可谓恭矣……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礼记·祭统》。

不论其为称扬祖先之美，或遗传后世子孙，其铜太少，不能大量地铸造，于是有希望多赐献的：“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于是怨王。”《左传》庄二十一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搜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戚钺秬鬯雕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叔向曰：‘王……又求彝器……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左传》昭十五年。

有的以他人无款识的鼎，陈于宗庙，冒充自己的：《汉书·郊祀志》：“鼎小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春秋》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有的毁他人的古器而另铸的：“吕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钟以为公盘。”《左传》襄十二年。

于是国际之间，以古物为外交，如：

晋伐齐战于巩，齐师败绩，“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献玉磬与地，不可。”《左传》成二年。

晋执邾悼公疆鲁田取邾田，鲁乃“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左传》襄十九年。

晋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左传》成十年。

晋伐齐，齐“赂晋侯以宗器乐器”，郑代陈，“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左传》襄二十五年。

齐伐燕，“燕人行成，曰‘先君之敝器，请以谢罪’……赂以瑶瓮玉椟斝耳。”《左传》昭七年。“齐侯伐徐……徐人行成……赂以甲父之鼎。”《左传》昭十六年。

晋伐郑，“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左传》襄十一年。

有为求古物而用兵的：“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吕氏春秋·审己》。

伐人之国而“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及《孟子·梁惠王下》。

甚至有盗掘古墓，欲得古物售以求利的：“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强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世固不安矣。”《吕氏春秋·节丧》。“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故宋未亡而东冢抇，齐未亡而庄公冢抇。”《吕氏春秋·安死》。

有故意神秘其物的，如九鼎自传说“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后，而“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而王孙满对楚庄王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三年。“秦兴师临国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请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于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经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涂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敝邑固窃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壶醯酱瓿耳，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械器被具，所已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涂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敝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战国策·东周策》。“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按兵而勿出，可以练东周，西周之宝可尽矣。’”《战国策·东周策》。“东周与西周争，西周欲和于楚韩，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不如谓楚韩曰，西周之欲入宝，持二端。今东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宝不入楚韩，楚韩欲得宝，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宝出，是我为楚韩取宝以德之也。’”《战国策·东周策》。“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战国策·秦策》。“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史记·封禅书》。“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史记·秦始皇本纪》。“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史记·封禅书》。

秦既灭周，齐未迁鼎，而周都在河南洛阳，彭城在江苏铜山，周鼎何能没在泗水彭城下？是周室诚无藏夏迁商商迁周的九鼎，周人故意神秘其事。周亡后九鼎无出，乃讹言宋社亡时没于泗水，秦始皇斋戒彭城，汉文帝立庙汾阴，均上其当。三　汉唐之祥瑞

汉承周秦争古物之风，政府有大宗古物收藏，如梁孝王“有罍尊，值千金，戒后世善宝之，毋得以与人。任后闻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任后绝欲得之，王襄直使人开府取尊赐任后”，他的古物最贵重的当为此尊，而价直千金合计为巨万，他的收藏“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汉书·文二王传》。政府的古物中有齐桓公器：“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史记·封禅书》。

汉武帝以得鼎改元献于宗庙：“元鼎元年五月……得鼎汾水上。”注：“应劭曰：‘得宝鼎，故因是改元。’”《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六月得鼎后土祠旁……做宝鼎之歌。”《汉书·武帝纪》。“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以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曣，有黄云盖焉，有麃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做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史记·封禅书》。

汉宣帝立古物祠，而美阳所得之鼎，从张敞谏未立于祖庙：“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注：“刘敞曰，‘四祠：随侯珠一也，剑宝即斩蛇剑二也，玉宝璧即受命宝和氏璧三也。三物皆汉天子世传者，并周康宝鼎为四。周康宝鼎似汾水所获鼎也。’”《汉书·郊祀志》。“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汉书·郊祀志》。

汉明帝以得鼎列于祖庙赏赐群臣：“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耶？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陈鼎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后汉书·明帝纪》。

汉和帝时于匈奴中得到周鼎：“匈奴……遣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宪乃上之。”《后汉书·窦宪传》。

汉章帝于美阳得鼎：“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车驾西巡至槐里右扶风禁上美阳，得铜器于岐山，似酒樽。”《宋书·符瑞志》。《后汉书·董卓传》：“卓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袁宏《后汉纪》：“卓发洛阳诸陵及大臣冢墓，坏洛阳城中钟以为钱。”

三国至隋唐，承汉代得古物载于《封禅书》及《郊祀志》之例，乃将其所得，载于《符瑞志》、《祥瑞志》、《灵征志》中，兹录于下：“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戍，宝鼎出临平湖，又出东部酃县。”《宋书·符瑞志》。“吴孙皓宝鼎元年八月，在所言得大鼎。”同上。“天册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银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三国志·吴志》卷三。“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二月，晋陵武进县陈龙在田中得铜铎五枚。”《符瑞志》。“东晋太与元年会稽剡县人家井中得一钟，有古文铭，长三寸，口径四寸，即浅钟。”《尔雅李巡注》。“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舂谷县山崩，获石鼎，重二斤，受斛余。”《符瑞志》。“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铜钟四枚，太守褚裒以献。”同上。“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南掖门有马足陷地，得铜钟一枚。”同上。“晋义熙十二年‘庐江霍山崩，获六钟献之’。十四年‘汉中成固县，汉水崖际……崩，有铜钟十二出’。元熙元年‘竟陵郡江滨出石铜礼器十余枚’。”《南史·宋武帝纪》。“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县章山水侧自开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以献。”《符瑞志》。“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石钟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以献。”同上。“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阳获古鼎于水侧，有篆书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萧思话以献。”“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宁县出铜钟，江州刺史广陵王绍以献。”“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临川宜黄县民田中得铜钟七口，内史傅徽以献。”“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晋陵延陵得古钟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以献。”“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获铜路鼓四面，独足，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以献。”“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获古钟，高一尺七寸，围二尺八寸，太守张辩以献。”“泰始五年五月壬戌，豫章南昌获古铜鼎，容斛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献。”“泰始七年六月甲寅，义阳郡获铜鼎，受一斛，井盖并隐起镂，豫州刺史段似荣以献。”“顺帝升明二年九月，建宁万岁山涧中，得铜钟长二尺一寸《齐书·祥瑞志》云‘边有古字’，豫州刺史刘怀珍以献。”以上均见《宋书·符瑞志》。“建元元年十月，浩陵郡蜓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澈若龙吟，求之积岩莫有见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至明往获古钟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永明四年四月，东昌县山，自比岁以来，恒发异响。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岩褫落，县民方元泰往视，于岩下得古钟一枚。”“五年三月，豫宁县长岗山，获神钟一枚。”“九年十一月，宁蜀广汉县田所垦地，入尺四寸，获古钟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围四尺七寸，县柄长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于陶所瓦间见有白光，窥寻无物，自后夜夜辄复有光，既经旬日，村民张庆宣瓦做屋，又于屋间见光照内外，庆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发视，获玉玺一钮，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典阿县民黄庆宅左有园，园东南广袤四丈，每种菜辄鲜异，虽加采拔，随复更生，夜中恒有白光，晈质属天，状似县绢，私疑非常，请师卜侯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获玉印一钮，文曰‘长承万福’。”“永明二年，冠军将军周普孙于石头北厢将堂，见地有异光照城堞，往获玉玺一钮，方七分，文曰‘明玄君’。十一月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云，众鸟回翔其间，祥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兽钮，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于虏太后师道人惠度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付道人惠藏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

十年，兰陵民齐伯生于六合山获金玺一钮，文曰‘年予主’。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宫亭湖得靫戟二枚，傍有古字文，远不可识。

泰始中，世祖于青溪宅得钱一枚，文有北斗七星双节，又有人形带剑。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钱，文曰‘太平百岁’。”“永明七年，齐兴太守刘元宝治郡城，于堑中获钱百万，形极大。”“十年，齐安郡民王摄掘地得四文大钱，一万二千七百十枚，品制如一。”以上均见《南齐书·祥瑞志》。“世祖延和三年三月，乐安王范获玉玺一，文曰‘皇帝玺’，以献。”“太延元年，自三月不雨至六月，使有司遍请群神，数日大雨，是日有妇人持一玉印，至潞县侯孙家卖之，孙家得印奇之，求访妇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疫平’。寇天师曰‘龙文纽’，书云此神中三字印也。”“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于坏楼所城北故佛图处，获玉印以献，印方二寸，其文曰‘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亨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民获玉璧、玉印各一，以献。

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师仍获玉玺二。”“太宗永兴三年十二月，北塞候人获玉板二以献。”“孝静天平二年二月，员外散骑常侍穆礼，得玉板一，广三尺，长五尺，头有两孔，以献。”“肃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静林寺僧在阳邑城西橡谷掘药，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盖一，并以献。”“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邦镇将上言，于镇城西二百五十里，射猎，于营南干水中，得玉车钏三枚，二青一赤，制状甚精。”以上均见《魏书·灵征志》。“景明四年，并州获古铜权，诏付崇，以为钟律之准。”《魏书·律历志》。

开皇十一年“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隋书·高祖纪下》。

唐至五代的古物：“则天时建昌王武攸宁，置内库长五百步，二百余间，别贮财物，以求眉一夕，为天灾所燔，玩好并尽。”《唐书·五行志》。“开元十一年玄宗祀后土，获宝鼎，因改为宝鼎。”《唐书·地理志》。

开元十年“初有司奏设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有篆‘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唐会要》卷十上《杂录》。“天宝内库有青瓷酒杯。”《云仙杂记》。“天宝三载，陕西郡太守李齐物开三门石下得戟六，刃有‘平陆’篆字。”《旧唐书·地理志》。“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侁，献定国宝十三，（一）玄黄天符，（二）玉鸡毛，（三）谷璧，（四）西王母白环，（六）如意宝珠，（七）红靺鞨，（八）琅玕珠，（九）玉玦，（十）玉印，（十一）皇后采桑钩，（十二）雷公石斧，无孔。”《唐书·五行志》。“宝历二年五月，神策军修苑内古汉宫，掘得白玉床，其长六尺，以献。”《唐书·五行志》。

乾元二年“寺观钟及铜象多坏为钱”。《旧唐书·食货志》。

贞元十五年正月“柳州蓝山县山摧，获古钟四枚”。《唐会要》四三《山搉石陨》。“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其体轻薄，花纹细而可爱，非古器也。”《格古要论》卷六《新铜器》。“周显德二年九月一日，敕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并寺观内钟磬钹相轮大珠玲铎外，应两京诸送州府铜器物诸色，限五十日内并须毁废送官。”《五代会要》。第二章　东周至唐的考古学者一　考古的起源

原始人类，只顾目前，不管过去。迨至人事日繁需要记忆而发明文字；为纪念前人的功德而叙述其事，叙述得久了成为历史；但古人的历史往往包括神话在内，欲求其所以然，不得不考古。

殷墟甲骨文有史字，其祭祖有自某某至某某顺次排列的，是殷人已有简单的历史，但殷亡之后其史未留存下来。周兴其史当详，但平王东迁史籍未与俱行，其详已不可得而闻。列国诸侯地居边陲，社会的演进为晚，及至平王舍宗周而迁东周，同迁的人为谋地盘而发生战争，于是战端大启，各国诸侯为力谋整理内政处理外交而有史的产生，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史记·秦本纪》。而“《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左传》昭十五年。“晋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史记·晋世家》。“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当为平王使史鱼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吕氏春秋·当染》。

秦文公十三年为周平王十八年，辛有为平王初年人见《左传》僖二十二年，鲁惠公亦在平王时，可知秦晋鲁之有史在东周初年。其史有的不记日月，如《国语》、《左传》《左传》原同《国语》，系分国记事的段片史，有的记月日如《春秋》的简单史。但有以史作鉴戒的，如：

楚申叔时对楚庄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国语·楚语》。

司马侯对晋悼公说：“‘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善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国语·晋语》。

善于《春秋》的人可以为人师，而善于《春秋》莫如史官，史官有博学的，如楚灵王说左史倚相：“是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十二年。

但是楚子革说：“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同上。

史官尚不能知远，于是有借古物而考证的。初则引其铭文：“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祇离咎也’。”《国语·晋语》。“孔丘圣人之后也……其祖……正考父……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左传》昭七年。

继有对于古物有研究，真伪请其鉴别的：“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于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于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于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吕氏春秋·审己》。

再则因其博物，给鼎以奖其学的：“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吕之二方鼎。”《左传》昭七年。二　孔子韩非及吕不韦的考古

春秋以前贵族方有入学校的权利，孔子本贵族之一，以其不用于鲁，乃游于各国，将“有事……服其劳”的作为“弟子”，平民乃有求学的机会。老年归鲁，声名大著，公然在杏坛设教授生，鲁当局亦不加以干涉。孔子又本其“以吾从大夫之后”之力，向当局借得材料，编了一部近代史《春秋》作为教科书。但对于古史，鲁国是没有材料的，只得向各地去找：“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焉，吾得《坤乾》焉。’”《礼记·礼运》。“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升太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致者七十余人。”《韩诗外传》。

杞宋找不到夏殷的史料，乃在鲁太庙中研究古物：“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荀子·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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