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耿仁秋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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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路上试读：
自序
今天把写过的散文整理了一下，吓了自己一跳。我以为自己没怎么写东西，整理出的文字竟有二十万字。时光太短太长，像流逝的河水。我这里扔一篇，那里扔一篇，当我忘记许多人和许多事的时候，这些我曾写过的文字同时也被我记忆的河淹没了。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一贯都过于懒散。但是在这里，原因就不必说及了。
到过东京涩谷的人，可能都知道车站附近有一个狗的铜像。人们通常把铜像做约会的地点。我也在铜像那里等过几次朋友。我一直认为，就是这个原因，才会令铜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后来我看了电影《忠犬八公》，于是知道了狗的名字叫八公，八公真实存在过，还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之后的某一个周末，我一样去铜像那里等人，当我的眼光抚摸八公的时候，竟觉得八公不是铜像，是一条真的狗。之所以在这里说起八公，是因为今天我重读自己的文字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八公的事。虽然八公也不过就是一条狗，但是，那么多人记住它却是因为它的故事与众不同：尽管它的主人已经去世，它却仍然在车站等待主人的归来，等了十年，等到死。上个星期，我跟朋友去涩谷，看到铜像八公的时候，朋友对我说：“《忠犬八公》这个电影，看一次，我就会哭一次。”我想说，我朋友哭的，其实不是狗八公，而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生命的无常与无奈，是人类内心缺失的爱与忠诚，是哀伤，也是渴望。
不敢说这本书像狗八公似的与众不同，但是，我敢说这本书跟狗八公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1980年我离开大连去长春上大学，1984年去北京工作，1992年留学日本，它们是我人生的一次次的上路。每天经历的新的生活，液体般在我的身边涌动。每一个经验都很宝贵，每一样感知都很重要。世界是如此陌生，但是，身体的温度不变，心总是温暖的。狗八公被剥夺了主人而开始的等待行为，人们视之为忠义并被唤起了内心强大的感动，大到感动了整个世界。美国将狗八公的故事改编成电影，美国人也为日本的一条狗流泪了。狗八公是秋田犬，秋田犬因狗八公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有秋田犬的家，在世界各国，慢慢多起来。大爱无疆，爱如山如海。爱是悲切的，悲是深沉的，爱与忧伤一样完美，一样可以放之四海。回过头来说我，耗尽所有的情感之后，对生活深思熟虑的把握，好像空气一样把我包围起来。感谢生活，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可以用满脑碎银来形容我的脑子里浮现出的童年的居屋、母亲、父亲、姐姐、富士山、温泉、和服、花火、茶道、生鱼片和成群成群的夏的野鸟。这些琐碎片段其实是对过去的生活的一种承继，就是它们包围着我。它们是流星划过我的脑子时留下的一个个闪闪发光的感触。比如母亲，是我埋藏在内心的一平方尺的寂静和温馨。生鱼片，我觉得是一幅美丽的画，而温泉是暖暖的情。和服像花，花火燃烧出一寸寸风情。一杯绿茶可以喝尽所有的山清水秀。事实上，真实的生活是无法捉摸的，而文字的确是有形有味的。总之，我写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一情，它们遍及我生活的很多边边角角，是生活的日常，有些甚至就是鸡毛蒜皮，篇篇也不甚有联系。但是它们是我的生命感触。这些感触跟狗八公给人们带来的泪水有相同的意义。
今天虽然是九月里的一天，日本仍然高温。但是，早晨伯劳鸟的清脆的叫声，却令我感到秋的凉意。我察觉到秋已经到了。
第一辑 往事随风
西湖里有我年轻时流过的一滴泪
我只去过一次西湖，还是三十年前。那时我24岁，风华正茂，在有名的《青年文学》杂志做文学编辑。
除了看文学稿、编文学稿，平时朋友聚会的时候谈的也都是文学。我那时喜爱日本文学，日本文学里又最喜欢川端康成。和文友谈文学的时候我就引用了川端康成的一段话：“听我谈文学，不如到碓冰去观赏月色，无疑那里更富于文学色彩。高原早已是秋花烂漫，比如那些细茎上稀稀落落地绽开了地榆花，像结着小桑子似的。哪怕是三分钟，仔细地观赏那些花也比阅读千百篇无聊的小说更富有文学性。所谓文学，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即使在一片叶或一只蝴蝶上面，如果能从中找到自己心灵上的寄托，那就是文学。”
24岁的我同时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出版了《父亲和他的情人》《夕阳又在西逝》等文集，想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成为川端康成那样的文学大家，想将来自己的后代能够说我是中国文学的巨人。
这种自觉忽然令我感动。
我反反复复想象这样一个能够寄托自己心灵感受的地方。
浙江省有一个杭州市。杭州市的西部有一个湖叫西湖。西湖有十景，分别是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雷峰夕照、三潭印月、柳浪闻莺。
苏堤春晓、平湖秋月、曲院风荷、断桥残雪不用说就知道与季节有关，雷峰夕照则与时间有关，而双峰插云、柳浪闻莺昭示的是人的视觉和听觉。
一个西湖好像一个装满了天地人时的罐子，一个西湖被无法穷尽的词语概括。《湖心亭看雪》中，张岱笔下西湖的冬的景色是这样的：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粉妆玉砌一目了然。
袁宏道喜欢游山玩水，他在文章中说杭州本地人通常在上午11点到下午5点之间游览西湖，但是实际上日升日落的时候西湖的山的姿态、花的柔情、水的情意才会另有一番风味。“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诗将西湖的夏景精妙地概括出来。
太多对西湖的美的描述几乎令我觉得西湖的美已经接近于一种迷信，如果去观赏一下，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新的感触。这感触是什么，也许就是川端康成所说的文学。
年轻时的我喜欢他人的颓废，好像日本的画家、诗人竹久梦二，他活得好是因为他对死的理解远远超过对生的理解。他企图通过女性与人性的和解来造就男女的恋爱悲剧。
最优秀的艺术家，其实就是实验家。实地实物可以直接活跃人的感官，而如果我可以像张岱、袁宏道、杨万里那样给西湖的山、西湖的水、西湖的花赋予更多生命力的话，西湖就一定会赋予艺术家更大的写作能力和价值。我或许就可以成为想象中的文学大家。
去西湖时我的心情好像跑步时脚不着地那样轻快。杭州的一位青年作家小周到车站接我并陪我同游杭州。小周是典型的江南美男，一米八的个子，眼睛、鼻子、嘴，都好像是精制出来的。他安分守己，所以喜欢穿西装，我24岁的时候国内没有几个人穿西装的。小周比我大两岁，所以我们在一起就是年轻男女。我和小周是在一次文学笔会上认识的。笔会在定海召开，我记得《北京日报》一位姓刘的记者从朋友那里得到绍兴酒和臭豆腐，晚上他叫上我和另外几个人去他的房间喝绍兴酒。也许是臭豆腐不对劲儿，喝完酒回我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就又呕又吐。
三天后我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小周。他说我睡了三天，他还说医生告诉他所有的检查都做了，但是找不到原因。葡萄糖点滴吊了三天我精神无比，原因用不着查了，倒是小周在病床边陪了我三天这个事实令我感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心底萌生，但是我那时正在和其他的男孩谈恋爱，并且是以结婚为前提。随波逐流，随风来随水去，年轻的我也许会成为风成为水而将自我失去。我不知道。以后的事有谁会知道呢？
出院后我回到笔会安排的旅馆，回旅馆后才知道小周去医院陪伴我的事是避着大家的。我也不提这事，只是心中更加多了一份思绪缠绵的梦。
巧合的是，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包梦梅导演也住在小周为我安排的同一家旅馆里。包导演当时正在着手制作《大学生与放牛娃》一片。我和小周去旅馆的饭店吃饭，打算吃完饭去西湖慢慢地赏夜景。
饭店不大，我和小周的座位的旁边就坐着包导演。“你们是恋人吗？”
包导演的突然提问令我和小周相视而笑。我和小周在一起，已经不止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也许我们两个人真的很般配，我们是一对正处在黄金年龄的青年男女。我们年轻，我们漂亮，我们心心相印。
包导演说她正在找演员：“你们两个人正好可以演主角。女的是大学生，男的是放牛娃。你们两个人就留在杭州拍完我制作的这个片子。我也不必再找演员了。”
小周看着我并对我说：“你决定吧，你想当演员，我就配合；你不想演我也不参加。”
我要包导演容我想一想。想一想其实就是我打电话征求一下正恋爱着的男朋友的意见。男朋友对我说：“如果你当演员，我们之间就算吹了。”
我对小周说：“我们还是回绝包导演的好意吧。”
和小周在西湖漫步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将大学生和放牛娃抛到脑后。因为伴着月色，我就找寻来西湖前读过的诗句。“月明白鹭飞”“明月出天山”“花坞苹汀”“西南月上浮云散”，等等。“太多了，多得对不上号了。”小周在一旁说。我本来想找出什么生动的语言来表达我眼里的西湖的美，除了山也好看、花也好看、水也好看之外，我感到的就是心情很好。心情好极了。我的心情是一座花园。
我用不是自己的语言回答小周，我说：“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美的，美不胜收。”
年轻的我找不到美丽的诗句来描述西湖的魅力，但是我想问问川端康成，年轻的我的内心被西湖所唤起的快活的情感，还有我和小周，我们两个人，为了一片荷叶的形状似椭圆形的鸡蛋就会兴致勃勃地联想半天，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情景，是不是也可以叫作文学？自古以来，太多的文人用诗用词用散文写西湖，为西湖所倾倒，西湖也因此留存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列举的好比《武林掌故丛编》《西湖梦寻》《西湖集览》《西湖志》《湖山便览》等。说到佳句，则可以列出好多名人来，白居易、苏轼、柳永、徐志摩、胡适等都曾吟咏过此处，而我的感觉则是我想写西湖的时候文学就不知不觉地溜走了。文学不是从西湖出发的，文学是从西湖给人的内心所唤起的某一种心情出发的，好比我的快乐。
年轻的我受川端康成的影响特地跑到西湖寻找文学，西湖虽然没有令我发狂般感到喜爱，但是西湖给了我一种特殊的快乐。西湖不仅是一个地名，不仅是一个文人墨客所倾倒的地名，西湖连一片荷叶都会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感受。我记住了西湖是一个令人心情好极了的湖。为了这份心情我还会再来西湖。人是为了追求快乐而生存的。
在苏堤的映波桥我和小周分手。时光突然像桥下的水踉踉跄跄。月亮膨胀起来，月光下我和小周的影子也变成椭圆形。杨柳夹岸，柳丝于清风中飘忽舒卷。“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离开西湖到北京。”小周对我说。
小周知道我在恋爱。
桥下的荷叶正是最好看的时候，如四季的长廊。
轻轻地西湖水在流。
桥两岸的所有鲜花是小周送给我的花束。
小周陪我游西湖也还是穿着西装。小周穿西装的样子常令我有点儿依恋。我扯扯小周的衣袖，对小周说：“西装真的很适合你。”
我知道有一滴泪水无奈地落在西湖里。
三十年过去了，我除了没有忘记那一种快乐的心情，还记得西湖里有我的一滴年轻时流过的泪水。
闭上眼睛
2017年10月22日凌晨，三姐死在大连市的一家医院里。三姐躺在病床上，瘦得皮包骨，竭尽全力，对握着她的手的丈夫说了声谢谢就走了。最后的一口气似天使的一声叹息。
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死亡原因是末期癌。我，还有哥，比任何外人都知道三姐并非死于癌，而是死于一种自杀行为。
法国作家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话下，都是些儿戏罢了。
同是一个爸妈生的，六个兄弟姐妹中三姐好像属于额外的那一个，像一粒饱满的种子，随便埋到哪一种土壤里，都会开花，会鲜艳。三姐明快宽容，其他的兄弟姐妹无可比拟。虽然人都免不了一死，但是，看起来最不容易死的人先死了，是死的可怕之处。三姐死时刚60岁。
三姐是好姐姐。从小到大，我没有三姐和我以及其他兄弟姐妹吵架的记忆。三姐只大我6岁，事事都让着我，也让着其他兄弟姐妹。我能够大学毕业，也是多亏三姐。我21岁的那年冬天，爸突然死了，哥发电报到大学叫我速归。回大连的第二天爸就火化了。火化的当天晚上，妈召集全家人开家庭会。大姐和大姐夫、二姐和二姐夫、三姐和三姐夫、四姐和四姐夫、哥和嫂子，还有妈和我，围坐在饭桌前，妈说开家庭会是为了我读大学的学费，妈说我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希望每个家庭可以每月摊点儿钱出来。
爸刚死，家里气氛比较沉重，妈提到钱，气氛压抑。没有人接妈的话，沉默中我觉得应该表个态，深吸一口气，我看着每个人的脸说：“爸死了，没人供我学费了，我是你们的小妹，你们供我是应该的，但是我毕业后会回报你们。”
大姐夫接过我的话，说我一个大学生实在是太不懂事。大姐夫说：“即便是小妹，并不能因此说我们供你读书是天经地义的。”
我觉得理亏，想找适当的话解释的时候，三姐抢着说：“多有多帮，少有少帮，五个人帮一个人，不是天大的事。”三姐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当班长，会领导人。
每次从大连返校的时候都是三姐和三姐夫去火车站送我。每次都买一袋苹果。三姐夫和我一起上车，找到我的位置，三姐夫将苹果放到我的座位下再下车。隔着窗玻璃，我与三姐和三姐夫互相看着对方笑，笑到火车开起来，于是三姐和三姐夫跟着火车跑，一边摆手一边大声喊：“要好好学习啊！”爸去世的那一次，三姐和三姐夫一边摆手一边喊：“要保重啊！”
大姐夫说得对，没有什么人供我读书是应当应分的，所以三姐所说的话，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我第一次尝到被人从水里捞上来的滋味。以后我常常帮助一些“落水”的人，有人说我的心太软。
1992年，我到日本留学，此后的数年里，我找工资比较高的大学教授做担保人，将哥、大姐还有三姐，一个个办理来日本探亲。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而是好像伸手摘天上的一颗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那时流行一句话，能出国的人，不是有钱的就是有名的。这话不对，好比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有的是运气。我所翻译的书，作者是一位教授，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大学读研究生，学费相当便宜。大姐、哥和三姐能来日本，也是运气，缘于我想报他们当年供我读书的恩情。
但是，即便是这点儿报恩之情，也如泡沫般很快消逝。不说大姐，也不说哥，只说三姐，白天我外出的时候她去车站散步，自己在车站边的饭店里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饭店老板是大连郊区的庄河人，三姐在厨房里不叫他老板叫哥，我去表示谢意的时候老板随着三姐叫我妹。三姐发工资的日子，将一个信封递给我，里面有三万日元。三姐说三万太少，但是一点儿心意。我不肯收，三姐认真地对我说：“这钱你一定得收，不然我住在这里会觉得不踏实。”我第一次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以后再没有过这种感觉，恐怕一生都不会有。
妈去世后，我几乎将三姐当妈。三姐从日本回国后，我几乎天天给三姐打电话。一只麻雀不小心撞到我家的透明窗玻璃，我照顾受了伤的麻雀，麻雀伤好后，我从同一扇窗放它飞到天空。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我在窗玻璃上贴了好看的纸花样。哪怕是这样的小事，我都跟三姐说。太多鸡毛蒜皮的事，如今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儿子的事却令我终生难忘。那时儿子只有六岁，一感冒就出荨麻疹，跑了无数家医院，一直查不出原因。一天，儿子坐在我的膝盖上问：“妈妈，为什么偏偏是我呢？”我抱着儿子，虚伪地说：“因为你勇敢，上帝知道你会承受，还知道你会击败这个病。”
我哭着将与儿子的对话告诉三姐，三姐对我说：“西医治不了，也许中医可以治。”三姐去中医院，将我在电话里说的话重复说给医生听，医生给三姐配了个药方，三姐拜托中药房按配方将药分成小袋，一天一袋，一下子买了九十袋。国际快递一个星期就把药送到我家。好多成分我不认识，但是我认识蛇和毒蝎子。中医不得了，以毒攻毒。怕儿子看见蛇不肯喝药，等儿子睡着后我在夜里将药煎成汁。汁很苦，儿子不肯喝，我就大声吼儿子：“就是捏鼻子灌也得灌下去，你不是很勇敢吗？”
发现儿子不再出荨麻疹时，我才意识到儿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治好了病的。不知不觉中，总是三姐在帮助我，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给一个旧友的手记》里写道：“我说不定会自杀，就像病死那样。”我喜欢这句话，我将这句话理解为：芥川龙之介认为病死般的自杀是死的最好的形式。三姐没有读过芥川龙之介的书，当然不是受芥川龙之介的影响。三姐不是作家，但与芥川龙之介有相同的思维。三姐得知自己的病是癌症后，自始至终拒绝吃药。癌症到了末期，身体开始剧痛，三姐夫忍不住，偷偷地通过各种渠道搞来大麻，偷偷地将大麻煮成水给三姐止痛。三姐知道癌已经到了晚期，开始拒绝吃饭。三姐一天天瘦下去，瘦到令人不忍目睹。三姐夫看不下去，求三姐吃饭，哥也求，我也求，我说：“就当是为了我，求你吃一点儿东西吧。”我这样说，三姐会喝一小碗豆浆或者小米粥。三姐能说话的时候对我说：“医院那种地方身不由己，想好好死都不行，会被活活折腾死。”
慢慢地，三姐不肯说话了，也许根本就没有说话的力气。三姐每天看左边墙壁的那一扇窗。不知道三姐为什么看窗，看窗时在想什么。我试过以各种方式看天空，唯有躺着看天的时候，才可以感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深邃。我从日本打电话，劝三姐去医院，三姐说不去。我又劝三姐吃饭，三姐就说：“你不懂，我已经看见了。”我执意劝下去，三姐就将电话转给哥。
不治之症最终导致死亡，死亡后什么都没有。癌症末期的三姐未来也只剩下死亡。在我看来，三姐不吃药，不吃饭，不住院，是一种反抗，用反抗等待她唯一能自己争取的“好好地死”。事实上也许并非如此，三姐每天躺在床上看窗外的天空，看到什么只有三姐自己知道。好多人只有在临死前才有时间看东方的日出和西方的日落。我问三姐究竟看到了什么，三姐说：“说了你也不会懂。”三姐的心好像只属于她自己。三姐越来越衰弱了，脸发青，眼圈发黑，阴气逼人，似鬼魂附体。哥怕我不相信，特地拍了一张三姐的照片发到我的手机上。我看了三姐的照片，泪水止不住地流。只有妈去世的时候我才流过同样多的泪水。但是我很快平静下来，反复凝视中，我发现三姐的眼神里有一种风情，似海水，水顺风来而随波去。
日本的哲学家梅原猛在评论《源氏物语》中的人物浮舟时，做过这样的解释：浮舟确是鬼魂附体……除死于非命之外，别无其他活路。只有这样的人才获得佛祖的拯救，这就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三姐与我的儿子
三姐是被佛祖拯救的人吗？但愿是。
死亡仿佛是距离我非常遥远的一扇门，我知道三姐已经走到门前，正竭尽全力推那扇门。分别的时刻快到了，也许就是今天。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再一次劝三姐吃药吃饭了。哥也对我说：“没办法。”三姐夫说：“只有等她不省人事的时候叫120。”但是三姐预感到了自己的死，那天夜里三姐突然对三姐夫说：“你送我去医院吧。”三姐连死都不给家人添麻烦。
在痛苦中挣扎着活下去是坚强，判断不值得活下去是勇敢。三姐用她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并面对死亡。三姐有权利反抗她自己的生命，她通过选择死掌握她自己的人生。也许荒诞，也许自相矛盾，但是我没有选择死的勇气，所以我不会懂得死，也不会懂得三姐。心甘情愿长眠的三姐，内心一定是平和的。
三姐推开临终的门，跨过门槛，临终的门重新关上。三姐在门的另一边。三姐和我们，虽然只隔着一扇门，却世各一方，生的世和死的世。
我手机里哥拍的三姐那一张照片是凄凉的、阴冷的、病态的一张女人的脸。三姐已经死了，这张脸不再是三姐的。女人的脸从但丁的肖像画中跳出来：这张脸摆脱了世俗的污浊。作为姐妹，我活着，三姐就不会消失，好比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来怀念三姐，三姐的“生命”就持续活在我的心里。死了的三姐依旧给我更加深刻的爱的力量。
三姐夫对哥说三姐留给他的几乎都是想头。虽然不是全部，三姐的某些部分却活在三姐夫的脑海里。只要想起三姐，三姐夫就能看见三姐。孤独不是一个人，孤独是心中没有可以爱恋的人。三姐家的鞋柜里，那双三姐穿过的鞋，有一刻也许会活起来，两只脚穿着它，从鞋柜里走出来，去遥远的一片田地，那里是三姐和三姐夫恋爱的地方。
哥不相信命运，自信到可怕，但是六个兄弟姐妹中哥的命最好：家里除哥一个男孩之外，其他的都是女孩，独生子用不着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哥生于1953年，赶上“文革”后的第一次大学考试，成为六个兄弟姐妹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所有属于时代的好机会，哥一个也没有错过。哥现在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因着欲望而得到的。有一次哥学开车，花了好多钱却没有拿到驾照，哥说腰酸背痛实在忍不到最后，这件事也许是哥一生中唯一遭受的挫折。三姐去世后，哥连着几天说：“吃药的话就不会走得这么快。”有好长一段时间，三姐没有吃药这件事，成了哥无法快乐的原因。“我心情不好”成了哥的口头禅。我对哥说：“你也说过没有办法，除了尊重本人的意思，还能怎样？”我接着说，“你说再劝她吃药的话，担心她甚至会咬自己的舌头，你忘了你说过的话吗？”哥以他自己的方式爱着三姐。
不能抚摸三姐的肉体，但是哀切的悲痛和深沉的爱，让我从记忆的温田里拾起一片片属于三姐的、属于我的过去。爱变得亲切，死亡令我感到对肌肤的眷恋。最珍贵的人或者东西，只有闭上眼睛的时候才能看见。我闭上眼睛，窗外正下着大雨，雨像大滴的泪珠。
我与永和
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聊天，她问我是否知道微信，我说不知道。朋友说我一定活得十分孤独，微信早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连小学同学都能帮你串起来。我问微信是什么，朋友说是一个软件，下载后就可以使用。说起来或许没有人相信，这是去年的事。
加了微信后，电话号码将一大群人串起，于是我知道在日本有一个用中文写小说的圈子，还有一个用中文写小说的笔会。圈子里浩浩荡荡几十个人，消息也多得不得了，如此我得知有二十年未见的陈永和也在写小说和散文，并且写得不错。
约好了在我家见面，我去车站接她，她笑着向我摆手，看上去无忧无虑，二十年的光阴好像被她一摆手就摆掉了。
之后又见了三次面，我们谈到好多事。与陈永和聊天，我发现她对自己对他人似乎不添加她自己的眼光，但是谈到我好多年不写作的情况时，陈永和却让我感到隐藏在她内心的热烈。她这样对我说：“黑孩，你要相信自己，走出自己，你可以重新写的，你不该放弃。”她的这些话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本来我以为写作是过去了的事情，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陈永和对我的鼓励像远方的闪电，一瞬让我看见远方的一条小路。
与陈永和见面后，我还真写了几篇散文。《寅次郎的故事》在《北京文学》杂志上发表后，陈永和说：“黑孩，你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走。”《话说西湖》《富士山和生鱼片》在《中国文化报》发表，《闭上眼睛》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陈永和比我还高兴。她对我说：“黑孩，你走得挺好，坚持下去。”显而易见，我应该感谢陈永和，昨天写出长篇的第一行，我发微信给她，说无法接受这个开头，还说早年一天写一万字，现在一千字都难。陈永和回话说：“堵塞了那么多年，哪能一下子就哗哗地流啊？写作是生命，要慢慢来，将生命写到最好。”原来她憧憬文学至此。我感动到无语，觉得一生一世都可以跟陈永和用一个鼻孔出气。我本来在日本的区政府工作，很稳定，重新写作后我开始犹豫要不要辞去这份工作。看到我犹豫，陈永和就说：“你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写，你辞职写啊，再不写就没有体力写了。”我怕写不好，即使写出来也未必有人要读，陈永和就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总得用什么方式打发时间啊，不要考虑正在写的东西有没有人读，你就写好了。”我二话不说，立即把区政府的工作辞掉了。
我读了她的长篇《一九七九年纪事》，小说里写了好多种人，好多种爱情。所谓下笔如有神，小说的神在细节。陈永和笔下的细节看起来非常真实，她的长篇应该都是经过长期准备的。福建是她的故乡，福建也是她心中的故乡。在一篇创作谈里，陈永和这样说：“小时候，妈妈常常牵着我的手到城里三坊七巷走亲戚……那时候，坊巷间铺的全是石板路，走了几百年，也就走出凹凸不平来，下雨天会积点水，平日脚踩在上面会发出好听的响声。后来，到了‘文革’，没有时间走亲戚了。忘了是哪一年，又开始走时，才发现坊巷间的石板路已经没了，全变成了水泥路。于是很感叹。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后又变回来了。现在的坊巷间，又全铺上了石板路。石板路很新，走上去不响，也不积水。于是就想，还要再走上几百年，才会变成我小时候走过的，会响、会积水的石板路吧……小时候的走，常常会走到心底，像白布被染上色，一辈子再也无法褪掉。于是，不知不觉，就被这种褪不掉的色彩控制了。年纪越大，就越发觉自己被它控制。”
文字静寂而清新，似音乐淌过心间。《一九七九年纪事》的读者也许会将她笔下的人分成好人坏人，将她笔下的爱情分成幸福的、贫穷的、高尚的、庸俗的、粗暴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甚至是盲目与极端的。虽然小说充满鬼气，文字背后的她却像跟我谈话一样，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持有主观评判，该发生的自然地发生了，唯有一股绵绵不断的力量是属于她自己的。陈永和的故事肯定万物，视无常为命运，有对一个时代的一切的尊重和理解。陈永和的随和是谦逊的、诚实的，达到一种境界。陈永和非常善良。我时常情绪低落，跟她聊天后觉得大彻大悟，所以总是打电话给她，好像她是我的汉方药，可以为我解毒。陈永和会说：“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很正常。”我几乎得了陈永和依赖症。优秀的作家看人、写作的时候，会去掉私心，陈永和做到了，所以我想说她是优秀的，她的优秀与她本人有关。
关于陈永和的另一部长篇《光禄坊三号》，她说她的《光禄坊三号》可以称为IDEA小说。与其他小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IDEA小说一定都有一个眼，或者说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不那么普通，甚至相当奇特，但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有深度与厚度。整部小说就建构在这个眼、这个想法之上，包括人物设计、情节走向、结构规划，都服从这个眼、这个想法，顺着这个眼、这个想法走。总之，想法贯穿整部小说，离开了这个想法小说就不成其为小说了。陈永和说在《光禄坊三号》中，这个眼就是三份遗嘱。不仅如此，小说的背景是她的老家福州，作家陈希我和陈永和有过一次交谈，陈希我说：“在陈永和这里，本土题材不再是被廉价提取的资源，她提供了故土叙事的新的可能。”陈永和本人也说：“我之所以总喜欢把自己小说的背景放在福州，或许就因为现在年纪已经足够大，大到能让褪不掉的色彩在心里充分发酵，使它足够成熟，使它溢出心灵到身体，再从身体溢出到文字吧。”陈永和说这一类小说的代表作，她看过的有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德国作家帕特里克的《香水》和英国作家雪佛兰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告诉陈永和，除了《金阁寺》，其他的两本我还没有看过。于是她再来我家的时候就带了几本书来，里面就有《香水》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陈永和希望我继续写小说，就这两本书，比什么都能证明她的一番心意。
话说回来，我每每提起陈永和小说的好处，她都说她没有感觉。她说她的小说自有它自己的命运。为此陈永和不太在乎对她的小说的评价。陈永和的淡泊，是一个作家的个性。心情不好的时候，跟她聊几句就会病愈。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雨季
日本的雨滴流下来的时候滑过肌肤，肌肤上会有一种白白凉凉的感觉，因而我常觉日本的夏天像夜的月光，使人产生一种秋的寂寞。
附近的公寓又新添出许多招揽住客的广告牌子，一张张地排下去，很像我房间里墙壁上挂着的日历簿。日历簿的页码再翻过去几页，该是雨季过去的时候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你将远行几日，你要去的地方远至一片海洋的彼岸。
你说这话的时候，是日本雨季里雨最大的一天，还清楚地记着你是踩着阳光走进我的房门，只是在你说过你要远行以后，一场骤雨就降临了。我所居的小木屋，还有小木屋中的我和你，那时就沐浴在一种灰色里。尤其是穿着灰色西装的你，简直就是灰色的一部分。我觉着日本的雨季是从灰色中渗出来的，也是从你的西装上溢出来的。脑袋枕在你灰色的西装上，我将心里灰色的风景告知你。
或许是雨的寂寥，我的弥漫的灰色感染了你，你说，今年日本的雨季好似格外得长，以往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很热了。
你说的恐怕是真的。只是我再一次惊愕于你的沉静。于客观存在中触及一种感觉，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命中的因缘。我短短的一生中，感觉常似梦幻般地泛滥。就因为是感觉，因而并不真实。很久以前，我就发现自己有一种失落的阴暗心理。除却人生无常、虚幻的老生常谈，更是因为我不具有明了自然和人生的超然素质。许多时候，我以自己对自然和人生的感悟中所得到的境界而一味地回归到古已有之的悲哀里，就因为如此，我的病与多数人不同，我的病是一种郁悒，或者是一种无限的缠绵。我总是长时间地处在一种源源不断的灰色的梦的感觉里。
沉静的你与我完全不同。你总是这样沉静。在我这里觉得不得了的事在你那里都是自然存在的样子。与你认识这样久，从未见过你大喜大悲，更多的却是常听到你说这样的几句话：是这个样子啊，没有关系啊。你这种十分现实的沉静总是使我一边做着梦一边就清醒过来。我常思忖，你待人接物时自然表露和运用的沉静，你优雅而澄明的心境，该不是那种超自然的经过内心和精神上的苦恼后才可以达到的境界吧。
我不知道你的沉静是否真的是这样一种宗教意味的境界，就好像我不知道对于人生来说，处于不甚明了的徘徊中是否幸福一样。但无疑的是，与你亲近，你的沉静慢慢使我亲近了一种超自然的安谧，使我颓丧的心绪得以治愈。因为，你总是将一种感受的实体昭示于我，自然和人生的存在，是人类的幸福和愉快。肯定万物，视轮转无常为人的命运。倘若你的沉静当真是一种宗教意味的境界，那么，你或许无意昭示于我的便是你沉静情感的内涵。
就是这样，我有幸亲近了你的沉静并得以平复心绪，就好似我本来正徘徊在忧郁中却突然被你吸引，顿觉心情沉静并安静下来一样。如今，你远行已有多日，倘若在过去，我会为此而寂寞并忧郁。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觉着你仍在这个城市里，就在我身边，只要我抓起电话，或者伸手触摸，就可听到你的声音，抚到你的身体。寂寞不再是四顾无人，而是心中无一个人可以思念。天地万物与生命同在、永存。人，活着，就是在活着，并非在意志的驱使下活着。无常是生命的闪光。
可不可以说，最不安宁的是人的魂。倘若可以这样说，那么，最不安宁的魂的另外一种极致便是最彻底的安宁，我现在已经拥有了这样一种极致。这极致就是你。你走后，世界之于我，凝聚为你一个人。
仍然是雨，黑暗中大片的灰暗已悄然隐去。我如此发现了我自己的心情，想到这心情的发现与你的沉静有关，我从中获得了一种舒畅的慰藉，感受到一种爱的温暖。
在雨季，你的沉静，静静地陪伴着我。
一路平安
这一天，是我从大连返回日本的日子。清晨，灯光射到我的脸上时，我从辗转的夜梦中醒来。
母亲正坐在我的身边，蜷缩的身子拥着棉被。母亲低声对我说：“早点起来吧，吃过饭，从从容容地上路。”
说完这话，母亲就穿衣去厨房了。
小屋里剩下我一个人，沉寂似夜幕般阴冷。我听见耳畔手表走动的声音，极威严、极冷涩。
前天自日本回到家乡，为的是念着母亲的孤单，想不到离开母亲时，会是这般疲倦，这般害怕。
这种相聚的机会极不易得，无论哪个时候，找个探望母亲的借口，又是十分难了。我跳跃的心，紧紧地打着死结束缚起来。不敢漂泊，怕的是似乎每一块地方都有母亲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我。多少次了，我早想将这一种心境写出来，因为母亲，每每只蕴积在心底，愈积愈厚。
数不清母亲的银丝又添了几许。母亲一天一天地老起来，看上去已是相当地老了。在这样一个温馨的黎明，在这样一种纯洁的灯光下，我多想在母亲柔软的怀里多待一会儿，让母亲得到那又懒又醉的快慰。我惭愧终免不了这远离母亲的分离，让短暂相聚的欢乐平添上分别的惆怅。
吃罢饭，我希望我能一个人悄悄地走，希望母亲任我去，甚至想母亲忘掉我该有多好，孰料母亲硬是不许。母亲从未去车站送过我，但母亲这一次执意要送我。母亲是担心我一个女孩，独自走那样长那样黑那样孤寂的夜路呢。真不知母亲知道不知道，她自己已是走路都颤巍巍的老人了。可怜母亲期冀于我的，竟是这般小。虽然我能将全部的灵魂和情感供母亲驱使，独独无力免除母亲这般小的忧虑。在母亲的心上，我该是弱的。
我和母亲走在清晨寒冷凄迷而又寂寞的道途中，母亲的脚步摸摸索索。我挽着母亲的胳臂，挽得很紧。淡淡的光下，能看见移动的双影。我一路无语，母亲也一路无语。几次想开口又不知说什么好，母亲不说话，怕也是这样的原因。然而，我哪能安宁？我哪能安宁？我想到我上了车后，母亲要独自返回这一段孤寂而漫长的路。母亲老了，记忆力不好，该不会走失了方向回不到家吧？
我将我的担心说于母亲，母亲笑了，说我十分痴呆。母亲的笑声碎片般地镶在我的心里。真想问问母亲，世间为什么有这许多绳结死死地牵系着？
我和母亲到车站的大门口时，天色尚黑，时间尚早。夜幕中远远望着母亲要独自返回的路，苍黑中似隐着极深极静的神秘和不安。“妈，我再送你回去吧，时间还来得及。”
假如母亲理解我的这句话。母亲确是理解这句话的。“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认得回去的路，平日天暖的时候，我常走这条路到那边的花园去散步。”
母亲的声音一下一下地敲击着我的心，有弦声回旋。我的心愈加沉重、愈加庄严凄怆。看着母亲，我再次无语，沉默着不知说什么好。与母亲相比，我所不能比的，是母亲永远平和、神寂以及幽深的心。
听到汽车的鸣笛声，天已微亮，但觉还什么都没有说，时间已流逝得来不及了。我怆然上车，拣邻近母亲站的一边的窗边坐好。母亲站在几个送行的人中间，看上去很有勇气，昂着的头似有对万人演说的气概。我不知说什么好。
车准时启动，向机场方向驰去。母亲的身影渐渐模糊。
我打开车窗，将头探到窗外，看母亲随车走动的姿势。母亲似在追逐捕获什么似的，且突然用力挥了一下手，像要抓住什么。时间的流逝是这样快，母亲的身影已全然不见。
终于避开母亲的目光而暗自流泪，这确是十分悲痛的。但不知过了多久，一种挣扎的音乐声触着我的心了。是司机放的录音，放的是《魂断蓝桥》电影中的主题曲《一路平安》。真的，听到这音乐，我的心竟觉得有些微醉了。母亲，你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么伟大吗？你知道这世界窥视着我的隐秘并潜隐着一个爱的深海吗？《一路平安》幽隐的默祷一直融化到我的心里，我的泪水淋漓起来。
母亲，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红绳腰带
妈拜托姐打电话要我回家过春节。到日本许多年，妈第一次如此刻意，似乎不给我犹豫的余地。我也拜托姐，要姐告知妈我是一个日本公司里的小职员，中国旧历年时正值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断断请不了假的。妈执意要姐打电话给我，一而再，再而三，我不答应妈就绝不肯罢休似的。妈要我回大连，务必回大连。
我只好将元旦当作春节过。公司有十天的休假，途经北京，不敢久留，只匆匆打扫了一下房子的卫生就急急奔向了故乡大连。
想不到妈的一张脸变化得好似可爱的童颜。近八十岁的人了，本已白尽的头发突然间又黑了一半。我相信妈真的是返老还童，不仅仅因为妈的头发变黑，妈的言谈举止一样令我感到充满稚气。
妈似乎忘掉了她经历过的一切，她只是以健康为乐，以儿女常聚身边为乐，以不愁吃穿为乐。见到妈是如此这般的情景，不禁觉得妈的晚年很是幸福。
家里姊妹兄弟多，每每过节的时候，哥、姐总是有意将日子错开，一家一家地来看妈。今年由于我回去，妈的身边一下子浩浩荡荡地围了几十个人，热闹无比。
晚间的餐桌上，妈说特地为我备了一份礼。自从步入社会，妈送礼物给我，这还是第一次。妈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包裹给我，我以为有奇特的欢喜，看到的竟是一条红绳子。
我逗妈，问妈是否学了杨白劳，不能亲手摘花，只好扯一根红头绳给女儿扎起来。妈极认真地纠正我：“不是红头绳，是红腰带。”
不敢想象我回到东京每天系着妈送给我的这条红腰带的情形，我啼笑皆非。
妈看出我的心思，解释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本命年多灾多难，我一大把年纪了，又是一个独身女人在海外，系上这条红腰带，虽然不敢保证万事皆可逢凶化吉，但总希望我因此可以躲过一些灾难，心中多了许多安慰。
我感动不已，内心已经妥协了不少。感动归感动，我还是不相信自己会系这条红绳子。我对妈说我如今生活在日本，一方水土一方神圣，日本没有本命年多灾的说法。妈却说生活在日本又怎样，还是照常说中国话、看中国文字。我说我已经属于看或者写繁体字的那一类人了，这类人不太会八卦自己的未来或人生，只相信奋斗或者成就，相信自己是那一个端坐在内心的“神”。
妈的回答有很强烈的情绪，使我联想到燃烧着的线香，妈说她比我更早见识过繁体字，并且是从繁体字中走过来的。繁体字并不能代表什么真实的东西。
妈的话并非令我十分服气，尤其我远远比妈年轻得多，根本不认为明天突如其来的某一些事情一定就是什么人生的遭遇，但我不再与妈争执。妈所做的一切都包含着一份深深的爱意和祈福，妈通过一条红绳腰带，幻想未来现实生活中将会发生的事情，都如她内心所希望的一样，妈是将一种美好的期待持续吸收到她的情感世界里。红绳腰带是妈模拟出来的吉祥物，妈以为红绳腰带有令我幸福、幸运的能力。
本以为我永远不会系的红绳腰带，被我带回日本后，将妈的心意一笔一画地深刻到我的心里，孤独时系到腰间，一丝明快的安慰便悠悠地从遥远的空间逼来。真是不可思议，原来人世间有许多事情真的不可以用常识来衡量，整整一个正月，夜里我系了妈送的红绳腰带睡觉，心特别踏实，睡得特别熟，第二天去公司的路上，心情也特别地快乐。
好久不见
有电话找我，虽然熟悉却想不起是什么人的声音。对方报了姓名以后我惊讶得不得了，竟然是郎。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郎是同系的研究生。我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一年后郎去了深圳，去后音信渺无。十三年后的今天，郎却打了这个漂洋过海的电话。
郎告诉我他两周以后会来日本，连住宿都预订了，是位于池袋太阳城的王子饭店。听到这个消息，我来不及细细体会那一刻的心情如何，只觉得有色彩闪烁的记忆，片断般在眼前飘浮，无细节也不连贯的过程。
显然郎因为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才打的电话，郎在回忆的时候十分平静。郎不像在对我说话，郎似乎在描述。
郎说十三年前的我像一个刚刚出壳的小鸭子，纯稚得对世界无一丝戒备。郎还说十三年前的我，一张脸就好像大理石，白白的、冷冷的。
郎的描述使我原本有些兴奋和恍惚的心境增添了些许的迷离，放下电话后，自觉着面颊有点儿热，忍不住取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照了一下。
我看到了一张神情叵测的女人的脸，眼角的细纹使人联想起粗糙的纤维。
物换星移，时间早已将一切背景改变，皱纹如细细的流水，流溢着深深的寂寞和失落。
两星期后郎如期而至，我如约赴王子饭店，一切的一切，果然未出所料。
郎的房门敞开着，明亮的霓虹灯光投射到楼道里。我一边敲门一边就看见郎在房间的中央站立着，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对郎说了句“你好”就不请自来地走到沙发处坐下。然后我从皮包里取出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一边就用饭店的火柴将烟点燃了。郎就站在原地，看着我走进来，看着我抽烟，一句话也没说。
烟雾缭绕中我开口对郎说话。我说，郎，你一点儿都没有变，不过健壮了些，看上去更加成熟了。郎这才对我说话，郎说，如果不事先预约的话，突然间看见我还真的不敢认。
我对郎说，十三年过去了，偶然间走到一起，一眼就可以认出我的话，你不是天才便是我的身上有奇迹降临。郎说，也是，我们好久不见。
虽然一如事前的想象，又觉比想象更加理性了一些，连来时的路上所准备好的台词也根本用不上了。想不到郎是如此随和的人，心机一转，随之也就执着于现实了。郎在我的对面坐下，郎说仔细再看，你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变化。我笑了。郎也笑起来。两个人笑够了后，差不多同时说，我们去喝酒。
免不了有一种感慨在内心的深处，是那种无法回归的感慨。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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