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俊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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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试读：
前言
近年来，社会心态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大众、公共部门的关注。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经历大转型，快速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带来社会心态的显著变化。伴随这一过程出现了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影响着社会心态，也以社会心态的形式表现。全球化、信息化使得东西方文化迅速交汇、冲撞、融合，价值观念在发生较大的变化。以消费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反映着社会心态。
与社会心态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相适应的是，我们对社会心态的了解和研究远远跟不上。我们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这变化的世界面前显得很苍白、很无力。特别是社会心理学，这个本该用来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的学科，我们几乎听不到它的声音。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学者和思考者开始用“心态”“社会心态”这样的概念来描述社会现象，解释社会问题，提出社会建设的建议。但正如在后面将要分析的那样，这样的社会心态讨论不是在同一个概念上，更遑论在一定的学科体系下沟通。但社会迫切需要这样的分析、解释和意见。我们对于社会心态的探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通过近年来对社会心态研究的摸索，我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就是社会心态是从宏观层面对社会心理的把握，而不是仅停留在个体或群体心理。社会心态研究是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上采取宏观视角的一种研究范式。如果说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就是把个体心理这个整体和社会心理这个宏观运行系统分解研究的话，社会心态研究在方向上则是相反的，是要还原社会心理的整体形态和被割裂的内在联系。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过程就像是生产马赛克，社会心态研究希望去拼贴马赛克，这些马赛克来自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也来自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过程其实是更艰难的。
十多年来，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从早期断断续续进行一些和社会心态相关的研究，到近年来专注社会心态研究，也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一些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于社会心态研究来说，我们依然只是窥到了冰山的一个小角。令我们自己欣慰的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观察社会、解释社会的角度。
本书是我们多年来对社会心态探索的一个总结，我们从初期以单个社会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开始，逐渐积累，不断拼合扩大，到近期我们开始回头寻找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社会心态理论基础，并试图就社会心态的一些核心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给出自己的思考。因此，本书主要以探讨社会心态的理论为主，试图搭建一个理解社会心态的框架结构。
本书对于社会心态的论述主要着眼于把社会心理学中个体、情境、社会互动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从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社会心理的特点和变化。在心理学中，对于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习惯，会说是受到一定情境的影响，但是对于情境的描述就基本上不再有下文。而作为社会心态就不能是某一情境中的心态，而应该是跨情境的，是连同情境的。互动仪式理论开宗明义，“微观社会学解释的核心不是个体而是情境”（柯林斯，2012：3）。我们把社会心态研究理解为是一种转型的社会心理学，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社会取向和文化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在具体研究中，社会心态可以看作是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叠，社会心态研究包容这两种研究，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也主要来源于这两种研究。第一章社会心态研究现状
近年来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社会心态研究的数量持续增加，图1-1为在中国知网以“社会心[1]态”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历年文献数量，2007年前每年的数量大约50篇，2008～2010年约100篇，2011年和2012年数量猛增到300篇左右，2013年前5个月137篇。近年来也出现了社会心态的著作（胡红生，2011）和社会心态的年度出版物（王俊秀、杨宜音，2011；王俊秀、杨宜音，201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2]中心于2011年和2013年出版了两本《社会心态蓝皮书》，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心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入研究队伍，研究对象群体更加广泛，关注的主题多样化，对低收入群体、大学生群体、农民群体、下岗职工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占了较大的比重，也有研究关注构建和谐社会、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心态问题（王俊秀，2005：67～81；龙书芹，2010；姜胜洪、毕宏音，2010），还有一些学者探索社会心态的概念和心理机制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对一定历史时段社会心态变化特点的研究（周晓红，2009：徐胜，2009）。图1-1 中国知网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历年文献数量一社会心态理论和方法探讨
研究者对社会心态理论进行了探讨，包括社会心态的概念、社会心态的结构、社会心态研究的历史、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的讨论。（杨宜音，2006；刘力，2006；陈午晴，2006；马广海，2008）（一）社会心态的概念和结构
杨宜音（2006）认为社会心态是一个“意义含混的概念”，研究者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心理结构、形成机制还没有形成共识。研究者对社会心态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把社会心态看作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一定地域内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的总和；有的把社会心态看作是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支配下的社会各种群体主观上的情绪、情感、态度等心理状态和社会心境状态；有的则把社会心态看作是社会群体的心智状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以整体面貌出现的主体状态。
杨宜音从社会心理学的两大学术传统，就是所谓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出发，试图寻找社会心态的心理机制，进而对社会心态进行概念的界定。她分别从“群体中的个体”和“个体中的群体”两个角度出发来厘清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在“群体中的个体”的视角中，她提出区分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把个体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价值观称之为“社会性价值观”（social values），而将隐含于社会制度中的价值观称之为“社会价值观”（societal values），认为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以及二者的相互映射关系，应该是社会心态研究的核心概念。在“个体中的群体”中，她从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个体一旦认同了群体，受到了感染，就会丧失原有的个别性或责任感，就会消失在群体之中”。进一步地，她认为从“群体与个体”的角度看，社会心态是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的，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心态的定义：“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舆论和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感受、对未来的信心、社会动机、社会情绪等借以表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等机制形成，对于社会行为者形成模糊的、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它来自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却不等同于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建构而形成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
马广海（2008）提出以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几个方面作为社会心态测量的基本纬度。认为这几个方面与社会行为高度关联，是决定社会行为最重要的心理要素，对于从实践的角度探讨社会心态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益于社会行为的预测与控制，可以作为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
杨宜音（2006）认为社会心态是由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的，而且社会心态的心理层次由表及里为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及社会价值观。而社会价值观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二）社会心态研究的历史
刘力（2006）也认为社会心态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界定，但不同意杨宜音“‘社会心态’并不是一个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的领域”的表述。认为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上不乏社会心态的理论与研究，只是这些理论与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而已。刘力回溯了社会心态研究的历史，认为孔德之后的塔德（Tarde）所谈的“发明”概念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缘起，而他的“模仿”概念则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扩散。勒庞（LeBon）研究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心态，发现个体聚合而成的群体具有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特征的新特征，也就是社会心态不是其组成个体的心理的平均数和聚合体。而涂尔干（Durkheim，也译为迪尔凯姆）的集体表征外延涉及信念、宗教、风俗、时尚、道德、语言和科学等，毫无疑问地蕴含着社会心态。受涂尔干的影响，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考察了原始社会的集体表征，这些是法国社会心态的早期研究。在对德国的社会心态研究中，刘力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社会心态的重要理论著作，特别是时代精神的概念就是社会心理或集体心理的化身。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是社会心态的学理基础。英美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从个体本能和人际交往的角度出发，不断论争和融合，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取向，而主流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把社会心理界定为研究个体的科学，因此也就不会有社会心态概念的出现。刘力认为，从涂尔干到列维-布留尔的集体表征传统出发，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i）提出了社会表征理论（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这一理论是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范式，同时，社会表征的许多研究也可以为探讨中国人的社会心态所借鉴。（三）社会心态的主体和类型
陈午晴（2006）认同杨宜音关于个体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分析社会心态的观点，但他认为杨宜音没有充分讨论个体心态与社会心态的主体，没有回答社会心态的主体是什么。他认为社会心态的主体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构成的总体，但由于通常很难把握所有社会成员的存在状况，因此社会心态的主体可以看成是众多社会成员构成的总体。他认为作为社会心态主体的社会成员总体一旦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构成，即同时成为了超越个体的主体，虽然社会心态并非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心态构成，但其生成必然以众多社会成员个体心态为一定的基础，而且一旦生成，社会心态即超越了个体心态。而社会心态正是通过个体超越方式而实现了个体超越性，即由个体心态转化成了社会成员总体的心态。陈午晴认为社会心态具有两种个体超越方式：汇合与融合。他的论述基于两个预设：一是社会成员总体中所有社会成员个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主体，而社会成员总体的存在形式则是由这些相对独立的主体构成的集合体；二是社会成员总体中的所有社会成员个体都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发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成员总体的存在形式就成为了由这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主体构成的共同体。由第一个预设，社会成员总体中的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社会心态实际上就是“这些个体心态汇集、聚合在一起的总体分布形态”。由第二个预设，社会心态是这些个体心态“最终融会和聚合在一起的总体统一形态”。也就是说，“社会心态存在两种基本的个体超越方式，即汇合与融合，前者是由众多个体心态汇集、聚合而成社会成员总体心态的方式；后者是由众多个体心态融会和聚合而成社会成员总体心态的方式。相应地，社会心态存在两种类型，即汇合式社会心态和融合式社会心态。汇合式社会心态体现为众多个体心态的总体分布形态，而融合式社会心态体现为众多个体心态的总体统一形态”。（四）社会心态研究的策略和方法
刘力（2006：14）认为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借鉴社会表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认为“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是社会表征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社会表征现象十分复杂，既涉及社会文化层面，又涉及个体层面；既涉及群体与个体的意识层面，又涉及群体与个体的无意识层面。因此，社会表征理论既不排斥现有的任何心理学研究方法，也不赋予某种研究方法以特别的优先权。相反，它强调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学取向，强调对同一研究课题进行多方法的相互验证（triangulation of methods）。媒体分析、问卷测量、民意测验、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话语分析乃至实验室实验都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表征的研究”。
陈午晴（2006）认为抽样调查的研究方式比较适合汇合式社会心态的研究，但不适合融合式社会心态的研究；预设主题结构的研究方式比较适合汇合式社会心态的研究，但不适合融合式社会心态的研究；表征分析比较适合融合式社会心态的研究。
社会心态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抽样调查、文献资料分析、访谈、心理测量等方法，如通过流行语、委婉语的使用分析社会心态。（社会稳定心态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06；李喜芬，2004：71～73）二社会心态研究内容（一）社会心态的全国抽样调查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稳定心态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06）完成了国内最大规模的社会心态调查（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2006：63～75），对当时中国人社会心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次社会心态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直辖市130个区（市、县），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抽取7100余个家庭，获得有效问卷7063份。这次社会心态调查的内容以社会稳定心态为核心，调查了与社会稳定相关的社会心态内容，包括社会稳定意识、社会稳定信念和社会稳定感受，对于性别、政治身份、城乡身份、宗教、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所区分的不同群体间的社会稳定心态进行分析。对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感受，如社会认知、社会支持感受、社会信任、社会公正感受、政府工作满意度、社会压力感受和生活目标认同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研究社会心态的深层心理根源，通过调查了解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对社会现象的归因，以及生活目标和生活价值观；对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化解的行动策略进行了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心态研究和调查，除了上述全国性社会心态的综合调查外，还于2008年参与了社会学研究所的CSS调查，获得了全国样本的数据。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研究中心在北京市进行了大事件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研究。2010年以来还进行了多种单项的社会心态调查和研究，如社会信任研究（杜军峰、饶印莎、杨宜音，2011；饶印莎、周江、田兆斌、杨宜音，2013）。目前，研究中心的社会心态研究以建立社会心态观测点的形式，在云南省、浙江杭州市、广东深圳市等地建立社会心态的调查和调研基地，与地方合作开展社会心态的调查和研究。（二）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
一些研究关注大学生对就业前景的认识和择业影响因素（张爱莲、张金华，2005）和大学生在“非典”期间的社会心态（周瑛等，2004）；出现了一些对大学生中流行的“郁闷”心态的研究（周婷，2006）；还出现了跨地区的、比较全面的社会心态的调查，研究内容包括了人生、学习、择业、婚恋、生活与消费、道德价值观和态度、人际关系和情绪等方面的调查（朱新秤、邝翠清，2010）。
有研究者（王向东，2006）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态表现为乡土纽带断裂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政治意识淡漠、求富与仇富的双重经济心态。认为乡土纽带的断裂、安土重迁观念和叶落归根习俗的破除，对建构农民的开放式心理结构和现代性生活方式有着积极的功能。有人（杨诚德，2006）认为面对较发达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存在一种热切期盼和彷徨感，传统的风俗、习惯等仍支配他们的思想行为，维系他们的人际关系，用以协调社会矛盾。社会应该寻求解决农民教育的有效途径。孙秋云（2004）对鄂西土家族农村田野调查后认为，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少数民族村民自治的影响和控制力还非常强，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在村庄政治中自主活动的空间不大，村民普遍缺乏参与热情，但乡村精英的影响正与日俱增。孙红永（2011）认为，当农民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受到伤害或挫折时，便会产生敌意情绪，又因为自身的软弱和无能而被强压在内心深处，从而让负面情绪形成怨恨。他认为，农民工这种情绪的产生有以下原因：因社会地位低下受到社会的排斥与歧视；因身份迷失产生困惑，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社会交往面狭窄，缺乏情感支持；自身存在缺陷和不足，向上流动困难。张连德（2011）通过对189位农民工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农民工社会信任现状，结果发现，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程度较低，决定人际信任的是关系亲疏。
有研究者（冯耀明、潘峰，2005；潘峰，2006；杨在平、潘峰，2004；孙兴岭，2005）研究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心态。发现低收入群体关注较多的是社会安定状况和收入问题（冯耀明、潘峰，2005）。
姚维（2003A；2003B）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文化和宗教心态进行了研究。郭亚帆（2003）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内蒙古城乡居民的社会心态。李蓉蓉（2005）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和文献资料分析法对山西人的社会心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总结出山西人的一些典型社会心态。
[1] 检索日期为2013年5月28日。
[2] 王俊秀、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王俊秀、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二章社会心态研究范式一社会心理学危机与社会心态研究范式
世界正经历社会大转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来，中国因走的是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社会变迁路径而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威廉·乌斯怀特、拉里·雷：2011：1～26）。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速度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罕见。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变迁一直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关注，从1990年代开始，社会转型问题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人们从不同层面讨论社会转型问题（郭德宏，2003），或置于传统与现代的维度（林默彪，2004），或视社会转型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吴鹏森，2006），或着眼于国家层面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孙立平，2005；金正一，2009），或强调社会结构的转变（李培林，1992），或关注转型中“人”的转变（王雅林，2003）。但是，在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却缺乏对社会心理、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转型的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学家无视社会的大转型和快速变迁，“集体失语”了。
中国社会心理学家“集体失语”的原因与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基础有关。国内主流社会心理学接受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体系，使用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社会心理学家习惯于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看作是普世的问题，进行着所谓的国际接轨的“规范研究”，很少有人愿意从国内社会现实中提出问题、提炼概念，更少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也就不可能面对和解决现实问题。这种没有中国现实问题意识的社会心理学，面对中国快速的社会变迁几乎无所作为，陷入了危机。
其实，这种危机不仅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存在，在其他国家社会心理学界也存在。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就曾一语中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所取得的真正进展并不在于实证研究或理论建构方面，而在于它将自身社会的紧迫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和理论的内容。除了方法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之外，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成就在于将美国的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心理学语言，并将其作为科学探索的对象。因此，如果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怀着比较研究的目的来吸纳那些来自美国的文献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是接过了另一个社会的问题和传统，我们就只是以抽象的方式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就退居于一个狭隘的科学研究的领域当中了，与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相脱离使我们对之毫无兴趣”。（莫斯科维奇，2011：90）
如果说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来自不关注“中国社会”的话，危机也由于美国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自身缺乏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多数研究停留在“个体”心理层面。G.奥尔波特宣称，“社会心理学试图理解和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怎样受到他人的实际的、想象的或暗示的在场的影响”（奥尔波特，1968：3），F.奥尔波特认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本质上和整体意义上不是个体心理学”（奥尔波特，1924：4）。莫斯科维奇认为主流的社会心理学把社会理解为个体的相加，实质上否认了“社会”心理的存在。他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科学”，而主流社会心理学把社会心理学理解为“行为科学”，关注的是个体在他人在场下的行为。“我们应当将行为置于‘社会’当中，而非将‘社会’置于行为当中”（莫斯科维奇，2011：123～124）。社会认同理论的心理学家豪格和阿布拉姆斯也指出这种把社会心理还原为个体心理的还原主义是社会心理学危机的根本原因（豪格、阿布拉姆斯，2011：16）。因此，解决社会心理学危机必须从找回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入手，而对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来说，必须找回中国社会心理学的“中国社会”，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就是这样一种探索。
以转型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心态研究并非要创立新的学科体系，而是一种研究范式，它旨在避免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的局限性，采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要继承社会心理学的传统，也要吸收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二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学科基础
心理和心态（mentality）是两个使用广泛的学术概念，一般是指个体的心理和社会的心态，也有学者特别强调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y）（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8），而社会心态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则未见使用。在考察与社会心态相关的遗产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个体与社会（集体）的关系是始终相伴的，无论是历史学、社会学还是社会心理学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上都分了叉，各自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理论。（一）两种心理历史学
从17、18世纪开始，欧洲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到19世纪末，社会学、心理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探索也反过来影响历史学，历史学家批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借鉴概念，甚至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彼得·伯克，2001：16）。
心态一词最早是由历史学的年鉴学派提出的，区别于意识形态的心理集体特征，代表了某个民族、某个人类群体特有的思想和感觉方式（李蓉蓉，2006）。雅克·勒高夫指出，心态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中，是指一个特定集团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心态主要是集体的，不能把它同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分割开来（刘向阳等，2011）。20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ies）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吕西安·费弗尔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探讨了16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态，开创了心态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认为心态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陈曼娜，2003）
20世纪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新一代年鉴派历史学家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史。勒高夫认为心态史研究日常的自动行为，是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所揭示的是思想中非个人的内容。有的心态史学家认为，心态史是价值观念的历史；有的则认为心态史是人对世界各种看法的历史，包括了心智和情感两个领域；还有的认为心态史触及的是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如习俗、梦幻、言语、时尚等（周兵，2001）。
伯克认为心态史至少有三个特征与传统思想史不同，“它强调集体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态度；强调未被言明的看法而不是明确的理论，强调‘常识’或在一个特定文化中看起来是常识的东西；以及强调信仰体系的结构，包括对那些用以解释经验的范畴以及证明和诱劝的方法的关注”。（彼得·伯克，2001：111）
除了上述的心态史学外，在广义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之下，还有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周兵，2001）。1910年，弗洛伊德发表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回忆》，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达·芬奇童年经历，以解释其成年的性格，开创了心理史学研究先河。1958年，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出版了《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两者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史学的正式形成。虽然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是一种人格理论，其基础自然是个体心理，但心理史学却从个体心理分析发展到集体心理史和社会历史重大事件研究，成为一种全谱系的心理研究。也正是由于这种个体心理的基础，使得心理史学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有人批评道，“这种理论排斥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周兵，2001）。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如果说心理史学研究的是“个体无意识”如何影响个体、家庭、集体和社会，那么，心态史学研究的则是“集体无意识”，刻画的是“集体心态”（彼得·伯克，2001：115）。不难看出，社会心态的研究既要继承心理史学的传统，也要继承心态史学的传统，把个体、社会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心态的研究框架，才可能全面反映转型社会的心态变动。（二）两种社会学
从19世纪社会学诞生起，就存在两种社会学（two sociologies）：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的整体（social collectivities），或曰“社会”（societies）；一种社会学关注社会性的个体，或曰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s）。关注社会整体的经典社会学家有孔德、斯宾塞和马克思等，他们研究社会有机体、社会系统的性质、运行规则；关注社会性个体的经典社会学家有韦伯、帕累托和米德等，他们研究社会成员、人类个体在独处或集体中的行动有何差别。（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1～2）
研究个体行动者的社会学渐占上风，在之后的发展中发生了“双重范式”的转变，表现为在本体论层面从视行动者为理性经济人，到更为复杂的，包含了情感、传统、规范的，特别是文化因素的行动者的转变，由此产生了“两种行动的社会学”。一种是强调动机、意图和态度等心理意义的“社会—心理理论”，一种是强调惯例、价值、规范、符号等文化意义的“文化主义社会学”（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2～3）。而在认识论层面，则把行动与群体、社区和社会这些社会整体的建构、形塑、改变联系起来，用行动的文化面向来理解和解释。总的看来，这种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文化主义的转向，认识到了无形的文化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在人类集体行动中，行动并不是个别地或相互独立地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复杂的行动场域中相互关联的（被派定的、依赖于他们不同的凝结的模式，比如群体、社区、组织、联合体、机构、国家、市场等），社会学家也聚焦于这些互动场域的综合的文化性质，尤其是他们的整体机能。由于这种综合的文化特征是非常难以明了的，难以用经验的和可操作的方式描述清楚，他们经常被比喻为社会情绪、社会气候、社会气氛、集体士气、社会厌倦、社会乐观主义、社会不适应等”。（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3～5）
什托姆普卡认为这种文化主义转向的学术根源正是涂尔干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或“集体表征”（也译为集体表象）理论，以及托克维尔的“心灵习惯”（habits of the heart）。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的民主时指出，“社会要生存，要更加繁荣，所有公民的心灵必须通过某种有支配地位的思想凝结并团结在一起；除非他们中每一个人不时地从公共资源中获取他的意见，并赞成接受已经形成的信仰内容，社会将不可能存在”。什托姆普卡认为托克维尔的“心的习惯”是来源于个体心理，通过周围的文化环境内化为人格，而表现在行动中的。托克维尔这里指的是集体心态（collective mentalities）。（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7～8）
涂尔干区分了两类表征，个体表征（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个体表征以个体的感觉为基础，集体表征以个体的表征为基础。社会作为集体表征的组成物控制着个体，是外在于个体意识的一种群体意识。宗教、风俗、时尚、语言、道德规范、法律、科学和社会意识的其他特征以及它的情感、观念、习惯，等等，构成集体意识的集体表征。（威廉·S.萨哈金，1991：34～37）“团体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与其单独的个体成员的这些东西全然不同。因此，如果我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去研究，我们就完全不能了解团体内部发生的一切。”（迪尔凯姆，1995：119）他指出，“集体意识的状态与个人意识的状态有质的不同，有其独自的表象。集体的心态并不等于个人的心态，它有其固有的规律”（迪尔凯姆，1995：12～13）。他批评当时的心理学对于个人观念相互结合的方式只是一些十分含糊的联想规律，而社会心理学则对集体观念形成规律全然无知。他认为社会心理学应该从研究神话、传说、民间习俗、语言入手研究社会表征是如何相互吸引和排斥、融合和分离的，他甚至认为可能出现一种研究个体表征和集体表征的形式心理学取代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学。（迪尔凯姆，1995：14）
可以看到，涂尔干在集体意识、集体表征概念中明确论述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社会发展变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颇具启发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伯克才认为，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涂尔干式的研究观念的方法，与涂尔干“集体表征”和列维-布留尔的“心态”概念有关。（彼得·伯克，2001：111）列维-布留尔在1922年出版的《原始思维》（Primitive Mentality）一书中，试图用集体表征的理论来研究原始人的心态。列维-布留尔认为人类的心态因社会环境不同而发生很大的变化，现代文明人的集体表征就不同于原始人的集体表征。列维-布留尔指出，“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与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各特征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中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感情。它们的存在不取决于每个人；其所以如此，并非因为集体表象要求以某种不同于构成社会集体的各个体的集体主体为前提，而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特征不可能以研究个体本身的途径得到理解”。（列维-布留尔，1981）
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用集体表征的概念把个体与社会连接起来，同时也试图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机制厘清，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也正是社会心态研究希望做的。（三）两种社会心理学
1908年，威廉·麦独孤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导论》，爱德华·罗斯出版了《社会心理学：大纲与资料集》，两部著作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同时，也注定了两种社会心理学的存在，也就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正如心理学史家墨菲所言，“当社会心理学成形时，它趋向于分为两枝，一枝是心理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社会情境中的个人，一枝是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着重团体生活”。（G.墨菲、J.柯瓦奇，1980：607）
在社会心理学创立之初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就试图构建博大的社会心理学体系，如社会心理学之父、社会学鼻祖孔德就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寻找社会的法则。之后，社会学家逐渐放弃了宏大体系，各自提出了专门化理论，如库里的社会化过程理论、罗斯的社会过程研究和涂尔干的集体表征，社会学家开始更多关注个体与群体的互动（威廉·S.萨哈金，1991：3）。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逐渐成为主流，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态度改变、人际过程和小群体三个领域（威廉·S.萨哈金，1991：11）。虽然也曾发生过关于两种社会心理学的论争和整合的努力（夏学銮，1998：6～12），但社会心理学体系并未动摇。
麦独孤提出了群体中人的行为的策动理论，在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既包含了个体，也包含了群体，他认为群体心智（group mind）是真实存在的，不同于个体成员的心智，群体心智产生于人们的互动和聚合（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15），在1920年出版的《群体心智》中指出，“社会聚合体具有一种集体的心理生活，这不仅仅是聚合体中各单元的心理生活，而且具有一种集体心理，或如某些人喜欢说的那样，具有一种集体灵魂”。（威廉·S.萨哈金，1991：136～137）
这个时期研究群体心理的理论还有塔德、勒庞，以及受黑格尔影响的拉扎勒斯、施泰因塔尔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在塔德看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发明和模仿（威廉·S.萨哈金，1991：27～32），有学者认为塔德的发明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缘起，他的模仿，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传播与扩散（刘力，2006）。勒庞1895年出版了《群众心理学》，该书1896年被译为英文《乌合之众》，弗洛伊德评价这部著作“极为精彩地描述了集体心态”，社会学大家罗伯特·墨顿也认为这部著作“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罗伯特·墨顿，2004：1～3）。《乌合之众》通过对法国大规模集体事件的分析得出，个体聚集为群体后暴露出了人类丑陋的本性。他认为，“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他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古斯塔夫·勒庞，2004：14）
刘力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关于社会心态的重要理论著作，黑格尔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社会心理或集体心理（social mind or group mind）的化身（刘力，2006）。黑格尔学派的心理史学家埃德温·波林也把群体心理和集体意识看作是黑格尔“时代精神”的体现。黑格尔学派的群体心理学思想在拉扎勒斯、施泰因塔尔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发展。冯特通过语言、习俗、艺术、宗教等来研究“创造性的综合”的社会心理学，并视之为“社会灵魂”。（威廉·S.萨哈金，1991：6～7）
群体从社会心理学中消失了至少20年后（莫斯科维奇，2011：299），以个体为研究核心，以北美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心理学遭遇了来自欧洲的两个社会心理学流派——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和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有力挑战。面对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社会化”，社会表征理论学派提出了“谁将社会进行了社会化”的质问（莫斯科维奇，2011：123）；社会认同理论学派则认为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而社会认同路径使得这个传统被倒置过来，关注的是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心理学‘社会化’（或者说重新社会化了）”。（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22）这两种社会心理学理论为社会心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继承的是涂尔干“集体表征”的思想。涂尔干认为个体表征属于心理学范畴，集体表征属于社会学范畴，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意在强调社会与心理的关联。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社会表征（莫斯科维奇，2011：31），而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社会思想或意义/符号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建立秩序，使得个体在社会中得以定向并掌控社会；二是为群体成员提供社会互动的规则和对社会生活进行明确命名和分类的规则，从而使他们之间得以沟通（刘力，2006）。与涂尔干用集体表征探索社会整合的问题不同，莫斯科维奇更强调社会表征的动态性，关注社会改变，希望通过社会表征看到新奇或创新性的现象如何通过社会过程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关注社会中集体观念的变化，关注现代社会下的集体思维，关注沟通的手段如何逐渐变成了社会共识。（莫斯科维奇，2011：7～10）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了一个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group）的概念，意指在心理上对于成员具有重要性的群体。该理论试图回答，“个体的集合是如何成为一个社会和心理群体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作为一个集合体来感受、思考和认识自我的？”（约翰·特纳等，2011：1～2）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社会归类（social categories，也译为社会范畴）组成的，这些归类与权力、地位相关，社会归类实质上构成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18～19）这一理论讨论以往社会心理学不涉及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些概念，但他们这些概念又与社会学的这些概念有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类别和群体是自我归类的，是一个社会认同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自我归类使得个体转化为群体。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群体被认为是一个心理实体，对于那些被吸引进入群体的人，群体会告诉他或她什么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应当遵循哪种规范，集体行动的确切目标是什么。将自我范畴化为某一群体成员的过程会引导信息的寻求、与他人情感纽带的建立以及自我规范的融入。”（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273）来自欧洲的社会表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带来了两种社会心理学整合的趋势，也为社会心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启迪。三从“生态”到“心态”的学科边界扩展
无论是心理史学还是心态史学，关注个体的社会学还是关注整体的社会学，关注个体的社会心理学还是关注群体、社会的社会心理学，都是社会心态研究的重要支撑，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各学科的成果，才能形成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外，社会心态研究还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之上，这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灵魂。
在对中国社会学30年重建的回顾和反思时，社会学家苏国勋指出了传统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局限，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们行动造成的结果，他除了具有自然现象的表层实体结构之外，还具有自然现象不具备的深层意义结构，换言之，人们的行动是由不同动机驱使做出的，因此要对人的行动做出因果说明，必须首先对人们赋予行动的动机—意义做出诠释性的理解方能奏效”。他批评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为经验事实，完全排斥宏观理论，并贬低社会研究必然包含的预设层面中的形而上问题。他认为，“社会学研究是一架由因果性说明和诠释性理解双轮驱动的车子，两个轮子犹如人的两条腿，其中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要从‘生态研究’进入到‘心态研究’，二者缺一不可”。（苏国勋、熊春文，2010）
苏国勋提到的从“生态”到“心态”是指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的要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费孝通指出社会学研究不应该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对立起来，这二者是融为一体、互相包容的。费孝通认为社会学也要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意识能力”的“人的精神世界”。他认为虽然社会学自身无法完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对于社会学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从而进一步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除精神世界外，他认为“意会”在社会学的“社会关系”中非常重要，但没有研究。他指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实际上是更多地建立在这种‘意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而不是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他还提及“讲不清楚的我”，以及“心”的问题。（费孝通，2003）无论是苏国勋所讲的人们行动的动机和意义，还是费孝通先生的“精神”“意会”“自我”这些“心”的方面，特别是费孝通晚年对于和“心态”相关的两个概念的追问表明，中国社会学学科边界的扩展包含着向社会心态的扩展。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在研究民族认同意识时，重新思考老师史禄国（S.M.Shirokogoroff）的ethnos和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两个概念。（费孝通，1994）他指出，“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我想从‘多元一体’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他意识到自己原来并没有真正领会史禄国在ethnos论中提出的，一直在民族单位中起作用的凝聚力和离心力的概念，更没有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事实上就表现为民族的兴衰存亡和分裂融合的历史（费孝通，1997），这也正是社会心态与社会转型和变迁的作用过程。费孝通解释了把Psycho-mental Complex翻译为心态的原因，“Psycho原是拉丁Psukhe演化出来的，本意是呼吸、生命和灵魂的意思，但英语里用此为字根，造出一系列的词如Psychic，Psychology等，意义也扩大到了整个人的心理活动。晚近称Psychology的心理学又日益偏重体质成分，成为研究神经系统活动的学科。史氏总觉得它范围太狭，包括不了思想、意识，于是联上Mind这个字，创造出Psycho-mental一词，用来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又认为这个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洽的整体，所以加上他喜欢用的Complex一字，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这个词要简单地加以翻译实在太困难了。我近来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简称作心态，也是个模糊的概括。”（费孝通，1994）
赵旭东认为史禄国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个概念，“强调的是心理和精神层面的群体传承，这些传承是知识、实践以及行为，它们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还可以从周围的人群中借得，甚至还可以由某个群体的成员自发地创造出来，其根本是指一个动态适应过程，并通过心理层次的复合传递下去，史禄国因此将之称为Psycho-mental Complex，另一方面为了强调这一动态适应过程，又称之为ethnos。”他认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于心态的忽视是费孝通提出扩展学科边界的原因，“对于Psycho-mental Complex这个词，社会心理学家本来应该在这方面作出一些贡献，但由于过度地将心理与精神的内容还原成生理和大脑层次的解释，对于身体、意识和精神整体性的关注被排斥在正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外，而社会学又因为过度追随制度和结构层面的分析，无暇顾及个体心理层次的精神世界，而这些被忽略的应该就是费孝通所关注的人的精神世界范围。”（赵旭东，2010）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心态研究和社会学扩展学科界限的主张在目的上是相同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社会心态研究可以看作是从社会心理学传统边界的扩展，实现和社会学的对话和对接，这对于转型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是全面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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