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乔利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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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创新史：从大萧条到美丽新世界(OWN)试读：
文前辅文此书献给自己和家人写在前面的话辛乔利为何读
金融在变，变得如此复杂迷离，变得如此令人费解。
传统的教科书早已无法解释当下的金融世界：从银行中介、市场化中介到区块链平台，从传统的股票、债券到证券化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工具，从静止的风险管理到动态化的风险管理，从纸币到加密货币……这些变化显现出复杂系统中的涌现性，即多样化的市场参与者、与时俱进的创新产品和工具同日益敏感的监管当局之间的竞争、互动与适应，导致整个金融体系呈现出新的特征。
然而，大多数人对现代金融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用固有的思维去理解变化了的金融生态，只会深陷迷茫之中。迷茫源于无知。为了不去重复别人的错误，深度、系统地分析和理解现代金融的演变过程及规律显得尤为迫切。
读《现代金融创新史》这本书的目的就是重温金融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至今的，进而思考现代金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为何写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笔者应出版社之邀，写过《次贷危机》和《影子银行》等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解释并说明了一些危机背后的金融问题，但囿于时间和精力，对金融演变背后的逻辑、金融创新产品与工具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得不够深入。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出版了不少与金融危机相关的图书，但大都是在某一个方面有深刻的解读，而结合历史发展背景，系统论述金融创新演变过程的书寥寥无几。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金融从未如此重要：战争、贸易、工业革命、社会重建与经济增长、企业家创业、公司成长、大众消费都离不开金融，金融引发的危机不断撼动着社会秩序，改变着人类发展的轨迹。
了解现代金融的演变需要从金融创新入手。金融创新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持续、动态的过程，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技术背景。绝大部分金融创新都是为了解决筹资、投资中的具体问题，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为筹资者和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进而实现资金在更大范围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然而，几乎每项金融创新都伴随着风险：一些创新在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在实践中则会成为金融危机的诱因；还有一些金融创新，对局部有益，但对整个金融体系来说却意味着风险。另外，市场的有效性与人的非理性之间的转换，监管当局在制定规则方面存在的认知局限性，金融创新规模的小与大之间发生的质的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寻找答案。当然，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人类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如何使这项有意义的人类实践成为改进社会的力量、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公平，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中，提高人们的金融素质也是重要一环。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找金融世界本身以及与其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的联系及变化，积极探索并系统审视现代金融创新的演变过程和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逻辑，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这正是笔者写作《现代金融创新史》的初衷。
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本书选择以金融创新为主线展开讲述，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视角审视现代金融演变的历程。历史是曾经发生的新闻。本书通过在特定社会与经济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件、涌现出的产品、背后的人物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路线图。
大萧条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更是新旧金融体制的交替：新的规则设计制止住了混乱，也成为现代金融创新的起点。
战争将美国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战争结束后，美国借助战争经济的势头掀起消费与投资热潮，消费金融以及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的投资基金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石。
金融从未摆脱过政治的影响。一场旷日持久的冷战按意识形态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阵营，也直接威胁到金融安全。为了保险起见，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将美元账户转移到欧洲，流散到欧洲的美元就地生根，形成一个摆脱了发钞国控制的离岸市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担当起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交换媒介。
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总是充满戏剧性。伴随着战败国的经济腾飞，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布雷顿森林协议设计的美元-金本位难以为继，导致利率和汇率市场风云变幻，一系列以衍生品为主的风险管理工具应运而生，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从固定到浮动转换时期的稳定器。
市场化环境的变化让传统公司难以适应，产能过剩、人浮于事、缺少创新等难题的解决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垃圾债以及杠杆收购等金融创新形成公司并购大潮中的驱动力，让公司重新焕发活力，也让金融家们的贪婪暴露无遗。
为了盘活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政府资助机构尝试证券化，成为现代金融创新的核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
市场化环境的变化也直接威胁到信用资产的安全。风险管理是金融业的“后卫”，信用衍生在尝试解决一直困扰着银行家们的信用风险难题方面迈出坚实的一步，同时也催生了信用泡沫。
监管当局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银行身上，不知不觉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各种创新产品和工具的帮助下成为金融体系中的庞然大物，也成为新的风险点。
2008年金融危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各类金融创新产品和工具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让危机的影响更加猛烈和戏剧化。
危机后，传统金融机构名誉扫地，科技金融以数字化革命为武器，挑战传统金融机构核心功能，让现代金融呈现新面貌。然而，“美丽新世界”能否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安宁仍然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创新史》一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认知金融，从而激发更深刻的思考，改进对现实金融世界的认知偏差。由于现代金融创新涉及面广、头绪错综复杂，存在着许多至今没有答案的复杂问题，一本书很难面面俱到。如果读者怀着开放的态度，通过阅读本书，结合当下，能够获得一些启示，将是笔者最大的欣慰。
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精彩纷呈的金融之旅，一起去经历金融世界里曾经发生的故事。上部第一章 大萧条开启现代金融创新
只有一场危机才会带来真正的变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政府对市场的每一次干预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金融是一台时光机器，是一系列与信用、投资和风险相关的产品、[1]工具通过时间坐标完成在当下和未来之间的价值转换。而金融创新就是通过规则的创新设计、制度的创新安排与技术的创新发展，不断降低中介成本、便利风险分担、完善交易市场，以更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
现代金融史就是一部金融创新史。自15世纪意大利出现世界上第一家银行雏形起，金融创新就从未停止过。17、18世纪是金融创新的重要时期，彼时欧洲的商人和银行家推出了一大批新的产品和工具，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和投资需求。自银行存、贷款产品问世后，荷兰水利局为维护堤坝发行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永久性债券，商人用商品作抵押为贸易融资，政府以国家信誉为担保发行债券为战争筹款，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规模……而为了向中小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荷兰商人推出的集合投资成为世界上第一支共同基金。随着标准化合约的问世，将交易参与者集中到一起的金融市场也应运而生：阿姆斯特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证券交易所；日本堂岛的大米会所则开了金融衍生品集中交易的先河。
金融市场交易中不可或缺的金融中介，也伴随着市场需求不断演变出新的组织形式。继商业银行问世后，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英国出现了最早的保险公司，为船只出海可能遇到的坏天气和海盗带来的灾难保险。随后，保险业务又延伸到住房和人寿领域。进入19世纪后，一些以交易大宗商品起家的投行崭露头角，帮助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票，为政府发行战争债以及铁路债。
然而，金融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引发人类更多的贪欲，带来金融投机、交易欺诈、市场操纵等种种乱象，导致接连不断的各种危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迫使美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最为大胆的监管创新，对金融业实施最严格的全面管制，为金融业的野蛮生长画上了句号。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为阻止下一场危机采取的激进措施却为新型的机构、产品和工具的问世创造了条件，成为现代金融创新的源头。银行危机
从古至今，改变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走势的要素离不开战争、自然灾害和危机。20世纪初最大的一场危机是大萧条。大萧条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一个准确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工业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的一次范围最广、程度最深、持续最久的经济衰退。大萧条从1929年夏天开始，1933年最为严重。其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47%，真实GDP下跌30%，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值下跌89%，批发价格指数下降33%，失业率超过20%，约有1500万美国人失业，全[2]美接近一半的银行倒闭。
大萧条是一场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危机，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股市崩盘，数百万投资者的财富一夜之间变成废纸；饥饿与无家可归摧毁了一切社会价值和人的尊严；更为严重的是，大萧条让人们丧失了对未来的信心。像那些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至今仍对饥荒充满恐惧一样，大萧条的幽灵至今仍在一些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心中徘徊，它是一段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往事，成为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有关大萧条的起因众说纷纭，由于审视角度不同，几乎所有的诱因都有其合理性，如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政府在一些重大经济和货币决策上的失误、农业生产泡沫和股票投资者的非理性等，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但银行危机无疑是大萧条时期最严重的事件，成为无可争议的危机放大器。
前奏——股市崩盘
股市是经济的风向标，大萧条期间成为银行危机的前奏。金融业是最易诱发人类贪欲的行业，而股市则成为羊群效应集中体现的场所，一方面制造着一个又一个一夜暴富的奇迹，一方面在顷刻之间让无数的投资者倾家荡产。股市兴衰一直陪伴着金融市场的演变过程。
英国经济的衰落促成了美国股市的繁荣。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英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在遭受战争的打击后，元气大伤。昔日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崩溃，导致英国工业竞争力全面下降。尽管是战胜国，但英国却由于背负沉重的战争债务难以翻身。伴随着金本位的动摇，英镑在行使国际货币职能方面举步维艰。
而“一战”后的美国，凭借战争拉动的生产优势进入了工业化的黄金时代，经济正经历着重大转型，改变着国内产业和资本市场的结
[3]构。汽车、建筑业和大众娱乐带动的消费热潮，以及物价稳定、企[4]业利润攀升和全面就业的大环境为股市泡沫创造了完美的条件。美元也开始初露锋芒。国际资本为了安全起见从伦敦流入纽约，为美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黄金也开始从伦敦转运到纽约，让纽约逐渐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后起之秀。另外，美国金融机构的业绩也是节节高升，除了向英法等国提供大规模战争债务外，1924～1931年，还以相对高的价格向德国、波兰及一些拉美国家提供贷款。
1925年后，对美国经济发展极度乐观的预期带来纽约股市交易的泡沫。生产流程的合理化以及引进新的管理方法大幅改善了美国企业的利润状况，从而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例如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RCA）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GM）等代表着新技术的企业股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泡沫。在1895年底至1927年底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指数增长了289%，但每年增长的速度适度。然而，到了1928～1929年，一直平稳增长的股价和交易规模呈现戏剧性增长：1929年股票[5]平均价格同1927年相比增长了61%，股票交易量从1928年的每天200万～300万股上升到1929年的每天500万股。截至1929年9月，股市交易规模从1921年7月处于谷底的16亿美元跃升到978亿美元。
资本市场泡沫为投机与冒险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股市的火爆导致全社会炒股的狂热。当时最让人眼红的行业就是股票交易员，一位名叫杜兰的股票交易员3个月内赚了5000万美元的消息经过各类媒体的渲染，在社会上形成轰动效应。与此同时，银行家和交易员的社会形象转眼之间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奸诈、贪婪的掮客摇身一变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个个被当成事业成功人士。
数以百万计的散户投资者不愿失去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纷纷投向股市，试图从这个火爆的市场中分一杯羹，早已忘掉了“股市有风险”的警告。其实股民放松对风险的警觉也不无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发行的战争债，均实现了如期回报，让广大民众尝到了投资的甜头。战后，这些散户仍延续着对战争债投资回报的幻想，从学校老师、军队士兵、乡村医生到公司职员都期待着为子孙的教育和生活提供资助，将辛勤劳作挣来的血汗钱购买股票，有些人甚至将一生的积蓄押到股市。全社会都陶醉在“纸财富”的幻觉中，一时间，投机取代勤劳成为实现美国梦的核心。
1920年代后期，股市泡沫带来的财富体现为奢华与畸形消费，无论是“喧嚣的年代”、“疯狂的年代”还是“爵士年代”，都在不同程度上勾勒出当时社会的浮躁与狂热。汽车、电力、电话和电影的普及，工业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加上社会经济加速增长，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消费需求与持续无限的欲望：明星派对、香车美女渐成潮流时尚，纸醉金迷、娱乐至上成为社会风气。
全社会盲目乐观的情绪不断上升，从政治家到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美国已经迈进一个没有贫困和衰退的新时代，而且这样的好日子会持续下去。民主党主席约翰·雅各布·拉斯科布（John Jacob Raskob）在当时最流行的《妇女家庭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每个人都有致富的权利”，鼓励普通民众投资股市；耶鲁大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代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宣布：“股价已上升到看起来永久的高增[6]长期。”几乎所有投资者都坚信股价会继续上涨，并将那些质疑市场泡沫的少数人视为十足的傻瓜。
处于世界大战后间歇期的1920年代，是一个社会、经济经历着剧烈动荡的年代，金本位制正在动摇，一些经济运行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不断显现。从市场层面来看，证券市场不断爆出操纵市场的丑闻，有些投行以控制市场的方式卖掉新发行的股票；还有些证券公司另外建立股票池，通过操纵某家公司的股价变化从中渔利。股市操纵行为让估值发生偏离，更多估值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难以持久。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黑色星期二
1929年9月3日，道琼斯指数升至381.17点的历史新高，但这不过是崩盘前的“回光返照”。从10月初开始，道琼斯指数呈现持续下跌的趋势。股票经纪商被大规模的卖单淹没，投资者不断接到要求增加准备金的电话。10月24日早上，股市一开盘，股价如同大坝决堤，狂泻不止。摩根和国民城市银行等纽约几家主要银行急忙商量对策并迅速组成“救市基金”，试图通过大把购买高估的美国钢铁等行业的蓝筹股挽救市场。这一招曾在1907年的金融市场恐慌中奏效。然而，今非昔比。在众多媒体的关注下，纽约证券交易所全天换手1200万股，日跌幅达12%。
10月28日，更多投资者预感形势不妙，纷纷撤出股市，道琼斯指数日跌幅高达13%。10月29日开市后，股民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惊慌，如同失去理智一般，疯狂抛售手中的存货，整个股票市场的下单指令呈自由落体轨迹，朝着向下的方向一路狂泻，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极度恐慌。
尽管通用汽车创始人威廉·杜兰特（William C. Durant）和洛克菲勒家族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不惜代价大量买入股票，试图恢复市场信心，但难以阻挡股市狂跌不止的大势，大规模追缴保证金的电话早已打爆。
当天中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经纪商和银行家聚集在台阶上。大家对突发的股灾感到极度震惊，但有些人仍存侥幸心理，焦急地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然而，下午的股价仍旧狂跌不止，歇斯底里式的恐慌弥漫在华尔街的每一个角落，投资者感到似乎有一只恶魔在肆虐地侵吞着他们的财富，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当天收市时，股市创造了1600万股的成交纪录，约90亿美元的纸上财富瞬间蒸
[7]发。面对如此之高的交易量，纽约证券交易所毫无准备，由于场内经纪人手不够，不得不从附近的电报公司临时招人帮忙处理。当天纽联储开了6个小时的会讨论这场股灾，最终决定不予干预。
对于美国的股市投资者来说，这一天，永生难忘。现代金融史将1929年10月29日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二”。尽管不少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美国官方还是最终认定，这一天为大萧条起始的标志，美国从此步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衰退期。
大萧条的到来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就像天塌下来一样。纸醉金迷的“黄金年代”顷刻间不见踪影，那些享受股市泡沫带来的财富的投资者们，更是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一个相对平衡的金融市场为何如此不堪一击。道琼斯指数从1929年9月的381.17点的历史高位跌至1932年7月的41.22点，跌幅近90%，740亿美元的财富就这样消失。此时，一些投资者仍认为，1929年的股灾只是步入“新时代”的小插曲，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然而谁料，股市崩盘只不过是大萧条的前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银行体系全面瘫痪
南方银行的恐慌
纽约股市崩盘对全美各州金融机构的影响在一年后彻底显露。1930年的秋天，总部位于田纳西州的美国南部最大的银行控股公司——考德威尔公司（Caldwell ＆ Company）关门。由于这家集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于一身的金融帝国，通过旗下一系列子公司和连锁银行控制着美国南方的银行链，它的倒闭像是引发了一场地震。
考德威尔公司的创始人罗杰斯·考德威尔（Rogers C. Caldwell）于1917年9月成立了这家公司，当初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营销南方的市政债。由于南方市政债很少出现违约，在市场上备受追捧，考德威尔公司也如鱼得水，业务发展很快。到了1930年，考德威尔公司通过为南方建设项目筹资，成为南方地区最大的投行。
考德威尔公司的迅猛发展同投行与商业银行业务的联手有着直接关系。田纳西银行是考德威尔公司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债券发行等业务提供资金。另外，根据公司同债券发行人签订的存款协议，在建设项目实际需要资金前，发行债券的收入要先存入一家商业银行，而考德威尔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田纳西银行就成为接收发债收入的存款行。考德威尔公司将这些存款用于向其他地区的业务扩张。到了1925年，考德威尔公司在南方的分行数已达到14家，还收购了一批保险公司、银行和石油公司。另外，考德威尔公司的债券承销业务也逐渐从地方政府扩展到私人地产市场，如办公楼、公寓和酒店的建设。
考德威尔公司的扩张战略终于在1920年代后期遇到麻烦。1927年到1929年底，尽管考德威尔公司的资产规模翻番，但由于收购背负了大规模债务，资本金与留存收益占总资产的比例却从10%下降到4.7%。股市崩盘对已陷入困境的考德威尔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通过“走上层路线”，考德威尔公司已拿到高速公路发债项目，但股市恐慌也传染到债市，不仅影响到新发行的债券，连已发行的债券也无人问津，业绩持续下滑造成公司现金紧张。
为了维持现状，考德威尔公司“拆东墙补西墙”，通过股票互换控制了一家出问题的肯塔基银行控股银行（Banco Kentucky），从旗下的肯塔基国民银行借钱应对债务。1929年，考德威尔决定成立控股公司，用发行股票所得满足当地联储银行的监管要求。考德威尔公司旗下的肯塔基国民银行和路易维尔信托公司（Louisville Trust）贷款给新注册的控股公司，此外，两家机构还用银行股票做质押放贷。1930年5月9日，监管部门写信给公司高管，不同意用银行股票质押放贷，并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减少其业务，但两家机构对监管当局的警告置之不理。
同年11月4日，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Nashville）的居民开始从考德威尔公司的下属银行和子公司大规模取款。11月7日，经过州检察官审计，公司旗下最大的子公司田纳西银行被迫关门，随后被州银行厅接管。该银行关门后的两周里，位于田纳西、肯塔基、阿肯色等州的120家银行陆续停业，所有这些银行都同考德威尔公司有着密切关系，其中阿肯色州停业的45家银行都属于考德威尔公司的链条银行，其股份由考德威尔公司的保险子公司拥有。肯塔基州关门的15家银行和其他州倒闭的一些银行也都属于同考德威尔公司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连锁银行。连锁银行指的是被有影响力的城市银行通过收购控股权控制的小银行，城市银行持有这些小银行的准备金，城市银行倒闭后，这些小银行自然成批关门。
恐慌迅速蔓延至密苏里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地的银行，这些银行都未能逃脱储户的挤兑，像染上病毒一样相继倒闭。倒闭的银行除了受考德威尔公司的影响外，也同当时房地产、棉花和公司债等价格下跌带来的贷款和投资损失有关。截至1930年11月底，美国已有256家银行倒闭，1.8亿美元存款被提走。尽管这些事件发生在远离纽约的南方地区，但还是强烈地刺激着全美民众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神经。
北方银行的噩梦
纽约股市崩盘以及南方银行的成片倒闭，影响到更具风向标作用[8]的北方银行，并由此推倒了全美银行危机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北方银行的危机既出乎意料又让人措手不及，而这一切竟然是由一位小商贩引发的。
1930年12月上旬某日的一个中午，一位至今也查不到姓名的小商贩急匆匆走向合众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布朗士分行的窗口，要求将他所拥有的该银行股票全部卖掉，赎回现金。银行职员礼貌地接待了他，同时用尽一切手段劝说他，该行股票很安全，不用急着卖掉。
银行职员的劝说反而加重了这位商贩的疑虑，未达到目的的商贩立即将自己在银行的经历传了出去。要是在平常，人们也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在人心惶惶的当时，这则小道消息就有点不同寻常了，此时银行出现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容易让人产生不祥的联想。那位无名小贩不经意的抱怨成为小道消息的源头，随后经过不断添油加醋，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的谣言，并且迅速扩散，点燃了大众的恐慌情绪。成千上万的储户宁可信其有，都不约而同地跑向银行取钱，落袋为安。
1930年12月11日这一天的清晨，数千人拥挤在位于曼哈顿下城第兰西街（Delancey Street）的合众国银行门前排队等候取钱。当人们得知银行对每位储户的提现设置了限额后，恐慌情绪达到极致。失去控制的人们在银行门前宣泄着愤怒，拼命打砸门窗，并同维持秩序的警察和银行保安形成对峙，骚乱一触即发。
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莫文·金（Mervyn King）曾经说：“启动银行挤兑是不理性的，而一旦挤兑开始，参与挤兑就是理性行为。”到了中午，聚集在银行门前的人数高达2万多人，在警察荷枪实弹的警备下，当天有200多万美元存款被提取。第二天，该分行行长出于对挤兑的恐惧，决定关门。
败絮其中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小商贩的怀疑竟然揭开了一场世纪骗局。原来曼哈顿第一家受挤兑的合众国银行早已是空壳，并成为点燃大规模银行挤兑的第一粒火星。
1913年，俄罗斯犹太裔企业家和服装制造商约瑟夫·玛卡斯（Joseph S. Marcus）共同创立了合众国银行。成立之初，创始人就心术不正。因银行取名一事，合伙人之间曾争吵得很厉害，“合众国”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家有国家背景的银行，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但玛卡斯坚持使用这个名字。其实，“拉大旗作虎皮”正是他本人的用意，也是商人惯用的伎俩。
为了将形象做大，玛卡斯还在装修方面下足了功夫。合众国银行总行的大厅里挂着同美国司法部一样的壁画和精心设计的旗子，一眼看去，颇有国家银行的气派。该行在纽约的一些主要分行，在内部装修上全部按照美国国会山风格精心设计，对于那些初次踏上美洲大陆[9]的大多数欧洲移民来说，合众国银行就是一家有政府背景的银行。
合众国银行只做零售银行业务，其营销对象是纽约曼哈顿服装区的意大利裔犹太新移民。合众国银行细致的服务很快赢得了客户信任，并众口相传。其创始人约瑟夫·玛卡斯死后，儿子伯纳德·玛卡斯（Bernard Marcus）子承父业接管后，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并购，银行规模不断壮大。1925年，合众国银行只有5家分行，到1930年已跃居纽约市第三大银行，拥有62家分行和2.68亿美元存款，而当时美国全部联邦收入仅有40亿美元。
合众国银行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辛格是位名副其实的企业家。15岁时，辛格就拥有了一家五金店，经营两年卖掉后，来到纽约打拼，并很快在服装厂找到一份工作。5年后，在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后，辛格从移民银行轻松得到贷款，开办了自己的衬衣店。1918年，他凭借生意上的成功与个人魅力，当选为成衣制造商保护协会主席，经常代表服装行业店主同工会谈判，在业内小有名气，并得到时任纽约州州长罗斯福的赞赏。为了感谢服装业对纽约经济的贡献，罗斯福州长还批准其在曼哈顿滨州车站（Penn. Station）附近兴建服装中心。辛格凭借其聪慧，看到了新的商机，摇身一变成为知名的地产开发商。
辛格在服装领域的成功吸引了合众国银行行长玛卡斯的关注，随即被后者聘请为副行长。然而，玛卡斯只看到了辛格成功的一面，却忽略了其成功背后隐藏的秘密。企业管理者的人品决定着公司的兴衰，辛格很快就将其经商时的小聪明用到了银行业务中。为了便于投机，他创立了银行子公司，挪用新移民的储蓄存款，投资合众国银行的股票以及自己的房地产项目，为个人牟利。
进入1929年后，美国经济开始紧缩，市场基本面开始恶化，合众国银行不久也陷入困境。到1930年下半年，该行资本金出现严重不足，股价大幅度下跌。11月24日，纽联储宣布将合众国银行同另外三家规模较小但运转健康的银行合并，合并所需的搭桥贷款来自纽约的大型清算行。
而当清算行认真核查合众国银行账簿时，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合众国银行不仅账目混乱，旗下一些子公司持有的抵押贷款还存在不少法律问题，于是决定放弃收购计划。合众国银行的未来命悬一线，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而此时一位小商贩的提款要求捅破了这张窗户纸——令所有人都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不经意的要求撼动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基石，彻底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业的信心。
就在合众国银行发生挤兑的第二天，股市迅速反应，该行股价一泻千里，从当年最高时的91.5美元下跌至3美元。绝望中，纽约州银行监理约瑟夫·布罗德里克（Joseph Broderick）召集华尔街主要银行开会，准备筹集3000万美元救助合众国银行以及成千上万的储户，并警告华尔街大佬们，合众国银行的命运直接牵涉另外10家银行的生存，如果合众国银行倒闭，将会出现恶性循环。
监管当局的请求遭到以摩根为首的华尔街金融家的拒绝。当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都有各自的圈子，圈内和圈外界限分明。1929年股市崩盘后，华尔街曾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救助了圈内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为一身的基德·皮博迪（Kidder Peabody）公司，而合众国银行在华尔街正统银行眼中是外来户，又是犹太人开的，而犹太人当时在华尔街是被歧视的对象。另外，华尔街的冷漠态度也同合众国银行的客户背景有关。由于客户主要是服装业的中产阶级，来自工人阶层，该行在华尔街被戏称为“熨衣（pants-pressers）银行”。
监管当局组织的解救行动失败后，布罗德里克说：“这将是华尔街在纽约银行史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合众国银行倒闭案在当时来说，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合众国银行宣告破产后的审计结果显示，其倒闭时欠40多万客户总共2.86亿美元，两位行长以欺诈罪被指控，在监狱里结束余生。
在处理该行倒闭的问题上，纽约监管当局由于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挽救局面一直受到各界指责。另外，华尔街也错判了形势。尽管这家银行代表着外来银行，但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在当时紧张的环境下，纽约任何一家银行出事对储户心理产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过其他州数百家银行的倒闭。合众国银行诱发的大规模银行挤兑让政府和华尔街始料不及，引爆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银行危机，让整个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挤兑潮势如破竹
合众国银行倒闭后，更多类似的欺诈丑闻被公之于世。密歇根州联合兴业银行（Union Industrial Bank）的员工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拿[10]着储户的钱去投机股市，赔个精光，被迫关门。银行股价继续大跌，股票早已成为一张废纸，广大民众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财富瞬间蒸发。一名在合众国银行存有2万美元的妇女由于取不出现金而上吊自杀；一家意外伤害和保证保险公司（Equity Casualty and Surety Company）在对合众国银行100多万美元的投资成为泡影后宣布破产。社会对银行的信任一夜之间消失。恐惧、疯狂、绝望的情绪弥漫街头巷尾。合众国银行倒闭一周后，银行挤兑很快就从纽约传染到费城，又迅速波及波士顿、芝加哥、托雷多和圣路易斯等多个城市。
欧洲的银行危机以及英国撤出金本位等事件使美国银行的处境雪上加霜。1931年5月，奥匈帝国时期最大的银行，也是“一战”后奥地利的核心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倒闭，引发波兰和匈牙利等国银行的挤兑；6月，德国一家大型纺织公司倒闭引发银行挤兑并传染到同德国银行关系密切的中东欧和中东地区；7月，德国三大银行之一的达纳特银行（Darmstädter und National Bank，Danat-Bank）关门；一直处于收支赤字的英国，承受着更大压力，德国、奥地利多地银行停业，冻结了英国的信用，威胁到英国的金本位。英国为了应对货币危机撤出金本位制。欧洲央行和私人投资者猜测美国货币当局会采取相同的行动，便迅速在纽约市场上将美元换成黄金，引发了市场上的恐慌。为了制止黄金外流，联邦储备体系于当年10月9日和16日两次调高贴现率，从1.5%上升到3.5%，上调幅度前所未有，导致更多美国银行出现经营困难，再次掀起银行恐慌。这次危机发生在芝加哥，一些银行投资的房地产出现大幅度贬值，导致储户挤兑银行。
这样一来，银行危机从地区扩大到全美各地，挤兑浪潮不可阻挡。全美所有银行的行长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客户一进门，银行就感到紧张，有些银行经理甚至要求柜员放慢点钞速度，故意延长时间，结果队越排越长，大众的情绪更加急躁，银行只好提前关门。1933年3月，美国银行体系彻底瘫痪。
恶劣气候加重危机
似乎股市崩盘和银行挤兑还不够见底，老天爷也偏偏在这个时候雪上加霜。从历史上看，经济的萧条与政权的更迭往往同当时的自然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变化在历史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萧条期间也不例外。恶劣的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大萧条时期的苦难，让原本凄凉的景象增添了更多悲壮的色彩。
由于农田年复一年的过度耕种，农民只知道大规模种植庄稼，却忽视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遭到大自然的强烈报复。1934年，北美[11]发生了千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 且持续长达10年之久，不仅严重影响到农业产量，还导致沙尘暴的频繁侵袭。1932年美国共发生12起沙尘暴，到了1933年增加到38起。1934年5月9日深夜，沙尘暴终于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突如其来的沙尘暴从蒙大拿州和达科他州刮起，席卷了美国整个大平原地区，先是横扫芝加哥，后又肆虐波士顿和纽约，风速达到每小时65英里，黑云遮日、排山倒海，像恶魔一样吞噬着世间的一切。约有1亿公顷的农田表层土被狂风掀走，疾风扫过，卷起尘土，在空中盘旋数英里，地里的种子全部被吹散。
艾维斯·卡森（Avis D. Carson）在《新共和》杂志撰文回忆沙尘暴的感受时写道：“就像是有人用铁锹往脸上扔沙子，一些人被困在自己的院子里，摸着黑找家门，路上的车根本无法行驶，全部停下来，有些车被狂风刮走，也有一些被埋在沙堆中。由于没有光线可以穿透[12]这厚厚的沙尘，公鸡竟在白天打起鸣来。”
沙尘暴破坏了土地、摧毁了庄稼，靠天吃饭的农民在天灾中深受其害，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来源。在乡村，不仅人瘦骨嶙峋，牲口也奄奄一息。农民用农场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买种子，原准备收获后还钱，但天灾将计划彻底打乱。农民连自己都养活不起，更无力偿还沉重的银行贷款。
天灾造成50多万农民无家可归。失去农场的农民们在绝望中带着全部家产，背井离乡，浩浩荡荡走向西部加州地区，寻找生存的希望。美国摄影家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经典作品《迁徙中的母亲》是大萧条最震撼人心的真实写照。照片中的女主人汤普森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死于肺结核。为了寻找生路，她带着孩子们绝望地离开家乡，流离失所，期望找到一份工作。拍照时，她们正滞留在加州尼波莫的一个迁徙劳工农场，家庭靠孩子们打的鸟和从附近一片野地里挖来的野菜糊口度日。兰格及时捕捉到了这位母亲瞬间的心境，那双呆滞、绝望、满含着辛酸的眼睛遥望着远方，对即将开始的求生之旅表现出心灵深处的迷茫。
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大萧条的阴影笼罩着全美各个角落，农民失去土地等于丢掉了生存的依靠，而城里人失去的不仅是工作，还有做人的尊严。大萧条期间，全美失业率高达25%，具体来说就是全美有1300万人丢掉了饭碗，涵盖社会的各个层面。
股灾和银行挤兑摧垮了民众的信心，消费和需求不足让实体经济遭受重挫，各行各业的情绪降至冰点。地面交通持续减少，商家的商品无人问津，昔日人声鼎沸的工厂空空如也，再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也见不到工人的身影。处于绝望中的工人出于本能的冲动开始行动起来，福特公司的红河工厂（Ford River Rouge Plant）有3/4的工人失业，失业工人到工厂大门前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工作。在一片混乱中，工厂保安对人群开枪，打死4人，打伤数人。城市建筑工人也是失业人数最多的人群，房市崩盘让他们无工可打，于是在市中心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以及饥饿大游行，发泄着对政府的不满。
大萧条仿佛一下子抹平了社会各阶层的差异。在纽约繁华街区聚集的无家可归的人群中到处可见中产阶级大军，一些享受过舒适生活、曾频繁出入乡村俱乐部的中产家庭，由于将全部资产押注在股市上血本无归，靠贷款养的房子被没收，汽车和家具被变卖，无奈之下，只好搬到贫民区的政府临时安置房。城镇郊区和高速公路边随处可见的简易房构成了一道苍凉的风景线，这些简陋住处是用碎木块、硬纸板甚至报纸等最便宜的材料盖的，其中最大的一个贫民区位于哈德逊河畔的曼哈顿西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鼎盛时期，那里曾是富商游艇的停靠地。也有一些白领在廉价旅馆或地下酒吧过夜。连昔日工作体面的教师和风度翩翩的律师在失业后为了温饱，也不得不弯下腰来干起搬运工之类的体力活，以养家糊口。
退伍老兵也成为大萧条中的牺牲品。美国国会曾于1924年通过《“一战”调整补偿法案》，承诺为昔日奉献战场的老兵发放25亿美元的奖金凭证，每张凭证都有具体的奖励金额，50美元以下的可以立即付现，其他金额的凭证20年内有效。但如今政府两手空空，无法兑现承诺——按照当时政府庞大的预算赤字估计，发放这笔钱就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彻底倒闭。
老兵们无法接受。1932年5月，这些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拖家带口，涌到华盛顿特区，举行声势浩大的“奖金大游行”，并在靠近国会山台阶的地方安营扎寨，向政府要求兑现战时服役应得的奖金。为了保护首都的秩序，联邦政府派出麦克阿瑟、巴顿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进入美国首都，战马、军刀齐亮相，强行驱赶游行大军，并将老兵们的临时帐篷烧毁。尽管一些有良知的士兵不愿用武力对待这些在战争中做过贡献、手无寸铁的老兵，但在驱散游行队伍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擦枪走火的意外事故，一些士兵在放催泪弹时将游行者怀中的婴儿误杀。
媒体的渲染加重了事件的严重性，让胡佛政府名誉扫地。《新共和》杂志这样写道：“这样对待打过仗的老兵们，情理何在？”“在和平时期，政府使用部队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这对未来构成巨大威胁，其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几个月后，华盛顿仍处于战争气氛中，政府机关戒备森严，街道上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警察。
大萧条考验着美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居然以这种方式凄惨地结束了，无法承受昔日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就这样突然丧失，深深的屈辱，令许多人在绝望情绪中不能自拔。一些失业者喝过闷酒后选择以自杀的方式逃离这个世界，其中还有一些丢掉工作的银行家，由于不堪忍受邻里和家人的指责，选择与这个世界告别。各州发生的自杀、暴力和社会动乱在各类媒体上屡见不鲜。大萧条期间，美国社会自杀率创下每万人中就有17人自杀的纪录，自杀人群以中年人居多。
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全社会暴力冲突不断，打架斗殴和因付不起房租被撵出家门的事时有发生，芝加哥市长被杀，纽约州长也险遭杀害，艾奥瓦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农民拿起武器，抵抗银行没收其农场。社会动荡让人对未来忧虑重重，那些怀揣“美国梦”的外来移民眼看梦想落空，也做起抬腿走人的打算。
大萧条动摇着维系社会的价值观，绝望中的人们需要一种信仰，法西斯以及各种激进党派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粉墨登场。一些政客们甚至公开叫嚣，要求政府实施独裁统治以应对危机，一些地区开始公开讨论革命的可能性。不断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罗斯福救火
面对一团糟的经济基础数据，政治上的角逐愈演愈烈，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指责，阴谋论甚嚣尘上。胡佛政府一直不承认政策失误，认为是有人蓄意破坏，同时怀疑国际上也存在着一股邪恶势力，企图破坏美国市场，并将矛头直指欧洲资本家，还指责犹太人内外勾结，意在搞垮美国市场。
银行与公众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迅速采取解救措施。万般无奈之际，胡佛总统动用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931年9月，胡佛总统召见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尤金·梅耶（Eugene Meyer），提出成立一家私人公司提供紧急救援，以缓解流动性危机。随后，总统将美国25家主要银行的负责人叫到白宫，商议由每家银行出资2500万美元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信用池子，称为国家信用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具体的救援做法是银行将资产卖给该公司获取现金，为奄奄一息的经济注血，政府对这家公司只予以法律上的承认。银行家们考虑再三，觉得不划算，认为既没有担保品，也看不出如何赚钱。一些银行当场拒绝，还有几家银行口头上答应，但没有任何行动。银行冰冷的拒绝让胡佛政府陷入绝境，对大规模失业、饥饿和贫困等一系列问题再也没有招架之术。尽管胡佛总统想方设法劝说民众自力更生、勤奋工作、共渡难关，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政府的说教早已失去任何感召力。
在国家处于最危难的时刻，公众期盼着具有领导力的舵手站出来，稳定民心、力挽狂澜。时代呼唤英雄，也造就英雄，历史在恰当的时候选择了恰当的人。1932年11月的美国大选，候选人有三位，他们是：共和党的时任总统胡佛、民主党的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对决主要在胡佛与罗斯福之间展开。大选结果毫无悬念，罗斯福以2280万张选票对胡佛的1570万张选票取得压倒性胜利，选举团选票为472票对59票，可谓众望所归。
罗斯福出生在纽约，是一个富人家庭的独生子，1900年考入哈佛大学，五年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深造。罗斯福的政治生涯始于竞选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1920年有机会作为民主党代表竞选副总统，但不幸败下阵来，他于是从政界转向商界。1921年8月，罗斯福带全家休假时，在扑救了一场林火后，跳进冰冷的海水，却因此患上脊髓灰质炎，双腿再也没能恢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带病总统。
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不愿让人们看到他脆弱的一面，在公开场合努力掩饰身体的缺陷。尽管有时很痛，他仍借助腿部支架和腋杖吃力地保持站立。1928年，罗斯福重新步入政坛，成为纽约州长。如今，成功当选总统的罗斯福，面对突如其来的全国性危机，内心也没有多少招数。他曾在亚特兰大一所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坦露：“这个国家需要大胆、持续的试验，找个方法去试错，错了，纠正错误再去试。”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一名政治家，罗斯福仍然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前任总统胡佛的无能更衬托出罗斯福总统卓越的领导才华。面对上一届政府留下的烂摊子，罗斯福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扭转局面。1933年3月4日，在全社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片质疑声中，罗斯福站在讲台前，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台上放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山鹰，象征着国家复兴的希望。
罗斯福不负众望，一改胡佛在任期间的政府形象，放下身段，把美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广大民众的疾苦表示了同情与关怀。他在就职讲演中的立场完全站在大众一方，将银行家说成美国民众的剥削者，把经济困境归结于少数人的掠夺。在演讲的最后，具有演讲才华的罗斯福不无煽情地说：“在此，我向你们，向我自己，提出一个面对全体美国人民的‘新政’，这是一个郑重的承诺，一个誓言。”
新政府上台必须树立一个崭新形象，需要设计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理念，特别是需要提出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以体现出与前任总统的不同之处，让深陷危机中的民众看到希望与光明。罗斯福上台后，以 “新政” （New Deal）一词涵盖陆续推出的“一揽子”经济解救计划，开启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时代。“新政”这个词出自总统演讲词的写手、律师出身的萨姆·罗斯曼（Sam Rosenman） 的创意。罗斯曼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曾在纽约州议会和纽约最高法院工作过，在罗斯福任州长期间就成为其智囊。由于罗斯曼对总统的沟通能力与表现意图了如指掌，写作工作也相对容易。他在同罗斯福总统就 “新政”一词商讨时，立即得到后者的认可。但实际上，连罗斯福自己也搞不清 “新政”到底要做什么，他只知道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国家拉出泥潭。
尽管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多次重复“新政”一词，但远没有达到预想的轰动效果，众多媒体并未给予特别关注。就职演说后的第二天，只有纽约的一家小报《纽约世界电讯报》（New York World Telegraph）编辑部以卡通的形式将 “新政” 一词作为演讲亮点提了出来：卡通画了一位农民仰视头顶上的飞机，机翼上涂着“新政”字样。不料想，正是这幅卡通画引爆了“新政”一词的广泛传播，深深触动了千千万万美国民众的心，其他媒体也迅速跟进，纷纷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开始报道“新政”。
其实，“新政”这个词在罗斯福使用前早已纳入英语词汇，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都曾在不同场合使用过，但罗斯福在特定时期的演讲中赋予了“新政”这个词另一特殊的意义，大家都没有料到“新政”会成为美国历史的转折点。“新政”纲领的设计团队由罗斯福总统智囊团中的三位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组成，他们是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雷克斯·塔格威尔（Rexford Tugwell）和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这三位教授包揽了“新政”行动纲领的顶层设计。
银行假日
罗斯福宣誓就职之际，正是全美陷入银行危机之时，美国各州几乎无一幸免，都在经历着一浪高过一浪的银行挤兑。1931年9月，英国突然撤销英镑兑换黄金的承诺，也就是取消了金本位，引起全球一片哗然。投资者担心美国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于是纷纷将美元资产换成黄金，以防万一，导致美国黄金储备大幅缩水。
针对外界对黄金流失的激烈反应，纽联储于10月初调高贴现率，通过提高美国金融资产的相对收益，鼓励资金留在美国。到了10月底，尽管投资者争兑黄金的风潮止住了，但银行储户提取现金的势头仍有增无减，银行恐慌逐渐从区域向全国蔓延。一些焦虑的美国人将从银行取出的钱放到床垫下，或者埋在后花园，造成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性紧张，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
为了缓解银行体系的资金紧张局面，美国国会于1932年1月创建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RFC），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铁路行业贷款，但大部分银行不领情，不愿接受救助。这主要是担心在当时紧张的环境下，外界对银行借款行为会产生过度反应，认为银行存在大问题，等于引火烧身。
尽管1932年夏经济一度出现好转的迹象，但好景不长，到了年底，银行倒闭潮又一次袭来。内华达州以及其他几个州的银行先后被迫停业，以临时缓解银行资金短缺危机。1933年2月初，路易斯安那州的银行宣布放假一天，目的是让当地一家遭受挤兑的海伯尼亚银行（Hibernia Bank）有时间运送更多现钞，暂时避免挤兑。不曾料想，银行停业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恐慌情绪，又引发出更大规模的挤兑高峰。
与此同时，美联储再次通过提高贴现率和在公开市场收购票据等手段，减缓黄金兑换。为了应对纽约地区的大规模黄金提取，芝加哥联储银行还应纽联储的请求伸出援助之手，接连于1933年3月1日和2日向纽联储提供贷款。但由于担心自己的准备金率不足，芝加哥联储银行于3日拒绝了纽联储的再次请求。
美联储作为银行最终贷款人如今自身难保。先是于3月3日宣布暂停黄金储备要求、4日宣布关门，纽联储也迅速宣布关门，停止运送黄金。联邦储备银行的关闭再次掀起波澜。由于各地银行拿不出更多的现金满足客户的提现要求，各州政府只好要求银行要么在某一个时段停业，要么彻底关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伊利诺伊州等先后宣布银行放假三天。随后，纽约州、密歇根州也纷纷宣布银行放假八天。
形势万分危急。罗斯福于1933年3月6日上台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全美范围的银行假日（Banking Holiday）。银行假日原本指英国及英联邦国家银行的公共假日，在大萧条期间，成为银行关门整顿的代名词。全美所有银行一律停业三天。其间，美联储停止同所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一切交易，包括黄金的运送。政府关闭银行行动的法律依据是战争时期出台的《1917年对敌交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of 1917），该法不仅禁止同敌国通商，也包括禁止那些有可能对敌方有帮助的行动。
尽管政府有权关闭银行，但毕竟还须走法律程序。1933年3月9日，也就是宣布全国范围银行假日四天后，罗斯福总统签署《1933年紧急银行法》（Emergency Banking Act of 1933，以下简称《紧急银行法》）。由于时间紧迫，法案文本来不及印刷，众议院在讨论时，只有一份文本，无奈之下，只好由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主席亨利·斯蒂格尔（Henry Steagall）大声朗读后，在当晚的国会联合会上的一片混乱中草草通过。《紧急银行法》将罗斯福总统颁布的临时总统令合法化，规定银行假日期间，所有银行一律停止任何形式的业务，其中包括支付、存款、贷款、贴现或外汇交易；禁止采取有利于囤积行为的任何行动；只有经政府审查合格的银行才可重新开业，否则就是非法行为。《紧急银行法》取消了金本位，禁止黄金出口并授权财政部负责收缴黄金，要求所有美国人无条件将自己拥有的黄金以市场价卖给国家，换取美元。同时，美联储还承诺向社会无限量供应货币，让银行重新开张，这相当于为银行提供了100%的存款保险。
尽管此前美国人曾或多或少遭遇过一些危机，但大多是局部性危机，规模小而且危害有限，如此大规模的银行危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还是头一遭。银行假日第二天，美国成了一个没有现金的社会，起初人们并未感到有多大差别，一些商家对信誉好的客户赊账，继续营业，也接受一些写有具体金额的个人支票，只是找钱时缺少现金。但随着社会上流通货币的减少，日常生活中的现金交易出现困难。人们应对社会现金缺失的方式也是花样百出：一些地区印制了新型货币代金券，使用支票可以兑换代金券，由银行担保接收；还有一些地区回归到原始状态，以物易物，铁匠给马钉马掌收取土豆、医生给病人看病换几斤粮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当时纽约举办的橄榄球大赛，门票是用各种等价物交换而来的，比赛结束后，体育场一盘点，收到的等价物从帽子到手绢五花八门。
炉边谈话
罗斯福总统在领导力方面的特殊才能之一就是与公众的沟通。为了安抚民心，总统需要表演，甚至有时形式重于内容。罗斯福在这方面具有超常的天赋，他那富于煽动性的表达和充满磁性的声音体现着个人魅力，在取悦与说服民众方面运用自如，形成一大批“粉丝”。
为了赢取民心，罗斯福在沟通方式上也煞费苦心。他并不像以往政客一样，通过电台发表正式演讲，而是选择在寒冷的冬夜，借助收音机与民众炉边谈心。在当时那个年代，收音机是受众面最广的媒体，同时也没有比炉边谈话更具亲和力的沟通形式了。
炉边谈话成为罗斯福恢复民众自信和公共秩序的窗口。1933年3月12日，罗斯福在第一次炉边谈话中，向民众耐心解释《紧急银行法》，并告知民众政府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危机，消解人们的疑虑与怨恨，让人们从饥饿和贫困中看到希望和光明。“不要把钱放到枕头下，要对银行有信心”，“金融体系调整中，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的是人们的信心”，“让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陷于极度焦虑中的美国民众坐在收音机前，听着总统的亲切话语，似乎得到了一丝精神安慰。
罗斯福的炉边安抚初见成效，民众的恐慌情绪得到缓解。3月13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宣布，12家联储成员行重新开业；3月14日，那些被认可的清算行所在地银行（约有250个城市）重新开业；3月15日，约有一半被政府官员审核通过的银行重新开业。银行门前又出现了排队景象，不过这次人们不是取现，而是将钱重新存入银行。到了3月底，2/3被提取的现金重新回到银行。社会上也逐渐把将钱存放在银行视为爱国护国行为。截至4月中旬，联储成员行的存款增加了10亿美元，黄金也迅速回流到联储和财政部。银行假日结束后，有3900家银行从此再也没开门。《紧急银行法》是罗斯福总统在全国陷入混乱之际的临时补救措施，不仅为银行重新开门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恢复民众信心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银行危机的根源
9000多家银行停业引发的银行危机是大萧条期间最重大的事件。除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冲击外，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应对危机的措施以及商业银行的激进战略是银行危机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双重体系标准不一
美国在银行监管方面实施的联邦和州一级双重体系，造成了银行准入和业务监管方面缺少统一标准，导致银行数目繁多，经营风险高。
美国双重监管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殖民地时期，各类政府机构监管的最初目的是扩大金融权力。建国初期，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不愿给予商业银行联邦法律地位，在宪法中将一些货币供应权分散给地方政府，于是，各州纷纷创建了自己的监管机构。随着银行逐渐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联邦和州政府开始在银行监管权方[13]面展开争夺。由于各级政府机构都不愿丢掉监管权力，因此，每一次监管权争夺的结果都导致更加复杂的监管结构。
建国之初，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曾提出联邦银行的概念。1800年代初期到中期，美国政治家亨利·克莱（Henry Clay）提出的“美国体系”（The American System），则设计出具有前瞻性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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