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经典读库编委会

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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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做人,儒家做事,佛家修心试读：

道、儒、佛是中国三大显学，它们分别代表了三种完整而各成体系的哲学流派，体现了三种不尽相同的处世观念。面对同一个世界，古人领悟出了这三种思想形态，而这三大显学主观上的对峙对抗与共融共进，客观上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给养，同时也产生了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意义。

道家讲天性，重视自然，是以养护身心而明万物之法。道家思想既精且深，其精髓即为“穷则变化”，所以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辩证法思想贯穿道家学说的始终。道家看世界，一切未入眼，既然可有可无，自然可进可退，它实际上秉承的是以人为本源的思想，顺从自然选择，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人的接受度为进退标准，以人的意志为确立前进方向的依据。所以，道家的思想基本上可以凝练成“遁世”之学，无论“有为”“无为”，皆杂糅着谋略之计。正所谓世道艰辛凶险，人们若能以智力一搏最好，若不能，便远离尘世，自然恬淡地度过一生。最终，道家引导人们解决了人生之题一——做什么样的人。

儒家重人性，崇尚规制，是以锤炼气性而通治世之道。儒家学说求高求大，其核心在于“仁爱德行”，因此儒家极为重视人们现世的修为，力求以崇高的德行推动礼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儒家看世界，看入眼中的更多的是积极正面的东西，人们穿梭于世间万物之中，要少一分潇洒肆意的玩乐心，多一分成就辉煌的使命感，它其实奉行的是一种以行事为准则的思想，以礼法约束人们行事的轻重，以规则控制人们做事的尺度，以原则确定人们处世的标准。所以，儒家的思想大致可以归纳成“入世”之学。无论世道如何，人们都应该积极谋事，自勤自省，以中庸中正之端稳处世，以道德品行之贵重治世，以浩然正气之英凛存世。最终，儒家引导人们解决了人生之题二——做什么样的事。

佛家求神性，膜拜性灵，是以修持心智而到达来世彼岸。佛家的信仰主宏主广，其主旨当属“慈悲济世”，所以锤炼内心，磨砺灵魂，以现世之苦修换来世之登临彼岸就成了佛教的终极奥义。佛家看世界，看入眼中的更多的是苦难与劫数，其所有的参悟与理解都建立在“人生很苦”的基调上，它所弘扬的是一种以修心为主旨的思想，以心应对世间苦厄，以心修成人生福报，以心到达来世彼岸。所以，佛家的思想大体可以总结为“出世”之学，要求人们在艰难困苦中秉持着一颗坚强之心，持续不断地修行，以修成心灵之花，在美好的来世绚丽绽放。最终，佛家引导人们解决了人生之题三——拥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这三种思想虽然古老，但对今天的人们而言依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如今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因优胜劣汰而产生的巨大生存压力挑战着人的极限，使人们日渐迷失，此时，人们需要读一读老庄之道，明确自己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今也是一个浮华丛生的时代，太多的诱惑模糊了人们做事的准则，此时，人们需要读一读孔孟之道，告诉自己做事重在端正勤谨、光明磊落；当今同样是一个苦难丛生的时代，人们随时可遇飞来横祸，随处可见悲欢离合，此时，人们需要领悟一些佛学之妙，鼓励自己纵然前路多荆棘，也要怀着坚韧之心，微笑着度过。

本书是一部诚意之作，尽管我们的智慧有限，但道、儒、佛等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尽的智慧。我们精心编排，努力释读中国文化的精髓，希望此书能够给广大读者带来一丝惊喜。崇尚自然，本色做人自见非凡朴素至上，自觉避害才见天性道家雅语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十九》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意思是：人们只有保持纯洁朴素的本性，少一些私欲杂念，并将那些浮华的圣明教义统统抛弃，才能免于忧患。老子认为社会乱象丛生，皆是“大道废”的缘故。正如当今社会，由于不复往昔纯朴，因此仅仅倡导仁义明德的教义，其作用实在有限。如此一来，我们只有“见素抱朴”，舍弃圣智、仁义、巧利等浮饰，重归“道法自然”，才能消除已经出现的，以及可能出现的忧患。

在道家学说中，朴素是“道法自然”最基本的含义。人们崇尚朴素，就意味着顺从天性，而这种朴素的天性本身就有避害的倾向。相对而言，后天被强行推广的仁义等道德约束就没有这样的特质。

很久以前，有一位圣人率领众弟子云游四方。有一天，他们一行人走着走着，竟远远地看见了一截破败的城垣。圣人很好奇，便向一位路过的老人询问道：“您知道这是哪里吗？”老人黯然回答：“这是我国的都城，原本繁荣富庶，可惜现如今已是国破城亡。”圣人十分惊讶，继续问道：“贵国为什么会灭亡？”老人摇摇头道：“只因国君只肯任用道德君子！”此言一出，圣人及弟子们都愣住了。老人见此，便解释道：“好人没法对付坏人。”圣人想了想，点点头道：“在礼崩乐坏时，人性已乱，仁义道德也就没有用了。”

正如圣人所言，在大道废弃时仍去讲一些假、大、空的仁义道德，结果是毫无作用，人们的私欲依然旺盛，因此而招致的灾祸以及遭受的伤害反而会越来越多。这时，人们需要的是将已经布满杂念的心灵格式化，重新归于那个单纯朴素的零点。

历经岁月沧桑后，人总是向往孩童般单纯质朴的状态，因为那样的生存状态原汁原味，粉饰极少，最为自然。但自然之态并不易求，人们一直用两个最重要的理由说服自己摒弃自然，违背天性：一是欲求不满；二是规避灾祸。

欲求不满几乎压制了人类全部的自然天性。欲望之上，有太多瑰丽的东西在时刻魅惑着人类；欲望之下，纯净的内心越来越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人们需要一些刺激去振奋精神，也渴望更多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于是，朴素自然的内在就变成了花花世界。

至于规避灾祸，对人们来说，那更是一个不可抗拒的理由。因为怕被批评肤浅，便装作博学；因为怕被嘲笑没品位，便故作清高；因为怕被讽刺胸无大志，便刻意在人前夸夸其谈……这是种误解，其实，越是在纯净的本原上随意涂抹，抗拒自然，最后遭受的伤害就会越大，相反，如果秉持朴素，顺其自然，忧患自会远去，伤害也就不存在了。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他出身寒微，早年当过兵，后来退伍习文，只有小学文凭的他竟然靠一根笔杆子撰写出了震惊文坛的篇章，连头顶一长串博士头衔的大学者胡适都被折服了。时值胡适担任中国公学的校长，于是，他便将沈从文请来当讲师。

沈从文从没有过当众授课的经历，因此，尽管他事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当他站在讲台上时，还是被讲台下面人头攒动的庞大阵仗吓到了，以至于过了整整10分钟，他还没有缓过劲来。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始授课，可此时的他大脑一片空白，事先构想的讲课内容一点儿都想不起来，只能照着讲义逐字逐句地念。10分钟后，讲义念完了，课也上完了，他心慌意乱地站在讲台上，不停地拭着脸上的汗水，完全不知道接下来几十分钟的时间要做什么。

搞不清状况的学生们开始面面相觑，交头接耳，以为这位讲台上的大师高深莫测，正在酝酿着讲授非凡奥义。面对学生们炽烈的目光，沈从文并没有装腔作势，东拉西扯地胡乱编排，而是拿起一支粉笔，老老实实地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授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台下随即传来学生们善意的笑声，他们都被沈从文的质朴与坦诚打动了。

沈从文的这堂课经学生们口口相传，成为了教学经典。而沈从文本人也凭借最真实、最自然的感情与态度赢得了师生们广泛的尊重。事后，胡适对沈从文赞赏有加，并毫不质疑地认为“沈从文的第一堂课成功了”！听过这堂课的一名学生对沈从文的坦率满心钦佩，其后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听过的最有意义的一堂课。”

做人正如沈从文一样，害怕就是害怕，不能因为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道德准则的约束而肆意逞勇。试想，如果当时沈从文硬撑着为人师者的面子，矫揉造作，这种不自然、不真实，甚至是不正常的举动反而会遭到学生们的鄙夷和嘲笑。

道法自然，人性朴素。欲求不满，重归质朴就可以了；恐惧灾祸，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情况，人们只要记得摒弃任何可能的浮饰，保持着最真实、最自然、最朴素的姿态，一切自然会畅顺无忧。做人智慧

我们无须被太多刻意的仁义礼教规条所束缚，朴朴素素、自自然然最好。脚踏实地，好高骛远终是梦道家雅语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道德经·二十四》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对无“道”之人的明确定义，其含义为：凡是脚跟不着地，只用脚尖站立的人是绝对站不稳的；凡是三步并作两步跃进的，是绝对走不长久的。在道家思想中，“道”始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遵从道法的人从不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做人求重求妥、稳扎稳打。今天的我们，或是为谋求成功的事业而奋斗，或是为实现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若想让这条路始终成为坚实的大道，而不会沦为凌空的虚道，就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稳步前进。

道家所提倡的脚踏实地的准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人们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取得的所有成绩，无疑都是通过脚踏实地、扎实奋斗而取得的。那么，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地做人呢？追溯老子学说的源头，我们就能够窥知一二。

老子认为，做人脚踏实地便是“有道”，而为了进一步阐释“有道”的含义，他在“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之后，还特意补充解释道：“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意思是说自我表现的人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是的人得不到表彰，自我夸耀的人难以建立功勋，自我骄矜的人很难有所长进。这基本上列举出了“做人有道”需要摒弃的所有行为，而这些行为都具有相同的隐含特征——好高骛远。

做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人的见识、自觉性、自我认同感以及自我表现力都不能远远超过自身所具备才能的最高限，否则就是好高骛远，不能脚踏实地。既然好高骛远表现为个人明显的自我高估，那么脚踏实地做人最基本的法则就是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

梁士彦是隋朝开国将领，他自恃久征沙场，战功赫赫，便自觉理应受到重重封赏，可天不遂其愿，他最终并没有得到隋文帝的隆重嘉奖，而是得了个普通官职，权限远没有其预想的大，这样的待遇令他极其愤懑。

没过多久，梁士彦就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不知忌讳的他竟然直接向隋文帝跑去哭诉，历数自己的功劳，抱怨皇帝给自己的封赏太少。隋文帝尽管十分不满，但并没有降罪于他，而是打发他去任了个闲职。

官越做越轻，梁士彦怨言更甚，他开始向身边的人大吐苦水，抱怨皇帝对他无情无义，自认为凭他的才能与功劳，早就应该位极人臣了。这些在当时实属大逆不道的话将亲友们吓得不轻，他们纷纷劝阻梁士彦谨言慎行，千万不要犯糊涂。

但野心极度膨胀的梁士彦根本就不听劝，他觉得自己才大志大造化大，居于现在的位置绝对是屈才了，心想既然皇帝眼拙，看不出他有才，他干脆就造反，自己取而代之做皇帝！于是，他开始与同样不得志的宇文忻、刘防等人串联，准备谋反。

就在这时，梁士彦逆谋造反的事情被他的外甥裴通知道了，裴通赶紧劝梁士彦悬崖勒马，他诚恳地劝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就会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来，您不觉得这非常可怕和可悲吗？”梁士彦不屑一顾地大吼道：“我当年统驭过千军万马，什么事情我做不到呢？皇上不重用我，是他大错特错！”

裴通实在无奈，便向隋文帝检举了梁士彦。为了暂时安抚梁士彦，隋文帝即刻晋升梁士彦为晋州刺史，并让其重掌兵权。谁知梁士彦不仅不感恩，还得意洋洋地表示：“皇帝不敢不重用我啊，像我这样的人才，应该委以更重要的官职才是！”

当上了晋州刺史，梁士彦并不满足，他还是觉得自己如此才华横溢，隋文帝却只让他做个小小刺史，实在太过屈才，这样低微的官职，与他的才能根本不相匹配，还是直接做皇帝好。隋文帝见梁士彦毫不收敛，实在忍无可忍，便出手将梁士彦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了。

才能与功劳该有多大，便是多大，绝对不能自凭想象。梁士彦很显然没有准确地定位自身，他任由自己的野心疯长，今天想位极人臣，明天就想君临天下，好高骛远，完全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一旦双脚不能好好地立于坚实的土地上，人就会飘到天上去，其下场就只能是一脚踏空，跌落而死。

我们做人也是一样，一旦自以为是、自我炫耀、自我骄矜，毫无自知之明，也就无法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了。而人一旦不清楚自己真实的位置，好高骛远的白日梦也就随之而来。今天的我们无不正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进，为了不使那些伟大的梦想沦为白日梦，我们只有立足于自身的能力，夯实基础，脚踏实地，稳步前进，才能成功。做人智慧

做人要立得扎实，走得稳健。先看准自己，再切合实际，拒绝好高骛远。敦朴实在，做人要厚道无华道家雅语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经·三十八》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对“德”的释义，意思是：所以大丈夫要舍弃浅薄与虚华，以敦厚和朴实安身立命。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了“道”与“德”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德”是“道”的属性表现，通俗来说，就是“道”是社会客观规律，而“德”就是人们按照客观规律做人。可见，我们学做人时朴实了，敦厚了，遵循“道”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做人有“德”了。

老子所云“处其厚”和“处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敦厚与朴实，或者干脆称做人要厚道，究竟该如何解析呢？其实，厚道并没有准确的定义，它大概涵盖为人不虚伪、待人不刻薄、做人表里如一等多层含义。

依《道德经》所言，厚道是一种“徳”，源自内心真正的朴实无华，而缺失了“徳”的人，不是成了真小人，就是沦为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但内在却奸诈刻薄的伪君子。真小人是内心卑劣，恶性在外，人堕落成如此这般并不容易，而要将真小人从好人群中识别出来也并不困难。比起看上去就奸邪的真小人，伪君子的不厚道可就隐秘多了，其失“德”所造成的危害性也大多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孙膑，曾经与魏国名将庞涓一同拜于著名隐士鬼谷先生门下，成为同门师兄弟，每日朝夕相处，一同演习兵法。后来庞涓出师，前往魏国谋求发展，他虽然受魏王器重，被委以将军重任，手握兵权，但他始终忧心忡忡，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及孙膑，一旦孙膑出山，就会极大地威胁到他的前途。于是，庞涓赶紧联系孙膑，一脸诚恳地向孙膑表示愿意将其引荐给魏王，师兄弟二人携手效力魏国，共创大业，共享富贵。孙膑被庞涓的诚意感动，于是欣然来到魏国。

庞涓当然不是真打算与孙膑携手共进，没过多久，他就罗织罪名，将孙膑下狱，并对其施以严酷的墨刑和膑刑，让其这辈子不能再站立和行走。受尽酷刑和侮辱的孙膑直到此时才看清了庞涓奸诈、阴险、刻薄、虚伪、两面三刀的真面目。

后来恰逢齐国使臣觐见魏王，这位使臣偶然发现孙膑的才华，便施计将其藏于车中，偷偷载回齐国。孙膑很快便展露才华，成了齐国大将田忌的门客。

公元前353年、公元前342年，齐、魏之间先后爆发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庞涓在这两次大战中均不敌孙膑。第一次，庞涓兵败被俘，后来由于两国议和而被放回；第二次，孙膑没有再给庞涓机会，他在庞涓行军的线路上预设伏兵，并在一棵树上刻字“庞涓死于此树下”。庞涓果然中计，魏军大败，大势已去的庞涓最终挥剑自刎。

庞涓是一个伪君子，他符合“失德”之人的基本特征——为人虚伪、待人刻薄、表里不一。他本可以如他一开始承诺孙膑的，与其一同携手共创大业，但由于他的不厚道，不仅令孙膑备尝艰辛，他本人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人的本性原本是朴实无华的，是自然纯净的，是要遵循“道”的，是称得上“德”的。而不厚道，其实就是人违背了本色，扭曲了人性，耍一些阴谋和阳谋的手段，做人尖酸刻薄、阴险毒辣、虚伪奸诈，以至最终德行有亏，害人更害己。

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人一般不会像庞涓一样，不厚道至如此激烈的程度，但不厚道之举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当亲人遭遇急事，囊中羞涩时，你是及时相借，还是刻意哭穷回避？当朋友身临困境，有事相托时，你是出手相助，还是借故推脱抽身离开？当你与同事需要共同承担一项责任时，你是敢于担当，还是当着同事的面出头，背着同事直接逃之夭夭，将责任全推到同事一人身上？……

生活中这样的小事有很多，而为人是否虚伪，待人是否刻薄，做人是否表里如一就隐在这些小事当中。只要我们厚道无华地面对生活中的所有事，自然就能够敦朴实在地做人。做人智慧

做人要厚道，少一分虚伪狡诈，多一分敦朴实在，自然德行无亏。抱守本真，真实才是真理道家雅语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庄子·秋水》道法释义

这是庄子对真实做人的基本原则的阐释，其含义为：难道不曾听说过燕国那个名叫寿陵的小子去赵国首都邯郸学步的故事吗？他不仅没学到邯郸人走路的本事，还把自己走路的本事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只能爬着回家去了。这便是成语“邯郸学步”的出处。自然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本真，所以我们真实的面貌千差万别、不尽相同。学着做任何人都不如做自己真实、自然，因此我们应该保守本真，坚持自我。

老庄之学中处处体现着对真实、朴素、自然的向往与追求，认为那才是玄妙至极的“道”，才是永恒不变的做人之法。这两千多年前的古老思想之所以仍然能够给予今天的我们以巨大的启示，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同样古老的命题——模仿别人与保持自我孰优孰劣。

保持自我是一种对真实的诉求，而相对应的，模仿别人就是一种对修饰的诉求。要辨清模仿别人与保持自我哪一个更胜一筹，就先要了解人们为什么要去模仿别人。原因很简单，那个人身上一定有某一种值得被模仿的东西，而这样东西一旦被成功模仿，就能够极大地修饰自我。历史上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东施效颦的故事。

相传越国有一位绝世无双的美人，名叫西施，她相貌俏丽，身形婀娜，姿态动人。西施身体不好，一直有心口疼的毛病，每当疾病发作时，她都会双眉紧锁，用手按住胸口，一副楚楚动人、惹人怜爱的模样，人们每每见到，无不心动不已。西施家附近住着一位名叫东施的姑娘。这位姑娘其貌不扬，气质庸俗，她见人们颇为喜爱西施娇弱的病容，便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捂着胸口、皱着双眉在村中穿行。村里的富人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躲回家里，紧闭大门，坚守不出；而穷人干脆带着妻儿，远远地避逃到远方去了。

东施的本意是好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她模仿西施，不过就是为了修饰自身，让自己看上去更加美丽。不过问题就在于她在使用这种拙劣的模仿手法时显然没有领会到模仿的精髓，简单来说就是，东施并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喜欢西施的病态。其实，人们并不是喜欢病态，而是喜欢病态中的西施所具有的独特美韵，那种风韵是西施最自然、最真实的姿态。而西施的真实于东施来说就不真实了，因为东施本没有疾病，病态装得再像也不过是惺惺作态，既然毫无真实可言，人们怎么可能会喜欢？

所以，我们完全不必像东施一样没病非要装病，试图借助模仿别人来修饰自己，反之，能够引人注目的最聪明的方式就是追求真实，保持自我。

在某艺术大学新学年的迎新会上，大一新生们为了使自己的首次亮相足够闪亮，于是各显神通，纷纷穿戴名牌，甚至刻意效仿一些当红明星的衣着装饰以及说话语气。一时间，迎新晚会的现场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明星模仿秀，华美衣袂满场飘飞，港台腔调此起彼伏。不过，这也导致撞衫、撞包、撞妆等情况比比皆是，反倒看不出每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了。

这时，一个素颜素装的小姑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位老师很喜欢这个气质纯真的小姑娘，便鼓励其走到舞台中央，勇敢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小姑娘走上舞台，向大家深鞠一躬，然后用微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我叫韩佳，今年19岁，来自东北，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学校栽培……”全场响起一片掌声。

无论社会的修饰化程度有多高，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真实的渴望是始终不变的。正因为如此，那个毫无修饰的小姑娘才从一大群花枝招展的新生中脱颖而出，这也证明了，无论对别人模仿得多么成功，那种模仿的美也战胜不了在坚守自我时所洋溢出来的真实美。

所以，我们应该更相信真实的力量，更理解真实的美，崇尚自然，抱守本真，毕竟模仿别人终究是下品，保持真我才是真理。做人智慧

做人力求真实，我们从始至终需要做的都是自己。清心宁神，静人需当静心从容谦和，自隐之后方见幽静道家雅语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道德经·四十一》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对“道”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关系的阐述，意为：崇高的德好像低谷；最洁白的东西好像沾染了污垢的样子；广博的德好像不足；刚健的德好像怠惰；质朴而纯真的德好像很污浊；最方正的东西反而没有棱角；最贵重的器物总是最后完成；最大的响动好像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反而不见行迹；道幽隐而没有名称。可见，行“大道”、尚“大德”并不张扬，那反而是一件谦和幽隐的事情，因此，我们学会了“隐”，自然能够宁静从容。

一个年轻人漫步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深深地沉迷于两边霓虹闪烁的醉人光景里。这时，一间又小又旧的门脸房进入了年轻人的视线，他很诧异，便走过去，才看清原来这是一间杂货铺，其老旧的外形与周围高档时尚的底商铺面格格不入。年轻人走进杂货铺，发现里面只有一位衣着朴素的老爷子在不慌不忙地理着货，于是他便问道：“老大爷，问您个事儿。我看这条商业街算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了，铺面的租金不便宜吧，可您家这店铺这么冷清，这昂贵的租金您负担得起吗？”老人看了看年轻人，淡然说道：“这铺子就是开着玩的，而这街上80%的店铺都是我的。”

原来这位老人是个大富翁，可从他那朴素无华的衣着，以及简陋老旧的店铺上又如何能看得出来？这就是道家所言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在老子眼中，这就是“道”的至高境界，凡达到这种境界的人都拥有非同一般的智慧。这些人做人自隐锋芒，从不在外形上刻意雕琢；他们待人谦和内敛，绝不会在形式上张牙舞爪。

当今的社会一直蔓延着一股浮躁之气，于是便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2014年，南京口腔医院的一位护士被一对夫妻殴打致伤，打人的夫妻二人分别是江苏省检察院宣传处处长及江苏省科技馆副馆长。起因就是一位男性重症患者于夜间紧急入院，可整个病区只剩下该官员夫妻俩女儿所在的病房还有一张床位，院方在征得该女孩同意后，安排重症患者住进病房，并将于第二日白天重新调整。不料，这个女孩子凌晨电话联系父母，于是，这对官员夫妻便冲到医院，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武行。

这对官员夫妻的行为虽然有些诡异，但其实，支配这种行为的心理非常好理解。很显然，他们自认为其内在有着最强势的权力基础，所以外在言行就随着一起强势了。殊不知一个真正行“大道”，有“上德”，更重要是有智慧的人，根本就不会用磅礡的外在形式展现出其真正磅礴的内在，换言之，真正有实力的人平时看上去往往特别谦卑，而张牙舞爪的人可能不是虚张声势的纸老虎，就是德行卑劣的癞皮狗。

张扬并不是罪过，但谦和绝对是一种至高的德行和深邃的智慧，那对飞扬跋扈的官员夫妻毕竟只是少数人，相当数量的人都能做到为人自隐锋芒、谦和从容。

每一年入学季，北京大学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报到的新生。有一次，一个外地新生带着行李，孤身一人前来北大报到。当他搞清了入学报到的程序之后，便为无人帮自己看管行李而发愁，就在此时，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老大爷，穿着很像校园里的勤杂工，于是他便请老人帮忙照看行李，见老人欣然答应，他便放心地办手续去了。

过了很久，这位新生才办妥了所有手续，回来取行李。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可爱的老大爷就一直待在原地，认认真真地照看着行李，一步也不曾离开。后来，这个学生才知道原来那个看上去像勤杂工的老大爷，就是名重中国的国学大师——曾经的北大校长季羡林老先生。

这是能够让人热泪盈眶的一幕，原来大隐于校园的国学大师是如此谦和，我们可以想见，隐在他平实质朴外衣下的该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内在！比起那些戾气在外，只懂得狂暴聒噪的人，大师由内而外的宁静与恬淡显得多么有智慧，多么从容。如此对比之下，我们该如何做人便一目了然。做人智慧

做人要自隐锋芒，“隐”比“显”更具智慧，更见从容，更能清心宁神。宠辱不惊，才能岁月静好道家雅语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道德经·十三》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列举出的做人不静心以及人格尊严缺失的情形，译文是：什么叫得宠和受辱都会感觉惊慌不安？得宠是卑下的，得到恩宠会感到惊慌不安，失去恩宠也会感到惊慌不安，这就是说得宠和受辱都会感到惊慌不安。在老子看来，圣人绝不能为了得宠和受辱就惊慌不安，失去平静。对圣人如此，对常人也一样，做人清静宁神何其难得，因此更值得争取，因为那保证了我们能恬静地度过漫长的岁月。

老子非常重视独立人格的养成，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仅仅因为受辱和不受辱就乍惊乍喜，或是对于恩宠患得患失，不仅会对人格尊严造成严重的损害，更重要的是，心不宁则岁月不静，一个内心总受外界影响的人，很难过上岁月静好的日子。

一个颇有名气的年轻画家闭门专修，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创作出了一幅画作，他自觉非常满意，便拿到艺术展厅公展。他很想知道其他人对这幅画的看法，便特意叮嘱展方，一定要在他的画作旁放一支笔，并公示每一位观赏者，看画之后若觉得哪里有不足，可以直接在画上标示出来。

一天过去了，傍晚，画家兴冲冲地跑到展厅他自己的那幅画前，只一眼就呆住了，原来那幅画上已经布满了圈圈点点，几乎没有一处没遭到过指责。画家伤心之余，更加失落，他引以为豪的佳作竟然如此不堪入目，经此一事，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整天窝在家里自怨自艾，一连数月闭门不出。

后来，画家的一个朋友知道了这件事，便找到画家，劝说其再画一幅相同的画放到展厅，也仍旧让观赏者用笔圈点，只不过这一次让他们指出满意的部分。

转眼又到了傍晚，画家战战兢兢地走到画前，惊奇地发现画上再一次布满了记号，他顿时欣喜若狂，原来这幅画有那么多值得赞美的地方，而且有那么多的观赏者欣赏这幅画。于是，画家的精神为之一振，此后自信满满，天天笑不拢口，眉飞色舞。

这位画家过得着实辛苦，别人一赞美，他就异常亢奋，兴致饱满；别人一批评，他就惶惶不安，形神黯淡，内心受外界影响如此强烈，基本上等于失去独立人格了，这日子怎么可能过得清静和安宁？

心不随宠辱而动，才能保持平静，所以，如今的我们崇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其实就是当代人对定心静神最执著的坚持。要知道，我们的这一坚持意义非凡。

面对奖项，很多电影工作者都表示能拿奖自然更好，但即便拿不了也没什么，干好本职工作，认真拍戏就是了。

面对指责，很多环卫工人都觉得挨了骂也没什么，每天照样起早贪黑地干活，专心工作，只求问心无愧。

所以说，生活还是要继续，与其因别人的一句赞，或是为别人的一句骂而乍喜乍惊，还不如凝神敛气，平静度日。做人智慧

做人宠辱不惊，宁心静神，自然过得安稳，活得恬静。看淡功劳，功劳自然长存道家雅语

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二》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对朴素辩证法的集中论述。意思是：任凭万物生长发展而不强为主宰，促成万物的产生而不据为己有，培育万物的生长而不自恃己能，成就功业而不自我夸耀。正因为圣人不居功，因此他的功勋不会消逝。老子明确地提出了对立统一的规律，并以美丑、长短、高低、前后举例，之后进一步指出与刻意“有为”相对的就是清静“无为”。所以说，面对功劳，我们清静视之、淡然处之，它反而能够彰显出来，甚至流传后世。

功劳是一种情绪的催化剂，它会让原本平静的内心瞬间亢奋起来，究其原因，不过是它能够带来庞大的附加价值。因此，人们当然愿意将归属不明的功劳尽可能地揽在自己身上，将明确属于自己的功劳天天挂在嘴边，讲给别人听。

对此，老子认为越是居功的人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因为这些人心中不静，过分强调自我、炫耀功劳，才刺激了周围的人一同心中不静，进而心生厌恶。如此一来，即便他们的确有过功劳，最终也会被刻意抹去。因此，我们面对功劳，心要静一些，看淡一些，你静了，周围的人也就随之静了，而他们在看待你的功劳时，也就能平静地论处了。

东汉开国名将冯异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最为倚重的军事将领，在东汉明帝期间所立的中兴汉室功劳最大的“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列第七，功勋卓著。其实，冯异并非一开始便追随刘秀，他原是新莽政权的官员，监管颍川郡的五个县。有一次，冯异出城巡视，正好被已经率众起义的刘秀抓住，幸好冯异的兄长冯孝此时就在刘秀军中。在冯孝的引荐下，冯异见到了刘秀，并深得刘秀的欣赏，于是，他当即表示愿意带着自己掌管的五个县投奔刘秀。

此时的刘秀还只是起义军首领——更始帝刘玄手下的一个将领，受制于人，无法施展抱负。冯异被放回去后，信守诺言，刚开始他遇到更始帝刘玄攻城，便坚守不出，后来他遇到刘秀，不但杀牛宰羊、隆重出迎，还向刘秀举荐了更多的人才。

由于忌妒，更始帝刘玄便杀了刘秀的哥哥刘演。噩耗传来，刘秀痛不欲生，冯异宽慰刘秀，并劝其自立门户，摆脱刘玄的控制。后来，冯异辅佐刘秀扫平河北，平定汉中，并且拥护刘秀上尊号，登极称帝，建立东汉王朝。

先有献城献土之功，后有开疆辟土之劳，冯异可谓居功至伟，不过，他从不向别人张扬自己的功劳。每当刘秀手下的将领们趁战争间隙，聚在一起论争功劳时，他总是远远地避开，一个人默默地站在大树下，后来人们干脆叫他“大树将军”。

冯异功劳很大，这一点众所周知，刘秀就曾经当着众大臣的面指着冯异道：“这个人为我劈开了尖刺丛生的荆棘，平定了关中！”而冯异总是推言说他不过是一介儒生，能够取得一点功绩，不过是应了时势的缘故，他强烈请求朝廷收回他的兵权，让他回到宫廷安然度日。冯异功高但不震主，刘秀对其非常放心，他不但厚赐冯异钱帛与珠宝，还让其继续执掌兵权，并在其病逝后，赐谥号“节侯”。

对冯异的功劳，刘秀曾经这样评价道：“将军之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父子。”

冯异从未主动张扬过自己的功绩，但刘秀对此心知肚明，并铭记了一生，感怀了一生。不仅是刘秀本人，就连他的儿子，东汉第二任皇帝汉明帝也感念冯异的功劳，将其列在“云台二十八将”之中，作画像置于南宫云台阁，让其事迹万古流芳。

可见，老子所主张的“功成而不居”确有道理。很多时候，即使我们不去张扬功劳，别人也会替我们将功劳传扬下去。不过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不仅要做到“不居功”，更要做到巧妙“却功”。《左传》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齐、鲁两军大战，结果鲁军败了，鲁军将士们慌忙逃命。这时，作为统帅之一的孟之友主动留在了后面，掩护大部队撤退。等所有人都撤到了安全地带，并列队迎接最后赶上来的孟之友时，孟之友却故意鞭打着坐骑，说道：“不是我不想跑，实在是我这马跑不快啊！”

即便孟之友自己不承认，人们也清楚他拼死掩护同僚撤退的天功，而且还会因他“却功”的行为，对其更加赞赏和钦佩，也更会牢记和宣扬他的功劳。孟之友的这一举动，才是高明的做人之道，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借鉴和学习。做人智慧

做人要看淡功劳，你心静了，自然就能冷静评论功劳了。谨小慎微，自满等于自绝道家雅语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道德经·十五》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对依“道”做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的肯定性总结，意思是：保持这些道理的人，不会自满。正因为他不自满，所以能去故更新。老子认为，“不盈”才能接近于“道”，否则就会“不道早已”，最终消亡。我们做人当如老子所言，只有戒骄戒躁，谨小慎微，摒弃自傲自满等容易导致“盈”的负面情绪及言行，才能保持清静安宁，并始终在“道”之内，做一个能达到“道”之境界的人。

道家思想强调“不盈”，也就是不自满，而也只有达到了不自满的精神境界，才得以实现内心的清静安宁。老子的这一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太多因自满而自绝人生的悲剧人物，以及悲剧事件，令后人唏嘘之余，受教不止。

历史上的相关事例数不胜数，很多人物都是因自满而不得善终，我们探究人们自满的原因，其实不外乎两种：第一，声名太盛，过度张扬的外部环境很容易刺激人，使人内心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于是人就容易自满了。

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名声极盛，他武功之高，单凭一柄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马，单人单刀，就能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拥有威震天下的强大实力不可怕，但人们对这种实力的高调渲染就非常可怕了。眼见众人讴歌膜拜，关羽心内一躁动，便滋生出了骄傲自满的负面情绪，什么都不放进眼里了。

当时三分天下，魏、蜀、吴三足鼎立，三国之中，蜀国最弱，无论是作为刘蜀政权领袖的刘备，还是充当智囊的诸葛亮，都意识到蜀国要想存活和发展，唯有与孙吴政权结成联盟，这是既定的大政方针。不过，自荆州交予“刚而自矜”的关羽镇守之后，联吴政策便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

在关羽内心深处，他显然看不上东吴君臣，所以他才说“矢石交攻之际，千枪万刃之中，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也正因此，当孙权遣使来向关羽求亲，准备达成他儿子与关羽女儿的婚事时，关羽坚决不同意，还毫不忌讳地当着使臣的面说道：“吾虎女怎配犬子！”关羽说得倒是豪情万丈，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外交失误，直接导致了吴蜀联盟的破裂，也使吴蜀在此后爆发了一系列的交战。最终，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而后中计，被吴军俘虏并遭斩首。

这就是因自满而自绝的典型例子，关羽无疑是被盛名所累，被盛名误导，内心才失去了原本的清静安宁。

如果说关羽自满，源自名声太盛，那么马谡自满，就是第二种情形——自以为是了。

根据陈寿的《三国志》所载，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不过，刘备并不喜欢他，他曾经告诉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不过诸葛亮没听，还是继续宠爱提携马谡。

至于马谡自己，完全是自我感觉良好，他不像关羽，傲气因外而聚，他是傲气内生，虽然没立下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劳，但他自觉非凡，总认为他从小熟读兵书，通晓兵法，攻城略地不过小事，以前不过就是没有机会而已。

很快，机会来了。228年春，诸葛亮率军征魏，直扑岐山，并准备派出一支部队，占领街亭，作为大军前进的据点。马谡恰好就被任命为这一次军事行动的先锋。

马谡欣然带兵前往街亭，也像模像样地勘察了一番地形地貌，然后指着街亭附近的一座山，胸有成竹地表示“正好安营扎寨，布置埋伏”。随行的副将王平并不同意，他认为诸葛亮早已经制定好作战计划了，那就是依托城池扼守，稳扎稳打，不要冒进。可马谡根本不听，王平无奈，只得向马谡要了一些兵马，在山下另行驻扎。

魏将张郃率军一到街亭，便十分高兴，他一看马谡放着现成的城池不守，偏跑到山上搞埋伏，于是从容地下令把山死死围住。

马谡带兵冲了几次，都被逼回到了山上，几天下来，饥困交迫。张颌则趁机发动总攻，一举击溃蜀军。马谡的兵马四散逃窜，其中一部分人与王平的兵马汇合，顺利撤退了。而马谡本人则向西突围，最终回到了蜀军后方。

失街亭的影响太恶劣了，蜀军由于前无据点，只能退军，征魏行动由此失败了。事后，诸葛亮不得不杀了马谡，以正军法。

正如关羽和马谡，无论是因外界过度追捧导致自我膨胀而产生的自满，还是因自负情绪过剩导致自以为是而产生的自满，都会让人饱尝自绝的恶果。因此，唯有戒骄戒躁，才能保证内心宁静，才能时时刻刻谨慎小心，才能避免自绝的悲情命运。做人智慧

做人当戒自满，心内焦躁终将自绝，唯有心宁心静才能安然生存。享福太过，祸事接踵而至道家雅语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道德经·五十》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提出的一种养生之道，意思是：人出世为生，入土为死。属于长寿的人，占十分之三；属于短命的人，占十分之三；本来可以长寿，却自己走向短命的人，也占了十分之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过分地追求奉养了。老子告诫世人，正是心内乱而行外争，以至于得了太多的福，享了太多的福，才使人早早夭亡。因此，只有心静而不争，宁静心神，才能规避祸事。

道家做人讲究“清静”，求的是一种恬静坦然的心性。以这种心性度日，无福，淡然而过；少福，淡然而过；大福降临，也依旧是淡然而过。清代学者金缨编写的《格言联璧》一书中有云：“福不可享尽。”可见，在先贤眼中，享用福气是不能超过必要限度的，这条警戒线约束的不是福气的多与不多，而是心性的静与不静。心若静了，享福的意念便不会强烈，福气自然就不会因过度地被享用而最终演变成祸事，反之亦然。

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王朝第八位皇帝，他一生崇尚奢靡，追求极致的福气，结果享福太过，祸事接踵而来，最后落得个异常凄惨的下场。

宋徽宗很会享福。作为一个富庶帝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有承受最高物质享受的基本条件；作为一个品味非凡的艺术家，他有讲求最高精神享受的内在要求；作为一个毫无政治素养的失败政治家，他又提拔了蔡京等一干擅长溜须拍马的奸臣，专门“辅佐”他大行奢靡。于是，他的福气越享越大。

有一次，宋徽宗君臣郑重接待辽国使臣。那个时候的宋徽宗尚懂得节俭朴素，使用的不过是一些平常的碗筷酒盏，大奸臣蔡京一看，立刻进言说这万万不可，他说宋徽宗是大宋天子，用一些破烂碟子等俗物不足以彰显大国气象，必须要用金碗银杯玉盏方可。宋徽宗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将自己所用的碗筷杯盏全换了。席间，辽国使臣一见这些金光熠熠、银光闪闪的器皿，顿时被震住了，特别感叹于北宋的富庶。他们一回到辽国，立刻将所见所闻悉数汇报，辽国统治者遂生出觊觎之心。

另有一次，一个辽国使臣刚到边境，蔡京便提议走大路，以便辽使能沿途观赏到北宋壮阔瑰丽、富庶繁华的景致，辽臣欣然同意。由于每一次去北宋都城，都要七拐八拐地在山里瞎转悠，他们根本记不清路，这下好了，笔直大路通开封，想记不清都难了。

宋徽宗毫无危机意识，他想的就是怎么享尽天下之福。他艺术修养很高，平时最喜欢收集和观赏奇花异石，普通人也就是小打小闹，他却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官办机构——苏杭应奉局，发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收集花石，这就是历史上最以劳民伤财闻名的“花石纲”。

福气享尽了，祸事便临头了。1126年，灭了辽国的金国听辽臣说大宋富庶，便兵锋一转，攻破了北宋都城开封，进军路线就是当年北宋官员带辽国使臣走的那条大路。靖康之役惨败后，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俩，以及一众皇室成员和宫廷官员被一网成擒，之后被全部押回了北方。

阶下囚的宋徽宗得了个“昏德公”的称号，在半地穴半窝棚的寒窑洞里苦挨余生，他的儿子宋钦宗，因为被宋徽宗临危托命而被迫登基，也不幸被拉下了水，被一同关着。他的其他儿子，除九子康王赵构后来跑到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外，剩下的也与他一同身陷囹圄。至于他的女儿们，命运则更加凄惨，她们被迫成为金朝廷官员们的妾室，或是卑贱的侍婢，很多都被折磨致死。

1135年，身心饱受打击的宋徽宗命绝金国，此时距离他被俘仅仅9年，而他离世时的年纪也不过54岁。

宋徽宗在享受最大的福气时，肯定不曾想到会引来如此大的祸事，他于天命之年而亡，受尽苦楚，不得善终，只因为他心性不宁不静，总是想求更多的福气，总是去享受更多的福气，求福享福至甚，最终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今天的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繁荣富庶远胜于前，内心所求之精神需要远大于昔，周身所萦绕之魅惑鼓动远厉于过往，所以今天的我们要做到安于恬淡，静如止水，其难度要大多了。不过难度有，优势也有，正所谓历史教训是最好的灵药，当我们看过了宋徽宗这样的反面典型，相信再理解起道家的清心宁神来也就不难了。做人智慧

做人不享过分之福，求福太甚即是求祸。无为而行，无争胜有争以善止争，养与世无争之源道家雅语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八》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论述“不争”思想的名句，意思是：上善的人如同水一样。水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汇聚在人们所厌恶的低洼之地，所以最接近大道。上善的人居于这样的低洼之地，心胸善于保持宁静深邃，与人交往善于真诚友爱，言谈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治理，处事善于发挥自己的才能，行动善于掌握好时机。正因为有与世无争的美德，所以才没有怨咎。老子认为，水“不争”，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具“德”。我们做人，就要像水一样，修养上德，与世无争。

老子的这一句“上善若水”，既点明了道家一直强调的最重要的德行就是“上善”，同时，也将这种抽象的“上善”具象化，从而向世人实体展示了“上善”真正的境界，并告知了人们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

所谓上善，也就是最完美的德行，莫过于水。老子认为，水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特质，都是上善，它柔软纤细，置于万物之下，不争上游，这种“无争”最接近“大道”，是以柔性对刚性，以淡然对执著，以闲适对紧迫，以顺其自然对刻意强求，以无为出世对有为入世。当今社会竞争氛围浓郁，“争”似乎远比“无争”更多，且更有意义。其实不然，正因为世道处处有“争”，我们才更要反其道而行之，无为无争，做水一样的人，从源头消除“争”的隐患，以“善”止争。

很久以前，有一位官员不小心卷入了政治争斗，无辜受到牵连的他被革去了官职，贬回了家乡。官员很苦闷，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冤屈，他很想向朝廷申辩，争得东山再起的机会。在行动前，他特意找到了他的老师征询意见。老师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带着这名官员走进了书房。书房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只精美的花瓶，花瓶中盛满了水。老师指着这只花瓶对他说：“你看，这只花瓶放在此处已有半年之久，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有尘埃掉入水中，可水依然干净清澈，你明白个中的道理吗？”

这名官员盯着花瓶看了很久，突然，他高叫道：“我明白了！所有的灰尘都沉到水底下了。”

老师欣慰地点点头，说道：“便是如此。这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有九，这些事情越执著地想解决，往往越掀起更大的波澜。就像这花瓶中的水，每时每刻都在落入灰尘，如果它心生厌恶，以致激烈地震荡自身，那么，这瓶水将一直混乱下去，永不能安宁。可是，如果这瓶水愿意沉静下来，让那些灰尘渐渐地沉入水底，那么，水依然是纯净清澈的。”

做人正如官员的老师所说，“争”一定会失去原本的“清静无为”，还不一定会达到预想的效果；而“不争”绝对不会翻天覆地，凭借水一般的“上善”，自然能够以“不争”的心境从容面对“争”的世界。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不争”的境界呢？老子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其一，做人要放低姿态。姿态是衡量做人质量的一种标准，它与“德”成反比。高姿态的人往往过度有为，事事论争，待人往往斤斤计较，对事常常吹毛求疵，喜欢用外在的姿态来表现内在的境界。执著于“争”，其实不过是“外高内低”。因此，做人还是要保持低姿态。姿态低了，心态自然也就放平了，“争”的执念也就散了。

其二，做人要心胸静幽。心胸是体现做人质量的一种精神内核，有心胸的人比没有心胸的人更具“善”、“德”，心胸宁静深邃的人远比心胸狭窄的人更能做到“无为”、“不争”。因此，心胸深邃了，自然也就不争了。

其三，做人要真诚重信。真诚重信是做人“不争”的一种重要的外在表现，更是源于内在的精神需求，一个讲真诚重信誉的人往往更看重“德”，更倾向于“善”，也就更能自觉抵制功利性明显的“争”。

其四，做人要显现才能。才能显现看似求“争”，其实不然。道家所谓“无为”，并不是指放弃一切，而是以“无为”之道行“有为”之事，以“不争”实现更高级别、更高境界的“争”，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将全部的才能公开显现出来。古来高手过招，并非如一般人一样真刀真枪的肉搏，而是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实力，实力一现，孰高孰低一目了然，既然可以像“不争”一样的去“争”，那何必还要为“争”而“争”呢？

尽管“不争”是至高的做人境界，但只要事事留心，处处留意，那么想要拥有若水的上善之德也并非难事。做人智慧

做人若水，要行上善之德，以善止争，自然无争。绝“争”之源，自然无争道家雅语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道德经·三》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就“无为不争”世界观所提出的方法论的总纲，意思是：不推崇有才能的人，让人民不争夺功名利禄；不珍视稀罕的器物，使人们不成为盗贼；不显耀那些能够诱发人贪欲的东西，使人们的内心不被扰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要使人们的内心得到净化，肚腹得以安饱，意志变得柔弱，体魄变得强健。这样能够使人们没有狡诈的心智、没有贪得无厌的欲望，也使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不敢肆意妄为。我们应先从思想根源上“却争”，再从实际行为上杜绝“刻意而为”，如此一来，我们也就没什么可争的了。

老子学说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时值春秋末年，征伐不断，战乱频仍，深陷战火的各个国家在与彼此的攻掠中渐渐形成了战国格局的雏形。从春秋步入战国，是历史的更替，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全面变革。很显然，老子并不喜欢这种改变，因为很多人趁着社会动乱，打着“崇尚贤才”的旗号，大肆敛财，聚人，争权夺势。老子认为，“尚贤”只会让社会越来越乱，想要恢复社会安定，“不尚贤”才是正道。

倘若“不尚贤”，自然也就“使民不争”，即把那些容易激发人们欲望的教义统统摒除，使人重塑自然天性。对这种自然天性，老子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解读。他认为其实百姓们所想所求非常简单，不过就是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能让他们的肚子被填饱，能让他们的意志不空虚，能让他们的身体变得强健。这就是最自然、最符合天性的需求。满足了这些需求，人们自然心中安定，也就不会生出任何超越本分的要求，根绝了非分之想，“争”的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很久以前，有一个商人拉了一车货物走在商路上，前路被连绵起伏的群山阻隔，商路至此沿着山脚绕了很长的一段弯路，要耽误好几天的时间。商人很想节约路费，便离开了商路，拉着货物进了山，想从山里穿过去。

大山深处有一座小村庄，因为鲜有人迹，故而保持着非常淳朴自然的民风。商人一进村庄，就觉得机会来了，他知道这里与世隔绝，村民们肯定没见过外面的货物，他一定能发一笔大财。于是，他胸有成竹地拿出货物向村民展示，不料，村民们只是笑眯眯地围着看看，之后就各自散去干活了。商人以为这是村民们搞的心理战术，目的在于刻意压价，于是他主动降低价格，打算薄利多销，可村民们还是没有反应。

这时，天黑了，他又渴又饿又累，就请求村民能准许他留宿一晚。正当他准备抛出优厚的报酬时，村民们竟然争先恐后地收留他，他很高兴，觉得时机成熟了，村民们马上就会争抢着买他的货物了。

用过了晚餐，他把货物全都摆放出来，等着村民来购买，可等了半天，竟然一个人影都没有，他无奈之下，向村里的一位长者问道：“难道是我的货物不好吗？还是价格太高了？我这货物都是最紧俏的，可为什么大家都不买呢？”

老者笑道：“你的货物虽好，但这里的人不需要。我们若想吃，自己种便是；我们若想喝，自己打井便是；我们若要穿衣，自己就会缝制；我们若要工具，自己就会打造。所以说，你的这些东西尽管既花哨紧俏，又稀罕昂贵，但于我们而言，是完全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怎么会去争抢购买呢？”

这个村子的村民之所以不争，就是因为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已经尽数得到满足。内心纯净，没有多余的需求，这也就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争”，而没有“争”的想法，自然也就能做到“无为”了。

当然，我们生活的环境毕竟不是宁静悠远的小村庄，我们每时每刻要面对的是充满着欲望与诱惑的世界，因此，我们更应该深谙老子的做人之道，从思想根源上净化自身，失去了“争”的想法，“争”的行为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做人智慧

做人要从思想上根除“争”的执念，回归自然，不想“争”，也就“无争”了。不自争，自然“争者无敌”道家雅语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二十二》道法释义

这是老子对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论述，意思是：不自我表现，所以能明辨是非；不自以为是，所以能自我彰显；不自我夸耀，所以能有功劳；不自我矜持，所以才能长久；正因为不与他人相争，所以全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老子认为，对立统一的关系寓于所有事物的变化当中，就像“曲”、“直”的相互转化，“强”、“弱”的优劣转换，因此，“不争”，其实就是最大的“争”。我们遵循不争之道，非但不是放弃所有，反而是强势地争得了所有，最终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将道家所云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置于现代社会背景下来重新解读，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我不与人争，跟谁争我都不屑。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思，除去其释放出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外，它还揭示了这样的道理——一个人自己不主动争，其实就是最积极地争、最强势地争，这种“争”在想法诞生伊始，就只有一个目的——争得胜利！

无论是两千多年的老子学说，还是如今受人们广泛认同的新锐思想，都有“不争”就是“争”的辩证法思想贯穿其中。历史的传承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因此，我们做人也要辩证地看待“争”与“不争”的关系，不去争，最后从容地争得一切。

郭子仪是唐代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浓重的一笔就是平定了安史之乱，在大唐王朝危亡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不过，这一功绩实在太大，对唐王朝的统治者而言，不能容忍，特别是一场平叛战争下来，朝堂上的文臣武将几乎都成了郭子仪的人，他俨然已是功高震主，一旦心生反意，大唐皇帝就得换人了。正当皇帝对郭子仪心怀忌惮时，郭子仪却主动交出兵权，解甲归田。

后来，吐蕃大军进犯唐域，代宗皇帝惊恐万分，狼狈逃窜，这时，他忽然想起了郭子仪，于是立刻重新任命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镇守咸阳。郭子仪随即受命出征，率领唐军将士与吐蕃军在灵州一线血战拼杀。正当战事紧迫之时，一向与郭子仪不和的奸宦鱼朝恩竟然偷偷地把郭子仪父亲的坟墓给掘了。战事平复后，郭子仪班师回朝，朝廷上下一片紧张，因为此事闹得太大了，一旦郭子仪追究起来，恐怕朝廷上下会惊起翻天覆地的波浪。

唐代宗见到了郭子仪，主动向其提及了掘坟的事，没想到郭子仪当即躬身自责，痛哭流涕道：“这都是臣的错，臣常年在外带兵打仗，军纪不严，未能制止士兵盗坟的行为，现如今我的父亲坟墓被掘，定是上天因为臣的不忠不孝而降罪于臣。”郭子仪不但不争，还退忍到如此地步，皇帝与众大臣都无话可说。

功劳越立越大，郭子仪心中有数，他曾经被皇帝忌惮过一次，便会有第二次，于是，他处处谨慎，皇帝的封赏一律推辞，实在推不掉才勉强领受。后来，代宗竟然要授他“尚书令”的高职，他死也不肯接受，并说道：“臣怎么敢当！这是当年太宗皇帝在即位之前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从来没有过臣子当值的先例，臣不敢领受！”代宗无奈，只能作罢，并令人将此事记于史书之上。

郭子仪在朝政中从没主动去争过什么，但最终却“争”得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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