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 威廉·冯·洪堡特原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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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试读：
《西方语言学名家译丛》总序
西方语言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过去国内已译出不少，尤以商务印书馆的一批最具规模，传布最广。如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1772）、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萨丕尔《语言论》（192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933），无一不是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译本均已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成为国人认识西方语言思想的梯航。名作要著的翻译，是考察西方语言学史的一项基础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不可谓小，但有待进行的工作仍然很多。仅举西方语言思想史上经常征引的一些著作，惠特尼《语言的生命和生长》（1875）、保罗《语言史原理》（1880）、甲柏连孜《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成就》（1891）、浮士勒《语言学上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1904）、博厄斯《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叶斯柏森《语言的本质、发展和发生》（1922）、乔姆斯基《笛卡尔语言学》（1966）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些作品值得译介，却始终未见译出。即便是洪堡特、萨丕尔、布龙菲尔德，虽然各有汉译名著行世，其单篇的论文仍需要逐一译解，辑录成书。
以往国内翻译西方语言学名著，对单篇的作品着眼较多，于名家的文集则下力不足。专著固然能凝聚一位学者的思想观点，但文集自有文集的好处，为专著所不能取代。与专著相比，文集的时间跨度更大，收取的作品更多，因此更能展示学者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学术成长的历程。弗斯的《论言语》（1930）值得一读，而他的《语言学文集》（1957）选收撰于1934—1951年的文章，涵盖了更多的话题、更丰富的内容，更不能不读。有些学者终其一生，也没有一部专著行世，这种情况下相关的文集就尤其不能缺少。以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尔夫为例，今人欲了解他的语言相对论，不必四处寻觅他的论文，只需找到卡罗尔编辑的《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1956），就有了一册既权威又方便的沃尔夫理论读本。
本系列所收的各家文集，有些虽有原语的集子可资参照，而翻译时未必悉数采纳，或有增补、或予删汰，内容编排上会做一些调整；有些文集并无原本可据，属于自行编选，则收录哪些、舍弃哪些，要求编者斟酌后再做选择。无论有无原本、怎样选篇，编辑一部文集必定有一些讲究，能显出编者的意图、趣识和眼力。在选篇、译解、注释诸方面，各本集子的编者享有充分的自由，本系列的创设无非是要提供一块园地，供有志于译介的语言学者聚首耕耘。至于这块园地的总体建设，谨试提三点：
致力发掘确有史料价值的作品，尤以迄今尚无汉译的论著为首选；
将各时期开一派天地、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作为基础，兼采当代有特出创为的研究者；
以梳理语言思想、贯达人文哲理为鹄的，兼纳各家分析技艺。
中国现代语言学起步于译介，一个世纪以来也从未中断过译介。译介不只是为当世服务，也是为了认识过去，为探求学术的本源铺筑道路。译介之难之苦，实过于自由撰著，好在终有一些学者不惧艰辛，甘尝苦味，所以译事不会告断，永远不会。这项译事，这个系列，就期待着这样的同人来参与。香港海德基金会、湖南教育出版社曾经支持过本系列部分书籍的翻译和梓行，感念旧谊，犹不能忘，愿以更多更好的译作答谢朋友们的信托。姚小平2010年晚夏于北外语言所序 言“即使在纯语法研究的领域里，我们也绝不能把语言与人、把人与大地隔绝开来。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第67节一
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年青时生活于康德、赫尔德和法国启蒙哲学家的影响之下，跟席勒、歌德交友多年，与费希特、黑格尔同为柏林科学院成员，并有一个声名显赫的弟弟——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特（1769—1858）。我们的这位志向高远的主人公，曾服务于当时的德意志强国普鲁士，先后出使罗马、维也纳、伦敦，参加过一系列重大的欧洲和全德军政会议。他一度加入内阁，但几乎没有机会实现政治抱负，他的理性精神和民主倾向为保守派多数所不容，也难以取悦王室。他最令人称道的政绩，是在负责文教事务期间策划了一场教育改革。今天，当我们在大学里自由地从事着教学和科研的时候，不应忘记洪堡特当年为筹建柏林大学所做的努力；这[1]一新型的高等学府，是现代模式的大学的前身。
洪堡特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清理和认识，他在政治学、美学、史学、教育学、语言学诸方面的成就已为学界所公认。而在语言学上，他下力最勤，著述也最多。
本《文集》所收洪堡特的13篇语言学作品，大部分写于晚年。1820年退离政坛后，洪堡特才有更多的时间潜心问学。但从1795年的《论思维和说话》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在考虑如何研究语言。在洪堡特的时代，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正在形成之中，后来的研究者都把洪堡特尊奉为创始人和理论先导。这两个领域，那时都在建设理论、探寻方法、积累材料，洪堡特善于思辨的头脑和注重经验的倾向，使他恰能把理论层面的东西与实际语料的分析结合起来，为这些领域日后的发展奠定下健全的基础。至今我们读起洪堡特的作品，仍会为他那深邃的哲思和广博的知识所折服。
所收作品中的前3篇，过去曾有完整的译文。钱敏汝教授编的《语言与人类精神》一书，译有《论思维和说话》及《普通语言学论
[2]纲》（另外，对《论双数》也做了节译）；张烈材先生译过《论与[3]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关的比较语言研究》。虽然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许多译法，从概念术语、句子结构到修辞色彩都做了不同的处理，但我仍要说，他们做了可贵的尝试。
除了以上几篇，这本《文集》所收的其余作品尚未见有汉译文本。这里的13篇，加上已译成出版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洪堡特主要的语言理论著作大抵就是这些。但这里说的是他的语言理论著作，而不是他的所有语言研究著作。像洪堡特对某种语言所做的大量细致的描述，特别是三卷本《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就不可能放进来。这部巨著未见有人译成任何文字，大概也没有必要全译，因为它太专，没有几个人会去读，真正想读的人，就不妨自己去啃原文。二
13篇作品是按大致可确定的写成年代排列的，以显出洪堡特语言研究的连续性。原作主要取自A. Leitzmann、B. Gebhardt、W. [4]Richter三位合编的十七卷本《威廉·冯·洪堡特文集》的第4、5、6卷，并参考了A. Flitner和K. Giel主编的五卷本《洪堡特选集》的第3[5]卷《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 Böhler选编的《威廉·冯·洪堡特论[6]语言》文集，以及J. Trabant编辑的《威廉·冯·洪堡特论语言》文集[7]。
洪堡特的著作，有些较完整，在世时就已刊行。相当一部分则不完整，是未竟文稿，甚至连篇名也没有。例如《论思维和说话》，本是洪堡特随思随记的一篇短文，他是一个处处讲求完美的人，哪会想过把那么不成样的东西拿去发表。可是经过Leitzmann的整理，加上标题，便也独立成篇。又如《普通语言学论纲》，篇名系由后来的编选者Böhler所定，从洪堡特的未刊之作《总体语言研究导论》（Einleitung in das gesamte Sprachstudium）中辑选而成。这一类作品虽然零零碎碎，对于了解洪堡特的思想形成却很重要。
排在最后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在本书所录的洪堡特作品中篇幅最大，其题目则易与《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836）相混。后者是三卷本《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的导论，有多种单行本和英、俄、法、日、汉诸语译本。《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和卡维语导论是两部不同的作品，但其联系随处可见，且前者的不少内容复见于后者。为便于读者比较，我在一些地方加了注释，说明可参看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的哪一页。另外，原作虽分155节，却因缺少相应的标题而显不出章节重点；现在各节的黑体小标题，均为我所添加，权作导读的标识。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为第3、4、6、8诸篇适当加拟了小标题。三
洪堡特对语言本质的反思，比以往任何一位哲学家或语言学家都更抽象。他想发见人类语言存在、运作、发展的深在原因。他将语言视为精神的自我显启，认为语言结构的差异也即精神显示的不同形式；他把语言的发展理解为某种理念的运动，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在朝着一个理想和统一的目标推进，只是接近和偏离这一目标的程度不同；他试图为代词的产生找到哲学上的根据，用“自我”与“非我”的心理区分、说话与受话的相互作用之类抽象关系来解释代词概念的形成，等等。类似这样的探讨，都给人以一个印象：洪堡特只是在运用他的理性，进行着从观念到观念的分析。
这个印象当然是片面的。的确，在他探索的每一人文领域，洪堡特都试图确立起一些纯理原则，他所向往的是一个仅仅存在于思维世界中的理想目标；绝对的艺术美，至淳至善的人性，完美无缺的语言结构，这些都是观念的存在，似乎无须依赖于经验事实。但是，洪堡特并不满足于确立原则、提出目标，他还想用各民族的经验材料证明，人类一直在努力接近上述理想的目标。材料越丰富，证明就越可靠，目标也越清晰，于是我们看到，洪堡特一生都在发掘材料，不断增加种类，扩大范围。假如我们仅仅把他看作一位思辨高手，便无法理解，他在年青时何以要深入到巴斯克民族当中做实地语言考察，何以在多病的晚年把主要精力投诸卡维语的研究。实际上，洪堡特大部分时间是在做材料工作，花在抽象思辨和理论体系的构思上的时间只是一小部分。这样的构思在洪堡特早年的著述中就已见轮廓，以后他更多的是用各种语言的材料加以充实和验证。他研究的语言之多，涉及的类型之广，后世几乎没有人能超过。如今人们都知道，洪堡特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但人们注意到的往往只是洪堡特为这门学科构建的理论框架，忘记了他为铺垫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所做的大量实证工作。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洪堡特的那些抽象概念——“语言能力”、“创造性”、“语言世界观”、“内在形式”等等，却忽略了他所建立的普通语言学是一个丰富、生动、真在、感性的世界。语言的融聚、混合、借用和传播，阶级语言、宗教语言和家庭语言，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书面语言和通俗语言——语言的所有这些实际存在和表现的方式，都是洪堡特关心的对象。现代社会语言学家也应感谢洪堡特，他早早地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拓了道路，积累了材料。四
在洪堡特研究过的数十种语言当中，有汉语。读者在本书中将读到洪堡特专门讨论汉语语法的两篇作品。其中《致阿贝尔·雷慕萨的信》的原作为法文，1979年何莫邪将此作译为德文，并撰长文《关于洪堡特致阿贝尔·雷慕萨的信，也论古汉语哲学语法》，附于其后一同出版。我在翻译时，根据取自十七卷本《洪堡特文集》的法文原作，同时参考了德译；遇有德译与原作出入较大之处，尽量在注释中予以说明。洪堡特的这篇论文，以及先此一年他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以《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为题发表的演讲，是近代西方汉语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理论作品。哲学家如黑格尔，语言学家如甲柏连孜，都引用过洪堡特这方面的论述。
在洪堡特之前，传教士、汉学家们已对汉语语法做了不少研究。17世纪中叶，意大利教士卫匡国便撰有《中国文法》（Grammatica Sinica），可惜迟未刊行；18世纪初，西班牙教士万济国撰有《华语[8]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年出版于广州；然后是法国教士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Ad Linguae Sinicae Notitiam），1831年发表于马六甲。在洪堡特的时代，较好的汉语语法有两部：英国教士马士曼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年出版于Serampore；法国汉学家雷慕萨的《汉文[9]启蒙》（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822年出版于巴黎。洪堡特主要利用了雷慕萨的书，但他的着眼点与后者不同。他把汉语和梵语看作语言类型的两极，认为前者是典型的孤立语，后者是典型的屈折语，所有其他语言均分布于两极之间，要想把世界语言的类型特征弄清楚，自然就不能绕过汉语。所以，对他来说，研究汉语语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类型学理论的需要。
洪堡特不可能像雷慕萨那样对汉语做全面的探索，但他对汉语语法结构的观察堪称细腻，尤其精彩的是他关于汉语词序的分析（均见本书）：
严格说，在汉语里，词序只是指出哪个词决定着哪个词。这种决定作用可从两个不同方面观察：一方面是一个概念的范围由另一个概念加以限定，又一方面是一个概念指向另一个概念。于是，起限定作用的词出现在受限定的词之前，被指向词跟在指向词的后面。整个汉语的语法就是建立在这两条基本的结构规律之上。用我们语言的方式来说就是，副词先于名词或动词；形容词后于副词，但先于名词；主语无论由哪个词类充当，都先于动词；动词先于它所支配的词。
在汉语里，词以非常确定的顺序排列为句子；这种词序所据的根本原则在于，起修饰作用的词处在被修饰词之前，宾语处在支配它的词之后。……在大量的汉语句子里，从限定词到被限定词可以一直推下去，直到词序颠倒过来……
没有其他辅助手段，词序本身难以成为理解汉语文句的可靠依据。举例说，动词出现于主语之后，但也可以出现在一个副词或者修饰语的后面。……词序实际上并不表示词的语法形式，而是限于指出，哪个词限定着另一个词。这种限定关系是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的：其一，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受到另一含义较窄的概念限制；其二，一个概念针对另一作为其对象的概念。由此便产生了汉语语法结构的两条普遍规律，整个汉语语法严格说都可归结于此。
这些论述，可以代表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认识汉语语法的一个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当然，洪堡特有洪堡特的局限，他也无法摆脱印欧语言的优越感，对汉语多多少少持有某种偏识。不过我愿相信，他并没有贬抑任何一种语言的意图；如果说他表露出了这样那样的偏识，那多半是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代人的流行看法。今天我们回顾洪堡特等人对汉语语法的探索，首先应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走在同时代中国学者的前头。那时候中国的小学家不要说去研究外国语言的语法，就连对自己母语的语法，也尚未形成清晰完整的认识。五
洪堡特的语言学说具有宽广的知识背景和多重的方法基础。哲学、文学、美学、历史、古典文化等传统人文领域，是构成这一背景和基础的重要部分。另一相当重要的部分则是新兴的人文科学，尤其是人类学和人种志，以及生物、生理、解剖、心理、地理、地质等自然科学。见于本书的例子如：人种志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划分为民族的活动始终经历着变化，并且至今还在变化之中。对此进行探索，是人种志学的任务，为此它必然要把历史学与语言学统一起来。（第十三篇，69节）
一切种族区别的基础都是属甚或种的完全相同。所以，种族这一概念特别适用于人，因为人归根到底乃是一个种，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类有多于一个种的差异。（第十三篇，79节）生物学
语言是[人这一]有机生命体在感性和精神活动中的直接表现，所以语言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一切有机体的本性，即，它的每个成分都依赖于其他成分而存在，所有成分都依赖于一种通贯整体的力量而存在。（第三篇，4节）
单是已有较详细报道的美洲语言就达三十种左右；还有许多语言至今鲜为人知，可以把它们看作一系列新的自然物种。（第三篇，11节）生理学、解剖学
跟语言有关的一切，都只能比拟为生理学的过程，而不能比作解剖学的过程；语言中没有任何静止的东西，一切都是动态的。（第十三篇，30节）
我们在前面曾经描述过语言对人的威力，这种威力可以被看作一种生理学的作用（如果可以用这个表达指精神力量的话），而出自人本身的强力则是一种纯动态的作用。（第十三篇，66节）心理学
即使语言脱离听到的语音，也能以完全内在的方式存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聋哑人。聋哑人无法通过听觉与正常人交际，但他们可以根据讲话者言语器官的动作，并且根据文字来学会理解人们讲的话；假定有人能为他们矫正言语器官的位置和动作，那么他们是能够开口说话的。这就是说，分节音的能力也为聋哑人所固有，所以他们才能够学会理解，通过自己的思维与言语器官的联系，他们可以从一个正常人的言语器官的动作学会猜测出他的思想。他们通过言语器官的位置和动作感知到我们所听见的声音，尽管听不到语音，他们也能知觉到其分节性。（第十三篇，37节）
儿童学讲话，并不是接受词语、嵌入记忆和用嘴巴咿呀模仿的过程，而是语言能力随时间和练习的增长。……儿童并不是机械地学习语言，而是发展起语言能力，这就证明了一个事实：人的所有能力都是在一生的某个确定时期内发展起来的，处在极不同条件下的所有儿童差不多都在同一伸缩性很小的年龄期内学会说话和理解。（第十三篇，59节）地理学
历史和语言学的地理学必须为我们奠定基础，要让我们了解大陆和水域的区划，不同的山地从世界最高峰到平原最低点的分布，各种气候状况以及其他物理条件，等等，总之，要对地球上的全部稳固不变的性状做出描述。（第十三篇，67节）
我认为，我对语系和语区的明确区分是非常必要的……（第十三篇，148节）地质学
我们的地球在形成今天的海洋、山脉、河流等地貌之前，曾经历过一系列巨变，然而在这之后就变化甚微。与此相仿，在各种语言中也有一个完备的组织得以形成的时点，自那一刻起，语言的有机构造和固定形态就不再发生变化。（第三篇，2节）
格林把这样一些时期称为语言的沉积，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表达。如此看来，古德语、中古德语和近代德语便构成三个引人注目的重大时期。相反，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古阿拉伯语和现代阿拉伯语则不能被认为是这样的时期；在这两个例子里，其间都发生了某些灾变，这些灾变并未加速逐渐推演的时间进程，而是中断和突然改变了时间进程。（第十三篇，136节）
以上没有提到人类学的例子，不是因为无例可援，而是因为书中依赖于人类学之处实在太多，举不胜举。
假如没有这一系列学科的影响，没有从它们当中汲取理论、方法、概念、隐喻、证据，洪堡特的语言学阐述会是什么样子？六
这部《文集》的编选和翻译始于1996年初，至1998年底译成初定的9篇；后又增加4篇，至1999年5月中全部完成。但准备工作开始得更早，大部分作品我在这之前已有所研读。特别是1994—1995年访学明斯特大学期间，我曾参加吉伯（Helmut Gipper）教授和施密特（Peter Schmitter）教授分别开设的研究讲座——“浪漫主义语言学”和“洪堡特语言哲学”，参与讨论，做过报告，收益与自己读书很是不同。明斯特大学普通语言学系的图书馆，有一书架专门陈放洪堡特的各种作品集和有关研究著作，我们五六个人有时就围坐在那边上的长桌旁，一起研读洪堡特，对一些句子各有所见，对个别句子甚至连其结构关系如何，也难以取得统一的看法。例如，弄不清楚后一句里的关系代词der、die、das指前一句中的哪个词；虽然所指不一，意思不同，却都讲得通。洪堡特时代特有的那种繁复冗长的句子，曾被认为是印欧语言的优点之一（洪堡特自己就这样看），却令今天的印欧语言使用者头痛。洪堡特使用的抽象概念，有的在德语的近亲语言英语里面也难以找到对应的译名，译作汉语就更不易处理。所谓翻译，其实只是译者个人对原作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否确当，要由行家和读者来评鉴。过去，已有一些热心的朋友就中译本《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发表过评论，我感谢他们积极的宣传，更赞赏他们中肯的批评。现在，对这部《文集》，我也期望听到不同的回应。
译事本无止境，唯求放心而已。姚小平1999年6月30日于北外语言所
本书蒙商务印书馆采纳，幸得再版，自当尽心修订。此番自校，除通读全书、订正讹舛外，又重新查阅文献出处，于原译未详之条尽量补全。所收《论汉语的语法结构》、《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两篇，是西方汉学史及汉语研究史上的名作，与中国语言文字关系尤大。十余年前我着手翻译时，因尚未读到雷慕萨《汉文启蒙》，终究留有一些缺憾。如今根据雷氏法文原作，逐一核实引文，并斟酌旧译，自感认识不无提升。
2005年6月中，接裴特·施密特先生来邮，告知其师吉伯教授于一周前故世，享年八十有五。不意一年后，施密特先生本人竟也溘然病卒。忆起九十年代中在明斯特，曾与施密特先生一同拜访吉伯教授，品尝吉伯夫人亲手炖的蘑菇浓汤，长谈之后并留宿一晚。吉伯师从魏斯格贝尔，是德国本土“新洪堡特主义”一派的得力传人。受洪堡特的影响，吉伯对汉语也很感兴趣，一直在思考汉语结构对中国人的思维有无影响。在谈话中他表示，无论怎样推论立说，都是从纯语言学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中国文化并无偏见。我相信他的话发自内心，与洪堡特当年反复申述自己是语言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者一样。
施密特的学术兴趣很早就转向语言学史，是欧洲最活跃的语言学史研究家之一。他看洪堡特，是以整个西方语言思想史和当代西方语言学为背景，由他为这部洪堡特译本撰写导言，自然再合适不过。当年译著见书后，我曾邮寄一册到汉城。如今汉城变作首尔，他也早已辞别，唯借重版之机略志谢忱，聊表隔世之思。2010年8月末再志
[1]关于洪堡特的生平和学术创获，可参看《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译本译序（商务印书馆，1997），以及拙著《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洪堡特原著，钱敏汝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两篇作品的题目，钱译作《论思维和言语》、《论普通语言学基础》。
[3]《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4期。
[4]Gesammte Schriften Wilhelm von Humboldts in 17 Bänden. Berlin: Behr, 1903 -1936.
[5]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n Fünf Bänden. Band 3. Schrift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3.
[6]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e.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73.
[7]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Sprache.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5.
[8]中译本《华语官话语法》，姚小平、马又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9]此书1822年首版的中文封面印有：“巴黎城阿伯儿辑《汉文启蒙》，辛巳年镌，御书楼聚珍梓行。”Zur Aktualität Wilhelm von Humboldts Ein Geleitwort
"Humboldt lebt. "——So ist in einer kürzlich erschienenen 1)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Sprachwissenschaft zu lesen. Das überrascht zunächst und enthält bei näherem Zusehen doch mehr an Wahrheit, als man bei oberflächlicher Betrachtung des gegenwärtigen state of the art der Linguistik geneigt ist anzuneh-men. Schauen wir also ein klein wenig genauer hin und führen wir uns kurz vor Augen, was diese Aussage gerechtfertigt er-scheinen lässt.
Da ist zunächst einmal das unübersehbare Faktum festzuhalten, dass seit den 60er Jahren des nunmehr auslaufenden 20. Jahrhunderts eine enorme Zunahme an Publikationen festzustellen ist, die das sprachkundliche Werk Wilhelm von Humboldts in der einen oder anderen Form zum Gegenstande haben. Neuausgaben einzelner Humboldtschriften, Ubersetzungen ins Englische, Französische, Italienische, Spanische und Russische, aber auch in asiatische Sprachen wie etwa das Japanische oder—wovon der vorliegende Band ein weiteres Mal beredtes Zeugnis gibt—das Chinesische sind hier ebenso zu nennen wie eine im Erscheinen begriffene neue 2)Gesamtausgabe der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en Humboldts 3)und die schon fast unüberschaubare Forschungsliteratur. Diese erneute Hinwendung zu Humboldt—ein erster intensiverer Rückgriff auf sein Werk hat bekanntlich vor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der sogenannten Neuromantik stattgefunden—hat bereits dazu geführt, dass es seit geraumer Zeit sogar üblich geworden ist, von einer zweiten "Humboldtrenaissance" zu sprechen.
Der Wahrheitsgehalt des zu Beginn zitierten Diktums wird aber eigentlich erst offenbar, wenn man von der quantitativen Dimension zur qualitativen übergeht und sich die Inhalte der neueren Forschungsliteratur vor Augen führt. Neben frühen Äusserungen, die in Wieder aufnahme der neuromantischen Humboldtrezeption in programmatischer Weise für eine Orientierung der modernen 4)Linguistik an Humboldts Sprachtheorie plädieren, steht hier am Anfang eine neue Form der historiographischen Rekonstruktion des humboldtischen Denkens. Das Neuartige an diesen historiographischen Studien ist, dass sie zum einen das staats-theoret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sche, philologische, ästhetische und linguistische Werk Humboldts in seinem inneren Gesamtzusammenhang, seiner Genese und seinem 5)zeitgeschichtlichen Kontext zu explizieren suchen und zum anderen das Ziel verfolgen, das Augenmerk weniger auf die bereits gut erforschte Sprachphilosophie Humboldts zu lenken als auf dessen kaum bekanntes weitreichendes empirisches Forschungsprogramm. Diese Studien, die freilich letztlich auf eine Synthese von humboldtischer Sprachphilosophie und empirisch-linguistischer Forschung zielen, sind noch in vollem Gange, doch scheinen be-reits erste Auswirkungen auf die aktuelle linguistische Forschung im engeren Sinn erkennbar.
So wird in jüngster Zeit nicht nur bei der Behandlung klassischer sprachphilosophischer Fragen häufig auf Humboldt zurückgegriffen, vielmehr finden dessen Uberlegungen auch vermehrt Eingang in die allgemeine Sprach - und Grammatiktheorie, die Semantik, die Pragmatik, die Sprachtypologie, die Semiotik und—last, not least—die kognitive Linguistik. Ein wesentlicher Grund hierfür scheint mir darin zu liegen, dass sich in der gegenwärtigen Linguistik, ebenso wie in zahlreichen anderen Lebens - und Wissenschaftsbereichen, eine neue Tendenz zu einer mehr holistischen Betrachtungsweise anzubahnen scheint und Humboldts Ansatz eben genuin holistisch ist.
In diesem Kontext ist es mehr als nur begrüssenswert, dass Yao Xiaoping, der sich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mit Humboldt aus-einandersetzt und auch bestens mit der Forschungsliteratur vertraut ist, nun eine chinesische Fassung ausgewählter kleinerer Humboldttexte vorlegt. Zusammen mit der Einleitung zum Kawi-Werk,deren Ubersetzung Professor Yao bereits anderenorts publiziert 6)hat, ist es nunmehr auch den mit dem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nicht vertrauten chinesischsprachigen Lesern möglich,einen hervorragenden Uberblick über Humboldts sprachkundliche Schriften zu bekommen. Denn die Auswahl, die Professor Yao getroffen hat, deckt fast die gesamte Phase der Ent-wicklung und des Ausbaus von Humboldts linguistischem Forschungsprogramm ab, reicht sie doch von Humboldts frühesten sprachtheoretischen Ausführungen, den 16 Thesen Über Denken und Sprechen (1795), bis hin zu der grossen Abhandlung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en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1827 - 1829), die der Arbeit an dem posthum erschienenen Kawi-Werk unmittelbar vorausgeht. Dank dieser Reichweite wird aber nicht nur die Genese des humboldtischen Denkens greifbar, vielmehr lässt die glückliche Kombination von eher sprachphilosophisch und eher empirisch orientierten Studien—wie etwa denen zum Chinesischen, zum Dualis, zu den Ortsadverbien oder zu den Südseesprachen—auch erkennen,in welcher Weise sprachtheoretische Reflexion und empirische Sprachanalyse bei Humboldt ineinander greifen.
So möchte ich mein kurzes Geleitwort mit dem Wunsche schliessen,dass das vorliegende Buch möglichst viele Leser flndet und so nicht nur zur Verbreiterung der Kenntnis Humboldts beiträgt,sondern auch bewirkt, dass die Humboldtforschung im chinesischsprachigen Bereich noch an Intensität gewinnt und zu ein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umboldts sprachwissenschaftlichem (Evre führt, die sich als fruchtbar erweist.Münster und Seoul,im August 2000Peter SchmitterAnmerkungen
1) Vgl. Manfred Geier: Orientierung Linguistik. Was sie kann,was sie will.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98, S. 129.
2) Diese,von Kurt Mueller-Vollmer initiierte und auch federführend betreute,neue Gesamtausgabe erscheint beim Verlag Ferdinand Schöningh in Paderborn unter dem Titel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wissenchaft und wird insbesondere auch bislang noch unveröffentlichtes Archivmaterial erschliessen. Bis jetzt liegt freilich, soweit ich sehe, erst ein einziger Band vor, und zwar: Wilhelm von Humboldt: Mexikanische Grammatik. 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Kommentar hrsg. v. Manfred Ringmacher. Paderborn etc. : Schöningh 1994.
3) Einen relativ umfassenden Überblick geben hier die Bibliographie von Di Cesare (in : Wilhelm von Humboldt :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β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Hrsg. v. Donatella Di Cesare. Paderborn etc. : Schöningh 1998, S. 470 — 528 ) sowie die stetig aktualisierte bibliographische Sammlung,die als Teil des in Anm. 2 genannten Editionsprojekts von Dina El Zarka und Ralf Vollmann an der Universität Graz (Österreich) zusammengestellt wird und im Internet unter der Adresse http://www-gewi.kfunigraz.ac.at/humboldt/Biblios/home.html abrufbar ist.
4) Zu erwähnen sind hier vor allem Helmut Gippers Aufsätze "Wilhelm von Humboldt als Begründer der modernen Sprachforschung" (in: Wirkendes Wort 15, 1965,1 — 19) und "Wilhelm von Humboldts Bedeutung für die moderne Sprachwissenschaft" (in: Die Brüder Humboldt heute. Hrsg. v. Herbert Kessler und Walter Thoms. Mannheim: Verlag der Humboldt-Gesellschaft 1968,41 - 62).
5) Dazu ausführlicher: Peter Schmitter, "Einheit und Differenz im Werk Wilhelm von Humboldts". Eine Vorbemerkung. In: Peter Schmitter (Hrsg.) : Mul tum—non multa? Studien zur "Einheit der Reflexion" im Werk Wilhelm von Humboldts. Mit der Edition zweier bisher unveröffentlichter Texte aus Humboldts baskischen Arbeitsbüchern. Münster: Nodus Publikationen 1991, 7 — 28,bes. S. 15 ff.
6) Lùn Rénlèi Yǚyan Jiēgòu de Chāyì jíqí duì Rénlèi Jīngshén Fāzhăn de Yĭngxĭang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β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Übersetzt von Xiaoping Yao,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1997).导 言论威廉·冯·洪堡特的现实意义“洪堡特还活着。”——有一本新近问世的语言学研究导论这样[1]写道。此话乍一听来叫人吃惊，然而细细品味，却至少比当代语言学的现状给人的表面印象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我们不妨朝语言学的深处走一步，看看这一断言的道理究竟何在。
首先我们得面对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自60年代以来，与威廉·冯·洪堡特的语言学著作有关的各种出版物数量急剧增长。洪堡特的作品不断再版，并被译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以及亚洲语言如日语、汉语。本书的出版就是又一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一套正在运作中的新版[2]洪堡特语言学著作全集。至于各种类型的研究文献，几乎不可尽数。[3]我们知道，在“二战”以前，所谓的新浪漫主义思潮曾经促使人们积极地研读洪堡特的著作；而今天，这种再度回到洪堡特的热情早已有了一个流行的表达，那就是第二次“洪堡特复兴”（Humboldtrenaissance）。
但是，只有当我们从量的平面上升到质的平面，从现代研究文献的内容着手，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句话所含的真实意义才会显露出来。刚才我们说的是，人们再度以新洪堡特主义的方式接受洪堡特，企图[4]根据洪堡特语言理论的框架来定位现代语言学，而这里则首先是指一种新的方式，即从史学角度重建洪堡特的思想。这种史学研究的新意在于，一方面，人们试图对洪堡特的政治学、历史哲学、人类学、语文学、美学以及语言学的著述做内在统一的把握和解释，阐明其思[5]想的形成和历史的环境；另一方面，人们不再只是关心已经得到透彻研究的洪堡特语言哲学，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洪堡特所从事的广泛的经验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我们了解得还很不够。这样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要把洪堡特的语言哲学与他的经验语言研究综合起来，虽然还在展开之中，但似乎已开始对当前的语言研究产生影响。
例如最近，人们不但在探讨经典语言哲学问题的时候一再想起洪堡特，而且在一般语言理论和语法理论、语义学、语用学、语言类型学、符号学，当然还有认知语言学上也不断地回到洪堡特。之所以会如此，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代语言学和众多生活—科学领域一样，表现出一种新的、更求整体性的观察倾向，而洪堡特当年所取的恰是一种真正合于整体论的立场。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姚小平教授的这部小型的中文版洪堡特选集值得赞赏。姚先生研读洪堡特已有多年，熟知有关的研究文献。在这[6]之前他已译出洪堡特的卡维语导论，加上这部文集，便可以使不懂德文（和法文）的中国读者也能全面地了解洪堡特的语言学著作。因为，姚先生的选篇几乎涵盖了洪堡特语言研究的整个体系和发展过程，从《论思维和说话》（1795）的16个论题——洪堡特最早的语言理论阐述，直到最长的论文《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1827—1829）——洪堡特去世后发表的卡维语著作，便是直接以这一论文为基础撰成的。丰富多样的选篇可以让读者看到洪堡特思想的形成，而兼顾语言哲学作品和经验取向的作品（如关于汉语、双数、方位副词或太平洋南部语言的研究）则可以让读者认识到，在洪堡特身上语言理论思维与经验语言分析怎样结合起来。
在这篇简短的导言收尾之际，让我祝愿本书赢得尽可能多的读者的心。希望本书不但有助于广为传播洪堡特的思想，而且将会推动中国的洪堡特研究，并引发一场有关洪堡特语言学著述的有益的讨论。裴特·施密特2000年8月，于明斯特／汉城
[1]见Manfred Geier，《了解语言学：它能做什么，愿意做什么》，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1998年，129页。
[2]Kurt Mueller-Vollmer策划和主编的这套新全集，由帕德博恩的Ferdinand Schöningh出版社推出，定名为《威廉·冯·洪堡特语言学文集》(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zur Sprachwissenschaft），尤其注意收入迄今尚未刊行的档案文稿。不过，据我所知，至今只有一卷面世，即威廉·冯·洪堡特的《墨西哥语语法》（Wilhelm von Humboldt : Mexikanische Grammatik），由 Manfred Ringmacher 撰序并注释，Schöningh 出版社1994年出版。
[3]Donatella Di Cesare提供的书目对此做了相当全面的综述，见他编辑出版的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β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Schöningh出版社，1998年，470—528页。另外，也可参看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Dina El Zarka和Ralf Vollmann编纂的洪堡特研究书目集。该书目集是上页注2提到的那一出版项目的一部分，不断得到补充，并且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到：http://www-gewi.kfunigraz.ac.at/humboldt/Biblios/home.html。
[4]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elmut Gipper的两篇文章：“威廉·冯·洪堡特——现代语言研究的奠基者”，刊于Wirkendes Wort 1965年第15期，1—19页；“威廉·冯·洪堡特对现代语言学的意义”，收于Herben Kessler和Walter Thoms编的Die Brüder Humboldt heute（《洪堡特兄弟在当代》）一书，Mannhein： Humboldt-Gesellschaft 出版社，1968年，41—62页。
[5]详见Peter Schmitter的“威廉·冯·洪堡特著作中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一文，收于Peter Schmitter主编《统一的多，抑或非统一的多？论威廉·冯·洪堡特著作中的“思维统一性”》（附有洪堡特的两篇未刊稿，取自他的巴斯克语工作日志），Münster: Nodus-Publikationen出版社，1991年，7—28页，尤可参看15页以次。
[6]《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1997）年。一 论思维和说话
1．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思（Reflektieren），即区分思维者和思维内容。
2．为进行反思，精神在其连续不断的活动中必须做一短暂的停顿，将此时此刻展现在眼前的东西把握为一个单位，并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确立起对象。
3．对以这种方式构成的若干单位，精神须再度进行比较，并按自己的需要加以分解、组合。
4．这就意味着，思维的本质在于把自身的进程分为若干片段，并将自身活动的某些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如此构造起来的东西既相互有别，又都作为客体对立于思维主体。
5．任何思维，哪怕是最纯粹的思维，都必须借助感性活动的一般形式进行；只有在这类形式中，我们才能领会并牢牢把握住思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