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上潘多拉魔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林樱

出版社：四川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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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潘多拉魔盒试读：

艾滋病——人类目前还没有攻破的克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卫生和疾病，已经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艾滋病病毒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高速度和大力度的推进悄悄蔓延起来，并生根发芽，成为我国独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潜入中国大地，以后又悄悄地生根发芽，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感染者和病人不断增多，甚至有的人已经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自从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我曾经愤怒、痛苦和绝望。两年多过去了，通过家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还有作家李林樱老师等人的鼓励和自己的不懈努力，深深地感到比愤怒更有力的是理智和宽容，比绝望更有力的是希望，比痛苦更长久的是对生活、对幸福的渴望。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志愿者，正在努力地参与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传播工作。我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使病友们以更坚强的意志面对病魔，以更豁达的胸襟面对人生和命运；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远离艾滋病，得到健康幸福的人生。

由于缺乏艾滋病最基本的知识，由于盲目的恐惧，也由于缺乏对多元社会的理解和宽容，人们常常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产生了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他们也许并不懂得，正是这种歧视，构成了艾滋病在地下传播和扩散的重要因素。

不是危言耸听或夸大其词，其实，如今艾滋病毒已经来到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它不是特定族群的天谴疾病。也许和你促膝谈心的朋友，提拔你、欣赏你的上司，至亲至爱的家人，很久不见面的同窗，公交车上的陌生人……其中就有人正在和艾滋病毒奋战。他们和你们一样地工作、生活、享受阳光，当然，他们更希望得到你的关心和鼓励。

让我们相信科学、相信人类的爱心和智慧吧，随着医学的飞跃发展，再加上我们的共同努力，艾滋病被彻底治愈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坚持，病友们，一定坚持！

最后，我再一次感谢作家李林樱老师，感谢她走进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也感谢故乡疾控中心的刘科长和别的人，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送来了爱和光明。2007年4月自序看不见的暗河

自2001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和考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先后考察和采访了三江源和长江上游地区以及黄河流域，并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纪实》与《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完成这两部作品后，2006年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读到了一些关于全球及我国艾滋病流行状况的介绍。

原来，自1981年在美国的男性同性恋病人中发现艾滋病（AIDS）以来（估计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已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流行），短短20多年中，这种可怕的疾病便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到全球150多个国家，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瘟疫”，在联合国“十大公共卫生问题”中排名第一。这种被医学界称为“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的疾病，从感染病毒到发展为艾滋病，潜伏期从几个月到几年，一般是8至10年，最长的达19年以上，在潜伏期内便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据专家们研究，艾滋病毒（HIV）进入人体后，一方面直接侵犯大脑、神经、心脏、肺部、肠道、肝肾、五官等各种器官，一方面大量复制病毒，一个艾滋病毒在人体内每天竟可以复制10亿个以上，使大量免疫细胞死亡，免疫功能极度衰竭，各种疾病趁虚而入，反复感染，发生各种并发症，病死率极高。

截至2006年，全球的感染者已经超过了60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两千万，仅2005年新感染的人数便达490万之众，也就是说，平均每天都有1万多人被感染。2006年11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称，2006年全球共有290万人死于艾滋病，每隔8秒钟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毒。而且，至今人类也没有找到预防或彻底治愈这种疾病的办法。

国外一些医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全球艾滋病在21世纪还会如山火一样继续蔓延，随着它的蔓延，一个社会应有的结构层次将被摧毁，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青年人群，进而波及到妇女儿童。社会生产力将被破坏，在艾滋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还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他们进而断言：“没有哪个洲、没有哪个民族也没有哪个经济收入不同或教育背景不同的人群可以仅凭侥幸而避免这一全球性疾病的危害。”

目前非洲是全球感染情况最严重的地区，约占全球感染人数的三分之二，已是非洲成人的第一位死因，“艾滋孤儿”占全球的80%，撒哈拉沙漠以南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种族绝灭。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指出：“贫穷、艾滋病等都是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亚洲国家发现艾滋病较晚，但目前却是艾滋病发展最快的地区。1984年在泰国首先发现，以后在缅甸、印度、中国陆续出现，2002年亚洲的感染者达700万，2005年印度的感染者已达510万，仅次于南非，排名全球第二。由于亚洲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因此，艾滋病在亚洲的迅速传播，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更大的威胁。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已居亚洲第二，全球第十四位，而且我国的艾滋病“问题”有着独特的社会基础，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高速度推进潜入并逐渐蔓延的，如今已成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潜在危机。

我国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在1985年6月发现的，病人是一个美籍阿根廷人，有同性恋史，到中国旅游后发病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抢救无效，当天死亡，经检查，证实是艾滋病患者。同年，我国又发现4例血友病患者因输入美国一家公司的血液制品——第Ⅷ因子而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国发现的第二例病人是福建省赴美国打工的人员，回原籍住院42天死亡，这是我国诊断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到1988年是国外病例传入期，每年都不到10例，以沿海地区为主。1989年到1993年是扩散期，以云南的吸毒感染者为主，1989年在云南某地区的吸毒者中一次便成批地发现了146例感染者，这个时期疫情已经扩大到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性病患者、暗娼、同性恋者、归国人员中都发现了一些感染者。1994年以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快速增长期，流行地区继续扩大，已遍布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人数急剧上升。在我国中原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有偿供血者（也就是卖血人群，俗称“吃血饭”的）中发现了大量感染者，西南、西北地区仍以注射吸毒者为主，性传播的比例也在增加，母婴传播开始出现。

据卫生部发表的报告称，截至2005年底，全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约65万人（54万～76万人），其中艾滋病人约7.5万，因艾滋病死亡的约2.5万人，2005年新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约7万人。疫情仍呈上升趋势（据中国艾滋病预防控制领域的首席专家邵一鸣称，从1994年到2003年我国的疫情一直是以每年增长40%以上的速度飚升）。报告还指出，中国的艾滋病流行具有五大特点，即范围广，地区差异大；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传播途径并存，吸毒和性传播是新发感染的主要途径；艾滋病人死亡情况严重；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存在着艾滋病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疫情底数难以准确摸清本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我国则显得更加突出。控制得好的国家，可以进行比较全面的检测，多数传染源政府能够掌握，报告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之间可能只有20%左右的差距，而我国由于政策碰撞、社会歧视和监测、检测手段缺乏等因素，目前重点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底数还难以摸清，大量感染者并没有“浮出水面”真正为有关部门所掌握，因此目前的数字是不完整的、不确切的，不少专家甚至认为，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能明确定位的病毒携带者仅有5%，其他95%的病毒携带者隐没在健康人群中”，艾滋病疫情的扩散还是一条“看不见的暗河”。

于是国外有人称，中国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曾发表了以《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为标题的调查报告，有的人甚至估计，如果中国政府不尽快加大艾滋病防治力度，那么到2010年可能会有一千多万人感染艾滋病，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国内也有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感染者上千万，社会经济的损失可以达到两万多亿元，我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劳动力会大量丧失，平均期望寿命会急剧下降，国民经济会连续出现负增长，“不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无法实现，而且改革开放几十年辛辛苦苦获得的光辉成就将毁于一旦”，“中华民族将再一次面临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最严重挑战”。

当然，目前按感染率计算，我国仍处于低度流行地区，（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到2010年底，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共37万人，死亡6万多人，感人肺腑率持续上升。）以上的一些“警告”似乎属于危言耸听，但仔细算一算，如果防治不力，感染者每年递增30%而不是40%，那么10年后、20年后艾滋病毒感染者是否也会达到千万人以上？

2007年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组织专家对云南、广西、四川、湖北和山西五省的感染者进行了调查，发现“艾滋病对感染者个人及其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产生了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如加大贫富差距、加剧性别不平等、减少贫困家庭儿童教育机会、加重国家公共医疗负担等。”“非典”以后，中国政府已经大大增加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投入，国家主席胡锦涛指示要“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国务院把这项工作提到了“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的高度，总理温家宝批示“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主管卫生工作的副总理吴仪指出：“防治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

于是我对这条“看不见的暗河”产生了强烈兴趣。

从2006年5月起，我开始对艾滋病流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考察和采访，到达了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云南、新疆、广西、河南、四川、安徽、北京的40多个市、县、区、乡，向众多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以及几百位艾滋病毒感染者（包括病人和高危人群）进行了采访和座谈。在采访和考察中，获得了绝大多数地方卫生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支持（当然也有碰钉子、对方不支持的时候）。

有人说：“艾滋病是上帝对人类最残酷的惩罚！”但我总记住了圣经上的另一句话：“惟自强不息者终能获救。”在构思和写作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我的内心沉重而惶惑，经常被关于艾滋病的恶梦惊醒，在这里，我愿忠实地写下考察和采访中的所见所闻，并大声疾呼：让我们共同努力，尽快关上这潘多拉魔盒！第一章走进卖血村

把卖血当作“第三产业”，“要想奔小康，快去卖血浆”成为时尚，河南省卫生厅厅长上任伊始便鼓吹农民“卖血致富”，甚至喊出了“把血卖到国外去”的口号，亲自带领农民跨国到美国卖血，一场依靠卖血脱贫致富的“大跃进”迅速展开……这一切不是天方夜谭和“黑色幽默”，而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中原大地上活生生的现实。

卖血，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生活困难的极端体现，而通过卖血让几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更是世界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是公共卫生史上的灾难性事件，有人称之为“国难”并不过分。公民镇的“公民家园”

卖血浆并感染艾滋病，让河南声名远播，其实，贫苦农民出卖血液并感染艾滋病的远远不只河南一个省，邻近的河北、山西、陕西、安徽、山东自不必说，就是长江流域的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乃至遥远的广东、广西甚至青海也被波及。艾滋病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它和社会问题总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考察艾滋病，我想，首先应该考察它流行的原因和传播途径。于是，我来到了四川省因卖血造成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公民镇，这个小镇因为艾滋病，几乎与河南省上蔡县的文楼村齐名。

公民镇位于四川省资中县，这是川中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农民们收入很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便有一些贫苦农民到河南卖血。1995年6月四川省有关部门在公民镇的卖血者中发现了几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把资料转给资中县后，全县震动，如临大敌。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高度保密”，“内紧外松”，并对感染的原因着手调查。

以后，连续几年，几乎每一年都发现因卖血新增加的感染者，1997年更成批地发现。

原来，贫穷的公民镇过去就是卖血的“老窝子”，当地的血站常常用汽车载着老百姓呼啸而去，当时的规定是全血每3个月抽一次，血浆每个月抽一次。极端贫困的农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长期的“失血”后不但身体虚弱，而且抵抗力降低，逐渐染上了乙肝、丙肝等疾病，有的甚至出现了败血症，血站检查后认为血液不合格，便再也不要他们的血液了。失去了卖血这笔“可观的”收入，养家糊口乃至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成了问题，于是听说在河南卖血既不经过检查，也不限定次数后，公民镇的农民便纷纷前往河南。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河南血浆经济兴起，血浆产生的暴利，让血站如雨后春笋，官办的血站已近300家，未登记的“地下血站”更不计其数。“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语随处可见，血站反复宣传“采血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还不会得高血压”……正是在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蒙蔽下，贫苦农民组成了卖血大军，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地去卖血，全村不分男女，从十几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都去。于是，这些以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地下血站便造成了艾滋病毒的大传播。

血站采集血浆，与一般的“献血”、“输血”不同。血浆被卖给生物制品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人血丙种球蛋白和血小板因子等昂贵药物。这些药物是一些重病患者的救命药，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替代品。

我去到公民镇那天正是一个赶场天，狭窄的、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农产品，街上熙熙攘攘挤满了赶场的人。但吸引我目光的却是，镇口悬挂着的几幅红底白字的巨幅标语：“预防艾滋病，你我都参加”；“对艾滋病感染者多一份理解和关怀，少一份歧视和冷漠”……

我采访了几位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农民，他们都以令人尊敬的平静和坦率，娓娓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和村里那些悲惨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而且他们并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第一个向我介绍自己感染艾滋病毒情况的是48岁的农民李孝春。他身体瘦削，但由于近年来一直在服用抗病毒方面的药品，因此双颊上还有红晕，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蜡黄色。他五官轮廓分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极善言辞，是当地的“名人”：

由于家里太穷，早在1972年我才15岁时就在公民镇卖过血，当时100毫升只给10元钱，以后我在四川许多县都卖过血，内江、资阳、资中、简阳、威远……都是成群成片卖血的地方。90年代初我去了河南焦作市，一检查，发现肝脏有问题，不能献血了，1995年我便带着小女儿去了南阳，路费是三个人凑的。

南阳是私人血站，没有固定的场所，献血时不检查。记得那时已经是11月了，很冷，血站设在一间很脏的小房子里，为了尽量节约，我和娃娃不敢住旅馆，吃饭找最便宜的，晚上就睡在阴冷的地上。那个冬天，为了多挣点钱，我一连献了两个月的血，22次，血很便宜，每次800毫升50元钱，一共挣了1100元。

当时河南搞的是“单采血浆”，采到我们的血后用离心机分离，把分离开的血清吸出来，再把剩下的红细胞加上盐水调和后重新返输给我们。分浆器材也就是个大玻璃罐吧，7元钱一套，本来应该是一人一套，但为了节约成本，私人血站的老板们不但针头和胶皮管子反复使用，而且把所有献血人的血液都放在一个大罐里，几十个人的血清也混在一起，于是只要一个人得了病，大家都跑不脱。

卖了两个月血后，有一天发现湖北来的一个卖血汉子突然在南阳死了。他死后根本没有人管，也没有通知他的家人，尸体扔在阴沟里，拿谷草一盖便算完事……一看这情况，我吓坏了，赶快把女儿交给哥哥，让他们先回四川。我自己身上只留了10元钱，找到当地的警察，说明情况后买了张站台票上火车，在车上坐了39个小时，硬是坚持了一天半没有吃一口饭才回到家乡。

1996年我开始发病了，发烧、拉肚子，浑身一点力气都没得，夏收时连谷子都挑不起。打针吃药都不见效。疾病让我花光了卖血挣来的所有积蓄，大女儿考上了中专，小女儿正上小学四年级，但由于交不起学费，都辍学了。

后来，我的侄女婿李本才去广东打工，献血时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1997年9月他约我一起到省上的防疫站再做一次检查，我去了……结果出来了，我们俩都感染艾滋病了！

当时我们农村人还根本不懂得啥叫“艾滋病”，有人把它叫作“爱死病”，说这是一种怪病、脏病，只有干了坏事的人才会得，得上后只有等死，还会传染人。一说起“爱死病”，人人都害怕。

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我一下子蒙了，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为啥会染上这种可怕的怪病呢？我实在想不通。我从来没有嫖过，也没输过血，这病从哪里来的呢？当然，现在我已经明白了，艾滋病毒就是从那些共用的大玻璃罐里来的。

防疫站给了我130元钱，在成都待了4天后我才回家，不敢告诉家里人我到底害了啥病，只是天天一个人喝闷酒。爱人着急地追问我，我也不说。有一天我喝醉了，终于向她说出了真相，她伤心地大哭一场，从此再也不让我下地干活……后来，邻居、朋友都晓得了，没有人再和我们来往，在路上远远地看见我就绕开走。递烟给他们，他们不抽，只说“戒了，戒了”。种的粮食和菜蔬，没人敢买。想理个发，刚一踏进理发店，老板就说：“不好意思，今天我有事，收摊了！”去吃碗面吧，给钱时老板不敢接钱，只叫“就放在桌上”；放下碗转过背，老板就把碗摔了。走进茶馆，还没坐下，喝茶的人一下子走光了……当时那个日子真比和尚还孤独，全家人受到我的连累，都没人理他们了！

1998年内江电视台来了个记者采访，摄了像，呼吁重视艾滋病防治。公民镇一曝光，更不得了，省防疫站来检查，一下子查出78个感染者——现在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已经发病死亡了。当时还没有什么抗病毒药，只是让我们服恩威集团免费提供的中药“乾坤宁”，每3个月到成都领一次药，车费由防疫站报销。服了乾坤宁后，我的身体好了一些。

仔细算一算，我们全家共有7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成了“艾滋病之家”。2002年50多岁的大哥因为出现了带状疱疹等并发症，拖了半年，最后死在成都的医院里。在他住院期间，引起了媒体的关注，经过记者呼吁后，社会上的好心人捐助了3万8千多元，但是最后仍然没有留住他的性命……

防疫站曾告诉我一些关于防止艾滋病毒传播的知识，大哥的去世和好心人的捐助，让我想了很多很多。我终于认识到得病后遮遮掩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面对艾滋病应该勇敢地站出来，给全世界做个榜样，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我要让大家明白，艾滋病是可怕的，但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可怕，不要歧视我们，只要懂得艾滋病毒的传播渠道，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同时，我也要宣传，感染者们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报复社会，而要互相帮助，勇敢地面对生活。

2002年以前，资中县有的干部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够关心，他们说：“干我们啥事？我们没钱！”一些感染者听了后很反感，甚至嚷着要炸政府。2002年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资中县启动后，搞起了关怀治疗，国家和省上的专家都来到公民镇，不但解决了一部分药物，给了我们每个月130元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消灭了歧视。省委书记、省长、濮存昕都来过我们这里，建了“公民家园”，搞了许多宣传，专家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在街头、在院坝里、在田边地头向老百姓讲解，什么是艾滋病，如何预防，反复强调不要歧视要关爱，还对乡村医生和干部们进行了多次培训，我和李本才等人也曾被派到北京学习。

如今我也算是一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志愿者”吧，我常常去探望感染者们，大女儿16岁、小女儿14岁就去广州打工了，她们每个月给我寄回来200元钱，我就用这些钱帮助一些感染者，还给两对感染者做媒，让他们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对每一个发病后快要死亡的人，我都进行过帮助。

我多次参加过培训，也到全国许多地方开过会，讲过课。我觉得公民镇的感染者思想境界是很高的，总是注意着不要把疾病再传播给别人。前些日子李彬和妻子魏婷出了车祸，警察来救助时，李彬便主动说：“警察，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您要小心一点，不要碰到我的血！”有一位病人临死时要求捐献自己的遗体提供研究，希望为防治艾滋病做出最后的贡献。针对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我们还给政府提了许多建议。比如卖淫问题，小小一个公民镇也有几十个“小姐”，我想和老板们协商，带这些“小姐”去检查，并且推广安全套，如果发现有人感染了，可以及早预防。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自编自演排练出了许多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文艺节目，除了在镇上演出，还多次到成都、宜宾等地，话剧《相互关爱，共享生命》曾经两次到北京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公民镇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人绝大部分已经死亡，今年又死了两个。近几年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感染者，主要是由于吸毒和性传播。前些日子我们曾接到过某市一位女教师的电话，她是大学生，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因为酒后一次偶然的出轨，竟感染了艾滋病毒，她不敢告诉丈夫，心里非常痛苦，只想悄悄地自杀。从网上看到我们的手机号码后，便主动和我们联系。知道她的情况后，我和魏婷等四个人马上动身去到她所在的那个城市，用自己和其他感染者的亲身经历反复劝慰她、开导她，鼓励她敢于面对现实，不要自暴自弃，以后又接她到公民镇来散心，终于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

我们是卖血感染，现在还有不少输血感染的，我知道川北一个城市就发生了几十例输血感染的事故，这些人有的离婚，有的自杀，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全国各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不敢曝光，但我们公民镇的感染者主动曝光了。现在，公民镇已经没有歧视感染者的现象，我们又可以和别人一起打牌、喝茶了。

自从发现我感染了艾滋病毒后，已经11年了，最近我常常觉得疲乏、累……我只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能够为感染者再多做一点好事……

在镇上的医疗点里，我遇见了几个正在拿药的感染者，自2002年以后，资中县已经在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村里全部建立了医疗点。这几个感染者都只有30多岁，都是去河南卖血被感染的，他们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情况，谈得比较详细的是卿舟维，这是一个外貌非常老实的农民，面庞带着不健康的土黄色，他急促地对我说：“我在搞运输，今天逢场，生意比较好，跟你谈了后我还得赶紧去拉两趟。”他说：

我是95年感染上艾滋病毒的，是在河南南阳卖血，去了五六天，只献了4次，一看情况不对就走了。为啥说情况不对？原来，血站设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到处是灰尘，没有消毒，没有检测，我们睡的地方是建筑队搭的跳板；许多人共用一个血浆分离器，回输时堵住了，就拿很脏的铁丝或者扫帚签签戳一下；我的血液本来是AB型，但他们差点把型号挂错……我一看这地方太“歪”，就走了。

1997年我去吉林省延吉打工，又去血站献血，但检查后血站通知我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且叫我下午到当地派出所去。下午，派出所的车来了，把我拉去问了情况后，叫我先回去，等他们研究后去拿路费回家。我把情况告诉了一起打工的老乡，大家怕派出所把我关起来，都叫我赶快跑。老乡们凑了300多块钱送给我作路费，我马上赶车跑了。

我们打工的工地就在铁路旁边，在火车上我心里默默地向老乡们告别，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望着火车、望着我招手，心里真是说不出有多难过……

回家后，我怕碰到熟人，根本不敢走大路，专拣那些林盘里的小路走……父亲和我抱头痛哭，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后来村里人知道后，小娃娃们不敢吃我买的糖，大人们不准我在河坝里洗衣服，也不准我到磨房去磨面，村长的老妈堵住门骂我，要赶我出村……当时我真想死了算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希望只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一个月能“打一次牙祭”（吃点油荤）就行了。

我找过县上，也到过省上复查，后来便开始服乾坤宁。中英项目开展后，搞了“鸡尾酒疗法”，我服了抗病毒药后效果不错。我曾和李孝春他们一起到北京、宜宾等地演出，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现在我只希望专家们早日攻克艾滋病这个世界性难题，也要求自己处处注意，绝不能把疾病再传染给别人。

我仍然在尽自己的力量劳动，用农用三轮车拉货，每个月可以挣几百块钱。现在我最担心的是，中英项目结束后，我们的药费咋办？如果没人管，就成了大问题……

采访的最后一个对象是李本才，这也是当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媒体曾经多次报道过。他正在忙于办厂，中午才开着花两万多元买的一辆二手“桑塔纳”满头大汗地赶回来。他38岁，高而瘦，虽然精神状态很好，但过于消瘦的身材和并不健康的肤色，仍然可以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病人。他的谈话是这样的：

我1994年到河南南阳去卖血，一个月抽了30多次，曾在抽血时晕死过去。为啥要卖那么多血？为的是凑钱给1岁多的女儿买个电风扇，家里实在太热了！贫苦农民生活确实很苦，每次两袋血700毫升才给35元，除了交通、吃饭等花销，只剩下20多元。

一个多月后我回家，回家就开始打摆子（疟疾）。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有肠炎、胃炎、胆囊炎，这样一来，身体就更差了。

身体好一些后，1997年我去广州一家工厂打工，又想卖血，但一检查，发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就把我送回来了。回来后压力确实很大，我们全家共有7个人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丈母娘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因为卖血都感染了，老丈人56岁去河南卖血，只抽了4针就染上病，已经死了4年！他们都是老实人，不晓得可以在外面打工，为了挣点钱只晓得去卖血，没考虑过自己的身体，也不晓得啥传染病……我回家后，朋友们都害怕我，再也不和我来往，再不跟我在一起摆龙门阵；娃娃上学读书老师不敢要，好容易老师答应了，别的学生和家长们又不同意……没人愿意和小女儿在一起耍，小女儿拿着香肠去送人都没人吃，一出门，一些娃娃还对着她喊叫：“艾滋病儿，艾滋病儿！”

直到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开展后，很多专家教授来宣传，情况才有了好转。2002年我们这里开始试点，有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害怕曝光，我的想法不一样，既然政府这么重视艾滋病防治，我们就应该协助政府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知识，正因为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人们才会歧视，于是我就站出来曝光，介绍自己是怎样被感染的。我也曾和村里的感染者们一起到成都的锦城艺术宫演出话剧，把我们的生活搬上舞台，表演人们对艾滋病毒感染者从歧视到关爱的过程。

为了证明艾滋病不会轻易传播，我曾穿着短袖体恤、抱着小女儿在街上行走。我认为别人歧视感染者主要是因为对这种疾病不了解，害怕，特别害怕自己感染后子女不好做人。把恐惧排除后，他们就不会那样排斥了。说起来他们也有压力，我不怪他们。

县防疫站比较重视反对社会歧视的工作，经常深入村民，短短三四年我们这里已经变化了，大家能正确对待感染者，互相能和谐相处了。

除了宣传，我还有一个想法，人要生存就要劳动，人活着就要干一点事，不能老向上面伸手。很多感染者总想依赖政府，我觉得这不现实，政府有能力可以照顾，可以补贴，但依赖政府就不可能。再说，上面给你钱，三百五百，花了就没有了，还是要靠自己。政府给我们解决了药费，每个月又给我们130元生活费，再种点庄稼，生活可以过了。我最初开了个茶馆，现在和朋友一起办木材厂。今年我们这里有砍伐指标，当地的木材比较便宜，我们又可以免税，可以经营层板厂。但是当地的木材资源只能维持两年，所以我准备和当地农民合作，再搞荒山造林，也想办个水泥厂。现在我们厂里已经有20多个工人，解决了一些妇女和中老年人的就业问题，也算是为国分忧吧。

现在中英项目快结束了，我和很多人都在担心以后的药费问题。感染艾滋病毒后，要服抗病毒药，还经常感染别的病，输一次液就得100多元。许多人病了后没钱医就拖死了！希望把艾滋病人的药费能纳入医保或由某个项目承担。

这天中午我在李本才家里吃午饭，有鱼和茄子、空心菜等蔬菜。饭后、李本才抱起了邻居1岁多的孩子逗乐。看来，公民镇确实已经解决了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和恐惧。

县卫生部门艾滋病防治科科长吴晓敏曾自豪地告诉我，由于消除了歧视，媒体曾称公民镇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天堂”和“伊甸园”，英国国际发展部一位副部长来这里考察时，参加了镇上组织的游乐活动，看见村民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打成一片后非常感动，她说这种情况在英国都很难做到，公民镇可以称之为“人类同艾滋病作斗争的灯塔”。

但是，他又说，虽然公民镇消除了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但是全资中县还很难做到，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一听说某人感染了艾滋病都只晓得害怕。要让广大群众真正懂得艾滋病的防治知识还得做很多工作。他还说，艾滋病是一种行为病，要预防它就必须进行行为干预，这方面资中县也做得很差。例如很多人根本不懂为啥发生性行为时要使用安全套，我们给一些干部发安全套，他们还当作笑料；培训时给大家讲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有人就嘻嘻哈哈地把当作“导具”用的香蕉吃了……

另外，和感染者们反映的情况一样，吴晓敏最担心的还是中英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结束后怎么办，与下一个项目能否衔接？目前全县因吸毒和性传播感染的人数还在增加，如果没有可靠的资金来源，对艾滋病人的关怀救助以及对一般人群的行为干预都将成为无米之炊……病房见闻

在安徽省艾滋病高流行地区利辛县，我去到了当地的人民医院，这里是收治艾滋病人的定点医院，到2006年11月累计已经收治了120多个病人，国家级贫困县利辛的感染者们已进入艾滋病的发病高峰，2005年一年医院就收治了80多个病人。由于国家只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免费，而对于病毒引发的各种“机会性感染”只给予少量补助，其余便是利辛县的地方财政买单，这些病人住院治疗后，少则花几万元，多则花十几万、几十万元，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已经感到难以负担了！

病房里躺着十几位艾滋病人，我访问了其中的4位。一位病人男性，52岁，是卖血感染的；妻子在病房里侍候他，妻子45岁，也是感染者，原因也是卖血。丈夫喘着气艰难地向我介绍，他只卖了两年多血就感染了，如今已经进入发病的晚期，服抗病毒药会产生强烈的反应。他发烧、咳嗽、便血，住院40多天了，仍然不见好转……我看见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像大腿那样粗细……床前的一只小盆里养着几只小小的甲鱼，大概是为了增加营养用的，但这几只小甲鱼对病入膏肓的人能有多大帮助呢？

另一个女病人我无法和她交谈，医生告诉我，由于艾滋病毒侵入了脑部，她已经发生了智力障碍，变傻了，见人只会傻傻地笑，连护士来打针都不知道配合，常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她弄到床上……

还有一个病人是一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弯腰驼背地站在病床旁的小桌边，好像在找什么吃的东西。她漠然地、不带感情色彩地告诉我：“我已经64岁了，49岁到50岁时去卖血，就被感染了！过去我身体好着哩，挖河时住在工地上，挑土可以挑一百四五十斤。我生了4个儿子两个女儿，孩子们都卖过血，先后感染了艾滋，他爸死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死了！”她是全身发作皮疹住院的，已经好转了。

农民们都平静地向我述说着他们悲惨的遭遇，没有叹息，没有眼泪，也没有激动，只无奈地接受着残酷的命运……

像这样的命运不是出现在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单利辛县便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感染者，而整个安徽省是多少？数量更大的河南又是多少？

在这个医院里，我还遇见了另一个病人，他从附近的亳州来，不是卖血者，而是由于输血被感染的。他只有16岁，这是青春的花季，也是充满梦想和希望的年龄，然而如今他却不愿意让我看到他的面庞，整个采访过程他都躺在床上背对着我。医生们说，他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为了治病父母花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住院40天后出院，刚出院几天不到一个星期又住进了医院……医院多次发出病危通知，他需要不断地输血，由于输血次数太多，如今胳膊上连血管都找不到了。雪上加霜的是，在输血过程中他又感染了艾滋病毒，疾病已经开始发作，发烧、腹泻、长鹅口疮，有重要免疫作用的CD4细胞降到极低的26个/毫升（健康人为700～900个/毫升）……亳州建议他到利辛治疗，但他不是当地人，病情初步好转后，利辛已经无法继续为他提供免费治疗了，这个孩子今后将面对怎样的命运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采访扎记：社会问题与艾滋病

艾滋病患者有许多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充满了血泪，在公民镇的采访，只是掀开了冰山一角，但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了！

全球艾滋病毒感染75%通过性行为传播，而中国不同，虽然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但目前血液传播仍然是重要途径。（2004年4月卫生部统计，我国艾滋病的血液传播占感染者总数的72.6%。）而血液传播中经由卖血大面积感染的，则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应该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的灾难性事件。仅仅上蔡县一个小小的文楼村1360多人卖血，就有500多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2年上半年估计，我国经单采血浆“有偿供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约有10万人。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但不管是否夸大，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确实出了大问题。

早在1985年我国就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患者，但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和公共卫生部门的警惕，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地下血站猖獗。中原地区一些地方甚至整村卖血，“血头”开着汽车时而到东、时而到西采集血浆。到底多少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并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呢？至今我们也无法知道准确的数字。

据说当时的贫苦农民都以能卖血为荣，如果没有“关系”，“血头”还会把你拒之门外，因此艾滋病的传播往往是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而当时没有“关系”、无法卖血的人们，如今反而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劫。

现在，已经弄不清楚这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最初是怎样泛滥起来的，大家说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怀疑可能起始得更早）。是谁“发明”了多人共用一个分离器的办法而且在农村广泛使用呢？难道政府一点也不知情？政府——特别卫生主管部门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河南卖血的贫苦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经桂希恩、高耀洁等教授发现后，他们便顶着沉重的压力向中央反映并勇敢地加以披露，从此，这些血泪斑斑、惨绝人寰的故事便以十分沉重和十分残酷的方式让我们羞愧，也让我们反思。据河南省有关部门报告，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全省共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31578例，确诊艾滋病病人24354例，其中经血液传播占总数的89.21%，2004年至2005年艾滋病病人已进入死亡高峰期。尽管这些数字并不全面，但已足以使人胆战心惊了！

而且，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些操纵地下血站的血头和血霸们，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3万多人就有3万多个故事，高耀洁教授曾经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工作旅程中，我曾访问了一户被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的家庭。本来老中青三代同堂，中间的一代，有六个兄弟姊妹。早年为了改善生活和孝顺年老的父母而去卖血，结果六名子女全部染上艾滋病。我去访问时大哥二哥已经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弟妹亦开始发病，时日无多。可怜老父不但不能享儿女福，还要天天以搬运砖头来赚取微薄的工钱。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死去，剩下一群孙子要老人家来照顾。……最近一次访问这个家庭时，六个兄弟姐妹已死了五人，最后一个也奄奄一息。”

她还说：“艾滋病除了直接夺去生命外，还间接造成伤亡。……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村庄，一个月之内便有五人自杀身亡，而自杀失败被救回的更不计其数。”

要采访和考察中国的艾滋病情况，河南当然是不能忽略的地方，2006年11月6日我从北京去到河南的省城郑州。

还在北京时，就有一些从事艾滋病医疗防治的专家提醒我：你去河南采访会非常困难，连我们医生去都很难到达那些艾滋病村，高耀洁曾多次受到过警告，如果你执意要采访，当地可以把你拘留起来。你最好按正规渠道走。

听了他们的建议，到郑州后我确实是按“正规渠道”走的，拿着介绍信去了宣传部和卫生厅，并且按要求写了采访提纲，声明我并没有猎奇和耸人听闻的意思，采访的内容主要是近年来河南省对艾滋病毒传播采取的防治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人物”，特别是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说，表现得多么“谦卑”，对方都显得很为难，最后只说了一句让我“等通知”……

这一等便是11天，每天打电话询问都没有结果。住在旅馆里天天只有看电视台的肥皂剧，从这个台转到那个台，这10多天看的电视剧超过了一年的总和……最后仍然什么结果也没有。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去了安徽和广西。从广西回来已是年底，打电话一问，仍然是“等通知”……

对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我想与其说是向群众普及，不如说应该向干部特别领导干部普及。虽然国家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宣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有关部门、组织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诸侯——特别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对有关艾滋病的话题讳莫如深，总想采取驼鸟政策，隐瞒和蒙蔽。这到底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

无私者无畏，如此畏惧必有私心。

清华大学教授李木盾曾对我说：“不是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造成了艾滋病。”事实的确如此，因卖血造成艾滋病毒感染的地方，艾滋病的传播都是和贫困纠缠在一起的。“血”对于绝大多数人说来是极为宝贵的，从中国自愿献血者数量稀少便足以证明。但这些贫苦农民不是每年献一次或每月献一次，而是天天献，甚至一天献两次，当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从他们羸弱的身上被抽走时，有的人竟当场晕倒！

这是怎样的一种惨景和悲剧啊！

有人说，中国的艾滋病传播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步。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刺耳，很难让人接受，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一定道理。的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但我们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并未有效地修补被“文革”和其他一些极“左”路线冲毁的道德观。市场经济的出现、法制的不健全、价值观念的扭曲……让许多不可思议的“行当”竟纷纷出现，地下血站即是其中之一。和那些草菅人命的煤矿一样，这些“血站”也是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卖血的农民不如牲畜，两袋血、700毫升才35元，除了路费和必要的最低生活，只落下20多元。而且通过红细胞返还，还让他们患上了艾滋病！《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已规定要“严厉打击‘血头’、‘血霸’，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看到多少实际行动。

在河南农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悲剧被披露后，1996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进行整顿，河南还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一些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后，便把目光转向了贵州、广西、四川等地，于是这些省、区的欠发达地区便成为新的“原料基地”，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已经逐渐占据了国内的“半壁河山”。特别贵州，已是全国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省，每天都可以看到大量来自山区的贫穷农民呼朋引类地前来卖血。据媒体报道，在攫取最大利润的驱动下，近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在违规违法操作，采取降低供血人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办法，而且牟取暴利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因此有人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

卖血人群和卖血村的出现，是我国农村特别中西部农村生活困难的极端体现。在我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欢欣鼓舞，为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加充满自豪时，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应该以更多的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以及体制性、机制性的弊端，少追求一些经济指标，少搞一些“花架子”，而更多的体现对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非法采血的地下血站不但造成卖血人群大量感染艾滋病，而且也造成了我国血液安全方面的隐忧，不少人（包括一些稚嫩的孩子）已经因为偶然的一次输血或使用了血液制品，感染上艾滋病毒，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国际上通过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疾病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英国媒体指责英国政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从美国进口血液，以后又对病人隐瞒实情，这些受到艾滋病毒或丙肝污染的血液至少输给了3000名英国病人，以致造成其中125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到现在仍然活在世上的只有380多人。法国1985年也发生过著名的“血浆丑闻”，造成1200多人输用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而感染了艾滋病以致死亡。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被判刑，卫生部部长下台，法国政府被迫拿出了50亿法郎赔偿受害者……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都发现过因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发现成批感染，以致老百姓对政府意见很大，上访不断，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社会安定。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医院存在着血液检测不规范的问题，非法采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有的血库用血也不能让人放心……

公共卫生安全确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沉重的话题。第二章不幸的艾滋孤儿们父亲要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郑州无可奈何地等待了十多天一无所获后，我去了与河南相邻的安徽省城合肥。一路上冬天已经留下了足迹，田野里除了冬麦已经没有别的作物，路边的行道树叶子已经掉光，只在树顶上留下了几枚枯黄的叶片，在风中瑟缩着，光秃秃的树枝上鸟巢裸露出来，像挂着一个个黑疙瘩，更增加了原野的荒凉，让人不由得担心，这些鸟儿怎样能度过严冬？

从合肥我去到了安徽全省疫情最严重的利辛县，想探望那里的艾滋孤儿。一路都在下雨，淅淅沥沥的冬雨，从白天下到黑夜，又从黑夜下到白天，在雨中瑟瑟颤抖的枯枝，更让我的心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艾滋病夺去了许多的人的生命，于是在贫穷的农村，出现了大量“艾滋孤儿”。一提起艾滋孤儿，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高耀洁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讲述的一个故事：“三年前我去一个村庄，结果一进那个村庄我就听到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孩儿说你下来，下来，声音已经哑了。我们冲着这个声音跟两个记者走过去了，我们一看门都开着，院很破烂，那是土草房，一看一个女的在梁上吊了个草绳，人已经死了，两岁多的孩子在地下拉他妈的腿，啃她脚后跟，到现在我想起这个事情都想哭。当天中午我们几个人没吃饭，觉得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

2005年大年除夕，温家宝总理来到了河南的上蔡县，总理的手和艾滋病患者的手紧握在一起。除夕夜他和艾滋孤儿们一起打乒乓球，和他们亲切地交谈，一起吃年夜饺子。

利辛的艾滋孤儿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利辛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很小，一条小街，城里仅三四万人，但整个县人口达140多万，没有像样的工业，当地人调侃道：“我们这里只有两个烟囱，一个是火葬场，一个是浴池。”农产品只是小麦、黄豆和玉米，连像样的水果都没有。看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利辛并不多。

1995年利辛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一个卖血的妇女，也是单采血浆感染的，向上面汇报后，卫生部来人调查，检测了部分卖血人，结果一下子发现了十几例感染者。当时不但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救助，反而歧视现象相当严重，社会、公众、医生都害怕，称之为“超级癌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儿子娶不上媳妇，闺女嫁不出去。县、市一些领导还进行追查，批评卫生部门，为什么要把疫情上报，影响利辛县招商引资的“形象”？

到2000年左右，利辛的感染者们便进入了发病期，青壮年一个接一个地得了“怪病”后死去，村庄里每天都有人在为亡人“烧铺草”，据说有时“烧铺草”的人们前后相连，都用不着点火了。于是，整个利辛县陷入恐怖之中。

从2000年到2002年利辛县对卖血人群开始进行普查。这时河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们开始闹事，利辛绝望的感染者们也开始冲击血站、防疫站、医院、民政部门乃至县政府，以致有时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还有一些感染者采取各种行动报复社会，甚至有人把感染者们组成了“艾滋病人讨债团”……

直到2003年国家开始供给抗病毒药，2004年又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死亡率也有所下降。如今利辛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全部免费，每年每人补助100元至600元用于治疗感染的其他疾病（医学上称之为“机会性感染”），住院后所有费用全免；艾滋孤儿和父母亲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免费上学；感染者每人每月给予50元生活补助，艾滋孤儿每人每月领取生活费50元至90元……这一切，对于贫穷的利辛县说来，无疑产生了沉重的压力，由于发病的人很多，一年仅机会性感染需要的医药费便有300多万元的缺口，这笔费用国家没有拨款，万般无奈之下，2005年全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和教师每人便扣去了100元工资，以后又按职务大小再次扣款，一共凑得两百多万元。2006年我到利辛时，听说医院已经无钱可垫，县里又准备再次用扣工资的办法搞捐助了。

死者多，当然孤儿也多。

我们去到了离县城30来里的刘家集乡陆楼村。这个乡交通闭塞，直到现在许多村还没有公路，一下雨便无法通行。这里是艾滋病高发区，全乡感染人数共有400多，而小小一个陆楼村，1200多人中有500多人卖过血——几乎全部男女青壮年都加入了这支“卖血大军”，完全是单采血浆，感染艾滋病毒的有200多人，有的庄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感染。全村失去双亲或单亲的孤儿已经有140多名。在村头村尾的田野里都有许多小土堆，这是艾滋病人埋骨的地方。

这个“艾滋村”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孤寂，没有人声犬吠，甚至没有看见乡村里那些随处觅食的麻雀和鸡群，一种异样的沉寂充斥在空气中，让人感到压抑。

陆楼村卖血的高潮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发病的高潮却是1993年到1994年。那两年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女村民都突然患了病，很快便死亡。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乡亲们都感到恐惧，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瘟疫”，有人说是“风水不好”，“犯了冲”，于是扒去了村头上的那座老坟，敲碎了坟前的石碑，不管用；又说是砖窑修的地方不对，扒了窑，平了地，还是不行；后来甚至扒去了修路的涵洞……直到1995年一个村民的姐姐到上海检查确诊是艾滋病后，才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艾滋病死亡的呢？谁也不知道，因为过去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实在太少太少了。

我们走进了一个艾滋孤儿的家庭，这里有父母双亡的三个孤儿——16岁的姐姐和一个12岁、一个9岁的弟弟，全都在上小学。

这三个孩子的神情都和他们的同龄人完全不同，不但身材单薄，而且全都沉默寡言。16岁应该是少女的“花季”，但我面前的这个少女脸庞和眼神都黯淡无光，不但失去了应有的光鲜和水灵，甚至可以说缺乏生气。在交谈时，她常常流露出一副“漠然”的、冷冷的表情，有时会垂下眼睑，深深地隐藏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两个弟弟，一个皮肤白一些，一个黑一些，但眼神里都没有孩子们应有的好奇和欢乐……这种眼神使人心酸，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是受了重伤人的眼神，不应该是属于孩子们的……

姐姐穿着白夹克、牛仔裤、运动鞋，两个弟弟穿着黄色和蓝色的夹克和牛仔裤，虽然已经是冬天，但一个赤脚穿着布鞋，一个赤脚穿着凉鞋，望着那冻得通红的双脚，我的心颤抖了。

孩子们衣服都很脏，房里很乱，被子和一些衣服胡乱地堆放在床上，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缺乏温暖和母亲照顾的家庭。

三个孩子的遭遇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由于贫穷，孩子们的父母亲都卖血，400毫升血当地可以卖30多到40元。后来父母亲相继感染了艾滋病毒，2001年母亲一病不起，丢下了丈夫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这一年，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相继病故，随后父亲也发病了……为了给妻子和老人治病，他已经花光了卖血得来的全部积蓄，自己患病后便只能拖、挨。实在挨不下去了，便卖掉了粮食和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甚至连床都卖掉了，全家人铺几个塑料编织袋睡在地上，破被子连脚都盖不到。花光了最后一分钱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腹泻、咳嗽、发热，浑身长满了肉瘤，人越来越瘦，曾经腰圆膀粗的他，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知道，和妻子一样，可怕的“艾滋病”也缠上了自己，他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村里已经有那么多乡亲先后离去，现在轮到自己了，他已经无法挣脱阎王爷那勾命的绳索和铁链了……

生不如死，在贫穷和疾病的煎熬下他并不怕死，因为生活并没有给这个庄稼人多少欢乐，没有让他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而且特别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父母双亡后这三个孩子怎么办？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秫秸盖成的房顶已经不能遮风蔽雨，他们吃啥穿啥？谁供他们上学？这三个可爱的孩子是他的全部希望，曾经给他贫穷的家和苦难的人生带来多少欢乐、希望和骄傲啊！但没有了父母亲，他们怎样生存？是靠要饭还是去偷去抢，是进监狱还是又冻又饿地死在田边地头？

在贫穷和疾病的折磨下，这个庄稼人心里像堵上了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确实已经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村里的人们只发现他常常低着头围着妻子的坟墓走了一圈又一圈，妻子似乎在坟墓里低声呼唤他，他苦苦地思索着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是许多天过去了，仍然什么办法都没有……

内心在煎熬，病痛也越来越严重，终于他咬着牙下了狠心，一了百了，只能了断自己和孩子们了。

这天晚上，他让13岁的女儿用仅剩下的一点玉米面和豆面熬了一锅汤，他一口也没有尝，当看见三个孩子低着头大口大口地抢着喝汤时，他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他用手掌使劲地擦擦眼睛，沙声说：“吃，吃饱，死也不能做饿死鬼！”

天黑了，孩子们都睡下了，他却一直抱着头坐在床边……夜深了，村里已经没有声音，连狗叫都听不到了，只远处好像有什么怪鸟在发出“嘎嘎”的叫声，他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从屋角边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农药瓶……

举起农药瓶他的手发抖了，他又踌躇起来，是自己先喝呢还是让孩子们先喝？他本想让孩子们先喝，但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他们平静的、熟睡的小脸，他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他对自己说，举起剧毒的农药瓶，倒进了嘴里……

难闻的气息和难以下咽的苦涩让他几乎窒息，喉头像着了火，胃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再也没有犹豫和顾虑，他低声向孩子们吼叫道：“起来，起来，快！”

熟睡的孩子并没有被马上惊醒，他又提高了声音吼叫道：“起来，都起来！”

孩子们终于被惊醒了。最初他们并不明白父亲想干什么，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看见父亲用颤抖的双手举着农药瓶，沙哑地向他们低斥道：“喝！”

孩子们怔怔地一动不动，父亲的眼睛像要冒出火来，他把孩子一个一个地按在地上并且粗暴地扳开了他们的嘴巴……父亲那绝望而凶恶的神情让孩子们害怕了，他们明白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于是便大哭大喊竭力挣扎起来……

在凌晨农村的寂静中，孩子们的哭喊惊醒了邻近的一位小学老师，他冲进了这个贫困的小屋，闻到了刺鼻的农药味，在昏暗的灯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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