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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左鸣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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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升级试读：

在本书完稿之际，照例是要作书序。

书序的内容多种多样，要么是全书的内容梗概、提要，要么是对书的成因做以介绍，或者请名人专家作序，那多半就是对书赋予褒奖溢美之词，推荐给读者。本序则另有一番打算，希望能把出版本书的“弦外之音”给读者做一点儿交待。

时下世界经济走势可谓扑朔迷离，特别是在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前景将更加复杂。在中国国内，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国际上又不乏负面言论，国人亦惶恐迷茫，甚至失掉信心。过去，我国一直以出口、投资和消费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实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并不均衡，其中消费这驾马车的潜力最大，它应该分拆为公共（政府）消费和大众（居民）消费两个部分；而投资其实也可分解为公共（政府）投资和市场（企业）投资两个部分。现在，经济界普遍的看法是三驾马车都前进乏力，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走到尽头了。对于这种悲观的论调，我一直不敢苟同。其实，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真的走到了尽头，还得看经济运行中着力培育怎样的市场。这和我们平时玩扑克牌颇有共同之处，如果经济形势是一个牌局，关键要看叫的是什么主，出的是什么牌。

扑克牌是全世界都流行的一种娱乐，玩法多种多样，其中打“拖拉机”是在我国流行最广的几种玩法之一。一副扑克牌中，除了大、小王外，还有四种花色：黑桃、红桃、梅花、方片，无论选择什么花色为主牌，都以各花色的“2”为仅次于大、小王的固定主牌。打“拖拉机”时，上手的牌究竟好不好，归根到底取决于叫什么主牌。本来是一手好牌，如果让对手抢先叫了主牌时，可能变成一手“臭”牌。所以叫主牌的对错，胜负就已定了一半。玩扑克牌打“拖拉机”是如此，搞经济的道理也是相通的。

如果把经济比喻为一副牌，中央政府是大王，地方政府就是小王，企业家们是众“小2”，那么四个花色就是出口、市场投资、公共投资与消费、大众消费。不同的时期，要选择不同的花色做主牌，所以叫牌就显得十分重要。过去的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叫牌”总体上没有大的失误，所以造就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奇迹。

改革开放以后的前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曾先后以出口和市场投资为主牌，辅之以在大小王出手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撑下，又以公共投资与消费为强势副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注重公共投资与消费作主牌，所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基本上就打三个主牌——出口、市场投资、公共投资与消费。这期间虽然大众消费不是主牌，但也被带动发展起来，成为强势副牌，比如房地产和商用汽车。如果说GDP就是打牌中的得分，那么过去大众消费也跟着对家主牌上手垫分而得了不少分。

三十年过去了，我国经济领域出现了误以为只有出口、市场投资、公共投资与消费可以做主牌的情况；一旦手上的出口、市场投资、公共投资与消费暂时没有好牌，就容易选择打“无将”。打“无将”的问题是，虽然大小王最容易上手，但大小王上手后，往往利用财税金融等政策，特别容易先打公共投资与消费的长套牌，这是因为公共投资与消费这幅牌最易带动市场投资。结果公共投资与消费的长套牌三甩两甩，就把对家“小2”（企业家）的“武功”全都给废了；因为对家往往为了留住大牌分，以便控制住某花色的牌，来阻止对手一旦上手后甩长套牌，就只好忍痛垫掉“小2”，结果很容易进入恶性循环，留下来的分也未必就能得到。这个情况便是经济运行中所谓的行政干预和政企不分，或者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无论是把公共投资与消费作为主牌，或是作为强势副牌来打，带来的风险就是赤字财政或政府债务，可能连锁引发的就是金融风险。毫无疑问，选择公共投资与消费这样的主牌或强势副牌，只能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

目前，国内有些地方经济形势让人感到迷茫或困惑，原因莫过于这些地方叫牌出现失误，比如继续以公共投资与消费作主牌，或者打起了“无将”。结果，必然是一套套行政性干预的长牌频频出来，由于行政性干预太强势，其结果可能使企业家都上不了手，市场无所适从，造成了出哪个花色的牌都丢分，经济下行往往就是难免的了。

那么，我们究竟该叫什么牌作为主牌，才能解决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呢？

本书让我们看到，当前作为内需的大众消费确实是一副好牌。如果我们果断地把大众消费作为主牌，自然还会带起新一轮的投资热，甚至还会重塑民族优势品牌，为掀起下一轮出口高潮奠定基础。中国经济打出大众消费这张主牌，可以再迎来几十年的黄金发展时期，使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较为高速的发展态势。

大众消费这副牌究竟怎样呢？它到底是不是一副好牌呢？应该辅之以怎样的政策措施使之成为一副好牌呢？为此，我与中航工业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王英杰、陈昂、魏华兴、蒋依丽、厉博，中航工业集团公司的王中原、付明耀、姚平，湖南理工学院的李克安教授等经济专家、管理专家对我国大众消费经济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最终形成了本书的内容。

大众消费真的是当前的一副好主牌，不选择叫这副主牌，恐怕难解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忧患。本书把我国在计划经济、供给凭票的时代定义为我国的大众消费相对短缺期；把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围绕“衣、食、住、行”而展开的消费发展阶段定义为大众消费1.0版；并且，从传统的“衣、食、住、行”需求的升级，以及面向“医疗、教育、娱乐、养老”的转型，判断出我国大众消费进入了2.0版的新消费升级。这个判断，无疑使我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实际上，做大内需消费的盘子，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不但要发展如本书所分析的直接的大众消费，还应把公共投资与消费等内容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打造成财富标志，以满足大众投资的需求，从而将其转化为大众消费，切实把大众消费的盘子做大，这将为我国经济至少在下一个30年内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拓展出巨大的空间。

不过，要把大众消费作为主牌，就有一个怎样实现的问题。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举措，恐怕很难适应现状。因此，我们多半得换一个新的“工具箱”，改变一下游戏规则。

比如，要发展群众性的体育产业，可能不宜靠政府投资建体育场来解决。如果要在某个大城市发展群众性足球产业，政府可以考虑对城市周边的农村做相应的规划，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修一些露天足球场及配套设施。要动员社会投资发展这样的体育设施，只要政府给出支持政策，很快就会形成较好的局面。这时，每年政府再拿出500万元作为奖金，举办一年一度的群众性足球锦标赛，冠军奖励300万元，亚军奖励150万元，季军奖励50万元。那么，这个城市的足球产业就会被激活，并且蓬勃发展，经久不衰。

再比如，目前一方面我国的房地产库存量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全国还有2亿农民工尚未转为城镇居民。一旦这些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必然带动新一轮的房地产需求，化解目前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的状况。然而，若以过去简单的市场方法来刺激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则又存在着使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过高的风险。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或许是，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公租房运营形式，让即将落户城镇的农民工改买为租。那么，这就需要立法规定住户租赁的房屋可以由其下一代继续承租，并且制定房屋租金与居民生活水平相挂钩的幅度区间，然后把这一类公租房作为金融投资产品发售，这样既可以向社会募集资金，也可以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依据（财富标志），实行这样的办法，就有可能解决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低迷的难题，又不至于引发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以致过高的状况；既能稳妥地解决好居民住房问题，又能避免大众把房屋直接作为投资产品而进行的非理性炒作。

只有采用诸如此类的方法，才有可能把大众消费当成主牌来打，所以，对那些习惯于传统经济运行方式的地方，如果不让他们按照“老套路”出牌，他们有可能就“不会玩”了。可见，要选择大众消费这副牌作为推动经济全面发展的主牌，出路仍然是改革与创新，而改革与创新的关键，一是再不能按“老套路”出牌，二是要切实做好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常言道，商场如战场。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如今，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之大博弈中，贵在“先为不可胜”，以内需大众消费作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就是“能为不可胜”之策，依此便可在世界经济变化的大潮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所以，叫好大众消费这副主牌，切实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立于不败之地，正是本书的弦外之音。所喜的是，眼下我们国家已经十分重视促进内需大众消费对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带动作用，正逐渐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牌。

故而，我以此作为本书的序言。世界经济增长的横断面

漫漫的历史如长河绵延不尽，历代的兴衰更替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又证明了什么呢？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或许有时候，给历史的进程人为地强加上主观的逻辑并非其要义，倒不如认真观察历史的“横断面”，反而能真正悟透个中真谛。那么，什么是历史的横断面？

20世纪中叶，喷气式飞机的诞生是一个震惊世人的历史事件。“二战”以后，一方面，喷气式战机对一国的军事形象而言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当喷气式客机研制成功后，宣告着大众飞行时代的来临。从喷气式战机到喷气式客机，按人们已有的理念，很难寻找出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为什么喷气式飞机能够走进人们的平凡生活，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推动这一切发生呢？

答案恰恰就在喷气式飞机发展历史的横断面中——与平凡生活相融合、相渗透、相交叉的方方面面，而主导者就是一代代以飞行为时尚的爱飞客们。正是他们将喷气式飞机从军事领域带入我们的文化、娱乐、艺术、科技领域，正是在多领域交融的横断面下，一个了不起的喷气式飞机时代应运而生，而这一时代更是为技术的持续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不禁令人感慨，我们的生活本身究竟还有多大的潜力没被挖掘？还能创造出多大的财富？还能引发怎样的技术变革？展开漫长的历史画卷，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这近2 000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总量只增长到最初的6倍，而在之后不到200年中，经济总量呈现出了爆发式增长态势，其原因就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如果说技术的变迁贯穿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时间轴，那么世界经济增长的横断面恰是我们的平凡生活，生活本身就是创造财富的巨大源泉。人类孜孜不倦地奋斗，其动力恰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各种需求——从衣食住行到医疗、教育、娱乐、养老，从物质到精神的多元需求。

在经济发展周期中，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有的时期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推动力，创造出的经济价值主要是使用价值；有的时期则以人文（商业）创新为主要推动力，创造出的经济价值主要是虚拟价值，这两种阶段呈周期性的交替变化。如果一种技术创新在实现后，却没能紧跟上与生活相融合的各种人文创新的步伐，那么将极大地阻碍下一次技术创新的速度，经济的增长只能在横断面上“循环流转”，难以在时间进程中实现新的飞跃。

生活，构成了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横断面。任何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都不可能脱离生活的需求而基业长青。工业革命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技术变迁的速度不断加快，甚至变迁的加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这使得西方国家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巨大的技术优势。时不我待，开启生活背后蕴藏的无限潜力，从而使其与技术创新实现良性快速交替发展，这理应成为研究经济增长的迫切命题。如果新时代的经济是一个牌局，那么消费必然成为主牌，这源于消费才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需求。而如何深耕生活的本质需求，正是本书要阐述的主题——在新消费时代，打好消费主牌。站在制高点上的消费

何谓主牌？顾名思义，即主导牌局的选牌。在此提出消费主牌，其含义显而易见，就是要让消费主导牌局，利用消费这个王牌盘活整个经济大局。

究竟为什么要把消费置于如此重要的高位上呢？事实上，消费一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马克思所言：“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们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一样。”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消费的历史。消费与人的欲望紧密相连，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欲望”的概念，将其与“自我意识”联系起来，指出消费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几千年来，人类的消费需求与欲望蓬勃不息，牵引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直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出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带来一次次波澜壮阔的消费转型升级。

人类历史的每个时代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消费也在不断顺应变化、转型升级。在最初的石器时代，劳动生产的主要内容是采集、狩猎，人们为满足温饱需求而挣扎斗争。这个时期的消费可谓极度匮乏。而当人类进入农牧时代，这一时期消费的特点是：除了灾荒战乱时期，大众基本的生存消费可以满足，富裕阶层则开始有多种多样的生活消费类型。如《荷马史诗》所描述，大户人家房屋内最重要的部分是厅，人们在厅中烹饪、娱乐、欣赏诗歌。奥德修斯自己制作的床饰上则有黄金、白银和象牙。在中国，平民们念叨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名士们的生活消费追求就换成了“琴棋书画诗酒花”。

但是，在农牧时期由于生产力并不发达，社会剩余消费品不足，消费主力仍是贵族、宗教领导者和地主等统治阶级。比如在中国，贫富差距经常十分悬殊，班固在《汉书·食货志第四上》写道：“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则记载了秦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秦人每次攻破诸侯国之后都要大肆修建宫室，有庙记云：“北至九颙、甘泉，南至长杨、五柞，东至河，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相望属也。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徙。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也。”当财富都集中到统治者手中时，秦的子民们只能勉强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存消费。这一阶段，对东西方的统治者而言，治理的核心命题仍是保障大众的生存消费需求，防止因自然灾害或社会问题而导致大众衣食无着、揭竿而起。

进入工业时代后，随之而来的消费转型升级的特点是：大众生存消费不再是核心矛盾，人类开始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消费。尤其是1851年，英国举办了首次世界博览会，展示了工业革命的非凡成就，空前地激发了人们对于商品的欲望。恰如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所预见的：“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莫少群在《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中则这样描述：“遍地都是变化，包括建筑、陶器、家具、纺织品、餐具和花园，财富引导着潮流，大众紧随着消费繁荣。消费繁荣因垂直的社会流动、社会竞争与模仿、[1]时尚的影响，以及空前的物质丰裕而得到驱动。”实际上，这一场消费转型升级带来的最主要的变化是文化、观念上的转变，消费一词开始逐渐变得中性，甚至开始具有积极意味。

信息时代，知识生产成为劳动生产的主要内容。伴随时代变化的消费转型升级，也正是当前人们所经历的：生存消费占消费的总比例逐渐变小，而生活消费、精神消费在日益增长。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性，各个国家中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许多国家其实都有多次消费转型升级的特征并存的现象。表1–1人类历史上的消费转型升级

在历史的横断面上生生不息的消费转型升级充分证明，消费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消费占据了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一切的技术创新无非也是为了人的需求，而需求总是要通过消费实现。随着消费的发展，人类需求被一个一个地满足，并不断地创造出新的需求，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从而不断促进人类自由的全面解放。

与此同时，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不可或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到近现代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托斯丹·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都将消费作为自己经济学说的重要内容。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更是将消费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马歇尔认为，消费可以指导生产，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可以实现社会再生产。

这意味着，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除了刺激经济总量上的增长，更重要的作用是，消费结构的变化还将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指引着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事实上也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新一轮的消费转型升级来临，消费开始主导生产，大规模的统一消费模式逐渐被个性化的消费所取代，这直接推动了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增长极，并为各种新兴产业（如生物、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广阔的市场与足够多的消费者。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生产和消费唇齿相依，难说孰轻孰重，不同时期由谁占据主导地位往往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时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但二者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是，如果生产出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没有人消费，就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GDP。这就决定了消费是最终需求。无论什么时期，重视消费的作用，开发消费潜力，建立完善的生产与消费的互动机制，推动供给与需求结构的双向调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无法持续时，中国经济要靠创新驱动，更需要消费主牌。消费主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消费的哲学意义与经济意义相统一，将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相统一，即回归经济增长的本意，提升人的福利，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此为目标推动改革，在供给上创新，释放新需求。中国既要成为一个生产大国，也要成为一个消费大国，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从“虚幻”到“实际”的需求

消费很重要，但是如果脱离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论消费，抑或是脱离收入而只是单纯地就消费论消费，又不免成了正确的无用之语。经济增长自工业化时代后就是人们非常热衷讨论的话题，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说：“人们一旦开始考虑经济增长问题，便很难再考虑其他问题。”

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目前受到较多人认可的观点是经济长期增长主要有4个决定因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产业结构升级、制度的完善和最为关键的技术进步。

这种经济增长理论是基于生产函数角度而言的，那么消费与这些因素的具体关系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以创新驱动，以消费为主牌。从某种角度看，创新就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那匹马，而投资和劳动力这些生产要素就是饲料，消费则是控制大方向的缰绳和马鞭，最终目的是让马匹上的人踏上康庄大道。

消费的首要地位正是由于它对大方向的引领。如果脱离消费而论创新驱动无异于脱了缰的野马，即使给它喂足了饲料，动力再足也不知它将奔向何方，它奔跑时甚至会南辕北辙，背离经济增长的本意。可以说，为创新而创新与盲目的投资驱动并无不同。

而如果认为只要靠刺激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增长，则又会陷入为消费而消费的“虚幻的需求”之中。“虚幻的需求”并不是一个经济学专有名词，它只是用来形象地比喻在没有实现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制度等创新的情况下，一味地依靠刺激性政策形成的消费（公共消费）需求是空洞的、低效的、缺乏持久生命力的。

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叫作“实际的需求”，即基于国民大众的消费能力、实际的和潜在的需求而形成的真实需求，同时创新供给，以便满足甚至创造出需求，这样带来的结果将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的积累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无不在验证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实际的需求”，而非“虚幻的需求”。当然，在经济发展、国库充盈、财政实力强劲的情况下进行公共投资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在一般情况下，这只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可以反复使用以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

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给出了这样一张图（见下页图1–1）。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人均GDP。根据这张图所绘，如果我们粗略地把公元400年至1300年看作第一阶段，1300年至19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19世纪中后期之后为第三阶段，便可以看到，西欧的人均GDP在第二阶段时实现了较快增长。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在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中，欧洲人不仅通过战争掠夺财富，还通过殖民扩张开拓了大量市场，实现了产品的迅速销售，而西欧地区则一跃成为世界市场的中心。可以说，是贸易发挥了阶段性作用，拉动了西欧经济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相对有限。直到第三阶段时，西欧的人均GDP才有了大幅度提升，原因就是众所周知的工业革命。而中国，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单纯依靠简单内需的“循环流转”，经济的增长量微乎其微。技术进步、创新突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图1–1 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的比较（按1990年国际元）

如果单纯依靠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那么持续时间一长带来的往往是对经济的伤害，要么是生产过剩，要么是消费过剩。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生产过剩的典型例子。而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则是美国利用金融产品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刺激大众消费，最终导致消费过剩、危机爆发。而要化解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剩的危机，还是得依赖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古代的先贤早在春秋时期就注意到刺激消费对于经济的作用。一代名相管仲提倡国家适当扩大开支以带动民间经济的发展，在《管子·奢靡》中，他系统地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文中还提倡“贱有实，敬无用”，利用虚拟经济的力量服务社会民生。然而，囿于时代环境，他的重点始终是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方面，但是，对于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鲜有着墨。“靖康之乱”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在位的靖康年间。事实上，当时的国家社会经济成就非常辉煌。当时，人口总户数超过2 000万，而唐朝在“开元盛世”的全盛时期仅有约907万户，且“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当时的社会治理经验现在看来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一方面，主政的蔡京与管仲思路接近，选择了一条与儒家传统观念相背离的路线，认为皇帝需要带头花钱，皇宫、官衙、民宅的建造将吸收大量的农业剩余人口，也会促进天下物资的流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以钱粮充盈天下府库，此所谓“丰、亨”；另一方面，官员和百姓的住宅也更舒适，所谓“豫、大”，这种发展路线颇有北宋版“凯恩斯主义”的感觉。

当然，“丰、亨、豫、大”的投资和收益更多地被近水楼台的统治阶层不合理地享用，仅宋徽宗所征的“花石纲”一项劳民工程就导致了江南的方腊起义。现在看来，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来形容蔡京的思路最为合适，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环境下，投资和收益的主体只能是皇帝和官僚阶层，统治者没有市场机制的理性约束，广大百姓不会受益，政策意图成为镜花水月，甚至是助纣为虐。

所以，打好消费主牌，一定要从“虚幻的需求”到“实际的需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提高投资效率，创新供给，满足并创造需求。迫在眉睫的价值大革命

当人类社会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历程，并有消费转型升级伴随其间，社会经济形态便也相对应地从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经济，再转变为服务经济。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服务经济显然已经无法充分体现当前及未来的经济形态，人类的经济生活发展的第四个阶段会是什么呢？

一个受到热议的观点是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移动互联经济时代。鲜活的数据——阿里巴巴“双十一”活动在2013年的移动端交易额仅占线上交易总额的15%，2014年时达到42%，而到了2015年，移动端交易额占总比已达到68%。人们的生活习惯已快速地从互联网时代向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变，而分享经济更是移动互联经济时代的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新经济形态。《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2015年的演讲中就曾指出：“在未来，能够被分享的事物，一定会被分享。”目前，已经有提供私家车搭乘服务的优步、滴滴，有做闲置私人飞机租赁的利捷航空，有做闲置游艇租赁的PROP平台，有做民宿短租的Airbnb（Air Bed and Breakfast，空中食宿）等。

当移动互联经济时代继续发展，物联网时代来临时，硬件即为软件，许多人认为物联网很可能是推动世界走出经济迷局的又一“重要生产力”。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学者，比如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B·约瑟夫·派恩二世（B. Joseph PineⅡ）则是体验经济的倡导者。B·约瑟夫·派恩二世进一步提出了“湿经济”的概念。“湿经济”是由时间、空间、实物三个维度构成的“多重宇宙”，其中各项填充元素就构成了“体验的变量”。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把人的需求简单地处理成物质上的需求，其对应的也是纯物欲经济，这不免就忽略了人的心理需求，以及其他高级需求催生出的市场蓝海与经济价值。“湿经济”作为体验经济的升级，可以说是一次颇合时宜、恰到好处的拨乱反正。如果说对物质的欲望是经济中“干”的一面，心理的需求则是经济中“湿”的一面，抓住人的心理需求，附加值低的纯物欲经济将有望发展成为有高附加值的追求生活价值的经济形态。这个理念也恰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移动互联经济、分享经济、体验经济、湿经济，各种新概念层出不穷。事实上，无论是哪种经济概念，其中都蕴含着一个共通之处——价值大革命。

以经济学核心概念“价值”的视角来观察不难发现，当代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特征：从价值的属性看，虚拟价值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正在成为经济活动的主流。从价值的源头看，人们的美好生活是财富之源。从价值的形成看，信息态与物质态的二元价值容介态形成价值。

再从对价值进行评估的角度看，虚拟价值越来越成为企业价值的关键成分。在传统的物本经济学视野下，企业的估值主要依赖于经济效益，具体如利润率、净现值、回报率等经济指标。但今天，价值不守恒现象比比皆是，传统的价值评估体系正在被颠覆。阿里巴巴之所以选择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中国的A股不符合美国资本市场的价值评估体系的要求，它仍停留在净资产回报率的传统模式上。

而从价值的载体看，打造财富标志正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财富标志是人类生活的一次重要的心理需求聚集的结果。当财富不断积累，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标志来承载。也只有当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明显的“财富标志”，并能保证其充足的供应量时，才能使经济运行一直保持着负熵的良好状态。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全力迎接这样一场价值的变革，而中国也已经明显呈现出价值大革命来临前的紧张气氛。

第一个迹象是，传统产业举步维艰，而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钢铁、玻璃、汽车等传统支柱性产业的发展面临困境，电子商务、新材料、文化创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快递物流、节能环保、第三方支付、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充满生机，比如在电子商务方面，2014年国内交易规模就达到13.4万亿元，同比增长31.4%。

第二个迹象是，实体经济总体困难，而服务行业蓬勃发展。2014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7.3%，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8.1%，高于第二产业的7.3%和第一产业的4.1%，在GDP中所占比例提高到48.2%，高出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仍有20%~30%的发展空间。

第三个迹象是，传统企业价值相对固化，而新兴企业价值飙升。比如2015年年初，军工高科技概念股中航动力市值达800多亿元，中航飞机市值达700多亿元，而2014年年底在A股上市的万达院线，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股价就翻了近5倍，市值也接近700亿元，与军工高科技企业旗鼓相当。而2010年成立的小米公司估值竟一度高达450亿美元，这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规律。

第四个迹象是，功能产品在市场中滞销，而时尚产品热度不减。传统的只用于满足物化功能性需求的产品在当代市场中越来越没有竞争力。譬如在汽车产业中，特斯拉电动轿车的号召力反映出消费者对时尚和潮流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产品功能本身的需求。而苹果手机能取代诺基亚被追捧，也是因为它将时尚和艺术融入工业产品，紧紧地抓住了人心。

以上种种变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也迎来了价值大革命。事实上，这样一场价值大革命与当前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消费转型升级过程是相契合的。当前消费转型升级的几项特征——精神（心理）消费引领消费增长，精神契合决定消费选择，一般大众的个性化消费成为主流，以及消费追求自我满足等都是价值大革命的直接表现。

无疑，在新消费时代，只有深刻理解这场价值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把消费作为主牌。也只有通过将消费作为主牌，才能把握住这场价值大革命的要义。但是，现实依然是严峻的。包含国企在内的大量中国制造企业尚处在工业经济时代，距离服务经济尚有距离，比如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还在缓慢进行中，这些现状表明要想把握住未来的各种新经济形势更是难上加难。中国必须加快步伐，中国企业也应当积极谋求变革，主动投身于迫在眉睫的价值大革命，抓住消费者那颗看不见的“心”。抓住看不见的“心”

无论是从思辨哲学、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抑或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今日中国都适宜把消费作为主牌，全力以赴投入一场价值的大革命，驶向由人们的心理需求所催生出的广阔无垠的蓝海市场。而这一切的实现终归是要回归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实践。毫无疑问，探索的先锋将是处于市场经济第一线的众多企业，辅之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因时制宜，才能抓住消费者那颗看不见的“心”。

当下，欲抓住消费者看不见的“心”，首先要做的便是思维变革。从政府到企业，从实体经济到资本市场，无不需要基于价值的重塑、替代、更迭。人们需要基于消费的重要意义，完成思维与理念上的转变。思想有多远，我们才有可能走多远。

凯恩斯曾言：“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思想。”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奇·哈耶克（Friderich Hayek）也说过类似的话：“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两个曾制造了“历史上最经典的经济学决斗”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主张上几乎针锋相对的经济学家，竟然得出了同样的观点——思维与理念无比重要。很多时候，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一种理念战胜另一种理念，一种思维说服另一种思维。

中国政府已然开始了这样一场思维变革。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都与“精官简政”、“休养生息”相关。从大胆地减税到简政放权，再到鼓励创新和创业，中国当前正在通过改革来满足并释放消费新需求，一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孕育孵化。然而，隐形和无形的行业壁垒仍然存在，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比如，部分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中的从业者还未能实现有效竞争，比如说医疗、教育、文娱、养老等领域，社会资本在进入时还面临一些限制和壁垒。而像生物医药等新技术、智能微电网等新基础设施、分享经济等新经济模式，仍存在一些制度真空。

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是题中要义。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深化市场化改革，需要有决心、有力度。

因为在以物质财富为主的时代，集权式的管理有时也能起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但是，随着从生理需求到心理需求的经济价值大爆炸，从劳动细分到价值细分的根本性突破，在当前这样一个新经济时代，财富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的，而不仅是物质方面的。政府难以对非物质化的财富进行有效配置，当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时，就会使得社会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从而产生了新的矛盾。一旦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过大、项目过多，就会使得包括越来越多非物质财富在内的全要素市场难以形成，导致出现“僵尸”企业、资源消耗型企业等经济发展顽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坚持以市场化为主线。“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需求多元化、经济虚拟化的信息社会，更应该让行政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适当收回，才能腾出更大的空间去容纳各种奇思妙想，才能让“看不见的手”拥有更多的空间去选择、在更多的维度中寻求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从而进一步形成生产投资和消费的互动调节机制、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双向调整机制。

如果“看得见的手”可以与“看不见的手”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便可谓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则是要抓住市场参与者看不见的“心”，即企业家精神。面对新常态、新经济、新市场、新变革，中国企业要想实现转型升级，迫切需要的动力便是无数中国企业家能用企业家精神点燃时代引擎。

企业转型升级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转型，这主要意味着市场形态的转变，即开拓新市场；二是升级，主要意味着技术水平的跃升，推动产业革命。而实践证明技术升级是一个厚积薄发的漫长过程，它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并取得试验成果的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实现企业的转型抑或升级，都绝非易事，都需要企业家身上那团永远燃烧的进取之火、创新之火，这样他们才会万里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奔波于各国而事商。

企业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已有很多人进行过论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管理者只是负责“循环流转”，而企业家则具有创新精神。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和L·E·小伯泽[2]尔（L.E.Birdzell）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特别强调创新需要适当的冒险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则指出企业家应具有使命感，他认为，在生活中，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才生存，而不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才经营事业。而威廉·杰克·鲍莫尔（ William Jack Baumol）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

[3]迹》中强调，为了企业家精神的诞生和正确资本流向，社会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与这些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当前的经济社会，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区别变得尤为明显，前者提供“非无差别劳动”，而后者的劳动贡献量则可以简单地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来衡量。

无疑，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时代，认识企业家的价值所在，弘扬企业家精神，才能抓住那颗看不见的“心”。美国将骑士精神转化为企业家精神，日本将武士道精神转化为企业家精神，中国人也可以将士大夫精神转化为企业家精神。但是就现状而言，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是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企业家，拥有更丰富的知识，更好的管理理论指导，更先进的管理工具，素质更高的员工，也有伸手可及的海量信息，然而，为什么今天的企业家在面对转型时会显得更为困惑呢？因为今天的企业家中，有许多人失去了企业家精神，而变成了单纯的企业管理者或经营者了。正因如此，企业家精神的重新归位也显得更加紧迫了。

一言以蔽之，只有在“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以及企业家精神三者之间实现有机统一，才能抓住那颗看不见的“心”。市场是具有自组织功能的复杂系统，有可能出现异常“熵增”，最终失去自动运行的活力。这时，就需要政府通过制度调整来供给外源信息，通过弘扬企业家精神使市场系统中不断有“负熵”出现，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应运而生，使企业家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的一种主流精神。假冒伪劣——消费“通货膨胀”的隐身衣

要打好消费主牌，必须提防假冒伪劣这一消费“通货膨胀”的隐身衣。

说起假冒伪劣，可以追溯到一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社会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全新时代，工业产业迅速崛起，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也出人意料地极速“蓬勃生长”。当时，英国商人们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或是在食品里掺杂黏土，或是往茶叶里混入黄荆叶，或是将未经试验和鉴定的药品投入市场，为了个人利益纷纷不择手段。马克思就曾痛心地写道：“19世纪，商品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欺骗实验室，价格表是掺假物品的吓人的一览表，自由竞争则是进行毒害和遭受毒害的自由。”

无独有偶，历史总是上演着惊人相似的场景，德国、“二战”后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无不在经济起飞阶段时产生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现象。1871年，德国虽然实现了统一，但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主导的国家，其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都远远落后于英国。百废待兴往往也意味着遍地黄金，精明的德国商人们开始从英国“偷”来各种商品的样品进行仿制生产，依靠廉价销售获得市场。

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英国谢菲尔德公司生产的刀具凭借其高品质在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声誉。于是，德国索林根城的刀具制造商就假冒这个品牌，使用质次价廉的制作材料，把自己的产品打上“谢菲尔德”的标记出口国外。此举使得英国人大怒，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新《商标法》，要求所有进口商品都必须标明原产地，以此将劣质的德国货与正品区分开来。那时的德国制造，理所当然也就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

而现在备受推崇的具有“匠人精神与创新精神”的“日本制造”也曾是蹩脚的东洋货，是著名的仿冒之王。曾经，日本制造的仿冒产品覆盖了各个行业——汽车、家电、食品、服装、小商品、动画、漫画、影视、玩具等。直到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日本制造”才被公认为是“品牌、技术、质量”的代名词。

英国、德国、日本的历史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假冒伪劣现象已经对“消费”本身造成了巨大伤害。根据中国工商总局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中国工商系统共查处销售不合格和假冒伪劣商品案件近42万件，这意味着每天查处约275个案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面对严峻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国货的信任，甚至会漂洋过海、舍近求远去国外购物，带动国外的消费。对于中国消费主牌，不可不谓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奶粉就是前车之鉴。自奶粉存在质量问题的相关事件曝光以来，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奶粉的消费信心迟迟难以恢复，越来越多的国人前往海外抢购或托人代购进口奶粉。而随着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牛奶产量的增加，进口奶粉的价格大幅下降又使得其进口量骤升，以至于出现了2015年年初中国奶农含泪每天倒掉千斤牛奶的新闻。

假冒伪劣产品影响下的消费之殇，已是中国消费转型升级中的一大心病，而这个问题也曾困扰过诸多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假冒伪劣是一种类似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现象。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挤压甚至是破坏了原本正常的消费需求，导致消费“虚高”，甚至会毁灭原有的需求。当人们听说牛奶中含有三聚氰胺，海鲜市场的食材在福尔马林溶液中泡过，原本正常的牛奶竟然被冠以“高端”的名头，原本正常的海鲜竟然被冠以“野生”之名，这些恶劣现象如果得不到遏制，整个产业都很快会被毁灭。

究竟为什么商品的假冒伪劣现象会如此猖獗呢？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他到浙江温州的村庄采访调研。当时的温州很穷，但是这里的人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质，村民都非常讲求诚信。那个时候，村里的张三向李四借两万元，都不需要打借条，张三一定会还。在十几年里温州人借钱不需要凭证、抵押，一定会还。然而，温州人在国内的口碑并不好，全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中，有许多都是温州人在主导。那么，温州人到底是讲信用还是不讲信用呢？事实上，这更多的是因为温州人几乎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感的一群人，是紧跟信号灯走在市场最前面的一群人。当时的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并没有能力生产出物美价廉的产品。市场对质次价廉的产品是有很大的需求的，聪明的温州人就捕捉到了这一点。

但是，通过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商品供给来满足消费者绝非长久之计。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因假冒伪劣产品闻名全国的“温州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全国许多城市的商场都拒绝温州产品入场，很多温州产品不敢打上“温州制造”的牌子。而发生在杭州的两次烧鞋事件，也充分表明了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产品的痛恨。温州不得不痛下决心，从此开始了质量立市之路。

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时期出现的假冒伪劣现象，以及温州从“假货源头”到“质量立市”的经验教训，为当前面临消费转型升级的中国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中国进入消费转型升级时期，会出现各种新供给、新产品，当生产力水平无法满足物美价廉的新商品供给量时，假冒伪劣产品难免又蠢蠢欲动。

中国要打好消费主牌，前提是消费者愿意消费、能消费，并且中国企业能创造出满足消费新需求的产品并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这个过程一定是艰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种假冒伪劣的新消费品不仅会损害“中国制造”的声誉，也是对中国消费的巨大伤害，这使得消费者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甚至排斥消费。我们需要的是真正能满足需求的好产品、真产品，是越来越个性化、多元化以便能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产品，绝不是通过假冒伪劣来实现共同“拥有”。如此，方能唱响消费新时代的最强音，真正打好消费主牌。

[1] 莫少群，《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

[2] 《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由中信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编者注

[3] 《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由中信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编者注从“禁欲文化”到“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是现代历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学者彼得·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在《世界历史上的消费主义》一书开头便将消费主义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斯特恩斯眼里的消费主义，并无价值取向上的正误判断，它更多代表的是一种中性的观念——“人生目标与获取商品紧密关联”，同时，消费主义代表着一种消费主导的经济体制——“消费体制，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服务于消费主义”。

而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里，“消费主义”多含贬义，暗示着一种过度的消费文化，带有毫无顾忌、毫无节制的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意思。但是，消费文化对于经济生活又极其重要，经济学家尹世杰在1995年就特意撰文分析了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区别，并指出消费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

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主流消费观几乎都是在倡导节俭主义和消费理性主义，而这显然是社会长期处于短缺经济形势下的产物。在物质匮乏的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而会过分强调生产，而漠视了人作为消费者的角色。

在古代中国，类似“养心莫善于寡欲”等思想就是把人的合理欲望等同于贪婪，把物质的消费等同于道德的堕落。

在欧洲，罗马帝国处于末期，西欧经济因动荡不安的时局而走向衰落，教会便乘机利用人们的苦难宣扬禁欲主义。到了中世纪，神父们更是大肆反对世俗的财富和消费，认为“富人是罪人，或罪人之子”，“一个人的消费少于他的同伴是突出的美德，消费少是高尚的生活方式”。

而在美国，“新教伦理”中所推崇的加尔文教的“入世禁欲主义”也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该伦理认为清教徒精神使资产阶级完成了最早的原始积累。

所以，禁欲文化在漫长的短缺经济时代一直代表了世界上主流的消费价值观，直至工业革命发生之时。紧接着，新一轮的消费转型升级带来了消费观念上的巨大变革，使得世界从禁欲文化走向消费文化，或者说从禁欲主义开始走向消费主义。

18世纪的英国，大机器工业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英国上流社会和底层大众的收入同时增长，这使得消费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而19世纪末，美国人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少数富有阶层的“炫耀性消费”转变为各阶层成员都参与的“大众消费”，从倡导节约的新教教义转变为追求生活品质的消费主义。到了20世纪中期，消费主义文化一跃成为西方社会主流文化。

当发达国家相继步入消费社会时，中国正在补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课。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谁消费、消费什么、消费多少都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安排，节俭消费的观念几乎印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然而，实践证明长期压抑消费并不是社会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方，反而有不小的副作用。因此，从布票、粮票的取消，到私人购车正式写入国家产业政策，再到房地产市场化……当消费的自主权逐渐回到了个人手中，当消费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爆发出惊人的活力，克制消费、压抑消费的观念也正在悄然离场。

从改革开放前衡量幸福生活标准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转变为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再转变成如今的房子、车子、票子。未来的新三大件又是什么呢？很可能就变成了现在普通老百姓还觉得不敢奢望的一艘游艇、一辆房车、一架私人飞机。“三大件”的不断转变折射出中国人民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在持续地释放。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社会消费价值观的突破，也是经济繁荣、收入提高以及人口代际变迁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 000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3 000美元前后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其带来的是消费活动的蓬勃发展。到了2011年，中国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2014年时达到了7 594美元，预计2020年时将达到10 000美元。人均GDP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中国居民消费金额将显著提升，原先温饱型、小康型的消费将转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

与此同时，人口的代际变迁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整体消费意愿不断增强。在改革开放环境中成长的“80后”一代的消费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于其祖辈父辈，他们更加张扬个性、注重品质、享受生活并进行超前消费。而在网络世界中成长的“90后”、“00后”也会更加追求自我满足，他们追求的是主动型消费、随性消费、享乐消费和冲动消费。

在多重因素叠加之下，中国传统所倡导的节约、抑制消费的价值观正在向轻奢、适度透支的观念转变，中国的消费文化正在快速发展。但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过度消费理念，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消费文化将维持节俭与奢侈并存、现实消费与超前消费并存、平等消费与等级消费并存的状况。

对于当前中国发展，若只是以道德标准来批评消费主义，批评人们在消费观念转变的过程中的迷失，并无实际意义，也很可能是徒劳无益的。若是能够做到正确理解新的消费文化，借助消费文化的力量探寻其在中国的积极意义，或许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大众消费”出牌时

消费，事实上包含公共消费（政府消费）和大众消费。在中国经济这个牌局中，自改革开放以来，曾先后以出口和市场投资为主牌，以公共投资和消费为强势副牌，辅之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种财税金融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甚至可以说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奇迹。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则将公共投资与消费作为主牌。

从需求方面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基本上就打三张主牌——出口、市场投资、公共投资与消费。这期间，虽然大众消费不是主牌，但也被带动着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副牌。但是，与美国那令各国羡慕的70%多的居民消费率相比，甚至连在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相比时，中国的大众消费显然并没有释放出足够的能量。

久而久之，中国经济领域出现了误以为只有出口、市场投资、公共投资与消费可以做主牌的情况，也养成了把公共投资与消费作为长期策略的习惯，因为公共消费最容易掌控，也最易带动市场投资。但是，其带来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已不容再忽视，比如固化了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弱化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毫无疑问，选择公共投资与消费作为主牌或强势副牌，只能是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

因而，今日我们说消费主牌，指的便是大众消费。如果我们果断地把大众消费作为主牌，在引领新供给、新动力的同时，还会带起新一轮的投资热，甚至还能重塑民族优势品牌，掀起下一轮出口高潮，对于当前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可谓一着妙棋。根据埃森哲2014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发布的调查结果，中国城市消费者中消费水平居于中低端者（不含10%最低收入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70%，其2013年共消费约2万亿美元，占全部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60%。到2020年，这些中低端平民消费者的总支出将翻一番，达到4万亿美元。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全世界绝无仅有。中国国家统计局也给出了数据，201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12%，而中国的消费总量只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2%。这些都表明中国消费发展空间实在巨大，潜力无限。

我国实现大众消费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城镇化率已迈过50%的拐点、基尼系数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逼近30%的临界值、分享经济加速发展、互联网金融踏上风口……长风浩荡鲲鹏起，技术、制度、人口的共同变革正在中国开启一个全新的大众消费时代。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预计到2020年将从2014年的55%提升到60%，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有超过8亿的城镇人口。一个惯常被引用的数据是，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将增加2.008 3％。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能持续提高、消费环境不断改善，这8亿城镇人口无疑将为中国的大众消费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看基尼系数，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以来已经实现了六连降，这表明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而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根据联合国标准，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经历过持续的下降后，2014年中国城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35%、37.7%，社会进入富裕阶段，而这意味着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于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能力都在不断增强。

另外，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分享经济、互联网金融等新的商业模式和金融业务模式，都充分展现了自身的长尾优势，将长尾端的剩余与需求进行了批量匹配，而这无疑也为中国大众消费力量之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比如，消费金融产品——京东“白条”、蚂蚁金服“花呗”等产品就是为中低收入人群多样化、个性化消费模式而服务的。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内互联网公司对于征信数据的深入挖掘，中国有望打造一个更加高效、便捷和平等的消费环境，并进一步构建投资者、融资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赢生态圈。

虽然中国消费的强国之路仍是前路艰难，但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的大众消费新时代已经不期而至了，大众消费已经到了该发挥主牌作用的时刻。如果这一次，中国能打好大众消费这张牌，它将会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拓展出巨大空间。安得中产六万万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30多年中，我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逐步形成了一个数量越来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际上通常把这样的群体称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一般认为源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当时的法国产生了独立于贵族阶层和劳工阶层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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