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科特勒（Kotler,P.）,(美)科特勒（Kotler,M.）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营销的未来：如何在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市场中制胜试读：
前言
本书着重介绍的是城市和企业。城市需要发展和繁荣，企业需要成长和壮大，两者之间显然具备密切相关的共同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城市不但要开发宜人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要开发经济活动以保障其未来发展。关于如何开发城市的社会生活如今已有诸多著述，但关于如何开发城市经济活动的作品却鲜有问世。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取决于它吸引和培育小企业、大中型企业以及跨国公司的能力。本书侧重讨论的是城市如何吸引跨国公司。这类企业具备雄厚的研发、投资、生产、配送和销售能力，能有效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国家一样，城市也有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我们可以衡量一个城市可以创造多少GDP，它能帮助你了解城市提供了多少工作机会，有多少家庭和企业，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和中位收入水平，这些都是衡量城市经济状况的晴雨表。
另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城市的GDP增速。如果GDP增长强劲，城市就会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增加百姓收入。如果GDP增长放缓、停滞或是出现倒退，城市就很难维持发展。如今，很多昔日名城都出现了萧条和倒退，如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和弗林特，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代顿和杨斯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和河滨市。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城市都失去了对企业的吸引力。显然，对于城市的商人、工作者和求职者、政府官员和市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企业一直在努力寻找合适的投资目标，即适于生产、服务和销售产品的理想城市。发展中的企业必须寻找理想的经营环境，必须慎重选择适宜的经营地点。它们必须定期评估当前所在城市的经济活动，根据变化及时做出调整。随着全球化贸易时代的到来以及技术进步创造的便利，很多国内企业会发现新的竞争对手正以价格更低和质量更好的产品涌入自己的市场。这下子它们坐不住了，必须奋起抵抗主动出击，转移到新的市场机会更大的城市去。
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企业已经把制造中心从发达国家迁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对城市和经营地点进行评估，从中选择最合适的目标。如果法国标致汽车准备拓展亚洲市场，那新的管理中心和生产工厂应该设在哪里呢？目前，标致已经在中国武汉和东风汽车组建了合资公司。如果要强化在华东地区一线城市（如上海、杭州或广州）的生产，标致又该怎么做？标致汽车的组装是在曼谷完成的，但是否应该效仿在印尼的做法在这里也建立生产基地呢？
显然，对企业管理者来说，了解不同城市和都市圈的经济地位至关重要。他们必须清楚在本地能销售多少产品，对外能出口多少产品，应当做出多大规模的投资，以及投资到企业的哪个增长点上。同样，城市的经济地位也是政府管理者需要关注的问题，他们需要企业发展所创造的税收以支付各种费用，同时为市民创造工作机会。
成功的企业管理者必须了解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土地和住房成本，各种设施功能，以及城市未来10～20年的发展方向。企业必须了解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消费目标、消费时间、消费地点和消费方式，必须清楚开办公司和开展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法律和便利程度。
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需要了解的是不同企业对于入驻经营有何不同需求。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兴趣在你的城市开展业务，每一个城市都必须确定自己的优势，了解哪些行业和企业与城市的资源配置和发展方向最为吻合。吸引合适的企业入驻城市，从而推动繁荣带来税收，为市民创造工作机会，这是一项需要各种技巧的复杂任务，只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城市管理者的连任。
通常，普通市民并不清楚城市的经济状况。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工作、家庭、亲友、邻居和个人得失。学者和民意代表对城市经济的研究也不甚关注，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开发是政府和国家层面的课题，而非城市需要关心的问题。
然而，过去30年的事实表明，这一情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国家政府热衷于全球自由贸易，资本投资、消费和贸易活动早已跨越国境走向全球化。发达国家的企业已经转变思路，以前它们只关心国内生产和消费，现在开始把生产中心转移到世界的东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对营销和财务战略进行微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宣传品牌和创造需求，进而实现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最大化。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学习如何通过生产来盈利。它们一直在学习如何销售产品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来自东方新兴的跨国公司已经对西方老牌跨国公司形成了重大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人口正不断涌入大城市。像圣保罗和雅加达等大型工业城市，正在逐渐发展为超级城市。人口数量超过500万的大城市和1 000万以上的超级城市，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生产为新老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发展中国家就像海绵一样大量吸收着各方投资，积极开发本国的基础设施、制造业、自然资源和贸易活动。在这些国家，大量人口正通过城市化快速转变为劳动力，本地中产阶级的消费意识被唤醒，富裕阶层开始关注投资活动。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商业中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斯图加特、米兰和东京，也在通过吸引国内外人才和投资的方式发展新的行业和媒体，以此方式继续维持繁荣。
城市市场规模的巨大变化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国内企业纷纷合并，形成实力庞大的跨国公司，控制整个国家的GDP和世界生产总值（GWP）。截至2010年，全球8000家企业共创造了90%的GWP。世界范围内有600座城市贡献了高达50%的GWP，仅其中的100强城市就创造了38%的GWP。趋势预计表明，未来这种企业和城市之间经济交流的现象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城市组成的时代。企业和城市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力量。企业和城市不但构成了企业管理者和营销者的投资决策平台，同时也是希望推动经济增长的城市管理者关心的目标。
相比之下，小企业虽然在创造工作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促进经济价值方面产生影响较小。它们对政府管理者和国家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但对经济状况的影响不大。大多数成功的小企业最终都会被跨国公司兼并。
民族国家会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哪些作用呢？发达国家关注的是利用超支手段推动公共福利水平，它们热衷于政治活动、贸易一体化和地区战争，喜欢利用营销和金融体系推动市场消费。作为主权国家，它们很少关心国内事务，更加关注维护海外关系。因此，这些国家往往放手让经济和城市自由发展。
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西方国家历史财富和权力的假象掩盖了全球经济重心向东方进行结构性转移的事实。这场危机撕破了西方世界的面纱，透露出负债经营的重重问题，同时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各国政府和央行纷纷推出回天乏力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些甚至采用自我毁灭式的财政紧缩方案，但最终无非是出资力保大型银行免于倒闭，希望以此方式恢复信贷流通。然而事实表明，结果并不乐观。
当世界各国正忙于保护岌岌可危的银行时，它们的城市正在利用昂贵的债券资金自我修复经济，各地的大企业也在自力更生求得生存发展。放眼全球，各国城市都在竞争，努力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企业利用资金进行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大力宣传品牌，因为这里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市场需求早已得到满足。
我们这本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问世的。可以说，当今世界经济的命运决定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化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企业管理者在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中选择正确的投资地点，帮助营销者强化营销活动，实现最大的投资回报。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希望帮助全球城市的政治和民事管理者成功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在招商竞争中脱颖而出。此外，关于国家政府在城市利用招商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应当发挥哪些作用，我们也提出了一些思路。
本书第1章介绍了全球化城市的经济力量；第2章分析了城市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影响力；第3章揭示了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第4章研究了跨国公司如何选择目标城市开拓市场；第5章讨论了城市在招商竞争中如何取得成功；第6章阐述了国家政府在帮助重要城市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应当发挥哪些作用；第7章描述了跨国公司和城市在残酷经济竞争中应承担的社会和道德责任；第8章侧重介绍营销者如何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为企业在全球城市市场中创造最大价值。
我们在书中列举了大量数据和案例，以说明营销的未来取决于企业营销者能否有效利用大公司的资源，在日益狭窄高度集中的国际化城市市场中赢得份额并创造利润。此外，我们还介绍了城市营销者如何利用城市优势在竞争中胜出，以成功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推动城市的就业、收入、税收和繁荣。
在经济学领域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变化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着。但是，对于未来20年我们可以很自信地宣布，决定全球市场经济走向的必然是跨国公司和大型都市圈之间的互动结果。致谢菲利普·科特勒
作为一个在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我长期致力于研究地区、国家和跨国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经营，特别是大中型跨国企业安排分支机构和生产活动的具体方式，例如它们是怎样安排工厂、配送中心、零售渠道以及财务和营销活动的。关于对跨国企业活动的研究，我的理论得益于一些管理学者的思想，其中包括彼得·德鲁克、迈克尔·波特、加里·哈默尔、吉姆·柯林斯和维贾伊·戈文达拉扬。
多年来，我同时注重研究城市如何对行业和企业进行招商选择的课题。为此，我与西北大学的欧文·雷恩教授和唐纳德·海德教授一起成立了专题研究项目。1993年我们的首个研究结果发表在《地方营销》一书中，这本书介绍了城市向特定利益群体进行定位、区分和自我营销的理论和方式，其中包括企业、员工、市民和政府机构。后来，我们邀请其他作者一同参与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国外城市的经营之道。为此，我要向以下研究学者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他们分别是克里斯特·阿斯普朗德（欧洲，1999）、迈克尔·哈姆林（亚洲，2001）和大卫·盖特纳（拉丁美洲，2006）。
随着亚洲经济在世界版图中的迅速崛起，我开始转而关注亚洲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为此，我和印度尼西亚的何麻温·卡塔加雅以及新加坡的Hooi Den Hua和Sandra Liu一起展开研究，出版了《亚洲重定位：从经济泡沫到持续发展》（2000）和《亚洲营销反思》（2007）两部作品。
此外，我要感谢西蒙·安霍尔特在《地方品牌》（Place Branding）杂志中所做的贡献，他对全球城市如何规划和维护招商等活动发表了经验研究。感谢芬兰作家瑞尼斯特·泽波的作品《地方营销和品牌化：致胜要素和最佳实践》（Place Marketing and Branding：Success Factors and Best Practices，2009）。关于地方营销问题，和几位专家人士的探讨也让我受益匪浅，其中包括波兰的马格达列纳·佛罗瑞克，挪威的妮娜·艾弗森，葡萄牙的乔奥·弗雷尔以及美国的吉塞普·马扎诺。
我还要感谢Wiley出版社同仁的大力协助，特别是理查德·纳兰莫、蒂芙尼·科隆和苏珊·塞拉等人。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爱妻南希，你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良师益友。米尔顿·科特勒
我已经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5年，作为营销战略专家，我对中国和亚洲企业以及城市经济的了解全都得益于我的公司同事、商业伙伴、政府机构，以及遍布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好友。
科特勒研究中心致力于为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服务，我通过这个渠道对这个国家的城市发展、对外投资和跨国企业产生了独特的认识。最早建议我写作此书的是科特勒中国营销研究中心的总裁曹虎，我非常感谢他在思维和管理方面的睿智，以及这位好友的坦诚、耐心和忠诚奉献。
为本书提供研究支持和思路的还有Esther Wang、Au Tong、Yao Mumin、Sam Wang和城市开发团队的Colin Qiaoi。此外，Co-Stone基金公司的Qin Yang Wen也为我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建议。
我在本书中的观点还得益于许多中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管理经验，其中包括海尔公司的张瑞敏，中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吴光权以及大陆希望集团的陈斌博士，是他们加深了我对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方式的了解。
此外，我曾和中国很多城市的市长以及郑州、大连、武汉、天津等地的省部级官员合作过，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不少经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对中国的城市化政策以及城市和工业开发活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关于城市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很多来自美国、欧洲的朋友和研究机构也为我提供了大量帮助。菲利普·科特勒不但是我的兄长和营销学导师，也是我长期以来很多作品的合著作者。维都·萨格尔是长期研究印度城市和企业的学者，赫尔曼·西蒙斯提供了很多关于欧洲的研究资料，我要特别感谢负责美国城市开发研究的同事，其中包括土地规划师杰夫·李，帕金斯威尔事务所的建筑设计师艾德·菲纳和史蒂夫·曼洛夫，华盛顿JStreet地产公司开发商阿历克斯·格林和纽约Corcoran地产集团的史蒂芬·古特曼，以及Reed Smith法律事务所地产律师罗伯特·戴蒙德。
我要感谢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国际化、城市化趋势以及跨国企业演变过程的持续跟踪，感谢它及时发布的翔实丰富的研究资料。
最后，这本书的成功离不开爱妻葛丽塔·科特勒的无私支持，她在个人职业生活中也是一位跨国企业管理者。第1章 全球化城市的经济力量
大中型跨国企业必须选择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它们必须为企业的总部、地区办事处，以及生产、配送和销售管理中心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换句话说，企业必须选择合适的城市。企业要想成功，城市的优势远远大于国家的优势。
随着企业逐渐走向国际，它们必须选择生产国和销售国，选择在哪里开展行政管理、生产、配送和销售工作。比方说，如果企业准备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它的总部应该建在哪里呢？是北京、上海、香港，还是其他城市呢？在这些准备开展业务的城市中，企业必须有明确的地理定位。如今，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城市定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直接影响企业能否取得成功。
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大城市，这些城市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国内市场水平各不相同。有些世界级城市的规模甚至比很多国家还要大。2007年，东京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region）的范围达到13 500平方公里，拥有3 500万人口。这一人口规模和加拿大全国人口相当，1超过马来西亚、荷兰和沙特阿拉伯的人口。在国际范围内，其他超大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s）包括上海、北京、孟买、德里、纽约、洛杉矶、伦敦、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达卡、拉各斯、莫斯科、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这些城市区的人口都远超很多国家的总人口，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国民收入。它们不但具备重要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而且与其他的城市和国家具备重要的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国家的发展和这些重要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些国家中，重要城市的GDP增速高于整个国家的GDP增速。因此，可以说是这些城市推动了国家的富强。对一个国家而言，其重要城市的投资、贸易和消费活动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
尽管如此，在过去70年中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是国家建设和国家经济增长，而不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苏等霸权国家，都是通过国家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国家经济模式需要制定中央政府政策和结构，需要解决军队现代化、社会规划、大型基础设施、全球化和双边贸易协议、国际金融一体化以及农业支持等问题。
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的经济规划者提出的中央政策严格限制地方决策权，这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社会稳定方面出现了危机。随着城市的萧条，苏联经济坍塌。类似的危机也曾经在美国出现，联邦政府一度忽略美国重要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郊区蔓延、财务赤字、基础设施不足、商业和人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那时，城市被视为改变穷人命运的地方而不是发展经济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的欧洲也是这种情况。
这种发展方式导致的恶果是：中央政府高度官僚、财务紧张、经济发展缓慢、政治两极化、腐败丛生以及社会持续动荡。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国家资源通过政治手段在国内进行分配，根本无法把资源集中在重要的城市市场，无法实现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国内收入的增长。通过政治手段分配国家资源，这种做法对于经济发展来说非常有害，无论其主导者是民主政府还是独裁政府。
美国和印度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向各州和城市推出的财政补贴计划，以公平为基础向国内各大城市分配联邦资源，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很多城市得到的资源都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刺激经济发展。印度国大党也是这样，抛弃了先前以刺激经济为目的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转而实施农村地区保障收入和贴现售粮政策（贴现率为市场价的10%），结果导致GDP增速从2010～20112年的9.3%跌至2012～2013年的5%。由于中央政府无力向重要城市进行投资，地方政府和这些城市不得不自行着手扩大投资。
与此相反，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努力推动城市经济繁荣的做法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我们会在本书详细说明他是怎样强化纽约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的。在担任市长11年后，他成立了一家声望显赫的咨询公司，利用自己的巨大财富帮助世界各地的城市实现转型。在他看来，大型城市是解决经济开发、公共卫生教育以及环境可持续发3展等问题的绝佳实验室。
同样，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十分强调主要城市（major cities）对于国家GDP发展的重要性。2013年12月13日，奥巴马在会见各地新市长和候选市长时说：“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要素……我愿意和4你们一起开创良好的环境，让我们的城市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跨国公司必须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投资，这其中有重要的原因。美国和欧洲的主要城市人口不断下降，消费、贸易和投资活动都在不断削弱，无法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商业发展所需的市场，无法为股东提供足够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则不同（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它们拥有快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和富裕群体。这里才是企业的金矿，无论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都在抢夺这一商机。西方跨国公司必须抢占先机，否则便会被来自5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赶超。
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型城市（midsize and large cities）6可实现超过国家水平的经济增长力。一个国家顶级城市（top cities）的经济总和在其GDP中占有的比例最大。在发达国家，城市可贡献高达80%的GDP。在美国，城市对GDP的贡献率为79%。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通常为40%～60%。中国城市对GDP的贡献率为60%，对GDP增速的贡献率为85%。2013年，仅中国35个城市的经济收入7就达到其GDP的近50%。
尽管20世纪最后十年的动荡阻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但它们仍努力保持稳定并吸引了一些投资。在中东、拉美和亚洲，经济增长之路依然崎岖坎坷，但是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智利、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其主要城市区（major city regions）全都对商业持开放态度。
对西方国家而言，国家建设有一个前提，即经济发展源自于民主制度。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
如果经济繁荣依靠的并不是民主制度，那它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国家建设的名义下，发展中国家是通过城市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贸易、消费和教育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经济繁荣的。城市的发展依靠的是内外部投资、引进国际行业、发展本地行业、中央政府投资和企业政策的创新实施、企业经营和营销水平的改善，以及本地创业人才和创业精神的培养。
在吸引外部投资、贸易和消费方面，国家制度偶尔会发挥促进作用，但大部分情况下会抑制这些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超大型城市、大型城市的管理者和企业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它们能为中央政府带来额外的收入。实际上国家并不制造财富，它充其量只能推动城市的发展，真正发展经济的是城市。换句话说，国家是城市经济体的受益人，而不是创造者。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1年的数据，全球600强城市涵盖了世界20%的人口，创造了34万亿美元的收入，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到2025年，预计世界600强城市的GDP会翻番，达到65万亿美元，占8世界生产总值的67%。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购买力平价也正在逐步追赶西方水平。今日中国深圳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芝加哥的水平，而且其9中产阶级数量要远高于后者。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成本甚至比美国纽约还要高。2007～2010年，中国大型城市的GDP比重从20%增长至1037%。
到2025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的世界生产总值比例将会发生逆转。据巴黎经济学院预计，2025年中国的名义GDP将仅次11于美国，GDP总量相当于欧盟的2/3，美国的一半。2010年的中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2000年的经济水平。到2025年，印度将成为世12界第六大经济体，其GDP总量相当于法国。到那时，全球经济中心将会从发达国家的城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超越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和苏联的冷战之后，西方世界希望继续实现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影响力，而不是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权威的挑战。
答案很简单，自19世纪民族国家崛起以来，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是在国民数据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国家之间的对比，是通过绝对名义GDP而不是GDP、购买力平价或GDP增速等指标来衡量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GDP数据的比较。名义GDP是通过美元而不是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也就是说，衡量它的标准并不是各国人民保持相同生活水平所需支付的相对成本。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名义GDP是一项历史遗产，而GDP增速和购买力平价才是当代比较标准。
因此，国家数据并不能反映城市GDP之间的差异，也无法体现城市对国家GDP的贡献率。例如，2011年印度15强城市占当年全国13GDP的56%，但其人口仅占全国的7.5%。换句话说，印度的全国GDP水平远低于其国内城市GDP水平。城市的发展速度比国家快得多，城市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比国家市场更有吸引力，城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计，2010～2025年巴西的年经济增长率不到3%，但圣保罗市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为4.3%，里约热内卢为4.2%。印度的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5%，孟买和新德里在同期的增长率分别为6.3%和6.4%。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预计年增长率为5.5%，但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地同期的增长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2012年，天津市的GDP增长了16.4%，同期整个中国的GDP增幅为10%。在美国，2011年加州圣何塞市的经济水平相比去年增长7.7%，休斯敦市增长14率为3.8%，得克萨斯州米兰德市的GDP增长率为9.5%。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2011年美国1.7%的GDP增速。全国数据和城市数据揭示的事实显而易见，作为企业，现在你应该知道该怎样有效投资了吧？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但在于国家建设，还在于鼓励全球私人投资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鼓励企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投资工业、贸易和消费行业。这些投资能推动城市的工业化和商业开发。它能吸引新劳力、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提高家庭收入、扩大中产阶级、鼓励小微企业发展、改善资本形成、贸易、投资和消费活动，从而使城市化得到增值。
综上，决定新兴市场能否崛起的因素不是国家建设而是城市开发。在全球范围内，大型城市的人均GDP比所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1580个百分点。截至2025年，在年均家庭收入2万美元以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的全球25强城市中，预计只有12个位于发达国家，分别是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莱茵-鲁尔地区、大阪、洛杉矶、首16尔、芝加哥、米兰、兰斯塔德和马德里。其他13个城市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分别是上海、北京、莫斯科、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开罗、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深圳、伊斯坦布尔、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不妨以中国为例来说明城市的巨大经济力量。1980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建议在五个东部沿海城市成立经济特区，以测试长期规划的市场经济是否可行。这些经济区包括广东省的深圳、珠海和汕头，福建省的厦门以及整个海南省。随后，这些城市很快变成了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工业园、自由港、自由经济区和城市企业区。
当时，首批进入这些经济区的资本并不是来自西方国家和地区，而是来自我国香港、新加坡和其他海外华人投资者的私人资本，随后西方企业和金融投资资本才相继进入。不过，当时的华人投资者并非全部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其中有些人来自当时的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只是一个小渔村，人口只有3万，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建筑老旧道路失修，市内甚至连一盏红绿灯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一个伟大的经济奇迹开始酝酿成形了。在四个经济特区中，深圳的地位最为特别，它拥有尝试各种经济政策的极大自由。1982年，深圳特区政府扩大了市区范围，总人口17达到了351871。
截至2000年深圳特区成立八年后，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达到7008428；到2010年，深圳的人口数量激增了47.8%，达到10357938，大部分城区都被划定为经济特区。截至2012年，深圳的人均GDP为183581美元，购买力平价水平为23897美元。按照10%的年增长率计算，深圳的购买力平价水平相当于芝加哥2010年的人均GDP值29535美元。截至本书写作时，它已超过克利夫兰同期的人均GDP值，接近费城的人均GDP水平。
很快，深圳经济特区的试验成果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推广，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天津、武汉、西安、广州等相继建成大型工商业城市。西方企业逐步进入这些市场，以独资或与国企合营的方式展开经营。通过合营，国企提供了市场，以此换取西方企业的投资、技术转移和现代化管理。外部投资、内部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等新型资本形式，同样推动了私营和国营部门的发展。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大量涌现，短短30年不到，中国城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都市经济体，使这个国家成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截至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贡献了65%的GDP，资本占有率达40%。中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后来，其他国家也效仿西方模式进行内部投资，成功开发了雅加达、曼谷、吉隆坡、迪拜、墨西哥城、圣保罗、孟买等国际化大都市。
如今，中国正在采用西方投资模式建设开发非洲城市。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额甚至超过了世界银行对非洲的投资总额。中国开发利用其资本资源，在非洲以及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地区进行投资，收购工业、地产和商业公司，购买技术和物流资产。中国采用直接国外投资方式，能有效利用其资本资源进行投资。
城市化
国家财富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推动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快速城市化，即大量低收入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迁徙。它能为国际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生产成本优势，为其提供广阔的新兴市场。随着教育和技术的进步，这种转移已经深化到附加值供应链、品牌出口和新兴中产阶级国内消费的水平。
简·雅各布斯等城市研究人员曾阐述过城市的财富创造效应。尽管她的早期作品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现象，但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财富创造规模要宏大得多。麦肯锡的调查表明：“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经济转型，其规模要比世界上老牌城市化国家英国大100倍，19城市化速度比后者快10倍。”每一个美国人需要深思的问题是，202013年人口达到3.15亿的美国能否竞争得过2010年人口数量即达到2126亿的正在快速城市化的整个发展中世界。
人类正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进入城市化。全世界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可创造80%的世界生产总值。截至2007年，麦肯锡全球600强城市中，380个城市的生产总值就占到了世界生产总值的一22半。到2025年，全球600强城市有望创造60%的世界生产总值。到那时，城市经济的分布将会出现变化。发展中国家会有136个新城市（仅中国就会出现100个城市）进入全球600强城市名单，而2007年名单中1/3来自发达国家的城市会被挤出排行榜。新的财富创造主要来自于消费行业，预计将从2007年的4.85亿个家庭（人均收入2万美23元）增长到2025年的7.35亿个家庭（人均收入3.2万美元）。
城市经济
城市可以为各种活动提供有效的生产环境，如基础设施和商业投资、工业化、就业、进城务工、物流贸易、教育进修、地产开发、消费品营销、文化旅游和资本形成。城市和城市群可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供应链。
大城市和超级城市的优势是在工业、技术和商业投资方面拥有大量机会。它们不但是家庭消费的重要市场，而且可以通过教育和企业推动个人职业发展。至于不利方面，城市会造成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大型城市会对政治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和谐构成巨大挑战。
城市中的消费主要发生在贫困人群、低收入者、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以及他们的细分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新兴的440个城市中，购买力平价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比例，有望从2010年的35%增长到2025年的55%。这些新兴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高收入群体和富裕阶层，其标志是以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家庭收入超过7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型城市中，高收入家庭的数量有望翻两番，从2020年的2000万增长到2025年的6000万，占全球城市高收入家庭数量的60%，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富裕家庭数量。仅中国一地就会涌现19%的城市24新兴高收入家庭。
在2025年预计出现的26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家庭中间收入超过2万美元（即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的大城市中，11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国家），25另外15个在发达国家。在这26强城市中，只有3个在美国，分别是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在23个人口超过1 000万，拥有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超级城市中，麦肯锡预计其中只有7个在发达国家，分别是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欧洲的伦敦、巴黎和莱茵-鲁尔地区；以及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其余16个全都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和重庆；印度的孟买、德里和加尔各答；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以及卡拉奇、达卡、马尼拉、莫斯科、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届时，所有B2B和B2C企业的营销重心26都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除了收入水平，决定这些问题和机会的变化因素还包括人口年龄、家庭规模和数量以及人口的教育水平，这些都在引导企业积极进入大城市，在麦肯锡世界600强城市中寻找商机。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必须调整战略和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应对城市经济体的变化。
城市经济的商业战略
在1984的作品《城市与国家财富》中，雅各布斯对财富创造的国家理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指出城市及其所在地区才是国家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她认为城市的发展需要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①外来品市场；②替代品（就业机会）；③工商业移植；④技术；⑤资本形成和投资。她在书中阐述了在西方国家中，城市之间如何通过产业的输入输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城市区是国家经济的核心，随着重要城市利用进口替代实现繁荣，它们会把过剩产能和技术创新输出到附近的城市，最终出口到其他国家。就这样，进口产品不断被转变为替代品和出口产品，从而保证了城市区财富的持续增长。当中心城市耗尽能源和创新能力时，城市便会逐渐萧条。
在1961年的作品《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记录了美国城市之间的竞争状况，分析了这些城市出现成败的各种原因。每个城市都必须为市场、就业机会、产业移植、技术和资本展开竞争。城市永远屹立，但它们的财富和经济力量却会发生转移。
雅各布斯分析了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城市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财富创造过程。遗憾的是，她并没有看到在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在拉美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在中东的伊斯坦布尔和迪拜；以及在非洲的拉各斯，超级城市和大型城市即将创造新的经济崛起。同样，她也没有看到东京和其他日本重要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的滞胀中遭遇的经济下滑，以及美国底特律和很多欧洲城市经历的经济萧条。但是雅各布斯的观点一直都是正确的，城市区经济命运的变化取决于国际国内市场、就业机会、产业移植、技术和资本等要素的转移。
当雅各布斯在1961年写作此书时，苏联尚未解体，有关自由贸易、金融一体化和新式金融工具的国际新秩序尚未形成。那时没有世界贸易组织，无人推动保护主义贸易向开放性贸易的转型。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刚刚开始启动市场经济，社会党领导的印度政府还没有展开市场经济改革，跨国公司也不像今天那样具有全球影响力。到2006年雅各布斯去世时，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才开始出现。可以说我们这本书是在向她致敬，因为她早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对城市财富，以及企业、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如何适应新的城市经济模式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我们来看看雅各布斯的五段论是如何影响当今和未来的全球经济的。
市场
我们已经描述了城市市场的新景象。（雅各布斯在书中称其为城市区，我们的定义是都市区。）2008年，在全球600强城市中有8000万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家庭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1.72亿此类27家庭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城市。
随着城市GDP的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在全球GDP增速最快的25个城市中，预计有15个将出现在中国，美国只有一个城市洛杉矶可能会名列25强榜单。至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GDP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数量，美国只有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能跻身全球25强城市，与中国的上海、北京和深圳相媲美。此外，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年GDP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数量进行衡量，全球25强城28市中有12个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作为财富创造的要素，市场已经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它意味着面对城市GDP增长、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数量，以及人均收入等综合条件的影响，消费的中心正在发生转移。
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市场消费增长的关键在于跨国公司在制造、品牌力和零售链等方面的国际延伸。本土公司的兴起，以及它们在生产力、样式、广告、商场和零售分销等方面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情况。
一开始，西方的B2C和B2B跨国公司把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很快，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复制它们的产品，并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为应对市场挑战和出口竞争，跨国公司会把它们的生产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方面保护自己的品牌在当地市场免受冲击；另一方面，利用当地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把制成品出口到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市场。
跨国公司总是试图利用专利和版权保护抵制本土公司开发进口替代品的做法，但历史证明这样做从来都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跨国公司的品牌还是会在当地扎根，西方工商业投资会强化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经济力量，削弱本国的制造业经济。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本土公司不但替代进口产品，开发自主品牌，确定市场定位，而且开始投资进行研发和创新。截至2011年，29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出口国，仅次于欧盟，领先于美国。2012年，30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把年收入的13.7%投入到研发领域。截至2013年，中国的出口业务已延伸到高附加值产品领域，在国内市场上和跨国公司的产品一争高下。
就业机会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根据2025年的人口预计，全球人均收入五强城市（分别是奥斯陆、多哈、卑尔根、特隆赫姆和圣何塞）的总人口还不到上海一个区的人31口数量。在西方，大多数人均收入较高的城市人口都比较少，工作机会也不多，但却拥有丰富的自然、人力和金融资源。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为什么会提供如此众多的工作机会呢？在中国，深圳的人口从1980年的3万增长到2010年的1000多万，天津的人口从1980年的770万增长到2012年的1100万。在印度，孟买都市区的人口从1981年的820万增长到2012年的1300万。在巴西，圣保罗都市32区的人口从1980年的850万增长到2012年的1300万。
在这些人口中，70%是适龄劳动人口，其中50%是老龄人口。按照世界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的定义，适龄劳动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在发展中国家，GDP指数较高的城市都有巨大的人口，因此可33以提供充足的劳动机会。
1980～2010年，发展中国家共新增了8.86亿个非农业劳动机会，增长率为6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共新增了1.64亿个非农业劳34动机会，增长率为9%。在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年就业增长率可达到1%～2%。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主要城市2012年的失业率水平如下：巴黎11.4%、洛杉矶9.7%、伦敦9.6%、芝加哥9.5%、纽约7.7%。自1980年以来，美国50个都市区都出现了就业率下降，下降范围在1%～4.9%之间。在30年的经济蓬勃发展期内，尽管美国的净失业率水平远没有经济危机之后的情况严重，但事实证明经济的恢复仍然无法抵消就业率长期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欧洲，就业率长期下降的问题甚至比美国更加严重。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业率的增长主要源自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就业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城市化。要实现西方国家80%的35城市化程度，中国和印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重视就业率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人口的劳动力渗透率。劳动力渗透率是指当前就业人口和适龄劳动人口的比率。拉丁美洲的劳动力36渗透率已达到80%。和美国相比，拉丁美洲强劲的GDP增长率部分源自于较高的劳动力渗透率。巴西的劳动力渗透率也比美国高。美国的劳动力渗透率已经从2000年的67%下降到2013年的63.2%，2040年37这一比率预计将跌至60%。在美国，很多失业的适龄劳动人口已经停止寻找工作，其中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的不断下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去20年来失业救济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强调高福利制度的欧洲国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2012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动力渗38透率仅达到44%，法国为51%。
产业移植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城市人口和就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本国公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工业和服务业的投资。但是自1980年以后，这种增长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城市向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制造业转移。
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行业转移的过程中，发挥影响作用的要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劳动成本、教育培训、基础设施、物流、本地供应、大型城市消费者市场、有利的双边和国际贸易政策，以及所在国的投资激励政策。
随着工商业投资重心的转移，中产阶级消费的中心和人均财富水平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正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利用在财务、货币和贸易等方面的支持，大力推广它们的投资优势，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相互竞争。推广产业移植工作的是城市而不是中央政府。在中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都会由市长率领贸易代表团，向美国和欧洲城市推广投资机会。这些代表团在美国访问的城市是旧金山、达拉斯、亚特兰大、芝加哥和纽约，而不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政府。
对产业移植和办事处的投资，是一种城市之间的交换活动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换活动。尽管美国总统可以鼓吹在投资贸易方面的成就，但实际上这些交易是通过国际之间的城市实现的。各国总统都会率领由市长和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出访国外城市，吸引它们到自己的城市经营商业。
未来几十年，我们将会不断看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逐渐被掏空，39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前所述，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趋势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西方国家较高的绝对GDP和人均收入是一种历史遗留财富，未来将会逐渐被发展中国家超越。
在历史上，美国城市曾发展本地工业以取代来自欧洲城市的进口产品。如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在吸引产业移植，培育本地制造业，以取代来自西方的进口产品。这种产品替代的规模和速度都是空前的，充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及其消费群体的快速增长。
对发达国家缺少大量人口的城市来说，实现经济增长唯一的希望是对出口进行创新。但是，这一优势也会被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逐渐取代。中国正力争在2020年把技术进口量从50%降低到30%。2011年，中国在全球研发投资中的比例增长到12%。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研40发投资中的比例从36%下降到3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创新能力和生产力是衡量它们能否在未来保持经济力量平衡的重要因素。
截至2013年，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及其私营和国营跨国公司、大型企业，已经具备了支持本土创新的经济实力。在中国的GDP中，私营企业创造的贡献高达60%。中国有40%的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41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国企，中国的富人和公私营企业正在投资和收购欧洲、日本和美国发达城市的公司，以获取它们的先进技术、市场和品牌。
企业移植也开始出现反向发展的趋势。华为是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它是一家私营公司，工厂和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包括欧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和美国，其业务活动曾遭到美国联邦政府的抵制。联想是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是中国香港上市公司。在帮助城市商业进行国际扩张的方面，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中国企业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了大量公司收购。仅2013年前九个月，中国企业就在美国投资了55个新建项目和收购42活动，耗资122亿美元，创造了对美直接投资的新纪录。
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产品越来越少，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多。受此影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商业投资和扩展活动中出现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为发展中国家及其城市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对发达国家来说，要抵消行业转移和失业率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只能寄希望于技术创新。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城市经济增长的下一个要素—技术。
技术
中国和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喜欢利用合资的形式对特定行业进行国外投资。这样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国企的资本资产和收入，另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本国合作方学习高附加值生产技术，将其复制到自有品牌和生产线。另外，合资企业中的国内合作方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大型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
复制能力是城市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每一个城市都靠开发进口替代品实现增长，这个词实际上是复制能力的婉转表达。任何法律或程序都不能阻止城市经济体实现复制和增长的决心。它们必须复制进口产品以发展自己的经济，然后以较低的价格把自己的替代品向外输出。
在印度有很多公司依靠复制西方的软件生存，如今印孚瑟斯公司已成为全球领先的软件开发商。通过复制通用电气、伊莱克斯和博世43家电的技术，海尔公司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商。格兰仕公司通过复制美国的微波炉技术，在2007年一举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微波44炉生产厂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但为国内市场和出口开发进口替代产品，同时也会生产和设计自主品牌产品。因此，西方的消费者产品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营销机构，它们把产品设计和生产工作外包到其他国家。在西方国家的品牌零售连锁店，会直接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种替代产品作为自有品牌销售。
随着中国企业在制造业中吸收了越来越多的西方技术，它们也开始投资开发新技术。2009～2013年，中国电信设备和智能手机制造商中兴公司将其销售收入的10%用于技术研发，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45公司的研发投资。例如，苹果公司每年投入到研发领域的费用只占销售额的3%。此外，中国政府在研发领域也不惜投入重金。在截至2015年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中国将公共研发支出的比例提高到2.2%，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增长至2.5%，与发达国家的投入比例持平。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研发投入比例为2.3%。2012年，中国计划在科研领域增加360亿美元的投入，比2011年增长12%。在这些研发投入中，有14%被分配到基础研究领域。
中国的太阳能和风能技术领先全球，在电动汽车的制造和销售方面也超越美国。如今，中国正利用海外直接投资加速购买欧洲的机械制造业和新技术。三一重工收购了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它在水泥搅拌车技术方面与美国、日本并驾齐驱。在物联网技术竞争方面中国也遥遥领先。北京正在研发一种可通过红外线传感器、射频识别，以及机器间技术进行通信的设备。根据中国信息技术产业部的估计，2015年中国的物联网市场价值将达到803亿美元，2020年将翻番至1660亿美元。中国在发光二极管和移动支付技术方面领先全球，在半导体、光电和石墨烯技术等方面接近世界领先水平。美国最大的科研实验室巴泰尔技术中心（Battelle Institute）称：“尽管美国的研发力量可稳定增长至2020年，但中国研发力量的增长远远超过美国。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和投入水平，中国的研发总投入会在2020年全面46超过美国。”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深圳（华为和中兴总部所在地）、印度的班加罗尔（印孚瑟斯总部所在地）和孟买（信实集团总部所在地），正在技术、人才，以及投资、贸易和消费等方面全面赶上西方城市。
资本
尽管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和新加坡仍然是全球资本重要的金融中心，但中国香港、上海、北京、孟买、德里、圣保罗和迪拜等新的金融中心正在脱颖而出。
问题的关键在于，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资本正在流向麦肯锡全球600强城市名单中的480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不是名单上的120个47发达国家的城市。正如很多西方国家把制造业基地转移到海外一样，它们的投资资本也发生了转移。西方跨国公司正在把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转向国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而不是转回国内交税或开发有限的投资机会。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盈余增长速度更为迅猛。由于大量发行国债和地方债券，很多发达国家的主权基金都出现了巨额赤字。未来，欧盟外围区国家的偿债能力还是一个问题，欧元货币区的走向也不甚明朗。尽管美元是全球主要外汇储备货币，在全球80%的贸易活动中进行交易，但美国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
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应用出现迅速增长。《华尔街日报》市场观察称，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201348年10月人民币已超越欧元，成为全球贸易金融的第二大交易货币。49德意志银行预计，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将会在2014年增长50%。
用不了10年，人民币将成为可全面兑换的货币，彻底撼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源。2014年年底，中国和欧盟的贸易结算量有望超过50亚洲的贸易结算量。俄罗斯和巴西与中国的部分贸易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正在协商中。例如，最近澳大利亚和中国刚刚通过了澳元对人民币的兑换协议。这种做法不再利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从而降低了贸易成本。虽然中国政府何时迈出人民币全面兑换的一步尚不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步必然是大势所趋。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国的海外直接51投资从2004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878亿美元。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西方世界重要的投资竞争者。
1990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国内投资规模。199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840亿美元，比1985年国内投资额1520亿美元高出很多。截至2011年，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进行计算，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2730亿美元，分配比例如下：欧洲55.6%、加拿大13%、亚洲17%、拉丁美洲13%、非洲和中东8%。综上，美国共投52资了30.28%，即840亿美元到发展中国家。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3年的报告，1992～2002年，美国国内投资的年增长率为6.2%。2002～2012年，美国的国内投资额每年减少0.6%。2012～2022年，对外投资年增长率预计为4.7%。但实际上53美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下滑而不是增长。
也就是说，美国已经大幅削减对国内城市产业的资本投资，正在大力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产业，导致其本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受到打击。与此同时，2012年上半年美国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和2011年54同期相比下降了9.5%。美国也放弃了对欧洲经济增长的预期。
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城市接受了来自全球一半以上的直55接投资。2012年上半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接受国。这种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对感兴趣的外国企业进行国际投资。更具体地说，它包括在国外收购或修建工厂，或是对外国企业的58地产、厂房或设备进行改善。简而言之，国际资本认为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区。
发展中国家城市市场的商业战略
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只有19%的企业管理者称公司高管在开发商业战略时以城市为定位，认为可以在未来五年保持57稳定的市场份额。此外，36%的管理者根据地区投资情况制定战略商业扩展决策，把向城市分配投资的任务交给工作小组。令人吃惊的是，61%的企业高管根本不做城市规划，认为“它们和战略规划无58关”。在企业高管中，52%的人不会在每日工作中利用城市信息。如果让这些高管寻找客户，他们肯定会忽略最重要的市场所在。简而言之，顾客并不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而是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和城市区中。
跨国公司在寻找开发市场和人才的地点时，只有30%的企业称会59在城市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专业工作者并不是泛泛地生活在国家之中，而是具体地生活在每一个城市中。以国家为基础对专业工作者、管理人才和当地市场规模进行统计，无法凸显硅谷、班加罗尔、深圳、天津、武汉、雅加达或金奈等城市的重要性。或许根据老的标准可以发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曼彻斯特、慕尼黑、法兰克福、里昂或斯德哥尔摩等城市，但这些城市没有一个出现在2007年全球中高收入家庭23强城市区排行榜中，预计未来也不会出现在2025年的排行60榜中。
企业文化
西方跨国公司的企业高管数十年来一直在担任管理职位，他们很难抛弃三四十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当这种思维定势长期为企业带来成功时，更是如此。在美国，大多数经营消费品和服务业的跨国公司仍局限于在本国经营业务，殊不知世界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截至2011年，沃尔玛76%的业务仍在美国，耐克50%的业务在北美，万豪84%的业务在美国，美国最大的药品经销商麦克森91%的业务都61在国内。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麦当劳66%的营业收入来自于海外，苹果公司65%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亚马逊45%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在工业领域，英特尔88%的收入来自于海外，陶氏化工67%的销售来自于海外，IBM67%的收入来自于海外，GE50%的收入来自于海外，62福特公司51%的收入来自于海外。
如果以50%的海外销售额作为衡量美国跨国公司业务的标准，截至2010年年底，美国《财富》500强和《财富》1000强中的公司大部分已经实现这个目标。除了英特尔、福特和IBM等公司有一部分产品直接销售给外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大部分企业的产品都是销售给城市和公司的。也就是说，采购产品的公司和消费者都来自于城市。美国向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外销售的主要目标城市位于欧洲、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城市进行对外销售的具体数字，但鉴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停滞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不难推断，截至2025年美国跨国公司中绝大部分的对外销售会从发达国家城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城市。
显然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了解销售收入的地理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接受城市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企业通过研究可以清楚地发现经营方向会在未来10年发生变化。它们必须搜集竞争对手的情报，了解西方跨国公司的动向以及出现这些动向的时间和原因。它们必须跟踪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崛起以及它们的竞争战略，了解准备开展业务的国际城市空间。
它们必须改变企业总部和利益相关方的文化，认识到以下两个基本事实。首先，不要把太多资源投入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市场。这些市场的消费者和业务增长都在萎缩，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市场正在增长。其次，抛弃地区和国家的概念，把管理人才投入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城市市场中。未能实现这种文化转变的西方企业无疑会败给发展中国家新兴的跨国公司，并最终导致发达国家城市的衰落。
市场细分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市场，会因为人口、家庭数量和规模、家庭和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年龄构成以及供需关系等因素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例如，家庭数量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住宅、商业地产和中产阶级生活相应的各种配套设施；生育率较高的城市需要婴儿用品；老年人口居多的城市需要先进的医疗服务。
每一个大中型跨国企业都必须根据发展中国家城市的人口特征确定产品开发方案。大型企业必须深谙地理优势，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核心经济区，为推广自己的产品寻找最佳商机。
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强调储蓄的城市很难刺激消费，鼓励消费文化的城市很容易为销售打开局面。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集中的城市拥有大量研发和创新人才。和经过成熟开发的城市相比，在新兴的尚未开发出进口替代品的城市本地竞争对手数量较少。和官僚作风严重的城市相比，鼓励创业精神的城市更适合西方跨国公司进入和发展，因为前者会更多地保护本土企业。有些城市会向外积极寻求合资伙伴和战略同盟，有的城市却非常保守，对西方合作伙伴充满不信任，不愿和它们打交道。因此，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对市场机遇进行细分，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城市的魅力进行排列。
定位
在麦肯锡全球城市600强中有430个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进行战略投资的巨大市场。那么，你应该根据哪些条件进行选择，应该向哪些城市进行投资呢？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你应该何时进行投资，投资规模又该如何确定呢？
在城市层面之下，企业应该具体定位哪个消费者群体呢？每一个跨国公司都有针对不同收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产品线。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哪些品牌最能代表不断变化的消费者群体特征？哪些产品对消费者最有吸引力，同时又能有效降低竞争压力？哪些产品和当地文化最为吻合，能够根据消费者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地化？在不同的城市向个人和家庭销售产品时，怎样才能根据价格、设计和特征对生产线进行优化？
你的经销渠道该怎样设计？中国的城市有数量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和高度发达的电子商务销售，但印度城市的电子商务增长率较慢。阿联酋的城市富可敌国，是奢侈品中心和旅游消费地，需要建立精美的零售渠道。与此相对，非洲城市需要的是标准家庭产品和服务，因此更青睐价廉物美的连锁超市。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中，这里不但有数百万奢华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同样也有众多的乡镇和农村消费者。因此，你的经销渠道必须高度多样化。
在发展中国家面对不同的城市文化，你该如何开发产品广告呢？不同的城市在文化表达和文化品位上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销售活动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消费者已经习惯了讨价还价。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无法长期低价经营。JCPenney公司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这家公司以前经常搞促销活动，但它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放弃了这种做法，转而强调产品的明星效应和高价格，结果导致了企业经营的失败。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强调灵活定价和碎片化经销，怎样对产品定价才能保证利润也是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控制经销链和供应链中的价格灵活度？要知道在发展中国家，分享市场蛋糕的利益群体有很多。
从国际角度转移到国家角度，我们应该怎样针对城市区的特征对企业进行重组？如果企业的财富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那它的高管人员在城市区的级别也必须有。换句话说，在这里只安排战术工作小组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效的做法是以快速发展的城市区群（city region clusters）为定位，配置高管。
我们要面对的是新一代的营销工作，它既不同于以往，未来又难以确定。正如调查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将会垄断市场经济增长点，成为企业实现发展繁荣的源泉。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城市区凭借较高的人均GDP，雄厚的资本储备以及知识和管理资产，仍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全球新的商业重组必将逐渐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将在后面的篇章以战略化视野进行详细讨论。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的要点有：● 创造财富的不是国家，是城市区。● 跨国公司是城市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投资者。●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商业发展的
前景。●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在GDP、人口和中产阶
级消费方面的发展速度更快。● 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本土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与
西方跨国公司进行竞争。● 西方跨国公司必须了解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技术竞争力及其人
才集中的城市。● 西方跨国公司必须积极改变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以应对发展中
国家销售收入不断增长的现状。● 为实现收入增长，跨国公司必须把发展潜力最大的城市区作为投
资目标。● 企业必须根据城市市场，而不是国家市场的实力，对其管理、生
产和营销活动进行重新配置。
思考问题1.哪个城市都市区（city metropolitan region）未来能为你带来最大收入和增长？你准备在其中的哪个区域实现业务扩展？2.哪个城市都市区的经济发展正在衰落？你准备在哪个城市都市区减少企业投资？3.哪些竞争对手会在未来对你构成最大的挑战？为什么？第2章 城市区如何在国际经济中竞争
每个城市都希望获得经济增长，但能否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关键取决于这些城市的内在和外在特征。我们在本章总结了11种区别特征，它们分别是：城市或城市区的规模、人口特征、物流运输、激励政策、产业集群、供应链、中央政府政策、社会稳定性、政治和民事管理、教育水平和商业力量。具备这些特征的城市要比缺乏这些特征的城市更容易取得经济增长。下面我们就来逐一进行说明。
规模
和小城镇相比，大城市以及具备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的城市更容易获得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的投资。小城镇无法提供大型企业所需的重大商机。我们发现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城市，都是通过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活动来扩展市场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它们通过这种手段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供需条件，帮助企业展开经营并繁荣经济。
布鲁斯·卡兹和布鲁金斯协会城市政策项目的研究表明，丹佛是1实现城市经济转型的一个成功案例。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萧条，丹佛利用3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美国第21大都市圈，并在2012年的美2国城市生产总值排行榜上排名第18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白人居民的迁移导致富有的社区转移到周边地区，丹佛市经济下滑，市中心成为少数族裔聚集地。当时政府想兼并周围地区，扩大校区范围，恢复人口多样性，但这番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1974年，科罗拉多州通过庞德斯通法案，非经被征地区域多数人口投票通过，政府不得兼并周边的非建制区域。该法案禁止丹佛市政府通过扩大市区范围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为此，丹佛市政府不得不寻找其他的经济增长方式。1987年，丹佛市商会为推动经济增长成立了大丹佛区开发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丹佛城市经济开发公司，它有三个目标：①建立一座国际机场；②使丹佛成为国际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就业城市；③为整个都市圈设计经济开发项目。
既然禁止政府兼并土地，丹佛市只能寻找其他的解决方案。为此市长费德里克·佩纳和丹佛市企业领导来到毗邻的亚当斯县，动员当地居民接受他们的方案。他们提出的方案是由丹佛市和亚当斯县共建一座国际机场，建设成本和项目收益由双方共同负担和分享。如果亚当斯县愿意划拨部分土地建设机场，丹佛市可以承担机场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1988年，丹佛市和亚当斯县大多数居民投票通过该方案，丹佛市有权控制和使用亚当斯县的一块土地，亚当斯县因此可以获得邻近机场的商业开发优势。最终这一开发方案成功地推动了当地的城市经济增长。
在这个地区，各级政府和州县都意识到，一个成功的城市必须具备令人心动的文化特色。丹佛市有动物园、艺术博物馆、植物园、自然博物馆、表演艺术中心和其他文化科研机构，让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但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在吸引企业和人才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它们能为城市创造新的科研文化税收，这一点对整个地区的政府、商界和居民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1988年，为支持当地的文化科研机构3丹佛市政府设置了10%的专项税收，共募集得4 000万美金资金。如今，丹佛市动物园是美国游客人数第四大动物园，丹佛市自然科学博物馆是全美拥有会员数最多的博物馆，丹佛表演艺术中心是美国第二大表演艺术中心。1989年，市政府决定另外征收10%的销售税，筹资在丹佛市中心兴建一座棒球体育馆。1991年该项目的遗留债务全数作废后，这项税收被正式停止。
但是，丹佛大区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结束。2004年，各市市长、商业领袖和居民共同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提高销售税率，投资兴建一条连接各地区的城市快速交通系统。根据这项决议，市政府准备在2013年之前募集并投资78亿美金。虽然这笔资金已经到位，但是要完成整个城市快速交通系统仍需进行额外的投资。
如今，丹佛市已成为美国的航空航天、生物技术、影视传播、电信、可再生能源、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中心。这个拥有250万人口的城市，是美国第21都市圈统计区。丹佛市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排名第5位，根据2011年布鲁金斯经济表现排行榜，丹佛在全球城市区中排名第102位。此外，丹佛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美国排名第11位，超过了芝加哥、纽约、西雅图、费城、奥斯汀、达拉斯和洛杉矶等标准都市圈。对于一个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遭受过经济重创的城市来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根据福布斯公司的统计，丹佛在全美都市圈中的商业和就业指数排名第5位，同时它也是全美互联网接入水平排名第7的城市。丹佛市的大型知名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Health One、边彊航空（Frontier Airlines）、CenturyLink、Kaiser Permanente、富国银行、Centura Health、4DirecTV和康卡斯特（Comcast）等公司。
丹佛市的发展历程有一点非常值得深思，即整个城市区采用合作方式实现城市地区化。《庞德斯通法案》（Poundstone Amendment）的出台，使丹佛市无法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纽约、芝加哥、费城、匹兹堡、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那样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兼并城镇。这种手段的问题在于，它摧毁了被兼并城镇的独立经济和主动性，把后5者的能量转移到了中心城市。与此相对，丹佛是通过和周边区县的合作来共创利益共享繁荣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城市是单一行政体。和丹佛一样，成功的城市实际上都是都市圈，通过城市政府团体进行协调。东京城市圈（大东京区）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都市圈，拥有3 500多万人口和613 500平方公里土地（5 200平方英里）。东京市的人口分布在23个辖区，每个辖区都是一个城市，拥有辖区政府。市政府位于东京府西部，下辖39个区和两个离岛。大东京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经济7体，年GDP值高达1.9万亿美元。排名其次的是纽约都市圈，根据82012年的数据，年GDP值为1.2万亿美元。在《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中，有51家公司的总部设在大东京区，在所有城市群中所占的比9例最高。
印度的孟买都市圈拥有1 200万人口和4 355平方公里土地（1 681.5平方英里），由孟买城市发展署负责管理，下辖7个区政府和1510个区议会。巴西圣保罗城市区包括2 000万人口和8 000平方公里土地（约3 089平方英里），由地区发展署负责管理，下辖39个区政11府，其中包括圣保罗区。
回到前面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在和世界其他都市圈进行竞争，吸引大型公司对市场、生产、薪资和其他福利进行投资时，下辖12县的丹佛-奥罗拉城市统计区在规模方面遇到的挑战。和印度孟买相比，丹佛的土地面积是其1/10（401.2平方公里或154.9平方英里），人口数量不足其1/4，在这种情况下丹佛市应当怎样和世界大型城市进行竞争，吸引知名跨国公司的投资呢？
在美国和欧洲，城市管理者、规划者和投资促进者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它们的市场规模和发展中国家的都市圈相比要小得多。从城市规模的角度来看，美国城市更倾向于和同等规模的美国城市进行投资竞争，而不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型都市圈一较高下。
规模差异对西方城市造成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美国，大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可以吸引来自小城市的企业投资。但是随着东方新兴城市的崛起，西方正日益变成老旧城市的废墟。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介绍应对方法。
人口特征
每一个都市圈都有独特的人口特征集，其中的关键要素包括人口、收入、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种族和语言。不同行业的企业要有效经营，必须具备独特的人口条件。例如：● 高收入家庭数量较多的都市圈可吸引高端产品零售商。● 具有支付能力的，老年人口居多的都市圈可吸引保健产品提供
商。● 拥有大学院校、科研机构和人才优势的都市圈，可吸引注重研发
投资的企业。
有时都市圈会发现当前某些产业发展速度缓慢，认为有必要开发新的产业。信息传播技术是当前值得开发的一项重要行业。例如，纽约不只是金融、媒体和时尚之都，同时也是美国高科技行业的中心。12即便如此，纽约仍在不断拓展其高科技优势。纽约市市长决定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信息传播技术企业。最近，纽约市决定和康奈尔大学以及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在纽约市罗斯福岛投资20亿美元13修建康奈尔大学校区和办公楼。
这项合作可以使纽约在全球22座争夺信息传播技术发展机会的城市中脱颖而出，居于领先地位。在这个行业中全球有6个城市的竞争排名靠前，分别是斯德哥尔摩、伦敦、新加坡、首尔、巴黎和东京，实力非常接近，紧随其后的城市有洛杉矶、悉尼、北京、上海、莫斯科、圣保罗、伊斯坦布尔、墨西哥城、德里、开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孟买、约翰内斯堡、雅加达、马尼拉、达卡、拉格斯和卡拉奇。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等领导认为，罗斯福岛的技术合作项目不仅是一个创举，同时也是维护该市技术领先地位和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
物流运输
在国际竞争中每个城市都很注重相关部门的成立以推动城市的物流运输能力。四通八达的城市中心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重要，它们能指导高效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城市需要便利的铁路、公路、电信、港口和机场设施推动产业多样化，如制造出口、信息传播、旅游、机械供应链进口、食品加工和汽车组装等行业。
例如，在纽约和新泽西之间采用公路、铁路还是港口交通的问题上双方曾争执了一个世纪。1921年，两州最终决定成立港务局。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和相关县区机构一起负责监管该地区的各种运输设施，包括桥梁、隧道、铁路、公交、机场和港口。港务局负责管理连接纽约和新泽西州的桥梁，包括霍兰德隧道、林肯隧道和乔治·华盛顿大桥；经营纽瓦克-伊丽莎白港（东海岸最大，美国第三大港口）；14以及对拉瓜迪亚机场、约翰肯尼迪机场和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管理。显然，这种杰出的城市间合作对于纽约都市圈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美国各州内部和各州之间的城市也在计划兴建大型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例如，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准备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修建高速轨道项目，以便在博彩、信息、酒店和会议服务等行业实现利益共享。完成之后，该项目将打造一条全新的国际服务产业带。
物流开发对于美国的港口也具有重要意义。2014年年底前，巴拿马运河计划已完成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建方案。届时，其通航能力将会增加一倍，可以通过世界上最大型的船只。2012年，巴拿马的GDP收入为350亿美元，其中巴拿马城就创造了55%的收入，城市经15济发展增速高于全国10.7%的平均水平。《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随着巴拿马运河扩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该国已经连续两年在建筑和交通行业实现两位数的增速，预计巴拿马的经济将会在201316年继续保持繁荣增长。”
美国的港口也在努力赶上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墨西哥湾和东海岸沿岸的各州政府及港务局投资数十亿美金修建更大的港口，以便通行从巴拿马运河通过的更大型的船只。这是一项风险很高的投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城市之间彼此都在竞争。首先通行大型船只的17港口城市，显然要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激励政策
此外，城市和都市圈也会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的方式彼此进行竞争。这些优惠政策包括工业收益债券、基础设施税收增量融资、工业企业直接贷款或补贴贷款、场地优势、税务减免、公共服务费用减免（水电费等），以及城市项目和基础设施改善等。
都市圈还可以通过其教育网络为新员工提供培训。它们可以规划新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以此吸引年轻职业白领的加入。它们可以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帮助外国工作者更好地适应当地社区。
例如，为吸引新企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拓展家庭企业的经营，拉斯维加斯市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其中，“快速启动”计划可提供高达5万美元的资金，帮助企业对店面进行重新装修，以符合最新的建筑和防火规范要求；“视觉改善”计划可为重新装修的企业提供退税；“快班学习”计划可帮助企业员工快速获得职称、资格证书和执业许可；拉斯维加斯重建局负责为高层居民楼、商业楼、酒店和多用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拉斯维加斯市区零售”计划可帮助开发商18和经纪人寻找合适的租客。
在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与华盛顿特区仅有一桥之隔，波托马克河从两市之间川流而过。在吸引企事业单位进驻华盛顿大区方面，阿灵顿市的做法也非常值得学习。它成功吸引波音公司从特区迁出总部，把管委会设立在阿灵顿。此外，进驻该市的重要企业和单位还包括总部位于荷兰的Kusters工程公司、美国国家事务局、美国高校招生咨询协会、美国广播机构协会、美国犯罪预防协会、海军分析中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以及数量众多的其他公司、政府机构和协会。与此相对，华盛顿特区在维持企事业单位方面的表现就逊色多了。
实际上，现在每一个城市都在努力推出激励政策和商业促进措施，以此方式吸引企业的青睐。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2013年美国对商业活动支持力度最大的5个城市分别是犹他州的盐湖城（Adobe、Twitter和eBay公司总部所在地）和普洛佛、北卡罗来纳州19的罗利，以及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和奥斯汀。
其他国家的城市也不甘示弱，加拿大多伦多市推出了名为“想象、制造、创新、科技”的项目，为可口可乐提供一揽子激励措施，确保该公司租赁面积达10万平方英尺的地产，促使其将加拿大总部20搬迁至多伦多市区。
在利用各种激励措施吸引企业方面，新加坡的做法也很值得称道。这个城市之国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建树，但它在吸引金融机构方面的表现无疑是最为成功的。2013年英国对全球300家银行所做的一份调查表明，每10家银行中就有3家（27%）选择在新加坡开展业务。此外，有22%的银行选择伦敦，20%选择香港，19%选择纽约，13%选择迪拜。尽管这一调查结果不会让华尔街感到震惊，但足以让很多美国人和政府官员迷惑不解，因为他们一直都坚信美国的金融服务才21是全球顶尖的。
产业集群
都市圈需要深入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应当吸引哪些行业。例如，招徕国外汽车制造商是个不错的想法，但实施起来未必容易。这是因为，汽车制造商对都市圈有特定的产业要求，如果这里不具备相关的零件供应商、产品销售商和金融服务商，它们可能根本不会考虑入驻。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产业集群效应。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作品22《竞争优势》中，曾对产业集群的重要性进行过深刻分析。
富有产业集群效应的环境容易吸引企业，是因为它们可以和同行业的大型企业结成同盟，交流行业经验，从而积极促进它们的发展。此外，便捷的供应商，与当地大学、科研机构和孵化器的合作，以及高素质学生资源的投入，都会为企业带来巨大优势。在金融服务方面，关注特定领域新企业投资和商业融资活动的私募及其他投资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
例如，中国苏州的苏州工业园在利用产业集群效应吸引企业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的生物技术区吸引了很多世界知名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因为这里有配套完善的信息技术、新材料、化工、媒体和机械加工区。美国的波士顿都市圈，也是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科技支持下成功建立128公路企业园，在信息通信技术和保健信息领域与加州的硅谷一争高下。
在美国，或许产业集群效应发挥最为出色的当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市。休斯敦市的商业活动全都围绕能源领域展开。在中央商务区南部以及市区以北27英里外的伍德兰兹地区，遍布着众多油气开发公司。据统计，能源行业创造的就业率在休斯敦市达3.4%，比全美23平均就业率0.6%高出五倍多。在休斯敦港口附近，炼油厂和油品销售中心四处林立，而能源开发企业和其他公司主要集中在市区和伍德兰兹等市场区。
波士顿《物业和投资组合研究》杂志研究主任沃尔特·佩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休斯敦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增长领头羊，它是全美排名第1的经济体，即使在经济萧条期间仍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自2008年8月以来，休斯敦市的就业率一直维持在3.7%的高位，在遭遇经济危机之前一度达到顶峰。相比之下，纽约在200824年4月实现的就业率峰值仅为0.7%。”
供应链
任何产品和服务都需要充足的供应链支持，包括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维修等具体内容。对于每一个行业以及行业内的每一个企业来说，这些供应链都应当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和销售的供应链属于成本项目，是企业必须关注的质量问题。售后供应链侧重的是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问题，可为企业创造额外收益。
生产方面的供应链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众多供应零件、组件和系统的独立企业，最终装配出可以在市场销售的制成品。在美国，传统的汽车生产供应链在底特律。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都位于底特律城市区（city regions），这里遍布着众多的汽车零件组件供应商。后来，国外汽车制造商利用非工会劳动力和低成本的优势逐渐进入美国南部地区，对底特律一枝独秀的汽车生产业形成挑战。和美国汽车相比，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汽车质量更佳价格更低，从而赢得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另外，工会化的供应链也成了美国汽车业的竞争劣势，因为国外汽车公司的供应商都在美国南部，如肯塔基、田纳西和阿拉巴马等州，这些地区没有建立汽车行业工会，进而降低了厂家的生产成本。
早在通用汽车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申请破产之前，美国汽车制造商曾降低过工会成本，在得克萨斯、肯塔基和招商环境较好的印第安纳州开办过一些工厂。通用和福特公司为应对国内市场份额下滑，加强了国际市场的开发。例如，通用汽车和中国上汽进行合作，迅速取得了销售增长。2013年，通用公司在中国销售的汽车和卡车数量远超美国本土销售，这是这家企业102年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国外市25场销售超越国内市场销售的情况。通用汽车现在的经营状况还不错，底特律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销售方面的供应链也十分复杂，涉及很多负责推广、分销、销售和向顾客交易产品的独立中间商。例如，在美国销售国外进口的美国品牌服装需要经过一系列生产和销售链条，包括孟加拉的布料纺织、香港的样式设计以及中国的裁剪加工；然后交付到美国进口商手中，接着通过仓库、批发、配送等渠道最终进入零售店。像沃尔玛这样的大型企业，都会直接从国外生产基地运输产品到国内的物流终端，进入美国的配送中心，然后再配货到旗下的商场。通过建立自己的配送和销售供应链，沃尔玛可以节省大量成本，从而保证可以以最低的价格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产品。
同样，售后服务供应链也需要诸多独立企业的支持，以实现品牌产品的维修维护和后期服务。这一点对维护顾客满意度和品牌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各个供应环节之间的联系即价值链，它对品牌企业维护质量、创新、成本和顾客满意度至关重要。
城市区只有提供有竞争力的供应链优势，才能成功吸引目标企业入驻。城市应当联合地区组织，把供应商整合成与目标行业相关的供应链。美国的十大配送中心分别是孟菲斯、芝加哥、休斯敦、洛杉矶、新奥尔良、纽约与新泽西港务局、费城、莫比尔、查尔斯顿和萨凡纳。26这些配送中心对于零售商的制成品组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再包装、贴商标、运送和信息控制等。
在拓展供应链能力方面，城市会遇到历史遗留行业的问题。也就是说，每一个城市都有遗留商业设施，这些设施可能有利于或不利于城市对核心行业的开发或对企业的吸引。例如，纽约可以开发供应链的三大行业分别是服装时尚、金融和媒体行业。如前所述，这个城市也希望成为技术行业的领头羊，这就为城市区内供应链资源的如何分配带来问题。随着城市内部核心行业的下滑，动用更多供应链资源将其复兴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对于这个问题，通常做法是对核心的遗留行业提供政策支持，而不是用新行业的供应商取而代之。
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北部，遗留下来的汽车供应商正在努力适应新一代的汽车生产，它们必须为生产技术开发创新应用。如今底特律有很多刚起步的信息技术企业和媒体公司，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型，但是随着汽车生产业的下滑我们并不清楚底特律能否找到足以维持大城市发展的新核心行业。
对于城市经济开发规划和招商活动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对目标企业的供应链需求缺乏了解。为此，一些城市规划局积极招聘熟悉制造业和营销活动的员工，以便更好地组织合适的供应链资源，实现最大限度的招商引资。
在组织供应链集群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们不存在遗留行业和传统供应商的问题。例如，中国推出的经济特区政策，目的就是要整合国内外供应链资源，形成对国内外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有效支持。深圳经济特区在信息通信行业汇聚了一大批知名供应商。电信业巨头华为和中兴（前身为中兴电讯设备公司）之所以能成长为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是因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规划局积极鼓励中小企业为该行业供应产品。与此类似，德国汽车制造业的成功，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专业中小型企业对零部件和汽车系统源源不断的供应，最终造就了德国汽车品牌的神话。据统计，这些中小型企27业为德国创造了50%的GDP收入和70%的工作机会。
综上，全球都市圈（metropolitan region）面对的挑战是相同的，它们都必须了解供应链优势的质量和成本，然后分析利用这些优势可以开发哪些行业，吸引哪些企业。
中央政府政策
中央政府政策在城市的全球招商活动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城市在市场规模、家庭收入、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优势有多大，货币波动都会对投资造成巨大阻力。由于跨国公司都使用本地货币进行业务结算，货币的快速贬值无疑会造成产品零部件进口成本的上涨，进而影响到制成品价格。例如，2013年印度卢比大幅贬值，让德里、金奈、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国内外耐用品制造商举步维艰，因为它们都要依靠进口零部件完成产品装配，最终才能进入市场销售。
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会对进口产品的配额带来实际或虚拟的影响。例如，中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以此方式限制进口汽车的数量。但是，尽管北京、上海、深圳和其他富裕的中国城市都对进口豪华汽车制定了高关税，这些汽车制造商还是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28市场需求。和中国相似，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很多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也在外贸政策方面设定了种种限制。
在全球招商和支持本地企业发展过程中，各种管理规定是城市必须面对的另一个拦路虎。印度在这个方面尤其突出，这个国家繁琐的官僚体制和处处需要花钱才能搞定的管理规定简直令人闻之色变。
美国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限制，阻碍了一些城市区的发展，如西雅图、旧金山、硅谷、奥斯汀、罗利-达勒姆、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这些城市是很多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例如，在新泽西莫里斯顿和纽瓦克城市统计区（霍尼韦尔和其他高科技企业总部所在地），当地官员定期向美国国外投资委员会进行游说，希望他们批准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洛杉矶市长和企业代表也不断催促中国放开对媒体产品的进口限制，以便更多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市场。
相比之下，伦敦一直在放松金融管理政策，以维持自己在国际上的金融中心地位，此举有效地吸引了来自欧洲、亚洲和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目前，伦敦正在和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展开激烈竞争，力争成为人民币贸易结算中心。
财政政策也会成为对外招商的绊脚石。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高的企业所得税，这些规定让希望在美国生产产品的外国企业望而却步。由于税率过高，就连美国企业都不愿把国外投资利润汇回本国。与此相对，企业所得税较低的国家，如爱尔兰和东欧国家更易于吸引美国制造商和软件公司的投资。
在中国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最令人讨厌的问题是美国的对外投资政策。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禁止美国很多城市向中国企业招商，禁止中海油、华为、三一重工和中兴等公司投资美国市场。因为这些规定，很多中国企业对投资美国都心怀疑惧。由于担心中国企业的投资会妨碍其国家安全，特别是能源、航天和电信领域的安全，美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几乎持有天然的敌意。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企业转而投资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城市，使美国城市失去了绝佳的投资机会。
社会稳定性
企业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以维持持续的业务增长。像开罗、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安卡拉、雅典和达卡等城市，市区充满混乱、暴力和不稳定因素，使它们很难吸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投资。此外，这些城市以及其他政治动荡的城市区也无法承受资本和行业的外流。说到底，商业需要寻找的是投资和企业发展的安全港，绝不是动荡不安的环境。
在孟加拉达卡市发生拉纳广场火灾事故前不久（火灾导致100多人丧生），沃尔玛、李维和西尔斯等美国成衣公司正考虑把达卡的制衣工厂迁出，因为这里的加工厂鱼龙混杂，大部分是孟加拉本国企业，对生产安全问题熟视无睹。拉纳广场火灾事故可以说敲响了一记警钟，加速了美国品牌成立自主工厂的步伐，推动了企业对工作环境和生产安全的管理控制。
但是对于国内服装制造商来说，由于土地和生产能力有限，成立自主工厂成本高昂，这一做法很难广泛实施。因此，一些美国企业决定退出达卡，远离危险重重的生产环境。迪士尼公司公开宣布，不再授权孟加拉国的服装生产。塔吉特和耐克等公司也减少了在孟加拉国的服装生产量。孟加拉服装制造和出口商协会的调查表明，该国年产值200亿美元的制衣行业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政府不得不加强建筑物防火的管理规定，以保证支持孟加拉国80%外贸出口的成衣制造业能够继续维持。
这起事故为柬埔寨带来了机遇。柬埔寨成衣制造商协会秘书长肯罗在接受采访时对《华尔街日报》称：“近期的火灾事故表明，当外29部压力足够大时，政府不得不做出改变。”
政治和民事管理
投资者和企业喜欢投资的是热衷政治和民事管理活动的城市区，这些城市的管理者欢迎并支持新企业的投资。例如，在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的管理下，罪恶之都纽约被成功改造成世界一流城市，吸30引了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投资，使纽约市成功跻身全球十佳城市。
理查德·戴利曾担任芝加哥市长达21年之久，他也是库克县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担任市长期间，戴利积极推动芝加哥的商业投资活动，把这个失去昔日光辉的老城重新打造得面貌一新，大力开发31小型制造业的商业新秀。2001年，他的儿子小戴利成功说服波音公32司把企业总部从西雅图迁到了芝加哥市。
根据2013年Thumbtack公司对8 000多家小企业所做的一份调查，在美国对小企业创业发展支持力度最大的城市中，奥斯汀市以其完善的网络、低廉的税率和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排名第1。弗吉尼亚州比奇市名列第2，这里离世界最大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只有半小时车程。比奇市的定位是度假小镇，致力于吸引酒店业的投资。休斯敦排名第3，一方面是因为得州大力放松在企业监管和办证许可等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有大片价格低廉的商业地产。休斯敦虽然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但这里的地产价格远低于其他地区。可以说，这里是支持企业成长的低成本乐土，纽约市的地产价格要比休斯敦高出两倍还多。
科罗拉多泉城市排名第4，这里以充满个性的城市文化著称。该市拥有鼓励企业投资的管理规定，以及区内知名大学提供的高素质人力资源。圣安东尼奥排名第5，该市拥有丰富的软件开发人员储备。和加州圣何塞相比，这里的软件工程师收入虽然低40%，但无需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换句话说，在硅谷买一间公寓的钱在这里可以买到一栋独栋。
纳什维尔排名第6，因为这里的生活成本和税率都比较低。纳什维尔是音乐之都，吸引了不少企业投资开发娱乐行业。排名第7的是达拉斯-沃斯堡-阿灵顿城市带，这里拥有670万人口，低税率，支持企业投资的政府，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罗利-达勒姆-教堂山城市带排名第8，这里有杜克大学和北卡大学提供的优秀人才，以及研究33三角园区及其7 000英亩高科技研发中心提供的商业优势。
除了科罗拉多泉城市，排名表中位列前八的其他城市都在美国南部。在美国境内，新英格兰地区、中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老城市之间也在相互角力，力争吸引新企业的投资和对现有业务的拓展。同样，在南部和西南部招商环境更好，工会影响力更小的城市中，这种竞争也在时刻上演着。总体而言，美国北部是传统工业区，南方是新兴工业区。这种差别为北方的政治和民事管理者带来了重大挑战，对他们来说维持好现有根基已经不易，想要推陈出新更是难上加难。此外，和南方相比，北方的工会力量和行政官僚问题已经根深蒂固，短期之内根本看不到出现变化的趋势。
在评估城市的招商魅力时，腐败问题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一些城市的政府机构（如迈阿密和芝加哥）是出了名的贪污腐败。伊利诺伊州前州长和多位立法委员都已经锒铛入狱，或许腐败问题会成为决定芝加哥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放眼世界，俄罗斯一向以高度腐败闻名，以至于很多跨国企业拒绝在这个国家投资经商。实际上，不少跨国公司都努力避免和俄罗斯的主要工业和市场中心城市打交道，其中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等城市。
教育水平
跨国企业需要人力资源，这些员工的家人需要舒适的生活、良好的教育、完善的福利以及持续的智力和创造性交流。马萨诸塞州128号公路沿线的城镇，正是凭借医疗保健和CIT领域新技术的兴起取得成功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为这些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科技动力，麻省地方政府创建的公立教育体系是成功吸引人才加入波士顿高科技都市圈的保证。此外，该地区的文化机构在全美也是名列前茅的。
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在北京企业投资活动欣欣向荣的中关村科技园，支撑这些企业的是附近的三所著名高校，清华、北大和人民大学，以及众多的政府科研机构。在这里，数以百计的国内外高科技企业投入重金进行开发，利用本地人才为国内外市场设计新的产品和服务。
同样，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航空大学是保证西安都市圈成为中国领先航空工业基地的重要因素。在印度，印度理工学院的工程和管理学院分布于全国16个城市，包括金奈、孟买和德里。这些学院为印度的工业企业以及当地外国企业提供了大量高水平的人才。
人才需要丰富的文化生活以满足求知欲和对世界的探索。为此，纽约的林肯中心重建了荒废的表演艺术中心。新中心不但是知识分子眼中的地标性文化建筑，而且成为了纽约市的慈善社区。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就在该中心，每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希望投身演艺事业的学生。目前，茱莉亚音乐学院正在中国天津兴办一所音乐学院。这个城市正在效仿曼哈顿建立丰富的文化生活，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世界一流的西方音乐培训课程。截至2011年，中国已经培养了3 000万钢琴34学生和1 000万小提琴学生。
商业力量
零售商和地产开发商喜欢大型商业中心，在这里它们可以更好地宣传产品，打造地标性商业地产。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通过改造密歇根大道的方式振兴城市商业，将其建造成为美国中西部购物者的天堂。同样，通过改造南部海滩，迈阿密市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旅游度假中心。上海外滩也经历的同样的改造，吸引了世界著名零售业品牌在临江地带开发专卖店，使上海一举成为中国的时尚之都。
在全球范围内，很多都市区域（metropolitan area）都在规划经济开发活动，努力吸引企业和投资者的加盟。可以说，可供选择的城市数量甚至要比可用的投资资本还要多。因此，企业和投资者必须睁大眼睛仔细挑选，只有这样才能用最小的投资实现最大的增长，创造最大的回报。本章小结
要寻求经济增长，城市必须审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必须清楚要开发哪些行业，吸引哪些企业。吸引一个新行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吸引行业内的知名企业更是难上加难。为此，城市必须审视自己在以下十个方面有何优势：规模、人口特征、物流运输、激励政策、产业集群、供应链、中央政府政策、社会稳定性、政治和民事管理、教育水平和商业力量。
思考问题1.分析一下你所在的都市区域，举例说明值得城市吸引的行业或企业。2.根据本章所述十个方面为都市区域评分，分值从1～5分，5分为最高分。3.在上述十个方面，你所在的都市区域存在哪些劣势？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劣势？4.完成评分后，你是否建议都市区域展开投资以吸引前面说明的行业或企业？5.根据都市区域在上述十个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分析，你是否建议城市吸引不同的行业或企业？第3章 创造财富的真正动力：全球跨国公司投资
我们在很多国家都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家和城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正在发生倒置。过去，很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忽略了城市的作用。人们通常认为按照重要顺序来排列的话国家在第1位，州省排在第2位，最后才是城市。当国家拥有巨大经济实力和财富，可以向州省和城市分配资金时，这种思考方式或许有道理。但如今，各国财库捉襟见肘，城市根本无法指望国家拨款投资基础设施开发，为本地企业提供贷款，促进就业培训，以及利用其他方式支持企业发展，这种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如今，城市越来越依靠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地经济，具体方式包括吸引企业的总部、区域中心、地区分部、研发中心和生产配送中心在本地落户，以及利用公私合营方式吸引企业参与实体和虚拟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换句话说，城市正在积极利用私营部门（主要是来自美国和海外的跨国公司）力量推动本地经济增长。
我们来看看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产生的影响。在美国，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项目的历史由来已久。1956年美国联邦政府批准了艾森豪威尔全国州际及国防公路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兴建高速1公路网，截至2010年，此公路网的总长度达到47182英里（75932公2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长的高速公路网。截至20103年，全美车辆有1/4的行驶里程是在这条州际公路上通过的。1956年兴建公路时，该项目的成本为260亿美元（按2014年物价统计为22504亿美元）。建成之后，这条公路网对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一些国家的政府仍喜欢采用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方式兴建高速公路、港口、大坝、电厂、机场和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此举能显著推动项目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例如，中国政府在兴建三峡大坝时，截至2008年，仅用于土建、移民安置的费用和财务成本就花5掉了1480亿美元。相比之下，1931年美国政府修建胡佛大坝花费的6成本为5000万美元，按照2008年的物价统计为9.6亿美元。
但是，过去20年的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已变得费用越来越昂贵，导致政府部门根本无法独立承担。如今，此类项目正越来越多地采用公私合营方式建设，其中来自企业和投资者的私人投资份额远大于政府投入的资金比例。
自1990年以来，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有5670亿美元的国有基础设施资产被出售给私营部门，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开发、维护和经营。7截至2011年，英国有1/5的公共基础设施开支由公私合营方式管理。在加拿大，以公私合营方式开发的项目占到所有基础设施项目的10%8～20%。在澳大利亚，这个比例甚至更高。尽管美国在公路、桥梁9和隧道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方面步伐落后于澳大利亚和欧洲，但毋庸置疑的是这股全球化浪潮正在深刻影响着美国。当前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美国在立法、管理和政治方面遇到多大的障碍，这都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值得庆幸的是，在美国有一些州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在弗吉尼亚，来自澳大利亚的收费公路开发商Transurban公司正在和美国本土跨国公司Fluor合作，投资14亿美元在首都环线上共同修建14英里长10的收费公路。Figg桥梁建设公司和Britton Hill公司共同出资修建了横跨伊丽莎白河，连接切萨皮克和朴次茅斯的乔丹大桥。1995年投入运营的杜勒斯绿色公路也是通过私营方式开发的，是一条长14英里，连接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和弗吉尼亚利斯堡市的收费公路。这是自1816年以来弗吉尼亚州出现的第一条私营收费公路，它充分展现了公私合营方式能在不增税的情况下有效弥补现有交通设施建设的资金不足。
随着政府部门的职能逐渐缩小到宣传推广和行政管理，大型企业及其金融合作伙伴开始响应兴建地方基础设施和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需求。例如，加蓬共和国在2009年启动的耗资30亿美元的贝林加铁矿建设项目，是中国在非洲投资最大的矿产开发项目。《财富》500强企业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修建横跨非洲大陆，连接从安哥拉的本格拉港到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两大港口的铁路工程。这是非洲历史上第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铁路系统，建成后将极大地推动铁路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亿美元，11为缅甸修建新的首都机场。
在欧洲，法国南部的米洛大桥是由埃法日集团筹资4.25亿美元修建的。埃法日是一家拥有7万多名员工，资产高达180亿美元的企12业，对该大桥拥有78年的通行收费权。2013年，英国财政部长邀请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广核集团，在英国南部的欣克利角参与核13反应堆的投资建设和管理工作。
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资源非常有限，迫于政治压力必须在各地区和城市之间平均分配。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只能从中分得很小一杯羹，根本不足以支持重要城市开发竞争优势，使之能和其他对手在招商活动中一争高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各地的城市开始积极采用公私合营方式，利用本地资源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进行工业开发。此外，城市也不能指望国家政府根据自己独特的产业集群特点对基础设施进行定制开发。当地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利用附近城市和企业的帮助，自我满足对独特基础设施的开发需求。
例如，宽带基础设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存在大量数字化需求的城市，无法依靠国家或省政府对其服务密集型产业群进行扶持。港口城市无法依靠国家或省政府的资金投入进行现代化扩建，以满足和全球港口进行竞争的需要。此外，城市的机场和市区交通系统的建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虽然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对于支持城市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们在由贸易、消费和私营投资形成的城市GDP份额中仅占较小的比例。可以说，每一个城市都是靠自力更生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只有在转变了新的发展思路之后才会取得成功，这种新思路即先发展城市，后发展州省，然后实现国家繁荣。
显然，基础设施建设只是这一宏大目标中的一小部分。城市能否催生足够的商业以实现繁荣富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条件是城市能够找到真正的财富创造源泉并做出积极响应。我们认为，创造财富的真正动力是大中型跨国公司。在当今世界，城市根本不可能依靠小型初创企业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
世界城市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它们吸引大企业的能力，即吸引它们在本地城市区兴建全球和地区总部、研发中心以及生产和配送设施的能力。
例如，拉斯维加斯的博彩业就被吸引到了中国澳门和新加坡，事实证明这一策略非常成功。劳斯莱斯公司投资5.5亿美元在新加坡建厂，为空客生产的A380客机组装发动机。仅此一项投资就为新加坡14创造了0.5%的GDP。通用电气公司（GE）选择在韩国釜山建立海外事业总部和海运事业部，以响应当地新兴的船舶工业以及大量相关企业的需求。强生公司把全球通用药物总部迁移到了上海。
大多数城市无力自行建立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不过也有例外情况，例如加州的硅谷或巴西圣保罗的圣若泽杜斯坎波斯（巴西航空工业总公司的总部和生产基地）。尽管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个大企业都是从某个城市发展起来的，但没有一个城市可以随意开发出全新的行业或大型企业。城市需要不断培育初创企业以提供就业和税收，但它们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于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成功招商。因此，城市管理者应当认真思考如何吸引合适的大中型跨国公司落户，在本地开展业务。
跨国公司的发展
大部分企业一开始都是从某个城市的小型公司发展起来的，以满足当地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其他方面的需求。能够充分满足顾客需求的企业才能获利，然后通过投资实现进一步发展。小公司取得成功之后会在同一个城市或其他城市开办工厂或商店，以便扩大同一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至此，我们可以称其为中小型企业了。对一个国家来说，中小型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有最大的比例，能为国家创造数量最多的工作岗位和税收。再接下来，中型企业通过创新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会开始贸易，然后走上国际化生产之路，最终变成跨国公司。
美国对小企业的定义是，员工人数不到250的制造型公司或年销15售额低于700万美元的非制造型公司。中型企业指员工数量超过250人、营业收入在1000万到10亿美元之间的公司。大型企业指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以及贸易、生产、投资和采购活动实现国际化的公司。截至2010年，在全球范围内共有8000家企业达到了大型跨16国公司的标准。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企业通常会把总部和生产中心转移到国内外市场中的其他城市，以实现更大的经营优势和生产效率。例如，波音公司把企业总部从西雅图搬迁到了芝加哥，ADM（阿彻丹尼尔斯米兰德公司）也决定把总部从伊利诺伊州的迪凯特市搬迁到芝加哥。17关于城市竞相吸引企业总部落户的现象，其中有很多原因，有些甚至并不理性。比方说，为吸引波音公司入驻，芝加哥市给予的激励和18优惠措施价值6000万美元，至于能否得到同样的回报还很难说。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做法是通过吸引跨国公司分部的方式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这种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称通用汽车公司将于201419年把它的国际事业部从上海迁往新加坡。
进口商发现质优价廉的国外产品后，会将它们积极引进到国内市场。对大企业而言，产品出口会实现更大的利润，更有利于企业的经营中心向进口城市转移。例如，奔驰汽车一开始向美国市场出口豪华汽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在阿拉巴马州的塔斯卡卢萨兴建生产中心。米其林公司也是这样，一开始向美国市场出口法国生产的子午线轮胎，之后才收购美国的永耐驰（Uniroyal）和固特异（Goodrich）轮胎厂，然后把北美总部从纽约市转移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市，在当地扩大生产设施。说到海外生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在米其林轮胎的案例中，由于担心公司会被收归国有，这家家族式企业不得不通过向美国市场转移的方式来保护品牌。
大企业可通过规模化生产和控制市场份额的方式实现增长。当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建立起品牌效应时，它们会很快意识到国外生产带来的经济优势。对希望向海外转移生产的企业来说，它们更青睐具备各种成熟设施，处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或是使用相同语言的国家。如此经过一段时间，企业便能进入更多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这时，我们就可以称其为国际化公司了。
随着业务继续扩展到更多的国家和大陆，这时企业就变成跨国公司了。例如麦当劳、星巴克、耐克、可口可乐、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其他美国企业，全都是从本地小公司起步，先是渗透国内市场，然后才向全球扩展业务的。最终，这些企业全都实现了从国外业务中获得巨大利润的目标。
我们不妨来看看通用汽车的发展路径。这家汽车公司始建于1908年，先是通过品牌收购实现在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多年之后才走向国际市场。1925年，通用汽车收购了英国的沃克斯豪尔汽车公司（Vauxhall Motors）；1929年收购了德国欧宝汽车公司（Adam Opel）80%的股份。后来，通用又收购了很多国外品牌，开始在国外市场生产其自主品牌的汽车。如今，通用汽车公司70%的车辆都是在美国本土之外生产的，2013年通用在美国汽车市场所占的份额为2017.9%。
日本的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以及韩国的三星电器和现代汽车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取得发展的，法国和意大利的奢侈品品牌也毫无二致。要在其他国家开展业务，企业首先要选择一个城市作为基地，从这里向外逐渐拓展。你可以把它作为企业在欧洲、亚洲、拉美或其他地区的事业总部。以欧洲为例，企业可以把区域事业总部设在伦敦、都柏林、巴黎或法兰克福。如果是在亚洲，你可以将其设在新加坡或香港。
此外，跨国公司还可以在其全球业务网的中央位置选择城市，在此为战略业务部设立全球总部。例如，飞利浦电器把它的全球家电总部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上海；2011年，劳斯莱斯公司把它的全球海运业务总部从伦敦转移到了新加坡；拜耳医药公司把它的通用药品战略业务部转移到了中国；2011年，通用电气把它的X光设备总部从美国威斯康星州转移到了北京；2013年，又把全球海运事业总部转移到了韩国；2012年，宝洁公司把它的全球美容护理战略业务部从美国俄亥俄州转移到了新加坡。
早在2007年，戴尔公司就把全球物流和供应链中心建在了新加坡。2010年，公司又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全球维护中心。2006年，IBM选择在深圳建立全球采购业务总部，在北京建立全球研发中心。从2003年起，微软公司已经在北京建立了多个重要的高科技中心。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体呈现出巨大活力，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丰富的盈利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改变策略转向国外城市寻找增长空间。这种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主要城市的经济发展，如新加坡、北京、班加罗尔、上海、孟买、迪拜、伊斯坦布尔、吉隆坡、拉各斯、圣保罗和墨西哥城。当然，这种变化反过来也对北美和欧洲的老牌工商业中心城市形成了重大挑战。
在发展中国家令人熟悉或陌生的城市中，新的跨国公司正在应运而生。来自中国深圳的华为公司，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旗下的事业部和区域总部遍及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联想也是一个成功案例，它的业务已经超越惠普，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力量的日益壮大，这些地区的城市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以前建立企业总部的城市逐渐走向衰落。
如果说跨国公司战略业务部门从西方城市向东方城市的大量迁移还不足以警示发达国家城市经济的衰退，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城市即将面对另一场更加惨淡的趋势—一大批跨国公司正在把企业的法人地址迁往国外。伊顿公司（Eton）是总部位于克利夫兰的一家拥有101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专业生产各种零部件和电子设备，公司市值高达325亿美元。2012年5月，这家公司宣布收购另一家电子设备公司库柏（Cooper Industries）。库柏公司在2002年迁往百慕大，2009年又迁往爱尔兰。伊顿计划保留在美国的工厂、办公室和其他设施，把公司的法人地址迁往爱尔兰，在2016年之前这样做每年可以节省1.6821亿美元的税金。毫无疑问，在争取企业税方面，克利夫兰和美国成了最大的输家。
百利高（Perrigo）是美国最大的非处方药代工制造商（市值124亿美元）。为完成对爱尔兰伊兰制药公司（Elan）86亿美元的收购，2013年公司决定把法人地址从密歇根州的阿勒根市转移到爱尔兰。此举会使公司的企业税税率从23.2%降至17%，为公司带来1.5亿美元22的收入。目前，百利高公司的管理层仍在阿勒根市，但为了获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势他们也将很快转移到爱尔兰。还有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虽然集团总部目前还在英国，但他已经把公司的法人地址迁到了加勒比群岛。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很多企业执行官和商业巨头都在行动，对此我们会在后面详细介绍。截至本书写作时，全球最大的研发型制药企业辉瑞公司，正准备把位于纽约的总部迁往23英国，以完成对阿斯利康公司（Astra Zeneca）的收购。
和百利高公司一样，伊利诺伊州的制药企业阿克迪维斯（Activis）在收购华纳奇考特公司（Warner Chilcott，公司总部原来在新泽西州洛克韦市，后迁往都柏林）时也准备把法人地址迁往爱尔兰。加州帕罗奥图市的爵士制药公司（Jazz），2011年在收购爱尔兰阿贾制药公司（Azur Pharma）后也迁移了企业总部。保险经纪咨询公司怡安（Aon，市值238亿美元）决定把总部从芝加哥转移到伦敦以便更好地服务全球保险市场，同时还可以享受国外收入免税的成本24优势。
和20世纪90年代的百慕大群岛一样（泰科和英格索兰公司把总部转移到了这里），爱尔兰如今是企业总部青睐的目的地。跨国企业的纷纷“出逃”在美国引起了国会的关注，政府出台了一些措施限制美国企业的随意退出。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是会绕过壁垒，通过海外收购的方式离开美国市场。
对于某些行业的美国公司来说，英国和瑞士也是令人向往的转移企业总部的目的地。全球第二大海上油气钻探公司恩斯克公司（Ensco）拥有7 000多名员工，年营业收入达23亿美元，市值达128亿美元。2009年，这家公司把总部从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转移到了25英国。此前，它的竞争对手跨洋公司（Transocean，全球最大的海上钻探承包商之一，市值160亿美元）已经把公司总部从美国阿拉巴26马州转移到了瑞士的日内瓦。海上钻探承包商诺贝尔公司（Noble，市值96亿美元）和罗万公司（Rowan，市值45.5亿美元）把27总部从瑞士和休斯敦先后转移到了伦敦。至于这些企业转移总部的原因，是为了享受较低的税率，获得技术人才，改变管理层生活方式以及更好地融入石油行业的国际网络。
对于以战略市场为基础的跨国企业把管理层、研发和生产中心从发达国家城市大批转移到开曼群岛、毛里求斯和百慕大等避税天堂的行为，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分析。这些行为是财务驱动型，而不是管理或生产驱动型行为，是G20发达国家所努力避免出现的情况。随着发展中国家市场在消费、贸易、投资和人才方面逐步赶超发达国家市场，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大量企业的总部和分支机构将会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和南方的发展中城市。
甚至，有些大型企业已经放弃了单一全球总部的思路，开始尝试双总部的做法。例如，必和必拓公司（BHP Billiton Limited）总部和必和必拓集团（BHP Billiton Group）全球业务总部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而必和必拓英国公司（BHP Billiton Plc）的总部则位于伦敦。
2010年，在全球8000家跨国公司（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中有73%的总部位于发达国家城市，只有27%的总部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中的20强城市（几乎都在发达国家）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到所有大型企业总收入的近40%。在这些收入中，47%源自于企业全球总部的业务，其他部分源自于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28生产中心、销售中心和研发中心。
但是到2025年，麦肯锡国际研究院的预测结果表明，将有7000家跨国公司会把业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范围涵盖全球180个城市。在发展中国家，280多个未来之星城市将会首次接纳大型企业入驻。29在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45%的公司会把总部转移到发展中国
30家。与此同时，很多西方城市将会失去跨国公司的优势，让发展中地区的城市赢得经济增长力。
跨国公司和《财富》500强企业向东方和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的趋势，会对依靠大企业发展的传统城市造成深远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地区的新城市来说，它们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满足大型企业的增长需求。
2007年，拥有全球1/5人口的600强城市共创造了50%的世界生产总值，其中有一半由380个发达地区的城市完成，20%由190个美国31城市完成。到2025年，600强城市创造的世界生产总值将会达到60%，但推动经济增长的城市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届时，1/3的发达国家城市将会从600强名单中消失，136个来自发展中地区的新城市会取而代之，其中仅中国就会出现100个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只有纽约、洛杉矶、芝加哥、达拉斯、休斯敦、费城、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有望凭借其跨国公司带来的经济实力排在GDP 25强城市之列。如果以GDP增长、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衡量，只有纽约和洛杉矶能进入25强城市。如果以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数量为标准衡量，只有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能进入25强城市。如果以人均收入为标准衡量，没有一个美国城市会进入25强榜单。和美国的情32况类似，欧洲城市将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衰退。显而易见，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正是大量跨国企业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
实际上，美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不祥之兆。对此，《金融时报》的报道如下：2000年，美国拥有全球37%的外来投资存量。但是到2012年，这一比例将锐减至17%。2012年，美国共吸引全球166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比2011年减少了28%，比2010年略低……2013年上半年，美国共吸引660亿美元国外33投资，和2012年上半年的840亿相比大为逊色。
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表明大企业正在纷纷转向发展中国家，不再为毫无希望的美国经济烧钱。无论媒体如何吹嘘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事实是没有几个美国城市能吸引到国外直接投资或国内企业投资。可以说，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投资的十字路口，但前方只有一片凄风冷雨。
在世界范围内选择经济增长强劲的城市开展业务时，大企业往往会根据一些指标进行衡量。比方说，该国政府和城市的政治体制是否适合开展业务经营？换句话说，企业不会选择税负过高、管理规定复杂、基础设施不足、贪污腐败、劳动力成本过高、缺少行业集群效应和物流供应链的国家或城市。它们会转移到正在发展中的城市区，通常情况下此类城市的GDP增长率会高于企业原来所在的国家。
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购买我的产品的潜在人口规模有多大？消费者的平价收入水平如何？这里的中产阶级是否正在发展壮大？能否通过广告营销定位顾客？在此经商需要遵守哪些法律法规？有哪些约定俗成的商业做法？本地经济前景如何？是否持续增长或至少保持稳定？应当在这个国家选择哪个城市作为开展业务的桥头堡？
当今跨国公司的规模和实力
在全球100强经济体中有53个是国家，34个是城市，13个是跨国公司。其中销售额排名前十位的跨国公司分别是沃尔玛、埃克森美孚、壳牌石油、雪佛龙、英国石油、丰田、荷兰国际集团、道达尔石油、34通用电气和安联保险公司。沃尔玛等跨国公司的营业收入不仅远超其总部所在城市的收入，甚至比很多所在国的政府税收还要高。因此，此类跨国公司必须被城市视为合作伙伴。如果用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和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相比较，沃尔玛比挪威还要高，埃克森美35孚超过泰国，雪佛龙超过捷克共和国，通用电气超过新西兰。这就是跨国公司能够不断扩大规模实现增长的原因。一个城市的工作机会和公共税收或许可以靠广大小企业维持，但要想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则取决于它们吸引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能力。
在2010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前50位的跨国公司2009年在全球范围内雇佣的员工数量接近2200万人。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年营收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另外7500家大型企业，这一数字将36会达到惊人的15亿，在全球城市人口中占据了极大的比例。
在2010年《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前50位的美国企业雇佣的员工数量约为1200万人。相比之下，员工人数超过500的美国企业雇佣的总员工数量才不过5500万。在美国，员工数量超过500人的企业即可视为国际化公司。2010年美国的总劳动人口数量为1.57亿，其中国际化公司的员工数量就至少占到了1/3。凭借公司异常庞大的规模，2010年这些大企业共创造了57万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在全球3763万亿美元的世界生产总值中占到了90%的比例。
公众对于跨国公司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20世纪60年代，有人认为跨国公司是掠夺性企业，它们拥有巨大的权力，随时可以对各国经济发号施令。现在很多左派人士还持有这样的观点，如加拿大作家兼评论员娜奥米·克莱恩和一些反对全球化的团体。有些人甚至对跨国公司感到厌恶，认为这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试图在他们的国家推广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当然，我们同样看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兴起，它们也在向发达国家施加自己的影响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相反的观点。大型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存在，决定着城市的繁荣和市民的福利。跨国公司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全球城市中产阶级发展的最大动力。国家、州省和地方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人口面对的压力，但只有跨国公司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壮大中产阶级。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尽管我们提到小企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的存在才是促进一个国家城市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貌似矛盾的一幕：一方面国家政府努力扶持小企业增加就业，但另一方面各个城市却忙着对大中型跨国公司招商，吸引它们的总部、业务部门和区域分支机构落户。
城市应当关注跨国公司的增长方案
跨国公司时刻都在思考应该把下一个经营中心放在哪里。比方说，如果韩国现代汽车公司计划在中国和其他地区建立新厂以促进对亚洲、南美和非洲市场的服务，它必须在多个城市中做出选择，找到最38佳的生产基地。最终，现代汽车选择了中国的重庆。此外，它还要选择可以从哪些供应商那里采购到所需的设备，在哪些国外城市建立经销部，以及每个城市开发多少经销商。毫无疑问，现代公司最终做出的选择必将为入选的城市带来巨大的改变。因此，现代汽车和其他跨国公司直接决定着这些城市能否创造出新的财富。
现代汽车海外拓展的计划肯定会吸引很多城市，使它们展开激烈竞争，力求能够成功吸引企业的青睐，无论是来投资建厂，开设办事处还是成立经销部。现代公司管理者要做的是列出所有候选城市的优缺点，评估它们的经济增长计划、劳动力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成功吸引企业，每一个城市都必须展现自己最大的优势。在自我营销的问题上，城市管理者应当关注以下两个方面：①深入了解现代公司的真正需求以及对不同城市属性的关注点；②衡量自己能否满足这些需求和关注，如果做不到，你再努力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这场盛大游戏中，我们发现真正的主角不是城市而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具有选择城市的财富和实力，它们的选择最终决定着哪些城市会走向繁荣和发展。芝加哥、迈阿密、伦敦、莱茵-鲁尔、阿姆斯特丹、孟买、上海等世界大城市都在努力展开招商竞争。由此可见，企业是推动增长的发动机，城市是促进增长的催化剂。本章小结
本章要点如下：●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缺乏推动城市发展繁荣所需的资源。● 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其城市实现繁荣发展的动力。● 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城市创造财富的动力。● 城市必须切实认识到研究吸引跨国公司所能带来的经济发展机
会。● 城市应安排精干的管理小组，做好企业考察的招待和谈判工作。● 城市应尽量避免过于激烈的招商竞标，这种情况下当选未必有利
可图。（赢家的诅咒）
思考问题1.你所在的城市适合吸引哪些跨国公司？选择这些企业的标准是什么？2.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准备好吸引跨国公司？本地企业管理者有没有成立工作组，负责跨国公司的招待和谈判工作？3.你所在的城市准备推出哪些激励或优惠措施吸引跨国公司？如税收减免、资金补助或提供免费土地。4.城市招商引资的成本效益情况如何？吸引跨国企业入驻需要投入多少成本？对方能为你带来多少收益？第4章 跨国公司如何通过选择城市实现增长
既然跨国公司是影响世界主要城市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企业是怎样选择城市的，以及它们在选择过程中注重的是城市的哪些特质。
跨国公司必须对未来高瞻远瞩才能确定可以支撑它们发展的城市。在此我们以通用汽车为例进行说明。通用汽车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很强的实力，在拉丁美洲有业务，在中国的发展如日中天，但是在1欧洲的影响力却很弱。对此，通用公司面对的问题是：应该在业务表现强劲的地区加大资源投入还是转而关注表现不佳的地区？抑或者，公司是否应该把资源投入到尚未开展业务的新地区？
通用希望让它的区域和全国层面的经理人做自我说明，以便决定该向哪些业务区增加投入。为此，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必须确定哪些机会能为公司的投资创造可观的回报。这些管理者必须汇集各种信息资料，在此基础上做出最终决定。根据这些信息，通用汽车公司将做出选择，决定该向哪些地区加大投资和减少投资。
假设通用汽车要确定资金分配比例，以增设在不同城市的经销商数量，那么它应当了解城市的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这家企业应当了解以下几个方面：● 该城市的预计经济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车辆人均拥有量● 中产阶级规模● 该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是否具备经验丰富的汽车经销商和销售人员● 相关的社会政策和环境法规● 当地银行信用和购车贷款情况
例如，中国市场对汽车的需求量非常旺盛。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由于购车数量激增，政府被迫限制每个家庭拥有的车辆数，以及推出每周分单双号限行的措施。因此，汽车经销商正在向二三线城市转移，2那里没有购车限制，并且推动中等城市的发展。
印度的情况则完全相反。这个国家的汽车工业曾贡献过7%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在印度卢比贬值的沉重打击下迅速萎缩，2013年3在GDP增长中的比例仅达到4.4%，国内市场需求陷入停滞。
随着进口汽车配件成本的上升，印度国内汽车生产受到重挫，卢比的贬值又使整个情况变得雪上加霜。对印度金奈和浦那等汽车制造中心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7月，印度国内的汽车销量持续走低。这是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印度汽车行4业首次出现全面下滑。
跨国公司如何进行选择
如今，企业在寻找和选择正确的投资地点时变得越来越专业。为满足目标城市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咨询公司开始为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提供服务。银行、地产代理商和开发商也在积极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各国商会也会组织专业的招商投资咨询服务，内容包括战略开发、劳动力市场评估、经营成本和条件对比、营业税对比、地产服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