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伟一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金融大败局——华尔街的监管与危机(1907-2008)试读：
自序
我以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小说家的想象力超过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变化，所以当时小说很流行。但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全球化和通信技术革命加快了现实生活的变化，还给了我们遨游网上虚拟世界的机会。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更是千奇百怪，悬念叠起，隽意无穷，完全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力。
资本市场是最大的名利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各路人马争相上演各种闹剧、喜剧和悲剧；资本市场也瞬息万变，人人争分夺秒——行话是“钱不睡觉”。尽管资本市场是黑幕重重的地方，但如有大恶，美国媒体是一定要报道的，事先不报道，事后还是要报道的，断不会留给外国媒体来报道——让其他国家的媒体来揭露美国的问题，那岂不是让外国记者抢了美国记者的业务吗？美国记者不会答应，世贸组织没有相关规定，美国人也不会答应。
本书主要批判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和美国的券商，对于国内的资本市场，没有批评，也没有赞扬。有可能是国内资本市场一派大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作者欲言又止，是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懦夫——聊以自慰的是，承认自己是懦夫也多少需要一些勇气。好在国内的情况大多数读者很熟悉，可能比本书作者还要熟悉。还有，美国券商和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借助这面镜子，仔细审视一下自己。
说实话，每每发现有人宣讲美国的优点，我总是惋惜不已：他们这是在浪费别人的生命，也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美国好的东西我们总推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可美国坏的东西我们却一学就会，没有半点的犹豫和迟疑。不错，从善如流，闻者足戒——现实中没有这种可能，一个民族做不到这点，我们个人也做不到这点。最常见的情况是，别人的优点学了，缺点也沾染上了。最怕的是别人的优点我们没有学到，但缺点都学来了。本书探寻美国资本市场的秘密，为的是我们能够避免重蹈覆辙。
或许，对资本市场展开热烈讨论本身便是一种错误。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讨论环保才对，我们应该痛心疾首地反思毁了自己孩子的教育才对。可惜，时下只有资本市场和《论语》才是激动人心的话题。张爱玲对孔教的认识是，“孔教为不求甚解的读书人安排好了一切。”愚人乐园是要营造的——孔教愚人，资本市场也愚人。《伟大的崩溃》一书的作者——加尔布雷恩教授指出，股票市场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许多人“相信他们无需要劳作即可致富”。诸君，今天的所谓资本市场，实际上仍然是以股市为主导的名利场和投机场所。朱伟一2008.12.25
引言
2008年美国倾全国之力救市，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然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资本市场仍然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金融危机成燎原之势。思今抚昔，不能不使人遥想公瑾当年。
1907年，股票的过度投机导致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恐慌。金融老大摩根登高一呼，应者如云。摩根筹集了2500万美元，便化解了资本市场的危机。在没有央行美联储的情况下，摩根仅凭一己之力，便搞定了市场。2008年美国倾全国之力救市，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然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资本市场仍然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金融危机成燎原之势。思今抚昔，不能不使人遥想公瑾当年。
一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券商及其代理人也有搞不定的时候。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就源于华尔街的股市崩盘。美林老总赛恩在一次年会上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破坏之大，赶得上1929年的股市崩溃。所有股票市场都是相连的。各国经济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所受影响程度取决于其对贸易和商业的依赖。两次危机正好是一个轮回，从券商与商业银行的混业到分业，又从分业回到混业。”
1954年出版的《伟大的崩溃》（The Great Crash, 1929, John Kenneth Galbraith）是论述1929年股灾的经典之作。作者加尔布雷恩教授总结了造成股灾的几条经验：（1）贫富不均；（2）公司治理差；（3）银行缺乏抗风险能力；（4）外贸失衡；（5）经济学家乱支招。情况与2007—2008的金融危机如出一辙。比如，今天公司高管的薪酬失控便是公司治理名存实亡的表现。而今天衍生产品、交叉持股、高负债率和杠杆率又削弱了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但我以为，在五个因素中，又以贫富不均、外贸失衡以及经济学家乱支招的危害最大。
贫富不均应该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因为有大量闲钱，才有所谓的投资收入，如房租、股息和利息。有投资收入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大量“闲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势必翻手云覆手雨。而且富人可以持币待购，一旦他们退出股市停止消费，势必造成股市低迷，经济衰退。富人的消费本身就是畸形的和非刚性的。所以，2008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拿出70亿美元刺激经济时，主要是帮助低收入者，其中包括第一次购房者、穷人和领取退休金的老人。这些人群得到钱后不会积攒起来不花，大多会选择即刻消费。
1929年的股灾和金融危机前便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1907—1929年期间，产业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2％，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则增加了55％。收入方面，农民还不如工人。1910年，农民的收入是非农业工人收入的40％，而到了1930年，则下降到30％。农民的实际收入在减少，因为农产品价格下降，而税收和生活成本却在上升。工人、农民没有钱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美国最富有的［1］5％的人得到了全美国1/3的收入。
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也一样。2007年美国CEO的平均年收入是1880万美元，较上一年上涨了20.5％，而同期的公司收入仅增加了3％。美国有1000个亿万富翁。美国每年1％的富人收入在增加，而80％的人收入在下降。全球范围来看，也是这样。2005年前［2］50位世界顶级富豪的收入高于最穷的4.16亿人。
外贸失衡也是大问题。“一战”期间美国是顺差，出口多于进口。不是外国不愿意进口美国的货物，而是美国关税过高。还有，欧洲国家向美国银行贷款购物。美国银行在股市赔钱之后，不愿再向欧洲贷款，反而向欧洲国家索款，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欧洲国家无力购买美国的货物，美国出口减少，加剧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外贸而言，中国的情况与1929年美国的情况颇为相似。1913—1924年的十年期间，美国的黄金储备存量从19.2亿美元增加到45.5亿美元。当时美元还远没有其今天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的货币仍然是金本位的。近十年来，中国因贸易顺差也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外汇与外贸成了难解的连环套，与金融缠在一起后更是险象环生。
除了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加尔布雷恩教授认为，经济学家也是一害。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那些经济学家和经济上出谋划策的人都是冥顽不化的。”我以为，经济学家们并非不知道大势，他们是在装糊涂，妥协才能进入权势者的圈子。
二
1929年的股灾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火山总爆发，凸显了各种问题。而其他危机仅涉及资本市场的某一个方面，小灾小难无损于大局。
1986—1995年，储蓄和贷款机构最后花掉政府1240亿美元。1987年美国股市下挫是因为股价虚高，以及垃圾债券引起的企业过度兼并。1998年的长期对冲管理基金仅涉及金融衍生产品的问题，格林斯潘很快将其搞定。2001年前后的网络公司泡沫危机是因主要公司财务造假和券商的分析师虚假炒作所致。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比较凶猛。泰国的国际收支失衡以及曼谷房地产市场泡沫成为危机的导火索。国际对冲基金利用东南亚的经济泡沫冲击这些国家的货币，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及经济衰退。东南亚国家受到重创，但就全球范围来说，这场危机仍然是局部的，其打击范围是有限的。中国之所以能在这次灾难中幸免，主要归功于两个原因：一是资本管制（主要是外汇管制）；二是银行是国有的（当时中国的银行还没有上市）。
美国认为，东南亚之所以会出现金融危机，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金融制度不透明、政府挥霍无度、滥上大型项目以及政治腐败。但这些［3］问题美国今天都有，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劳民伤财的政府项目。
三
当然，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1929年美国是全民炒股，而2007—2008年美国并没有全民炒股，金融危机主要是华尔街黑帮所造成的。1929年主要是挤兑商业银行，券商鲜有破产的，而2007—2008年则既挤兑商业银行，也挤兑券商。再有，今天的社会保障体系较好，所以尽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如阵阵寒风，绝大多数人还不至于挨饿受冻。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在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电视机的普及并不代表社会进步，即便能够看上彩电仍然可以是个穷人。确实，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可以缩小差距但有人却要扩大差距。贪婪仍然是我们心中的魔鬼。注 释［1］Greg Farrell, Merrill chief says slowdown will rival 1930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2, 2008［2］Anger at Rise of 'Superclass', Financial Times Wealth Summer, 2008［3］Asia, Here we go again, The Economist, October 18, 2008第一章雷曼之死
阴谋家喜欢在夜里工作，有世人皆睡我独醒的感觉。美国金融老大则喜欢在周末决定资本市场和国家的大事。不是他们要搞阴谋诡计，而是深怕过度影响市场。因为资本市场太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大起大落。老大们周末议事，可以从容一些。
2008年9月第三个周末，美国金融界又有重大决定：大券商雷曼兄弟将申请破产，金牌券商美林则以500亿美元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了美洲银行。开过“丐帮”大会
雷曼最后结束生命只用了三天。2008年9月9日，雷曼的股票开始狂跌不止，三日内价值少了一半。2008年9月12日周五下午6点，在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局（美联储）的召集之下，华尔街的各路英雄到会。美林、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等10家金融机构来的都是一把手，还有一些商业银行的负责人。这是一场空前的大会，也可以说是华尔街老大难得召开的“丐帮”大会——要向联邦政府要钱。周五、周六、周日，接连开了两天半会议。
老大们希望美联储能够为雷曼的债务担保，以便其他金融机构放心收购。雷曼股价跌到4美元的时候，潜在收购者开始现身。美洲银行和英国的Barclays银行表示有意收购。几家私人股权基金和香港的汇丰银行也来凑热闹，但很快退出。Barclays则比较认真，但最后借口无法在周一前得到股东批准而退出。据说是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发出警告，让Barclays不要趟雷曼这潭浑水。
美洲银行和Barclays银行是传统上的商业银行，尽管现在也做券商业务，但主要还是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投资银行，也就是券商，一度非常神气，大有主宰金融界的势头，但因为在次贷危机中伤了元气，只能低三下四地求助于商业银行，没想到求了也不行，几家商业银行还是不肯收购雷曼，非要美国政府为雷曼的债券担保不可，理由是短期内无法查清雷曼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不同意担保。相反，他希望有10家左右的华尔街券商出资，接手雷曼账面上400～7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美联储纽约银行总裁莫西F·盖特纳反复强调，要靠“行业解决办法。”［1］但券商不同意，因为这种冤大头的事情他们不干，只有美联储和财政部愿意干，反正它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们这里的说法是，用的是国家的钱）。高盛也是见死不救。历史上雷曼和高盛曾经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家券商都是犹太人创立的公司，券商的第二代领导人关系密切，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一度共有过六十多个客户。
2008年9月14日周日下午两点，Barclays退出谈判。再没有任何一家金融机构愿意考虑收购雷曼。至此，雷曼别无选择，只能决定申请破产。雷曼的老总迪克·富尔德也就此黯然退出舞台。他从1994年起担任雷曼的一把手，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一直被视为华尔街掌舵人物之一。百足之虫
雷曼已有158年的历史，现有雇员2.5万名，业务遍及全球，称得上是一条百足之虫。雷曼安然度过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经历过不少大风大浪。
1845年，雷曼三兄弟创办了雷曼，三兄弟都来自国外。大哥亨利·雷曼1821年生于德国，后移民美国，在南部的阿拉巴马州开了一家贸易小商号。大哥站住脚之后，又把两个弟弟接到了美国。雷曼兄弟靠棉花生意起家，以后随着美国工业化而崛起，抓住了汽车行业和连锁店发展的机会，做了许多承销业务，后来又做了不少欧洲债券的承销业务。但大哥亨利没有看到这天，33岁便英年早逝。
雷曼成长用了一百多年，但最后垮台却很快，只不到半年时间。
□ 2008年3月，股票下跌40％，日本一家贸易公司因追讨欠款起诉雷曼，投资者担心雷曼资不抵债。
□ 4月，雷曼发行30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筹资。
□ 5月，分析师预测雷曼因对冲业投资的持有量而可能亏损，雷曼股票下跌6％。
□ 6月，第二季度亏损28亿美元，试图再筹资60亿美元。
□ 7月，投资者担心雷曼成为贝尔斯登第二，股票下跌16％。
□ 8月，试图出售400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组合。
□ 8月19日，考虑出售资产管理业务。
□ 8月21日，与韩国开发银行秘密谈判，拟出售50％的股权。
□ 8月26日，韩国金融监管局提醒韩国开发银行注意雷曼的风险。
□ 9月10日，与韩国的谈判失败，投资者再次担心雷曼资本金不足，雷曼股票下跌45％。
□ 9月11日，雷曼公布第三季度结果，减记78亿美元。
□ 9月12日，闭市股价3.83美元，比2007年9月1日的股价下跌93％。
□ 9月15日，申请破产。
雷曼说走就走，吓坏了许多人。美林是华尔街的一条大虫，但雷曼破产，美林老总塞恩就吓破了胆，赶紧以50亿美元的价格将美林卖给了美洲银行。2007年，美林还值100亿美元，美洲银行有意收购［2］美林，塞恩死活不肯，雷曼之死让他再不敢犹豫。不过，塞恩把美林卖了一个好价钱，每股29美元，而9月12日周五股市收盘时，美林股票的收盘价是每股17美元。美洲银行的老总对券商业务并不感兴趣，但他垂涎美林的零售业务。零售点和零售业务人员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雷曼倒闭，摩根士丹利没有倒闭，对中国来说也是暂时躲过一劫。中国在摩根士丹利有巨额投资，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本钱也难收回。大家都相信，雷曼这样的百足之虫不会倒闭。雷曼倒闭，美林被收购，华尔街只剩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这两家独立的券商。摩根士丹利的投资人不能不捏一把汗。不过，与摩根士丹利相比，雷曼还是有距离的。雷曼是一流券商，但不是超一流的券商。美国资本市场火烧连营，但要烧到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还有一段距离。再者，只要不破产，即便摩根士丹利被收购，投资人的利益还是有保证的。券商豪赌
美国政府不救雷曼的决定，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不救雷曼，为什么要救券商贝尔斯登？不过，保尔森等人不是不想救雷曼，实在是力不从心。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贯主张救机构要紧，用直升飞机撒钱也在所不惜。财政部长保尔森也是支持机构的死硬派。但就是这两个死硬派，撒钱也撒得手发抖。政府接手房利美、房地美要拿出2000亿美元，如果形势继续恶化，2000亿美元怕还打不住。20世纪80年代，美国住房贷款危机扫尾时，原先估计要用250亿美元，最后［3］用了1238亿美元，相当于2008年的2860亿美元。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时，是美联储做的担保，又占用了290亿美元。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为4.5万亿银行存款担保，IndyMac出事，花去联邦储蓄保险公司89亿美元。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只剩下450亿美元，如果钱不够，又需要联邦政府注资。出了钱能否管用还是一个问题。“两房”援手刚过两天，雷曼兄弟便宣布告急。AIG也已告急，需要再有300～400亿美元才能搞定。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如果保尔森不救，如何知道救不了？可怜部长大人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过，或许美国政府根本就不应该救券商，能救也不应该救。即便几家大券商倒闭，那又何妨？即便经济衰退，那又何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的当权者们就给东南亚的朋友们开了一服虎狼之药，说是越糟越好。反过来说，如果券商破产，而美国又能熬过这场危机，那正好说明，美国政府不救市，地球也照样转动。
雷曼倒闭，就是因为在次贷中赌得太狠。当时雷曼自己还有发放房贷的分支，而且摊子不小，至少有1200人。除了赌次贷产品，雷曼还赌信贷违约掉期。“信贷违约掉期”的英文是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是一种转移定息产品信贷风险的掉期安排。其价［4］值金额高达8000亿美元。雷曼破产，其许多对家纷纷为CDS购保，价格非常昂贵，1美元要付80美分，保1000万美元，要付800万美元。
雷曼是豪赌，资本市场也是豪赌。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到2008年9月中旬雷曼倒闭，全球金融机构与信贷有关的损失超过5000亿美元，其中只有3500亿美元的股权得到了补充，1500亿美元仍然没有着落。资本市场是所谓杠杆融资，也就是有少量自有资金即成倍借钱。华尔街的平均“杠杆”比例是14.5倍。那么短缺1500亿美元的现有资金，金融机构就要少借很多钱，资本市场就少了2万亿美元的流通性，就会爆发严重危机。
如果能够痛改前非，今后可以减小杠杆贷款比例。但这并不能解决时下的危机。已经欠下的孽债，不可能马上甩掉。
两三年之前，我们还抱着小学生虚心学习的态度，把美国券商恭恭敬敬地请进来。转眼间雷曼大哥走了，贝尔斯登也要被收购了，连美林这样的大虫也插标自卖。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让人唏嘘不已。现在是我们反思资本市场的时候了，国内也有人开始讨论救市的问题，而且还喜欢援引美国的例子。我们纵有千条理由救市，美国的先例怕是不足以服人。雷曼的例子表明，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政府想救也难。救市前敌总指挥保尔森
布什任总统期间，美国有两大祸事：伊拉克战争和华尔街金融危机。攻打伊拉克，美国折兵损将，伊拉克人民更是遭受灭顶之灾。金融危机则祸及全球，连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成了惊弓之鸟，一夕数惊，不得安宁。
伊拉克之战是布什亲手发动的，金融危机则与布什关系不大，完全是华尔街老大们一手造成的。布什至多是对券商放任自流，但克林顿当政时对券商也是放任自流。今天布什对金融老大仍然是放任自流。金融老大保尔森摇身一变，又成了部长大人，坐镇美国财政部，亲自指挥美国的救市战斗。而布什完全成了一位阿斗式的人物。保尔森拒不承认美国金融有危机的时候，布什就一口咬定经济基本面良好，保尔森要求纳税人出钱的时候，布什连忙上电视喊狼来了。投放有毒金融“创新”产品
救市由保尔森来指挥，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次贷创新产品出笼，高盛是主要黑手，高盛是领军券商，而保尔森当时又是高盛的领军人物。对于今日美国的金融危机，保尔森罪责难逃，用罪恶滔天一词来形容并不过分。“三鹿”是往奶粉中添加有毒化学物，而美国券商则是往金融血液中投放有毒的金融“创新”产品。两者皆因贪婪而起。当然，也可以说券商比“三鹿”是一个进步。“三鹿”是谋财害命，而券商则谋财不害命，至少没有直接害命。但谋财也会间接害命。谋财与谋财害命都源于贪婪。
现在各方已有共识，金融机构负债率过高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28日，在以高盛为首的五大券商主导的压力之下，美国证交会取消了对券商买卖证券业务负债的限制。而当时高盛主持工作的一把手恰恰就是保尔森。
券商是一个黑社会性质很强的商业机构，凡事都由老大说了算。中国主权基金投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但对公司的管理业务却没有发言权。如果政府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听任券商兴风作浪，那么资本市场就会被金融老大所操纵，最后实行金融恐怖主义，要挟政府，要挟全社会。人很凶悍
保尔森很凶悍。中国女排出过一个“铁榔头”郎平，美国橄榄球运动员中也出过一个“铁榔头”，那就是保尔森。读大学的时候，他［5］是大学橄榄球队员，勇猛无比，所以得此外号。据说他有铁一样的自信心，脾气也很大。而且他有一句名言，说高盛是“20％的人创造了80％的业务”。话说得极为自信，可见保尔森的世界观：高盛80％的人不入其法眼，一般美国人更不在其眼中，其他国家的人想来也不会入他的法眼。尽管每次他到中国来，从电视上看总是一脸谦恭的笑容。但我总觉得他是不怀好意，笑容是装出来的。券商越是笑得甜美，越是对你客气，那就越是要提防他们。就其本性而讲，券商都是自视很高的人，当他们向别人鞠躬致敬的时候，那都是有所企图了。
投资银行业务的关键是了解对手的想法、动机和恐惧。保尔森能［6］够成为老大，绝非一个粗人。如果是有求于人，见到外国政要的时候，保尔森就会笑容可掬。保尔森老谋深算。他本人出钱资助共和党，太太则出面为民主党提供政治捐款，脚踩两只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美国政客中，奥巴马是比较好的一位。2008年10月的民意调查表明，61％的美国选民认为，奥巴马当选将有助于恢复美国的希望感。可即便是奥巴马，与高盛也有关系，他从与高盛有关的人士处得了69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保尔森喜欢打电话，很少用电子邮件。这不仅是习惯的问题，也有黑社会老大的特点——做事不留痕迹，一旦事情败露，倒霉的都是下面的马仔。高盛的员工中也有因为在资本市场违法乱纪而被拿下的。但塔顶老大落网的寥寥无几，凡事他们总是一推三不知，政府也找不到证据。券商老大也是很小心的，少用电子邮件便是防范措施。当今证券诉讼中，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电子邮件已经成为主要证据。而使用电话还是比较安全的。券商和政府的内部电话很少有录音的。美国这方面的法律也很严：非经法官批准，政府不得对任何人进行电话窃听；如果政府未经许可窃听了电话，则有关内容不得用作被告被定有罪的证据。
保尔森霸气十足。他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不想对公众负责。”什么意思？大家不懂。一个民主国家的部级领导，居然公开声称不愿向公众负责，叫人很不理解。而保尔森又傲气得很，根本不予解释。倒是别人出来打圆场，说保尔森的意思是，他不想出面要纳税人出钱救市。保尔森本科是常青藤盟校达特茅斯大学文学专业的毕业，英文还不至于到词不达意的地步。言为心声：保尔森就是不愿向老百姓负责。保尔森自己为自己做了注解。谈到救市计划时他说：“美国普通百姓认为这是华尔街的事情。他们很气愤，我也很气愤。但美国百姓不知道此事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字里行间，他是看不起普通老百姓的。不错，美国普通百姓是一时看不透券商在资本市场所做的手脚。但保尔森等人对其所作所为的后果，应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不仅是懂，而且是很懂。
若是保尔森真的不想对公众负责，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他完全可以辞去本兼各职。这个世界上少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动。没有张屠夫，照吃褪毛猪。自1987以来，20余年日本共换了13位首相，平均一年多就要换一次。如果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出在日本，那么首相肯定要辞职，大臣中还有人会自杀。安倍下台前就有大臣自杀。遇到类似情况，欧洲的高官不会自杀，但部长和总理多半是要辞职的。美国却没有这个传统。总统当选后便一直要干到任期结束为止，很少有中途辞职的。克林顿被国会弹劾，也死活不肯辞职。个别辞职的也有，尼克松是一位，但仅此一例，而且当时全美国上下已经有了共识，视其为窃国大盗。美国高官的廉耻感比较差。
券商心理素质非常好。券商成功的第一要素是什么？第一要素就是厚颜无耻。如果做不到这点，券商业务多半是做不好的。中、美两国制度有很大差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两国都不乏厚颜无耻之徒，而且更加奇妙的是厚颜无耻之徒在厚颜无耻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是厚颜无耻的。保尔森和其他券商老大们并没有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出丝毫悔改之意。雷曼老大福尔德在国会做证的时候便将公司的垮台归咎于专做卖空的金融机构。中国有部分人喜欢整人，但轮到这部分人自己被整的时候就喊冤，就要拿宪法谈权利，但整人的时候从来不谈什么宪法，半点宪法也不谈。反攻倒算
美国券商老大中很多人喜欢干一任财政部长，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句号。保尔森也不例外，在布什总统的盛情邀请之下，他来到华盛顿出任财政部长。尽管当时已经功成名就，保尔森仍然不愿吃老本，要立新功。他到华盛顿来是有任务的，是肩负使命而来的。保尔森的使命之一是将社会保险私有化，把部分社会保险金变为个人投［7］资账户。券商一直在打养老金的主意。资本市场从来就是中、小投资者赔钱，券商等金融机构赚钱。但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的中、小投资者对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戒心很大，其中许多人远离市场，不肯轻易上钩。券商很难重新掀起网络公司泡沫那样的“投资”热潮，所以他们要“绑架”投资者入市。而社会保险基金私有化便是券商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保尔森是放弃高薪到政府部门服务的，为的是公益事业。但保尔森的公益怕不是美国大众的公益，而是华尔街券商的“公益”。“公益”与“爱国”一样，两个名词都不太好解释。不同的人爱国的方式不一样，爱国的对象也不一样。保尔森肯定说自己是爱国的。但他所爱的美国，肯定不是平常百姓所爱的美国。他所爱的美国肯定是一个老大当家的美国。
担任财政部长之后，保尔森不是考虑如何控制资本市场的风险，而是忙着为券商继续松绑。保尔森四处发表讲演，危言耸听地表示，华尔街的竞争能力受到了挑战。他打着爱国的旗号，说是要捍卫华尔街在全球的竞争能力，誓言在其任内的两三年中要“大有作为”。保尔森耿耿于怀的是三件事：投资者对券商的诉讼；政府对券商的监管（保尔森称其是“复杂和令人困惑的”）；再就是会计规则（保尔森认为美国的会计规则过于僵硬）。而以上三点恰恰是遏制券商胡作非为的重要因素。保尔森就是要反攻倒算，化解安然事件后人们对资本市场的警惕和各种防范。
美国国内也有人反对保尔森的做法。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便是一位。对于华尔街竞争能力堪忧的论调，他断然加以否认，称之为“一派胡言”。事实也确实如此。2007年年初，共同基金全球资产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比例分别为45％、35％和11％。全球210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资产，15000亿美元在美国。2006年，外汇衍生产品中的80％在美国交易。同年在美国交易的期货合同是欧洲同类交易的13倍，［8］是亚洲同类交易的15倍。更不用说，华尔街券商老大的薪酬为世界之首。保尔森和他在高盛的继任者年薪都是数千万美元。但保尔森等券商老大贪得无厌，凡事都要斩尽杀绝。继续操练
格林斯潘也是造成次贷危机的黑手之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格林斯潘已经不敢再为自己狡辩了，尽管他可能心里还是不服。可保尔森还在台上，他上蹿下跳，想出各种办法来挽救美国的券商。财政部长这个位置很重要，与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三足鼎立。财政部的办公［9］楼下有一条地下隧道，与白宫直接相通。可见财政部与白宫的关系之深。
保尔森把华尔街老大的做派带到了华盛顿，带着一帮亲信策划于密室，然后将其决策作为既成事实公布于众。国会众议院住房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愤愤不平地说：“关于贝尔斯登和AIG的决定是由布什行政当局做出的，尤其是由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布南克做出的，国会只是得到通知而已。”7000亿美元的救债计划，保尔森又是故伎重演。保尔森和布南克拜会了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导人。两人一口咬定，美国经济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离金融制度溶化只有数步之遥。
保尔森手下有四大金刚，救市计划的具体内容大多出自此四人之手。四人都来自高盛，有的还是保尔森为了救市而专门从高盛搬来的救兵。券商是政府救市的主要获益者，而制定该计划的财政部长和其手下又都是来自华尔街的券商“精英”。这种关系很不正常。美国的［10］一位实业界人士指出，这种关系是严重的“乱伦关系”。但这位实业界人士恳求记者不要披露其姓名——也算是敢怒不敢言。可见，保尔森等金融老大是很有淫威的。无独有偶，美国的一位著名分析师梅雷迪斯·惠特尼也说，炮制金融创新产品时，银行与评级机构［11］之间是“乱伦关系”。而保尔森则不以为然，居然摆出一副举贤不避亲的样子。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购买坏账的方案之后，保尔森［12］立刻任命他在高盛的老同事尼尔·卡什卡里来负责这项工作。他手下的一位发言人恬不知耻地说：“到了这个紧要关头，美国人民需要所有他们能够请得到的专家到财政部工作。”高盛抛售有毒金融创新产品的时候立于不败之地，酿成大祸之后，他们仍然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只是从华尔街换到了华盛顿，他们仍然在那里呼风唤雨。这样的资本市场，公理何在？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BBC记者在美国街头采访普通百姓，就有人愤怒地指出：“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我看华尔街这些券商就是有组［13］织犯罪。”如果真是有组织犯罪，为什么这些人可以逍遥法外，而且其中的一些人仍然窃取政府的高位？这就是因为法不责众。评级机构、券商老大、两房高管、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最高领导以及美国总统和国会领导，对于金融危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美国资本市场的形式很不公平、很不合理，无好人可言。所以，谁也无法指责谁。防贼一样地防他“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千头万木春。”对于伊拉克战争，我们无须激动，美国陷入泥潭对于我们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才会一天天地好起来。但金融危机不同。金融危机是美国失火殃及邻居。中国有许多美元储备，保尔森放水，势必稀释我国美元的含金量。中国金融机构也有直接损失。据报，7家上市银行持有雷曼资产达7.2亿美元。中资银行涉及次贷资金也有可能到百亿美
［14］元。从这点上说，研究和揭露保尔森等券商老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今后再遇到此辈，不管是美国的还是本土的，一定要像防贼一样地防他。孤注一掷救券商
美国次贷危机成了连续剧，一集接着一集上演，高潮迭起，有时还有悬念。2008年9月20日周六上午10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公布了最新救市方案，题为“财政部关于购买抵押相关资产的立法建议”。按照该建议，美国将动用7000亿美元购买券商和其他金融机构手中［15］的次贷产品，同时，将美国的负债上限提高到11.3万亿美元。救贝尔斯登的时候，美国政府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政府做担保，但出面收购的是J·P摩根，美国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和救助AIG也仍然是个别行动。但要求7000亿美元拨款，保尔森等人是赤膊上阵了。国会不是走过场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政府部门要用钱，事先必须得到立法部门的批准。保尔森指使手下用了6个月的时间准备该草案。只拿出不到3页纸的草案，供美国国会讨论。3页纸的东西当然是含糊其辞，最后国会拿出来的提案长达106页。
按照保尔森的方案，收购次贷产品如何定价，凡事完全由财政部说了算，没有任何立法机构的监督，也没有任何司法机构的监督。许多国会议员对此非常愤慨，纷纷表示反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得更是上纲上线，说是：“看了方案之后，我的结论是，不仅是我们的经济面临危机，我们的宪法也面临危机。”国会众议院住房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愤愤不平地说：“关于贝尔斯登和AIG的决定是由布什行政当局做出的，尤其是由财政部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布南克做出的，国会只是得到通知而已。”事不过三，7000亿美元的巨款一事上保尔森还想蒙混过关，但他没有得逞。美国国会议员出来兴师问罪了。
9月29日，美国众议院就保尔森的救市法案投票表决。法案未被［16］通过，228票反对，205票赞成。一时间市场大乱，道琼斯指数下跌5％，油价因人们担心经济衰退而迅速下跌，美国政府债券和金［17］价迅速上升。股市蒸发1.2万亿美元。银行同业拆借的隔夜利息高达6％以上。民意也随之转向，更多的人要求国会救市。
10月1日，参议院投票表决，以74票对25票通过了该法案。美国国会表决通常是先众议院，后参议院。参议员的人数比较少，地位比较高，任期比较长。与众议员相比，参议员更加老谋深算，行事也更加稳重。克林顿在台上的时候生活腐化，而且就此做了伪证，众议院决定弹劾，而参议院则以大局为重，表决时放过了他。
修正后的救市法案中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为企业和个人减税，暂时提高联邦政府对银行储蓄的保额。10月3日，众议院以263票对171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法案。布什总统当日便慌慌张张签署了法案，生怕有变。救市不等于救股民
7000亿美元不算少，分摊下来平均每个美国人至少2000美元，远高于中国人的年均收入。但这点钱对美国人来说还是完全可以承受的。7000亿美元只占美国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到2008年9月，伊拉克战争已经花费了7000亿美元。再者，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经济遭受重大打击，政府更愿多印钞票。但即便是救市场，如何救市，救市到底救谁，仍然是一些大问题。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涉及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券商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拖欠抵押贷款的购房人；以及美国纳税人和所有拥有美元的人。
救市与救股民不能混为一谈。保尔森等人是救机构而非救股民。保尔森要救市没有错，但他自己应该率先出钱，至少是拿出一部分钱表示一下。2006年，保尔森离开高盛到华尔街做官。按规定他应售出高盛股票，以避免利害冲突之嫌疑。但其却未售出其股票，其后，各种酬金加在一起，保尔森共拿到5亿美元。这里面有很多是黑心钱，是来自于烹制和兜售次贷产品所得。保尔森之流号召大家共赴国难，但他们自己并不以身作则，他们并没有拿钱表示爱心。中外历史显示，那些高喊爱国的人，那些高喊共赴国难的人，大多是要别人赴难，而自己则大发国难财的人。券商就是这样，至少美国的券商是这样。
有些学者认为，那些券商倒台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是政府救市，也应该是直接买进住房抵押贷款，而不是购入券商在住房抵押贷［18］款方面烹制的各种金融创新产品。
保尔森的救市方案很坏。坏就坏在纳税人出钱，而华尔街的老大们却一毛不拔，分文不出。豪赌资本市场，券商是赢了自己净赚，赌输了他们则不赚不赔，这就比较恶劣了。美国一些议员提出要给高管的收入封顶。美国负债的上限可以提高，为什么不可以给券商老大的收入封顶？危机来的时候，许多人都是要割肉的。但券商老大为什么不割肉？他们自己不割肉却要全体国民割肉，这就很不公平，是杀贫济富的勾当。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情况下，资本市场就是杀贫济富。
保尔森的救灾方式没有章法，也很不公平。要么是保尔森乱了方寸，要么是保尔森心里有鬼，让其他券商送死，腾出手来救高盛——他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雷曼、贝尔斯登和美林的老大有点冤了。若基金早一点问世，他们都可以得救。两党利益不一致
国会众议院第一次投票时，共和党众议员中反对和支持该法案的人分别为133人对65人，而民主党众议员中反对和支持该法案的则分别为95人和140人。
共和党议员中的极右派反对政府大举救市，害怕这是社会主义的前兆。另有一些共和党议员，还要在法案中加入有利于富人的条件，继续削减资本增值税，且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当然，共和党议员也并不是一定要与保尔森过不去。毕竟大家都是共和党，实在是他们受到的压力也很大。法案讨论期间，美国议员办公室接到无数电话，反对和支持保尔森法案的比例是100:1。
民主党的众议员和许多专家都提出券商高管收入封顶。还有的建议高管报酬发放的时间应该拉长，最好以10年为限，以免高管做手脚，将资产虚增之后先拿高报酬，问题留给后面的人接手。券商极力阻挠这些建议。金融服务全国圆桌会议政府关系事务部副主任就表示，［19］支持保尔森的法案，但坚决反对“限制高管收入的条款”。
住房欠款业主是民主党想救的人。一些议员提议酌情减少抵押贷款的金额。美国有大批有经验的破产法官，有能力根据个案的情况减少抵押贷款额。减债需要法官甄别，因为购房者中不少是投机商，并非用于自住，救灾不能救他们。但这个建议布什行政当局表示反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许多人也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那些购房者不负责任，购下远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住房，失去房屋是咎由自取，纳税人不应该再为其背债。
民主党参议员提议设立一家机构，救助金融机构时以资金换股权。但券商及其在政府的代理人死活不肯。政府收购高盛吗？此举肯定非保尔森所愿。保尔森本人就是在高盛成长和发家的，他哪里会自己下令同意政府收购高盛？并无胜算
如果政府收购次级债产品，定价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价格太低，券商不答应，他们的要害问题就是不肯认赌服输，不愿意低价出售次级债产品。如果收购价格过高，那自然是纳税人要多出血。某些业内人士认为，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知道房贷产品的真正价格，房贷产品［20］有可能是一美元仅值20美分，有可能是一美元仅值60美分。在这个问题上，两党议员都没有好办法。
虽然救市法案已经通过，但政府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准备，然后才能够开始收购次贷产品。收购业务将主要外包给私营部门，政府只聘用二十多位工作人员。收购次贷产品还有一笔不小的管理费，金［21］额可观。通常业内的资产管理费是被管理资产的金额的1％。华尔街的理财高手们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各路游说公司也虎视眈眈，准备出手。当然，还有准备将次级债产品卖个好价钱的各金融机构。华尔街的次级债盛宴刚刚结束，新一轮的分赃又要开始了。关心自己比关心他人为重
美国资本市场显了原形。但作为中国人批评美国的弊端，总是有些忐忑不安。若是真正关爱自己的国家，就应该首先批评自己国家的不足。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种态度不合逻辑，也不太合乎情理。关心自己比关心他人为重才对。不过，我认为批评美国的资本市场有两点现实意义。第一，我国外汇储备中有大量是美元。保尔森稀释美元势必影响我国的利益。所以关心美国资本市场的动向是情理中的事。第二，我们有的同志一直在号召大家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而且还要以美国券商为师。保尔森等人的表演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真是万幸之事。我们喜欢强调要抓住机遇，什么是机遇？美国大搞资本市场，而我们不搞或小搞，那就是我们的机遇。美国犯错误而我们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就是机遇。希望我们能够不再重复美国的错误。希望我们能够认清资本市场的真实面目。注 释［1］Eric Dash. 5 Days of Pressure, Fear and Ultimately, Failur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2008［2］Andrew Ross Sorkin, After Frantic Day, Wall St. Banks Falter, The New York Times, Septmeber 15, 2008［3］Justin Fox. Bailout Nation, Time, September 11, 2008［4］Finance & Economics, Nightmare on Wall Street,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5, 2008［5］Daniel Gross. The Captain of the Street, Newsweek, September 29, 2008［6］Daniel Gross. The Captain of the Street, Newsweek, September 29, 2008［7］Peter G. Gosselin. Treasury's changed man, Los Angeles Times, July 25, 2008［8］Alan Murry. Why Wall Street's capital 'crisis' is moving to the bank burn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3, 2007［9］Lexington. President Hank,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9, 2008［10］Mark Hosenball. Paulson's Goldmen, Newsweek, October 6, 2008［11］Jon Birger. The Woman Who Dalled Wall Street's Meltdown and What She Sees Next..., Fortune, August 18, 2008［12］Massimo Calabresi. Paulson and Bernanke Running Out of Options: October 8, 2008［13］BBC. BBC News, 8:00 a.m., September 23, 2008［14］美国金融风暴．扬子晚报，2008—9—23［15］David M. Herszenhorn, $700 Billion Is Sought for Wall Street in Vast Bailou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08［16］Carl Hulse and David M. Herszenhorn, House Rejects Bailout Package, 228—205; Stocks Plung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08［17］Jay Newton, A Second Chance（and Thoughts）on the House Bailout Vote, Time, October 1, 2006［18］Ari J. Officer, Lawrence Ho. Officer, Let Risk-Ta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il, Monday, September 29, 2008［19］Steve Lohr. In Bailout Furor, Wall Street Pay Becomes a Targe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08［20］Vikas Bajaj. Plan's Basic Mystery: What's All This Stuff Worth?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5, 2008［21］Mark Landler, Edmund L. Andrews, For Treasury Dep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2008第二章为市场化卸妆
资本市场来身就有，没有股市也存在，没有股民的参与也存在。而股市的蓬勃开展则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股民跟着大起大落。从德国和美国的正反经验看，股市运动弊大于利。从各国经验看，不管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股市这个东西是小搞小乱，中搞中乱，大搞大乱。市场化好在哪里
2008年7月17日，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股票交易所发生骚乱。在此之前，股价连续下跌15天，投资者恳求交易所暂停交易，但被管理［1］层所拒绝。可能是刚看过电影《功夫熊猫》之故，投资者们一声喊打，数百人刹那间变成了功夫熊猫，直拳飞腿，将交易所的门窗打得粉碎。
卡拉奇的股市骚乱并不是孤立的，以股市为核心的美国式资本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到了严峻挑战。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就公开提出，这次金融危机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敲响了警钟。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之一就是过度市场化——美国那边叫“放松或取消监管”（deregulation），结果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到处兴风作浪。但有些朋友对市场化仍然割舍不下，仍然抱住市场化的旗号死死不放。他们仍然把市场化视为当务之急，仍然在批评过度监管，甚至把矛头直指监管部门。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他们到底有什么理论基础？他们到底是要干什么？假定只能是一种假定
股市好在哪里？在一些朋友看来，股市好就好在市场化。股市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美国总统里根也是一贯主张行政让位于市场。他的一句名言是：“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说得很对，政府本身经常就是问题。但美国先哲麦迪逊也有一句名言：“倘若我们都是天使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政府。”很明显，我们并不都是天使，所以我们自己制造了政府以毒攻毒。“市场化”可以是很坏的东西。2008年，美国有20家私人银行倒闭，其中总部在加州的IndyMac还是一家大银行。这些银行也是市场化的，其倒闭并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相反，政府的行政行为并非百无一是。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也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来拉动经济。现在又轮到美国了。美国的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人支持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拉动经济。另外，市场化所形成的垄断也只能靠政府的行政行为来打破。
从历史上的经验看，资本市场的活动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利率高低是资本市场的头等大事，而利率的高低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按国家统计局统计，2008年，中国上半年GDP同比增加10.4％，［2］CIP涨7.9％，而我们银行的存款利率不到5％。负利率在资本市场是最头疼的大事。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与市场化无关。到2008年6月底的时候，亚洲国家中除韩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是负利率。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已经发出呼吁，敦促亚洲国家加息（如果是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我们这样做，我们可以怀疑其动机，因为这两个国际组织是欧美控制的。但亚行出来这么说，我们就不太好怀疑了，因为中国在亚行内的地位很高，算得上是一位大哥）。
美国券商也并不是一味地要求市场化。股价高的时候，他们就让政府走开——不，是让政府滚开。股市不好的时候，他们就要求政府干预，用纳税人的钱救市，而且一点也不含糊。这就是官商一家、兵匪一家，市场与行政联手，一同鱼肉股民，一同鱼肉美国人民，一同鱼肉世界人民——美元贬值就是鱼肉世界人民，世界人民手里有不少美元。
展开讨论需要假设前提，但假定只能是一种假定，并非唯一正确的前提。有错误的假定前提，就必然形成错误的逻辑链。股市也一样：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发展资本市场，我们就有一个假定，那就是资本好得很。假定并盲目坚持一个前提是危险的。假定市场化是正确方向也是危险的。
有时我们把假定当作了事实。比如，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到纽约股票交易所为公司上市敲钟，并以此为荣，至少是照片被人当作广告挂起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股市是个好东西的结论，那么该结论只是一种假定。我们不能把假定当作既成事实。这一点美国券商自己再清楚不过。美国总统自己就不到纽交所去敲钟。克林顿在位的时候，股市曾经牛气冲天。克林顿身边的一些谋士建议他去纽交所敲钟，露露脸。克林顿本人也跃跃欲试，但被财政部长鲁宾苦苦劝住。鲁宾的理由是，股票市场这个东西时好时坏，股市好的［3］时候，总统去敲钟固然是风光，但股市下跌怎么办？鲁宾是券商出身，其中的奥妙是十分清楚的。当然，如果纽交所请外国元首去敲钟，鲁宾是不会为他们进言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干部不得力，就很难识破美国人的诡计。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会办洋务很重要。
美国券商的本质工作就是调动投资者，然后趁其不备赚他们的钱（可怜投资者经常以为自己也调动了券商，是在与券商博弈，能够赚券商的钱）。调动来调动去，券商也调动了自己，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头脑是比较清楚的，他们是在调动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所调动。
高盛前首席执行官保尔森也深知不能盲目假定，不能想当然。他曾经吹嘘说：“我总是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想当然。我告诉这里的人（指财政部的人）不能想当然。必须拿起电话，多找人了解情况。”［4］
对于假定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提出疑问。同一件事情，可以得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有些朋友认为，只要“社会保险”到位，人们就无后顾之忧，人们就不用为生老病死担忧。大家可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无数新老股民可以到资本市场这个江河湖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也可以说是要大家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在全球化的运动，在市场化的运动中，必须接受资本市场的战斗洗礼（当然，我们现在不用“运动”一词，而用“浪潮”一词。但运动就是运动，不管巧用什么名词，也改变不了其属性）。但同样是完善社保制度，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德国的社保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德国人民并不因为有社保而忘情地投身于股市之中，他们对股市仍然是敬而远之。德国政府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号召广大德国人民参加股市的“致富”运动。答案不取决于市场，也不取决于行政
许多时候，公司的好坏与市场化无关，与行政也无关。比如，丰田汽车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做强做大，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一线工人薪酬与高管人员的薪酬仅有三四倍的差别，远比美国和中国的企业要小。中美两国公司高管薪酬失控，经常与业绩无关。但这个问题不是“成熟”市场和“完善”监管系统所能解决的，更不是市场化所能解决的。
再比如太监文化。深入我们骨髓的太监文化不会因为市场化而消失。纵观环球各国，只有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过大批太监，而且中国的太监为世界之最，九千岁魏忠贤能够当到副统帅的高位。什么是太监文化？遇到坏人、恶人忍气吞声，但转过身来又去欺负别人。这就是太监文化。指鹿为马，口是心非，这就是太监文化。不讲规则也是太监文化的一个特点。别人不守规则无可奈何，不敢怒也不敢言，但自己也不守规则。慧星袭月，白虹贯日，苍鹰击于殿上，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唐雎这样的义士、壮士、猛士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了，即便见到了也很少有人表示崇敬。自西汉引入太监并大力推行太监文化以来，多的是流寇、群氓和暴民，很少有据理力争的个人——如有据理力争的个人，要在第一时间将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掉。
太监文化势必影响到我们的股市和资本市场，影响到我们的市场化和行政行为。但市场化和行政行为并不能消除太监文化。这里的因果关系不能倒置，也不能互为因果——太监文化因封建专制而产生，市场化与行政行为对其并无特殊疗效。
我们还应该问：资本市场本身是不是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如果股市或资本市场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那么，不管如何市场化，也不可能打造出一个清凉世界。
这里可以看一看香港的例子。香港的监管是否比内地的好，我不敢妄加评论。但香港是全球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可直到2003年，香港才将内幕交易定为刑事犯罪。又过了五年，也就是直到2008年7月，香港关于内幕交易的起诉总共有三起，只有一人被定罪。而且量刑非常之轻，只判了6个月缓期执行的刑期，罚款20万港币，［5］完全是草草了事。如此之低的违法成本，内幕交易者当然多如过江之鲫。对于打击内幕交易，香港监管当局如此裹足不前，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内幕交易取证比较困难，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那就是监管当局并不想真正打击内幕交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许多人来证券市场就是来浑水摸鱼的，人气和打假不能两全。以股市为首的资本市场本身就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
我们所说的资本市场，实质上是以股市为主导的美国式的资本市场。不错，资本市场并非只有美国一家，别无分店。德国的资本市场与美国的就很不一样。德国股民人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而这一比例在英国为23％，美国为25％。德国人投资风险较小的金融［6］产品，储蓄也占了其投资的一大部分。德国的资本市场没有火爆的股市——但不能说德国没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本身就有，没有股市也存在，没有股民的参与也存在。股市的蓬勃开展则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基础，需要股民跟着大起大落。而从德国和美国的正反经验看，股市运动弊大于利。从各国经验看，不管是成熟市场还是新兴市场国家，股市这个东西是小搞小乱，中搞中乱，大搞大乱。
在我们这里，“股市”和“资本市场”这两个名词是通用的。这不只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其中大有玄机。股市在我们这里早已名声很坏，所以有人就隆重推出资本市场，将资本市场等同于股票市场。多年之前股市便有如残荷败柳的弃妇。但后来高人妙手回春，移花接木，用“资本市场”一词为股市改头换面。于是乎，股市摇身一变，成了清秀的丽人。但好景不长，丽人又色衰不支，太医们乱成一团，忙着讨论是用行政手段的强心针，还是用市场化的强心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