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与文明探源：徐中舒论先秦史论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中舒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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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与文明探源：徐中舒论先秦史论集试读：

弁言

日前听闻“大家学术”丛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即将付印问世，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其对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些确实是很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做一推荐。“大家学术”丛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渐升温的当口诞生的。我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时间里，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做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毕竟是继承并且创新的前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20年代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作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20世纪。比之清代，20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对20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20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20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中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做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大家学术”丛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受到欢迎。

这套丛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20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粹，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20世纪学者为主，为撰著系统的20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于北京清华园序徐亮工

徐中舒先生1898年10月15日（旧历清光绪戊戌二十四年九月初一）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今属安庆市）城西三里月形山下之徐家坂。初名裕朝。1914年先生考取安庆初级师范学校时，自己改名道威，字中舒，后以字行。

先生出身贫寒，不满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金氏携幼子无以为生，遂于1902年经舅氏作保，就食于安庆慈善机构清节堂。先生七岁入清节堂附设之育正小学启蒙。育正小学不收学费，而笔墨纸张及生活费用等则全赖其母在清节堂所设的织布厂劳作所取得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凄凉的身世成为激励先生勤奋学习的动力。1912年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皖省中学（今安庆市第一中学），因无力筹措学费而于一学期后辍学，回家自修。1914年初，安庆初级师范学校（亦为今安庆第一中学前身）恢复招生，该校系公费待遇，不收伙食学杂等费，先生遂决然赴考，因入学考试成绩优异，直接插入该校三年级学习（初级师范学校系五年制）。先生在师范学校学习三年，得国文老师胡远濬（前清举人，擅长桐城派古文，与吴汝纶交情甚厚。后为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导，奠定了先生在古典文献方面的基础。1916年底，先生毕业于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即任教于该校之附属小学，这是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之始。其后三年里，先生又先后考取公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及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终因所学与已养成之志趣不合而退学。1920年至1925年又先后在桐城方柏堂家和上海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上海当时系开全国风气先声之地，而李国松之祖父李鹤章即李鸿章之弟，父亲李经羲曾任北洋政府总理。李家藏书甚富，还刻印书籍，故先生在此三年，教书之余，得有机会大量阅读李家藏书及上海出版之最新学术著作，令其眼界一新。1925年2月，上海立达学会创办立达中学，先生受聘于该校任教，并于本年6月在《立达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古诗十九首考》。

1925年秋，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首次招生。先生以第四名的成绩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批三十二名学生之一。在这里的一年学习中，先生学从众师，而于王国维先生的“古史二重证法”尤有心得，写成毕业论文两篇：《殷周民族考》（发表时题目改为《

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1927年，先生再次受聘于上海立达学园，随即被暨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聘为教授。1928年下半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先生与该所创始人傅斯年先生因文字订交，受傅先生之邀，受聘于该所为专任编辑员。1929年初，先生赴北平就史语所职。时史语所尚在广州，正拟迁往北平。先生到北平后，参加了史语所建所初期筚路蓝缕的创建工作及史语所在北平的选址工作。其后，先生承担了清代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任务。经过他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不到两年时间，这一批重要的史料就基本清理完毕，并分门别类上了架，重要档案不仅有抄录的副本，而且还有简明目录可查。1931年，作为这次整理成果之一的《明清史料》甲编出版，1935年又出版了乙编、丙编，后因抗战爆发停出。1948年史语所将其携至台湾，至1975年出版癸编为止，共计十编一百册，成为治明清史者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先生先后撰写了《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及《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两文，成为我国现代用科学方法大规模整理、出版历史档案资料之开端，在档案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0年初，先生晋升为研究员。该年底，又接替李济先生担任史语所的秘书。1933年下学期，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讲师，讲授“殷周史料考订”课程，直到1935年上学期。1934年10月，史语所迁往南京，先生与该所第一组继续留在北平，并担任该所在北平的负责人。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与史语所一同迁往长沙。次年2月，先生接受四川大学和中央庚款委员会之双聘，辞去在史语所的职务，携家人赴川，就职于四川大学。从1946年起先生又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将他的后半生全部贡献给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建设和发展。在这五十多年中，先生还先后兼任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通信研究员（1942—1946年），武汉大学（1942年）、燕京大学（1944—1946年）、华西协和大学（1944—1950年）、南京中央大学（1946—1947年）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开始），西南博物院院长（1952年），四川博物馆馆长（1978—1984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56年，先生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同时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20世纪80年代又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学科评议组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先生多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20世纪80年代，先生还分别被推举为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顾问、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及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长。1979年，先生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担任国家重点项目《汉语大字典》的主编。在先生与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部当今世界收集汉字字数最多、单字注音释义最全的巨著，于1990年10月出齐了全套八册。这是汉语语言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先生还先后主持编写了《殷周金文集录》《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及《甲骨文字典》等一系列古文字学方面的大型工具书，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先生一生治学，涉猎广泛，在古典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诸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六十余年锲而不舍，论著逾百种、数百万言。他的学术成果主要收集在《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中。

1991年1月9日（旧历庚午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因积劳成疾，久病不治，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三岁。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

殷、周之际，我国民族之分布，实经一度极剧之变迁。其关系后世，至为重要。旧史非但不载其事，又从而湮晦其迹，使我国古代史上因果之关系，全失真相。今由古书中参互钩稽，先发其覆；若云论定，则须俟之他日尔。

史言上古之事，虽属传说，然其立国建都之地，犹可考见。以此证史，固嫌文献之不足，而以此说古代民族分布之迹，则绝好之资料也。王静安先生谓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其界划至为明白。此东西两土之民族，是否为同一民族？此问题在人类学地质学未有新发见以前，吾人实不能加以证明。惟就其分布之迹论之，则似宜分为两种民族。

汉人所传之《世本·帝系姓》，谓殷、周同出帝喾之后。世远代湮，其说难征，梁任公先生于《中国文化史》之第一章已深致疑辞。兹再就周人兴起之迹观之。《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此事亦见《诗·大雅》《孟子》《庄子》《吕览》《淮南》《说苑》诸书，知为实录。《诗·宫》又曰：“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盖周之兴始于太王，太王迁岐，为周立王业之基，其建革兴作，承前启后，极关重要。薰育即殷、周间之鬼方，说本王先生《鬼方昆夷狁考》。《易·既济》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即武丁，今本《竹书纪年》系王师克鬼方于武丁三十四年，系邠迁于岐周于武乙元年，武乙去武丁未远，其时殷之国力甚盛，鬼方东略既不得逞，故转而西侵耳。豳在戎狄之间，密迩于鬼方而去殷甚远，则其习俗必同于鬼方而远于中国。观古公迁岐之后，乃贬戎狄之俗，则未迁以前，其俗必与戎狄无异。《左传·襄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以此言之，周人之语言文字，其初是否与中国同，尚属疑问。《绵》之诗曰：“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此复穴之复，《说文》引作，云：“地室也。”此周人自述其先代之诗，犹云居于复穴之中，未有家室，则其他亦可以想见也。周迁岐后，东与殷人为邻，始渐革其故俗，王季历更娶太任于殷，《诗·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则周人向化于殷者，盖可知矣。今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并有锡命季历与文王为伯之文。观后世新兴之邦，其初多受其邻近大国之封爵，则周之与殷，其关系亦当如此。及文王受命称王，武王伐纣克商，皆国力既盛后之自然结果，亦犹后世新兴之邦，国力既盛之后，亦并曾受其锡封之大国而灭之。如金之于辽，元之于金，清之于明，其事先后如出一辙。牧野之役，本为两民族存亡之争。其后周人讳言侵略，而儒家又造为吊民伐罪之说，于是此东西两民族盛衰变迁之迹，遂湮没而无闻焉。今由载籍及古文字，说明殷、周非同种民族，约有四证：

一曰由周人称殷为夷证之。《左传·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曰：“纣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夷人，殷人也。服氏、杜氏均以夷为四夷之夷，非也。《逸周书·明堂》篇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纣夷连文，亦谓殷人为夷也。纣夷又见《佚周书·太誓》篇，《墨子·非命上》引其文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非命下》引作“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天志》中引作“纣越厥夷居而不肯事上帝”，此同引一书而其文不同如此。盖昔人罕见纣夷连文，因转写讹谬，遂失其读。《逸周书·祭公》篇云：“用夷居之大商之众。”夷居大商与《泰誓》之称纣夷居义同，此皆谓殷人为夷也。

二曰由周人称殷为戎证之。《逸周书·商誓》篇云：“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殷戎犹纣夷也。《书·康诰》：“殪戎殷。”《伪孔传》：“戎，兵也。”殊为不词。郑注：“戎，大也。”亦非。《逸周书·世俘解》：“谒戎殷于牧野。”戎殷犹殷戎也。亦称戎商，《周语》单襄公曰：“吾闻之《太誓》之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此皆谓殷人为戎也。

三曰由殷、周畿内之地称夷者证之。《左传·昭二十六年》：“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又云：“召伯逆王于尸。”《后汉书·郡国志》：“匽师县有尸乡，春秋时曰尸氏。”案尸夷同字，《周礼·凌人》郑注：“夷之言尸也，实冰于槃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床曰夷床，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为言者也。”金文夷作，旧释为节，非也。《孝经》：“仲尼居。”《释文》：“居本作，古夷字也。”《汉书·樊哙传》：“与司马战砀东。”颜注：“读与夷同。”古夷字作者：金文《兮甲盘》有“南淮夷”之文，淮夷二字下各有重文作，即夷字重文之误也；金文之，与小篆之尸同形，尸氏即夷氏也。又《左传·庄十六年》：“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杜注：“夷诡诸，周大夫。夷，采地名。”诡诸为周大夫，夷地必在畿内，是皆周人称殷为夷之遗言也。金文《师酉敦》有西门夷、熊夷、秦夷、京夷、人夷诸名，此器载王在吴，各（格）吴太庙，命师酉云云，吴，旧释虞，是也。《汉志》谓武王封周章弟于河北，是为北吴，后世谓之虞。今本《竹书纪年》：“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春秋之虞、芮、荀、董，皆在汉河东郡，京亦当在其间。秦即嬴秦，《史记·秦本纪》谓秦之先，蜚廉死，葬霍太山，霍太山亦在河东郡。其余三夷之地，虽无可考，以虞、京、秦之所在论之，知亦相去不远。若此诸夷何为而荐居殷、周畿内？《书序》云：“成周既成，迁殷顽民。”《逸周书·作雒》篇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注：“九毕，成周之地。”成周畿内，本周公迁殷顽民之所，嬴秦又殷之诸侯，知此诸夷皆出于殷，而周人称之曰夷也。

四曰由箕子逊于朝鲜证之。《史记·宋世家》载：“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语极简略。《后汉书·东夷传》亦云：“昔箕子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其事别无可考。然东胡之先，本立国于朝歌之西，居殷畿内之地，曰余无之戎。而春秋之山戎、赤狄、鲜虞、徐、蒲、黎、潞、无终，战国之中山、东胡，皆其后也（说详专篇）。是东胡本居中原内地，或为殷之旧族，亦未可知也。

综此四证观之：周人之视殷人为东方异族，明矣。

至周人称殷为戎夷者，夷与尸同字，人之形体曰尸，故夷之本义当训人；戎从戈从甲，其本义亦当训兵，原无贱恶之意。《周礼·职方氏》云：“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以戎、夷与闽、蛮、貉、狄并称，盖以为异族，此后起之说。

周公迁殷民于成周，成周居四方之中，可耕之土田少，又压迫于异族之下，力耕不足资生存，故多转而为商贾。商贾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观《左传·昭十六年》郑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此商人即殷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周室东迁，郑桓公初居于郑，土旷人稀，必须招徕异族以实其国，与之质誓，使其无叛。殷人压迫于异族之下既久，故亦乐与郑人东迁。此商人若为商贾而非殷人之后，则《左传》此言，即不可通。古代都邑不能如后代之繁盛，一邑之中，商贾之家，多不过数十，桓公移民以实其国，何须此数十之家，而与之质誓？且“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亦非商贾之事，桓公之无须于商贾，亦已明矣。故此商人当即殷商之后，而居于成周者，故子产云与先君桓公同出自周。春秋郑大夫有徐吾犯。徐吾氏茅戎之别号，本为殷诸侯余无戎之后，春秋时尚居于茅津，在成周畿内。郑有徐吾氏，当即由此东迁者也。商为异族，故周人贱之，其后汉律贱商，即由此意衍出。而说者谓商为末技，因而贱之，盖后世从而缘饰之词也。

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化史》论古代阶级曰：“三代以降，‘百姓’与‘民’之两名词，函义如一。在远古似不尔尔。《尧典》‘平章百姓’与‘黎民于变时雍’对举，又以‘百姓不亲’与‘黎民阻饥’对举，是百姓与民异撰。《楚语》述观射父释百姓之义曰：‘王公之子弟之质能言能听彻其官者，而物赐之姓，以监其官，是为百姓。’《吕刑》：‘苗民弗用灵。’郑玄注云：‘苗，九黎之君也，此族三生凶恶，故著其氏而谓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见仁道。’夏曾佑据此诸文，因推定古代汉族征服苗族后，自称其族曰百姓，而谓所征服者为民，故民之上系以黎，或以苗。因谓百姓与民为两大阶级之徽帜。此虽近武断，然远古社会或如是也。”案梁先生之说是也。黎民疑即西伯戡黎之黎。黎在殷、周之际，为殷畿内之国，居于上党，与殷人同为东方民族。周既灭殷，黎之遗族，或留居故土，周人谓之白狄，战国以后为东胡。或南迁于淮，春秋时为徐，为群舒。或与殷人错居于中国，周人呼之曰民，累言则曰黎民。厥后与周民族渐次混合，遂成为今日中国之汉族。此两民族既经混合之后，种族之分已泯，于是黎民遂为黎庶之称。其南迁者，至秦、汉时大部分仍与汉族混合，《后汉书·东夷列传》云：“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是也。其小部分则疑为今日福建之畬民及琼州之黎民。北京大学《国学周刊》董作宾君《说畬》，谓畬民四姓，曰盘，曰锺，曰蓝，曰雷。其宗法甚严，并有族谱。其语言与汉语同一语根，其称一般土人（董君之意当谓福建土著之人）曰百姓。观董君所述，畬民笃守宗法，则其民族之名，与姓氏之别，历代相传，或无所改变。徐、舒、畬，同为从余声之字，《路史》谓锺黎氏徐之别封，其后有锺氏，畬之锺姓或即此族之遗。其称福建土著之人曰百姓，即周人以民与百姓对举之意。

今之治人种学者，以肤发之色，区别人种。黎，黑也，黎民与黔首同意。史称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颖达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头，故谓之黔首。”此后起之说也，黔首之本意，当不如此。《战国策·魏策》苏秦为赵合从说魏王曰：“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史记·陈涉世家》：“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起新阳。”又《项羽本纪》称陈婴军“异军苍头特起”。应劭曰：“时军皆着青巾，故曰苍头。”服虔曰：“苍头谓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号，以相识别也。”此以后起之事，拟于古代，其说亦非。疑黔首、苍头，皆谓其发之颜色。盖战国、秦、汉之间，尚有黔首、苍头之两种民族。秦、汉而后，种族之界限渐泯，后人遂不知有黔首、苍头之别，因谓以黑巾青帛覆头云。苍浅青色，后人虽云青发、绿发，而苍实与黑不同，后汉史晨《奏铭》云“黑不代仓（苍）”是也。故谓之黔首，即所以别于苍头也；谓之黎民，即所以别于非黎民也。此问题所关至巨，要非纸上材料所能论定，姑发其疑于此。（原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1927年6月）

耒耜考

我们农业史的开端，向来只有几个传说：

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系辞下》

古者垂作耒，以振民也。——《说文解字·耒部》

后稷播时百谷。——《尚书·尧典》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史记·周本纪》

如果夏、商以前，我们就有像后来的耒耜耕农，那岂不是我们的农业从最初到现在就没有什么演进？从而我们社会上的一切，也完全在停滞之中。我们的历史，只要有几个帝王卿相的号谥，也就可以表示我们文化之古了？

人类社会的演进，由狩猎、游牧，以至耕稼，应有一定的步骤。社会学家罗列许多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曾举出许多野蛮民族和许多文明民族，都由一定的步骤演进。我们的社会又何独不然？

我们现在且从一两件农具上面试探农业演进的消息。虽是一两件农具的演进，有时影响所及，也足以改变全社会的经济状况，解决历史上的困难问题。例如秦汉以来最难解决的蓄积问题。如《王制》所说：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那时社会上食粮恐慌的程度。不过这样子讲蓄积，在近代有统计有组织的国家，犹且办不到，何况那时？所以从《管子》书到贾谊、晁错，虽天天在那里讨论“十年之蓄”与“积贮”“贵粟”，但终究是纸上空谈，无裨实际。一直到赵过为搜粟都尉时（汉武帝末年），他开始改良当时的农具，“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用耦犁，二牛三人……用力少而得谷多”。于是那时才“田野益辟，颇有蓄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均《汉书·食货志》语）。历史上的食粮问题，从此就不像以前那样严重了。

我们不敢过存奢望，我们古代史料如此缺乏。但最近因为甲骨文及有款识的铜器的发见与印行，使古代史料更有地下材料为之证明。关于古代社会的情况，因此也可推测若干；而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又数见不鲜，因取以互相参证，述之如次。

一、文字上的耒

偏旁从耒的字，在甲骨文中有“”字，作诸形。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以为扫字，未确。《令鼎》云：“王大农于諆田。”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鼎》（王俅《啸堂集古录》同）云：“令女作土（司徒），官田。”作：　令鼎　鼎　鼎（见王俅《啸堂集古录》）从昔声，确是字，《令鼎》与甲骨文形制尤近，其偏旁昔，仍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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