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惠禅,赵军良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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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儒张载试读：
前言
卢文远张载是我国北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眉县历史上最著名、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创建了宋明理学的重要支脉——关学，关学因张载教育学术研究活动主要在关中而得名。关学源远流长，学术生命力至今不衰，在中国以至东亚思想界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在陕西土地上，有71座皇陵，葬了72位皇帝，至于皇亲贵胄文臣武将就难计其数了，但称得上思想家、哲学家且从祀孔子庙庭的，只有张载一人。在1999年召开的第一次张载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说过，在眉县有两座高峰无可超越，一座是自然界高峰——太白山；另一座是思想界高峰——张载关学。这两座高峰已成为眉县的标志和名片。
张载的学术思想，在他在世时就有很大影响。理学大师程颢、程颐，文学家苏轼、易学大师邵雍、司马光，南宋时期的朱熹及以后的王阳明、王夫之、谭嗣同、钱穆、张岱年等历代学者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900多年来，启迪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特别是张载“气化万物”“天人合一”“一物两体”“动必有机”“动非自外”；“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哲学观点，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超越了既往圣人，达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就，他的天地境界和万世眼光，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最高理想。其实张载的历史贡献远不限于哲学和教育，他的社会改革思想至今仍有现实参考价值。他关于自然界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的认识成果，比欧洲同类认识成果的出现早了500—700年。如那时他建立了恒星及行星概念，提出“月绕地，地绕日”旋转运动，首次对日食、月食及潮汐现象提出基本科学的解释。
张载关学的思想价值完全契合今天大力提倡的主流价值观的要求，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对张载及关学思想的研究活动自北宋至现在虽历经曲折，但从没有停止过，不断在传承中发展着。专家与民间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延续和壮大。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后迎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眉县作为张载的故里，20多年来，开展了多次较大规模的研究活动，分别于1991年、1999年、2001年、2007年、2014年，召开了5次国际性或全国性张载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和数以百篇的学术论文，张载关学思想在国际国内影响力和知名度在不断提高，取得了明显效果。一方面，专家学者圈子内的研究日益深入，不同观点的争论也日趋热烈，学术活动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当地研究者编写关于张载的通俗读物、中小学教材，举办横渠讲堂等活动，使张载关学思想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张载祠被列为民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及干部“官德”教育基地，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满满的正能量。
本书的作者赵军良先生和严惠婵女士，长期在眉县文化系统工作，十多年潜心阅读张载著作，研究关学思想，写出不少面对广大干部群众需求的普及性著作，深受大众欢迎。本书认真总结以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竭力克服张载著作文字表述中的晦涩难懂，努力做到既反映新学术观点又更加通俗易懂，让年轻人想读，爱读、读得懂，从而让他们在快乐阅读中更多地了解我国古代经典哲学思想，提高传统文化素养。2015-12第一章生平简介为父送葬
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陕西眉县横渠镇人。祖籍河南大梁（今河南开封）。祖父张复，宋真宗时任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任司空。他的父亲张迪在宋真宗初年携妻子陆氏（河南南阳人）在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任职。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张迪调任四川涪陵（今重庆涪陵区）知州，后任尚书督官郎中。此年，不满四岁的张载与母亲陆氏随张迪到达涪陵。张载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小官吏，母亲陆氏善良贤惠，知书达礼，因此，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少年张载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张载十岁。吕大临先生在《横渠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记述张载说：“始就外傅，志气不群，知文奉父命。”这时，张载在家跟从外傅诵文习诗（古代把家长为子弟聘请的传道授业的教师称为外傅，把家里雇请的保姆称为内傅）。张载在跟从外傅学习时，就已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和不同凡响的气质。少年张载不仅学习非常用功，而且特别喜欢质疑，除了书本上的疑难，他还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诸如电闪雷鸣、寒来暑往、风霜雨雪、日月星辰等十分感兴趣。他常常缠着外傅打破砂锅问到底，若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绝不罢休，直到融会贯通。许多时候外傅被张载无休止的质询搞得瞠目结舌，颇为尴尬。为满足儿子强烈的求知欲望，父亲张迪和母亲陆氏面对求知若渴的儿子，往往不厌其烦，挤出专门时间，为儿子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张载十一岁，弟弟张戬（字天祺）在涪陵出生。
张迪在涪陵十年间，秉公办事，勤政爱民，深受涪州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清代陕西眉县青化西寨村举人王象贤曾题联赞曰：“一代口碑留蜀道，千秋血食在秦中。”前一句就是赞扬张迪在涪陵为官期间，造福于民的赫赫政绩和他敬德爱民、崇尚礼节的崇高风范。张迪言传身教，垂范师表，使少年张载耳濡目染，深受启发。
长期以来，张迪勤政为民，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不幸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在涪陵病逝。张迪病故后，按照民间风俗和惯例应归葬河南故里开封。于是由涪陵方出资，十五岁的张载和年仅五岁的弟弟张戬同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踏上了坎坷的归葬之路。
由涪陵北上出川，便进入绵延起伏的大巴山地，沿途尽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环境险恶。张载同弟弟及母亲护送父亲灵柩，一路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大巴山，来到富庶的汉中盆地——勉县定军山下。
勉县乃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六出祁山”始发地。诸葛亮去世后，葬在了定军山下。后人在他的墓地附近建起了武侯祠，以示怀念。
张载自幼受父亲教诲，十分仰慕诸葛亮崇高的品德和超人的智慧。他利用在勉县休整的机会，多次到武侯祠拜谒。诸葛亮当年“草船借箭”“舌战群儒”“火烧葫芦峪”“白帝城托孤”等故事使“少喜谈兵”（《宋史·张载传》）的张载深受感染，在反复的思考后，他总结了这位思想家、军事家一生戎马倥偬、叱咤风云的成功经验，悟出了“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六句箴言。“言有教，动有法”，意思是说一言一行都必须含有教育意义，行动应有规矩；“昼有为，宵有得”，谓之白天应当身体力行，积极做事，晚上应当静思自己的成果，而有所收益；“息有养，瞬有存”，即在休息时，必须保养身体，增强体质，在瞬息之间也不能放心外驰，免受不良影响。在即将起程离开勉县时，张载恭敬地将自己悟出的“六有”题写于武侯祠大殿的墙壁上。
离开勉县，走出汉中盆地，张载同弟弟及母亲护父亲灵柩继续北行，越秦岭，出峡谷，沿褒斜古道经过月余的艰苦跋涉，来到了陕西眉县横渠镇大镇谷。这时，所带路资已所剩无几，无力返回开封故里，于是，他与母亲权衡再三，决定将父亲灵柩就地安葬。褒斜古道
大镇谷，相传很早以前这里曾是出山的码头，是秦岭以北山货土产、木材药材最大的集散地。这里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是远近闻名的集市大镇，后来因五代战乱而萧条下来。
张载在村民们的热心帮助和指点下，来到了大镇谷村的迷狐岭为父亲寻找坟地。迷狐岭地形十分奇特，由南北两座山丘交叉而成。当地人把北边的山丘叫前岭，把南边的山丘叫后岭。前后岭环抱着一方洼地，呈“U”字形状。洼地里，山泉汩汩，水草鲜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后岭虽短，但却高高翘起，前岭狭长，蜿蜒北去，形似一条横卧的长龙。
据当地村民说，这迷狐岭很早以前有一只白狐，在此经过千年的修炼，炼成一颗仙丹，谁若食了这颗仙丹，便可以羽化成仙。许多人企求得到这颗仙丹，便争相在此寻找白狐踪迹，使白狐不得安生，但白狐却不愿离开自己千年居住的地穴。为了不致仙丹被人夺走，它将此仙丹暗暗地深埋地穴。后来，有人发现白狐在此出没，便设法捕捉，眼睁睁看着白狐隐没在一簇茂密的灌木丛中，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后来，人们就把此地称作“迷狐岭”，千百年一直相传下来。
张载为父亲勘察完坟地，又听了村民的传奇故事，觉得十分中意，于是回到村里与母亲商议后，便选择日子，在大镇谷乡亲们的帮助下，将父亲安葬在大镇谷迷狐岭上。从此，张载和母亲、弟弟也在大镇谷定居下来。张载居住的地方被称作“张家圪”，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热血报国
在大镇谷张家圪定居下来后，张载一面为父亲守孝，一面奉母教弟。白天与母亲一块下地耕种，夜晚伴灯苦读。农闲时间，他常常步行十余里地到镇上的崇寿院去读书。张载自幼聪明过人，加之少年丧父，使他很快成熟起来，早早担负起了家里的重担。
北宋的出现，使国家分裂的时代到达了终点。北宋在稳固了内部、杜绝习惯性的兵役之源（北宋之前的五代时期，禁军扩充无度，重武抑文盛行。武将常常干涉内政，造成拥兵自重，加之兵役无节，导致兵源质量低劣）以后，即着手统一中国。963年灭南平。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南唐。吴越王看大势已去，于978年献出国土向北宋俯首称臣。北方的辽国，自知国小力弱，以“侄皇帝”自称。北宋为求得长久安宁，从979年开始多次发兵攻辽，但却受到辽顽强的抵抗。
1004年秋，辽军开始对北宋发起强烈攻势。由于军事上的优势，辽军在进攻初期，便长驱直入，进逼北宋中原澶州（今河南濮阳），直接威胁京城汴京。北宋许多大臣贪生怕死，奉劝真宗迁都南方躲避。但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抗敌，并请求真宗亲临前线激励宋军抗敌士气。为了稳定军心，寇准建议真宗对主张迁都者斩首。胆怯、动摇的真宗在广大军民和寇准的强烈要求抵抗的压力下，勉强来到澶州。澶州隔黄河有南北两城，真宗到了南城，却不敢到黄河对岸的北城去，寇准和主战将领指挥卫士们簇拥着真宗到了北城。
这时，辽军孤军深入，受到北宋军民的英勇反击，其后方也受到严重威胁，而集结在澶州附近的宋军士气十分旺盛。辽军眼看兵败在即，于是答应与北宋议和。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抵抗的决心，于是，便派大臣曹利前去辽营商谈议和条件。临行前，真宗对曹利说：“如果辽国要土地，就答应给绢银代替，即使一百万绢银也答应。”接着寇准又私下召见曹利，告诉他：“纵然圣上给你一百万，你答应的数字如果超出了三十万，我就杀了你的头。”最后，北宋与辽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双方同意互不用兵，但北宋每年必须给辽国二十万匹绢和十万两白银。
澶州议和之后，宋辽之间的战争虽然大大减少，但辽军还时不时地到内地掠夺，而且每年要向北宋索要大量的银绢，因此，北宋人民的负担不断加重。
正当北宋和辽互相征战的时候，位于我国西北的宁夏、甘肃和陕西西北一带的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自称西夏王，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建立国都。西夏政权建立后，西夏王元昊屡次发兵侵犯宁夏、陕西等西北边境。“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所到之处，“焚荡庐舍，屠掠民畜”（《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造成惨祸不断，百姓苦不堪言。起初，宋仁宗仅以元昊为盗首，悬赏缉其首级，但未见其效。后来从1038年到1048年，连续十年征战，耗费大量民力财力，但宋军仍连连败退。虽在1044年，宋夏签订和约，北宋每年向西夏贡送大批银绢，可是，侵略事件依然频频发生。就这样时战时和持续多年，人民的灾难丝毫没有减轻。
北宋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颓势，对“志气不群”（《横渠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的少年张载刺激很大，由此他便萌发了矢志御敌报国的决心。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张载十八岁。《行状》记载他“与邠人焦寅游”。焦寅，邠（今陕西彬县）人，喜欢交游，特别擅长兵法。一次偶然的认识后，张载十分敬慕焦寅高超的兵法技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报国心切的张载主动拜师于焦寅门下，虚心求教。张载不仅悟性高，而且他甘于吃苦，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间断。焦寅非常赏识张载的才华和品格，见他“少自孤立，志气不群”（《行状》），与自己志趣十分相投，便不吝赐教，悉心传授。二人相互学习，互相切磋，从此结为至交好友。
张载自结识焦寅以后，报国安边的信心大增，他平时除了向焦寅学习兵法外，还主动与焦寅探讨当前国家形势。总之，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百姓疾苦，无所不谈，无所不议。当谈到西夏侵犯边境烧杀奸淫等罪恶行径时，张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当得知洮西（今甘肃省临洮县一带）丢失，宋军溃败的消息时，两人更是痛心疾首，拍案而起。于是他们毅然商定，组织民团，习练兵法，收复被西夏侵占的土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后因时机尚不成熟，他们的这一远大抱负未能如愿以偿，但二人并没有因此丧失信心，他们打算用自己组织起来的民团，保村护庄。这时期的关中一带，盗贼出没，匪患无穷，四方百姓深受其害。因此，民团成立的消息传出去，十里八乡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一些大户人家也自愿出粮出资。这支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声震四方，不久，家乡一带的匪患基本得到消除，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二十一岁的张载俨然成为一名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青年。这年春，西夏再次大举进犯北宋西北边境，宋军军心涣散，无力抵抗，结果大败延州（今陕西延安）。这时的张载深知组织民团固然暂时可以保一方安宁，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国家被欺凌的被动局面。于是，他在焦寅的帮助下，精心编写了《边议九条》（《文集佚存·边议》），详细阐述了巩固边防，御敌保国的方针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有四点：
一是选吏行边，军民协力。张载认为：固边御敌，不仅要筑城固寨，更要“选吏行边”。选择任用好的官吏，既要懂得以行政礼法教民，收服民心，又要懂得御敌之略和坚壁清野之策。这样，官民相互协力，便可解除边患。
二是富国强兵，抵御外寇。针对北宋“兵久不用”“文张武纵”“国力既殚”“边兵日弛”的现实，张载认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靠空口浮议是不行的，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生产，养兵储粮，爱物集财，方可御敌于国门之外。他指出：当前，国弱民穷，所以才边患不断，无法御敌保民。
三是计定兵力，有备无患。张载认为，要使城池守得坚固，就必须选择善守之人，计算好所需的兵力，一旦敌人来攻，自可固守保全。即使敌众我寡，也能支持数日，应援之师不为仓皇牵制，这样，才能守必力而师不劳，此乃御患的当务之急。善守者省兵而守必固，不善守者费兵而守不固，所以，要计定兵力，省兵以守，这样才可做到战以省兵。对于以省兵为能，省兵善守者，要给予厚赏重奖，令他人学习，以张正气。张载还认为，固守城池不仅要计定兵力，省兵以守，而且要计民以守，兵民相济。计民以守，就要熟知城池大小、人口多少、民力强弱和地形地貌等情况，然后绘出图形，形成文字，标出准确的方位。平时练兵习武，使民知所守、识所向，经过平时的演习备战，战时就不会惊慌失措，造成混乱。
四是师出一律，谨择将帅。张载指出：军队出征作战，行军御敌，必须要有高度的纪律性。有纪律性的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便会招致失败。他还说，要建立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军队，必须选择有智慧、有才干的将帅，这样的将帅不仅要能统兵守边，而且也要教民战法，发展生产，使百姓丰衣足食。如此战精而食足，则边守固，民安心，方可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青年张载虽涉世不深，但他对御敌安边之策的精辟论述，展现了他早期卓越的军事才能。
据《行状》记载：“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许，上书谒范文正公。”为实现报国之志，这年夏天，张载断然决定赴延州将自己编写的《边议九条》，上书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的范仲淹将军（应该指出的是，康定用兵时指宋仁宗康定元年，即1040年，故“年十八”似有错，张载此时至少应为20岁）。在延州，张载见到了范仲淹。范仲淹认真阅读了张载的《边议九条》，对他的才能十分赏识。范仲淹像
通过多次切磋交流，范仲淹深感张载年纪虽轻，但谈吐文雅，志趣不凡，日后必成大器。于是奉劝张载“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行状》）意思是说，你自幼生长在官宦之家，受到良好的教育，应该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以文报国，不要从军入伍。张载听了范仲淹的劝告，决定弃武从文，并暗下决心：学不成，名不就，誓不罢休！张载对范仲淹的一番指教十分感激，但他又不知从何做起，再次向范仲淹请教。范仲淹对他说：你还是从孔子的《中庸》学起吧。《中庸》乃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它为人们指明了处世和寻求真理的科学方法。孔子在《中庸》中首先主张仁爱，让人和人之间多一些理解和仁爱，少一些隔阂和摩擦；其次讲处世，面对风云激荡的社会和升降荣辱应不忧、不惧、不惑，使人具有绵长的韧性和顽强的毅力；再之，讲中正，启示人们对待复杂多变的事物，应站在中间位置，通过分析、比较、综合，然后选择出最切合实际的真知灼见来。
张载听完范仲淹的悉心教导，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离开延州时，范仲淹再三鼓励他说：天地有形，然玄机不尽；人生无常，惟气节尚存。你乃名门之后，天资聪颖，志向远大，只要目标正确，博学精思，勇于实践，耕耘不止，就一定会大有作为。博学悟道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教诲，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冬，自延州返回家乡眉县横渠，开始了他近二十年的求知悟道生涯。
从此以后，张载一面继续奉母教弟，一面刻苦攻读《中庸》。张载“观《中庸》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经学理窟·义理》）。后来又熟读《论语》《礼记》《学记》等儒家经典。他在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的同时，还非常关心边事。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庆州（今甘肃庆阳）构筑大顺城，以防备西夏的侵略。这年，张载特意赶赴庆州，二次拜见了范仲淹，与范仲淹就边事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此前，宋兵与西夏在此进行了一场激战，尽管西夏兵力数倍于宋，但由于宋兵修筑了城池，加强了防备，且指挥得当，因此，士兵士气高昂，奋勇杀敌，使敌人溃不成军，仓皇逃窜，宋兵大获全胜，城池安然无恙，因而受到皇帝的嘉奖。兴奋之余，范仲淹特邀张载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一文，在文中，张载对范仲淹大功大德进行了热情洋溢的颂扬。
从庆州返回后，张载几乎闭门不出，潜心钻研。为了勉励自己发奋求学，他自题“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一联，悬挂在自己的书桌前。张载通过多年的学习，深感这些儒家经典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行状》）。
张载生活的时代，是与儒学互相并立的佛教、道教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据史册记载，北宋真宗时，全国佛教寺院多达四万余所，僧尼也较宋初成倍增加；道观虽无精确统计，但据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全国道观有一千九百余处，道士一万五千余人，应该说北宋道观数量是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的。为了广泛涉猎佛家、道家思想中的有益成分，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张载又开始转向对佛教、道教以及《易经》的研究。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张载来到了位于陕西周至县城东南约四十里的终南山下楼观台。楼观台是西周末期道教始祖老子讲经传道之地。这里，风景旖旎，翠竹成林，庙宇林立，香烟袅袅，是远近闻名的道教圣地。道教圣地楼观台
道教始祖老子，民间称为“太上老君”，关于老子的身世有多种说法。湖北学者陈光柱依据2013年春眉县出土的二十七件西周青铜器铭文，经过分析论证，认为：老子姓单，名逨，生于西周末期，原西周京畿人，即现在的陕西省眉县。公元前854年出生在西周武官单龚的家庭。单逨的父亲单龚，在周厉王时为召穆公手下的心腹爱将。单逨自幼随父出入召公府，十二岁时被任命为“小宣王”的伴读及贴身侍卫。
单逨十三岁时，即公元前841年，国人围召公府，要杀小宣王，后被召公幼子代替，其惨景深深地铭刻在单逨的记忆中。此后，单逨伴读小宣王十四年，两人成为手足情深的亲密伙伴。
单逨二十七岁时，宣王即位，单逨也继承父职，直接受命于宣王。在宣王执政的四十多年中，单逨南征北战，戎马倥惚，历尽艰辛和磨难。宣王四十二年（前785年）被封为“吴林”（国家最高的林官，相当于现在的林业部长）。宣王四十三年，单逨又被封为“历人”，负责监察朝中大臣，兼管史册的整理和修订。
宣王为了体现他重用单逨成为“历人”的重要性，命单逨做了“十鼎”（眉县杨家村2003年青铜器窖藏出土），留作永久性纪念。当时，天子只能做“九鼎”，天子身边最大的官也只能做“七鼎”，因此，单逨官职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宣王四十六年（前781年），宣王病危，把老逨（单逨当时已七十三岁）叫到身旁，当着儿子（后来的周幽王）的面，命老逨把古公亶父所著的《德》论，修订整理出来，以教育后继天子。周幽王五年（前776年），该书完成。单逨郑重地交给幽王，被幽王收入周室。这就是后来的旷世经典《道德经》。后人将此书也称为《老子》。《老子》一书分八十一章，共五千余字，其本意旨在规范天子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对天、地、人、道四者关系的客观论证。老子（单逨）巧妙地吸取了《周易》中阴阳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相互交替、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观点，使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在楼观台，张载认真地通读了老子的《道德经》，对老子关于阴阳二气的论述和天、地、人、道的伦常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他后来建立“气本论”及丰富完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张载通过对《道德经》的反复研究，悟出了任何事物之间都不是孤立的深刻道理。后来，经过数十年的研读实践、分析思辨，张载写成了《横渠易说》一书。易学研究成果的问世，表明了张载辩论法思想的基本形成。
张载在对道教及《易经》精研的同时，对佛教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唐宋以来，佛教思想严重地威胁着儒学的发展。这一时期，佛教思想已在民间广为流传，社会上许多人都信奉佛教，佛教寺院更是比比皆是。特别是佛教以宣扬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境由心造，因果报应，得道成仙，天堂地狱”等观点与儒学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张载从其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佛教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尖锐的批评。佛教认为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辰、人类、山川、河流等）都是“心”创造的，有了“心”，就会有万事万物。张载一针见血地指出：“释氏（指佛教）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而谓之幻妄，真所谓凝冰者与。”（《正蒙·大心篇》）这些话直接驳斥了佛教认为一切都是幻妄的唯心观点。他说，因为佛教不能全面认识世界，而把自己不认识的东西说成是幻妄，这就如同夏天的虫子没有见过冬天的冰而怀疑冰的存在一样。
张载在《正蒙·乾称篇》里指出：佛教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流传全国，影响深远。信徒中有恶人，也有善人，有聪明人，也有愚昧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而且还有杰出的才子英雄。他们从小就受到感染而被潜移默化，就连当今的儒学家也在宣扬佛教的理论。佛教的某些教义不仅破坏了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关系，而且造成了无序、无学的危害，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因此，与佛教论真理，不仅要有过人的胆识，而且还要有过人的才能。从这里可以看出，张载对佛教的批判超过了前人。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张载游学于扶风仙山寺，拜访诸老，研习佛教，通过悉心攻读佛经和反复地实践论证，张载深感佛教宣扬的许多观点，不仅虚无缥缈而且缺乏依据，给人们认识事物造成了许多误区，实在不足以取。但佛教所倡导的修身养性，与人为善等内容却被他后来建立自己的道德观所吸收和发展。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张载“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行状》），最终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开始了对自然科学和世界本源的研究。这一时期，太白山成了他省事悟道的重要区域。
太白山口有一怪石，传说当年孙思邈被封为药王后，尉迟敬德前来看病，孙思邈连续为他开了十服中药。敬德将十服中药同时熬喝，结果喝下后，肚子疼得要命，气得他前去追杀孙思邈。孙思邈急忙逃进太白山。敬德追到汤峪口，不见孙思邈踪影，一气之下将一巨石摞在一块石头上。这块巨石看起来像被悬空，大有一推即倒之势，但多少人想推倒它，都无济于事。太白山神功石
武则天知道此事后，专程从长安赶来观看。看后，她惊叹不已，连连称道“真乃神功石也”，便改年号为“神功元年”，以示纪念。现在的神功石已成为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的第一景点。神功石南依巍巍群山，北临千里平畴，石下的汤峪河，流水潺潺，终年不断，是一个天然的天文观测台。
当时，由于人们对天文知识知之甚少，对自然界的昼夜交替、雨雪风霜、日食月食、四季变化等自然现象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因此，便错误地认为这是神在操纵。为了澄清是非，张载决心通过自己的观察，总结出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
张载经常来神功石观察，从不间断。他首先以人们最熟知的昼夜和四季交替变化作为突破口，来探究地球和太阳的相互关系。他发现，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地球上则每天出现昼夜交替，一年之中有规律地出现四季更替。这些现象表明，太阳和地球之间一定存在着旋转关系。
那么，究竟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绕太阳转呢?从表面上看，太阳在不停地运转，而地球则静止不动。于是，张载采用了假设推理的办法来进行论证。他先根据太阳旋转的位置和方向，把太阳由东向西顺时针方向转动称作“左旋”，由此推断，地球自然由西向东呈逆时针旋转，这种旋转他称作“右旋”。如果说证明了左旋、右旋其中一种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地球和太阳谁围绕谁旋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呢？
为了解开这一难题，他常常独自一人来到神功石下，全神贯注地观察天象，但终无所获。在不经意之间，他发现汤峪河右岸遭水侵蚀的强度比左岸明显大，为了证实这一发现，张载到附近的大镇沟、小镇沟、板阳沟、渭河等几条河流的左右两岸详细观察，结果证实，每条河流几乎都存在这一现象。
张载由此推断：这首先是地球自转的结果；其次，地球在自转的过程中，产生了向右的偏方向力，而这种向右的偏转力，只能在逆时针方向转动时才可产生。他还通过自制的模具进行反复的实验，初步证实了地球自转的客观事实。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张载还通过对寒来暑往，春夏秋冬这一现象的观察，进一步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即右旋说）这一论断。在《正蒙·三两篇》中，张载对他的“右旋说”这样论述道：“天在旋，处其中者顺之，少迟则反右矣。地绝阴凝聚散于中，天浮阳运旋于外，此天体之常体也，恒星不动绳系乎天，当浮阳运旋而不穷者也，日月五星遂天而行，并超乎天地也。”这一重要成果一直被现代天文学所应用。
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郑文光这样评论张载：“宋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是古代地球运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他对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有十分确切的认识。”
张载对于天文地理的观察和研究，为他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人们从事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张载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使他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研究信心大大增强。为了攻破这一难题，除了博览群书充实自己外，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千百年来人们在世界本源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他甚至抱定“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坚定信念，顽强不屈地向着人类社会科学的巅峰奋力攀登。
在反复的思辨中，张载清楚地认识到，道佛二教之所以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看作是人的意识或天意所为，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创始者不深入实际，不善于观察。于是，便把自己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人为地赋予了迷信色彩。为揭开这些谜团，张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在极度的困惑和苦闷之余，古老而神秘的太白山成为他的好去处。他常常一人静静地盘腿坐在大爷海边，伫立在八仙台顶，徘徊于板寺庙前。眼前茂密的原始森林、奇特的冰川遗迹、盛开的高山杜鹃……都不能令他心动，唯独只有那汹涌澎湃、飘忽不定的茫茫云海，让他心潮起伏，思绪翻滚。他静静地沐浴在被水汽弥漫的云雾中，深深地呼吸着沁人心脾的清新之气，用心体味大自然的神韵。
后来他发现：气流聚集，便可以看见云的形状；气流消失，云的形状也随之消失。那么，水不也是经过太阳的蒸发变成气而消失在空气中吗？动物植物的遗体腐烂后，化成灰烬同样也会被大气吸收。以此类推，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地球上的山川河流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它们都要在气的作用下完成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只有气生生不息，每时每刻都充满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构成这个大千世界最基本的要素。
这一发现，张载后来在他的《正蒙·乾称篇》中做了精辟地阐述和总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非待其蒸都凝聚，接于目而后知之；苟健、顺、动、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尔。然则象若非气，指何为象？”
张载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以儒学为宗，博采佛、道之长，通过无数次悉心地观察和思辨，经过漫长曲折的求索之路，终于以惊人的毅力解开了世界本源的奥秘，创立了前所未有的“气本论”思想，初步建立了他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实现了自己对世界认识的历史性跨越。虎皮讲《易》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历经二十年的寒窗苦读，求学悟道，已渐渐成为陕西关中学识渊博、品行高洁、深受学者尊敬的贤达人士。这年，张载与蓝田名门望族吕大均一行数人，辗转奔波，历尽艰辛，来到千里之遥的京师开封参加三年一度的殿试。
殿试期间，张载有幸结识了主考官——当朝文学泰斗欧阳修，四川眉山县前来应试的学子苏轼、苏辙兄弟，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及在朝官居相位的文彦博、司马光等人。按照惯例，殿试结束之后，学子们还必须在京城等待发榜。在候诏之际，时任当朝宰相的文彦博闻知张载对《易》颇有研究，十分高兴，于是差人将张载接进相府，与他商议在京城讲《易》之事。
张载见宰相礼贤下士，以诚相邀，便当仁不让，欣然应允。在文彦博的大力支持下，张载在京城相国寺，高坐虎皮椅（“虎”乃百兽之王，是权威的象征，虎皮椅是宋代封建统治阶级对贤达人士讲学的最高礼遇）讲《易》。宰相请人讲《易》的消息传开后，京城的人们奔走相告，纷纷而至，前来听讲的人有宫廷的达官贵人、文武官员，也有民间的僧尼道士、商贾名妓，更多的是文人学士和普通的平民百姓。开封相国寺
偌大的相国寺内，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听讲的人个个洗耳恭听，专心致志，全场秩序井然，没有一丝喧哗。
张载从“易”的产生、发展、运用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他引经据典，举一反三，博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
连续多日，前来相国寺听讲的人群络绎不绝，几乎场场爆满。张载虎皮椅讲《易》轰动了整个京城。一时间，他在京城声名大震，妇孺皆知。
据《行状》记载，张载在“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兄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说的是，有一天张载拜见在京讲学的二程，即程颢、程颐。程颢（1032年—1085年），字伯淳，为程颐之胞兄，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年—1107年），字正叔，后人称“伊川先生”。兄弟二人为河南洛阳（今河南嵩县程家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同求学于理学大师周敦颐门下。二人虽然二十六七岁，但已学有所成，自成一家，在洛阳及京师一带，提起程氏兄弟无人不晓。
因张载与二程的父亲为表兄弟，因此，论辈分，张载还是二程的表叔。这种亲戚关系，促使了张载与二程的交往更加亲密，他们共同讨论，相互对答，切磋琢磨，尤其对人性论、道德观、宇宙观和认识论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在人性论的认识上，张载创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学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是体现天理的，是人固有的特性；“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清纯不一，是体现人欲的，因此，人要变化气质之性，就要去恶存善，以返回天地之性。对此，二程十分赞同，但在宇宙观的认识上，张载与二程的观点明显出现了分歧。
张载认为“气”为宇宙的最高本体，先有“气”而后有“理”，而二程则认为“理”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先有“理”而后有“气”。二程尤其不同意张载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认为张载之言有失，立论有误。在二程看来，表叔一方面承认“太虚即气”，承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气”是宇宙的本体，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太心体物”“性者万物之一源”，“心性”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这是“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河南程氏文集》）。二程说，天下只有“理”，“天理”才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主宰，而由“理”派生的“气”则不能成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和主宰者。
在关于“气”存在的形式及其功能作用方面，张载与二程的探讨更加激烈。张载说：“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聚亦吾体，散亦吾体，形聚为物，形溃返原。”（《正蒙·太和篇》）意思是：气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不论是聚为有形，还是散为无形，都是气的不同变化形式，不同存在状态，但气是永恒存在的，永不消失的。
二程反驳说，气是从理中派生出来的，理是永恒常在的；气是不断消灭的，只有永存之理，没有不灭之气。程颐进一步辩解说，气聚时而为万物，物毁时则气散，气散则再无法返回原状。同时，气散之后变为渣滓就没有什么用途了，因此，气是暂时的存在着。气虽不断地产生，但又不断地消灭：“至如海水潮，日出则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则潮水生也，非却是将已涸水为潮，此是气之终始。”“譬之一片地，始开荒田，则其收谷倍，及其久也，一岁薄于一岁，气亦盛衰故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程颐用潮退水涸、耕地日薄为例，说明物死不能复生、气散不能返原的道理，而用阴阳变化阐释了气是一个有生、有聚、有灭的变迁过程，这与张载所主张的“气无生灭，心无本体”的思想截然不同。在这个问题的辩论上，张载与二程各自有自己的看法，但二程的观点似乎比张载则更能自圆其说。
叔侄三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他们之间并没有因为辈分差异而丝毫隐瞒自己的观点。经过促膝交谈，张载对二位表侄笃学精思、执着严谨的治学精神钦佩不已。
这次与二程谈论之后，张载深感自己在易学的研究上仍不如二程。因此，第二天他对前来听讲的人说：“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宋史·张载传》）意思是说，我通过与二程交流，觉得自己知识还远远不如他们，你们可以拜二程为老师。于是，张载毅然撤去虎皮椅，不再讲《易》。张载虽为二程的表叔，且又长他们十二三岁，但却如此虚怀若谷，宽以待人，足以表明他高尚的品性和学风。正因为张载有如此谦恭勤勉的治学态度，因此，他在学术上“日益久，学益明”（《行状》）。通过不懈的努力，张载逐渐建立了自己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的关学思想体系，最终成为一代哲学鸿儒，理学大师。
不久，殿试结果既出，张载与吕大均及苏轼兄弟同登金榜，高中进士。三历外仕
张载考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县令，后迁任著作佐郎（朝廷中掌天文、修订历法的官员）、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张载在云岩县任县令时，敦本为先，以教化为主，善俗为务，以辅政事。他十分重视改变社会陋俗，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树立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
吕大临在《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述：“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议，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诫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意思是说：在云岩县，张载每月都要选择吉日，备好酒席，定时召集全县各乡德高望重的老人到县衙集会。酒席间，张载从不以县太爷身份自居，常常亲自恭敬地为在座的长老敬酒问安，让人人都知道尊敬老者、赡养老者是每个晚辈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他还要详细询问百姓疾苦，广泛征求百姓对官府的意见和建议，并向长老们提出训诫和教育子女的道理、方式及要求。
县衙里发出的教告（即告示），他常常担心教告内容不能让广大百姓理解，于是，在每月召集乡老聚会时，他总是反复叮咛到会的人，一定要告诉给所有的乡民百姓，丝毫不能有所马虎。平时，有人来县衙办事或者在外途中遇到乡民，他一定要亲自询问近期县衙所发教告的内容，如果所问之人知道便罢，否则，便立即追查原因，并责成下属，限期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因此，凡是县衙里发出去的教告，就连地处偏僻乡村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张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十分重视为政必先正身的道理。他说：“为政必身倡之，且不爱其劳，又益之以不倦。始为政者未暇论其贤否，必先正之，求得贤才而后举之。”（《正蒙·有司篇》）由于张载政令严明，办事认真，而且以身作则，垂教化民，云岩一带风俗为之大变，人民敦厚纯朴，礼让为先，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因此，他在云岩任职期间，政令畅通，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可喜局面。至今在当地一提起县令张载的感人故事，大家仍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云岩德政
张载在总结自己持身立节，从政为官的历程时，自己评价是：“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义之不可，尤所当避。”（《经学理窟·自道》）这正是他大公无私、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崇高风范的集中体现。
张载在云岩县推行德政的做法使弟弟张戬很受感染。张戬虽比哥哥年小十岁，但他二十四岁便中进士，先后任阌县（今河南灵宝市阌乡）主簿、凤翔府普润（今凤翔县和麟游县交界处）县令、著作佐郎、陕州云实（今河南灵宝市）县令、四川渠州（今四川省渠县）怀安军等职。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张戬调任陕西蒲城县令。刚一到任，就听说蒲城民众常常违抗律令，且诉讼不断。前任县令以法治之，案件反而大大增加。从小就接受兄长教育的张戬，十分推崇哥哥的品性和为政思想。他针对蒲城县的实际，大力仿效和推行兄长“凡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的做法，对违反律令能立即悔改者不予追究，且经常向百姓讲述不得违反律令的道理。他像哥哥一样，每月用自己的薪水备酒置席，招待乡人和年老者于县府，并亲自为他们劝酒酬谢，让他们率先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做好奉养老人和行义之事。结果不到一年，诉讼大减，盗贼消失，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升文彦博为侍中，改镇淮南府，判永兴军，至京兆府整治西北防务。在此期间，他特邀请张载到长安“郡学”讲学；次年，王陶出知永兴军（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再次聘请他到郡学讲学。前来听讲的大多都是些贡生、知县、学正等。他以传授礼仪道德为主，奉劝学者们“少置意科举”（《行状》），多参加实践，号召大家积极从事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许多人对张载严肃而合乎正道的见解，十分敬佩，纷纷效仿。
张载一面从政，一面巡回各地讲学论道。一时间，关中各地邀他讲学的人很多。后来，张载还先后应武功主簿张三甫之邀，到绿野亭讲学，应扶风仙山寺住持之邀到仙山寺讲学。所到之处，深受学者和百姓的赞扬和好评。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卒，神宗即位。张载迁任渭州军事判官。“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大小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行状》）在渭州，张载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关系十分要好，蔡挺十分信任和尊重他，军府大小之事，常常要请教张载。张载也尽心竭力，献智献策。在渭州期间，张载对北宋王朝在军事上失策失误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的困境深表痛心。他认为：只有坚决进行军事抗击，才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确保老百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是，当时的朝廷，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多将帅只知道以科举簿书治国，严重脱离实际。尽管朝廷每年支付军队的费用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战事却常常处于被动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张载主张要实现富国强兵，增强国力，首先应从实际出发，克服那些闭门造车、高谈阔论的浮夸作风，彻底改变那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治军理念。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篇《与蔡帅论边事划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创立了《兵将法》。
他认为：对西夏的战争必须注意战略战术，因地制宜，全民皆兵。他还主张推广种世衡（北宋戍边名将，系范仲淹一手提拔）的作战经验，发动群众全面防守，利用行政、法律措施，调动士兵和民众学习射箭的积极性。他说：“种世衡驻守环州，僧道饮酒犯禁能射则置之，百姓轻系者，能射则纵之。”就是说，不论士兵犯罪，僧道犯戒，百姓有错的，只要能够射箭，都应给其将功折罪的机会。边境群众男丁应发刀枪守边防，妇女配发刀枪护家乡；大的战争要让群众进行清野避山林。这样，敌人来后不但无粮无草，百姓亦可免遭掠夺和侵害。他在《兵将法》中，积极主张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的做法，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群众取代等建议。
张载认为：每年朝廷都要调集大批的军队戍守边境，这样的结果一是加大军费开支；二是朝廷恐军队首领拥兵自雄而形成的兵将互不相识的被动局面，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扭转；三是中央军从全国各地征调而来，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思念自己的亲人，而无法体验外族掠抢、侵害之苦，因此，无心战事。军队换防，恰恰成了他们逃避战争的借口。张载提出的这些主张十分利于缓解当时北宋内外交困的危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开军仓放粮赈济百姓
在渭州期间，张载非常关心边境百姓的疾苦。据《行状》载：“并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贷于官，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历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边境百姓多年遭受西夏烧杀抢掠，加上又遭自然灾害袭击，长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张载看到这种惨状，不惜以身试法，竭力说服蔡挺，大胆动用军资十万银两用以救助贫苦百姓。蔡挺也深明大义，毅然同意张载的建议，打开军府储粮，公开赈济灾民。这一举措，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赞扬，从此，渭州一带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边防日趋稳定。首召晋封
北宋政权建立以后，朝廷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享有的种种特权，因此，大地主庄园疯狂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霸占。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或沦为佃农、雇农，或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加之，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军队老弱残兵居多，许多官僚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庞大的养兵养官费用和对辽、夏无休止的纳贡，使北宋财政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北宋统治者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拼命增加赋税和徭役，广大百姓的负担随之日益加重。同时，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全国各地出现了土豪和官僚大贾，许多人既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还是高利贷和邸店（唐代以后供客商堆货﹑交易﹑寓居的行栈的旧称）的经营者，他们形成“三位一体”，疯狂地向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实行残酷的剥削，这一现象，更使广大百姓雪上加霜，怨声载道。
由此一来，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爆发于四川青城山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顺、王小波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均贫富的起义口号，体现了广大劳苦大众反对地主阶级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要求夺回劳动果实，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
在宋仁宗时，大臣欧阳修曾上书仁宗皇帝：“今盗贼暴动，一年多过一年，一伙强过一伙，天下祸患岂可不忧？”那时，正在任地方官的王安石也向仁宗上书，要求吸取“汉之张角，唐之黄巢”起义的教训，实行变法，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但被仁宗拒绝。
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后，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缓解国内诸多矛盾，改变长期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境，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大胆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实行革新变法。这时，朝中御史中丞（官名，宋御史台的实际负责长官，执掌监察大权）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学者皆宗之，可以诏对访问。”（《行状》）于是，神宗立即下旨召张载进京。
接圣旨后，张载欣然赴京应召。当神宗向他请教治国之道时，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作答。意思是均可以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这里主要指的是西周的井田制）。神宗听后，十分满意，便对张载说，你先到两府（中枢省和枢密院）熟悉一段时间，以后还要对你委以重任。张载称自己刚由地方调入京师，许多情况比较生疏。因此，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不久，张载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朝廷内掌管修订文史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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