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埃及]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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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春天：阿拉伯革命的未来试读：
英文版导言：论阿拉伯世界的长期前景
2011年5月，我将本书最初的法文版交予出版社，这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我想对此进行一些评论。为什么发生所谓的阿拉伯之春？
2011年年初所发生的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起义并非事出突然，如果说西方大国感到吃惊，阿拉伯的不少活动人士却对此早有预见。
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期间（1955～1970年），阿拉伯国家正处于南方各国及其人民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和较为公平的全球体系而斗争的最前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布迈丁、埃及的纳赛尔政权、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还有南也门共和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根据西方的标准，它们不是“民主的”政权（它们的国家实行一党制），甚至根据我们的标准它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意味着积极赋予人民权力。但尽管如此，它们在其人民的眼中却是合法的，因为它们取得了切实的成就：人民普遍享有受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权利，工业化，就业保障，向上的社会流动——所有这一切都与独立自主和反帝立场有关。它们因此不断受到西方大国持续、猛烈的打击，这尤其表现为以色列的多次入侵。
在短时间内，就说20年里，这些政权取得了其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后，由于其内在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们偃旗息鼓了。恰好此时苏联解体，这助长了帝国主义者的新自由主义攻势。统治阶层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而选择了退缩和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其结果是社会状况的急剧恶化，仅仅几年时间便丧失了在民族主义的平民国家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益处原为平民阶层和中产阶级所得，但现在则是遍地的贫穷和失业，而这是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正常后果。这些都为起义创造了客观条件。有一点很奇怪，“民主革命”最强烈的支持者——他们呼吁西方来拯救他们——当中，有些正是热心支持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前领导人。
因此，起义并非事出突然，许多迹象已经表明它们将会发生，比如说突尼斯矿工的罢工（发生于加夫萨市），2007～2008年在埃及发生的大规模罢工，小农因富农对其加剧剥削而进行的日益强烈的抵制运动，以及诸如凯法雅（意为“受够了”）之类新兴中产阶级组织的抗议活动。我还想指出，巴林也出现了类似的抗议示威，但它们被沙特阿拉伯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了下去（西方对此丝毫没有表示不满），另外，在也门，基地组织被“引入”，其目的是抵消来自进步力量的“威胁”，而进步力量在南方国家尤其强大。
这个阶段以突尼斯和埃及举行选举告终。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在选举中获胜
穆斯林兄弟会和沙拉夫派在埃及选举中获胜（2012年1月）并不奇怪。当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造成了社会状况的恶化，这导致了所谓“非正式的”经济活动的急剧扩张，在埃及它为一半以上的人口（根据统计数据，达到60%）提供了生存的手段。穆斯林兄弟会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它能够利用社会状况的这种恶化并使这种恶化持续下去。其意识形态恰好赋予了这种原始的集市经济某种合法性。由于有大量的资金供其使用（由海湾国家提供），它得以采取有效的行动：为非正式经济提供预付款以及开展慈善工作（医保中心等）。兄弟会就这样逐渐取得了它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且使得这个社会有赖于它。不过，如果它没有完全迎合海湾国家、华盛顿和以色列的目标的话，那么它的成功原本不会来得如此容易。那三者是亲密的盟友，它们有着共同的想法：阻挠埃及实现复兴。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埃及将意味着由海湾国家、美国和以色列所组成的三角霸权的终结：海湾国家希望埃及顺从于其在社会伊斯兰化问题上的话语权；对美国来说，买办化的、贫穷的埃及仍将与其一伙；而对以色列而言，积弱的埃及会令巴勒斯坦孤立无援。
因而，推行令“埃及革命”流产的计划将会确保自萨达特以来一直实行的那个体制得以持续，那是一个建立在军事统治与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结盟基础之上的体制。不过，事实证明，要让这个联盟把其所握有的利益拿出来与兄弟会分享，这是难以做到的事情。
2011年10月，突尼斯进行了选举，从中所产生的制宪会议由一个右翼集团主导，这个右翼集团汇集了伊斯兰教的政党——伊斯兰复兴党的众多人士，此外还有无数的反动人士，他们曾是本·阿里政权的一部分，现在也仍然在位，并且以布尔吉巴主义的名义渗透到各个“新政党”之中。他们全都无条件地支持市场经济——虽然它并非完美无缺——换言之，他们支持一个依赖、附属于别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法国和美国所要的正是这个：“如果我们想要让事情保持不变，事情就不得不有所改变。”（引自兰佩杜萨的小说《豹》）
尽管如此，有两项变化已经被提上了日程。积极的变化是将实行政治的而非社会的民主（一种低密度的民主），这种民主制将会容忍不同的意见，对“人权”比较尊重，它会终止前政权的那些恐怖行径；而消极的变化则是在对待女性方面很可能将会出现倒退。
换言之，它将会回到一种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实行多党制的布尔吉巴主义。西方大国的计划建立在反动买办集团的力量之上，这个计划就是迅速结束这个过渡期（没有考虑这场运动的后果便对其加以接受），不让这场社会斗争有时间组织起来，这样好让反动集团通过合乎体统的选举而独占合法性。突尼斯的这场运动并没有对遭遇推翻的政权的经济政策发生很大的兴趣，其批评主要集中在总统及其家庭的腐败上。许多抗议者，甚至左派抗议人士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布尔吉巴和本·阿里所实行的发展模式的基本导向并无质疑。其结果因此可以想见。
不过，有时相同的原因会带来相同的结果。如果埃及和突尼斯的平民阶层看到社会状况无可挽回地恶化，造成普遍的失业和社会动荡，更不用说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危机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恶化，他们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做？现在对此发表意见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事实，即只有迅速地对激进的左派进行整合（其行动纲领远远不止要求举行正规的选举），才能回归名副其实的为变革而斗争。制定社会民主化战略——远非仅仅举行正规的选举，而且还要将这种民主化与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激进左派的责任所在。这将意味着放弃目前的发展模式，强化本国在国际上的自主权，即表明独立和公开反帝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垄断者及其在国际上的仆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不会帮助埃及这些国家从其当前的困境之中摆脱出来。寻求南方国家中新伙伴的帮助会让这个过程变得不那么艰难。
所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并不为主要的政治参与者们所关注。革命的最终目的仿佛只是迅速进行选举——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仿佛就是投票箱。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合法性，那就是斗争的合法性。这两种合法性以后将会发生一些剧烈的正面对抗。略论沙拉夫主义
沙拉夫主义（也称沙拉菲亚主义）是对拉希德·里达和穆斯林兄弟会愚民宣传的补充。它公开反对自由（因而也反对民主），这是由于在其看来，自由与人性相悖，因为人被造出来即为奴隶（请注意沙拉夫派的用词），是为了服侍他们的造物主兼他们的主人的。当然，这个学说没有说明在现代世界里我们如何确定这个主人兼造物主的确切要求。比如说，它同意不同意增加工资？这就为宗教性的、伊朗式的统治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统治即教士的独裁统治中，沙拉夫派宣称自己是乌理玛，从而垄断了这方面的知识。
沙拉夫派是现代性的敌人，因为现代性植根于人类在处理世俗的事务和涉及人类社会的问题上所拥有的发挥创造性的权利。发挥创造性就要拥有自由，就要能够自由地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而这为沙拉夫派所排斥。沙拉夫派的领导人自称他们属于这个现代的世界，因为他们教其学生使用电脑、教他们商业管理知识（所使用的教材是由美国的援外机构国际开发总署所发放的内容极其平庸的小册子）。对此说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说法不仅滑稽可笑，同时还反映了此处的真正主人是风头正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要有仆人来玩这些花招，仅此而已。
穆斯林兄弟会与沙拉夫派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工。穆斯林兄弟会需要一张民主“证书”，奥巴马给了它，而要拿到这张证书，它不得不把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即沙拉夫派切割开来。阿尔及利亚的内部改革是否有实现的可能？
在第一次“南方人民的觉醒”中，即在万隆会议所开启的不结盟运动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民族国家节节胜利的时代，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里是打头阵的国家。这是因为它们取得了真正的、进步的、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它们原本会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但后来这两个国家陷入了泥沼之中，最终它们接受了与帝国主义所主导的那些国家和社会“同流合污”。
阿尔及利亚模式显示出一个清晰的迹象，那就是它具有更强的连贯性，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遏止进一步恶化的原因所在。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及利亚的统治阶级现在仍然成分多元而内部分裂，一些人依然怀有民族主义的抱负，另一部分人则聚集在买办政策的旗下，两者之间分歧严重（有时这两种彼此冲突的倾向出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而在埃及，主导阶级在萨达特和其后的穆巴拉克之后已经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不再怀有民族主义的抱负。
出现这样的差别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战争很自然地带来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但在埃及，纳赛尔主义是在增长期接近结束之时形成的，它被1919年的革命引发，在1946年变得激进。1952年的那场意义不明的政变正是由于这场运动陷入僵局才发生的。
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后，其社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而赢得独立后所出现的新阿尔及利亚相比前殖民时代焕然一新。它变成了一个平民社会，对于平等有着强烈的渴望。其渴望之强烈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在马格里布地区找不到，在马西利格地区也找不到。与此相反，现代埃及从一开始（始于穆罕默德·阿里）即由贵族所建立，这个阶层随后逐渐变为贵族资产阶级（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贵族阶层）。这些差别导致了显然更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涉及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未来。侯赛因·贝拉洛夫在《阿尔及利亚的民主：改革抑或革命》（即将出版）一书中指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已然暴露了其丑陋的面目，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至此就被束之高阁，但这与埃及的情况明显不同，在那里，买办资产阶级同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穆斯林兄弟会已经同流合污。
针对当前的挑战，这两个国家所做出的反应可能会不同，这源于两国上述的差别。在我看来，阿尔及利亚能够相对较好地（或者说相对不那么差地）应对这些挑战，至少在短期内会是如此。我觉得阿尔及利亚仍有机会推行从内部进行控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埃及的情况则相反：这场运动与反革命的反动集团之间的对立冲突只会无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在迄今无力应对这个挑战的所有社会当中，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这两个国家都有“摆脱困境”的可能，没能摆脱困境的主要责任当然应由统治阶级和现有的权力体系承担。但对社会及其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在这场斗争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应该进行认真研究。
摩洛哥是否同样有希望实现和平的民主变革？我觉得摩洛哥人民会继续信守陈旧过时的教义，在君主制（君权神授）与国家之间不做切割。毫无疑问，这是摩洛哥人不理解萨拉威人的原因所在：撒哈拉地区的这些骄傲的游牧民对伊斯兰教另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禁止他们向除了真主之外的任何人下跪，即使是国王也不例外。叙利亚的灾难
美国人对突尼斯和埃及的平民起义感到震惊。他们现在计划推动由其支持的小股力量的武装起义，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类似的运动可能出现之前抢先行动，从而占据运动的主导权。在利比亚，对这个战略进行的检验取得了成功（利比亚现在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我写作本文时，美国在叙利亚也获得了成功。读者们此处可参考我在《潘巴祖卡新闻》上发表的有关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文章。
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权过去隶属于纳赛尔风格的民族主义民粹运动以及万隆会议时代的其他运动。由于在这个框架下显然已经不再可能取得切实的成就，哈菲兹·阿萨德调整了自己的方向，他试图将以下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保留与殖民主义相对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向右转，以保守主义的政策对外让步，希望由此获取利益，这反映在其“开放”（自由化）政策之中，类似于纳赛尔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战败之后所采取的路线。
这套做法在随后的历史中可谓一目了然。在埃及，纳赛尔1970年去世之后，这个国家马上毫无保留地屈服于由美国、海湾国家和以色列所组成的反动轴心的要求。在叙利亚，这种自由化造成了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结果，即穷人阶级社会状况严重、急剧的恶化，这损害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针对当前的事态发展，叙利亚政权面对民众抗议除了镇压还是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派”。因此，在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牵头之下，一个条理清晰的计划已然成形，它的目的并非帮助叙利亚人民推翻独裁者，而是照搬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所作所为，毁灭叙利亚这个国家。
很显然，这三方利益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1）对美国来说，其目标是打破伊朗、叙利亚和真主党之间的联盟，这个联盟对美国深入持久控制这个地区是个障碍；（2）对以色列来说，其目标是造成叙利亚的分崩离析，导致它分裂成几个弹丸大小的国家，彼此之间教派斗争不断；（3）对海湾国家来说，则是固化瓦哈比教派式的逊尼派独裁，尽管这种独裁将建立在对阿拉维派、德鲁士派和基督徒的屠杀和违法灭绝的基础之上。土耳其与美国一道，在这个计划的实施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永远不要忘记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在哈塔伊省，土耳其建立了招募和训练杀手（所谓的穆斯林）的营地，这些人渗透进了叙利亚。
面对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命运，阿萨德政权显然一直无力采取唯一有效的政策进行应对，即进行真正的改革和谈判。这是强化民主阵线的唯一途径，虽然有人力图使其无法发出声音，但民主阵线的各个组成部分目前是存在着的。这场涉及面广泛的运动已经拒绝了加入受外国势力操纵的所谓的解放阵线，但与此同时，它并不支持这个政权，对于将国家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沙拉夫派”的恐怖主义简单对立起来的战略，它也持反对的态度。帝国主义的地缘战略及民主问题
我在本书中想要表明一点，即在让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成为热点的问题上，去政治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去政治化当然并不局限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在南方国家的第一次觉醒之中，甚至在历史上，在第一个阶段的革命热情褪去之后的社会主义阶段，它就是所有民族主义民粹运动的首要做法。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压制民主实践（我所说的民主并不简单地指举行多党选举），换言之，即对观点和政治建议，还有可能对发表观点和建议的体制的多样性缺乏尊重。政治化要求实行民主，而除非赋予“对手”以自由，否则民主就无法存在。在所有的情况下，压制民主——它是去政治化的源头——是引发其后灾难的元凶。这可能表现为对过去（宗教或其他方面）的怀旧，也可能是实行“消费主义”和为西方媒体所鼓励的那种错误的个人主义，对于东欧和原苏联地区的人民来说即是后一种情况。不仅中产阶级崇尚消费（发展可能令他们受益），平民阶层也同样如此。对于平民阶层来说，由于缺乏其他的选择，所以他们热切地盼望从中获益，即使所获利益少得可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合法的）。
在穆斯林社会中，这种去政治化主要表现为明显“回归”伊斯兰教。通过非正式的集市经济，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屈膝投降的买办阶级和赤贫现象这三者得以结合起来。这并非埃及所独有。在多数的阿拉伯社会和穆斯林社会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状况，远至巴基斯坦，甚至更远都是如此。同样的结合也在伊朗进行：其集市经济的成功明显是“霍梅尼革命”的主要结果，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伊斯兰教的权力与集市市场经济之间同样如是的结合已经令索马里遭受彻底的破坏，这个国家目前已经名存实亡。
当代的帝国主义针对这个地区（“大中东地区”）所推行的战略根本不以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为目标。它们的战略目的在于摧毁这些国家和社会，其手段则是支持所谓的伊斯兰教政权，因为这些政权保证了“贫穷愚昧的发展”（用我已过世的朋友弗兰克的话来说）得以继续，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断赤贫化的过程。最终取得的“高增长率”为世界银行所称赞，但它毫无意义，因为它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因为它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迅速扩大和绝大多数人的赤贫化。
伊拉克为这个地区提供了该种模式。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已经被不少于三个（可能更多）政权所取代，它们以宗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和种族（库尔德人）为名实行恐怖统治，对基础设施和工业进行系统破坏，有计划地对数以万计的精英公民，尤其是工程师和科学家实施暗杀，还有就是摧毁教育制度（这个制度在萨达姆时代并不差），这样这个国家就只教授宗教和商业课程。这些也是针对叙利亚所设立的目标。
下一个被盯上的是伊朗，在针对这个国家时，借口是它在发展核武器，使用这个借口是因为如果美国的力量不积极参与进来，单凭以色列无法完成这个目标。不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国家的政权（它结合了伊斯兰教的统治和市场经济），伊朗都确实阻碍了美国凭借军事力量的部署来控制这个地区的目的，所以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
当代帝国主义最终的真正目的，是遏制那些对于它来说最为危险的新兴国家（中国首当其冲），然后再通过先发制人的战争逼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中还可以加上俄罗斯，如果它在军事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就有可能终结美国军事力量一家独大的局面。
这意味着其他所有的南方国家彻底臣服，由此保证那个三驾马车（美国、欧洲和日本）独占整个地球的自然资源，保证它们可以进行掠夺和浪费。这意味着更愚昧盲目的发展、进一步的赤贫和更多的恐怖主义政权的出现。当代资本主义所能带来的也只有这些了。
因此，如果这场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在埃及和其他国家得势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对此问题，我们的周围全是令人放心的说法，这些说法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无论它们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有人说：“这就是命，我们的社会为伊斯兰教所渗透。这一点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现在它在强势出击。”仿佛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的成功并非由于此前的去政治化以及社会状况的恶化遭到了有意的忽略。“这并不怎么可怕，它的成功只是暂时的，现在得势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将会失败，而其失败将会导致公众不再支持这场运动。”这是华盛顿假装相信的论调，而或是出于投机，或是由于头脑不清，主流媒体和阿拉伯的知识分子们也编造了这样的观点，也装作如此认为。
不，这不对。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运动对权力的操纵可能会持续50年。在它一天天削弱它所统治的社会在世界棋盘上的重要性的同时，其他国家则将继续前行。在这场可悲的“转轨”结束之时，这些国家在世界各国的排行榜中将会落在最后。
在阿拉伯世界，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政治化问题是挑战的核心主题。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不是在进步，而恰恰相反，它是在退步。垄断者的资本普遍高度集中使得政治权力无条件地、彻底地听命于它们成为可能，这甚至是一种必然的要求。总统权力的加强看起来似乎因人而异，事实却是它往往内在地服务金融财阀的统治。这是迷失的形式，它正将资产阶级民主（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曾经一度由于工人阶级遭受彻底打压而得到了加强）连根拔除，致其不复存在，而以民主的闹剧取而代之。
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民主的雏形在其存在之处伴随着社会的倒退，这些地方的社会倒退相比中心地带依然更加暴烈，因此其信誉正在消弭。民主的倒退是去政治化的代名词。民主意味着公民来到舞台之上，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定规划，而不是仅仅通过毫无意义的选举憧憬改变（轮流坐庄，换汤不换药）。但具有创新想象力的公民正在消失，他们正在被去政治化的个人所取代，这些人是政治生活中被动的观众，是被这个体系所塑造出来的消费者，他们（错误地）相信自己是一个个自由的个体。
社会的民主化与各国人民的再政治化，这两个进程密不可分。但该如何开始？这样的一场运动可以始于这两端之中的任何一端。什么都无法替代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对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的实际情况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对希腊、中国、刚果、玻利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实际情况要做具体分析一样。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整个世界都将由于这个体系的崩塌而陷入混乱（这种迹象已然出现）。果真如此的话，恐怕会有最坏的事情发生。参考文献
Amin，Samir（2001a）“Lybia could break up like Somalia”，Pambazuka，7 September，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76091，accessed 27 April 2012.
Amin，Samir（2011b）“Is there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omalia？”，Pambazuka News，17 February，http：//www.pambazuka.org/en/category/features/70973，accessed 27 April 2012.
Belalloufi，Hocine（forthcoming）La démocratie en Algérie：réforme ou revolution？
Kimyongur，Bahar（2011）Syriana，la conquète continue，Charleroi，Couleur Livre.
法文版导言
2011年一开年，阿拉伯各国人民发起了一系列愤怒的起义。不过阿拉伯的这场“春天”能否解决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力量所面临的挑战？针对这个问题有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回答，它们各自的论点具有同样强大的说服力。
很久以前，在塑造古老的、前现代的那场全球化运动过程中，阿拉伯世界（或者更为广泛而言的伊斯兰世界）尽力成为一个发挥着积极作用的主角。不过它却无力避免自己的衰落，尽管在19世纪以及其后的20世纪里它几次辛苦努力，力图从西方大国推行帝国主义所形成的外围地带突围而出，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猛烈进攻之下，它仍然败下阵来。
要应对这个挑战，就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放弃逆潮流而动所产生的幻觉，也就是说放弃从“社会与政治的伊斯兰化”角度看待问题的幻觉。这并不意味着要向西化这蹩脚的东西靠拢——虽然西化能与正在进行中的伊斯兰化完全兼容——而是要解放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创造力（不是逆潮流而动，而是以创造未来为其方向）。如果阿拉伯各国人民想要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道，与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以积极的姿态塑造自己的未来，那么他们就必须这样去做。
为了进行反思并采取行动，我们有必要对阿拉伯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做出批判性的解读。它是在什么时候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我将在第二章的前面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的第一章对2011年爆发的声讨运动做出了一种解释，接下来的四章则在“全球史”的框架之下，针对阿拉伯世界在世界体系昨天和今天的地位，就其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追溯。
这四章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概念进行组织：枢纽、衰落、跃进和迷失。它们与阿拉伯世界在古老的世界朝贡体系以及随后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地位和角色的历史更替相对应。这些阶段相互之间有所重叠，这是因为有些旧有的特征并未随着时间而改变，部分则一直保持到了现在。
这些想法是在我此前撰写的大量文章之中形成的，这些文章有些专为阿拉伯世界（埃及、马格里布地区、叙利亚和伊拉克、“阿拉伯国家”）而写，其他的则与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具有“全球”体系的性质。在本书中，我仅保留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层面。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些进展的读者，可以阅读本书当中所提到的参考书目。
迟至1500年的世界体系仅仅关注了我们这个星球的东半球（欧亚大陆和非洲），而这个东半球（同样）是在对此时尚处于“前哥伦布时代”地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从1500年开始，这个体系所关注的是整个地球，在新出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之中把对各国的研究融为了一体。
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春天”与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过去的20年里所经历的春天一样，是我所称的南方人民的第二次觉醒。第一次觉醒发生于20世纪，一直持续到它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击发生对抗为止。第二次觉醒则采取了多种形式，既有针对新自由主义扩散所带来的专制独裁的猛烈反抗，又有“新兴”国家对于国际秩序的质疑。这个“春天”因此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秋天”——普遍化的、全球化的、金融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与20世纪的那场运动一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使处于体系外围的那些国家和人民重新获得独立，在于恢复他们在改造世界方面的主动权。因此，这场运动首先是一场反帝运动，因此，潜在而言，它也是反资本主义的。
如果当前的这场运动能够成功地与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那些工人联合起来（后者有必要经历另一场觉醒），那么就有可能在全人类的层面展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前景。但这绝不是作为“历史的必然”而注定发生的。资本主义的衰落有可能会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漫长转变之路，但它也有可能导致人类堕入普遍的野蛮状态。这种可怕的前景可由三个因素的结合而产生：美国的军队以及美国在北约的唯其马首是瞻的盟国军队，它们力图以武力控制这个星球，这件事它们已经着手在做；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国家内部民主的衰落；还有就是起义之中的南方国家出于怀旧情绪而拒绝接受民主（其所采取的形式是“原教旨主义”，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所倡导的宗教极端主义抱有幻觉）。
因此，力争世俗的民主化在当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会决定未来各国人民是获得解放还是陷入野蛮状态。第一章阿拉伯的春天？
2011年一开年，阿拉伯人民便发起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充满了愤怒的起义。这个春天是第二次“阿拉伯世界的觉醒”的开始吗？或者这些起义将陷入僵局并最终流产——就像我在《南方的觉醒》一书中所探讨的那场第一次觉醒那样？如果前一种可能性得到了证实，阿拉伯世界的前进运动就将必然成为世界范围内超越帝国资本主义的那场运动的组成部分。失败则会令阿拉伯世界继续处在它目前仰人鼻息的边缘地位，阻止它崛起成为塑造这个世界的一支积极力量。泛泛而论“阿拉伯世界”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忽略了在这个地区内每个国家客观条件的多样性。所以我接下来将着力讨论埃及这个国家，它被普遍认为在其所在地区的总体变革之中扮演了并且一直都在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外围地带，埃及是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甚至还是在19世纪之初，远在日本和中国之前，针对埃及及其在阿拉伯马西利格地区（马西利格的意思是“东方”，即北非的东部和黎凡特地区）的近邻，穆罕默德·阿里总督就设想并实际实施了一个振兴计划。这场蓬勃开展的实验占据了19世纪三分之二的时间，直至19世纪70年代，到赫迪夫·伊斯梅尔统治的后半阶段，它才偃旗息鼓。在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大英帝国残暴的外力入侵，它是那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武力入侵共有两次：先是1840年发动的海上攻势，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控制了赫迪夫的财政；第二次则是1882年最终的军事占领，英格兰一门心思追逐自己的目标：确保一个现代的埃及无法实现崛起。当然，埃及的那个振兴计划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它显然设想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崛起并凭借资本主义实现其崛起，这不同于埃及的第二次崛起尝试——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那个振兴计划自身的社会矛盾性，与其根本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假设一样，无疑要对失败承担一份自己的责任。但以下的事实依然成立：正如日本那样，如果帝国主义者没有侵略埃及，那么这些矛盾性很有可能会得到克服。由于被英国打败，崛起中的埃及被迫在近40年里（1880～1920年）卑躬屈膝，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它的各项制度遭到更改，以服务于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积累模式。这种强加于它的倒退不仅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生产体系，还击垮了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系统全面地强化了所有那些反动的、中世纪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概念，从而让这个国家继续仰人鼻息。
埃及这个国家——它的人民、它的精英阶层——从来都不曾接受这样的一个地位。顽强的抵制引发了第二波起义运动，这发生在接下来的约半个世纪里（1919～1967年）。事实上，我把这个时期看成斗争和重大进步运动的继续。其目的有三：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三个目标——不论其多么有限，亦不论其表述有时颇为混乱——彼此密不可分，就像现代埃及在那个时期密不可分地融入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一样。照此观点进行解读，纳赛尔主义的系统化阶段（1955～1967年）只不过是那场始于1919～1920年革命的长期进步斗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埃及那半个世纪高涨的解放斗争从一开始即强调——随着1919年华夫脱党的组建——政治现代化，通过（1923年）实行资产阶级形式的宪政民主（有限的君主制）和重获独立来实现政治现代化。设想中的民主就其形式而言允许逐步的世俗化（如果说它不是激进意义上的世俗化的话），其标志是把十字架和新月连接起来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在2011年1月和2月的示威游行中再次出现）。随后，“正常的”选举得到了允许，没有丝毫的问题，科普特人（埃及土生土长的基督徒）不仅可以被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所选举任职，这些人在被选上之后还可以在政府中担任高官。
在反动集团的积极支持下——这个反动集团由君主派、大地主和富农所组成——英国人竭尽全力阻止华夫脱党领导下的埃及民主进程。20世纪30年代，独裁的西德基·帕夏废除了1923年的民主宪法，这引发了其与在反帝民主斗争中担当先锋的学生运动之间的冲突。穆斯林兄弟会于1927年成立，其组建过程得到了英国使馆和埃及王室的积极支持，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后者的目的在于以此反制学生运动所造成的威胁。穆斯林兄弟会的指导思想由拉希德·里达所制定，属于“伊斯兰”教义之中瓦哈比主义的最为落后的“沙拉夫”变种，是新生的“政治性伊斯兰教”中最反动的、反民主和反社会进步的思潮。
此时，墨索里尼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世界性的战争爆发在即，这迫使伦敦向民主力量做出了一些让步。1936年，华夫脱党在吸取了教训之后，被允许重新执掌政权，英国与埃及之间的一部新条约也得以签署。第二次世界大战理所当然地造成了民主运动的某种中断。但早在1946年2月21日，随着工运和学运的合流，斗争的潮流日益高涨，而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运动登上舞台之后，斗争更是呈激进化之势。在英国的支持之下，埃及的反动派再次以暴力加以应对，为达成此目的，他们动员了穆斯林兄弟会，形成了西德基·帕夏的第二轮独裁统治——不过，这未能阻止这场抗议运动。1950年，选举不得不举行，华夫脱党再次执政。该党废除了1936年的条约，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发动了游击战，这些行动只是在开罗发生纵火案（1952年1月）之后才遭遇了挫败，而穆斯林兄弟会则深深地卷入了这桩案子。
1952年由“自由军官”发动的首场政变，更主要的是1954年纳赛尔借此上位的第二场叛乱，在一些人看来令此前不断进行的斗争运动达到了顶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导致了这场斗争的终结。纳赛尔主义抛弃了以上所提及的埃及觉醒观，它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完全抹杀了1919～1952年的全部历史，其目的在于将“埃及革命”的开始推至1952年7月。在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谴责了这种主张，认为1952年和1954年的那两场政变旨在终结民主化运动的激进性。他们的分析没有错，因为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之后，纳赛尔主义仅有反帝斗争之形而无其实。纳赛尔主义随即贡献出了它所能付出的一切：一种绝对反帝的国际姿态（与泛阿拉伯运动和泛非运动有关）和某些进步的（却非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革。这一切均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普通民众被剥夺了自我组织的所有权利），甚至还废除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这招致政治性伊斯兰教前来填补由此而形成的真空。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1955～1965年），纳赛尔主义的斗争便耗尽了其进步的潜能。这为自此以后都将由美国领头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操纵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工具——以色列，从而实现分化瓦解这场运动的目的。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败北，这标志着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这场社会潮流的终结。其退潮的始作俑者即为纳赛尔本人，是他选择了向右派让步的道路（“开放”当然是向资本主义全球化开放），而没有坚持学生运动（在纳赛尔死前及死后不久，学生运动在1970年曾短暂地占据了舞台）等各方所呼吁的激进化斗争。其继任者萨达特强化并扩大了这种“向右转”，而且他把穆斯林兄弟会纳入了他新的专制体系之中。穆巴拉克则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
接下来的倒退持续了几乎又是半个世纪。埃及屈服于这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需要和美国的战略要求，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完全不再作为一个活跃的因素存在。在其所在的地区，美国的主要盟国沙特和以色列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埃及和海湾国家的默许下，以色列随即得以不断扩大其对巴勒斯坦被占地区的殖民化进程。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建立起了一套经济和社会制度，这套制度虽然遭受了批评，但它至少统一而连贯。纳赛尔认准了工业化是摆脱殖民性的国际分工——在这样的分工下，埃及被迫接受棉花出口国的角色——的出路所在。他所实施的制度维护了这样的一种收入分配体系——既有利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又不会造成普通民众的赤贫化。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则肢解了埃及的这个生产体系，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毫无章法的制度，它完全建立在企业的营利性基础之上，而这些企业大多不过是帝国主义垄断企业的分包商而已。其所宣称的高经济增长率虽被高度赞扬了30年，但实际上并无一点意义。埃及的增长极为脆弱。不仅如此，这样的增长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而且还带来了令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年轻人饱受痛苦的高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爆炸可谓一触即发。而后爆炸发生了。
表面看来的“政权稳定”虽为希拉里·克林顿等美国历届政府官员所吹捧，其基础却是一支由120万人所组成的庞大的警察队伍（军队的人数只有区区50万），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每天进行犯罪活动。帝国主义强国宣称这个政权正在“保护”埃及不受伊斯兰教的威胁，但这只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事实上，这个政权让反动的政治性伊斯兰教控制了教育、司法和主要的媒体（尤其是电视），从而将它们完全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之中。唯一被允许的公开场合的演讲在沙拉夫教派的清真寺里进行，这让伊斯兰分子能够抨击政府，从而看起来好像是产生了“反对派”。美国政界人士的言论完全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因而呈现虚伪的两面性（在这方面，奥巴马并不亚于布什）。华盛顿在事实上支持政治性伊斯兰教，这摧毁了埃及社会直面现代世界挑战的能力（造成了教育和科研的灾难性的衰落），与此同时，华盛顿偶尔也会谴责这个教派的“滥权”（比如说针对科普特人的暗杀行动），这让它可以将自己的军事干预合法化为其所自称的“反恐战争”。只要这个政权手中还握有一个安全阀，即穷人和中产阶级工人大规模前往石油生产国务工，它就仍能显得“宽容大度”。随着这个安全阀的失去（亚洲的务工者取代了阿拉伯国家的务工者），反对这个政权的各种运动随即获得了复兴。2007年的工人大罢工（过去50年里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大的罢工），受农业资本剥削威胁的小农所发起的顽强的抵制运动，还有中产阶级人士当中民主抗议团体（例如“受够了”和“四月六日”运动）的形成，都预示着爆炸的不可避免——埃及人期待着爆炸的发生，外国观察者却深感震惊。解放斗争的大潮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分析其发展的方向和机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民主运动的构成成分
正在进行之中的这场“埃及革命”，撼动了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可能预示这一体系的终结。埃及人民的这场规模浩大的运动将三个活跃的构成成分连为一体，这三个成分分别是出于自愿并以其自己发明的“现代”形式“再度政治化”的年轻人，激进左派的势力以及追求民主的中产阶级势力。年轻人（约有100万活跃者）充当了这场运动的先锋。马上加入他们的则是激进的左派和追求民主的中产阶级。在抗议示威活动进行的头四天，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号召会众对其进行抵制（毫无疑问，示威者会被镇压工具所击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只是到了后来，在示威活动为全体埃及人民所响应，动员起了1500万之众的示威者之时，穆斯林兄弟会才迟迟接受了这场运动。
年轻人和激进左派有三点共同的诉求：恢复民主（结束军警政权），采取有利于普通民众的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而不是屈从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要求），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屈从美国的霸权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军事扩张的要求）。他们所呼吁的民主革命是一场民主的社会革命和反帝革命。尽管就其社会构成、政治及意识形态表达而言，这场年轻人的运动呈现多元色彩，但总体来说它是一场左派的运动。它对激进左派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而自发的同情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整体，中产阶级仅仅声援了这场运动中的民主化目标，他们并不必然彻底反对“市场”（就其当前的存在而言）和埃及的国际结盟安排。不应被忽略的是一群博客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在可以证明是美国中情局所组织的一场阴谋中，他们或者显身或者隐身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的主要推手通常是来自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他们极度“美国化”，但他们把自己打扮成现有独裁统治的反对者。在其网络上的论述中，虽然民主这一主题最为突出，但他们所表述的是华盛顿对此进行操控所需要的那个版本。这个事实使他们成为反革命链条当中活跃的一环，而这是华盛顿以东欧的“颜色革命”为蓝本，以“民主革命”为伪装，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活动。不过，认为推动民众起义的也是这场阴谋则是错误的。中情局所力图做到的是逆转这场运动的方向，令运动人士远离他们实现社会进步变革的目标，将他们导入运动的歧途。如果这场运动不能整合各方的力量，不能就战略目标取得共识，不能创造性地采取有效的组织和行动形式，那么中情局的这个花招就很有可能得逞。因此而失败的社会运动的例子可谓多矣——只要看看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即可。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企图在埃及捍卫“美国式民主”的博客作者（他们用英语而不是阿拉伯语在网上写文章！）所表述的观点往往有利于穆斯林兄弟会地位的合法化。
这场运动中的这三个活跃的构成成分呼吁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这个呼吁很快便得到了全体埃及人的响应。虽然在起初的那些天里，政府的镇压极其残酷（致死1000多人），但这并没有吓倒这些年轻人及其盟友（他们从来没有呼吁西方列强提供任何帮助，不像在其他一些地方的人）。这场运动从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农村之中的各个角落聚集了1500万埃及人，他们连续多天（有时在晚上也是如此）不间断地进行抗议示威，而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这些年轻人及其盟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压倒性的政治胜利所带来的结果使对方开始恐惧。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发现他们只得抛弃此前他们一直力挺的穆巴拉克。与此同时，军方的将领们打破了沉默，他们拒绝承担镇压的脏活（以此维护他们自身的形象），最终他们罢黜了穆巴拉克及其左膀右臂。
埃及人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积极的挑战。因为与任何一个民族一样，这些人远非是一个“同质的集体”。在其主要的构成成分中，有些无疑是运动可能渐呈激进化的力量源泉。人数达500多万的工人阶级进入战场，这就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经历过无数次罢工因而斗志高昂的工人，从2007年开始在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已经有了50个以上的独立工会。由于废除了农业改革方面的法律，农业领域的剥削横行，小农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制，这表明他们是这场运动中又一支激进的力量。不仅如此，广大的“穷人”也积极参与到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之中，他们往往还加入了由街坊四邻所组织的各种街道委员会，以“保卫这场革命”。这些“穷人”的络腮胡、面纱和他们的衣着打扮可能给人以埃及社会从骨子里来说是个“伊斯兰”社会，甚至这个社会可以为穆斯林兄弟会所动员起来的印象。但在事实上，是他们自发涌上了运动的舞台，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则别无选择，只能跟在他们的后头。因此一场竞赛正在展开：谁——是兄弟会及其（沙拉夫派的）伊斯兰教教徒，还是民主联盟——将能成功地与仍处于困惑之中的大众结成有效的联盟，甚至（这是我所反对的一个说法）“令他们唯其马首是瞻”？
在建设工人与民主力量之间的统一战线方面，埃及正在取得明显的进步。2011年4月，五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埃及社会主义党、大众民主联盟——它由此前“忠实的左派”的全国进步工会党中绝大多数的党员所构成、民主工党、“托洛茨基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以及埃及共产党——它曾是全国进步工会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起组建了社会主义力量联盟，通过这个平台，它们致力于共同开展斗争。同时，这场运动中所有活跃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各种民主党派、独立工会、佃农组织、由年轻人组成的社交网络以及无数的社会组织）发起组建了一个全国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约有150个成员，穆斯林兄弟会及各右翼政党拒绝加入，这再次证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它们反对革命运动继续下去。对抗民主运动：反动的集团
与过去的起义斗争一样，埃及的民主社会运动和反帝运动起而对抗的是一个强大的反动集团。对这个集团，我们或许能以其社会构成（当然是其构成阶级）加以识别，但同样重要的是依据其政治干预的方式以及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对其进行定义。
从社会角度而言，反动集团的领头者是埃及的整个资产阶级。过去40年里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依附性财富积累带来了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在伴随着“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而生的骇人听闻的收入分配不公之中，他们是唯一的一批受益者。他们约有数万人之众，这些人并非世界银行所称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所有人的财富全都源自与政治机构的沆瀣一气（腐败是这个制度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在埃及目前的政治话语中，人们称之为“腐败的寄生虫”）。在当代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他们积极支持埃及成为美国的一个无条件的盟友。构成这个资产阶级的是军队里的许多将军、警察中的不少高官、与国家及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创建的国家民主党有关系的大量“平民”（文职官员），以及各种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会的所有领导人及爱兹哈尔大学的主要教士，他们全都是亿万富翁。
当然埃及还有由活跃的小企业主和中型企业家所构成的资产阶级。不过，他们是买办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掠夺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往往沦为附属于本地垄断资本的次级分包商，仅仅起着外国垄断资本传送带的作用。在建筑业中，通常的原则是这样的：“大佬们”攫取了国家的建工合同，再将工程分包给“小喽啰们”。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产阶级是同情这场民主运动的。
农村里的反动集团同样不容小觑。他们由富农组成，作为纳赛尔农业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取代了此前富裕的地主阶级。纳赛尔政权所建立的农业合作社包含了富农和穷苦的农民，所以这个政权主要是在为富人干活。但这个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贫苦农民所可能遭受的不公对待进行了限制。在世界银行的建议下，这些措施为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废除，农村里的富人随即开始加快了对穷苦农民斩草除根的步伐。在近代的埃及，农村里的富人一直作为一个反动阶级而存在，现在则比以前更甚。他们还是伊斯兰保守教义在农村的主要宣扬者，此外，由于他们与政府官员和宗教机构（在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的地位等同于一座有组织的清真寺）之间存在紧密的（往往是家庭）关系，他们还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生活。不仅如此，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军方和警方的高官，但也包括技术官僚及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员）直接源于农村里的这些富人。
这个反动的集团手中掌握着强大的政治工具：军队和警察、国家机构、萨达特所创立的享有特权的国家民主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宗教机构（爱兹哈尔大学）以及政治性伊斯兰教派（穆斯林兄弟会和沙拉夫派）。美国向埃及军方提供的军事援助（每年达15亿美元左右）从来都没有用于埃及的军事防务。相反，由于腐败的普遍存在（最大的讽刺是不仅知道并且容忍，而且还积极促成了腐败），军援所带来的后果极具破坏性。这些援助让军队的最高将领们将埃及买办经济的一些重要部分纳入了自己的囊中，以致“军队企业”成了一个人们见怪不怪的词。正因如此，通过自我任命而承担起指导埃及过渡过程责任的军方最高统帅部，虽然与镇压行动保持距离，以此显示自己的中立，但它实际上毫无中立性可言。它所挑选并服从的“平民”政府主要由来自前政权的一些不那么显眼的人组成，后者采取了一系列完全反动的措施，其目的在于阻挠这场运动出现任何形式的激进化。在这些措施中，有一条是邪恶的反罢工法（以恢复经济为其借口），另一条法律则为组建政党设置了苛刻的限制条件，其意图在于按照政治性伊斯兰教派（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倾向限定选举规则，因为这些教派在前政权系统化的支持之下已经很好地被组织了起来。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军方的态度依然不可预见。虽然其干部贪污腐败（其普通士兵是招募入伍的，而军官则是职业的军人），但其民族主义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此外，军队的大部分权力事实上被警察部门所攫取，军方对此心怀怨恨。
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时也由于这场运动已经有力地表达了其将军方排除在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导层之外的意愿，最高统帅部将来很有可能躲在幕后，而不是出现在选举中——包括总统选举，其日期目前仍然未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尽管警察部门明显依然保持了其完整性（没有考虑对其提出起诉），国家机构总体来说也是如此（新统治者全是来自旧政权的遗老），但国家民主党已经在风暴中消失，且其合法解散也已经成了命令。不过，埃及的资产阶级将会力保其政党改头换面重新出山，对此我们深信不疑。政治性伊斯兰教派
穆斯林兄弟会是仅有的其存在不仅为前政权所容忍且得到其积极支持的政治力量。如上所述，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将教育、司法和媒体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它。穆斯林兄弟会从来都不是也从无可能是“温和的”，更不必说“民主的”了。其领导人的称呼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导师”，他们是自我任命的，其组织也建立在不经任何讨论埋头执行领导人的命令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其高层领导完全由资产极其雄厚的人所组成（这部分要感谢沙特阿拉伯的资助，也就是说，要感谢华盛顿的资助），其中层领导来自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一般会众是通过兄弟会所运作的慈善服务（这些同样由沙特阿拉伯出资）而招募过来的底层民众，而其强制执行机构则由在犯罪分子当中招募的民兵构成。
穆斯林兄弟会信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完全依赖外国的经济制度。它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于工人阶级的大罢工和穷苦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采取反对的立场。所以穆斯林兄弟会仅仅在以下两重意义上是“温和的”：一是它拒绝提出任何的经济和社会纲领，因而实际上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二是它在事实上顺从于美国对于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强力控制。因此它是华盛顿派得上用场的盟友（美国还有比沙特阿拉伯这个穆斯林兄弟会资助者更好的盟友吗？），而华盛顿现在也正在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民主资质”提供证明。尽管如此，美国不能承认其战略目的是在本地区建立“伊斯兰的”政权。它需要维持“我们害怕这一点”的假象。这样，它就将“永远的反恐战争”合法化了。而在实际上，这场战争有着与其名称大相径庭的目的：用军事手段控制整个地球，从而确保美国-欧洲-日本这三驾马车能够继续独享地球上的资源。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另一个好处，是其让这三驾马车得以在公共舆论中将“伊斯兰教恐惧症”的一面调动起来。众所周知，欧洲在这一地区没有自己的战略，它每天都满足于跟着华盛顿的决定走。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必要明确地指出美国的战略中这种真正的说一套做一套，因为这种做法已经相当有效地操纵了受到欺骗的公共舆论。美国（以及跟在它后面的欧洲）最害怕的是埃及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这样的埃及当然会扔掉经济自由主义，也当然会摈弃北约和美国的侵略性战略。美国将竭尽所能地阻止一个民主的埃及的出现，为达到这个目的，它将全力支持（对此它会惺惺作态地加以伪装）穆斯林兄弟会这个虚假民主的替代品，而人们已经看到，在埃及人民的这场争取真正变革的运动当中，穆斯林兄弟会只不过是少数派。
当然，帝国主义强权大国与政治性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合谋既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也并非埃及所独有。自1927年成立直至今日，穆斯林兄弟会一直都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集团的一个派得上用场的盟友。它也一直都是埃及民主运动的一个劲敌。现在领导着兄弟会的那帮亿万富豪们注定不会转而投向民主事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政治性伊斯兰教派显然是美国及其北约少数派合伙人的战略盟友。过去，在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期间及其之后，华盛顿给塔利班提供了武器和资金，让那批人针对其民族主义的、受到民众普遍欢迎的政权（被称为“共产主义”政权）发动战争，他们称这些人为“自由斗士”。在塔利班关掉共产主义者所创办的女子学校的时候，总是有民主人士，甚至是女权主义者马上出来宣称应该“尊重传统”。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现在得到了“传统主义的”沙拉夫派的支持，后者也接受了海湾国家的“慷慨”资助。沙拉夫派（狂热的瓦哈比主义者，对以任何别的方式解释伊斯兰教义均不予宽容）在采取极端做法方面毫无顾忌，他们也是针对科普特人展开系统性谋杀的幕后黑手。难以想象这些活动没有国家机器的默许（有时甚至是更可怕的暗中参与），而国家机器（尤其是司法部门）已经被移交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手中。这种奇怪的分工让穆斯林兄弟会得以显得温和：这是华盛顿试图让人假装相信的。尽管如此，我们预计埃及的各个伊斯兰宗教派别之间将会出现暴力冲突。这是由于埃及的伊斯兰教在传统上以苏菲派为主，苏菲派的各个兄弟会现在甚至拥有1500万之众的埃及穆斯林教徒。苏菲教派代表的是一种开放且宽容的伊斯兰教义，其所强调的是个人信仰而非宗教仪式的重要性（苏菲派称“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通往上帝之路”）。不过，国家政权对苏菲教派一直极为不信任，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对之，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其公开宣战。海湾各国的瓦哈比教派则与苏菲教派恰恰相反：陈旧落伍、注重仪式、墨守成规、敌视任何与自身理解不同的经文解读、敌视任何的批判精神——对其来说，批判精神正是魔鬼魔性的体现。瓦哈比派的伊斯兰教认为自己在与苏菲派开战并力图消灭之，为达到此目的，它所依赖的是掌权者的支持。作为对此的回应，当代的苏菲派则呼吁宗教脱离公共事务，甚至是宗教的世俗化；它呼吁宗教与政治（国家权力以及国家所承认的爱兹哈尔大学的宗教权威）之间的分离。苏菲派是这场民主运动的盟友。拉希德·里达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将瓦哈比教派的伊斯兰教教义引入埃及，1927年之后，穆斯林兄弟会接过了其衣钵。但只是在“二战”后的60年代，美国与当时普遍涌现的民族解放斗争浪潮产生冲突，为此它与海湾各国结成了盟国，在美国的支持下，海湾国家利用石油收入在埃及大力推动瓦哈比教义的扩散，它才得以真正做大。美国的战略：巴基斯坦模式
在低潮时期（1967～2011年）主导着中东舞台的三个强权大国分别是美国——它是这个体系的老板——沙特和以色列。这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盟国全都恐惧一个民主埃及的出现。这样的埃及是一个反帝及以民生为本的国家。它将摆脱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将令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中东舞台上的丑角，它将再次唤醒阿拉伯民众的团结并迫使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国。
埃及是美国全球控制战略的一座基石。华盛顿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唯一的目的在于使埃及的这场民主运动流产，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它们力图给埃及强加上一个由穆斯林兄弟会所把持的“伊斯兰教政权”——这是它们令埃及永远屈服的唯一办法。奥巴马发表那些“民主演讲”只是为了欺骗天真的公共舆论，其中主要是美国和欧洲的公共舆论。
为了让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合法化，很多人在谈论土耳其的例子（“已经变成了民主制！”），但这只是个烟幕弹。这是因为土耳其军队总是在幕后发号施令，不仅如此，虽然很难说它是民主的，而且它肯定是北约的忠实盟友，但它是土耳其“世俗化”的保证。华盛顿的计划——由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以及为其服务的智库所公开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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