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正林,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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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16ZDA219）前期成果之一。对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不是一个短期过程，本书呈现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学术界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和中外媒体传播现状。内容涉及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文化强国、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中国文化、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与问题、我国的对外传播对策、我国的国际形象广告问题、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传播、一带一路新闻报道与对外文化传播、互联网思维与讲好中国故事、孔子学院与跨文化传播等。本书可作为政府相关决策机构和文化传播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序言
当前，世界格局纷繁复杂，国际形势日趋严峻，国家综合国力竞争态势异常激烈。作为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正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战场。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已经将文化强国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用以提升本国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整体实力，力求占据国际和区域战场上的制高点。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做到战略上判断准确、策划科学，才能赢得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条道路”“一项改革”“四个自信”“四种形象”“树立四观”等思想，就是要求我们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展示中国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当前，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影响力建设的重要作用，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对全球政治、外交、金融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仍存在不少挑战。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评价，应该说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与国家在相关领域的投入和社会期待尚有一定的差距，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问题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理论界持续关切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文化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准备问题。谢志岿、王蒙、沈壮海等一批学者就曾最早提出要发挥我们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大国。
2005年，首批关于中国文化建设与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立项，分别是北京大学袁明主持的“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的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主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研究”。此后，中国文化建设与影响力生成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从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国家批准的重大立项项目在数量上每年呈递增趋势，其中，中国文化生成与对外传播类项目数量众多，每一年立项有10项之多。不少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实践层面重要的决策参考甚至行动指南，但是总体上相对忽视本体性问题，即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机制是什么，这其中不仅要思考当代中国文化价值的内核与本质，也就是需要思考到底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还需要考虑如何形成更加高效的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关于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思考，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更多的思考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或者是如何彰显中国“软实力”，很少在真正意义上思考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应当让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生成，在本质上绝不是迎合西方，成为西方价值的仆人，或者让中国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翻版和实验平台；更不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去傲视发展中国家进而建立文化霸权，强行让别人接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应该是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彰显中华民族的品格力量，全方位地创造与传播中国的当代文化，使其参与到世界人类文化之林，促进人类文化共同良性发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这是民族的荣耀与资源，但这只是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尊严，不只是灿烂的古代文化，当代中国人更应该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古今的完美结合才能真正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这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将其放置在国际大环境中思考定位，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深入的把握，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提供基础条件，从而为今后中国国际形象打造方面提供相应的借鉴思路和办法。
对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探索不是一个短期过程，我们这里描述的是我国学术界已有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国近期才陆续开始建立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相关智库群。我们在国际交往中较长时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试验状态，尚未形成一套综合与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其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举措和应急性反应，构成软实力的各元素大多独立作业，亦需协调，以能形成合力。本书是作为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前期成果之一，希望对相关研究的推进有所裨益。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首先要感谢本书所涉及的在该话题领域研究耕耘多年的学者、专家们，是他们的学识与智慧贡献构成了本成果形成的基础。还要特别感谢来自全国各高校和机构的专家对本课题开题的建议与指导，他们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丁俊杰教授、北京大学的程曼丽教授、浙江大学的吴飞教授、武汉大学的单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郭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吕新雨教授、苏州大学的方汉文教授、上海政法学院的戴元光教授、中铝上海铜业总经理姜敢闯先生；还有来自上海大学的本课题组的专家张咏华教授、郑涵教授、郝一民教授、查灿长教授、沈荟教授、龙锦副教授、牛盼强副教授、海阔副教授等。参与本项研究和撰写的课题组成员有张立刚、余显仲、李薇、胡佳炜、刘浏、黄兴、石娜、陈少林、南曼、刘定邦、张倩、纪璇、赵琳、胡鹏飞、乔政文、姚岳龙等，李翔宇协助本人做了前期的统稿工作。最后还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高效、严谨的编审工作。我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将继续努力。“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课题负责人2017年11月8日于上海绪论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软实力。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关键所在。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然而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一直处于弱势。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如何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如何提高国际话语权，如何提高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一项事关国家发展的重大课题。
当前，中国的国家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除政治、经济、科技等问题外，文化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文化问题至少包含两大难点：其一，通过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整合，通过重构原先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历史书写，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遗产和特性的基础上，在汉族和非汉族人群之间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其二，重新界定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建构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机制，以造福于所有参与国；同时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识创造力、政治活力和对全人类福祉的承诺，打造我国的软实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但要成功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今后数十年内都要努力奋斗，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受世人景仰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球性大国。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国家，再不能闭关锁国，要开门面对世界，要学习别人，也要主动发声，传播中国文化，承担国际义务，贡献人类。第二，中国文化寻求构成国际影响力，在本质上既不是迎合西方，成为西方价值的仆人，也不是让中国成为西方普世价值的翻版和实验平台；更不是宣传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去傲视发展中国家进而建立文化霸权。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应该是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彰显中华民族的品格力量，全方位地创造与传播中国的当代文化，使其参与到世界人类文化之林，促进人类文化共同良性发展。一、当代中国文化影响力研究的背景
20世纪的下半期以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类共同解决问题、共担共享、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但是最近反全球化的浪潮十分凶猛。2016年可以叫世界反全球化年，除了中国逆势而上，包括美国、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反全球化趋势。正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路易斯·加里卡诺（Luis Garicano）教授所说：“如果特朗普决定走向孤立主义，那么中国就会在达沃斯试图填上这个空缺。”除此之外，当前很多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精英与民意撕裂成为全球的一种趋势。但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人类的交流和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民的意见、民众的呼声对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日益加强。（一）国际背景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保持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是中国当下最有力的硬实力体现。与此同时，展示中国的航空航天以及军事工业自主创新的成果，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既可展示中国的军事硬实力，又是一种维护世界和平软实力体现。中国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问题在于对软实力构成的三要素——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建设方面都还存在严重不足。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应该说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改善，但是与政府在相关领域的投入和社会期待尚有一定的差距。同样的传播行为，同样的传播内容，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引发了不同反响，产生了不同效果。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目标对象大多是正面的反应，而在欧洲、美洲的发达国家的效果则不如预期。2016年5月3日，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网站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是全球舆论》的文章，根据国外的民调数据等资料显示，欧美主要国家及中国周边地区都对中国存有复杂情绪，一方面希望从对华经贸等交往中获利，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担心来自中国的种种“威胁”。该文反映出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时常“挨骂”的现实处境。针对这一现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争取国际话语权，根本上解决“挨骂”问题。
2014年11—12月，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持开展了第三次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总体来看，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形象认同率最高的描述是“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占46%的比例；但与此同时，45%的受访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关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形势，2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37%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20%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会进入低速发展阶段；18%的人认为具有不确定性；只有6%的人认为中国经济会走向衰退。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看好。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08年和2013年间对20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崛起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但中国的整体形象拖了后腿，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的看法，并没有自动转化成对中国形象的正面评判。调研的38个国家中，只有50%的受访者对中国给出了正面评价（中位数），而有63%的受访者对美国有正面评价（中位数）。但是在调查的38个国家中，有19个国家的至少一半受访人群给予中国好评。中国的最大支持者在亚洲：马来西亚（81%）、巴基斯坦（81%）和非洲：肯尼亚（78%）、塞内加尔（77%）、尼日利亚（76%）。同样，在已经成为对华大宗商品出口国家的拉美地区，也给出很高的正面评价，例如委内瑞拉（71%）、巴西（65%）、智利（62%）。而在发达国家中，仅有28%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及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评价。评价最低的是日本，仅有5%的日本人对中国持正面评价。
在欧美的大部分地区和中东部分地区，近年来的趋势是一些国家对华评价逐渐走低。在刚刚过去的两年，美国对华好感下降了14%，英国下降11%，法国下降9%。这可能是因为以下原因：将中国作为商业竞争对手；欧洲对中国处理外交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失望；美国因本国对华贸易赤字及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担忧。同时，巴勒斯坦对中国的好感下降了15%，埃及下降12%，以色列下降11%，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表现出的“单边主义”造成了不良影响。
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委托加拿大的民意调查公司GlobeScan以及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组进行各国国家形象调查，于2012年12月—2013年4月对全球近2.7万人进行访问，让他们对25个国家的影响力进行“正面和负面”评估。结果显示，国家形象最好的是德国，正面观点率达59%。接下来依次是加拿大、英国、日本、法国，美国排在第8。伊朗则再次垫底，其国际社会负面看法率为59%。总体而言，中国的国家形象排第9、印度排第12。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比例为42%，与2012年相比，下滑8%；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39%，上升8%。英国广播公司（BBC）认为，这是2005年展开这项民调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比例最高的一年。8%的“负面增幅”让中国与印度一起成为本年度民调负面看法增幅最高的两个国家。
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对中国评价不高，另一方面又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20世纪50年代初，西方所渲染的“红色威胁”应是最早的“中国威胁论”论调。但由于当时中国实力所限，并没有被西方学者和舆论普遍认同。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MURAI Tomonide）在《诸君》（諸君！Shokun）月刊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首次提出“中国威胁”的说法。1992年9月，时任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FPRI）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H. Munro）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他在文中发难，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此后，“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和西方世界逐渐扩散开来。
自“冷战”结束至今的二十余年里，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共掀起了四轮大范围的波澜，三次都发生在20世纪。第一次是在1992—1993年，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了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攻击靶子，由芒罗的文章开始，“中国威胁论”一时间风靡太平洋东岸。美国学者哈克特将中国描述成“苏联之后的一个新的邪恶帝国”的言论受到吹捧。第二次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发生后美国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芒罗这次依然是主角，他和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伯恩斯坦（Richard Berstein）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大辩论的“扛鼎之作”。第三次是在1998—1999年“李文和案件”爆发后，由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出笼而引发的反华声浪。（二）政治背景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准确，策划科学，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仅仅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发展路径。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了解当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状况，分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制约因素，才能找到实现任务目标的有效对策。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要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作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有其固有的根本。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文化自信”，并且首次用“三个更”形容文化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充分说明文化自信在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提出三个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强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大思路，主要包括培育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稳固“根基”的大思路，主要包括“一条道路”“一项改革”“四个自信”“四种形象”“树立四观”：“一条道路”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项改革”就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四个自信”就是“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四种形象”，就是文明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树立四观”，就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由此，形成了当代我国文化强国的宏观战略构想，这也是构成本书的基本前提与研究方向。（三）文化背景
我国在对外交流中对文化的关注度提高，尤其是有目标、有方向、有规划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近些年的事。文化交流由原来的主要引进来，转变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攀升，中国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2005年和2006年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与政策。2010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要求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文化部制定了《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作了系统而深入的阐述，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手段。中共十八大报告重申：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中华文化，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中国的发展进步与新世纪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使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扩大。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认为，“近年来，中国通过广泛传播独特的文化来提高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软实力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大，国际话语权不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国际社会所作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没有受到相应的礼遇，相反负面声音不断，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困扰。这主要是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
首先，在目前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资本主义文化是主流文化，西方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并积极向世界拓展，增强控制权。中西方文化和传统差异明显。例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价值的理念，而中华文化却推崇“和合”思想，重视求同、中庸、仁义、和谐等整体性诉求，强调个人对整体的义务、责任与担当；欧洲民族主义认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文明的民族，应该建立一个国家，而中华民族融合，多元一体；中国人的传统政治理念中个人德行重于法律制度，而西方重法治。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也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自由、民主、人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一方面把中国一切不好的东西都归咎于制度和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其实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而是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推行的是一种文化霸权、思想征服，这反映了文化在本质上是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在“冷战”时期形成的传统意识形态观中，在西方的语境里，“共产主义”是恐怖、专制、集权的代名词。由于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媒体至今仍惯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他们往往从一些政治性文化问题入手，频频发起攻势。”人权、宗教、环境等问题一直是某些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压的砝码。
其次，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百年来的探索进行总结，提出了“洋为中用”的理念，但由于处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这个理念没有真正实践的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交流，主动融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观念和文化成果。中国再次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一方面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养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西方的话语垄断下，中国经典被遮蔽，中华文化被忽视。不少人在学习西方时，迷信“西学”，对中华民族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渐渐生疏，不关注中国的现实。中国当代通行的文化理论大多从西方“拿来”，照搬西方的话语框架和研究方法，缺乏本民族的东西，缺乏文化理论创造的心态，由于“生吞活剥”，缺乏自主创新，流行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解读中国，理不直气不壮，找不到文化自信；更有甚者，一些人“挟洋自重”，将西方的价值观视为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治世良方”而大肆渲染。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又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倾向。其结果“一是至今尚未更深入有效地利用西方现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展开我们的文化价值解释；二是我们所说的一套文化价值大都仍不被西方接受”。
最后，国内现有的文化建设不够。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如：在发展中也同样出现了普遍重视技术经济而忽略人文精神的现象，生活中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又进一步衍生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如大众层面的道德滑坡、诚信危机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这些不良现象影响国家形象。文化传播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好的作品应当给人以信仰的力量，目前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还有差距。二、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研究的态势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影响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习近平文化强国思想研究，对外传播与文化影响力研究，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作用研究，跨国界、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研究，国际传播与国家发展，网络传播的影响。（一）习近平文化强国思想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核心，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围绕文化强国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大思路。主要包括培育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等。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外，必须增强民族自信，而民族自信的关键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随着国家战略的宣传与工作的展开，国内学术界对习近平文化强国思想的研究也逐渐多起来。（1）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张国怍在《习近平文化强国战略大思路》（《人民论坛》2014年第9期）中阐述了几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主要包括培育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外，必须增强民族自信，而民族自信的关键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2）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承军在《文化自信：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圳特区报》2016年7月5日）中指出：①中国处于文化大国的崛起过程，正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③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保障；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对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和自觉的升华和信服。当代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改革发展业已进入关键期，“一带一路”建设与合作也开始启动，因此，没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责任担当，就不可能完成这些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3）中华文化学院张峰在《习近平文化形象浅谈》（《人民论坛》2014年8月21日）中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形象的内涵：①习近平的文化形象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引领。②习近平的文化形象是充分发掘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示范。③习近平的文化形象是以开放开阔的胸襟对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包容互鉴。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韩振风，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文化大思路》（光明网—理论频道）中提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文化大思路主要包括以“六个一”为主体内容的基本框架：①一面伟大旗帜即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②一个价值引领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③一个文化根基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④一项战略任务即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⑤一条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⑥一个奋斗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4）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将研究与阐释的重点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未能把注意力放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上来。（二）对外传播与文化影响力研究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软实力。文化的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关键所在。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然而在国际竞争中，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一直处于弱势。这与我国身为文化大国的地位极其不匹配。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如何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如何提高国际话语权，始终是一项事关国家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播和“走出去”是其中一项重大工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第69章“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中指出，加大中外人文交流力度，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在交流互鉴中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拓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空间，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打造旗舰媒体，推进合作传播，加强与国际大型传媒集团的合资合作，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共识性问题。自2012年以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一直在持续支持文化对外传播这方面的研究，如2012年李河的《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2014年关世杰的《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郭镇之的《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创新研究》、庄礼伟的《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社会与文化基础研究》、涂成林的《核心价值视域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2015年范徵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跨文化大数据平台建设》、韩震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传播与数据库建设》等，但大多关注我国本体文化传播的内容研究方面，未能将宏观层面的理念和实践层面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作为重点，而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研究，对指导今后我国文化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三）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的作用
近年来，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领域交叉频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大众国际传播逐渐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也愈发重视国际宣传。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把人类社会的沟通边界扩展到了惊人程度，媒介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刻。如今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促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深，文化多元与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各个国家都想利用自己最先进、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把本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体制等文化软实力内容推广至其他国家，从而在国家舞台上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已故台湾学者李瞻曾说：“诸如美俄等国家，早已认识到宣传和资讯皆可视为权力的一种。他们早致力于国际传播活动，例如对外广播、报刊出版服务、影片、展示会、观光、交流计划等。”在这种大背景下，大众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和应用自然被提上了日程，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领域：（1）大众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国家形象包含国家政体、外交领导人、人民、历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影响力。阿巴斯·马利克（Abbas Malek）在其主编的《新闻媒介与外交关系》（News Media and Foreign Relations）一书中提出：“媒体在国家本体与国际形象的提高方面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每个国家都能通过控制国内媒介构造本国的本体意识，而要影响本国的国际形象，则要有全球的媒介优势。运用媒体外交去攻击对方，树立自己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同时破坏敌方的形象。”徐小鸽在其《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指出：“国际新闻传播在塑造国家形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平衡的国际新闻流动会导致错误的或消极的国家形象和国际的误解，会影响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的关系、理解和交流，甚至引起国际冲突。”信息时代，国家形象既要靠国家自身的实力与国际行动来树立，同时又要通过大众国际传播进行专业塑造。（2）大众传播关乎国家对外政策。媒体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媒体能够帮助政府获取有价值的海外信息，方便本国政府及时做出反应，制订适时政策；另一方面，媒体通过大量的、持续的报道，引起国内外公众的普遍关注，形成一定的国际舆论压力，此时就会直接影响政府修改政策或推出新的政策。对这一议题的研究，目前美国学者居多，例如：帕特里克·赫弗南（Patrick Heffernan）在其《大众传播与美国对外政策》（Mass Med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中指出：“对外交政策来说，媒介是一个快速有效的信息源，媒体信息对政府官员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官方所获得的信息。媒介可以使一项原本不在美国外交议事日程上的关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事项进入议程。它先煽动起民众及各团体的情绪，而后各级受众将通过形形色色的集团对政府的各机关部门施加影响。”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Holt）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Radio Free Europe）为一个“非官方的（美国）外交政策工具”，并称呼国际广播为“公共外交的工具”（instrument of public diplomacy）。虽然罗伯特·霍尔特没有明确界定这个观念，但是却揭示了国际广播在外交和外交政策上扮演了的重要角色。（3）大众传播影响他国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媒体不仅对本国的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同时对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很大影响。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已经受到来自跨国公司、跨国媒体、跨国文化流动的挑战，媒介的传播正在突破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其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中转引了美国1964年4月27日第28届国会、外交委员会第二次报告说：“有些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能够直接对付外国人民而不是他们政府的。通过应用现代新闻工具器械的技术，就有可能联系一国人口的大部分或有影响的部分——向他们报道，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甚至诱导他们到一个特定行动。这些行动反过来就能够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明显的压力。”
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依赖于社会成员拥有一致认同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稳定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民族国家实现认同的基础。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式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理念不断渗透全球的各个角落，可口可乐、好莱坞、麦当劳式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转向现代化的标配。对于文化领导权与多元主体参与权之间的关系和制度设置，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曾明确指出“文化领导权”与“政治统治权”相辅相成，“文化领导权”的主要作用领域在市民社会，其主要承担者是知识分子，并且它的实施策略以“阵地战”为主。从葛兰西的视角看，维护“文化安全”并不是为维护少数人统治地位服务，相反更是为了大多数人能够当家做主。（四）跨国界、跨文化传播中的困难与问题
在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国家等级（如国家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状况、历史等因素构成的等级）、文化联系（共同语言、移民和旅游流动量传统关系）和经济关系（国际贸易、外国援助以及两国之间的投资量）这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国际传播的行为与效果，实际上国际传播最大的障碍就是来自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主要方面的差异。（1）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欧美国家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上操纵着全球的政治权力体系，在国际政治话语角力中一般占据征服者高地，既是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定者，也是话语体系的操纵者和解释者，低权势的国家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话语，从而使国内政治体系遭受挑战，严重的还可能出现民主革命。（2）文化背景的差异。沈苏儒指出“文化差异是指包括政治、社会、心理、伦理、生活等各个领域中文化素质和价值观念的差异。英文中有文化鸿沟（Culture Gap）和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这样两个词，前者表示两种不同文化间差距之深，后者指在接触到另一种不同文化时在心理上产生的冲击和震动。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文化差异对促进相互了解的巨大阻碍作用。因文化传统不同而造成的观念、风尚上的差别，很是普遍。”所以，文化背景不同就会导致人们对信息内容的接收与理解出现偏差，也会造成对方在反馈互动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3）语言文字上的差异。语言决定思维，正如林语堂所说：“人并不是因为思考而说话，而是因为说话，因为安排字句而思考，思想只是解释话语而已。”语言承载思维的传递，同时又深刻影响思维的方式。在跨文化沟通中，中西方语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方思维和文化上的差异。一般而言，中文的表意文字特征决定了富于暗示和启发性思维方式，而英语中的字母文字则培养了西方人以逻辑和分析思维见长。（五）国际传播与国家发展
在早期国际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理论中，媒介的角色和功能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众媒介是投影仪，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情景通过大众媒介完美地投射在发展中国家，从而引导发展中国家的好奇与向往；二是媒体即信息，大众媒介的背后实质上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移植，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时很可能造成对象国的社会变革。但是事实情况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接触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之后，使得本国社会结构发生变革，变革正是国际传播的结果。
为了谋求发展，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新国际体系”要求各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借助大众媒介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多方位的交流与参与。另外，发展中国家在传播媒介的技术层面也需要进行重大变革，努力建立属于自己的一套国际传播体系，在国际话语论坛上争取本国的话语权和传播权。（六）网络传播与国际影响力研究
如今，社交网络、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网络新媒体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尤其是社交媒体已成为新环境下跨文化传播和对话的重要工具，它扩展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动空间，丰富了传播方式，增加了不同文化圈子之间相互对话途径，并促使不同民族、国家群体之间形成新的互动模式。各种不同文化的思想观念自由交流，极大促进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各种新的文化形态出现。
除了正面影响外，网络传播对国际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新形势下，人类不同文明的冲突正处于紧张态势，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宗教、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上激烈交锋。网络空间中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斗争隐蔽性强、扩散速度快、影响面广，能否使国家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占领网络空间，赢得网络空间思想和意识形态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权安全和国家未来。三、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研究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更应当是该国对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贡献。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文化的影响力往往更加持久，更有内涵。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逐步增长。当代中国的格局从先前的“韬光养晦”走向“和平崛起”再到“和平发展”，这中间其实凸显了中国在当今国际局势下的自我定位以及国际影响力。随着综合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对全球政治、外交、金融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亮相纽约时报广场；2013年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发表“文化强国”的讲话。这表明当代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是如何生成的，如何评价国际影响力，如何规避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进一步优化其国际影响力。只有真正抓住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机制，才能把握问题的内核，从而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产生更加良性、客观的影响力。
当前，中国已经认识到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这一点仍存在不少挑战。主要表现在：文化霸权对文化价值观的消解和多元文化的冲突。面临这样的挑战，我们认为，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既要确保传统民族文化在现时代的理性成长，又要努力全面展现当代中国国家形象。（1）当代文化影响力生成研究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文化软实力的生成首先是要做好内功，这个内功就是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尤其是形成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才真正构成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研究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有助于不断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当今世界正经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形势变化深刻复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随着以价值理念、发展道路、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等为核心内容的软实力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各主要大国均将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千方百计壮大本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力求占据国际文化发展和竞争的制高点。我们必须尽快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作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文化交流始终坚持以增进民众对中国的理解、沟通民众感情为目的，在文化的交流借鉴与合作发展中，努力向世界真诚真实地展现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时又充满活力、开放自信的中国，一个改革发展、文明进步、倡导建设和谐世界的中国。（3）研究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再现辉煌，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和自豪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大力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加快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作用。（4）研究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可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战略选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大力宣介“和为贵”、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中华文化，将一个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中国展示给世界，对于树立和维护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外民众在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加深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道路、和谐世界理念的理解和认同，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等各方面工作，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5）研究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有助于建立中国当代文化生成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生态。也能真正找到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动力体系，也能有助于明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内容源泉。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是一项系统工程。有时，国内一个新闻事件对中国国家形象宣传产生极大的伤害。有时，我们耗费了诸多人力物力进行形象宣传，但是极有可能一个看似偶然性的事件使得“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如何通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着力打造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形象，是我们亟待开展的系统工作。（6）研究文化国际影响力建设、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我国国际责任之所在。现有霸权国家对于接纳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并不十分情愿，它们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层面给中国制造麻烦，另一方面又发动媒体和舆论抹黑中国，把中国塑造成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颠覆者。特别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国外舆论所塑造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时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有的大谈“中国统治世界”，有的一再声言“中国即将崩溃”，有的说中国要在亚洲恢复朝贡体系，种种论调不一而足。正因为如此，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既是我国改善自身国际舆论环境的需要，也是扭转全球传播失衡状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所在。（7）关于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思考，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更多的思考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或者是如何彰显中国“软实力”，很少真正意义上思考中国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应当让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这实际上关涉当代中国文化的构成问题以及中国的国家形象定位问题。要厘清这一问题，必然要从根源上也就是其生成机制上定位思考。因此，研究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的根本问题就是思考定位当代中国文化的“元话语”问题，从而更好彰显中国国家形象。第一章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战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难点“软实力”是一个引进的概念。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在约瑟夫·奈1990年发表的《仍是竞赛中的强者》中得到深入讨论，该文将雅尔塔体系失衡后的综合国力研究上升至综合战略高度。一个国家的实力由“软实力”和“硬实力”两部分组成。其中“软实力”包括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近年来这一概念受到众多国内学术界、政界的高度关注。推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际竞争的主流趋势，“重视发展软实力与振兴民族文化的关系，也是对其他国家软实力的回应”。第一节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的基本背景“软实力”在各种话语体系中普遍应用，已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显在概念，体现了当代话语演变中的意识形态构成及其权力战略中的文化表述。
20世纪末，世界发展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全球和地区性的多边关系中，国家实力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很快成为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国情、洞察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其概念从提出到逐步完善，既是党和国家历届领导集体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认识一脉相承不断深化创新的过程，又是其在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全局中地位不断攀升，直至完全到位的历史过程。
对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认识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初露萌芽阶段。早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就已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第二，正式提出阶段。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直接地正式地提出这一概念。第三，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进一步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特别是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了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关键取决于能否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从“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可以看出，党和国家之所以在“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把西方政治学家为自己国家出谋划策所提出的建议创造性地“洋为中用”“为我所用”，鲜明地提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作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我国在日趋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的新环境、新特征和新趋势，为实现和平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创造条件和布局谋篇。
早在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不久，我国学者即有关注。1990年张正伦在《中国科技论坛》上发表的《一场新的持久战：论“综合国力”的较量》。1994年6月29日，李小兵在《人民日报》发表《冷战之后的文明战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评介》一文，首度出现“软实力”概念。
2002年，约瑟夫·奈的新书《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发表，给软实力研究带来新契机。2002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朱梦魁的文章《孤胆骑警独行难》，从奈的新书谈起，评价美国国际形象的下降及其硬软实力之间的矛盾。《现代国际关系》《国外理论动态》《美国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就该书发表了书评或相关文章。此后，学界相继提出了关于中国软实力的构成、素质、发展策略与渠道等各种见解。出现在媒体上的软实力，也不仅仅是见于理论性文章，而是逐渐出现在关于国际新闻、经济和文化报道、地方发展等各种文章中。一些重要官员在党报党刊发表理论文章时，也开始使用这个词。200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文章《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实践》，其中即谈及“我们要大力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和发展‘浙江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通过不断增强软实力提高综合竞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谈及的“软实力”已经不是约瑟夫·奈的原意了。类似的还有2004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提升国际竞争力——韩正思考：塑造追求营造构筑》。2005年，它还出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高级官员的谈话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软实力”一词使用的风头越来越强劲，一时涉及的论文和报刊文章数以万计。相比于学术话语和媒体话语，软实力进入官方话语的时间较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政治性话语体系对于来自体制外（甚至是国外）的新生概念和理论通常保持谨慎态度。然而经过学界与媒体的大量铺陈，这一概念已经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日常化”了，政府对它的采用也就顺理成章了。一旦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该词频频出现在政府官员的讲话以及一些会议报告中。官方话语一般不对该词进行介绍，也基本不谈及其学术来源，而是直接用于对中国状况的总结。典型一例是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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