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燕平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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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克爱情试读：
21克爱情
作者：薛燕平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出版时间：201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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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21克爱情无论如何，爱是已经产生了，再也不能没有了。因为我不能承受它离去的痛苦，所以，我不要它消失。——题记
我和梁雨最终吹了。我把原因归结为三条：1、我是个离过婚的女人。2、我比梁雨大七岁。3、我已人老珠黄。最后这条，其实是同梁雨告吹以后的真实状况，同梁雨搞对象的整个过程中，由于荷尔蒙分泌得比较旺盛，每每照镜子的时候，还要感叹自己的“风韵犹存”。一个将近四十岁的女人，只能靠自欺欺人过日子了。
梁雨只是冲着我微笑，微笑里面有明显的不屑的意味，当一个人觉得一件东西已经对他（她）不重要的时候，一般都会采取这种态度。
微笑结束，梁雨开始说话，他的声调不象平时那么高亢，显得低沉、有质感，让我想起哀乐。果然，他在为他的爱情致悼词了。首先，他告诉我，在我们搞对象之前，他就知道我离过婚，如果他在乎我这点，就不会同我搞。其次，女人大几岁小几岁，对他来说无所谓，这在我们搞对象的整个过程中他已反复强调多次。
我离开杂志社以后，一直在一个朋友的文化公司里帮忙，时间比较富裕，所以几乎总想着我和梁雨的事。话说回来，对于女人来讲，再忙的事业也要给爱情让位，这是天注定的事情，谁又能改变呢。
我干脆向我的朋友请了假，说老家来了亲戚。朋友笑了，她知道我在撒谎，但她不想戳穿我。她收起笑容，换上一副关切的神情，让我尽管照顾家里，公司里的事情自然有人替我做的。
下午四点钟，我给梁雨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孩儿，我说找梁雨，她二话没说就把话筒给了梁雨。这时我彻底感觉到，我所有的一切，对于梁雨来说都是多余的了，比如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打给他的电话，以至我的存在……梁雨说可以一起吃饭，他在“可以”二字上加重了语气。我想他已经从我的语调里感觉到一个失恋女人的可怜巴巴的乞求，他的行为也就成了一种年轻的施舍。
我们约好八点在美术馆附近的红狮西餐厅会面。五点刚过一点儿，我就开始打开衣柜找衣服，打扮。我很清楚自己的举动跟拿破伦的滑铁卢没什么两样，说穿了无非一个女人在无望的爱情面前的垂死挣扎。但我知道我得成全这个成语，否则我就失去了高尚，因为我还不想死，人不死就得高尚，不管是真还是假。
严格地说，红狮西餐厅只是个酒巴。外间有三四张小圆桌，聚集着几位住在附近王府井饭店的外国人。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的气色和神态都健康极了，这么说吧，只有财富和文化才能造就出这种健康。我像只老鼠似的，灰溜溜地穿过那些香喷喷的外国人，径直走进里间。
最终我在衣柜里选了一件灰色的毛衫，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临出门的时候，看见大姑夫站在院子里怜悯地望着我。我一边穿那件半长的深灰色呢子外套，一边对大姑夫说，晚饭不在家里吃，别等我。我打开院门的时候，只听大姑夫小声说了句什么，大概是“一些事情不用太认真”一类的套话。
我找了一张紧靠里边的桌子坐下，一个矮个子的服务生走过来帮我点燃了蜡烛，并问我喝点什么。我抬起头，却见梁雨朝这边走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儿，我的心就一个劲儿的往下沉。梁雨伸出手为我们介绍，这是小萁。然后指着那女孩儿对我说，小萁，这是小凌。
小凌冲我点点头，一屁股坐到刚才我坐的椅子上，杨起头对梁雨赖唧唧地道：“我饿了，快点菜吧。”
服务生拿来三份菜单，小凌先点好了，噔噔地跑去卫生间。只剩我和梁雨的时候都感觉到有些不自在，我对着菜单胡乱地指了指，就让服务生把菜单拿走了。梁雨却像读一本书似的没完没了，还用手指一行一行地比着。我知道他是想用这种方法来排遣我们之间的尴尬。
小凌回来了。她甩着两只湿手，嘴里不停地唠叨：太脏了太脏了，居然还有避孕套。
最先上来的却是我的菜，德国牛扒托蛋配土豆时蔬。我说了声，不客气了，就拿着刀叉挥舞起来。吃的间歇看到梁雨和小凌大眼瞪小眼，一副馋相，就打心眼儿里乐。
梁雨和小凌的菜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一起上来了。而我的菜已吃了大半儿，如果放慢速度，好像我迁就他们，有失自尊，我索性加快速度，三下五除二，最后一块牛扒扔到嘴里，我就对着那只空盘子发愣。梁雨抽空从他的盘子上抬起头对我说：不够可以再要。
他们俩的盘子也都空了的时候，大家就都无聊得开始嘬牙花子。梁雨的声音最响，一边嘬还一边用手揪塞在牙缝里的肉丝儿。小凌用一根儿牙签儿剃牙，丝毫不加掩饰，露着一口整齐得让我嫉妒的牙齿。借着微弱的烛光，我看到小凌那张皮肤细嫩、无一丝皱纹的脸。我忍不住问道：“你多大？”“二十五。”
声音很随意。说完，小凌还冷冷地看我一眼。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岁月的藐视，我比面前的这个女人大十五岁，足足可以做她的母亲！我像一只遇到了水的糖塔，无可挽救地倒塌下去。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除了将爱情拱手让出来还能做什么？
于是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梁雨和小凌，望着我逝去的爱情。“我先告辞了，你们玩儿吧。”
梁雨慌忙去买单，然后说，走吧，去JJ蹦一会儿迪。那更不是我去的地方。小凌看出我的心思，她很乖巧地搂着我的肩说，其实你显得挺年轻的。
第二天是周六，赖在床上不起。电话铃响，是女儿蓓蓓，她跟我的前夫住在亚运村。前夫已经再婚，一个比我小六岁叫文蔷的漂亮女人代替了我。蓓蓓要来看我，我说来吧。放下电话，觉得下身异样，起来一看，来例假了。拉开衣柜的抽屉，拿出一包苏菲牌卫生巾，取出一张粘在一条干净的内裤上，将弄脏了的内裤换下来随便地仍在椅子上。
躺回到狼藉的床上，抚摸着我平得一塌糊涂的乳房，无奈之情油然而生。早几年，每到来例假的时候，乳腺增生便会加剧，虽然疼痛，然而乳房却因此胀得及其饱满，望着镜子中那对丰满的乳房，倒也乐在其中。一次体检的时候，一位长着一双灵活的小眼睛的男大夫恫吓我道：“会癌变的！”
我疯狂地吃了半年的药，终于将我那一对“饱满”的乳房吃平了。
看看窗外，说不出天空是什么色儿，一会儿一股旋风，刮起的砂粒儿打得玻璃邦邦响。北京人的脾气纯粹是让天气弄坏的。
九点半的时候有人敲门，我以为是蓓蓓，一搭腔才知道是大姑夫。问有什么事，他说要出去，今天又要来送煤，问我在不在家。我说在，一会儿蓓蓓还来呢。
从床上爬起来，穿上一身绒衣绒裤，开开门，到厨房去吃早点。刚拉开厨房的门，就听见院子里蓓蓓喊妈。赶忙往回走，蓓蓓正在拉我的屋门，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高个儿男孩儿。“在这儿呢。”我说。
蓓蓓一回头，看见我就笑了。我问她笑什么，她说：“妈，就你这身打扮，哪个男人会喜欢你。”
然后转过身，拉着那个高个儿男孩儿告诉我他叫李杨，跟给唐老鸦配音那个李杨同名。
蓓蓓坐在沙发上，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五百块钱递给我，“我爸给你过生日的，让你愿意买什么买什么。”
我刚把钱放在桌子上，蓓蓓突然跳起来，搂着我的脖子道：“妈，咱们去热带雨林西餐厅吃西餐吧，我喜欢那儿的黑椒牛排。”
蓓蓓身上那种女孩儿特有的甜美气息朝我扑过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李杨可以同去吗？那还用问。
我突然想起送煤的还没来，这时候小姑回来了。小姑说，你们走吧，我招呼送煤的。
没想到热带雨林餐厅那么红火，真正是座无虚席。我们等了二十分钟才进去，正赶上那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大猩猩狂吼，餐厅里所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女人和女孩儿都假装害怕地捂着耳朵。其实，现在女人的胆儿早就大得不能再大了，就算强奸这种过去看来纯属犯罪的事情，好多女孩儿都嘻嘻哈哈地表示过：要是对方高大威猛英俊潇洒……也无妨啊。
我们坐一张四人桌，蓓蓓和李杨坐一边，两人同看一份菜单，十分亲密地挤在一起商量吃什么沙拉，喝什么烫，然后要什么主菜、饭后甜点，那样子像是解一道复杂的数学方程式。我问蓓蓓最近功课学的怎么样，班里能排第几。不等蓓蓓回答，我就拿出家长的姿态，告诉她初三的学习多么重要，关系到以后的升大学、工作找对象，甚至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蓓蓓一开始还瞪大了眼睛打量着我，后来干脆同李杨谈起学校最近开通网站的事。我也就像一只撒了气的皮球，慢慢地瘪下去，拿起手边的菜单研究我今晚的菜谱。
等菜的时候，我无聊得将桌上那只白瓷的烟灰缸，不停地从左手捣腾到右手。蓓蓓和李杨聊得热火朝天，内容大概是班上的的谁和谁在拍拖，谁和谁已经kiss了，谁买了一只最新型号的诺基亚手机，上课时让老师发现没收了，然后找了家长……等等一些同学的“花絮”。
蓓蓓突然将目光停在我摆弄烟灰缸的手上，然后说：“妈你为什么不抽烟呢？”“我为什么要抽烟呢？”我停住手反问。“抽烟会给老女人增加风度。”“我真那么老……”
我感觉到声音是从身体的最深处挤压出来的，透着一股绝望，就算一个初三的学生也不会听不出来。果然，蓓蓓的眼睛里闪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歉意，然后，她竟说了一句小凌说过的话：其实你显得挺年轻的。
还是我的菜先上。至少我在这个世界上算是有口福，这一点让同我一起吃过饭的人都嫉妒。我故意将手里的刀叉挥舞得花里胡哨的，让我面前的这两个小嘎巴豆儿口水都快搂不住了。不过蓓蓓的黑椒牛排很快也上来了，而且一望便知比我的菜的质量要高出许多，尤其是我的盘子里此刻已经是些残羹剩饭，就更加失去了可比性，而且我的食欲已经得到了满足，所以情绪也就同食欲一起一落千丈。我放下手里的刀叉，冷漠地看着两个食欲很好的中学生狼吞虎咽。
我问蓓蓓你爸爸现在好吗，生意还顺利吧。蓓蓓想了想，说生意好像还可以，就是文蔷总是同他闹别扭。前几天因为文蔷要买一件皮衣，两人大吵一架。我说一件皮衣有什么可吵的，不就是几千块钱吗。蓓蓓说，文蔷的皮衣足足有七八件，每件穿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她根本不喜欢穿皮衣，她亲口说过，她说人一穿上皮衣整个就是一只小动物。那她干吗要买。要面子，新鲜，刺激，过瘾……还能是什么，一个女人要她喜欢的东西，还要什么理由，喜欢就是理由。
我低着头，琢磨着蓓蓓的话。蓓蓓拽着我的袖口说，妈，你就是不懂这个，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男人是怎么回事，没有男人会真正爱上你这样的女人的。
甜食上来了，是两个一样的果仁布丁。蓓蓓吃了一口，甜蜜地笑了，她用小勺小心翼翼地在那块松软的布丁上挖了一小块儿，送到我的嘴边。我吃下那块甜腻腻的布丁，马上就觉得不舒服，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持续到走出热带雨林餐厅。刚出餐厅，蓓蓓他们马上跟我挥手拜拜。
我承受着那种呕吐的感觉，坐在东方广场一家服装店门口的一把塑料椅子上，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儿发愣。
这时我看见了小姑，她穿了一身紫红色的薄呢套装，一双黑色的擦得锃亮的高筒靴，臂弯里搭着一件质地极好、灰白相间的羊绒大衣，身旁是一位身材笔挺、油光水滑的男人。小姑也看见了我，冲我招手。我只得站起来朝这对恋爱中的妙人儿走过去。
不用介绍，油光水滑的男人就是X医院的内科专家，治好了小姑胃病的大夫。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多年的陈病治好了，还碰上了一个钻石王老五。小姑的病治好不到半年，内科专家的老婆就死了，就是上帝也安排不了这么好。
看得出，小姑同内科专家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在我们说话的整个过程当中，小姑的一只手始终没能停止对于内科专家的全方位的抚摸，一开始是胳膊，然后是后脑勺，再后来是肩膀、后背、腰、屁股。我私下里想，要是允许（比如小姑再矮点），小姑会连他的大腿小腿甚至脚丫子都摸遍的。
我问小姑煤送来了？小姑说欧阳回来了。她从不管欧阳叫姐夫。她突然拉住我的手，问我的气色怎么会这么差。我说可能刚才吃的有点不合适。这时候一直沉默地站在一旁的内科专家却开口了，他让我最好去医院查一查，这个岁数容易出问题，并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内科专家叫张文正。
那天我是从东方广场的东门出来的，小姑他们邀请我去跳舞，被我谢绝了，我一个单倍儿，跟在他们甜蜜的身后，除了当灯泡还能当什么。再说我不喜欢舞场的气氛，男的都跟太监差不多，一个个曲腿弯腰的忙的够呛；而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们居然任由那些太监们挑选，简直就把自己摆放得连宫女都不如。我眼看着小姑被内科专家拥着进了自己的那辆“捷达王”，内科专家很绅士的先为小姑打开车门，安顿好小姑，然后才打开司机位置的车门，动作十分麻利地发动了汽车。
我决定步行回家，东单离东四北大街也就四五站路。
就在我走到灯市口那个中国书店的时候，突然觉得一股酸水从胃里陡然涌上来，直冲嗓子眼儿，我还没来得及产生压制它的念头，只觉得嘴里一阵热辣辣的感觉，我下意识地一弯腰，“咕噜”一声，虾酱似的一堆东西就吐到了地上，接着就是一阵头晕。我扶着路旁的铁栏杆，闭着眼站了一会儿。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一阵金星飞舞。我想打辆车，可招了半天手，所有的出租车都有人，仿佛故意跟我作对似的。
第二天我就去了X医院，张文正不在门诊，问内科分诊台的护士张大夫去哪了，护士头也不抬地说，可能在病房。我问怎么才能找到他，护士说那你就去病房找，或者呼他，停了停又说，你呼他恐怕他也不会理你的。我只好给小姑打电话，让小姑同他联系。不到一刻钟，张文正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满头大汗地站在我面前，用手理他湿乎乎的头发，然后从白大褂儿上边的兜里掏出一块面巾纸擦汗。我这才注意到医院里的温度很高，好多来看病的都面红耳赤的，一副气色极佳的样子。
他问哪儿不舒服，我说恐怕是胃，不想吃东西，昨天晚上还吐了。“我们分手以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大夫特有的职业性关注。我点头。他把我带到内科的第2诊室，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大夫正神态安详地为病人看病，他的两侧坐着他的两个虔诚无比的学生。张文正走过去，凑到他的耳旁小声嘀咕了一会儿。中年大夫抬起头看了看我，示意我坐在他身后的椅子上等一会儿。我旁边还有一张空的椅子，张文正却并不坐下来，也没有走的意思，像一截儿白木桩子似的牢牢地戳在我旁边。
我抬起头小声对张文正说：“你要是有事就忙吧，看完以后我会将结果告诉你的。”
张文正面带微笑一动不动地站着，这时他上面口袋里的呼机响，他掏出来看了一下，然后低头对我说，病房找他，去去就来。犹豫了一下，他让我干脆看完了去病房找他，住院楼五楼靠东边的七病室。
张文正走了以后，我就专心致志地看中年大夫看病。
一望而知，此刻坐在病人位置上的是一位老农民，看上去大概有七十岁左右，面容枯槁，身后站着一男一女，应该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大夫慈祥而大声地对老人说：“住院做了手术就会好的。”
然后就让老人的儿媳搀着老人出去，又示意老人的儿子留下来。我听到大夫低声对老人的儿子说，老人得的是胃癌，已到晚期，手术以后要化疗，需要一定的费用，要老人的儿子做好准备。老人的儿子——一个身材又矮又壮、面色极其红润的中年汉子竟然在一瞬间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恳求大夫尽量给他父亲用最好的药，还说钱不成问题，这两年他们家开了一个食用菌厂，年利润至少有二三十万元。大夫转头示意我坐到他面前来，又对泪流满面的中年农民说：“那就好，有钱就好。”说着顺手将他的学生开的一张住院单递给中年农民，让他到门诊楼后面的住院楼去办住院手续。
直视着我的，是一双标准的大夫的眼睛——对于病人的热情（不如说对于疾病的热情）被封闭在一层透明薄膜的后面，我确认，世界上除了大夫看病人的目光，没有谁能够做到如此的坦然和安定，也只有技艺超群的大夫的目光，才有那种深厚的悲天悯人（不管他是不是演出来的）。
我刚说出胃不好三个字，大夫就开始吩咐他的左右两个虔诚的学生开单子，诸如X光片，预约B超的，还有做胃镜的。
接着他问我多长时间了，我问什么多长时间，他用右手握着的那杆兰色的圆珠笔指指我的胃部，“不舒服，或者疼痛。”我告诉他大概有半年左右。他抬起头望着别处想了一会儿，对我说：“就先这样吧，你去做一些检查，等结果出来以后告诉我。”
照完了X光片，就去B超室预约时间，我看着那张做胃镜的单子发愣，拿不准主意是做还是不做，因为听说做胃镜挺难受的。我想让张文正帮我拿主意，就去后面的住院楼找他。
上了五楼，走到七病室的门口，我向一位正往出走的小护士打听张大夫，她反问我哪个张大夫，我们这儿有七八位姓张的大夫呢。我说是张文正大夫，这时，却见张文正从一间病房里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一大帮年轻的实习大夫。张文正一抬头看见了我，撇下一帮实习大夫径直朝我走来，问我怎么样。我把胃镜的单子递到他眼前，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他问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诊断方法，比如……我说是，X光片已经出来了，还预约了B超。他拿过我手里的X光片，走到一间病房的门口，借着光亮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说：“X光片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只有一些轻微的溃疡。等做了B超再说。”
我问他有没有必要做胃镜，他看出我对胃镜的恐惧心理，让我不如暂时不要做，等B超的结果。说完就走回到那群白大褂儿中间去了。
到了预约做B超的日子，我向公司老总请假，她没立即答应我，而是笑着将我让到一旁的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杯上好的龙井。我看见玻璃杯里的茶叶争先恐后地往下落，不知怎么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没接老总递过来的茶杯，而是仰着头，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
老总，也就是我的朋友，我现在还可以管她叫朋友，因为到目前为止她还没做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但我已经预感到，我们的朋友马上就要做不成了，而此刻，她刚才的一张笑脸已经转换成一张严肃的工作脸了。她嗽了一下嗓子开始说话，大意就是现在公司不景气，客户大量减少，流动资金额不足，所以公司考虑裁人。我想，像我这号闲人自然是首当其冲的，所以没等她说什么，我自己先表了态，愿意被公司裁掉，以减轻公司的负担。听我这么说，老总竟笑起来，“愿意被公司裁掉，呵呵……”她的笑声像个男人。
我从公司所在的十六层下到一层，见大厅里围着许多人，看上去都是一脸愤怒，有的滔滔不绝地同身旁的人倾诉，有的沉默不语，要不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都是些跟我一样的可怜人。
大街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城市生活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不幸而改变，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像扔一块破砖头似的扔到大街上，用不了多久你就会被那股亢奋的城市气氛感染，把你悲苦的灵魂打得粉碎。我在三元桥上站了一会儿，汽车的潮流让我有一种要被水淹没的感觉。我现在是这座城市的自由人，一个四十岁的失去了家庭和工作的老女人，一个心高气傲、命运不佳、北京街头比比皆是的黄脸婆。我摘下手上那副昂贵的皮手套（所说的昂贵是就我现在失业者的身份而言的，以我以前六千元的月薪，买一副五百元的皮手套不算奢侈），抚摩着立交桥上的白色栏杆，心想，现代都市里的栏杆不象古代的栏杆似的，有许多的有志之人拍来拍去，现代都市里的栏杆都是孤独的。
等我在大街上感慨够了，打辆车到了X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中午十一点了。我慌忙跑到住院楼的B超室，却见等候做B超的人还是像蝗虫一样兀洋兀洋的，正犹豫着，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四下里望去，见到的都是陌生脸，直到张文正扯我的衣袖，我才一副翻然醒悟的样子。他问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不等我回答就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让我跟他走，到了紧里头的一间B超室，推开门，冲着一个正给病人做B超的大夫说：“蔡大夫，我介绍的人来了。”
那位姓蔡的大夫头也不抬地道：“好，稍等。”
就像那天在诊室的情形一样，张文正用头示意我坐下，我刚坐下没一会儿，就听张文正的呼机响，没等他将呼机从白大褂儿的口袋里掏出来，我连忙说，你去吧，我一会儿去病房找你。生活中有很多场面是相似或干脆是雷同的，否则的话，人一生那么长的时间用什么去填塞呢。
张文正掏出呼机看了看，说不是病房找他，是院党委。我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笑了，问我干吗那么紧张。我觉得一般让领导找都没什么好事。
张文正关照我做完B超不要动，就在原地等他。
姓蔡的大夫招呼我躺到B超床上去。我一边脱鞋，一边看着蔡大夫，这是位五十岁左右、极有风度的女人，她的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女人少有的帅气，声音和语气却极有女人味儿。她让我将毛衣往上撩，我怕露出乳罩，动作便唯唯诺诺，她二话不说，“呼”一下将我的毛衣撩得老高，我的那只肉色文胸暴露无遗，我还没来得及感到羞涩，肚子便感到一阵冰凉，想必是B超油。
大约过了五分钟，蔡大夫说声：起来吧。我忙问，没事吧。她一边招呼后面的病人，一边让她的助手为我写B超结果，抽空转过身，两只大大的眼睛明澈地望着我，声调柔和地建议我到别的科室做其他的检查，比如妇科。妇科？我瞪大了眼睛。可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我这样说着，还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小腹部。她告诉我，有的时候一些疾病就是在你毫无感觉的情况下形成的。
张文正来了，依旧是满头大汗，他从我手里拿过B超结果，目光像流水似的在那张纸上流过，然后轻松地对我说，没事，很正常，跟X光片的结果基本一样，只是有些溃疡。我把蔡大夫的建议跟他讲了，他沉吟了片刻说，蔡大夫说得对。又说，其实女人感觉有什么不舒服，首先应该检查的就是妇科。
我忽略了张文正的最后这句话，没有及时去妇科做更深入的检查。此刻，死亡与我已如此切近，我已听到它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我生命的弥留之际，我对所有的妇女进一句忠言：如果你身体感到不适，你一定要首先去妇科检查，然后依次是外科、内科……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没能及时去妇科检查，主要因为胃部不适的症状没过多久就消失了，就像一件正常的脏器一样，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而就在那种无知无觉中，它的一切运做都已顺利完成。
那次看完病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又能够像以前一样的大吃小嚼，我把我活期存折上的一万五千块钱全部取出，一个失意女人的胃口总是很好，每顿饭吃第一口的时候，都会产生“能吞掉一头大象”的奇特感觉。
我整天要做的事就是捧着《北京晚报》的求职版，仔细寻找适合我的工作广告。我选中的工作一般都是大专院校的聘任教师、广告公司的文案设计、出版社的图书策划，要不就是我的老本行——杂志。可杂志已经让我伤透了心，馨平那个尤物，最终炒了我的鱿鱼，让我一个堂堂北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居然与失业为伍，郁闷啊！
郁闷这个词儿是现在北京中学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是跟蓓蓓学的。我觉得这词儿透着那么一种自我调侃，而又蕴藏着北京新俗文化的韵味，你将它从你的嘴里轻轻吐出来的时候，要面带微笑，表示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意境，此特点为北京这块风水宝地独有。
然而这种“郁闷”的日子过了大约三天，我便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苍老，他让我猜他是谁，我说我猜不出来，其实我是没心情。那个苍老的声音很执著，他让我好好想想，怎么会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呢，最后一句话透着一股哀伤。我听出是我们原来杂志社的老总，就是那个拱手将权力让给了馨平的傻男人。
我说，呀，老总，怎么会是你。老总告诉我，馨平又出国了，而且是跟一个老外跑出去的，回来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杂志社现在很混乱，出版局让他暂时代理杂志社的工作。他咳嗽了一阵又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老年哮喘病时常犯，希望我能回杂志社帮他。
我沉吟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老总。世界真像个万花筒，变过来变过去的，就是上帝也说不准会变成什么样。老总见我沉默着，以为我顾及自己的工作关系，赶忙解释，说我的材料还在上级主管单位保存着，也就是说我还是那儿的人，只是无意中做了馨平体制改革的牺牲品。我忙跟老总说不用解释了，我现在正为工作发愁呢。老总问怎么回事，我就将我现在的生活状况跟老总一五一十地说了。最后，我和老总都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老总说：“现在你就不用担心了，干好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你也当老总了。”
老总这句话勾起了我的世俗的念头，心里一阵狂喜，说话的声音也就变了：“那不是还要靠您提携吗。”
晚上吃饭的时候还陪着大姑夫喝了一两二锅头。吃完饭打开电视机，拿着遥控器不停地翻篇，实在觉得没意思，就拿了本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躺在床上看，又被她或是翻译家的冗长的句子搞得昏昏欲睡。将书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就想起了梁雨，想起我和梁雨在一起的那些充满欲望的日子，不知不觉间，我的一只手已经伸到了自己的内裤里。自然而然地，我的手顺着又湿又滑的内裤溜进了我的身体……
我的手指过于纤细，而我那已经走出过一个七斤重的婴孩的身体是那样的宽阔，有一瞬间我悲哀地感到，以我如此微弱的力量，怎么能奈何得了我如狼般的亢奋的欲望呢。但很快地，像我以前进行过的无数次手淫一样，去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我亢奋的部位，然后便是一阵紧密的动作……我尖叫、气喘、扭动。我感觉到我身体里的液体像一股源源不断的溪流，不停地流出来，流出来……直至我的手指、我身下的床单、还有我的茂密的阴毛都被它浸透了……然而我没有高潮，一个失去了爱的女人，性高潮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幻象。
我像一滩烂泥似的躺在肮脏的床上，我没有力量穿好内裤，也就是说手淫完了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我就那么裸露着躺在床上，我能感觉到我的体液弄湿了的冰凉的床单。我又为我的亢奋的欲望感到羞耻，我躺在狼籍的床上想，我的确是个无耻的女人。
所有事物的改变一定有过程，比如我以前是一个在生人面前说话就脸红的女人，直到现在，喜欢同比自己小得多的男人谈谈恋爱，直至手淫成性，这个过程恐怕连我自己都难以描画。
不管那么多啦！也许明天地球就爆炸了；全世界的人在一天之内都感染了爱滋病，人类无可挽救地毁于一旦；恐怖分子来袭击善良质朴的北京人啦！总之，我要睡觉，因为手淫已经消耗了今晚我所有的精力，还因为我的饭碗问题不费吹灰之力就自行解决了；此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极其适合于睡眠，我睡着了……
第二天睁开眼睛已经是早上八点了，上午十点要去杂志社同老总会面。赶忙跑到厨房喝了一袋牛奶，吃了一口面包，回到屋里穿衣服的时候却不知道穿哪件好，在衣柜里翻来翻去，最后还是选中了那天同梁雨他们一起吃饭穿的那件灰色毛衫、牛仔裤，外面是一件半长的深灰色羊绒大衣。
杂志社的大楼当然跟我半年前离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可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的老总的样子真令我大吃一惊，原来花白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比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多了一倍，一副刚走完两千五百里长征的样子。老总看到我也很吃惊，他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瘦得这么厉害。我告诉他前一段时间胃不大好。互相关心完毕，就开始谈工作，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和老总都抬起手腕儿看了下表，十一点半，该吃饭了。老总说他要请客，就出去找办公室的刘秘书，见一个新面孔的女孩儿正在传真机那发传真，就问刘秘书呢，答，不知道。各版面转了转，几乎没什么认识的，没奈何，只得我和老总两人去吃中饭。
吃饭的时候，老总更像刚长征完了的，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派摧枯拉朽之势。吃到杯盘狼藉的时候，老总像突然意识到什么，停住咀嚼，张着油汪汪的嘴问我为什么不吃，是不是不合胃口。我的胃里正一个劲儿地泛酸水儿，不祥的征兆又出现了，我不能同老总说话，我怕一说话就会呕吐出来，所以我貌似深沉地沉默着，只用手势让老总继续吃。
出了饭馆儿我就蹲在地上开始不停地呕吐，一口接一口，大约五六口之后就没什么东西了，全是酸水。我感觉到进出饭馆儿的人都用一种嘲笑的目光看着我，他们都以为我喝多了，只有老总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围着我团团转，嘴里还不停地唠叨：这怎么办……
我吐完了，闭着眼睛蹲在地上不起来，不是不想起，是头晕忽忽的，根本起不来。我没有再上楼，就是说我上午同老总谈工作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为我短暂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是注定了要为杂志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哪怕我人生的圆圈儿画得再大，最终都要回到我钟爱的杂志事业上，而这个意愿从始至终都是老总冥冥中帮助我实现的。当然，这些都是在我最后的时日里残存的一点思维的结果，在我的身体虚弱得完全要依赖那张窄窄的床的日子里，我悟到了人生最精微的东西，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定数的，我这个人天生愚笨，到死，才在人生这盘圣餐上找到下嘴的地方；甚至不如现在的中学生，似乎刚脱离娘胎就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我记得蓓蓓说起她班里的一个男生说过的一句话：既然命是天注定的，那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张文正为我安排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一个四十岁女人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一次大大的检修。我手里拿着一大摞化验单、检查单，在X医院的门诊楼、住院楼间奔波，现在想起来，我那么忙碌地所做的，无非就是要获得一个残酷的结果，为我生命的终结找到一个切实的凭证。细想想，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此，凡事非要弄出个究竟，谁都不想马马乎乎地活着，无论结局是悲是喜。比如一个怀疑自己的丈夫有外遇的妻子，想尽办法拿到丈夫与人通奸的证据，目的就是断送自己的婚姻。
我终于坐在了妇科诊室里。我觉得妇科诊室的空气是整座医院里最暧昧的地方，不到五十平米的房间里充满了一股烂菜的气味，这就是从女人身体最隐秘的部位散发出来的气息。在后来的某一个时刻，我和张同坐在建国饭店古朴的西餐厅里，面对盘子里的法国蜗牛，我说出对妇科诊室空气的感觉，张同优雅地笑着，熟练地使用着西餐具。我不知道存留在我意识里的那种气味，与眼前的法式大餐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许它们的纽带就是坐在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也就是我的大夫张同；他也是将我和爱、死亡连接起来的人。
此刻，张同正以一位妇科专家的目光审视着我的脸。他问我胃部不适多久了。我告诉他已有半年多了。又问我体重下降了没有。我说大概下降了十斤左右。他皱了皱眉，我看清了他的胸牌：妇科副主任，张同教授。这时他低声地对他的两个助手说了几句话，两个助手点点头，又同时看了我一眼。我预感到什么，刚想问，只见张同示意我躺到身后那张妇科专用床上去。我还有些扭捏，抬头却见张同的脸上一副标准的大夫表情，我迅速地脱掉一条裤腿儿，躺到床上。
张同一边往手上戴一副极薄的塑胶手套，一边对他的两个助手，同时也是对我说：“现在我们做盆腔检查，也就是我们所说腹部、阴道、直肠三合诊。”
我感觉到有一只手关切地在我的身体里探询着，那种关切是我今生从未体验过的，现在想起来，恐怕就是从那一刻，就从我身体的最深处，接受了那种特殊的关切，并用我的爱予以回报。“10个大，双侧。”
这时我听到张同对他的两个助手说道，同时关照我让我下来。
张同坐回到那张小小的诊桌前，低着头在我的病历本上飞快地写着，偶尔抬一下头对我说上一句，比如，还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不过不要紧张；会有办法的。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张同，我对于他的一切的举动和心思都无从揣摩，我不知道我究竟生了什么病，我的病严重与否，如果严重，我还能活多久，等等，一个病人最正常不过的心路历程此刻正在我心里描画着。这时候，他将他的助手开好的一大摞单子递到我的手里，就在他转身拿水杯喝水的一刹那，我看清了病历上那个令人心悸的“癌”字。
一个四十岁的、受过高等教育、历经生活磨难坎坷、虽未出家，半个心却已许给佛门、一贯的逆来顺受，曾自称“面对死亡我放生大笑”的——女人，此刻却被那个长和宽都不到一公分的方块字重重地击倒了。现实的残酷，原来竟如此深重！
我像是被一只巨大的钉子牢牢地钉在了椅子上，不单身体，灵魂都动弹不得。一时间，我的血液竟然在我的身体外循环，因为我看到，围绕着的大夫、护士的脸上都红得像一只只抱窝的母鸡，而我的身体却冰一样的冷。张同的那个长相平平的女助手意识到我情绪的变化，她合上我的病历，顺手扔进准备送还病案室的病历堆里。
张文正在妇科诊室的门口等着我。这次他没有出汗，脸上的表情也很平静，两只手插在白大褂儿的兜里。我感觉到他已经预先知道了什么，他并不像以前几次看完病那样关切地询问我，而是直接从我手里拿过那些单据，一一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就径直地下楼，躲闪避让着川流不息、神情木纳的病人，往收费处走。
而我则像是他的一个被牵扯的、没有灵魂，甚至没有形貌的偶人，走到收费处宽阔的大厅里，看见张文正规规矩矩地排队等候交费。我站在他的身后，望着他宽大的白色的脊背，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得的是癌吧？”
我的语调很平常，我是故意做出一副平常的样子，来掩饰内心的绝望。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的女人才有资格颐指气使、撒娇耍赖。而我怎么敢抚摩爱情呢？爱情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贫穷的女人面对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
张文正假装镇定地转回身看了我一眼，又转过身去。
也许对于一般身患绝症的人的最好的安慰，就是将真相掩盖起来，最终让他（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死神劫走；而我正相反，周围人的掩饰和欺瞒会先于疾病要了我的命。
我要自己交钱，被张文正拒绝了。这只能证明他和小姑的关系，别的什么也证明不了。
张文正将一张做胃肠道钡餐造影的单子递到我手里，同时用手指了指前方大约十米处的一扇门，门前围着一堆人。
肯定是我在里面吞咽那碗恶心得难以下咽的钡餐的时候，张文正给小姑打了电话。等我千辛万苦地做完了钡餐造影，失魂落魄地从X光室走出来的时候，小姑已经光鲜地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了。
见我出来，小姑和张文正不约而同地迎着我走来，我从小姑谨慎的脚步上判断出，张文正已将真相告诉她了。我还沉浸在吞咽钡餐的恶心中，所以显得步履蹒跚，小姑想搀扶我，被我拒绝了，也就从这一刻起，我打定主意拒绝别人对于我的关心，谁让死神对我如此厚爱呢。
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当我又坐在张同面前的时候，我用一个对待老朋友的口气，让他对我说实话。我还记得那一刻张同脸上惊讶的表情，我猜想，除我之外没有病人会在他面前如此放松，病人面对医生无异于面对上帝，严格讲，比对上帝还要虔诚，说穿了，是珍视自己的生命。
我和张同对视的那几秒钟虽然短暂，但细想起来那个过程复杂至极，它至少包含了我们和张同对死亡的探究和认同；这是医生和病人双方面的。还有就是爱，这在当时是我个人的事情，与我所爱的对象暂时没任何关系。我不知道我内心深处，或者说是我身体的深处正在发生着一场怎样的改变，似乎我一旦明白了癌细胞已经在我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存在，就像怕它孤独似的，我的疯狂的爱也就产生了。
我看见张同眼睛里惊讶的神情，在几秒钟之内就变得缠缠绵绵的了，他空洞地笑了笑，以掩饰一个大夫在病人面前的尴尬。“是，癌症，卵巢癌，初步诊断为三期，当然我们还会进一步作检查。”
张同眼睛里的缠绵没有了，就像雨后的彩虹，一旦消失便不留痕迹。他说完这句话，确切地说是几个有关联的词儿，便神情紧张地看着我。他和我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几个词虽然简单，但却极具杀伤力，一般人难以承受。
在一个星期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准备，早把那生生死死的诸多问题想了个底儿掉。所以张同那几个杀伤力极强的词汇在我便打了折扣，我只挪动了一下身体，然后咳一声。见我没什么超常的反应，张同便一气呵成地说下去。“三期卵巢癌的概念就是，腹膜上癌灶种植已超出盆腔范围，腹膜后淋巴结转移，腹股沟淋巴结转移，肝表面转移……”
这时站在门口把门的护士喊张主任电话，张同说声对不起，站起身去接电话。我拿过我的病历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上面写着，孟小萁，四十岁，初步诊断，三期卵巢癌。我注意到一副张同画的草图，虽然画得很随意，但一望而知他经常画，笔道简洁准确。那是一个女人腹腔的透视图，有子宫、卵巢什么的，两侧的卵巢用红笔画了两只椭圆，我猜想那就是我的癌瘤了。图的下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我做过的检查以及结果，还有进一步的诊断步骤，比如刮宫、腹腔镜检查。看着这些新鲜的名词，不知怎么，我心里竟一阵感动，不管怎么说这都与我有关，与我的病有关，与我身体内部那些不见天日、连我自己都无法关注的脏器有关，以我这样一个几乎被生活抛弃的女人，得到这样的关心，怎能不让我感动呢。
张同伸过一只手，从我眼皮底下拿走病历，接着，他飞快地开了一张住院单，让我去办住院手续。
我接过住院单，像小时侯折纸似的将住院单仔细折好，握在手心里，看着张同那双疲劳得布满血丝的眼睛，然后我说我并没有住院的想法，至少目前为止我没这个打算。张同睁大眼睛，没来得及说什么，下一位就诊的病人已将她的病历放在他面前了。张同指着角落里的一张空椅子，让我坐在那等他。
我坐在张同指给我的椅子上等我的爱情。
每一个幻想型的女人都在等她们的爱情，在漫长而无聊的日常生活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看着张同询问病人的神情，不由得让人在他的脸上写满“真诚”二字。我的心里因为一种涌动的情感，又一次地感动了自己，我看见夕阳的光线，像一层橘子酱厚厚地涂抹在张同的身上，也就等于涂抹在我的幻想着的爱情上，涂抹在即将到来的死亡上。“为什么不住院？你应当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张同整理着桌子，眼睛不看我，只偶尔用余光瞥我一下。
我故意不顺着他的思维走，我知道与一个成功男人的思维悖逆会有怎样的结果，我说看病是我的自由，治病也是我的自由，大夫应当尊重病人的意愿。“生命是宝贵的呀，谁都没有权力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张同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极其真诚，几乎让我感动，但我突然想到了死，这个念头当然由张同引起，他的那种真诚恐怕是因为见惯了死亡而磨砺出来的；而一个人死后就再也无法感动了。这个灰色的死亡念头一出现，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再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交流。所以我不再说什么。
临出诊室的时候，张同将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化验单的背面递给我。
从X医院出来，天已经黑了，夜幕像一只不透气的罩儿只罩住了我一个人，绝望像水草一样缠住了我，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我的了，换句话说，从今往后世界上的好与坏都与我无关。比如此刻大街上的灯光，包括照明的路灯，以及装饰用的霓虹灯，无论它们发出什么样的光芒，都奈何不了我黑暗的心灵了，我要同死亡握手去了。
充其量我只是这个城市河流里的泳者，而且技艺低劣，我没有速度也没有技巧，还被水草缠住，不得脱身。我在不息的人流中穿过，那些令我嫉妒的健康的人们，正露着整齐的牙齿说笑、咀嚼着。
我掏出手机想给一个人打电话，一个关心我，与我有着某种关系的人。我想到我的前夫，那个精明的生意人；想到梁雨，一个只知道吃和性的“新新人类”，又想到了我那些挣扎在爱情线上的女朋友们，我没权力打搅别人，打搅他们（她们）痛苦、欢乐、有爱或无爱、幸福或不幸的平凡生活。最后我突然想到了老总，于是我站在米市大街基督教协会旁边那条叫煤渣胡同的口上给老总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老总的夫人，声音嫩得像二八女郎。她问清找谁后，就亲切地呼唤老总的名字，让他接电话。我一听到老总亲切熟悉的声音，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握着那只诺基亚8210型号的小巧的手机，站在昏黄的路灯下泪流满面。
老总的声音变得急切起来，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小萁，我知道是你，这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你怎么了？快告诉我，这些天你一直看病，是不是有什么不好，你尽管对我说，你在哪？要不要我去找你！”
我从老总的话里听出他对我的感情太真挚了，真让我感动。我泣不成声地说：“老总，我对不住您，我不久于人世了，没法再跟您干活了……”
没想到老总听我这么一说竟笑了，我听到他在电话的那头长出了一口气，然后让我别再开玩笑了，杂志社的事情已经够让他挠头的了。我停住抽泣，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老总，我真的没跟您开玩笑，我得了癌症，而且是晚期，能活多久还很难说。”
我听见老总紧张得开始喘粗气，这回轮到我为他担心了，我怕吓着他，怕他会犯心脏病，就故意口气松弛半开玩笑地说：“这回可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就当体验一回生活吧。”
老总坚持要见我，就现在。
我和老总约在东四肯德基见。我步行过去，老总家住西四，现在又是下班高峰，我估计四十分钟老总能到就算不错。
我不紧不慢地走着。黑暗和灯光交织的街道上，走着几个像我这样的行将就木的人呢？北京对于我而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像附着在这座城市身体上的一只小虫，用我的触觉便能感觉到她的些微的变化；然而我对于她来说，只是一粒尘埃而已，尽管她孕育和滋养了我，我的消失对她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因为我身上正生长着毒瘤。
可我是爱你的，北京。无论你怎样破烂，或怎样的辉煌；无论你对我严酷，或对我温存，我都像你的情人一样无条件的爱你，然而这次，你决定要抛弃我了；你扔掉我就像抹掉你身上的一抹灰尘，然而你却是我的全部。你不知道我内心的悲哀和凄楚，你那样的博大，怎么会顾及到我的微弱？然而我还是要以我的微弱来爱恋你的博大。
过灯市口那个丁字路口的时候，一辆白色宝马跑车闯了红灯，撞倒了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自行车，骑自行车的是一位戴眼镜的书生气十足的中年男人；我是被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吸引的，我一转头，正看到那个中年男人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然后就怒气冲冲地走到车门处高举着两只手大喊大叫。几秒钟的工夫，就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从车上下来一位美人儿，刹那间，周围的人被她的美貌惊住了，出现一阵静默，然后是一片哄叫声。借着马路上方那盏惨白的灯，我看见中年男人脸上的怒色缓和下来。这时美人儿在道歉，又她掏出钱包抽出几张，却被那中年男人拒绝了。周围的人群里又响起一片哄叫声，中年男人像一只惊慌的小兽似的钻出人群，从地上扯起自行车，骗腿上车，一溜烟儿地消失在夜幕中。看热闹的人半天不散，香车美女，简直是天堂里的东西。
没想到老总竟比我先到了。透过肯德基宽大的玻璃窗，我看见了老总那头极其醒目的白发。
我看到老总已经买好了吃的东西，一个辣鸡腿汉堡，一份薯条，还有一杯咖啡。我在老总的对面坐下来，老总就将全部的食物推到我面前，并说他已经吃过饭了。
我一点食欲都没有，一个丧失了食欲的人，其他的欲念就更谈不上了。我根本没看那些食物，直把目光停留在老总那头白发上。我突然感觉到，衰老和死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就是说一个人衰老并不意味着接近死亡，死亡的出现就像爱情一样，是突如其来的，你根本无法想象它到来的途径，和它为什么来的原因，死亡和爱情一样，来和去都像是一阵风、一道彩虹，至于它们走后剩下什么就难说了。
老总用一种哀求的口气让我吃一点，由此我体会到一种父亲般的关爱，这种陌生的感情一时并未能感动我，更多的却是一种新鲜。我说还是少吃为好，听说癌细胞得饿着，要是吃得太饱它们就疯狂生长。老总将信将疑，我说不准他是对我刚才这番话有所怀疑，还是怀疑我究竟得没得癌症。
我说是真的，我真得了癌了，不信我可以给你我的化验报告单。说着我翻包找我的病历，然后将那张明确写着癌的化验单递给老总。老总忙着从他的包里掏老花镜，我接着说我的：“而且最新医学研究表明，癌细胞的生命力极强，充足的养分真的会促进生长。”
老总看清了化验单，神情严肃地将其认真折好，放在桌子上，还轻轻拍了两下，然后若有所思地道：“人不吃东西会饿死的，人一死癌细胞也就死了；人不死，癌细胞就会生长。有没有一种万全之策，人不死的前提下，癌细胞死，或者，癌细胞的生长比正常健康的细胞要慢得多……”“您说的事情正是医务工作者们梦寐以求的，可惜现在还做不到。”我用两个手指拈起一根薯条，沾一点番茄酱放进嘴里，我真正体会到味同嚼蜡的意思。
周围的气氛越来越热闹，来的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肯德基喂大的一代。我感觉到老总有些不自在。
老总告诉我原来杂志社买的医疗保险还没有过期，我的医药费不用担心。我说到底治不治还没考虑好，或者我会实现一些人的患病理想：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了此残生。要不就像电影里演的，拒绝所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冷面最后的人生，直至死亡来临。我听到不少人跟我说过他们如果得病以后的理想，就像一个还没来得及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谈他们未知的人生道路，脸上一样显露出神往。
可那真的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就像五八年的国人幻想虚无的共产主义，虽然美好，变为现实却是不可能的。其实，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社会上的人，几乎没有按自己意志办事的可能性，在后来我生病以及治疗的短短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除了我对于张同那复杂而可怜的爱情以外，我的一切的一切，包括我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渐渐的丧失了完全的支配能力，都要听从医生护士以及家人的吩咐和接受他们的有偿或无偿的帮助。
此刻老总听我那么说，脸色变得又冷又苍白。他咳了一声，以缓解我们之间那种近乎绝望的空气，然后下意识地掏烟，看了看四周，又停住手。“你这么想不好……”
老总说了这句极其无力的话以后就一直沉默着。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上班，没有去单位同任何人告别，直至我一年零八个月后的昏迷。现在想起来，那一个星期是我精神上垂死挣扎的七天，那个恐怖的过程想起来都让人心悸。就像一初戏，分序幕、开场、高潮和结局，我的挣扎一开始却是绝望和恐惧，对于自己即将逝去的生命的恐惧，一个念头反复地在我的脑子里翻腾：上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了我？
我在坠落，两只手高高地举起，试图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
我决定发泄，发泄我心里死亡将至的绝望和恐惧。我他妈的再也不想高尚了，其实我平时的那种所谓“高尚”都是装出来的，比如我向文蔷高尚地让出了我的丈夫，又比如梁雨……
那种所谓高尚都是我自诩的，具体的表现无非是逆来顺受，男人的意愿都是上帝默许的，关女人什么事。但谁让他们跟我有过关系呢？这世界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它无形。
电话先打给我的前夫，接电话的竟是文蔷那小贱人，声音还那么娇滴滴的，让我嫉妒，心火腾空而起。“找我前夫！”我的声音又粗又硬，足够她受的。
文蔷有些惊慌失措，“他不在……”娇滴滴已经被我一扫而光。
我说那你告诉他，他的前妻，就是蓓蓓她妈得了癌症了，快死了。说完，我就“砰”一声挂掉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想象文蔷一定握着话筒发愣，一种快感在我的身体里荡漾。但没过几分钟，那种快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拿起话筒，就像战士握着武器一样，拨梁雨的手机号，梁雨竟然关机！我摔电话，然后把电话机旁边那摞半尺高的报纸杂志什么的，一下子推到地上，再然后就是摔摔打打，以发泄胸中的闷气，比如，我把茶几上那只工艺烟灰缸，上面有一只翘鼻子小象，死命地摔到地板上，小象被摔断了一条腿，躺在地上痛苦地颤抖；我又成心碰掉了一只放在窗台上的玻璃花瓶，我看着它从窗台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它一起坠落。我记起那是在我过三十七岁生日的时候，蓓蓓特意为我在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买的，还用一张紫红色的闪光的礼品纸包好，扎了一朵藕荷色的花。
在那只玻璃花瓶落在地上粉碎的一刹那，我的心一阵颤抖，它的生命要比我脆弱得多；如果它有生命的话。它对于毁灭却是那样的默然，充满宿命的感觉。
小姑在门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并用力敲我的门，让我开门。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小姑的脸上化了淡妆，还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高领羊绒衫，愈发显得健康有魅力。这让我醋意大发，对于她的健康和越来越精致的生活。
我转回身朝里走的时候，成心踢了一脚地上的玻璃茬儿，有几块碎玻璃被踢到了床底下。
小姑站在门口，她说她全都知道了，张文正告诉她的。
我怒火万丈，我说那你是来嘲笑我的，看我的热闹的？
小姑坐在沙发上，仰头不解地看着我，几秒钟之后，用一种比我的声音高出好几倍的音调冲我喊到：“我嘲笑你什么！？看你什么热闹！？不就是得了癌吗，得癌的人多了，已经死了、快死了的多了，你以为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没什么不同，普通人一个！”
我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涩涩地流下来。我心里明白小姑的良苦用心，她是想用另一种方法来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不至于像一条癞皮狗似的被死神从活人堆里拖出来，至少要像洪常青似的，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我感觉到小姑就站在我的旁边，她温柔的喘息传递着一种深切的关爱，是那种亲人之间的不打折扣的爱。我将一张泪脸转向小姑，我看到小姑竟也是泪流满面，我们抱在一起。
小姑像抱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安慰我，又用一种软得不能再软的声音指责我不应该放弃治疗，并说张同已经找过张文正了，他以一个医生对于病人负责的态度委托张文正，向我指明我拒绝治疗是对于生命的极端蔑视，尤其我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讲，更要尊重生命。
我从小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泪眼朦胧地望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声音干涩、吃力地问：“为什么是我……”
现在想起来，我那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绝望、悲戚、声嘶力竭的问，简直就是代表广大的面临死亡的人民群众，向操纵着命运的那个无形者的一声不屈的怒吼，为自己鸣不平。
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异常疲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到半夜，电话铃响，拉着了灯，翻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话筒，顺便看了一下表，凌晨一点钟。有谁这么恶毒，忍心打扰一个癌症患者。
是我的前夫，那个精明的生意人。他的地道的北京话顺着电话线一点不走样地爬进我的耳朵里。她问我是不是在跟文蔷开玩笑，这年头大家都挺忙的，这类太酷的玩笑还是少开为好。我不说话，心里揣测他用的那个“酷”字大概是跟蓓蓓学来的。这时，他的北京话从爬行的速度一下变成了百米冲刺，他连着叫了五声小萁，恐怕是心里已经有了不祥的感觉，他说他马上过来，我听见文蔷唧唧呱呱地跟丈夫说了一阵话，我的前夫对着听筒里的我说：“小萁，我这就开车过去。”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看了看窗外，是一片微薄的冥色，让人幻想着初创世纪的情景。黎明本来应该给人希望，可对于我，已是世界末日。我坐在沙发上，四周安静得仿佛一切都已死去，我心里除去以往的那种带有诗性的孤独外，更增加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尽管这世界肮脏，可我还是爱它的，我不舍得离它而去，我留恋它，我对于它的眷恋像一张网似的细致地布满它肮脏的身体。我不想死去，哪怕像狗一样，我想活……
我的前夫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推开了我的房门。夜里没车所以很快。他无味地解释着。城市夜里的路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的肠子吧。
我的前夫不停地搓着他的手，他开本田车，那个小铁壳里四季如春，他搓手只是一种免除尴尬的方式。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快死了，死神已经用他那盏晦暗的灯照亮了我的身体。“不会是真的吧……”我的前夫叫余利，他要是不做生意都对不起他的名字。
余利小心谨慎地挨着我坐下来，他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噎了我一下，我朝后仰了仰身子。我沉默，我懒得理他，他的脸油汪汪的，凝聚了所有人生的得意。
他问我需要多少钱，包括营养费什么的。我调侃道，半夜你也作生意？跟你的前妻？“好啦，小萁，不要闹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也不完全是我对不住你，你也有情人不是？关键是现在，你的病，怎么治，而且要治好……”余利最后一句话音量骤减，因为他看见我在流泪。我永远难以体会男人看见女人流泪是怎样一种心情，在我接触的男人中，他们看到女人流泪后的表情和举动大都一样，那就是惊慌失措。
余利有些慌乱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我猜他是寻摸屋子里哪儿有面巾纸。茶几上的面巾纸盒是空的，面巾纸前天就用完了，这两天我早就回归原始状态，枕巾、衣袖等一切小时侯用过的擦鼻涕眼泪的物件又全部派上了用场。余利一扭头，见我正用身上那件紫红色羊绒衫袖子抹眼泪，可能是我当时的样子怪可怜见儿的，我前夫竟一时又将世人认可的道德标准抛诸脑后，他用他那仿佛用法国香水浸泡过的身体挨近我，进而搂住我，抚摩我，先是肩膀，然后是胸，再然后是腿什么的。我怎么办呢？答案只有一个，熔化！在男人的怀抱里熔化，在男人的爱怜里熔化，在死神的恐惧中熔化。
这时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文蔷不会多心吧？
我这么问完全没有阻止余利行动的意思，相反，我是想让我们的行为更加合法化。适得其反，余利听见我问，便突然停止了行动，也就是人们通常形容一首美妙音乐突然终止时用的那个成语：戛然而止。余利将他的行动停止在与我的接吻上，我感觉到他的冰凉的唾液。
男女的事情从来就是一场战争，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至于原因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似的，说不清。
这时候，轮到我进攻了。虽然我的身体里正生长着有毒的细胞，但它还没来得及将我的各种欲望扼死，比如性欲，我暂时还是一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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