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牌楼(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心武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四牌楼试读：

第一章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2

他很早就对一个人说过：“我要写一本小说。”

那人问：“什么名儿？”

他说：“《阿姐》。”

那人很觉无味：“阿——姐——？”

那人是他的初中同学。当时他们已上到初三。在中学里他有过许多玩得很好的朋友。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向玩得很好的朋友讲起这个念头。他不想轻易吐露出这个念头，却不知为何有一天突然向那同学暴露了。那同学大他两岁，他们并不怎么交往。不知怎么的，有一天，他到那同学家里去了，他就讲到他要写一本小说，一本名儿叫《阿姐》的小说。

那同学不仅岁数比他大，个头比他高，脸庞也比他宽，眼神更比他老成，望去不像是个初中生，倒像个早已参加工作的干部。记得那天那同学穿着一件显然是父辈留下的旧人字呢大衣，散发出一种樟脑丸和霉菌混合的怪味。那怪味仿佛一直飘散到今天，使他一回想起来就觉得诧异。3

他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发表了好多作品，出版了好多书。却一直并没有写出一篇更没有一本叫《阿姐》的作品。他一直没有写。

但那关于《阿姐》的念头，一直没有消失，非但没有消失，还随着岁月隐隐地裂变着，犹如癌细胞，惟他自知。多少次他铺开纸、提起笔，想写《阿姐》，却总连题目也落不下，仿佛一位查实症结的患者，总不能接受外科手术，断然切下那已然膨胀到不堪状态的肿瘤。4

也许是因为不忍心。

……记忆之中，总记得那个镜头：放学回家，在外屋扔下了书包，要到里屋去——去做什么？取什么东西？不复记忆，也无需记忆——总之，就在从外屋往里屋运动的刹那，看见阿姐同达野哥面对面，都倚着里屋的五斗橱——那旧式的五斗橱不太高，达野哥恰可将一只胳膊曲放在上面——他俩默默地对望着，仿佛一幅画，或电影里的一个镜头，令我吃惊，令我好奇，亦使我经受到一种莫名的震撼。

尽管我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他们却全然置我于不顾，我于他们形同乌有，当我做完我的事，可能是取完一样什么东西，走出里屋，再扭头朝他们望去时，他们仍那样一种姿势，默默地对望着。

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具体地说，是小学六年级学生，即将小学毕业，马上就要投考中学。

阿姐和达野哥当时是高中三年级学生，即将中学毕业，他们应该去投考大学。5

他有三个哥哥，却只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他称做大哥、二哥、小哥，姐姐因无可比性，所以叫做阿姐。

阿姐比他大八岁。显然，他们的父母生下阿姐后即决定“STOP”，但那时没有什么先进的避孕手段，后来母亲又怀了孕，从江湖医生那里弄来了堕胎药，成功地打下了一胎，不料到怀上他以后，同样的药不灵，别样的药也不灵，总是一吃进去，过不了多久便大吐特吐，直到吐出酸水、清水以至干呕，据母亲后来承认，最无可奈何时，甚至想爬到五斗橱上，奋力地跳将下来，以造成恶性小产，但终于没有那样做，也便终于生下了他。6

他上到初三的时候，便起意写《阿姐》，但那时倘若铺纸伸笔，究竟又有什么好写呢？

写一个美丽而朦胧的印象：在故乡的河道上，阿姐搭乘前面的一只乌篷船，斜跪在船板上，一只胳膊伸得直直的，手掌平撑着船板，短发齐耳，朝这边船上微笑着——他该是在母亲的臂弯里，那时他还没断奶，还不会说话，但阿姐的那一姿势那一笑容，却照相般留在了灵魂的底片上……

写在家里，阿姐同自己的游戏：阿姐在椅子上开了个卖水的铺子，大约有七八只玻璃杯，一只装的是白糖水，一只装的是食盐水，一只装的是酱油水，一只装的是醋水，一只装的是兑进蓝墨水的凉开水，一只装的是兑进红药水的凉开水，一只装的是单纯的白开水……她用废纸剪成些钞票，让他当顾客，一次次地去买她的那些水，没想到他最喜欢买去喝的，是那蓝颜色的水，她涨了好几次价，而他愿尽其所有钞票单买那一杯，阿姐怕他喝它喝出毛病，不卖了，他便硬要买，最后自然是杯跌水覆、不欢而散……晚上，他往尿罐里撒完尿后，阿姐悄悄走过去观察，见尿并非蓝色，这才拧他耳朵一下走开……

也无非这些个。

或许，再加上阿姐和达野哥的那个镜头。7

达野哥是个美男子。

达野哥比阿姐高半头还多，他额头很宽，很光润，头发很浓，很黑，眼睛鼻子嘴什么样记不清了，总之望上去很协调，找不出什么缺点。

阿姐算不算美女呢？不知道。从没有人同我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争鸣。但青春期的阿姐确是青春勃发的。阿姐皮肤黑，瘦，额头有点“锛儿”，两只眼睛却出奇地大，比我们几位兄弟都大，且是双眼皮，当时她还有着两根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发辫，所以外号就叫“小辫”。这外号今天听来很不雅，因为今天人们心眼儿活，耳朵眼儿特会从谐音上听出一种或数种寻常或不寻常的含意，但那时候人们都很单纯，至少阿姐他们那一群高三毕业生就都很单纯，直到阿姐考上大学以后，她和她的那些大学同学们也都很单纯。举个例说，他们当时爱唱各种中国民歌，犹如今日年轻人爱唱港台流行曲，其中有一首云南民歌《小乖乖》，我就听他们唱过，唱得坦然、欢乐而嘹亮，听得连我也能唱，而且一直唱到我上的中学里，唱进教室；好多年以后，有一天阿姐对我说：“‘小乖乖’就是情人的意思！当年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男女同学就那么一起唱！”

可怜的阿姐。她同达野哥眉来眼去时，竟还不懂得他们那就是互为“小乖乖”。

但阿姐和达野哥没有白白度过他们那如花的岁月。他们享受了初恋。

是一个热得天黑净也还不能散热的暑日，阿姐和达野哥要从我家往北海公园去划船。我非跟着去不可。他们说是跟班上的许多同学约好了，一块儿划船。我说那有什么，好多我都认识。他们又说不坐公共汽车去，是穿胡同走过去。我说没关系，就跟着你们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终于还是容忍了我。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们上了路，他们果然走着去，而且果然穿胡同走过去，有时胡同穿完了是条大街，明明顺大街走更方便，他们却还穿胡同，穿来穿去的，把我都穿糊涂了。他们俩只顾在前头走，边走边聊，把我甩在后面，我想有好长一阵子他们根本把我忘记了。不过终于到达北海公园门前时，人家已经开始净园，进不去了，他们转身看见了我，阿姐说：“你坐车回家吧！”达野哥给了我车票钱。我腿都走酸了，赶紧去坐公共汽车。阿姐很晚很晚才回到家里。我被妈妈的责问声惊醒。阿姐对妈妈的责问应付得不错，记不得她怎么解释，总之妈妈很快释然。很久很久以后，我问过阿姐：“你们那晚上究竟又到哪儿去了？”阿姐说：“没到哪儿，就是他送我回家。”“送你回家能到半夜？”“傻瓜！当然是送到院门外，又往回走，走到北海公园，再送……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达野哥不是名叫达野，而是姓达野，这是个很生僻的复姓，所以爸爸妈妈都曾断定达野哥不是汉族人，可达野哥说也许祖上不是，不过从他爷爷起，就不认为自己同汉族人有什么两样了。8

他没有考上一所好的中学。事后阿姐跟他说，她早知道他没考上志愿表上所填的那些好的和较好的中学，因为她让达野哥替她去查过——达野哥在中学毕业前入了党，并且响应党的号召，不继续升入大学，而是留在中学工作，并且一参加工作便投入了招考事宜，所以能在放榜前就知道他考得如何。父母已为上面的三子一女学业操虑半生，到他这里已无很大精神调教，所以没考上好学校也并不怎样以为然，他自己更浑然不愁，因学校离家较远，须购电车月票搭乘电车上学，这倒使他觉得比到走十分钟便可抵达的好学校上学更有趣。

达野哥不仅参与了中学的招考事宜，还在大学招考的考场上当过监考，这使得他在阿姐眼中更有光彩。有一天达野哥对阿姐说：“考场上发现了反动学生，书写反动标语！”说时还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揉皱又摊平的“反标”来，递给阿姐看，阿姐仿佛面对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不敢伸手去接……当时他就在旁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后他回忆起那一景，悟出达野哥一定是在应及时将“反标”上报有关部门之前，故意赶到阿姐身边以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颠扑不破的价值，但细加爬剔，此事的“合理性”即技术性细节却颇难合理，不过那又确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实——也许，这类的记忆反成为了他后来落笔写下《阿姐》的障碍之一种：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而，非得写下所以然吗？人们已经写下的所以然，都真的所以然了吗？9

记得是在院里的合欢树下，阿姐下的决心。

决心考农学院，学农业机械专业。

下决心的驱动力很简单。当时有一部苏联——这国已经没有了，简直不可思议——电影，叫《幸福生活》，演的是库班河上的集体农庄的故事，那电影风靡了全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作家王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里，就写到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所引出的一场风波，后来导演黄蜀芹把《青春万岁》拍成电影，还穿插了当年那个苏联电影《幸福生活》里的镜头，构成戏中戏……那电影把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拍得让当年观众看去实在是人间的天堂，而给阿姐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等农业机械的雄姿及其令人艳羡的拖拉机手……

一部电影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这在世界上有了电影以后当然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例子。电影史家们为什么不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不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呢？

他记得很清楚，阿姐在合欢树下踱步，穿着一件格子布缝制的布拉吉，两眼闪闪放光。其时夕阳西下，余光斜穿过高高树冠上那些已开始收拢的羽叶，金红的丝状花朵散发出格外浓郁的香气。阿姐并不需要他跟在身边，他却不知趣地仍在阿姐身边转磨。现在回忆起来，阿姐在那个暑期已明显地排斥他乃至厌恶他的“跟屁虫”行为，有一天阿姐横仰在父母的大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抖动的水射光发愣，他便也凑过去横仰在一旁，不为什么，只出于一种习惯，却惹得阿姐倏地跳起来，跺着脚嚷：“你都多大了？！”他扫兴，却懵然不明——不管他多大阿姐多大，阿姐不是永远比他大八岁吗？他做错了什么呢？……然而那天，在合欢树下，开头厌烦他的阿姐，却忽然转身正对着他，双手扶在他肩膀上，起誓般地说：“我就学农业机械！”10《幸福生活》是一部鲜艳五彩的喜剧故事片。里面有多首插曲，如《库班河上风光好》、《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等等，然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红莓花开》，直到1981年作家谌容女士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她的长篇小说《人到老年》，那里面的角色还在唱着这首歌。《幸福生活》由当年红极一时的大导演培利耶夫执导，他的妻子拉迪妮娜出演其中的女主角——一位美丽、精明而强悍的女农庄主席，他们夫妇是那个时代苏联喜剧电影的泰斗，夫导妇演，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打响，连连走红。他们自然都是斯大林奖章获得者。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

1956年，苏联共产党当时的首脑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猛烈攻击。在那个秘密报告里，赫鲁晓夫点了培利耶夫拍的这部电影的名，指控《幸福生活》粉饰生活，是给斯大林拍马屁，是一种最要不得的文艺作品的坏典型。

那以后，培利耶夫倒了霉，《幸福生活》在苏联停映。但一般的中国人怎能知道这些个事？那时候阿姐仍在《幸福生活》所唤起的憧憬中学习着她那农业机械的专业，而王蒙正写着《青春万岁》，完全正面地写到《幸福生活》这部电影，中国大地上仍响彻着“红莓花儿开在夜晚小河旁”的婉转歌声……

电影有电影的命运。

人有人的命运。

电影沉下去了。因为看了它而做出重大抉择的人，是沉是浮，它就不管了。11

三十几年前他就说过：“我要写一本小说，名儿叫《阿姐》。”

三十多年里他却总没有写。

看看要提笔了，却又在心里说：等等，再等等。

实在，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么。

第二章

把专炖汽锅鸡的云南紫砂锅坐到煤气灶的火眼上，蒋盈波走出厨房，来到大房间里，略微环顾了一下已特意收拾了一番的组合柜、大床、沙发和茶几，便落座在人造革面的单人沙发上，一边织毛衣，一边静候鞠琴和崩龙珍的到来。

蒋盈波是一个最不爱与人交往的退休副教授。退休以前课业繁冗、家务繁琐，不在家里待客尚不足怪，退休后她宁愿一人在家中静处而绝不愿有人串门，自己也绝不到别人家走动，便显得有些个怪僻了。然而她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古怪之处。她这样惯了。

这天算是万年不遇的例外——她要在家里接待两位早年中学的同学。

双手机械地编结着新旧毛线掺和的衣袖，蒋盈波心里并没有那种等待旧友的激情，非但没有激情，就是温情也仅是时隐时现，淡淡的，飘雾一般。

对于她来说，生活已经变得如同一件滞销商品，她习惯于一切方面的折扣，别人支付她时打折扣已令她近于麻木不仁，遇到她付出时，她便也几近于不假思索地打折扣。

听到敲门声，她去开门。鞠琴先到。“哎呀，就你们家的门，还这么素净！”进到屋，鞠琴便乐呵呵地说。

鞠琴总是乐乐呵呵的。

鞠琴好久没来过蒋盈波这里。敲门前鞠琴寻觅过电铃揿钮，不存在，蒋盈波没安电铃，门上也没有安窥视镜，蒋盈波住的是中单元，左右两个单元的邻居都装了铁栅防盗门，漆成宝蓝色，惟独蒋盈波没装，这使鞠琴又一次感到，蒋盈波的日子是越过越凑合了。

蒋盈波住的这个单元很小。如今再盖居民楼不会这样盖了，这座楼是二十年前的产物。说来心酸，蒋盈波住进这个单元只是四年前的事，她原来的居住条件比这还差！

蒋盈波这些年来一直不顺。简直什么都不顺。

鞠琴也有种种不顺，但加减乘除一番以后，比蒋盈波还是强上几分。

蒋盈波去给鞠琴冲茶，并宣告有云南汽锅鸡招待。

鞠琴站在这两居室的大间里环顾着。组合柜是最一般化的板式柜，其显露部分也没什么特别的装饰物件，上面最贵重的物品也许就是那台十四英寸的彩电；蒋盈波亡夫屈晋勇的一张仅四英寸大的照片，装在一个简陋的木镜框里，摆放在组合柜的什物架上，旁边有只小小的雕漆瓶，里头插着小小一枝干菊花，那就算是屋里最突出的摆设了。床仍是毫无装饰的木栏挡头床，沙发则是比较低档的人造革沙发，此外的家具无非一只木制床头柜、一只不锈钢支架的木面茶几。组合柜里放书的部位上并没有摆满书。床头柜上堆着一沓晚报。

蒋盈波把茶端来了。家里很少来客人，没准备成套的茶具，蒋盈波把屈晋勇生前用的一只保温杯洗干净了暂供鞠琴使用，另洗出了一只玻璃杯，待崩龙珍来后用。

蒋盈波和鞠琴坐下后对望着。“哎呀，你可又胖了！”蒋盈波说。“是吗？！”鞠琴认真起来，“怎么我练了一个月减肥功，还不见瘦？你倒真是比上回看见时候瘦了，你是怎么减下来的？”“减肥功可不能乱做！还有那个什么‘奎科减肥酥’，还有电视上总做广告的那个什么减肥霜，都不能乱吃乱抹！最切实可行的还是一些简易的锻炼方式……”蒋盈波说着站起来，去取床头柜上的一个小本，那上头粘贴着许多豆腐块大小的剪报，都是她从晚报上剪下来的，还有一些手记，是听广播时边听边记的，她把那小本子递给鞠琴，让她看某一页某一文，并且自己不再归座，便站在屋子当中，示范起某页某文所介绍的那种简易减肥操的做法来……

那便是退休在家的副教授蒋盈波的精神生活和生活乐趣中的主旋律。2

蒋盈波同鞠琴的关系非同一般。

她们不仅仅是老同学。

在离京城相当遥远的四川省，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地方，是山城重庆。当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重庆仍未解放，但那时国民党的高官大都已然飞往台湾，政权机构也已瘫痪乃至自溃，社会一度呈现权力真空状态。在那一年的9月2日，重庆出现了一场大火，后称“九·二大火灾”。据传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去“救火”的“消防队”用水龙头喷出的不是灭火的水而是助火的油，但事实上也很可能是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的一场偶然触发而无人收拾的灾难。让修重庆志书的史家们去聚讼那场火灾的成因吧，个人的命运，往往与事件的成因无关，而只决定于事件的结果。结果是烧掉了小半个重庆城，而朝天门码头一带最惨，鞠琴的家便在朝天门码头附近，当第二天鞠琴冒着浓烟和余焰冲进火灾区去寻觅她家的屋子和亲人时，已经无从辨认废墟中的哪一方位是自己的家，她也同另外的寻觅者一样，在估量着是自己家的地方不怕烫手地翻找了一遍，终于没有找到父母的尸体。她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哭着离开那炼狱般的火场的。

鞠琴的父亲开了一家小小麻绳店，两层的木结构楼，是所谓“吊脚楼”，即楼体的一部分悬在山崖上，用长长的木桩及竹竿撑住悬空的那部分楼板，下店上居；那吊脚楼是绝对经不起回禄光顾的，而麻绳及其原料也都是易燃品，鞠琴后来再加上这样的理性分析：母亲是一双小脚，跑也跑不动，而父亲是绝不甘心弃下惨淡经营多年的麻绳店管自逃生的，况且鞠琴曾偷看过父亲扳开墙壁藏金条的镜头——那用竹子斜编而成涂以泥巴的墙板是有夹层的——父亲倘手忙脚乱地去掏那金条，或收拾别的细软，也是一定会赶不及跑出火区，从而可能不是烧死在家中就是烧死在那一带的什么地方了……

鞠琴上的是在城市另一隅的蜀香中学，那是一家私立中学，学生可以住校，学费颇昂，父母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把她送往那所中学上学的，鞠琴清楚，纵然在朝天门一带，她绝非穷人，然而在蜀香中学里，她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家境贫寒的苦读生。

蒋盈波和鞠琴同宿舍。宿舍里的舍友，以至班上的其他男女同学，还有老师，乃至校长，对鞠琴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那同情不可能是无限的而只可能是不同程度地有限度的，火灾中遭受变故的学生不止鞠琴一个，而人们心中更萦绕着对于未来的期盼、好奇或迷茫乃至恐惧——生活必将发生比一场火灾更为巨大和猛烈的变化，在大时代的嬗递中，个人的悲剧便化为微不足道的事情了。

鞠琴后来却表示她要感念蒋盈波一辈子，因为她觉得只有蒋盈波一人，似乎是给予了她不打折扣的无限的同情。

蒋盈波却始终并不认领这一功德。

蒋盈波记得，自己当时只不过是挽着鞠琴的胳膊，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慢慢走动而已。她记得自己简直并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安慰的话，甚而至于她简直什么也没有说。鞠琴后来证实确实如此。留在她印象里的安慰话没有一句出自蒋盈波的口，后来发动了对她的小小的募捐活动，发动者既非蒋盈波，捐得最多的也非蒋盈波。不错，蒋盈波仅只是一连几天挽着她的胳膊，同她并肩，默默地在操场上走完一圈再走一圈而已。

也许，人在不幸时，最渴求的一非话语，二非物质援助，而是有个人能挽一下胳膊，并肩默默地前行，哪怕这前行只不过是绕圈子罢了。3

谁还记得蒋盈波和鞠琴当年的形象呢？

当年她们是少女，身材是苗条的，面容虽并非出类拔萃，却绝对像刚刚张开的花蕾。1950年元旦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重庆不久，她们一起去参军，所谓参军，是报考解放军的文工团。她们都被录取了，但后来鞠琴去报了到，蒋盈波却没有去，表层的原因，是她父亲蒋一水被北京新的国家机构调去任职，父母要把她和小哥蒋盈平和弟弟蒋盈海带到北京去继续上学；深层的原因，是蒋盈波自身对唱歌跳舞一类的表演活动并无浓厚的兴趣，去报考文工团，无非是潮流所裹挟，乃至于只不过是陪陪鞠琴罢了。

鞠琴却从那时起成为了一名文工团员，并且后来也到了北京，登上了首都最堂皇的舞台，还几度随团出国演出，尽管她只不过是唱合唱，然而她通体俨然放射出一种“文艺工作者”的大家气派，蒋盈波的弟弟蒋盈海一度对她尊崇备至，而蒋盈波便不止一次地撇嘴说：“其实当时人家更愿意录取我！鞠琴有什么嗓子？！”有时蒋盈波会感到自己这种鄙薄未免过分，便补充说：“当然啦，鞠琴识谱能力挺强，无论简谱还是五线谱，她拿到手上便能哼哼，所以合唱队里总留着她，而且她能唱中音，中音难找啊，她就凭着当女中音声部的特长，一唱唱了好几十年……”

在北京邂逅后，鞠琴常到蒋盈波家去，蒋盈波的父母，便正式把鞠琴认作了干女儿，蒋盈海便叫她琴姐。

岁月像一首正在演唱的歌曲，不管那曲调是欢快还是凄婉，一个个音符出现又消失，不知不觉之间，那人生之歌已唱过大半。现在鞠琴来到蒋盈波家里，两人坐在沙发上，谁也没有回想起当年手挽手在蜀香中学操场上兜大圈的往事，她俩都形象大变，蒋盈波说是减肥生效，但也分明是个没有腰身的半老太婆，皮肤本来就偏黑，如今更显暗淡，只是眼睛还是那么大，也还有神，面颊上也还有红晕；鞠琴保持着往日白细的皮肤，但却已发福到略显臃肿的地步，她一直是单眼皮，嘴唇很厚，从未妩媚过，但凡见到她的人直到如今大多觉得她顺眼，这大半并非出于她的相貌而是取决于她的风度，而她的风度的核心便是一种似乎出自天然的乐乐呵呵。“你这是给谁织呢？嘹嘹还是飒飒？”鞠琴问。

嘹嘹是蒋盈波的儿子，飒飒是女儿。“他们？”蒋盈波摇头，“自然是给我自己。他们不要，织出来送到他们跟前他们也不要！”“是呀，现在年轻人时兴买现成的潮衫。你织的什么线？”鞠琴便伸手去摸。

于是两人聊了一会儿毛线，澳毛的优缺点，马海毛的弊端，蝙蝠袖的起针和收针，配色与花样，等等。“对了，人家给你捎来的毛衣……”蒋盈波一脸怪自己记性不好的表情，站起来去组合柜里取这天将她们联络到一起的东西。

蒋盈波原来所在的教研室有位副教授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活动，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华裔德籍的同行，那同行在自己家中招待了他一次，言谈之间，双方忽然都感到巧事真多，而世界真小，因为那同行的太太是鞠琴现在爱人的堂妹，曾随丈夫来过中国，在鞠琴家吃过饭，并且那一回鞠琴特请蒋盈波去帮着张罗家宴，那太太对堂嫂鞠琴和蒋盈波都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因此当蒋盈波那位昔日同事回中国时，鞠琴丈夫的堂妹便托他给鞠琴和蒋盈波各捎来一件毛衣，毛衣自然先都放在了蒋盈波这里，蒋盈波便打电话通知鞠琴得便来取。鞠琴接电话时，恰好另一位昔日蜀香中学的同窗崩龙珍在她家中，崩龙珍是最好交际最愿做客的人，便也记下了鞠琴和蒋盈波约定的日子和时间，声言也要凑个热闹。

蒋盈波把两件毛衣都取了出来，毛衣用玻璃纸包着，胶带封着，里面各夹了一张卡片，写明哪件是送给谁的。

送给蒋盈波的那件是鹅黄的。鞠琴问：“你怎么还没打开试过？你不喜欢这颜色？太嫩是吗？”

蒋盈波一脸并不领情并不稀罕的表情：“她怕是记错了我的年龄，要不就是把你们常嫦记在脑子里当成是我了……”

常嫦是鞠琴的大女儿。“而且我这件一望而知不是纯毛的……”

鞠琴早习惯了蒋盈波进入中年以后的刻薄与阴冷，她只是拆开取出自己那件抖动着观察着，那是一件黑蓝灰红四种不规则色块构成的新潮衫，从领口处的布签可以看出，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羊毛成分，其余是化纤和尼龙一类的成分，她呵呵地笑着说：“我穿上倒挺风流的哩！”“你试试吧，说不定不够肥大，你穿上会箍在身上！”“不，不会，”鞠琴把那毛衣又叠起来，装回玻璃纸口袋里。“给常嫦穿？”“她呀，她也别穿，”鞠琴坦率地说，“这西洋潮衫来得正好，正愁不知送人家什么才好哩——你知道常嫦联系出国，全亏了原来教她的一位教授帮忙，这毛衣得送给教授夫人……”“只是你别把来路说得那么清楚，”蒋盈波一边坐回沙发去打毛线，一边扫着鞠琴的兴致说，“要不那教授和他的太太会纳闷了，你有亲戚在国外，怎么你亲戚不帮你联系，反倒求他联系？”

这在鞠琴来说确是一桩有难言之隐的事。但鞠琴不接蒋盈波的话茬。她如果不是真的也是极其成功地表现得毫不在意和没心没肺，她也坐回到沙发上，转而问：“你那件你不喜欢，就让飒飒穿去吧！”

蒋盈波停下编织数针数。现在轮到她被触及难言之隐。

厨房里传来汽锅的锅盖跳动声，一阵浓郁的鸡汤香味飘了过来。蒋盈波跳起来去厨房处理汽锅。鞠琴呷了一口茶，心里觉得那汽锅鸡的香气毕竟弥补着蒋盈波刚才流露出的尖刻与阴冷。

有人用力地敲门。不消说，是崩龙珍来了。4

直到吐出一桌子的鸡骨头，三位年过半百还多的昔日女同窗的难得一聚，还未呈现出一点诗意。

她们谁也没有谈及当年在蜀香中学的往事，尽管那些往事中有许许多多简直就是活的青春诗篇。

她们谁也没有谈及五十年代初期她们在北京相聚的种种情景，那时候鞠琴认蒋盈波父母为干爹干妈自然逢假必去蒋家，崩龙珍在西郊一所大学毕业后当助教时也常去，蒋盈波和鞠琴也去西郊那所大学找过崩龙珍，她们也一同游过颐和园，登过香山，那些年月里她们之间仅仅就吐露各自恋情的种种絮语，便已是一串串芬芳的诗句。

她们后来的遭际很不相同。大的关节互相都清楚。但她们那天直到吃完一锅鸡肉喝干鸡汤也都不去碰那些往事。

近事她们几乎也不谈。

蒋盈波丧偶才一年出头。崩龙珍夫妻康健和美；鞠琴十年前丧偶，两年前重结良缘，现在的老伴是一位以前未曾有过婚史的高级工程师；崩龙珍和鞠琴都尽量避免谈及自己的爱人，也尽量回避提及蒋盈波的亡夫屈晋勇——尽管她们对他都很熟悉；当然也绝不会愚蠢地提出蒋盈波今后到底是一个人过还是再找个老伴的问题来加以讨论，那无论如何还为时过早。

蒋盈波已经退休。校方没有返聘，她的那个专业一时也难以找到对口的生财之路。而崩龙珍虽然也是退休的副教授，却已谋到了一个乡镇企业顾问的美差，收入颇丰。鞠琴因为一辈子献给了文工团的合唱事业，没得着什么高级职称，但退休后她仍参加老战士合唱团的活动，外快虽然没有，事业却仿佛还在继续，心理上有一种充实感。既是这么个状况，崩龙珍和鞠琴在蒋盈波面前也便不聊各自的有关活动，并且也不问蒋盈波日常起居以外的事。

崩龙珍的儿子已经到美国自费留学，女儿留在北京，职业也不错。鞠琴的两个女儿大的正办着出国的手续，小的在文物商店当售货员收入也不菲薄。但蒋盈波的儿子和闺女都还跟出国的事不搭界，职业似乎也不理想。因此崩龙珍和鞠琴也尽量不提子女前途的话题。

崩龙珍的丈夫现在已升到局级职位，住在四室一厅的大单元里。鞠琴也住着三室一厅的单元。惟独蒋盈波还住在这么个陈旧的小两居里面，丈夫屈晋勇活着时，儿女都大了，兄妹不便合居一室，便只好“合并同类项”，父子合住一间，母女合睡一床，造成许多家庭纠纷，甚至于屈晋勇的中风早逝，空间狭窄也是诱因之一，蒋盈波和屈晋勇都是工作多年的国家干部，住房问题多年解决不好，此事说来话长，即使屈晋勇去世，蒋盈波和儿子嘹嘹女儿飒飒的居住状况仍远逊于一般的小康之家，因而尽管崩龙珍和鞠琴同蒋盈波挤坐在狭小的门厅里吃汽锅鸡大感局促，却也只是赞美着鸡肉鸡汤的味道而刻意回避着关于住房的话题，她们深知对此大表同情加上大抱不平也都不能解决蒋盈波的实际困难。

没有诗意。

并且如同踮着脚尖在布满油瓶的地上行走，得小心绕过那些敏感的瓶子而又显得轻松自如。

便谈物价。谈假货满天飞。谈售货员那永不见好转的服务态度，举实例，说明你是如何谦恭有礼而她们却仍旧在柜台里面扎堆聊天。

便谈最近的电视节目。一致认为春节晚会简直令人失望。对新播放的一部引起轰动的电视连续剧展开争鸣，蒋盈波觉得有趣，鞠琴说她简直受不了，而崩龙珍怪声叫好。5

又都坐到大屋的沙发上闲聊时，崩龙珍双手拢拢头发，问鞠琴和蒋盈波：“做得怎么样？”

那发型是时下相当流行的，头发加上面庞构成一个金字塔形，鞠琴在崩龙珍一进屋时便随口夸赞过，蒋盈波至今仍只进公营理发馆剪发而未曾进过个体发廊，并且对于别人的发型也懒得品评，她双手不停地编结着毛衣，抬眼望了崩龙珍一下，毫不通融地说：“难看。不适合我们这把年纪。更不适合你的脸型。”

鞠琴乐乐呵呵地伸手去摩挲崩龙珍那张开的蓬松的焗油后波状弯曲而发亮的发丝，转圜地说：“龙珍是越活越年轻了，时来运转嘛！”

崩龙珍有张方脸庞，眼睛不比蒋盈波小，但蒋是深眼窝而她是有点金鱼般的凸眼睛，她的皮肤本来比较粗糙，经过工序复杂的美容处理之后倒颇为白净，眉毛画得比较粗，唇膏涂得比较淡，整体而言还是比较雅气的。但她嘴角不知为何总有点微微下撇，脸上总隐隐笼罩着一种受惊后难以化解的表情，即使近十多年来她确是时来运转，那往昔岁月熔铸成的潜表情却再也褪不下去。“是呀，这些年我倒真是比你们痛快！”崩龙珍舒展一下腰肢——那腰也不细了——议论说，“也许，人的命运真是一个常数，你头些年亏得太多了，后些年就补给你一些；你前头要是太顺了，后来就折腾你一下；要么就总一祸一福地紧挨着给你来点小颠簸、小平衡……但到头来一个人的命数还是那么多，该多少是多少，你想多要也要不来，你怕多丢其实也丢不到规定的数目以外……一切都是天定，冥冥中自有主宰，现在我信这个！”“真的吗？”鞠琴对“常数”这个概念不怎么能把握，但听着觉得有趣，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也在这个规律之中。

蒋盈波和崩龙珍一样都是学理工的，自然对上述宏论的表述理解得更准确，她虽仍埋头编织，却情不自禁地说：“那我这情况该怎么算？”

这样她们的谈话就终于“带倒油瓶”了。

是呀，蒋盈波自大学毕业以后，又有多顺？自文化大革命以后，更是不断的逆运，就是近十年来，也并不像许多同辈知识分子那样，大体上是个上坡路的状态，她已经不顺了二十多年，难道，是命运将在六十岁后给她大大的补偿？可那时候她已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太婆，就算福至喜归，终究又有多大意趣？

崩龙珍和鞠琴一时无言以对。

蒋盈波抬眼望了一下组合柜上亡夫屈晋勇的遗像，又埋头编织，可又情不自禁地说：“那他那个情况又该怎么算？”

屈晋勇是鞠琴介绍给蒋盈波的，一度也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崩龙珍也熟悉，工农出身，憨厚朴实，一生没做过亏心事，但一年前他死得很惨——在突然出现多发性脑血栓后，便全身瘫痪、失去语言能力，却又并非植物人，在医院里经历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折磨，一个壮汉最后干缩为一具类似画报上刊登过的埃塞俄比亚饿殍那样的皮包骷髅，身上长出几处碗大的褥疮，在所有的生命力全被一丝一丝榨干耗尽后，才终于死去。是呀，倘若人的命运真是一个预定的常数，那么，一生并未做过亏心事也谈不上享过什么福的屈晋勇，为什么要给他安排一个如同慢性酷刑的死亡过程？

鞠琴叹了口气。她不知说句什么才好。她想该别再说这些个话了，什么常数不常数的。

崩龙珍也不想引出蒋盈波更多的联想。她匆忙地转换一个话题：“人生中其实更充满着许多的变数。有的变数发作了，一下子改变了人生的走向。有的变数擦肩而过，事后回头一想，真不知自己究竟是错过了什么，还是躲过了什么……”

蒋盈波只是埋头编织，双手的动作都有点过分用力。“比如说，”崩龙珍笑了，“盈波，我不是差点儿成了你的二嫂子吗？”

当年，崩龙珍总往蒋家跑，蒋盈波的父母，确曾考虑过，要促成蒋盈波二哥蒋盈工与崩龙珍的婚事，蒋家自己不好出头撮合，便拜托蒋盈波的表姐蒋盈工的表妹田月明从中运作，田月明当年也在蜀香中学上学，跟崩龙珍、鞠琴也都是同学，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也来北京在一家设计院工作，自然也常往舅舅舅母家里跑，那一段岁月的斑斓印象，恰可用当年一位年轻的电影剧作家张弦的处女作的名字概括：锦绣年华。

崩龙珍一提这段往事，蒋盈波的原有思绪果然被分散了，她抬眼望了崩龙珍一眼，生硬地说：“亏得你和二哥的事儿没成！”

鞠琴却没心没肺地说：“哪儿哟！那时候他们是想让我跟二哥好……”

崩龙珍和蒋盈波都望着她。“我知道二哥对我挺不错，大家都对我不错……可那时候，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接这个球吗？二哥总没入党，你们一家人没一个是党员，我那时候是不可能嫁给非党员的，岂止是不能嫁给非党员，我都绝不考虑嫁给部队以外的人……呵呵呵，其实，你们知道，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有入党哩！”

这倒也并非什么秘密，都好理解，只是从没听鞠琴如此坦率地讲出来罢了。“……想起来真跟做梦一样，”鞠琴继续说，“我那时候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是延茂去世以后的头几年里我也从没预料到，我现在能跟郝宏声一块儿过……”常延茂是鞠琴故去的爱人，当年也是文工团的演员，老早入了党的，同蒋盈波故去的爱人屈晋勇是老战友，婚前长期合住一间宿舍。郝宏声是鞠琴现在的老伴，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本人历史也比较复杂，1949年以后坎坷了差不多三十年，当然是非党群众，至今也并无入党要求，胖胖的，出门必西装革履，在家爱弄点自制西餐来吃，在蒋盈波和崩龙珍印象之中，是一位绝不过问政治而精于生活艺术的好好先生。真的，真没想到鞠琴后半生的生活轨迹同他重叠到了一起，而且他们相处得还相当地和谐。“你是心里头不情愿，”崩龙珍对鞠琴说，“我当时对二哥是有意的，二哥真不错，惟一让我犹豫的只是他的岁数，比我大五岁，太多了点……后来是我自己出了事儿。”说到这儿崩龙珍脸上那潜存的惊恐表情浮凸出来，她闭上嘴唇，嘴角下撇，令人不忍目睹。

蒋盈波埋头编结没有看她。鞠琴叹了口气。正当田月明为二表哥和崩龙珍牵搭鹊桥时，进入了反右运动，崩龙珍因为在大学里的鸣放中有右派言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从此她坠落到生活底层，整整持续了二十年之久……“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崩龙珍脸上那浮凸出的表情抖动着，“才二十三岁呀……”

蒋盈波放下手里的活计，站起身，去厨房看开水开了没有，哨壶并没有响，但估计就要开了。

蒋盈波从厨房里回来时，鞠琴已经在同崩龙珍谈减肥的问题，崩龙珍脸上那种受惊的表情已经又淡下去隐下去而成为一种潜表情。

蒋盈波一听是关于减肥的事，便把自己那个剪贴着报纸上的“豆腐块”及记录下广播中有关知识的小本子递给崩龙珍，且不坐回沙发织毛衣，而是如同鞠琴才来时那样，又为崩龙珍示范上了她每日必做多次的那套简易减肥操。

第三章

他知道阿姐在大学时期还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在哈尔滨。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学院的“飞机大楼”，就是说大楼的形状从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飞机，展开着宽大的两翼。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苏式建筑本身便是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学院里有苏联专家，高年级听专家直接用俄语讲课。实习中自然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阿姐自然有从拖拉机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笑的照片——后来全家都懂得了开拖拉机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国家办这样的大学设这样的专业请那样的专家并不是为了培养一些拖拉机手，而是要培养一批能设计和指导制造拖拉机以及能总体运用农业机械的高级人才。阿姐本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研究生，由苏联专家亲自担任导师。

课余，阿姐和同学们唱《小乖乖》，唱《槐花几时开》，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唱《喀秋莎》，唱《红莓花开》，唱《三套马车》，也唱《宝贝》，唱《哈啰！万隆》，唱《哎哟，妈妈》……而且学校里流行弹吉他，是夏威夷式弹法，吉他很大，要搁放在台子上，弹时要戴套指，用金属圆棍压弦……阿姐仍承袭着中学里的外号“小辫”，梳两根粗黑的尾端用鲜艳的布条结扎成蝴蝶结的长辫，夏天一到她便同许多女同学一起及时换上布拉吉或衬衫短裙，那时候学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会，跳规规矩矩的交谊舞……有一回舞会结束，旁系一位爱慕阿姐的戴眼镜的男同学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种五十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装作无意，但穷追不舍，企图找到一个脱离人群和多余眼光的地点，冲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迹……他已暗中向阿姐递交过几封情书，倾述每当从阿姐她们宿舍中传出阿姐用吉他弹奏《哎哟，妈妈》等曲子时，他在窗外树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农学院的“飞机大楼”里有螺旋形楼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儿追踪着螺旋向上，但最终那人还是饮恨梯间，因为恰好一群人从顶层朝下运动，阿姐又混在那群人里面，眼睁睁地从那人身边返回了底层，并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时候阿姐是属于达野哥的。尽管因为阿姐到哈尔滨上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达野哥相聚，但双方的鸿雁来往，是频繁而准时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经常是还带来三四个乃至四五个同班或仅仅是同系的女生，她们家在更远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转换车或为的是游览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没有亲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带至他们家中，他家外间屋里便用两个铺板拼成一张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们一起挤着睡，常常是必须横着躺，把脚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区上大学的小哥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到里间父母的住房里另搭临时铺位安歇，不过他们全家对阿姐的同学们都毫无厌烦感，而大多数同学住下来时也很随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学，半夜里滚到阿姐怀里娇滴滴地发起嗲来：“哎哟，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哟……”那一晚别的借宿同学都买到车票离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发出“盈波，我肚子疼哟——”呻唤声的同学，阿姐只好爬起来给她找药吃……不知为什么，这隔着门帘传进的“盈波，我肚子疼哟——”的声音，给里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还大一岁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和小哥还在阿姐跟前模仿过那嗲声嗲气的呻唤：“盈波，我肚子疼哟——”阿姐在他们初次模仿时咯咯乐，后来就仅止微笑，再后来表情冷然，再再后来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这件事时，阿姐竟说：“什么同学？谁？什么肚子疼？你们真无聊！”2

阿姐他们的毕业分配过程，说起来像一个童话。那时候真是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许有人内心里有畏难情绪，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现于表面的确实是争先恐后挑选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这类地方，还不仅如此，在长达六年的学习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了确定的关系，那么，如果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恰巧需要两名毕业生，大家就一定请他们先挑，成双成对的挑剩下了，单崩儿的再挑，没有发生纠纷，甚至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初级形态的争吵与顶牛，非常顺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做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刷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头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几率便跃升为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她的人望她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她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

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他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儿跑？他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他们文工团的演出，演出的剧场离他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了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返回学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回到家中，发现崩龙珍却已经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队员队伍总是先接受检阅、先通过天安门的呀，大学的游行队伍且排在后头呢，她怎么已经游行完了并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亲摆开一桌子节日菜肴，大家归座享用时，他问起来，崩龙珍承认自己从游行队伍中提前退了出来，因为她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至今记得那个国庆节崩龙珍的打扮，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咖啡色呢子上装，领口上别着一束雅致的淡粉色绢花，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顶上还勒着一条淡粉色的缎带，确是一种过节和参加盛典才有的装束，但其实那时学校里他们系已经开过她许多次批判会，她已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不过没有最后宣布戴帽子罢了……应该说崩龙珍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能够自持的，她还能为自己找到他家这样一个避风港，还能在他家的人们面前镇定自若不露痕迹，还能打扮成那个样子，并且说不定她真打算随队游行，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被革命群众从游行队伍里轰了出来，才到的他家……总之，不管怎么说，她那时内心的种种变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属于另一种情况……

阿姐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事情过去以后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样地清白，然而她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却在那以后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阿姐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准备去报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义姊鞠琴、同窗崩龙珍，她们四个青春女性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欢树下，由他家二哥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四个女性真如四朵正在尽量胀圆花盘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艳如电影明星，鞠琴姐爽朗大方风度翩翩，崩龙珍俨然女教授气派，惟有阿姐，一根长辫甩在胸前，一根长辫搭在身后，两只手不知该怎么放似的交钩在布拉吉腰下，还不脱学生的味道……

崩龙珍被打成右派以后，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动烧掉了这张照片，月明表姐则采取了剪去边上崩龙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龙珍一直留着这张照片，许多年以后，他在崩龙珍家里看到了那发黄的照片，崩龙珍喃喃地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说：“二十三岁，才二十三岁呀……”

在崩龙珍家里看到那张旧照片后，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说：“什么二十三，崩龙珍中学时候就瞒了岁数，那一年她该是二十五。”3

那一年暑期里要大炼钢铁，阿姐被指定设计小高炉，限期出铁，她不能回北京，她写信让达野哥去看她，达野哥回信说他们机关里也要大炼钢铁——那时他已经调到区教育局当一个处的副处长，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建议待“1070的捷报传来后再说”。1070是当年全国妇孺皆知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全民上马，土法上马，日夜苦干，争取早日超过英国的钢铁产量，那“超英赶美”的钢铁指标便是1070万吨。当时不仅是达野哥，而是上下许许多多的人，都充满信心地认为达到这个指标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一年半载就能实现。

然而暑期将尽时达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农业专科学校。他事先没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达野哥的从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见时的情景，至少在阿姐这一方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后来似乎不妙。怎么不妙，详情至今仍是个深深的秘密。

阿姐后来只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达野哥去看望她时，带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两罐水果罐头，就是那种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装铁皮盖封口的水果罐头，这在那年月里是—种很难得的显得很昂贵很高级的食品，阿姐接过去很高兴很感激很珍视，但阿姐在那样一个穷地方一时拿不出东西来招待达野哥，便随口说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萝吧”，而达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说了一声：“好，你开一罐吧！”阿姐在一种意外的心情下遵从地为他开启了一罐糖水菠萝，达野哥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阿姐递上的铁勺，坦然地用铁勺舀着菠萝块往嘴里送，不—会儿便在言谈话语之间将罐中的菠萝块吃了个精光，只差没端起罐子把里头的汁水喝尽，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达野哥竟没有请阿姐—起吃的丝毫表示……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为什么对达野哥吃掉自己带来的两罐水果罐头中的一罐那么样地耿耿于怀……

据说达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访显得心神不定，而且烦躁郁闷，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当年国庆节回北京同他结婚，那该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却加以拒绝了，当然不是拒绝同达野哥结婚，而是拒绝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后通牒般的婚期……

达野哥在学校的男老师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离去了。全校的员工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个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里清楚，恰恰在这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出现了问题，要么是阿姐去信好久达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么是回了信却全然丧失了往昔的热情和爱恋……

在经历了来自政治的恐怖冲击之后，阿姐又经历了来自感情的恐怖冲击……她惊恐地发现，即使是她同达野哥那样的原来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恋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结不出果实……下一年春节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现出更其残酷的一面，而且清晰无误——达野哥向她承认，已经有三年之久了，那就是说早在她从东北农学院毕业之前，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师会写诗，会弹钢琴，开始他拒绝，他回避，但毕竟阿姐总在外地，而那写诗和弹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随时可以出现在身边，他终于被她俘虏，他由感动而生好感而投桃报李地也爱上了她……

达野哥突然跑到河北阿姐任教的学校去，是一种内心挣扎的表现，他对阿姐有一种愧疚感乃至于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经并不真的爱恋着阿姐了，但他应该还爱阿姐，并且应当履行一种似乎早已设定的义务同阿姐结婚，而当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国庆节结婚时，万没想到却受到了阿姐满怀尊严的拒绝，于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语文教师用诗句和乐音编织的情网之中……

阿姐心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破碎得实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个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在事先没跟达野哥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达了达野哥办公室，并且带去了夹好猪头肉的火烧和水果，当着达野哥的上下级，就如同她和达野哥早约定好了似的，说是要在办公室同达野哥就着茶水共进晚餐并且晚上一块儿去看鞠琴他们文工团的歌舞晚会。

达野哥的同事们都走光了，达野哥和阿姐在那间办公室里待了许久许久，他们既没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没有去观看什么歌舞晚会。

达野哥说过这样的话：“别老在这儿呆着，有值夜班的人，别造成不良影响……”

阿姐说过这样的话：“你跑到河北我们学校去，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甩了我，我回到学校去怎么做人？”

不再是谈情说爱。

蜕变成了一种古怪的谈判。

阿姐对达野哥动之以情、循之以理、绳之以义。

最可怜的是还要动之以情。阿姐抚摸达野哥放在桌上的手，还趁势依偎到达野哥的怀抱中……

达野哥却残酷地将阿姐轻轻地推拒开了。他告诉阿姐，已无挽回的余地，他准备同那位语文教师结婚，他承认自己对阿姐有罪，他说他内心里很痛苦，他恳求阿姐原谅……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变得更加冷峻。没有眼泪，没有话语，没有表情，她静静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却一夜没有合眼，仰面望着天花板，心里只充塞着一个冰冷而坚硬的念头：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我才能逃离那所可怕的农业专科学校。

从此达野哥从我家消失。

对于我来说，他也不再是什么哥了，他是一个姓达野的人，一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不相干的人。4

达野消失了。

勇哥进入了阿姐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

勇哥是鞠琴介绍给阿姐的。更准确地说，是鞠琴和她的爱人常延茂共同介绍给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团里歌剧队的。他年龄那时并不大，导演派角色时却总派他演老头，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基本上属于低音，还有他那沉稳的气质；他上戏时化起妆来总比较麻烦，因为老得粘胡须、画皱纹什么的，渐渐地他的面部皮肤变得相当粗糙，在台下不化妆时望去给人的印象也总大于他的实际年龄；常延茂结婚以前住两人一屋的单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终没换过，便是屈晋勇。屈晋勇比常延茂大好几岁，参军早——他在1945年东北一解放就参军了，参军以前是店铺的伙计，再以前在农村帮着父兄给地主扛活；参军以后先干过一段后勤，后来因为文工团的导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上了他那工农型的健壮大方的相貌，又听他数来宝数得好，便把他吸收进了文工团，从演简单的小节目到演二人转到演小歌剧到调入北京的大文工团演大歌剧，他一步步成为歌剧团里不可或缺的演员——因为嗓子并不怎么好唱不了挂头牌的主角，但从威武的政委这种正面角色到奸诈的叛徒那样的反面角色，他都拿得起来，因此几乎歌剧团排演的每一出新戏里，他总能列在广告中的“主要演员”名单里，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间。

他还记得勇哥第一回到家里来拜见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没穿军装，穿的是便装，进屋时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级的黑呢子大衣，戴着呢子的制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相貌，只是望去实在是年龄已然不轻，尽管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呢子帽下露出的头发茬和鬓角也乌黑整齐，他见到他时还是总觉得是位叔叔而不是个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确定了关系，并开始着手根据这关系调来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对了几天象”又匆匆赶回河北那所专科学校，他同勇哥两人到火车站送阿姐，买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车开动并且从视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两个人的对视，默默地对视，一方还是阿姐，另一方却已不是达野哥而是勇哥，场景也不再是家中里屋的五斗橱前，而是火车站，阿姐已经上车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两只眼睛出奇地大，比以往他任何时候看到她时都显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说话，那话语并不复杂，很好解读，连刚刚十六岁的他也能了然于心，那是很单纯但也很强烈并且具有命令性却又饱含诱惑力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改变，并且要尽快把我调来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笔挺，英姿勃勃，但却并不能报之以丰富的表情和袒露心迹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尽管正对着阿姐露脸的车窗，却并不贴近，保持着几步的距离，火车启动后他只是举臂招手，也并没有冲过去再与阿姐握别，依十六岁的他当时心中的估测，是以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样放开地表演，那么在这月台上就是冲过去吻吻阿姐的脸蛋也并不出格，不过他预测得一点也不准，勇哥只是以立正姿势向阿姐挥别，脸上只有一个淡淡的含蓄的微笑，当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对接着，做越来越延长的斜线运动，直到终于不得不扯断，但从旁看去，那整个情景实在不像是恋人之间的对视和生离，而仿佛是兄长或首长在欢送弟妹或下级奔赴某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许多年后，阿姐同达野哥在五斗橱前的默默对视，阿姐同勇哥在火车站月台车窗内外的默默对视，这两个情景，两部“电影”，曾在他脑海中多次重现、放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酸辛感，为阿姐，为人生，为莫测的命运，为一些珍贵东西的破碎，为一些满心满意争取到迎接来的东西其实具有潜在的危险品的性质，以及为一些简直说不出道不明却又尖利而残酷的思绪，是的，他早就想写一本叫做《阿姐》的书，开头为什么没写，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也总不写？现在憬悟出，也许是由于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笔……5

阿姐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和勇哥结了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看见妈妈从她那古旧的铜片包边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对金镯子，郑重地递给了阿姐，而阿姐则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日记本捆在一起，递给了妈妈，说：“别保存，抽空烧了它！妈，您记住，烧了它！我不想自己烧，您替我烧，啊，妈？”妈妈有点吃惊地接了过去……

阿姐婚后的头五年间，看去是幸福而满足，安适而平顺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难道仅仅因为当年的大火灾之后，阿姐挽着父母双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学的操场上默默地兜过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总让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转换站上，为阿姐出力帮忙并且总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给阿姐介绍了对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晋勇的婚事，在阿姐联系调动的过程中，鞠琴姐偏又认识阿姐想去的那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当年一起参军，但因不适应舞台演出而早就转业的一位男同志），结果婚事办完不到两个月便调动成功，那是一个专业与阿姐所学对口的研究机构，那里可能也有爱拔“大葱”的人，但至少总不会如同河北那所专科学校的那位瘦高个黄牙齿的“拔葱将”那般粗鄙和颟顸，再说，阿姐所嫁的屈晋勇有大尉军衔，出身贫苦，在演员队中任党支部副书记，阿姐因此属于军属，这样，你也就难以再把她视做一棵“大葱”……我想，阿姐心中曾经笼罩着的恐怖感，那几年里至少是浓缩冷冻深储在了灵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复是学生时代的阿姐。当年的那把吉他她没有扔掉，却再没有抚弹过，装在乌黑的大盒子里，搁到了双人床下面靠墙的深处。“晋勇！别摘那老的！摘上头的！摘嫩的！”

阿姐从楼窗里探出胸部以上，刚用香皂洗过脸，短发梳得整整齐齐，红光满面，牙齿雪白，愉快地指挥着。

屈晋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苋菜叶。

这个镜头我永远记得，这镜头对阿姐那一阶段的生活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阿姐婚后随屈晋勇住在文工团里面，那是近郊的一个大院，院里有许多座楼房，有的用作办公、排练，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时候那大院里还没有盖起单元楼，每座楼都是所谓的“筒子楼”，就是每层当中是一条大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大房子，两头是厕所和水房，当时那文工团就安排团员们住那样的“筒子楼”，结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间，还没结婚的就两个甚或四个同性别的合住一间，倘若婚后生下了孩子，那么就另有一座楼，也是“筒子楼”，专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来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楼住，那座楼里每层都有一至两间屋辟为公用厨房，当年还没有液化煤气罐，更不通管道煤气，公用厨房里是近墙一溜的煤炉子，烧的蜂窝煤就堆在走廊里，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数……阿姐和屈晋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楼里，阿姐他们在一楼，鞠琴他们在二楼，方位一样，当中只隔一层楼板；鞠琴他们先有了女儿，阿姐他们很快也有了儿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楼中，两家的“育儿室”也紧挨着；吃饭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儿室”里去吃，偶尔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时正在师范学院上学，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们住的房间里玩，并在那里用煤油炉子单烧一些东西来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别的菜以外，还打算炒一个苋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楼后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丛生着许多野生状态的花草树木，时有鸟儿蜂蝶鸣啭飞舞，我说挺美丽的，阿姐却皱眉说：“美什么，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飞进来，叮死人！”尽管阿姐说过这样的话，那一天她打开楼窗探出半个身子去指挥勇哥时，显然是颇为知足，心情大畅的。

那种“筒子楼”的房间开间很大，每间面积总有二十平方米说不定还多，当时阿姐和勇哥置备了新的双人床新的带大穿衣镜的立柜，新的带玻璃拉门的小柜橱，以及一对新的木扶手沙发带茶几和一套新的折叠桌和折叠椅，还有新的脸盆架什么的，加上勇哥早置买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电那么大体积的三个波段的当年最昂贵声音也确实最好样式也实在新颖堂皇的收音机，还有墙上挂的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放大成二十寸并且由高级技师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结婚照片，那时候很难得到的用全开道林纸精印的不在国内公开发行只作为对外宣传品的画面全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大挂历，以及搁衣小柜橱玻璃拉门里面显露出耀眼图案的上海金鸡饼干的大饼干桶及圆筒状的“乐口福”及几种方形的茶叶罐……都使我觉得我的阿姐过上了相当富裕和相当高级的生活。更何况每回一走近他们住的楼房，因为有的演员夫妇自购了钢琴，正在房间里练声，便有“椅义伊义椅”、“喔卧窝卧喔”一类单纯而优美的歌声和不断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声传来，使我有一种步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6

他记得，勇哥每回来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岳父岳母，总要提一大兜乃至两大兜满满当当的水果、点心或别的什么礼品来，即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至1961年），已经很难买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来时也还是总提着大兜的东西，有时是赴部队演出归来带回的某些犒劳品，有时是文工团作为内部福利发下的鸡蛋或黄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总怕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东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难办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应好转了，他能一次提来五斤高级点心或十斤桃子，那时又没有冰箱，结果总要造成吃不赢的点心长毛或桃子腐烂的后果，阿姐就当着全家人说过他：“怎么劝也没有用，他非要这么着心里头才过得去，就是这么个人，我劝多了他还以为我是小气……”他记得他去文工团阿姐勇哥那里玩也是一样，勇哥给他冲茶时总恨不能在茶杯里装进半杯茶叶再用滚水去冲，结果那高级茶叶沏出的茶水反而难以下咽，几次以后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叶罐时便高声嚷：“勇哥，我不要那么多茶叶！”吃饭时给他添饭总要添成个“帽儿头”，夹菜也总要随时堆满他的饭碗才甘心……

他记得，与勇哥在物的给予方面的过度慷慨相对应的，却是勇哥的过度寡言，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颇称职，他万没想到台下的勇哥不仅不善言谈，而且也并不练声，他去阿姐勇哥那里玩时，总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时像别的屋里的演员们那样练练声，哪怕就“椅义伊义椅”一番也好，但，古怪，竟一次没有过，他、二哥、小哥都曾当着阿姐的面求过勇哥：“给我们唱一段吧！”他只是继续做些切菜剁馅拌馅和面擀皮儿给他们包饺子吃一类的事，微笑着，也并不解释，只是不唱，阿姐实在看不过，便代他向兄弟们解释说：“你们想想他台上演的都是些什么角色？几乎一个完整的唱段都没有的角色嘛，说实在的是主角在唱歌剧，而他只是在演话剧！”可鞠琴、常延茂就不一样，他们家有钢琴，他和二哥、小哥都听过他们练声，他们也应邀在家里为亲友们唱过歌……

他记得，勇哥很会包饺子，很会炖红烧肉，他或二哥、小哥一去，勇哥便立即张罗起来，或赶紧骑车去附近菜市场采购或赶紧洗菜切肉淘米备锅，一般是阿姐陪着来客说话，到掌勺时才去炉边……当然饭后饮茶时勇哥也来坐着聊天，很愉快的样子，但基本上只是有问必答，难得有长过三分钟的叙述或议论……

他记得，阿姐透露过，勇哥有一回无端地嫉妒起来，起因是他的表哥阿姐的表弟田月明的弟弟田星明从上海出差北京，事前也没来封信没打个招呼，突然闯到阿姐那里，阿姐一见田星明便欢叫起来，田星明也一脸滑稽相地怪腔怪调地高叫“小表姐”，两个人“惊呼热中肠”之后，便你一句我一句不间歇地聊了起来。勇哥如同小舅子等等常客去了一样地立即张罗起饭菜来，吃饭时也是大勺地舀饭大筷子地夹菜，吃完饭也是大把的茶叶沏出酽得齁人的茶水……然而田星明走后勇哥的脸色阴沉得如冷透的生铁，阿姐形容那简直有点儿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的劲头，临到上床睡觉前终于发作了出来，闷声闷气地问阿姐：“什么叫做‘毛旋’？你跟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阿姐费了好大劲向他解释，告诉他自己家同姑妈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间的关系非常之好，小时候有好几年两家根本就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墙根下一溜搪瓷尿罐，未成年的表亲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罐上，一边撒尿拉屎一边逗贫嘴乃至推搡嬉闹，阿姐同田星明年龄最接近，总坐在相邻的罐罐上，因为田星明额头上的毛发中多出一个旋来，所以小名叫“毛旋”，家族里都这么叫他，并非是阿姐个人的发明……“毛旋”当时在上海的运动队里当随队医生，他是学运动医学的……他记得阿姐告诉他，勇哥那“奥赛罗”的状态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终于淡化下去，他很纳闷，勇哥是个歌剧演员，还到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上过短训班，他怎么连表姐表弟之间的一般性亲情也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不是都说文艺界的人士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都比较开通或者说比较随便吗？勇哥他们文工团的风流韵事就很不少，也不断有人因为“生活问题”而“犯错误”受处分，那勇哥怎么还会那么样地狭隘、那么样地僵硬？

他记得，后来二哥分析过，勇哥他们文工团里，女演员们一般不是嫁给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男演员，就是去当首长的夫人，很少有嫁到部队之外特别是嫁给平头百姓的，男演员们则不然，倘若娶不到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女演员女美工女剧务或其他方面的女子，那就很难再在文艺界的圈子里缔结良缘，多半是由亲友介绍娶一位部队外的社会上的一般女子，学历和职业大多不太高，有小学教师、银行出纳、商场售货员、工厂女工乃至于农村来的不工作的家庭妇女，等等，娶到有大专文凭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妻子已属不易了，娶到有研究生文凭俨然在科研机构工作并且相貌又不错第一胎又马上生下一个大胖小子的如阿姐者，则勇哥他们那个文工团中勇哥是一个孤例，人们背后都说他虽然耽误到三十多岁才终于成家，那可真是“后来者居上”，是令全团上下艳羡。他细加回忆，勇哥对阿姐确实是奉为掌上明珠，而团里的许多演员，包括总是在歌剧中演一号角色的社会上名气不小的女高音某某某，据说因有首长宠爱观众崇拜是傲焰万丈百人不理的，却对阿姐刮目相看，极愿结交，他就曾在一次去阿姐处时遇上了那位剧装头像登在杂志封面上的大演员，大演员手里捧着一杯自己屋里沏好带来的茶，站在阿姐屋子当中，面对着倚在床上枕头垛埋头编织小孩毛裤的阿姐，左一声“盈波”，右一声“盈波”讨好似的跟阿姐聊着，而阿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对阿姐竟始终并不向那大演员让座极感惊异，而当阿姐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到大演员新上的一出歌剧中的一个唱段“听起来挺有味”时，那大演员竟心甘情愿地喝一口茶清清嗓子，唱了整整两句以取悦阿姐，那如同正式登台演唱的共鸣音把屋子里每一样有空穴的东西都震得嗡嗡作响，其情景更令他惊异莫名；而阿姐却依旧只是倚在枕头垛上织她的毛活，虽说面有微笑，但头并不抬起眼光更不投向演唱者……

他记得这些事，当许多年后勇哥生命垂危竟被死神玩弄猎物般地摧得皮包骨头不忍目睹时，他想起阿姐当年对勇哥雄伟身体的一句评论：“哎呀，他胸脯上的肉好厚，任你怎么使劲地抓就是抓不到他肋巴骨……”

他记得，这些都已逝去的、琐屑的、只同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步入老太婆范畴的阿姐有关的，就整个世界和人类而言实在是可有可无轻若鸿毛如雾如烟的往事……

他偏记得。

偏他记得！

第四章

无论是同姐妹们比，还是同表姐妹们比，乃至同中学、大学的同年级同专业的女同学们比，田月明都绝对地是超常的美丽。

不说她的眉眼，不形容她的腰身，单把她眉眼腰身分解开检验那或许根本没什么特别突出之处乃至于还颇有瑕疵，关键在于其通体效应，尤其在浑身散发出来的高文化教养和雅而不傲的风度。

50年代初，她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某设计院工作时，常常是一头短发，上身一件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的无领白府绸短袖衬衫，下面一条用便宜花布缝制的短裙，脚上一双普通的平底凉鞋，然而一走动起来，与同事们一说话一微笑一略略仰首一轻轻拍手，便惹得几乎人人心里都不禁出现这样的念头：真是电影里头走下来的美人似的……

田月明确实跟电影这本世纪勃兴起来的文化现象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但同表妹蒋盈波不同的是，在她灵魂中打下最深印迹和决定了她人生中最重大抉择的，不是苏联电影，而是美国好莱坞电影。

田月明的父亲田得垅早年留学美国西点军校，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1945年以后还曾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加拿大和美国大使馆的参赞级武官，到加、美赴任时把妻子和几个子女都带了去，那时田月明已有十几岁了，她在加、美的三年多里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每天有一位匈牙利裔的移民教姐姐田霞明和她弹钢琴，是正儿八经循序渐进的学院式训练，因此即便后来她的人生道路中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同钢琴完全切断了联系，一旦终于又能坐到钢琴前弹奏时，她稍加复习还是能很流利地并加上理解性处理地弹奏出李斯特或肖邦的有相当专业难度的奏鸣曲。

美国文化，或扩而大之，泛西方文化，对田月明灵魂的浸润，造就了她的人格和风度，然而田月明并没有胶着更没有完全融解到那里面去，1949年以后，她对于苏俄文化，或扩而大之，泛左翼文化，也有着一种欣悦的趋同。她的父亲田得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以前便宣布了起义，并在维护和转交国民党军队军备及地方重要财产方面有功，因此1950年以后不是像比如说杜聿明那样被送入战犯改造所，而是到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所军事学院担任了高级教官，这就使得田月明后来能与包围自己的大小社会境域建立起一种松弛和谐的关系。

田月明到北京工作时就住在设计院大院的单身宿舍里，当时那设计院在所谓“新北京”——就是东西长安街穿过复兴门向西的延长线上两边由许多新建楼房所构成的区域，那时没有地下铁，也没有很多路公共汽车从城里通往那边，所以倘若节假日她进城到舅舅舅母家玩，舅舅舅母担心天晚了她返回那么远又那么相对空旷的地方不安全，便总是提前开晚饭，到六点钟以前一定劝她返回，可有一回田月明返回途中在东单一带换车时，发现大华电影院正在上映苏联的彩色文艺片《奥赛罗》，她看看腕上的表，估计看完七点一刻开演的一场，散场后还来得及赶上开往“新北京”的末班车，便毫不犹豫地买票进入了大华电影院，在电影开映以前她上了一回厕所，蹲下再站起来时，一不小心把一双手套掉进了深及两尺的厕沟中，那双手套还是当年从美国带回中国的，用了那么多年，只是稍显陈旧，而样式和色彩绝对是同龄女性人见人爱的；两只手套在厕沟里对称地摆放着，令人心疼，而又无可奈何；出了厕所田月明自然懊丧不堪，但她很快调适了自己的心情，她想《奥赛罗》无论如何是值得一观的，对于她来说，一顿精神上的宴飨远比一双用过许多年的手套更有价值！她摸出钱包数了数钱夹子里的钱，扣除回去的公共汽车车票钱，所剩下的刚好可以买一客果味冰激凌，买！她毫不犹豫地买了冰激凌吃，进入到放映厅。耐心地看完前面加映的一辑又一辑的《新闻简报》纪录片，终于，由当年最走红的苏联电影演员邦达尔丘克主演的彩色文艺片《奥赛罗》开演了，田月明不是一般地津津有味地观看了这部影片，而是以一种对从原著到改编到导演手法到美工摄影自然更包括演员表演、镜头运动、细节处理充满深深的理解和品评的高态势审美，看到影片最后一个镜头听完片尾的最后一个配乐音符，才离开座位……出电影院时她伸腕一看手表，呀，任她如何奔跑也赶不上那开往“新北京”的末班公共汽车了！在稍纵即逝的恐慌感过去之后，田月明坦然地沿着人迹稀少的大街，竖起短大衣领子，没有了手套的双手插在衣兜里，朝北京火车站走去——那时候的北京火车站还在前门——一路上田月明回味着影片，觉得被北风刮得清爽如紫琉璃般的天空上那不成浑圆的月亮格外美丽，街灯的光区里偶然穿过的骑自行车的人也格外有趣……她后来就到车站候车室里坐了一夜，并仰靠在椅背上做了一串缤纷五彩醒后难以复述的梦，天还没有净亮她便离开火车站，去搭乘了头一班驶往“新北京”的公共汽车，回到单位后她仔细到水房洗漱了一番，上班时间去到办公室居然依旧容光焕发，精力充沛……

这便是田月明。后来她向表妹蒋盈波讲起这件事，讲起电影《奥赛罗》，得出结论说：“最最难得的是哈恰图良谱的音乐……今后一定要把他的交响乐唱片弄到手，仔细地听！”

蒋盈波不能共鸣，只是说：“可惜那天西人没跟你一起看！”2

一部苏联电影《幸福生活》，确定了蒋盈波的职业走向并引带出以后她个人生活的一系列变化。

田月明的个人命运，其实也深深地被电影所影响，但并非一部电影，而是好莱坞制作的那些银色梦境中的男明星系列，而在那一系列中，最令她心仪的是泰伦·鲍华，那倒并不一定是因为她所看过的泰伦·鲍华主演的影片多么出色，或对泰伦·鲍华的演技多么佩服，那是因为，泰伦·鲍华的银幕形象与她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郑希华的形象能够合二为一，使她神迷心醉！

郑希华便是蒋盈波那句“可惜那天西人没跟你一起看”中说到的西人。

西人自然是郑希华的绰号。因为这绰号是用四川话取的，后来在亲友间这么叫也都用四川音，因此无人会误听为《红楼梦》里那个“袭人”，关键是四川话的“人”字要发成“忍儿”的音。在当年的蜀香中学里，西人不仅令田月明一位女生着迷。西人是个混血儿，他父亲是中国血统，一位到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他母亲则是地道的日耳曼血统，是他父亲在德国留学时租住的那所居室的房东的女儿，原是学法律的，爱上他父亲后便改学医学检验专业，但未拿到学士学位便毅然嫁给了他父亲，一同来到了中国，生下西人后便一直在家里当家庭主妇；西人父亲在重庆一家最有名的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医院当医生，收入颇丰，所以也把西人送入蜀香中学这样的学校读书。究竟是田月明单方面主动追求西人还是西人也主动追求田月明，一度在蜀香中学的女生中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说，到高三快毕业的当口，他们俩俨然已经敢于大胆地手拉着手前往国泰电影院看最新一轮上映的好莱坞电影。

在后来保持联系的同代亲友中，田月明是惟一使初恋的花朵结出家庭果实的女性。小她一岁的表妹蒋盈波的初恋后来形成灵魂上的一道不可愈合的伤痕。大她一岁的亲姐姐田霞明经历了好几次或想来辛酸或想来滑稽的青春恋，被别人抛弃过也抛弃过别人，直到妹妹和西人结婚并有了头一个女儿后才终于结婚构筑了自己的小巢。后来到文工团唱合唱的老校友鞠琴也经历过至少两回朦胧的初恋与无形的失落，才终于同歌剧演员常延茂联姻。一度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窗崩龙珍在初到大学任教时也曾爱上过一位英俊有为的讲师，有一回田月明、蒋盈波和鞠琴相约去大学里找她玩，在她的宿舍中，她又想隐瞒那尚不成熟的恋情又欲炫耀那已初见端倪的幸福，从抽屉里取出那讲师的相片后又立即后悔要再装回抽屉，结果被三位同窗拉的拉拽的拽抢的抢，四个如花怒放的青春女郎尖叫嬉笑滚作一团，崩龙珍那情郎的相片到底还是让田月明她们三个抢了过去传递着观赏了一遍……但没有多久那相片就被崩龙珍流着泪咬着嘴唇烧成了灰烬，那时崩龙珍还并没有被反右斗争的浪涛所吞噬……她直到田月明她们都结了婚好几年之后，才总算也结了婚。

田月明却春心一释便有西人来接，两人一拍即合，虽然1950年以后他们分别上了两所各在一方的大学，相继毕业后又一个分配在北京一个分配在天津，但他们的爱情却在时间和世事变迁的考验中愈见浓酽与坚固。

唉，唉，那是些多么甜蜜多么浪漫的日子啊……

一个星期天，一大早田月明便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从天津来同她相会的西人，西人从车上跳下来了，一头鬈曲浓密的黑发，一对在深陷的眼窝里炯炯有神的灰蓝色眼珠，宽肩细腰，双腿颀长，望见田月明便开心地一笑，颊上两个绝不能用妩媚二字形容而只增强着阳刚之气的酒窝，活脱脱一个东方版的泰伦·鲍华！

田月明毫不犹豫地扑上去投入他的怀抱，西人重重地吻她的额头。这在那个年月是相当惊世骇俗的。好在侧目而视的北京人至少有一半以上以为西人是“外宾”，对于“外宾”自然就不好过深地腹诽了……

他们紧贴着走出车站，西人用健壮的胳膊紧紧搂定田月明丰满的肩膀。

田月明说：“舅舅舅母让我们去他们那儿，舅母又做了好多好多好吃得要命的家乡菜！”

西人也深知田月明舅母的川菜手艺超过许多高级餐馆的大厨师，光她那泡豇豆和卤口条就足能令人垂涎三尺，但西人说：“不去。去了那儿，我就没法子吃你了！”

田月明开心地笑着，甩甩头发说：“鞠琴给了票，请我们下午去看他们的演出，他们有个男高音，独唱曲目里难得地有舒伯特的《小夜曲》，还有匈牙利的《瓶舞》估计也不错……”

西人不停步地搂着田月明往外走，说：“不看。我来是为了专门看你，只看你。”

他们走到车站外面，下起了小雨，田月明说：“怎么办？”

西人仰面哈哈一笑说：“什么怎么办，不办！”说着把身上的风衣一抖，把田月明连头带肩裹进风衣里，脚下不停地顶着雨走到了大街上，任雨丝落进他自己那浓密鬈曲的黑发中……

一对恋人就满不在乎地在雨中散步，他们不进商店，不去公园，就那么冒着雨一路走到了故宫外的筒子河边，雨小了，雨丝变成了眼睛看不清的雨毛，田月明就把头钻出西人的风衣，两人在筒子河边的大柳树下拥抱、亲吻，说许多临时想到的话，一忽儿互相抢着说，一忽儿都沉默下来，只以眼睛传递信息……

后来他们到东安市场里的吉士林西餐馆吃西餐。蔬菜色拉端上来以后，西人举起斟满白葡萄酒的玻璃杯说：“为了我们在天津共建一个天堂！”田月明用自己的酒杯同他那酒杯用力一碰，笑着呼应：“为了今后经常在起士林用餐！”

北京的吉士林西餐馆后来湮灭了。天津的起士林西餐馆一直存在到了今天。3

天津市区有许多原来富人家的小洋楼，五十年代后成了公家的房产，当做职工宿舍，在其中一座三层的小洋楼里，婚后的田月明和西人安了家。西人把父母从四川重庆接了来，父亲算是天津一家公立大医院把他作为专家聘来的，医院为他和他夫人准备了两间医院提供的宿舍，面积不算小，条件以那个时代而论算是不错的，但作为独生子西人怕父母另住他处不便照顾，就在自己单位安排自己住房的过程中，把父母分到的公房同本单位掌握的公房加以了倒换，倒换的结果，是在那三层小洋楼里，分到了整整一个第三层的两大间外带可以兼做厨房的过道，还分到位于二层和三层之间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这样就把父母和自己、妻子都安顿了下来：父母住三楼套间的里面一间，自己和妻子的卧室设在下面的亭子间，三楼外面的一间作为公用的起居室，吃饭、会客、休息、聊天、听收音机、放唱片（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田月明的洋婆婆——她跟着西人唤她作欧妈——把楼上的卧室和起居室都布置得带有十足洋味儿的，比如起居室的窗帘是有宽大的带褶镶边的，除左右开合的两块外，上面还有一尺长的带褶的窗帘帘头，而左右两块窗帘又都是垂落至地板上的，可以完全拉开，也可从中段束拢形成两个相对的R形，窗帘布是用米色底子有大朵蓝色百合花图案的布料缝制的，而非那时一般家庭所用的单色面料；沙发是用了几十年但保护得很好的带木镶边木扶手造型古雅的比利时式样，包括一长两单外带一个无靠背方墩构成一个完整的组合，包面的绒料尽管有些地方磨出了经纬，但用若干套有中式织锦外罩的腰枕一遮挡，也就不容易看出来，且中西合璧显得相当讲究而雅致，更何况墙上还挂出从德国带回来一直没损坏的有西洋古典式狩猎图的大壁毯，地上也铺着若干块色调图案和谐的旧毛毯，兼以一些手绣的桌布、靠垫，几件中国的不一定多么值钱的古玩和德国的艺术瓷器，还有窗台上和茶几上的盆花、文竹，营造出一种富裕的异域情调，在那个年代里，凡走进去的外人，无不为之赞叹或惊诧，就是田月明的表妹蒋盈波，很见过些世面的，有一回出差天津跑去看望他们，也不禁赞叹说：“好一个世外桃源！”

蒋盈波从天津回来，还这样对北京的亲友描述说：“西人的欧妈真有意思，别看一头银黄的鬈鬈发，蓝灰蓝灰的大眼珠，一脸的西洋相貌，可一张嘴，竟是满口地道的中国话，还不是中国的普通话，而是四川土话，我就听她说：“哪个想得到天津也这么‘阴倒起’热哟！‘阴倒起’——就是我们离开四川久了，要想说‘暗地里’、‘没想到’这样的意思，也未必就能张口‘阴倒起’啊……”听她讲述的人便都笑了起来，心里都想，好一个奇怪的洋婆子啊，她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一个中国留学生，而且义无反顾地跟他到中国来，一住就是二三十年哩！

田月明既然爱西人，当然爱屋及乌，爱那中西结合的双亲，况且她小时候在加拿大、美国生活过，欧妈对她来说并非什么难以理解的外人，她想在这世外桃源中有这样一位洋婆婆，实在是桩幸事、雅事、趣事。

田月明离开北京设计院时，领导、同事乃至传达室的老头、食堂的炊事员对她都流露出了真诚的恋恋不舍之情。与蒋盈波回忆起大学毕业后所到的第一个单位特别是第一位单位最高领导时只有恐怖与厌恶截然不同，田月明始终怀念着北京设计院的那些岁月，她的第一位单位最高领导——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也是一个瘦高个儿并且面颊上也有个伤疤也其貌不扬，并且也是工农出身，浑身土得掉渣儿，有时在办公室里同人谈话谈着谈着不知不觉之间一双脚就全挪到椅子上简直是蹲在那上头了，可田月明回忆起他来还是充满好感，因为他尊重知识分子，尊重创造性劳动，尊重开拓的意愿，并且最让田月明感到难得的是他尊重别人的隐私，在他的领导下设计院里的工作兴旺稳健地朝前推进着，就连食堂的饭菜也不断地可口而便宜起来……田月明记得那位书记答应放她去天津时一边用撕下的废纸卷着烟丝一边对她说：“有什么法子呢？你那对象他调不进北京，我们只好放你去，可你们这批大学毕业生，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人才啊，咱们设计院要一代代发展下去，你们就是创业的元老啊，你这个元老走了，我心里不好受啊……”说得最不爱哭天抹泪的田月明也不禁掏出手绢去抹发潮的眼睛擤发酸的鼻子……

田月明为西人放弃了元老的事业，并且因为天津相应的设计院编制已满，她只好暂时调到一个专业不那么对口的单位先作“过渡”。但这对田月明来说是心甘情愿的。她梦想成真了。泰伦·鲍华整个儿属于了她。4

生下了斐斐。

这第二代混血儿绝对是一个标准的安琪儿，她好重！一生下来就有三千四百克！尽管田月明为了让她生出来吃尽了苦头，可把那白生生的安琪儿抱在怀里时，她快乐得简直有点腾云驾雾。欧妈头一回来医院看孙女儿便叫她斐斐。田月明原以为用中国字表示应用飞飞或菲菲等写法，但爷爷后来郑重声明孙女儿的名字应写作郑斐斐。郑斐斐头发同她爸爸一样随爷爷，生下来数量不多但根根乌黑。郑斐斐眼睛不像她爸爸那样带有奶奶那种味道，而是黑油油的眸子。这大概也并非爷爷的遗传而是因为她有田家的血统。郑斐斐黑头发黑眼珠可任谁望上一眼便会感到她是十足的洋味儿，那眼窝，那小嘴，那脸蛋，那轮廓，说不清道不明究竟为什么就是跟纯粹的中国父母生下的孩子不一样……

从医院回到家中，在三楼起居室里坐月子。也只能在那里。田月明和西人自己的亭子间卧室只有六平方米，放下双人床以后，只能勉强再放下一只五斗橱、书籍和一些零碎物品，只好在床上放脚那头的墙壁上自己设计装置一个吊柜。梳妆台那个时代不讲究，田月明完全可以放弃，但一直想有张书桌，无奈那亭子间再放不下一张书桌，因此要写点什么东西时只好上楼，西人可以到父母的房间去写——那里有很堂皇的带台灯的书桌，田月明一般就利用吃饭的圆桌来写。亭子间卧室既然如此狭小，抱回斐斐坐月子，当然只好在三楼起居室里了。

月子坐完了，田月明该去上班，斐斐怎么办？这在别的中国家庭简直用不着讨论，奶奶当时才五十出头，身体十分健康，又不用上班，不是正好带孙女儿吗？但欧妈不同于中国的家庭妇女，不错，她极爱斐斐，对儿媳也极有善意，但她对斐斐的照顾只限于动嘴指挥，田月明坐月子初期斐斐的尿褯子屎褯子都是西人来洗，但西人洗了几天便觉得麻烦而无趣，好在田月明身体素质好恢复得极快，后来就由她自己来洗，西人只帮着准备温水和换水、倒水，再后来则完全由田月明包揽了，她做这类事时，西人便陪他爸爸下国际象棋或用德语同欧妈聊天，非他搭一把手的时候得叫唤他，他才能过去帮忙。

田月明希望能请个保姆，在她恢复上班以后在家里照看斐斐，这样不是还能减轻欧妈做饭和收拾屋子的负担吗？西人马上同意，但西人跑进里间屋和欧妈用德语商量了一阵便走出来对她说：“不必请保姆了，保姆来了不好办。”

田月明问：“有什么不好办呢？”

西人说：“保姆来了住哪儿呢？”

田月明说：“住哪儿？当然住这儿啦，住我坐月子这张床，斐斐睡小床，我跟你到下面住呀。”

西人摇头：“欧妈说，她不能容忍隔壁屋里住个陌生人。”

田月明为难了。

西人说：“你们单位不是有哺乳室吗？你就上班抱去，下班抱回来吧，欧妈讲，还是中国人养孩子的方法好——坚持吃母奶，营养安全，爸爸也说这一条中国人强过西洋人。”

田月明接受了这个方案。

抱来抱去，当中还要挤车，备尝艰辛。逢到刮风下雨寒流袭来，有时只好留在家里不去上班，由西人给他们单位打电话，不是说她病了就是说孩子病了，但那个时代人人都不甘落后至少是不甘被人视为落后，光这样也不是常法儿，田月明有时就尽管天气极糟也咬着牙把孩子抱去上班。好在斐斐的体质和抗病能力确实超乎一般的婴儿，竟基本上没生过什么病，茁壮地成长起来。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的样子，有一天饭后，趁爷爷抱过孙女儿逗弄，西人把田月明叫到下面亭子间去，一关上门就紧紧搂住她狠狠地亲她，剥她的衣衫跟她求欢。

田月明挣扎起来。西人放开她，很吃惊的表情。

田月明笑了：“你怎么回事？饿狼似的！”

西人承认：“你替我想想，‘守寡’多久了！”

确实，田月明半年多一直住在楼上起居室，同斐斐一起过夜。因为母爱得以发泄，弥补了她性生活方面的缺憾。她也起过与泰伦·鲍华共度良宵的念头，但还不至于如此急迫，如此难耐。

他们交欢了一阵，因为天还没有黑，因为楼梯上有脚步响，特别是因为害怕楼上的欧妈或爸爸突然跑来叫他们，他们都不满足，都有一种大热天整吞了冰激凌球的感觉——所欲非所享。

重整衣衫的时候，西人说：“明天起你下楼来住吧。”

田月明问：“斐斐呢？欧妈夜里能照顾她吗？”

西人说：“欧妈说了，她将就了我们半年，耐性到尽头了——她希望起居室恢复原样，她希望恢复安静、整洁，还有固有的生活秩序……”

田月明脑子里“嗡”的一声，她皱起眉头问：“固有的生活秩序？！什么意思？斐斐怎么办？”

西人说：“欧妈的意思，是让你把斐斐也一块儿带下来，反正我们这张床很大，她可以睡尽里头，或者，就把小铁床搬下来，我量了一下，还勉强可以塞下……”

田月明感到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在破裂，就像春天走在变薄了的冰面上一样，咔嚓咔嚓地响，令人惶恐。

她听到三楼上传来斐斐的哭声。

扣拢脖领上的衣扣，她冲出亭子间，匆匆赶往三楼。

她看见欧妈坐在沙发上，抱着斐斐，一脸慈蔼的笑容，正摇晃逗弄着斐斐。

走到跟前，她看清欧妈是找出了若干缎带花边绸巾纱巾一类的东西，把斐斐像童话书里插图上的公主那样装扮了一番，又是蝴蝶结又是百褶领又是披肩又是长裙……

田月明忍不住立即从欧妈臂弯里抱过了斐斐，三下五除二地去掉了附加在她身上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装饰物，不等欧妈开口说话，她便提高声量红涨着脸说：“天气已经转暖了，怎么能这么捂着她？难怪她要热得哭了！”

婆媳之间头一回出现不仅没有微笑，而且颇为紧张的气氛。欧妈耸耸肩膀，摊摊手，晃晃头，歪歪嘴，转身进到里屋去了，里屋门内有一架镶螺钿的黑漆屏风，挡住外屋人的视线，田月明听见屏风后传出欧妈用德语向公公抱怨的一串声音……

当天晚上，田月明就同斐斐移到了亭子间中同“寡居”半年的西人合住。5

有人敲亭子间的门。

敲得轻，从节奏上能感觉到是试探性的，很谨慎，小心翼翼。

田月明正倚在床上歇息，心想这能是谁呢？她跳下床去开门，一开门愣住了，但几秒钟过去她便欢叫起来：“龙珍！”

是崩龙珍。她被打成右派后先集中到农村劳动，后来安排到天津近郊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先在车间当工人，最近才终于宣布了给她摘帽。调往技术室当绘图员。她那原有的女学者气派已荡然无存，一身半旧的蓝制服，一双带襻儿的布鞋，一头朴素到极点的齐耳短发，面庞的皮肤粗糙了，眼角有了鱼尾纹，而最大的变化是脸上总有一种消退不尽的受惊的表情——即使笑起来的时候也是如此。

崩龙珍知道田月明一帆风顺，安居乐业，又添千金，早想拜访，却一直羞于上门。现在自己情况好转，星期日有心逛逛天津市中心，逛完了思忖一阵，鼓起勇气按打听到的地址来找田月明，在一楼有人指点她可以敲那亭子间的门。

田月明对崩龙珍的突然出现异常高兴。田月明对崩龙珍当年被划成右派没什么同情心，却也绝无义愤和厌恶，崩龙珍自动不再同蒋家、田家以及蜀香中学的同窗们来往，所以田月明等也无所谓同她划清界限，那以后田月明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事，她有一阵子把崩龙珍整个儿淡忘了，不过前些日子见到出差来天津的蒋盈波和遇上来天津演出的鞠琴时，她们确曾提到过崩龙珍，都说不知道她后来究竟怎么样了，那个倒霉鬼！

崩龙珍对田月明见到自己这不速之客的热情反应甚感欣慰，无数青春期的往事涌上心头，是呀，她原就该想到田月明一定善待她的，她们曾经是多么亲密呀！在嘉陵江边，那时候她们还不到十八岁，田月明曾经搂住她肩膀，附在她耳边，向她透露了倾慕西人的内心隐秘，那田月明第一封写给西人的情书，她不仅是幕后高参，也是幕前红娘——是她把夹有情书的小说《飘》，递到西人手中的！唉唉，那是怎样的烂漫花季……

田月明和崩龙珍坐到床上，田月明拉过崩龙珍的手，问她这些年究竟怎么样，现在究竟如何。

崩龙珍一边回答着田月明的问询，一边环顾着小小的亭子间。这屋子实在太小了！尽管布置得倒还雅气，墙上挂的装饰品和五斗橱上的瓶插银柳等细处，显示出主人不同凡俗的品位，但终究令她不解，不是传说田月明这些年过着世外桃源般的安逸生活吗？她的卧室何以如此狭窄？怎么大床旁边又架一张小床？崩龙珍颇感意外。

崩龙珍便问：“西人呢？小宝贝呢？”

田月明说：“啊，西人和斐斐都在楼上，这间屋子只是用来晚上睡觉的……”

田月明从崩龙珍的眼光里看出了对这间小屋子的诧异与疑惑。田月明有难言之隐，且同崩龙珍说些别后的情况。

楼上的房间确实挺大，当年分配住房时，西人单位是把西人夫妇和西人父母两家人合起来分的，楼上西人父母使用的那间有二十平方米，外面做起居室的那间有十八平方米，加上亭子间的六平方米，使用面积共四十四平方米，何况还有可做厨房使用的一个四平方米的过道，一个小小的厕所间，以人均享用平方米计算那是相当优待的了，田月明刚住进去时不仅心满意足，甚而还颇为自豪，但将近两年的生活，却使她渐渐意识到，这里一切都是以西人和他父母为中心的，更具体地说，是以公公婆婆为中心的，再进一步说，则是只以欧妈一个人为中心的。老两口的房间，田月明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进去的，起居室按说应是充分地共享的公用空间，但除了吃饭时田月明算是平等地共享了以外，自从她和斐斐搬到楼下同西人合睡之后，那起居室对于她来说便无异于别人家——或许是最好的亲戚朋友家——的客厅，她可以在那里做客，甚或是做最受欢迎的客人，然而，却分明并非她自己的家，并非以她这主妇为核心的一个活动空间！

这微妙的心理，只有她有，西人一定没有。因为西人在所有的五十平方米的空间中可以自由驰骋，他一下班往往就越过亭子间径直跑到楼上，往起居室的长沙发上一躺，或干脆冲进父母的房间，要拿什么拿什么，要翻什么翻什么，有时就倚到父母床上，背靠鸭绒大方枕，或整个身子蜷在硕大的真皮单人沙发里，用德语同父母叽叽咕咕聊天说地……斐斐也享有类似的待遇，只是她还小，还不懂得自觉地享用，欧妈经常把她牵着抱着在整个三层楼玩耍，晚上才把她交给小两口带下楼来安放在小床上睡觉……

能任由田月明自由使用的空间，却惟有那六平方米的亭子间！

一切都确实非常微妙。比如说，这个星期日，为什么崩龙珍来访问的这个时候，单只田月明一个人待在亭子间里？那是因为恰是下午三点钟左右，欧妈又要进行她的常课——饮午茶、吃冷切了。

欧妈一直有这个习惯，下午三四点钟在起居室里煮一点咖啡或沏一点奶红茶，用从德国带来一直小心使用没有打碎的精致的茶具小口小口地呷用，同时要摆出两只银盘，一盘里摆些精致的饼干、曲奇饼、起酥之类的东西，另一盘里则是所谓冷切——即切成片状的西式的熟食，如红腊肠、豌豆肠、方火腿等等，有时还有一点熏鱼、干酪、鱼子酱什么的。那时候这些东西市面上非常难以得到，但因为田月明公公有归侨的身份，又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些特殊照顾，而欧妈又是一副天然的“外宾”相，那时候天津有从民主德国来的专家，欧妈很快同他们搭上了钩，得以跟他们一起出入专门供应外国专家物品的内部商店，欧妈其实是联邦德国那个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人，但民主德国易北河上也有个法兰克福城，欧妈就随机应变，一般同中国方面懂德语的人交谈，欧妈就默许人家把她当成来自东边那个法兰克福的人……总之，欧妈总有办法弄到些外面市面上难以买到甚而根本绝迹的这类食品，得以保持她的这种高雅的习惯，一般是公公跟她一起享用，但公公胃不好，经常自动放弃，她就一个人享用，西人如果遇上，往往不用欧妈招呼，他想吃便坐下吃，他从小如此，惯了，有了斐斐后，如果是田月明把她从单位里带回来，欧妈还没吃完或遇上星期天，欧妈便会高声地亲昵地叫着：“斐——斐——！呜，斐——斐——！”让她坐到自己膝盖上吃点，但欧妈几乎从未招呼过作为媳妇的田月明，当然，她也从未宣布过表露过暗示过不欢迎田月明去参与午茶的活动；西人对此事似乎从未动过脑筋，有时候他自己坐在那里吃，田月明为取一样什么东西或洗了衣服穿过那里要去平台上晾晒，他也会顺便站起来拦住她把一样什么美味用亮闪闪的西餐叉送进她的嘴里，或者干脆把她拉过去坐在沙发上，让她更多地尝上一点……田月明是经历过加拿大、北美的豪华生活的人，在重庆时家里的排场也远比这儿大，什么好东西没见过没吃过，她实在并不稀罕，而且她知道欧妈弄来这些东西也很不容易，公公虽说挣得不少，又有积蓄偶尔还有欧妈的德国亲戚汇点马克来，但也并非富裕到可以让全家人敞开吃冷切的地步，她心里头是甘愿任由欧妈去单独享用的，可她的被忽略，她在场的形同多余，却使她的自尊心深深地受挫，因而，后来她就渐渐自觉地实行回避，凡欧妈的午茶时间，她便只待在亭子间中，连楼上包括厨房里该做的事也暂且不去做……

已经跟崩龙珍聊了好一阵，按说该带她上楼去坐了，田月明却心中估算出那午茶尚未饮完，犹豫起来，脸上现出些不自然的神态。好在崩龙珍并没有觉察出来。

楼上传来斐斐牙牙的学舌声，还有欧妈西人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实在不能不动了，田月明便拉着崩龙珍的手说：“怎么我们光在这儿聊？走，上客厅去！”

一进那三楼起居室崩龙珍眼睛便一亮，她好多年没见过如此高雅的住房了，呈现于眼前的一切，使她对楼下小亭子间的疑惑顿然冰释。

田月明对西人说：“你看谁来了？”

西人从沙发上跳起来，先“哗”的一声，接着便怪声怪气地叫：“崩——龙——珍！”用的地道的四川重庆的语音，逗得崩龙珍弯着腰笑。

田月明向欧妈介绍，欧妈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但慈蔼地微笑着。田月明让坐在欧妈身边的才一岁半的斐斐叫“阿姨”，斐斐居然字正腔圆地发出“阿姨”的声音，令崩龙珍艳羡不已，到底是美男美女的结晶啊，又有混血优势，真漂亮！真聪敏！

欧妈的午茶尚未饮完，但欧妈撤回里屋去了，带走了斐斐。田月明便招呼崩龙珍到沙发上坐下，西人“借花献佛”，请崩龙珍饮茶、吃饼干和冷切。

崩龙珍始信“世外桃源”之说一点不假。

崩龙珍刚问了西人一句：“你忙不忙？”西人便斜倚在沙发靠背上，把一只腰枕抱在肚皮前，二郎腿一跷，志满意得地讲了起来，他们那单位领导如何信任他、重用他，表扬他“比百分之一百的中国人还要百分之一百地爱社会主义中国”，他如何给民主德国专家当翻译，如何跟对方争论，如何维护我方的利益，等等，等等。

田月明打断西人：“算了算了，人家崩龙珍好容易来一回，轻松一下吧，先听听音乐，对了，我买的那套哈恰图良的交响乐唱片总没工夫听，今天一起听听！”

确实，田月明一直打算静下心来听那套唱片，可是这起居室总被别人充分地利用着，犹如已经客满的剧场，她进去只能是打站票，今天算是占到了第一排座位，可以从容地享受一下了！

田月明便去留声机那里放唱片。还不是电唱机，是用摇柄上发条的留声机。那时候田月明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七块五，西人的工资比她多点也只有五十四块，而她说服西人下决心买下的这台留声机就用了相当于他俩一整月的收入，因而田月明视那留声机为家中的第一爱物。田月明边紧发条边告诉崩龙珍：“好不容易托鞠琴到北京国际书店买的苏联唱片，她好不容易托人给捎到天津来……”

崩龙珍叹口气说：“交响乐啊！不知道有多久没听过这玩意儿了……”

唱片放出了音来。田月明坐回到沙发上，不知道为什么异常激动，就仿佛她的生活里在发生着一桩多么重大的事件，她蓦地回想起那一回在大华电影院看《奥赛罗》的情景，不知道为什么她眼前浮现出一双掉在厕沟里的手套，乖乖地对称地落在那下面，既令人心疼又无可奈何……

田月明给崩龙珍和自己的红茶杯里都搁进了方糖，她用不锈钢小勺轻轻地搅动着，一边欣赏那交响乐一边小口小口地呷着热腾腾的红茶……

第一乐章还没有奏完，忽然欧妈从里屋走出来对田月明说：“亲爱的，关掉它，这太吵人了！”

田月明手一抖，不锈钢小勺落到了地板上。

第五章

他一直记得那个露天剧场。

也许是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远没有发育好的少年，因而眼睛望出去心里感应到的空间，都比事物的原来面貌要扩张许多——他记忆中的那个露天剧场很大，剧场的座位就是一级比一级高上去的水泥台面，整个剧场的观众席是圆弧形的，正面有水泥座基和天棚侧幕的舞台也很大，而他记忆中的演出场面，也是相当壮观的。

那露天剧场在北京西郊，位于一大片旧有的和新盖过的楼区内，属于一个重要的机关，是机关召开全体大会的地方，晚上则经常用来演电影，逢到周末，则往往有京剧、歌舞一类的演出。

当时他的小哥在那机关的合作社——就是以副食品为主以日用百货为辅的一家内部商店——当售货员，小哥是个观看演出的积极分子，不管那露天剧场里演的是什么，电影也好，歌舞也好，话剧也好，曲艺也好，戏曲也好，统统都看，而最爱看的是戏曲，戏曲里最着迷的又是京剧，所以不仅商店里的同事，就是许多的顾客（都在一个机关都熟悉）见了他也总打趣说：“小蒋呀，怎么样，该改名儿叫盈京了吧？”

小哥叫蒋盈平，京剧在革命圣地延安曾叫平剧，解放了，北平改叫北京，平剧也就改叫京剧，蒋盈平既是个京剧迷，岂不应改名儿叫蒋盈京吗？

小哥一直没有改名儿，但对京剧的爱好却伴随着他的一生，京剧是他的——借用80年代走红的一位女作家的一部书的名字——隐形伴侣。2

他初一升初二之间的那个暑期，有一段是在小哥那里度过的。小哥当时就住在商店后的一间屋子里，那间屋子前门通向柜台，后门通向那露天剧场，后门和露天剧场的背部之间是一大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雨后形成若干水洼，入夜蛙声一片，白天也时有蛙鸣；他曾在小哥售货时一个人跑到那片荒地上去捕捉过青蛙，看着那青蛙就在眼前，似乎一弯腰拿手一罩便能罩住，其实难矣哉，常常是累出一身臭汗，急得频频跺脚，而整整一个上午毫无虏获；那里的青蛙也委实可恶，因为太多，也因为不愿离开那片荒地，所以即使他跺脚，也不过只稍微跳开一些，暂停鼓噪而已，后来竟干脆跺了脚也仍在他视线里趴伏不动，肚子大鼓大瘪，鼓着两只圆眼睛瞪着他，仿佛在讥笑他的低能与无奈。

那大机关里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严格来说不是供游览休憩的花园，而是培植盆花树苗以备办公区摆放和栽种的花圃、花房、苗圃、幼树构成的一个区域，在那美丽而幽静的地方，可以望见不算太远的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及上面的佛香阁、智慧海，还有只呈现出灰色剪影的玉泉山及山上的妙高塔；白天在那地方嬉游时，最令他惊讶的是可以听到从颐和园里传过来的一种由游人们发出的各种声音混合而成的古怪音响，那模糊一片类似马蜂归巢的声音既遥远又清晰，既微弱而又绝不间断，因而显得神秘空濛，与那似乎近在眼前俯拾即是却又屡捕不获的草地青蛙一样；多年以后，他悟出那都是人生的象征，至少是他个体生命处境的象征。

他至今感念小哥，使他在那里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个暑假。3

小哥怎么会当了个售货员呢？

小哥在重庆时也是蜀香中学的学生，比阿姐、田月明、鞠琴、崩龙珍、西人他们高一级，与田月明的姐姐田霞明同班，那时候父亲偶尔带我们子女去重庆的京剧戏班子厉家班的剧场看京剧，像如今被人们视为武生泰斗的厉慧良，那时候还是个很年轻的演员，在厉家班里也还挂不到头牌，唱不了压轴或大轴戏，那时候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唱旦角的厉慧敏，她似乎从正工青衣到大打出手的刀马旦全拿得下来，唱念做打色色俱佳，常常是由她唱压轴或大轴戏，红极一时；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她未能打出四川成为全国知名的大演员，至今小哥议及这一点，还代她抱不平并连连叹息。

小哥念到高三时恰逢社会巨变，后来又随父母迁移北京，到北京时正规大学已不招生，是根本不招生还是已错过了招生时间，我记不清了。总之，父母和他自己都不愿意就那么在家里闲待着，加上时代潮流所推动，他便去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开始父母曾很为他自豪，那自豪的程度仅逊于为我们大哥——大哥是解放军的一员，参加了解放广东的战斗，当时在广州；小哥开头也很自豪，但没多久就回来对家里人说：原来那并不是什么正规的大学，而是类似于一种对愿意投入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开办的短期政治训练班，随着政治理论的传授思想改造的动员和学员们自我投入的进展，大学不断地向国家各个方面输送着知识人才。那固然是足以引为自豪的一所新型大学，但于小哥却实在是并不合适，比如他所分到的那个班上，三十几个人中只有四个人是他那样的高中毕业生，其余的或者根本就是念过旧大学的大学生（有的没念完，有的念完了而未找到职业），或者是早已从业甚至在其职业范畴内已有所成就的文化人，如话剧导演、电影演员、报馆记者、出版社编辑、画家、诗人、既能口译也能笔译的通外文的人、开过照相馆的摄影师……甚至还有一位是能“大变活人”的魔术师，等等，小哥同他们混在一起固然大大地展拓了眼界，觉得新奇而有趣，但还没到一年为期的学习结束，就不断有这位去了剧团，不久便排出了话剧《雷雨》，那位去了电影制片厂，很快便在某部故事片中扮演了农妇……还有的去了报社、杂志社，到毕业的时候，凡有专业才能的几乎都被有关部门一抢而空，剩下的，便是小哥那样的无一技之长而徒有清白历史的小鬼（那些有专业才能的人历史上大都多少有些个污点），但经受过革大教育的小哥绝对地服从组织上分配，于是便被“暂时”地分配到那大机关的合作社中卖货。小哥卖货期间确很安心，他的服务态度足可成为今日各大商场售货员的楷模，不仅百问不烦、百拿不厌，甚而可以隔着柜台同顾客娓娓谈心——只要没有另外的顾客走近。小哥的安心除了他的进步思想而外，我想那出了后门就是的露天剧场，特别是那露天剧场中不时上演京戏，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那分配确是“暂时”的，机关的领导对小哥的情况心中有数，革大分配时一定有过交代——这样纯洁的有革命热情的青年应当再好好培养，因而两年后当正规大学统一招生时，小哥便得到了以“调干”身份报考大学并优先考虑加以录取的资格，当时小哥选择了北京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一放榜，他果然被录取了！

别看小哥当过售货员，论起来，至今他仍是我们家族中学历最硬的一个——尽管他没像阿姐那样念过研究生，但他毕竟上过中国的最高学府啊！4

他记得那一天，是个星期日，那一天对小哥非常重要，甚而可以说是小哥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天。

那一天一大早他就和爸爸妈妈出了家门，动作总比旁人慢几拍的妈妈那天也居然“笨鸟先飞”般地做好了出远门的种种准备，三个人一起乘有轨电车到了西直门，又从那里转乘郊区公共汽车去到北大。

正是仲春天气，北大的未名湖碧波粼粼，未名塔（实际上是一座古典形状的水塔）那秀丽的身影倒映湖中，迎春花尚未谢尽，榆叶梅正开得烂漫，白丁香紫丁香也竞相怒放，随风飘散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松柏更见青翠，竹丛愈显苍润，更有山坡上自由开放着的二月兰和曼陀罗，加以蜂鸣鸟啭，游丝飞絮，爸爸边走边叹：“真比颐和园昆明湖更有味道！”妈妈平日只奏锅碗瓢盆交响曲，全然陷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阵仗中，置身于这样的环境，更是满面笑容，眉舒眼开，喃喃地说：“平儿真有福气，在这样的地方读书！”

在临湖轩附近遇上了鞠琴和常延茂，那时候他们已确定了关系但还没有结婚，他们也是为同一目的而来的，鞠琴乐乐呵呵地说：“原来总是我们请小哥看我们的演出，今天倒是他请我们看他的演出了，真好玩！”

眨眼工夫又有一阵自行车铃声响，大家扭头一看，是崩龙珍骑着自行车来了，她住得离北大很近，常骑车进来，只见她跳下来，满脸不知是纯粹地高兴还是含有暗中觉得好笑的夸张表情，大声地宣布说：“还不快去看，好大的海报！这回盈平可是梅兰芳的地位！”“月明怎么还不来？”鞠琴问她，都知道崩龙珍和田月明联系得最密。“她吗？她怎么舍得牺牲跟西人的幽会！”

都知道西人那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一早赶来北京，当晚再返回天津，跟田月明定期演出“鹊桥相会”。“那就把西人也约来一起看她小表哥唱戏嘛！”

崩龙珍望着鞠琴只是笑，又望望常延茂，说：“他们两个可是只喜欢吃西餐的家伙，不像你们，中外古今，兼收并蓄！”“锡梅怕不会不来啊？”妈妈不由得说。

沈锡梅是妈妈娘家的亲戚，具体地说，是妈妈的堂妹的女儿，原来也在蜀香中学念书，跟小哥同年级不同班，她后来上了林学院，学的园艺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园林局当技术员，节假日有时也到他家即姨妈姨父家去，自然跟鞠琴、崩龙珍什么的都认识，小哥登台献艺，也请了她；小哥恨不得把所有的三亲四友都请到，阿姐在河北不在北京，但他也请了阿姐那时的对象达野，达野说实在抱歉，他那天自己家里偏有脱不了身的事，祝小哥演出成功！请到沈锡梅时，沈锡梅是答应一定到的，不过那天除了妈妈似乎别的人都难得想起她来。妈妈那句问话只能算是自言自语，没有人接她的话茬。

崩龙珍便领着大家先去看那海报。

多少年过去了。他还记得那大幅的海报，不是贴在告示栏上，而是刷在一座楼侧面的墙壁上。那时候什么大鸣大放、反右斗争都还没有起来，还不兴贴大字报，因而那演出的告示便显得新颖奇特甚而有些触目惊心：

常延茂仰头看过后说：“嗬，别看是业余的，生、旦、净、末、丑，角色还挺齐全的！”

鞠琴呵呵呵地只是乐。

崩龙珍便说：“怎么样，蒋盈平是大台柱吧！”

鞠琴便说：“是大台柱，可他不是北大的梅兰芳，他是北大的程砚秋！”

崩龙珍不懂京戏，她说：“反正都一样，也可以说是北大的乌兰诺娃！”那时候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在中国同梅兰芳、齐白石等艺术大师一样，知名度如日中天。

妈妈看海报看得最仔细，她看完笑吟吟地说：“平儿真出风头，你看，他唱大轴不算，前面的演员除了一个程雄因为是花脸《锁麟囊》用不上以外，其余的全来傍他！真成了众星捧月了！”

爸爸只抿着嘴笑，故意说：“只怕他一张嘴能把台下的人全吓跑，程腔是那么好唱的吗？”

他记得，那天他们一行走进大礼堂时，全都有点出乎意料，那燕京大学时代就盖好的大礼堂虽说并不是特别的大，但也不能说小，仅仅是一个学生文艺社团的业余演出，竟吸引了那么多的观众，不仅有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更有许多的教职员工，爸爸说他看见了好几位社会上非常著名的大学者老教授，后来知道那天连校长副校长也都到场了，也有从附近大学和机关单位闻讯跑来的戏迷，小哥后来说还有他们专门从城里请来的行家，包括京剧界的演员（他们拜过师的）、评论家和著名票友，总之盛况空前，开锣前已上了八九成座，开锣后渐渐爆满，到小哥上《锁麟囊》时，甚而出现了许多“加座”——有人从附近办公室、教室搬来椅子，坐在墙边、过道上欣赏。

他记得，那天的演出专门在前面划出了一块地盘，作为“家属席”，他们一行人才得以安然落座，而且在最佳位置。

因为小哥那些戏友几乎全到他家做过客、留过饭，所以他差不多都认得。看在台下认识甚至熟悉的人在台上唱戏，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唱《钓金龟》里那个老旦的他不熟，但唱张义的小丑鲁羽他可是太熟悉了！鲁羽在台下是个远比小哥漂亮潇洒的小伙子，只是身量小了些，小哥他们一伙给他个绰号“袖珍美男子”，他真想不到美男子竟然甘心把自己的鼻子涂白，贱声贱气地在大庭广众当中演个小贱人，况且鲁羽是学化学的，一个整天背化学方程式的大学生，怎么会对毫无化学气息的京剧这么样地感兴趣呢？

无独有偶，在《拾玉镯》里演刘媒婆的黄绿青也是个美男子，而且并非袖珍型，学的又是法语，那年头有几部法国电影在中国极受欢迎，如《勇士的奇遇》、《红与黑》，都是由红极一时的法国明星钱拉·菲利普主演的，黄绿青的长相虽说没有堂皇到钱拉·菲利普那样的程度，但确也依稀仿佛，而他，竟然也作贱自己，装扮成一个彩旦，化妆时还重重地在上嘴皮点了个圆圆的媒婆痣，以种种夸张的动作和语调构成噱头，博取包括校长在内的观众们的哄堂大笑。

是的，他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总不免想，人类的天性里，是确有当丑角为乐和看丑角为快的基因的……《除三害》是一出比《钓金龟》和《拾玉镯》高档的戏，一般来说，《钓金龟》着重唱，《拾玉镯》着重做，而《除三害》却是唱做并重的，除了没有武打，念白的要求也相当高。演这出戏的两位，他知道是小哥最要好的朋友，程雄是学地质地理的，魁梧爽朗，活生生是一块演壮汉周处的料，他的花脸唱腔声震满堂，不断博得座中内行人的喝彩声；令他又感惊异的是唱须生的范玉娥乃女扮男装，范玉娥在台下眉清目秀，其相貌只略逊于他表姐田月明而明显超过阿姐、鞠琴和崩龙珍，范玉娥是学生物的，依他想来，这样的女子既然爱好京剧，该演青衣、花旦才是，可她偏要戴上髯口，煞有介事地扮作古代长者，为了在《除三害》中与程雄旗鼓相当，看得出她使足了力气，据爸爸一旁解说，她是依照马连良那一派的唱法，马派的唱法是尽量往潇洒上靠而尽可能地避免激昂，她似乎唱做都嫌过火，但当她所扮演的劝谕周处的时吉老人唱到流水“周贤侄问名姓，为老朽与你说真情……”一段时，不仅台下的内行频频鼓掌、大声叫“好——哇——”，唱毕几乎全体观众也都为她一齐热烈鼓掌。她家也在城内，经常到蒋家去玩，蒋盈平不在，她也能同他妈妈聊上一阵，他妈妈一度暗中希望小哥与她能对上象，但后来才知道，她与在《拾玉镯》里唱小生的已是一对恋人，那唱小生的何康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了一个有名的评论家。在小哥后来的生命途程中，何康、范玉娥是始终没同他断了联系的一对。

……《锁麟囊》终于开锣了！

他知道，那一天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久，而且当年台下看戏的人，恐怕只有极少极少的一部分，甚而只有几个，乃至于到今天只有他一个，还能记得，还能追忆。但对于台上的小哥来说，却恐怕是永铭于心，正如戏里那只锁麟囊一样，在灵魂里永远深深地珍存，并且会常常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仿佛从囊中取物一般，将那天演出的盛况一环环一寸寸地加以咀嚼、回味，而每一环每一寸，都仿佛是戏词里所唱的红珊瑚、碧翡翠、赤金链、紫瑛簪、白玉环、双凤錾、八宝钗钏，光华灿烂，宝孕光含……

他知道，历经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业已退休的小哥仍珍藏着那一天演出的剧照，是他们京剧社的同仁拍的，那时候还没有彩色胶片，用的又是120型的方盒子照相机，也没条件用闪光灯，拍摄的技术又不过硬，拍出来的剧照有的焦距不准，有的取景不当，比如有好几张舞台面是歪斜的，有几张取景还不错，但适逢小哥引吭高歌，张开的嘴巴形成一个大黑洞，实为不雅，比较中看的大概只有一两张，不过时间过去太久，现在都已发黄，而底片又早已不知所终……

他知道，直到今天，一个人独处时，取出那天演出的剧照仔细观看、摩挲，仍是小哥最重要的人生乐趣……

他知道，小哥在后来的人生途程中，同事们、新交往的亲友们，都不知道甚至难以想象他曾经唱过程派青衣。

实在的，即使在年轻的时候，一般见到小哥的人，也都不会觉得他漂亮，他绝非美男子，也并非纤弱女气的男人，他胡子很重，即使天天耐心地用剃须刀刮得干干净净，颊边唇上和下巴也总还是一片青色，他的下巴似乎有点短，往脖子里头退缩，一双手也很大，惟有一双眼睛大而明亮，并且同妹妹一样，是双眼皮，与另外三位兄弟的单眼皮、小眼睛或长眼睛的长相很不相同，但他也绝非妹妹蒋盈波那样的深眼窝，也不是锛儿头，这样的一副长相，在台下没谁会觉得是能够男扮女装的，然而在后台一化妆，勒起眉毛，贴上糊住鬓角的片子，打上粉底，涂好胭脂，另画眉毛，再满头珠翠，一身带水袖的戏装，便全然没有男气了，那扮相虽不能说很好，但一出台，莲步轻移，粉脸微偏，水袖一抖，游丝般的程腔一吐，嗬，绝大多数观众立即认同了——分明一位古代女性！《春秋亭》一折中，他头一段还不怎么叫好，可是当转为流水，唱出“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之后，便越来越自如了，与丫头梅香和管家薛良间的问答也掌握得节奏得宜、不愠不火，他的行腔是既高亢又婉转，似喷泉又似抽丝，一句衔着一句，余音绕着余音，台底下则喝彩声不断，到“麟儿哪有神送到，积德才生玉树苗，小小囊儿何足道，救她饥渴胜琼瑶”几句唱完时，台下的掌声便响成了一片……《相认团圆》一折中，开头小哥的表演并不突出，倒是鲁羽以彩旦应工的脑后翘着一根独辫的碧玉丫头出尽了风头，剧中贵妇赵守贞由《拾玉镯》中饰孙玉姣的詹德娟扮演，《拾玉镯》中是花旦，这《锁麟囊》里是青衣，也算一专多能了；随着剧情推进，赵守贞渐渐意识到沦为佣妇的薛湘灵（即小哥所扮的角）便是当年春秋亭中慷慨赠囊的恩人，于是便不断让碧玉为薛设座，先是一旁偏坐，后平起平坐，再后竟请到上座，碧玉不服，有许多插科打诨，鲁羽表演时随机应变，临场发挥，当赵守贞第三次唤碧玉时，他跑到台口，不服气地对观众说：“您瞧瞧，我明明是鲁羽，偏叫我碧玉，不信我有学生证您看……”接着便作掏兜状，嘴里还不停歇地吐葡萄皮儿般地自报家门说：化学系某某级某某班学号多少多少宿舍在某斋某层某室某床……逗得台底下的人哄堂大笑，他们系的同学甚至于有时打上了唿哨，事后小哥摇着头说：“袖珍美男子真是个死讨厌，甭管什么戏码，只要有他上台他就一定要占据舞台中心，不勾得台底下怪声叫好绝不甘休！”但一边埋怨也还一边忍不住要笑……

不过当小哥扮演的薛湘灵唱大段的“西皮原板”转“流水”时，鲁羽并没有捣乱，而且看样子在台上也是很乐于在一旁欣赏，小哥把那“轿中人必定有一脸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的回忆不仅唱得腔作九转，声情并茂，还配之以优雅的身段，舞动着雪白的水袖，实在精彩，台下又是掌声喝彩声交混为一片。

剧终时，扮演赵守贞的詹德娟不断地甩着水袖向扮演薛湘灵的小哥屈膝万福，而小哥扮演的薛湘灵，则不断地相应舞袖谦辞，两个人的动作极为优美，大概是业余演出毕竟机会难得吧，两人都大有恋恋不舍欲止又动之势，竟把那一组一高一低的谢让动作从台右持续到台左，又从台左返行到台右……台下的观众们都报以宽容的笑声和掌声。5

散场了，人们陆续走光，只有我们一群家属站在前排一带，一时不知该到哪儿去——去后台为时过早，因为小哥他们还在台上摆出各种姿势让拍照的同学拍照；出礼堂，则又怕同小哥他们失却联系，搞不好会弄得卸妆后的小哥到处找我们而我们又胡乱地找他，两相错过……

这时我忽然看见剧场后部，在散尽观众只剩成片空座位的背景中，站立着一个人，我不禁扬声唤她：“锡梅姐！”

的确是锡梅姐。她听我一叫，便朝我们走了过来。

锡梅姐身高只有一米五，又相当地胖，她一头短发本不丰茂，脸庞左右两边不甚对称，颧骨微突，又戴着副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十足的其貌不扬；我看出来，她在众表姐妹和当年的女同学群中，为此有着深深的自卑感，在我家聚会时就是如此，现在看完小哥的演出，要是我不叫她，她当然迟早会走过来的，但那恐怕就更要迟慢。

锡梅走过来先招呼我爸爸和妈妈，大家便都招呼她，妈妈拉过她手，问：“什么时候来的？看全了盈平的《锁麟囊》吗？唱得还好吧？”“唱得好啊！”锡梅姐由衷地赞叹着，“真想不到盈平唱得这么好！”锡梅姐跟小哥同龄，论月份似乎还要大些，所以称小表哥不合适，称小表弟也不相宜，只好叫名字。又解释说：“《除三害》没唱完我就到了。路上车挤，晚了。好在没错过《锁麟囊》——故事也好！”

鞠琴、崩龙珍都凑过去同她说话。三位女性站作一处，锡梅姐便实在不堪对比了。何况鞠琴姐和崩龙珍穿戴得都不仅雅洁俏丽，以那个时代的标准而论，还都很气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相当新潮，鞠琴姐新做的头发，墨菊式，崩龙珍一身浅灰的西装衫裙，西装上衣敞领里露出淡粉色尖领绸衬衫，还别了一个淡紫色假宝石镶银边的领针。可是我仔细端详锡梅姐，就发现她那天也穿戴得格外仔细，墨蓝的薄呢子短大衣一尘不染，里面是崭新的紫红色的开司米高领毛线衣，深褐色的线呢裤子尽管肥大，却裤线笔挺，脚上一双黑色的圆头半高跟皮鞋，还挎着个黑颜色铜锁扣的人造革坤包……那可真比哪回去我们家都显得郑重，我还嗅出她身上飘过一阵雪花膏的气味。我正好奇呢，只听崩龙珍对锡梅姐说：“你这身衣服搭配得可不好，调子太沉了！”鞠琴姐也没心没肺地跟上去说：“是呀，这样太老气！”

我看到锡梅姐的脸一层深过一层地迅即红涨起来，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搓着挎包背带……

第六章

淫雨绵绵。

站在小山坡上，回望稻田那边的学校，青瓦灰墙的两层小楼，门窗破败，墙皮剥落，残存的大字报红绿相间，墨迹斑斑；明廊外侧的木柱和栅栏都已经陈旧，呈黑褐色；裸露的操场上，破损的篮球架像恐龙的遗骨；一切都仿佛被浸泡在了污水之中。

恍然一梦。

蒋盈平举着橘红色的柿油纸伞，扭转身，沿着小山坡上的石砌小路，进入毛竹林。毛竹林里有淅淅沥沥的滴水声。本来那绒毛细雨敲不响竹叶，但竹叶上积水多了，上面的滴落到下面，便有了那撩人心绪的声音。蒋盈平放慢脚步，有时干脆就停步不前，在那竹林中贪婪地享受仿佛是偷盗而来的宁静。他尽量用一把自慰的隐形梳子，梳理着自己那因惊吓和孤独而纠结成一团的痛苦思绪。

……后悔是一剂苦药，而且并不治病。但这些日子他不知不觉中已喝了多少！

后悔当年报考北大时选了个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其实以那时他的调干资格，以他的考试成绩，他实在是有着非常广阔的选择余地，而在一念之差中，他竟在第一志愿里填下了这个专业！什么使然？他回想起当年工作的单位里的那个露天剧场，无非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到那里演出了俄罗斯喜剧大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无非是妹妹蒋盈波的同班同学鞠琴他们那个文工团的话剧队也到那里演出了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还有那些苏联电影，那些中文版的《苏联画报》和《苏联妇女》，以及非常想读懂却一时只好光欣赏图片的俄文版《星火》和《苏联银幕》……再有自然是一大堆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于是乎，就觉得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不仅最实用，也最浪漫，不仅是祖国最需要的，也是自己最可引为自豪的……谁想到临近分配时中苏两党之间已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苏联专家已纷纷撤走，俄语人才顿然过剩，而国家又经济困难，中央单位、学术机构、文化部门都纷纷紧缩，乃至于开始下放他们那里多余的俄语翻译。于是，蒋盈平毕业后竟被分配到了湖南，而且所分配的单位所在地不仅并非省会长沙，也并非省内别的城市，而是湘北一个县城，到那县城报到后，不是把他留在了县政府，而是分到了县里一所中学。那中学又并非是一中，而是县三中，那县三中根本就不在县城里，而在离县城八里地以外的镇子上，而那县三中的校址竟又并不在镇子的街巷中，却是在镇集以外一里地的农田里。那校舍倒是一栋两层的瓦顶砖墙木门廊的楼房，也还有片操场，但周围竟根本不设围墙……

蒋盈平在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了一大堆关于《伊戈尔远征记》的考据，关于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探讨，关于安东·契诃夫戏剧比如说《海鸥》和《樱桃园》中的“停顿”的使用所体现出的深意，关于米·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中的新开掘，以及他那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究竟应如何评价的争鸣，等等，等等。然而，在这穷乡僻壤，他那满腹的俄罗斯经纶，究竟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工作任务是教初中的俄语课，那其实是根本用不着到北大学习五年后再来执此教鞭的，并且头几堂课一上下来他就意识到，对于这些冬天手脚乃至脸上都生出许多冻疮的农村学生来讲，当务之急与其说是教会他们说俄语，不如说是教会他们说普通话……

蒋盈平也很后悔自己在北大时没有下苦功夫学习，其实，也不能说俄语专业的毕业后就一定不吃香。他们那一届毕业时，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还是要人的，也有一部分同学留下来改学西班牙语及阿尔巴尼亚、斯瓦希利等小语种，而自己考试时常常不仅不能成绩优秀，还有几回不及格只好补考，记得有一回口试，抽了个语法题的题签，进到考场支支吾吾，答不出老师的追问，最后那主考老师便笑着说：“不行不行，你简直不行，先退出去，准备好了再来……”自己便涨红着脸抱惭而退……倘若自己成绩优秀一些，那不很可能就不至于沦落到这乡野危楼之中了吗？

……实在也是因为把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投入到了京剧社的活动中！这……这不后悔！蒋盈平停住脚，听竹梢上滴下的水珠敲击伞面，嗅着伞面上飘逸出的柿油气味，在心里对自己喃喃地说：这个不后悔，不后悔！

是的，北大五年，究竟是俄罗斯语言文学的五年，还是京剧的五年？二哥蒋盈工就打趣过他：“与其这么业余地疯唱，真还不如下海！”

妹妹蒋盈波有一回也说：“你退学下海，不仅能唱出名气，也就保险留在北京，不用去那个莫名其妙的什么县立三中了！”

连弟弟蒋盈海竟也奚落他：“托尔斯泰加程砚秋除二，得‘县三’！”

可是蒋盈平惟独对自己沉浸于京剧社活动的那些日日夜夜，有永生不悔的情怀！

其实，京剧社于他，实际上所沉浸的岁月并不到五年。1957年的反右斗争一起，京剧社也便暂时中止了活动，而且，一些社友便在那场斗争中忽然成了敌人，成了自己不敢再来社里活动而蒋盈平他们也不敢再与之接触的危险分子，比如黄绿青，那个法语系的高材生，他本是台下风度潇洒、台上噱头百出的一个活泼泼的宝贝。有一天蒋盈平正打算找他去对《锁麟囊》中薛湘灵和胡婆的一场戏，半道上遇见了京剧社的小生何康，何康一听他说出黄绿青的名字，便把手掌挡住他的双唇，紧紧张张地告诉他：“你怎么还这么糊里糊涂的！黄绿青已经被他们系里揪出来了！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蒋盈平大吃一惊，忍不住说：“怎么会呢？他在学校里什么言论也没有呀！”何康便告诉他：“学校里没有，外头有啊！人家已经查明，他用笔名写了好几篇文章，都登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全是右派言论，大毒草！”蒋盈平给吓出了一身冷汗……反右过后，“大跃进”的时候，京剧社恢复过一点清唱，到大炼钢铁的土高炉边搞过慰问演出；再后范玉娥还编过一个表现师生们踊跃参加十三陵水库修建工程的活报京剧《齐上阵》，在校内和水库工地上各演过两场，但因为无论如何也无法安排男扮女装的程派唱腔，蒋盈平便临时充当了伴奏中的一员，打小锣，范玉娥也不好女扮男装唱马派须生，便编导之外又兼化妆和道具管理……那以后因为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学校无经费，师生无精力，讲究“保持热量”而不主张大兴演艺活动。京剧社又沉寂下来，后来蒋盈平便毕业了。他一直梦想能同京剧社的同仁们排演出全本《锁麟囊》——同仁们也都有浓厚兴趣——却始终未能如愿……

在那竹林中，蒋盈平百感交集。他竟不知不觉轻声哼唱起《锁麟囊》一剧中薛湘灵的一段“二黄三眼”转“快三眼”来：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突然传来一阵高音喇叭广播“最高指示”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不止一个方向，在他身后，肯定是学校楼边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在他前面、侧面，则估计是县城里和附近一家工厂里传出来的——几个“造反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开始新的一轮“战斗”了！

蒋盈平心里一紧，赶忙闭拢嘴唇，同时心底里涌出一种罪孽感，都什么岁月了，自己怎么竟还敢哼唱腐朽反动的“四旧”啊？！他下意识地朝四周望望，还好，毛竹蓊翳的山坡上，只有他一个人举伞踽踽独行……

他加快了脚步。他是要往童二孃家去，那里是他眼下惟一尚能得到温暖的地方……2

蒋盈平落生的时候，正是父亲蒋一水在海关当职员混得最好的阶段，家里的生活不仅富裕，而且相当讲排场，那时候家里雇了两个保姆，一个专管带他，另一个只管做饭洗衣打扫房间，兄弟姐妹们都长大以后，大家合看那时蒋盈平的照片，照片上的蒋盈平坐在一辆洋味十足的玩具汽车里，身穿漂亮的海军衫，白胖胖，娇憨憨，大家就都指戳着照片上的他批判说：“好一个资产阶级小少爷！”“温柔富贵乡的产物！”“整个儿一个‘多余人形象’！”“怎么好意思拿去给工人贫下中农看！”

但是父亲蒋一水究竟算不算得上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其实很难说。他是在家境中落乃至经济上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放弃协和医科大学的学业，而去报考海关当职员的，因为并无过硬的背景，所以考上的不是纯粹白领的坐写字楼的“内班”，而是更接近蓝领的在关口查验货物的“外班”，所以解放后定成分充其量不过定为一个旧职员而已。但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因为中国海关由帝国主义控制，有相对独立的体制，薪酬较高且较稳定，所以即使一个小小的“外班”职员，家中也能一度雇用两个保姆，生活水平确实大大超过一般的城市居民。但蒋盈平的大哥蒋盈农和二哥蒋盈工落生时和那以后的几年中，蒋一水开始还并未进入海关，后来又是试用期而未正式被录用，所以头两个儿子都没赶上蒋盈平这么好的“待遇”，而等妹妹蒋盈波和弟弟蒋盈海落生时，就逐渐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在重庆海关当职员的蒋一水尽管跟其他部门的职员比起来仍旧薪酬较高，家里的生活水准也远远降落在蒋盈平童年时代以下了。蒋盈平童年时代的那种“得天独厚”的娇养状态，对他一生的身心都埋下了许多特有的因素。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亲友的依赖性。

对亲友感情深挚，这本来是好事，但发展到成年后仍然不能将自我与亲友作必要的区分，不能将亲友之情控制在合适的程度之内，不能在必要时将这感情剥离或淡化，则就往往使亲友感到难堪，而蒋盈平自己则感到失落，失落感的积蓄往往又使他分外地感到孤独、寂寞、惘怅和凄凉，结果，又爆发为对亲友之情的新一轮渴求和追逐……

比如说，蒋盈平去看鞠琴他们文工团的演出，跑到后台去找鞠琴，鞠琴本是很高兴的，论起来他们不仅是蜀香中学的校友，因蒋盈波的关系鞠琴又认了蒋一水夫妇作干爹干妈，叫蒋盈平一声“小哥”不成问题，更欢迎他对演出说些赞扬的话提出些建设性的意见。但相貌上分明已经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的蒋盈平一见了鞠琴，便主动抓住她的双手，双脚连蹦，以一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式的语气尖声欢呼：“哎呀！太好啦！真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啊！……”惹得后台的人们都不禁侧目，鞠琴便只得从他粗大的手掌里退出自己的一双手，尴尬万分地说：“哪儿呀……唱得还不够好，你多给我们提意见吧……”而蒋盈平对鞠琴的不快竟浑然不觉……

再比如，表妹田月明早已“罗敷自有夫”，嫁给混血儿西人一两年了，蒋盈平却还总时不时地给田月明写些信，抬头便称“咪妹儿”，那是田月明父母即蒋盈平姑妈姑爹一度对田月明的昵称，蒋盈平小时候同田月明一处玩耍时这样叫她本不足怪，但人家已俨然西人之妻了，你还“咪妹儿”长“咪妹儿”短，合适吗？蒋盈平却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他在信尾还要署上“一起坐罐罐的小表哥”这样的字样，惹得西人有一回忍不住跟田月明吵了起来：“一起坐罐罐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么不要脸？！”田月明气得胸堵喉胀，费了好半天劲才跟西人解释清楚：他们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小时候曾住在一处，每晚在屋檐下坐成一排，往痰盂罐罐里撒尿拉屎，如此而已，蒋盈平这人不过是个长不大的儿童罢了。信里讲的无非都是些看了什么电影呀、什么演员演得极糟呀、什么插曲谱得极好呀之类的废话……西人毕竟也在蜀香中学里和田家、蒋家见过蒋盈平，细想他写信给田月明也确乎并无什么歹意，便不再追究，但心中毕竟厌恶，而蒋盈平久久不知……

蒋盈平上大学时，跟同班的同学倒不怎么交往，跟京剧社的同好那真是情同手足，他常把社里的同伴请到城里家中，也不管给操持饭菜的母亲增加了多少负担，随便就留下三个五个在家里吃饭，他是一点儿也不到厨房里帮忙，只是在客厅中同他们嬉笑欢谈，一会儿同“袖珍美男子”鲁羽一唱一和地奚落某个过气青衣，怪腔怪调怪模怪样地学那“沙嘶劈哑”的唱腔和已不能卧鱼的僵硬身段，一会又同专攻荀派花旦戏的詹德娟争论《红楼二尤》里一个唱段的处理，要么就跟范玉娥抬杠，范玉娥认为当时独自挑班的名须生奚啸伯的唱腔很有味道，他便用力撇嘴，偏说：“糟极了，凉白开！蚊子叫！”……有的男同学城里没有家，在吉祥、长安等剧场看完夜戏回不了北大，他就留他们在自己家过夜，一同跟他们在客厅地板上打地铺睡，睡下熄了灯还要唧唧咕咕、咯咯呵呵地笑，也不管里间屋的父母给吵得如何睡不安宁……更有一回把一同看完谭富英难得一露的《南天门》的何康和范玉娥都领回了家中，结果只得让母亲在里屋同范玉娥一起睡，烦请父亲到外屋睡小床，而他同何康打地铺，后来二哥蒋盈工知道了训了他一顿，他才噘着个嘴，答应以后不再带女同学来家里留宿……

毕业了，京剧社的骨干差不多都同届，大家分手时固然都有点依依不舍，但别人都不像蒋盈平那样，似乎京剧社是他的第二生命乃至他那惟一生命实体中的重要部分，他跟谁握别时都要泪湿衣襟……唱铜锤花脸的程雄是学地质地理的，自愿到青海省的地质勘探队去工作，他们那个专业分配得早，程雄先走一步，那时蒋盈平他们系的分配方案还没公布下来，蒋盈平到火车站为程雄送行，车还没开，蒋盈平便拉着程雄的手哭开了，程雄不禁有些吃惊——论交情他们处得确实相当不错，但似乎也犯不上这么个仿佛是生离死别的情景！程雄魁梧粗壮，蒋盈平站在他对面也并非娇小玲珑，更非女性，而且几天来不及刮胡子，分明也是个大骨架的黑胡子汉，却当着月台上那么多人，一副“执手相看泪眼”的做派，程雄心想你的真挚友情我领了，可千万别再让旁人看着当做笑话，便抽出手拍拍蒋盈平肩膀说：“伙计，这没有什么！没有不散的筵席，话说回来，也不是从此不摆筵席，咱们同台唱一出《二进宫》的机会早晚能有！”程雄和蒋盈平在京剧社里关系极好，但因为蒋盈平排的程派折子戏里几乎都没有花脸的角色，因此他俩竟从未在一出戏里搭档过，曾有过以程派唱法处理《二进宫》中李艳妃一角的计划，又因伴奏问题不能妥善解决而终成泡影……程雄说这话本意在让蒋盈平振作起来，乐观起来，谁知蒋盈平听了竟哽咽出声，爽性掏出一方手帕捂脸痛哭起来，程雄“嗐”了一声，摇摇头转身走了，蒋盈平擦完泪水擤完鼻涕抬眼一看，程雄已然离去，不禁发愣……独自走出车站时，心里又仿佛空无所依，又仿佛坠上了一块铅砣……

到了湘北那所县三中以后，除了上课、开会、劳动，蒋盈平就蜷缩在学校为他提供的楼角那间单人宿舍里给亲友写信，要么就用半导体收音机听电台播出的京剧节目。那间宿舍面积不算小，除了一张四季支着蚊帐的大木床而外，便只有一桌、一柜、两把椅子和一个脸盆架而已，显得空空落落，加以地面返潮，他不得不经常向总务处要些石灰来撒在床下屋角，屋子里总弥漫着一股石灰和霉菌交混的气味，夜深人静之时，他便简直寂寞得恨不能化为一只小小的潮虫，因为潮虫爬进墙缝里肯定比他这样一个人独处要温暖而充实得多……

县三中的校长、同事乃至工友，还有同学和一些同学的家长对他都很尊重，因为他来自北京，来自北大，人又温和，教课又认真，他同当地人在一般性交往上也从未感到过不快，但他没有也不想有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在那样一个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和身边的人建构起一种朋友的关系，当地人简直没有了解和喜欢京剧的人，他们也喜欢看戏乃至也偶尔唱几句戏，但那是与京剧差异颇大的花鼓戏。他谨慎地不让当地人知道他是个酷爱京剧青衣艺术又特别是程派青衣艺术的“怪人”，只是当一个人独处时，他才轻轻地哼唱起程腔，比如《春闺梦》中的“二六板”转“快板”：……细想往事心犹恨，生把鸳鸯两下分，终朝如醉还如病，苦依熏笼坐到明，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青，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

又比如《荒山泪》中的“西皮慢板”：……听三更真个到月明人静，猛听得窗儿外似有人行……忙移步隔花荫留神觑定，原来是秋风起扫叶之声……

兴浓时更把屋门闩紧，把一条旧床单披在肩上顺到臂上手中且当水袖，随着哼唱来几个身段，舞几回水袖。凡此种种，竟都从未被淳朴的当地人窥破。

一放寒暑假，蒋盈平便赶快动身返回北京，一回北京他便如同涸辙之鱼又被放回了江湖之中，除了同父母弟妹等共享了团聚之乐，他便轮流去寻访那些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的京剧社旧友，去得最多的是何康、范玉娥那两口子家里，他们必定留他吃饭，有时吃过中饭又聊又唱，不觉天晚，便又一起下面条吃晚饭……唱花旦也兼能唱青衣的詹德娟分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嫁了个丈夫是个并不喜欢京剧的处长，蒋盈平也跑到詹德娟家里去叙旧，詹德娟对他的接待很勉强，那位硬邦邦的丈夫更是表面礼貌而频频侧目，蒋盈平却直到第三次以后才看懂了人家的眼色，出得那家的门后却并不检讨自己的孟浪，而悲叹世上人情的淡薄……他也去找过黄绿青，黄绿青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远郊一个磷肥厂当装料工，当他下工后忽然发现蒋盈平找上门来时不禁惊愕莫名，尽管他相信蒋盈平的善良和直率，也感念蒋盈平的那份同窗和同好的情谊，但坎坷的遭遇已全然磨尽了他原有的活泼与诙谐，他早已不再看戏不再唱戏并且不再想戏，蒋盈平则对黄绿青大失所望，他是听说黄绿青摘了右派帽子才去找他的。他原以为他们在一起至少可以回忆一下《锁麟囊》里那薛湘灵和胡婆的对手戏，当时黄绿青以彩旦应工的胡婆（尽管还都只是排演而未正式上台彩演），该有多么风趣，多么逗哏啊！但已然全不见当日潇洒风姿的黄绿青却只是眯着鱼尾细碎的眼睛，一支接一支地抽劣质香烟，非常不情愿地接着他那些聊戏的话茬，眼睛还总往别处晃，似乎很怕别人听见他们那其实绝无半点政治内容的谈话……蒋盈平从黄绿青那里返城时，望见市内的万家灯火，心里萦绕着丝丝缕缕的哀愁……

惟有“袖珍美男子”鲁羽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变！他比蒋盈平晚一届，从化学系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制药厂当技术员，他依然是个大戏迷！依然是个圈内的名票！他陪着回京度假的蒋盈平一夜接一夜地看当时演出的京剧，又带他到一个区工人俱乐部组织的业余京剧队里去过瘾，那时候经费不足票友们无法彩排便搞些清唱，蒋盈平便也去客串清唱，记得一出《贺后骂殿》唱得好过瘾！要么他就到鲁羽家听京剧唱片，鲁羽家有自己的独门独院，保存有许多旧的百代公司录制的京剧唱片，四大名旦的，四大须生的，名武生杨小楼的，名丑萧长华的……全有，唉，真是听不够！而最最开心的是他同鲁羽两个一边喝着茶一边褒贬当时尚活着尚演出的那些个京剧名角，明明是当时极走红极被报刊推崇的某某演员，《戏剧报》用其剧装照登大封面的，鲁羽偏大声地用丑角腔调说：“糟！糟极了！整个儿一个潮糟糕！”逗得蒋盈平乐不可支，而鲁羽又偏认为当时已经既无扮相也无嗓子的筱翠花“好极了！极好！”又学着当时已然完全不能下蹲的昆曲名伶韩世昌如何扮演《游园惊梦》里的春香，如何用低粗的嗓音唱曲，但那又绝非讽刺，而是向蒋盈平展示韩世昌的魅力不但未减反而逾老弥增……蒋盈平不由得双脚跳着拍手高喊：“好啊！”……

有一年寒假，一天蒋盈平正在家里精读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忽然鲁羽慌慌张张地跑来找他，一见他劈面便说：“你怎么还在这儿没事人儿似的？大事不好了！”他忙问：“怎么？”鲁羽说：“程雄野外作业砸断了腿，在西宁那边住了一百天院，这几天才转回北京，还在医院里躺着哩！这下怕再上不了台了！”蒋盈平不禁惊愕：“你待怎讲？！”鲁羽便更大声地说：“程雄他瘸了！”

蒋盈平和鲁羽一块儿去到程雄所住的医院，蒋盈平想到程雄从此竟是个瘸子了，悲从中来，鼻子发酸，但他们刚进入住院部，便听见外科病室那边传来铜锤花脸瓮声瓮气的清唱声：蛟龙正在沙滩困，忽听春雷响一声，向前抓住袍和带，金殿之上打谗臣……

没错，是程雄在唱《大保国》！蒋盈平和鲁羽赶忙循声而去，在一间六个床位的病房里，程雄架着一支拐，正站在窗边为病友们清唱呢，还有旁边病室里一些能走动的病友也都围在那里聆听……

好友重逢，自然欣喜异常。程雄说他无比遗憾的并不是再难登台彩演铜锤花脸了，而是这个意外事故断送了他在地质勘探方面的事业前程，今后即便他康复得可以不必架拐而行，那也绝计无法重返山野了……鲁羽很快释然并同程雄说笑乃至耍起贫嘴，蒋盈平却不知何故心里头依旧酸酸的，总想流泪，以至程雄后来反从他们送去的一大兜水果中挑了一个最大的橘子递给他，拍拍他肩膀说：“伙计，咱们不要酸的要甜的！……”

再过了一年，蒋盈平的父亲蒋一水调到张家口一所解放军的军事学院任教，母亲随父亲而去，北京不再留窝，蒋盈平再逢寒暑假，回北京就很不方便了。但他也还回来过，或者住在已经工作的弟弟蒋盈海那里，或者住到已经结婚成家的妹妹蒋盈波那里，或者住到鲁羽家里，甚或住到小旅馆之中，他这才尝到无父母家可归的人生滋味，这才懂得无论兄弟姐妹或朋友对自己有多好，他们那里永远不可能替代父母的家，可以任自己无所顾忌地尽情尽兴地享用……亲友们都劝他抓紧找个对象结婚自己成个家。他总是红着脸急得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在那个鬼地方随便找个女人吗？可这边的女子，又有谁愿意嫁给我这么个户口和工作在那么个县三中的男人呢？”但其实他心里更惶恐的是，尽管年龄一年一年增长上去已到了不可轻易如实告人的数目，他心中所企慕所渴求的却并不是一个妻子一个家，而是一群能够随时同他看戏、唱戏、聊戏或同他能永远是一种“坐罐罐”状态双脚蹦状态咯咯笑状态的忘记了年龄忘记了性别的亲朋好友，他这条鱼必得放到这样一种水中方能活泼起来，快乐起来！

于是有一年暑假，他就应上海的亲戚七舅舅的邀请，去了上海，在那里得到了七舅舅一家及几位孃孃（就是姨妈）及他们的子女（就是他的姨表兄妹）的热情款待，那年暑假在北京园林局工作的表妹沈锡梅（其实跟他同年出生还比他大着月份，但他只把她当做表妹）也正好到上海探亲，沈锡梅的母亲即蒋盈平的孃孃，沈锡梅的弟弟沈锡松即蒋盈平的表弟，都一直在上海居住、工作；蒋盈平跟母系家族的这些亲戚们聚了二十多天，临到人家送他上火车返回湖南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而且竟至于忍不住有嚎啕之势，倒把包括沈锡梅在内的送行人都吓了一跳，大家忙问他究竟是怎么了？他哽噎着说：“你们……你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火车开走后，送行的人们不禁面面相觑，是呀，他是我们的亲戚，他来上海过暑假，我们当然应该对他好，我们对别的亲戚也一样地好啊，可他何至于就如此动感情，仿佛我们对他有什么不得了的恩德，仿佛大家这一别便是永诀，又仿佛他自己还是个没长大的儿童似的……倒是沈锡梅后来对他做了一个解释：“盈平是唱青衣的，那样的戏唱多了，自然感情比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细腻……我在北大看过他的戏……他是台上台下一个样地动真情啊……”

蒋盈平就这样以他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感情世界进入了1966年，那一年暑假之前北京就乱了，然后就波及到湖南，波及到县里，波及到县三中，他完全蒙了……

好在蒋盈平一非“当权派”，二非地富反坏右，三无民愤，因而尽管“破四旧”和“革命造反”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都没有冲击到他，更因当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脑简单，以一种简单的推理——毛主席亲自肯定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是北大聂元梓他们写的，蒋盈平是北大来的，因而蒋盈平自然是好的——把蒋盈平视为战友，任蒋盈平逍遥自在，倘不是蒋盈平自己不仅毫无政治野心，更一贯在政治上胆小怕事、退避三舍，那他如果趁势跳蹿一番，也还很可以另外演出一些威武雄壮的戏剧的……

蒋盈平在学校已然停课闹革命，并且学生们乃至一些“革命教师”都随“大串联”之风奔向各地特别是奔向北京时，反倒哪儿也没有去，因为他陆续接到了亲友们的一些来信，对于他来说，他觉得实在已经无处可去……父母那边来信，说军事学院里也“燃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我们也都积极投入，争取在革命的烈火中经受考验，炼成真金”，那当然不好去探望；北京的二哥蒋盈工（他刚结婚不久）来信说：“我们设计院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十分空泛，末尾只是大大地写出了两个字：“勿念。”弟弟蒋盈海来信里引满了毛主席语录，也一样全然不着他自己具体情况的边际，妹妹蒋盈波的来信倒还谈的都是她家的琐事：她生下了个小女儿，取名飒飒；请了个保姆，四川人，还好，只是年纪大些……蒋盈平知道这种时候去北京无论住在他们哪位那里，都不方便……老朋友们自从夏天以后都再无信来，他一连给鲁羽写了三封信，只问当年京剧社诸位友人的消息，一贯回信最勤的鲁羽却仿佛消失在了云天之外，无片纸只言的反馈……

就这样在那小小的角落里混过了秋天，又进入了冬天……亏得还有个童二孃，有她那一家人，能使蒋盈平脆弱的心，得以在乱世中得到一些金贵的慰藉……3

那是1966年春天，清明节的时候，当地人非常重视那个日子，田野里凡有树丛的地方必有些坟头，在那个日子里坟头边必有些烧完和没烧完的纸钱在风中舞动……心情忧郁的蒋盈平在田野中散步时，非常偶然地从一个坟头前的石碑上看到了一个已亡故的妇人的名字：蒋一浣。他不禁心中一动，父亲早就说过，蒋家最重视名字中的排行，父亲这一辈都排“一”字，而且最后一个字无论男女都必带水字，这位蒋一浣，难道是父亲一辈的人吗？她怎么会嫁到了这个地方，并死在了这个地方呢？难道她竟是自己一位已然仙逝的姑母？自己的亲姑母尽管只有一个，但堂姑母、从堂姑母，那就恐怕连父亲也记不全了……

带着这样的疑惑，蒋盈平开始向学校里的同事们打探，结果三问两查的，竟果然查明了，那蒋一浣确是从自己祖籍那边嫁到这湘北来的！她的丈夫还在，还有已成年的子女——那可是自己的表亲啊！他找到了那姑父家，姑父是县里水利局的一个干部，见到他同他叙起来，证实那蒋一浣真是他父亲的一位从堂妹，他高兴得双脚蹦了起来，握住那姑父的手便想流泪——他在这穷乡僻壤中竟找到至亲骨肉了！他是多么幸运啊！

那姓童的姑父对于他的出现也非常高兴，特别是知道了他来自北京，毕业自北大，而他的父母又都在部队的军事学院里头，哥哥弟弟妹妹又都在北京工作，这都很让人感到光彩，足可引为自豪。但当他热烈地要求到姑父家中去认表兄表妹时，那姑父脸上却现出了为难的表情……

原来蒋一浣姑母去世不久，姑父便又再婚，而且蒋一浣并没有生育，现在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续弦妻子生的，所以细算起来，那么这些人在血缘上，都同蒋盈平没有丝毫的关系……

童姑父向蒋盈平说明了真相以后，蒋盈平心中恍若火盆上落下了冰块，但童姑父还是请他去家中做客，他也便去了。谁知一去，那给童姑父续弦的姑妈一见了蒋盈平，没说上几番话，便怜惜上了他，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留他吃饭，边往他碗里夹肉边大声地说：“细算么子血缘哟！你就不认他姑父我也要当你的姑妈，你也莫叫我姑妈，这边街坊邻里都叫我童二孃，你就也叫我童二孃罢咧！”又对她丈夫说：“你不把他看做亲侄儿，我只当他是亲外甥！”又让都已参加工作但未成亲的儿子、闺女都喊他“表哥”，蒋盈平感动得嗓子眼发热。从此，他在那穷乡僻壤不再孤单，他有了一家亲戚，而且那一家亲戚是以童二孃为本位的！

蒋盈平把与童二孃相认的动人场景写成很长的信，寄给父母，寄给兄弟和妹妹，并且寄给田月明和沈锡梅两位表妹，他要他们也从各自的方位上认这位童二孃，请求他们都给她写信……反应出乎他意料地冷淡，父母来信只说蒋一浣姑母既然早已过世，在那么个地方有童二孃照应也好，只是也别太过多地麻烦人家；兄弟和妹妹给他的回信中只说别的，竟仿佛都忘记了他所报告的这一亲情消息；田月明没有回信，沈锡梅回了信，却明确告诉他：“我实在不好同那位童二孃联络，因为我们之间实在找不出话来说，请你原谅。”“文革”的风暴起来以后，同父母兄弟妹妹及原京剧社同仁等方面都疏离了联系，蒋盈平对童二孃一家的情感依托愈加紧密，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乱作一团。他便三天两头跑到童二孃家去待着，即便童二孃等人对他并没有多少话好说，但他们容他斜靠在竹躺椅上，摇着蒲扇听广播——他自然仍是听戏。那时所播的自然全是“革命现代戏”（“样板戏”的提法后来才出现），他觉得有的唱段声腔设计得不错，比如《六号门》一剧中胡二妻这一角色便由林玉梅用程腔演唱。“反二黄慢板”“自那日东货场飞来祸变……”十分幽咽婉转，引他随着暗吟——而且总是热情地留他吃饭，尽管街巷里的高音喇叭不时地狂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童二孃在那样一种环境中给他备下的饭菜仍然丰盛而可口；童姑父在单位里既非当权派亦非“反动权威”，也不积极参与“造反”，所以家里气氛较外面松弛许多，表弟和表妹也都老实巴交，偶尔在饭桌上传达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或互相展开一些争论，也都绝不真正影响蒋盈平的食欲……

因此，当那个淫雨绵绵的午后，蒋盈平举着柿油纸伞，翻过那座竹林蓊翳的小山坡，去往镇子边缘上的童二孃家时，他不禁又一次在心里深深地庆慰：总算在这里有一位慈蔼的童二孃，有一个小小的避风港……他在心底里哼出一句自创的程腔：这也是吉人自有天相……

翻过坡顶，走完“之”字形的下坡梯，竹林已尽，是一片菜地，穿过那菜地间的小径，便到了镇尾，从几家住户的后墙转过去，便是镇上的小街，小街的大榕树下有一条短短的小巷，小巷里便是童二孃家。

蒋盈平发觉雨已然停了，便收拢了雨伞。他转到了小街上，陡然发觉街上聚集着一些人，神色都颇异常，再一细看，大榕树下，巷口那里，似乎有一群“造反派”正在揪斗什么“牛鬼蛇神”；这类景象近几个月里他已经见惯，本不足吃惊的，然而在闹闹嚷嚷的批判声、喝问声和口号声中，他听出来那被批斗的人似乎是……他再定睛一看，哎呀！被揪出来批斗的竟是童二孃！她头上被扣了一个剜去内瓤的西瓜皮，一些红色的西瓜汁流淌在她的脸上。她脖子上被吊了一个大牌子，写着她的名字，并且有一行宣布她反动身份的判决“逃亡地主反革命臭婆娘”，又总的给划上了个大红叉……蒋盈平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态吓蒙了，那边的童二孃在“造反派”的威势中瑟瑟发抖，他在一群稍远的旁观者中也瑟瑟发抖——只是旁人都没有注意他罢了，他不禁出声自问也似的问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身边一个听到他提问的人便告诉他：“是那童二孃家乡的人，出来串联，顺便把她揪了出来，说是要遣送回原籍哩！”他只觉得眼发黑，腿发软……4

在那间阴冷潮湿、弥漫着石灰和霉菌气味的宿舍里，蒋盈平蜷缩在黏乎乎的蚊帐中，偷偷哭泣了好久。

他为童二孃的被揪出所刺激，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躲进自己的宿舍，缩进发霉的蚊帐，掩住嘴哭……

他哭，倒并不完全是因为童二孃的遭难，甚至主要并不是为这个……

他哭，是因为恐怖，他觉得有一只无处不在的、钢铁般的毫不留情的巨手，君临于这个世界，并直接笼罩于他的生活，竟使得他这绝对不妨碍他人、无碍于任何势力、不过是学过一点俄语、爱唱一点京剧中程派青衣腔调的渺小不堪弱者，也终于找不到一隙躲避之地……

他哭，是因为失却了自我，他模糊地意识到，自己所恐惧的那只巨手，恰代表着革命与正义，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代表着不容置辩的真理。因而，他的恐惧便是反动，便是罪恶，便是秽行……他应不应该自伐、自首、自裁？如果应该，他又没有勇气……

他哭，是因为感到遭到欺骗，童二孃为什么要欺骗他，不早向他坦白自己是个逃亡的地主婆？童姑父为什么要欺骗他，不早向他交底？他把自己的满腔感情都给了他们，他们何以不早说实话？……当然，那所谓“逃亡地主婆”的帽子，也许是“造反派”们瞎扣的。这类事他见得多了，但那些“造反派”又为什么偏偏要把这顶吓人的帽子扣到对他至关要紧的童二孃头上？……究竟谁欺骗了他？童二孃一家还是“造反派”？反正，生活欺骗了他，骗取了他纯真的、孩童般的亲情……

他哭，是因为深深地孤独，深深地寂寞，因为孤苦无告……父母兄弟妹妹，乃至其他亲戚，都远在千里之外，昔日京剧社的好友们，竟已一连多月消息全无，他满腔的幽怨，向谁诉说？他心中的空虚，谁给填补？……

他哭，是因为他看不起自己，他这一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铭心刻骨地意识到，他那脆弱、纤秀、纯净的灵魂，却偏偏装在了一个硬邦邦、粗夯夯、脏兮兮的躯壳中。而且，比如说他这样偷偷地饮泣，也与他现在已有的年龄全然不相称。他不仅不是十几岁的少年人了，他甚至也不是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他可是三十好几，胡子拉碴的大老爷们儿了……

蒋盈平就那么一直哭到天完全黑净。这场尽兴的哭泣，最终使他从紧张状态里松快了下来，他感到有些渴，有些饿，他从帐子里钻了出来，去门边拉亮了电灯。尽管电灯光是昏黄的，因为长时间呆在了黑暗里，那灯光仍然使他觉得灿然，觉得温暖，就在他心理上感到一种平复的暂时性快意，并打算冲一点奶粉来喝、吃一点土饼干时，一低头之间，他发现门边地上有一封信。显然，是从门外面通过门缝塞进来的——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并不奇怪，何况这些天他总问收发室的马师傅：“有没有我的信？”人家总充满歉意地向他摇头、摆手，所以今天忽然有信来，人家便主动塞进他宿舍的门缝，这也是一番好意……

蒋盈平本能地拾起那封信，信皱皱巴巴的，邮票歪贴着，应写明寄信人地址姓名的位置上只有“内详”二字；他急不可待地撕开信封，掏出信纸，抖开，凑到电灯下，只见上面写着：盈平：想见你。盼你12月13日（星期二）下午五点钟，到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桥北东人行道桥栏边会我。你想不想去，能不能去，我不管，反正我那时候在那里等你，苦等。一切见面说！程雄1966年12月5日

是程雄！天哪，程雄！蒋盈平的眼珠本能地晃向粘在墙上的一张大年历，现在离程雄所规定的时间，还有三天，赶到武汉完全来得及！程雄一定是大串联到了武汉……蒋盈平仔细检验信封上的邮戳，那信确实寄自武汉，好久好久没接到程雄的信了，并且好久好久根本没有他的消息。现在，好，程雄出来串联，并且想到他了，又那么情真意切地约他去武汉见面，他能不去吗？他想去、能去！没有问题！12月13日星期二下午五点钟，在武汉长江大桥公路桥桥北东人行道桥栏边相会！

蒋盈平顿时感到浑身翻涌着暖流。

他竟然又哭了！

第七章

你有点犹豫。

不止一点。

然而犹豫的缰绳没有勒住你，你终于还是去了王府饭店。

王府饭店！

五星级毕竟是五星级。大堂里的人造瀑布气势非凡。映入眼帘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声或无声地宣布着这里的第一流属性。

第一流。上流。

仿佛是因为太过于上流了，所以要在大堂里布置一个分层跌落的人造瀑布——展示“水往低处流”这一最单纯的真理。真的，这里如果设置一个喷泉，反倒败兴了。

约你到香槟厅，吃法式西餐。还约了胥保罗。老同学聚会。

弹指三十五年！2

你去，是因为你还记得，那时候，还仅止是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你就做着缤纷斑斓的文学梦；并且有一天，放学后去到年虔祈和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大院，你和胥保罗玩得很好，平时总在胥保罗家呆着，不知怎么搞的那天你从胥保罗家出来，偶然地去了年虔祈家，你和年虔祈关系很一般，可就在那里，你宣布说，你将来要写一本书，一本很厚的小说，年虔祈就问你，那小说什么名儿，你就告诉他，叫做《阿姐》。

年虔祈当时听了，似乎感到很无味。你们就没有再聊下去。后来你同年虔祈再没提起，他也再没问过。初中毕业后，你就跟年虔祈断了来往。你跟胥保罗上了同一个高中，后来你断断续续地同胥保罗保持着联系，但奇怪的是你至今没有跟胥保罗提起，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小说，叫做《阿姐》。

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你常常不知道为什么。不为什么，结果说出了什么，做下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想为什么，往往又说不出来，做不出来，什么也没留下。这是为什么？3

年虔祈从美国回来。他到美国已经十八年了。他现在是个美国人。就是说他已正式加入了美国籍。他是一个外宾。

年虔祈在旧金山，也就是三藩市，也就是圣·弗朗西斯柯，定居。他做生意。他是一个美国商人。他赚这边的钱。当然，他的商业活动也给这边带来好处。他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他从四年前开始回国，到这一次累计已是第九次。

他回到过母校。那里的校长、教导主任、老教师和新教师，还有团干部，热烈地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激动人心地接待了他，把他介绍给今日的中学生。他也回到过昔日居住过的地方。那个他和胥保罗都住过的大院早已拆掉，现在那里是两排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盖成的居民楼，也还有昔日的邻居，他受到了现今居委会和一些老邻居及新居民的欢迎，热烈程度稍逊于母校，但也充满了令人难忘的细节。他也回到过赴美以前工作过的那个单位，原有的头头脑脑差不多都换光了，却仍有不少往日的同事还在那里上班开会领工资报销出差费用，他受到了一般性的欢迎，但关于他的出国、发财、荣归，那单位里的人私下里流传着比母校、故居更多的故事与评论。

他来中国，当然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他的商务上，他同不下三十个这样那样的机构、部门、单位之间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四年里九次来中国，直至这最后一次，在这边人的嘴里眼里心里，他一忽儿被当做华侨，一忽儿被赞誉地称为“海外赤子”，一忽儿又被同情地称为“海外游子”，还有几回被称作“海外爱国人士”。有一回则被郑重地冠以“美国北京人”头衔，当然更常常被定性为“美籍华人”，又因为他是继承叔父遗产而去的，所以还被称为“华裔美国人”，再加上他现在的妻子是从台湾去的，所以他有时又被视为台胞台属。有一次还被称为“旅美爱国人士”，但在宴席上拍着他肩膀亲昵地跟他论“咱们中国人”的更大有人在。

但是，尽管年虔祈在美国还确实不能从心理上同非少数民族的白种美国人完全认同，一旦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在中国人面前，他却充满了洋溢于全身心的意识，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尽纳税义务的公民。4

年虔祈很容易地打听到了你家中的电话号码。要不是你帮忙，年虔祈找不到胥保罗。你现在出名了。胥保罗仍默默无闻。年虔祈承认，他其实更急于见到胥保罗。他同胥保罗当年不仅是同学、邻居，还是教友。“胥保罗怎么样？”

胥保罗还没有到。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胥保罗还没出现。年虔祈先给他自己和你点了饮品，他喝人头马白兰地，加冰块，你喝他介绍给你的一种粉红色的开胃酒，他用法文称呼那酒的名字，说得很快，你没听清，也不好意思再问。

开胃酒很好喝。淡甜，有一点辣味，通过喉咙时有一种抚摸天鹅绒般的感觉。

胥保罗怎么样？

无从说起。

你望着年虔祈，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他仿佛并没有什么变化，他当年就那么个高个子，那么个大脸庞，那么个大鼻子，两条眉毛离得就那么远，两只眼睛就那么有点往下撇“八”字，眼神就那么老成……尽管他穿着一身昂贵的西装，还洒了香水，但你还是总觉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陈旧的呢子大衣的气味，一种樟脑丸和霉菌混合而成的气味。少年时代的那一天你在他家跟他说你要写一本厚厚的小说名儿打算叫《阿姐》时，他穿着一件父辈留下的旧人字呢大衣，那大衣上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弥散到今天……

你想跟他细细地说说胥保罗。但是无论他，还是你，都没有那份时间。也许胥保罗来了，自己会说。但很可能胥保罗只会很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我很好，我很热爱我现在的教学工作。”

你在想：年虔祈从什么时候同胥保罗失去联系的？

那有许多年了。一定是当年虔祈一家从那个大院里搬出去以后，他们就再无联系了。

那以后，直到年虔祈到美国去之前，还有好多年，找到胥保罗并不困难，但年虔祈没有找，甚至没有打听。那很自然。现在年虔祈第九次从美国回北京，商务大昌的余暇，忽想以与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的聚会调剂一下神经，也很自然。“胥保罗怎么样？”5

应该出名的是胥保罗，而不是你。

早在十六岁的时候，胥保罗就能在钢琴上弹奏莫扎特、李斯特的复杂的奏鸣曲，他并且在当年全市中学生业余文艺创作会演中，因演奏自己作曲的《麻雀之歌》而获得过一等奖。

也就在那个时候，胥保罗便能在单杠上和双杠上完成许多惊险而优美的动作，他一度是区业余体校体操队中的佼佼者，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的体操比赛中获得过全能第三和双杠冠军。

一到冬天，溜冰场上便闪动着胥保罗的影子，他总爱穿一件红毛线衣，一条劳动布细腿裤，头上罩一顶黑色的绒线帽，脚上蹬一双球刀，一忽儿跟穿跑刀的人一起跑大圈赛速度，一忽儿跟穿花样刀的人一起在场心舞8字旋转跳金鸡独立，一忽儿又操起冰球棍到球赛区追堵奔射……

在课堂上，胥保罗显示出超凡的数学头脑，他心算的能力极强，考试几乎总是轻而易举地便得个一百，每学期发下数学课本，他不等老师开讲，几天里便翻阅完一遍，几周内便自己演算完所有习题。以至于当年轻的老师在讲授例题出现了困难时，便只好求助于他，请他到黑板前分步解说，他倒比老师更能让同学们明白那其中的诀窍；后来他就自己找高年级的数学课本来自学，到初三毕业的时候，他已经把高中的数学全自修完了……

但是，胥保罗从初中起就一直遇到麻烦。

生物课一开头讲的是植物学，后来讲到动物学，再后来就讲到从猿到人，记得生物老师刚讲完从猿到人的头一堂课，下课铃响过生物老师还没离开讲台，胥保罗就走过去很真诚地对生物老师说：“人怎么会是猿猴变的呢？人是上帝造的呀！”

一些同学围了过去，你也在其中。你记得，生物老师一开头以为胥保罗是故意调皮，不屑理他，一些同学也随即发出了笑声，但胥保罗一脸严肃，他竟以一种要同生物老师辩论的口气说：“上帝造了猿猴也造了人，上帝造人是先造了男人，叫亚当，后来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叫夏娃……这都是有根据的！猿猴变人的根据在哪里呢？”生物老师气得目瞪口呆。

你不记得详细的情形了，总之，生物老师把这事及时地汇报给了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

胥保罗因此在你和许多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之后，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申请，却长时间地不被批准。

胥保罗的父亲是个牧师。

那时候你不懂得什么是牧师。你去胥保罗家，见到过他父亲，他父亲同别的成年男人没有什么两样，相貌体态没什么两样，在家里的穿着也没什么两样，他父亲也同你说过话，你觉得跟自己父亲和自己父亲的那些朋友同你说话也没什么两样，你不记得他父亲跟你说过什么上帝造人一类的话，他说的也无非是应当好好学习，应当饭前洗手，应当积极要求进步，应当当天的事当天做完，诸如此类的一些话。

胥保罗家里的墙壁上挂没挂过十字架？你不记得了，也许挂过，但你那时候不注意别人家墙上挂了些什么。你只记得有一回注意到胥保罗家的书架上，有两三排好大好厚封皮儿好精致书脊上的外国字烫成金颜色的好漂亮的外国书，你问：“俄文的吧？”因为那时候最流行俄文，也搭上你哥哥正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深造，但是胥保罗告诉你：“不是俄文，也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是罗马文。”当时你不禁一愣。什么是罗马文呢？你意识到胥保罗的父亲懂罗马文。那是你头一回感觉到他父亲跟别的成年人有所不同。一种古怪的、令人不放心的不同。

那时候你同胥保罗为什么合得来、总一处玩？你常去他家，他也来过你家，什么东西把你们粘在一起？你至今不能作理性回答。你不会弹钢琴，也不练体操，溜冰溜得很蹩脚，数学更是学起来费劲，而你所爱好的文学胥保罗则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他语文课上经常打瞌睡，写起作文来仿佛骆驼被逼着穿过针眼，直到高中的时候，他仍然没读过《水浒传》，并且也不读那时候很流行的外国小说，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全不读，也不怎么喜欢看电影和话剧。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可你们两个偏合得来，一块儿玩，为什么？

难道仅仅是一种命运的偶然？难道那仅仅是因为命运之神，要你亲眼目睹和感受胥保罗的不幸与幸、不变与变？

初中毕业时，你们的总成绩都达到了被保送到高中的标准，你们填写了同样的志愿单，志愿单上的头一个志愿学校没有录取你也没有录取他，第二个志愿学校同时录取了你们。这样你们就又继续同窗。

上到高中的胥保罗早就皈依了从猿到人的科学观念。他甚至比你还要更积极、更迫切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记得高一上完的暑假期间，你因为总想跟从东北农学院回来度假的阿姐，还有也正放假的小哥和恰巧从外地出差来北京的二哥一起在家里玩和一起外出游览，就很不想参加班上团支部组织的“团课学习活动”，胥保罗却不仅自己报名参加，还非拽上你，你有时候该去的时候不去，他就生你的气，还找到你家里，批评你，动员你，下一回就干脆一早赶到你家，拉着你一起去……

那时候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一个皮肤黝黑长相不佳的女同学，一笑便露出大块粉红色的牙龈，一严肃便鼻子皮起皱，但是大家都知道她父亲是某一个文化部门的级别很高的领导，她母亲则是一个著名的话剧演员——不是舒绣文那样的出身经历可疑的演员，而是，据团支部书记自己说，是一个爱惜自身形象，只演工、农、兵的革命演员，实际上也确是那样，从1950年到1965年十五年间她只演过三个戏，一个戏里演先进的纺纱工，一个戏里演农村的女干部，再一个戏里演红军中的女政委。团支部书记不姓父亲的姓而姓母亲的姓，她经常谈起母亲而讳谈父亲，这都更让同学们感到她父亲的非同寻常。团支部书记叫黎曙霞。“团课学习活动”的主要环节，是大家在教室里围成一圈，对照团课里所讲到的革命道理，检查自己的不足。胥保罗总是非常认真地作那样的检查。但黎曙霞一听胥保罗开口发言，便鼻子皮起皱，仿佛在警惕一只飞得越来越近的苍蝇，有一回没等胥保罗说完，便截断他说——“不要绕来绕去的，要向组织上交出真心。比如说，你为什么要作一首《麻雀之歌》的钢琴曲子，还跑到大庭广众当中去弹奏？你为什么不歌颂雄鹰，不歌颂和平鸽，而要歌颂麻雀？”

胥保罗非常狼狈，他鼻子皮绷得苍白，嗫嚅地说：“我早就不弹了呀……”

黎曙霞便冷笑着，露出粉红的牙龈，环顾着会场上我们其他的“争取入团积极分子”说：“不要以为组织上不知道，从前的事，家里的事，社会上的事，组织上都一清二楚！”

你不记得胥保罗是怎么检查自己竟然丧心病狂地歌颂麻雀的，也不记得黎曙霞及其他团员和积极分子是怎么帮助他认识那一罪恶的，幸好那时候麻雀还未正式列入到与苍蝇、蚊子、老鼠并列的“四害”之中，还没到1958年“全民歼灭麻雀”的时候，否则，胥保罗恐怕更难蒙混过关，但你记得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好不自在，因为，胥保罗初中时候参加市里文艺会演，自编自弹《麻雀之歌》的事，是你对黎曙霞讲的，你当时不但不以为那是罪恶而是当做一桩趣事，随随便便讲出来的……

你记得事后胥保罗对你说：“向组织上汇报是靠拢组织的表现，你做得对，你一定比我更早地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但你一直没有获得那份光荣。胥保罗更没门儿。奇怪的是胥保罗越没门儿越玩命儿地靠拢团组织，他每周周末都主动向黎曙霞递上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你注意到，黎曙霞每回接过那份汇报时鼻子皮都起皱。

后来就发生了一桩你至今想来仍感到惊心动魄的“厕所事件”。

那一天课后你同胥保罗在操场打完球，一同到教学楼里上厕所撒尿，厕所挺新式的，小便池镶着白瓷砖，上头安着刷有银粉的自来水管，自来水管上有许多小孔，往白瓷砖上喷淋着水丝，以随时冲掉尿池里的尿液。你同胥保罗在那里撒尿时，学校里负责思想教育工作的教导主任王老师，也正好去撒尿。那天胥保罗那泡尿又多又冲，你撒完了等着他，他撒完了系好裤扣你们才一起出了厕所。

谁知刚出厕所就听见一声严厉的呼叫：“胥保罗！”

胥保罗一愣。你也一惊。

原来王老师出了厕所并没有离去，他在外面等着你们出去。“胥保罗，你干了什么？！”王老师的眼光透过眼镜片，射击般地钉到胥保罗脸上。

胥保罗半张着嘴，蒙了。“你呢？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他干什么了吗？”王老师又把眼光移到你身上，还好，和缓多了，不像射击，只像扫描。王老师好像并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慌得不得了。想哭。你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王老师又把眼光移回胥保罗脸上，宣判般地说：“你破坏公共财物！你故意把尿高射到自来水管子上，腐蚀那管子！你心理阴暗，你思想很成问题！”

你费了好大劲才弄懂那一指控。

胥保罗脸色煞白。“你看见了，对不对？你可以作证！”王老师又对你说。

你的脸色如何？一定也很难看。你心里更慌。说实在的你不记得看见了什么，你不知道该作什么证如何作证。“你去吧！”王老师一摆手，把你发落了，却厉声地对胥保罗说，“跟我去办公室！”

胥保罗跟在王老师身后走了。

你感到恐怖，却又感到一种意外的安全，你依稀记得自己也曾在撒尿时把尿线高扬，下意识地去射溅喷水线的自来水管，但王老师只着意于胥保罗的行为思想，而对你毫无兴趣。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清楚胥保罗去了王老师办公室以后的情况。后来也没有人找你去作证。那以后你仍然同胥保罗一起复习功课一起玩耍，你也没有主动问他。

后来就到了1958年，开展了全民围剿麻雀的战役，有一天北京市全民动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集体出动，用敲锣打鼓敲盆打罐等等办法发出不间断的骚扰性噪音，让空中的麻雀被惊吓得无处可以落脚休憩，便只能在飞累后跌落到地上心力衰竭而死——你们学校的师生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即紫禁城的城墙围子上去敲锣打鼓，你们班分到的是西华门附近的一段城墙，那真是令人兴奋的事，那真是人生中难得的经历，你记得那天你们在那段城墙上亲眼见到空中不时落下被惊吓劳累而死的飞鸟——不止有麻雀，也有乌鸦和喜鹊，以及别的叫不出名儿的鸟儿，每落下一只飞鸟，黎曙霞就带领你们发出一阵欢呼，谁让这些飞鸟偷吃公社田地里的粮食呢？它们是罪有应得！——不过这是后话。且说黎曙霞在宣讲完消灭麻雀的重大意义之后作具体布置时，她念完了每一个灭雀小组的组长和组员的名单后，胥保罗举手提问说：“我呢？我在哪一组？哪一个地段？”同学们都扭头看他，又都扭头望着黎曙霞。黎曙霞先冷笑一下，露出粉红色的牙龈，又面色极为严肃，皱起鼻子上的皮，对胥保罗说：“你呀，你家里呆着吧！”

你记得，当时你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你被指定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你就去跟黎曙霞说：“让胥保罗到我们这个组吧！他可以负责统计掉下来的麻雀的数目！”黎曙霞瞥了你一眼，不理你，管自和别的同学讲话去了；你看见胥保罗去求班主任老师，可那位面团团的班主任老师搓着手说：“这事团支部负责……”你知道那位班主任老师不是共产党员，凡带有政治性色彩的事他都不管，交给黎曙霞掌握，班上所有同学都知道黎曙霞是真正有权的人物。

你不记得灭雀大战那天见没见到过胥保罗，更不知道那天胥保罗是不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呆在了家里，你心里掠过一种当时尚不能完全消化的人世悲哀，你意识到胥保罗的不幸全肇始于他几年前自编自弹的那首《麻雀之歌》。那时候麻雀并没有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所以还给他发了奖，但现在情况变化了……敌人似乎越来越多，那个头几年常到你家去的阿姐小哥他们的老同学崩龙珍，不也变成了一个敌人吗？

后来，到高三快毕业的时候，有一阵你爸爸出差在外，你妈妈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到外地去了也不在家，你一个人在家里到了晚上就有点害怕，因此把胥保罗找来陪着你住，你记得有一晚——不是刚来的那一晚也不是最后一晚——胥保罗对你讲了这样的话：“我知道黎曙霞为什么对我这样，知道她跟王老师讲了所以王老师对我那样……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吧？我爸爸，他三年前就划了右派，两年前又因为不认错，表现不好，送去劳动改造了，直到现在表现也不好。我妈一个月去看他一回，我跟他划清界限了，我不去看他，现在我恨他，他对我的毒害太深了！他从小给我灌输《圣经》里讲的那些个东西，所以我初中的时候糊涂到去跟生物老师辩论，出了大丑！现在我诚心诚意地信仰唯物辩证法，拥护社会主义，渴望入团、入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真的！他们不相信，你要相信才对！你知道我把自己改造成这样是很不容易的！我恨自己编过弹过《麻雀之歌》，那时候，只觉得麻雀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命，以为用一种灵动谐谑的旋律表现麻雀的欢快，可以构成一种美，现在真认识到错了！生命是具体的，而不可能是抽象的，不是革命的、进步的生命，就是反动的、腐朽的生命！黎曙霞让我好好检查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我一直在努力……你也要注意啊！你那么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很危险！让咱们共勉吧，看谁先改造好思想，先加入共青团……”

当时你很感动，真感动，所以你记住了他这一番话。他说这些话时很真诚，也很痛苦。那一晚月光很好，银色的月光从窗外透过马樱花树的枝桠泻下来，铺到你们合睡的大床上，又用树杈的阴影给罩上了一张网，你记得那月光，那“网”，月光和“网”都可以作证，你们当时是两个真诚而苦闷的少年！6“中国人怎么老不准时？”

年虔祈看看腕上的超薄永不磨损型拱形金表，问。

你心里想：难道年先生就不是中国人了吗？接着又憬悟：确实，对面的年先生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你望着他，他呷一口白兰地，望着你，微笑。你意识到对面的这位美国人绝无半点讥讽、挑衅之意，他是很自然地说出这句话的。的确，离约定的时间已过去十七分钟，胥保罗怎么还不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不如他们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商人遵守时间……但胥保罗其实是应该守时的，他是一个铃响后必须进入教室授课的教师啊！

你觉得又仿佛嗅到了一种旧呢子大衣上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不知道为什么，即使年已经是美国人了，你还总感到飘过来这样一种气味。“也许他来了，但找不到这个香槟厅，我出去迎他一下。”

你就去迎胥保罗。

果然，胥保罗来了，在大堂里呆头呆脑地张望，正如所料他找不到所约定的具体场所。

你在滚梯上就看见了胥保罗。他没有发胖，身材看上去比当年略矮了一些，腰板也还挺拔，穿着一身大概是平日轻易不穿的西装，还系着领带，但浑身显露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土气——显然他是头一回走进这金碧辉煌的王府饭店，也许他连其他那些三星四星的大饭店也都没有进去过，他被包围着他的彻头彻尾西方化而且是西方的上层社会化的景象震慑住了，可以估计出来他已经乘滚梯去过上面一层也下过底下一层，但他没有找到香槟厅；又可以估计出来他羞于开口向那些穿着西方式号服的侍应生询问……

你一望见胥保罗，望见他那一头全然灰白了的头发，望见他那老远便能看出皱纹的面孔，便不由得鼻子一酸……

你和胥保罗高中毕业时都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填写了一连串各自所向往的高等学府，你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机械系……

你们考得都不错。有标准答案，可以自己核对，自己估算得分，即使尽量保守，打折扣，往少算，那也还可以乐观。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你考上的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师范学院，这倒还不离奇，离奇的是胥保罗接到的是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的录取通知书——他报的是理工科，参加的理工科的考试，而且考分绝对不低，但却不被任何一所志愿表上所填写的或未填写的理工科大学或专业录取，他从小就最不喜欢语文，最不擅长语文，却偏偏分配他去学语文，并安排他以后去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教语文！

后来你们都搞清楚了，你未能考上第一或第二或第三志愿，胥保罗未考上所有的志愿乃至完全被转移了学科走向，确实不是因为考分的问题，不是因为身体条件的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操行评语，那报名表上所附的评语不是班主任拟定的，而是由团支部书记黎曙霞填写的，录取者看了那令人咋舌的评语还录取你，并且终于还录取了胥保罗，应当说已相当地宽宏大量。再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师范学院总招不满，而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科，就更不得不从理工科中因操行评语不好而被淘汰掉的考生中，再找补回一些考分确实很高身体又健康的来填补空缺……

黎曙霞给你和胥保罗填写的加盖了学校公章的操行评语，就这样决定了你们一生中后来的走向。不知当她填写那评语时是冷笑着露出了粉红的牙龈，还是严肃得鼻子皮起皱。

……上师范学院后你同胥保罗，以及其他中学时代的同学都不再来往。后来你到一所中学当了语文教师。你渐渐从教师这平凡的岗位上获得了生活的动力和内心的满足，后来你不仅适应而且喜欢上了这一职业……到“文革”的前一年，讲究实现“革命化”。有一回你所在的那所位于南城的中学组织教师们到位于北郊的一所中学去“取经”，因为那所中学的“革命化”搞得好，有关部门号召同行业都去参观学习……在那所中学别开生面的经验展示会上，忽然钻出一队青年教师，高唱他们自编的革命歌曲，而在一旁用手风琴伴奏的那位，你好生面熟，定睛一认，不是别人，便是胥保罗！

歌一唱完，你立即走过去招呼他：“保罗！”

他笑吟吟地过来同你紧紧握手，但纠正你说：“叫我保红！保卫红色江山！保证一颗红心！别再叫我保罗，那是宗教味儿的洋名字，腐朽！落后！……”

胥保红？你总觉得别扭，你就不再叫名字，只叫他胥老师。胥老师问到你的情况，头一句话就是：“入党了吗？”

你在中学教书时倒是终于入了团。但，入党，那还没有想过，难道……你便问：“你入党了吗？”

他满面红光地对你说：“快了！”

你很吃惊。当然，你为他高兴……“胥保罗！”

你从王府饭店前堂的滚梯上下来，你招呼已经满头灰发满脸褶子的老同学、老同行。他现在确实已经又习惯于人们叫他胥保罗了。“哎呀，你……我怎么也找不着那个厅……虔祈呢？”胥保罗如获大赦地迎上去握住你的手。

你就领他去香槟厅。

在滚梯上，他掏出一方手帕，揩着额上、鼻头的汗，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你说：“真不习惯……”7“要点什么饮料？”“随便……随便……”“你要哪一种色拉？”“都行……都好……”“热菜呢？能吃烤波尔多蜗牛吗？”“蜗牛？……挺贵吧？别……不用……”“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蜗牛？那么，羊腿怎么样？烧羊腿？”“那好……行……”“汤呢？你喜欢浓的还是清的？”“怎么都好……”“喝一点干白？白葡萄酒？中国的就挺好，喝‘长城’的，还是‘王朝’的？”“你定吧，你定……”“你如果主菜要羊腿，不要鱼和海鲜，那就该配点红酒，干红怎么样？给你来点法国的干红，如何？”“不必，不必，我就也白的吧，跟你们一样吧……”“想吃哪一种甜食？要不要点干酪？法国的干酪世界第一，有几百种……”“不用了……要一点也行……不要吧，够了够了……”“餐后来咖啡，还是香槟？建议都来一点，先香槟，后咖啡……”“不用了不用了……行，行，我一样就行了……”

……

你望着胥保罗，仿佛对着一面镜子，照出了十年前的你，那时候你初次出国访问，大家请你吃饭，你也是这样；好在年先生毕竟不是洋生洋长的洋人，他还能懂得“随便”、“都行”、“都好”、“不必”、“不用”……一类话语背后的心理状态，还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耐心地为胥保罗安排好他的那一份食谱。

……边吃边聊。你注意到胥保罗并不同于那些从未玩过洋荤的土包子，他能中规中矩地使用刀叉，喝汤时能自然而然地由内向外地用勺舀汤，只是那动作都不够麻利，对了对了，胥保罗本是牧师的儿子，他家里一度非常地西化，他从小就弹钢琴、练体操、打冰球……而且，当年年虔祈、胥保罗他们住的那个院子原来根本就是教会的房产，里面住的不是神职人员便是两代以上的教民，生活方式都有点偏于西化，而胥保罗家似乎在其中又是最富裕的……

年虔祈问到胥保罗的父母：“令尊令堂都还健在吧？”

胥保罗简单地说：“家母去世多年了，家父现在很好，他是神学院的教授……”

你注意到胥保罗脸上隐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你能读懂那表情，你知道他心里一定缠搅着痛苦与困惑，活像一团蠕动着挣扎着而分离不开的蛇群……

自1965年那一回在“革命化”取经活动中邂逅之后，你同胥保罗只有次数不多的来往。有一回他来找你，你也是问到他的父母，他坦然地对你说：“他们一个是友，一个是敌，在组织的指引下，我能够站稳革命的立场，区别地对待他们。我母亲，你知道的，一直在小学教语文，她思想落后，跟我父亲划不清界限，我对她采取的是‘原则性关怀’的态度，就是说，生活上照顾她，思想上批判她……因为下面还有弟弟、妹妹，生活上发生暂时困难，那几年我母亲就每一季度去血库献一次血，这也是支援社会主义医疗事业，没有什么不好，同时国家也给予献血者一定的补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她回到家总是说：‘唉，又卖了一次血！’我就批判她，告诉她不能说‘卖血’，要说‘献血’……当然我采取的是耐心的、充分说理的、和风细雨的方式……跟我父亲那就不一样了。我一度想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学校党支部批评了我，我懂了，那是一种懦夫思想，也是一种投机心理，我不能逃避斗争，更不能以为只要一刀两断就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了……所以我就一方面坚决不去劳改农场看他，让他不要对我存在幻想，一方面又绝不回避他是我父亲这一事实，我就主动回忆他对我的毒害，每月定期交一份揭发和批判他的思想汇报给党支部……”

你至今还记得胥保罗——那时候改名叫胥保红——对你讲到的这番话，你当时很震惊，不是对他震惊，而是震惊自己——你惊恐地发现，尽管你也确实在努力地使自己“革命化”，拼命地改造思想，但直到那时你还是完全不能理解他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因为你比其他人更相信他的真诚和执著……

但那时令你震惊的事层出不穷，并不断地加速着呈现的频率……有一天你从报纸上看见一大版的文章，文章批判着一个文化界的领导人物，说他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那被点名批判的不是别人，便是黎曙霞的父亲。你当时心里怦怦乱跳，并且不得不作如此联想：黎曙霞是否也在某一处地方看那张报纸那篇文章呢？她会怎样？是露出她那粉红色的牙龈，还是鼻子皮起皱？……

你知道，当你和胥保罗被分配到师范院校的时候，黎曙霞却尽管考分不够高，但政治条件奇好而被清华大学录取，什么专业你不记得了也无关紧要——因为听说她刚上到二年级便被抽出去当了专职的政工干部，先在系里当，后来升到校一级机构里被委以了重任……“文革”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你吓坏了，不明所以，不知所措，除了自己家里的亲人，你顾不得念及其他人的安危……“文革”后你趁时顺势，竟终于成为了一个作家，有一天你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翻到一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不由得细读一遍，读完不禁遍体清凉。这以后你再没在报刊上看到过署名黎曙霞的文章，也许她还在清华？她还在干政工方面的工作？那样的文章她只能写一遍，而你也只能读一遍。

黎曙霞的文章是应刊物之约写的，内容是悼念她的双亲。她的父母都是几十年党龄的老革命，这本是你早已知道的，你不知道的是她的父母二位在“文革”中都以反革命的罪名而被弄死。她父亲死在批斗会的现场，从三张桌子搭成的一个高台上昏倒摔下来当场毙命，母亲则在隔离审查的屋子里用撕成布条的衬衣结成绳子把自己勒死在了门把手上——完成了她继那先进女工、农村女干部和红军女政委三个舞台形象后的第四个形象，不过这一回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

……你在“文革”结束好几年之后，才想起来去找胥保罗，那是出于一个实用主义的目的——你想得到一本《圣经》，因为你弄文学，需要把那当做一本必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你在报纸一角的一则消息中获悉天主教和基督教都已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在一个有关部门召开的落实宗教政策的座谈会上，有几位宗教界的代表发了言，开列出的发言者名单中，有一位牧师正是胥保罗的父亲；你去胥保罗任教的那所中学去找胥保罗，他果然还在那里没有换过别的单位别的工作，他见到你既未流露出高兴也绝对没表现出不高兴，他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他主动问你的头一个问题依然是：“你入党了吗？”

你便问他：“你呢？”

他认认真真地回答说：“这回是真的——快了！”

你和他在学校操场边上那高高的白杨树下一边漫步一边聊天。你记得他对你说：“我跟父亲要本《圣经》给你那没有问题。其实你直接找他要他也会给你，他还记得你。他现在是神学院的教授。现在我不能单纯地把他看成一个宗教界人士，一个唯心主义者，我认识到，他也是国家的一个难得的人才。因为，你知道，他懂得罗马文，古罗马文，还有希腊文，古希腊文，那是好比梵文、满文那样的死文字，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人用那样的语言说话了，也几乎没有人用那样的文字书写，就是能读能认能解的人也不多了，而我父亲还会。尽管他在劳改农场呆了二十多年，他居然还拾得起来……有关部门很重视他这个专长，正让他带几个学生……不过我当年确实对他太‘左’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左’了，受‘左’的路线、‘左’的思潮影响嘛！你不知道，1965年年底，劳改部门把我找去了，他们对我说，我父亲劳教期满了，让我把父亲接回家去，我一听就蒙了，那怎么行？我多年来一直同他划清界限，不跟他见面，不允许他钻空子用父子情什么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来软化我。再说我母亲已去世了，我们家已经拆散了，我做主把我们家住的房子捐给街道托儿所了，我和弟弟、妹妹都不再依赖父母那不干不净的房产过活；对了，我弟弟、妹妹跟我一样，考大学不管原来填的什么志愿，最后都只被师范类院校录取，而且全被分配到中文专业，所以跟我一样全是语文教师，满门语文教师……总之，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结婚，都住学校的集体宿舍，接回我父亲去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劳改部门就说他们可以通知我们学校，让学校为我和父亲专门安排一间宿舍，那不成问题，可我不同意，你想想，我好不容易坚持了那么多年，同我父亲划清界限，现在可倒好，忽然他跟我一块儿住在学校，住在一间屋子里，我怎么受得了？并且你要知道，劳改部门跟我说得很清楚：我父亲尽管劳改期满，但他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因为他拒不承认自己的右派罪行；你想当时我能接出那么个父亲来一块儿住吗？我也实在不懂，他不认右派罪行，那又为什么不继续对他劳改呢？劳改部门就耐心给我解释，说虽然我父亲不认原有的罪行，但他在劳改农场的锅炉房烧火很尽职，又没有新的右派言行，而原来所判的劳改年限确实已到不拟对其加判，所以我作为家属中的最年长者应当将其接出……我坚决拒绝，我说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跟他住在同一个屋顶下的那种生活，劳改部门就劝我跟父亲见个面，双方协商一下，看怎么办；我也坚决不肯跟父亲见面，我说我是他儿子那没有办法，但我不愿意同一个顽固的右派分子见面，劳改部门就说那只好安排你父亲在劳改农场实行期满留场就业。我一听就同意，说很好，留场就业很好。当然，他留场就业，我也还要继续肃清他对我的毒害和影响……你看，那时候我有多‘左’！可当时我真是那么想的，我以为那样做是对的……”

胥保罗讲到这一切时，语气趋于平淡，你听了却又一次感到震惊，你在心底里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和谅解他当年的那种态度和做法，你可以断定，倘若换了你，你或许也会提醒自己要同父亲的右派罪行划清界限，但你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接出来，住到一处……

你记得那一天天气异常晴朗，金亮的阳光从白杨树上穿出来，撒出无数闪动的“金币”在你们的身上，那些“金币”非常诱人，然而却虚幻不实……

你问胥保罗：“落实政策以后，你父亲见到你，他原谅你了吗？”

胥保罗点头说：“他原谅，全原谅，彻底原谅。我问他：爸，你为什么原谅我？还问他：爸，那些年，连我们儿女都不认你，不要你，政府要放你出来，我们反倒不容，你在那里面又总不低头认罪，你是靠什么支撑住的？弟弟妹妹又跟他说，你那时候没出来也好，因为如果出来了，半年以后就是‘文革’，劳改农场里的地富反坏右反倒受不到‘红卫兵’的直接冲击，那‘红卫兵’对漂在外头的地富反坏右可是不论什么政策不政策的，有的拖出去就活活给打死。你没出来倒反而保住了……爸爸就说那他也不怕，我们就问：你为什么不怕？你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处之泰然？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我们的吗？你知道吗？”

你设想不出来。“我爸的回答很简单，他挺直身子，庄严地说——我信上帝！”

你心中有一个大震撼。

……后来你得到了一本《圣经》。8“……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呢？”

年先生的脸庞仿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又飘了回来，清晰地呈现在餐桌对面。你这才意识到已经上了餐后香槟。你沉浸在回忆之中，完全不知道年先生和胥老师两位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已经聊过了一些什么。

你原以为年先生会提及当年的那一天那一回，在他家，你跟他讲过的那个话，你要写一本书，一本挺厚的小说，名叫《阿姐》……然而他根本不提，显然他忘了，甚至于当时他就并没有在意，没有去记，所以也无所谓遗忘……显然他只是朦胧地记得你当年就幻想当一个作家，而且也只是从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知道你已经成为了一个作家，他至今仍并未读过你的任何一篇作品，而且今后也不会去读——他太忙，他的心思主要在他的商务活动上。当然，他倒也有跟老同学、老邻居、老教友们聚一聚的兴致，利用几个商务活动的间隙约他们来吃一餐聊一聊。于他来说倒真不失为一种调节神经调剂心理调养精神的妙方。

你知道，年先生这天一早就参加了一个已谈判成功的签约仪式，下午三点还要拜会一个有关部门的头头，晚上则要出席为上午那个成功的项目所举办的一个宴请——是中方掏钱，在新世界饭店，吃潮州菜。

中国人讲究午睡，美国人不午睡，年先生就绝不午睡，他这天把中午十二点半到两点半拿出来与你和胥保罗共进午餐，并重叙旧情。

同时也顺便关注到你们的现状。他就问你又在写什么新的作品。

不知道为什么你仿佛又嗅到一股从旧人字呢大衣上飘散出来的樟脑丸和霉菌混合的气味……

你就说你目前只写一点零碎文字，给报纸副刊和软性杂志投稿，挣一些稿费，以补助生活，“著书都为稻粱谋”，纯粹是卖文为生，有些文章不过是小巧玲珑而已，没什么深意，不过是博读者一笑，当然啦，“卖笑不卖身”……这样的提篮小卖也挣不了多少钱，同胥保罗那样的中学教师一样，现在尽管中学教师也有了种种津贴，如班主任费呀，教研室主任费呀，超钟点费呀……以及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分得一点福利费，归里包堆——北京市民时下的俗话叫“乱七八糟加起来”，终究也没有多少，绝对比不了个体户，更比不了大商人。但是，莫要“笑贫不笑娼”啊，对吧？……

喝了大半杯香槟，你觉得自己的口舌变得油滑了，看见胥保罗一颗灰白头发包住的头颅在微微地点动。“……不要写《古拉格群岛》那样的玩意儿！”美国人年先生捏着装香槟的倒伞形阔口玻璃杯，用一种指导性的口气对你说，“你看，现在苏联和东欧，官方自己已经把什么都公布出来了，还用作家去写吗？你写，能超过官方自己公布的材料吗？你写不赢的！”

没想到本应“在商会商”的年先生，竟有此种“在商会文”的雅兴和颇为不俗的见解。

哑然。

咖啡送上来了。9

同年先生和胥保罗分手后，你决定一路散步着走回家去。

一边顺着王府井大街往北边走，一边想：不要写什么？要写什么？怎么连年虔祈先生这位美国商人也来加以指导？这样那样的好意指导实在是太多了……

实在的，当年你竟然在年虔祈面前对他说，你要写一本书，一本叫《阿姐》的书，你为什么要那么想、那么说？直到今天你也猜不透……

但是你终于成为一个作家，一路写下来了。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该怎样写？不该怎样写？

你有要的，有不要的，有不知道要还是不要的……2

你心中有一个定数，变的是展现形式，如2+2、2、（1+1）×2、8÷2、|√16｜、X－4＝0……终究变不出那个定数4去，该怎样，不该怎样，你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终究总是你……

最要紧的是你不但想写，而且能写；你对自己说，想写能写，那就别犹豫，继续往下写吧！

这么想着，走着，你就渐渐走进了童年时代曾经居住过的那条胡同……

第八章

二十多年没穿过这条胡同了。

变化不是很大。

夹道的槐树似乎也并没有变粗。想来是童年时我人细，那时的槐树望去便觉很粗。现在我人粗了，槐树虽已增加许多年轮，我望去感觉上却持平。不过槐树是更高了。两边枝叶的密合度更稠了，阳光透过槐树的绿冠丝丝缕缕地泻下来，自行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身后驶来又擦身而过，白发苍苍的老大妈提着菜篮缓缓地迎面而来。谁家院门边，把门的槐树枝桠上吊着鸟笼，鸟主人——一位干瘦的老大爷坐在小竹椅上，不是仰靠椅背而是直腰垂头地打着瞌睡，椅子边搁着一只沏好花茶的、缠着玻璃丝套子的果酱瓶……

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

不过我不愿意回忆。回忆是个讨厌的东西。我爱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忘却。忘却长得很丑，是个麻子，但麻子其实就是个筛子，他能帮我们恰到好处地筛下那些不必记忆的东西，只留下甜蜜、自豪与无所谓。人不嫌友丑。我拥抱筛子。

……渐渐走拢胡同口，忽然发现一些赤膊男子在施工，一位不赤膊的男子似乎在指挥他们，或者在训斥他们，而三三两两的路人或胡同里的邻居在一旁观望。我走近一看，看出是在修一个存放小轿车的车库，不消说，那是一座新翻修过的小院的组成部分。

我也站住围观，顺便问身边一位老大爷：“哪位首长的宅子？”“首长？”老大爷白了我一眼，告诉我说，“首长没有自个儿来监工的！是甘木匠的老七，搞个体大发了，烧包儿，摆谱哩！”

甘七？

对，甘木匠，他生了一大堆子女，不仅有甘七，那以后还有甘八、甘九……

我仔细端详那甘七，吃了一惊，活脱脱就是当年的甘木匠啊！只是，当年的甘木匠不曾穿过他那样的T恤；我不由得走上前去，我看出那T恤胸袋上有带双叶的花朵商标。啊，那是法国的大名牌“梦特娇”，倘非水货，那么起码值数百元人民币；他腰上的皮带，金灿灿的金属带头上有兔头标志，那是美国的大名牌“花花公子”，看来当然是正宗货，那就也起码值二三百元人民币……

甘七见我朝他走近，拧着眉毛，警惕地望着我。我则友好地朝他打招呼：“小七！”

甘七退了一步，斜眼上下打量我，问：“你哪位？”“我当年也住这胡同，咱们两家是邻居啊！你那时候还小，我也不大……我小学时候跟你大姐是同班同学……”“我大姐？”甘七仍旧很不放心地盯着我，他似乎并不存在过什么大姐。他完全是质问的口吻：“什么大姐？她叫什么？……”“你大姐不是叫甘福云吗？”我热切地说，“那时候她净背着你抱着你，你怎么忘了？”

我期待着他那僵硬的面容软融下来，企盼着他眼中漾出记忆的波环，乃至泛出晶莹的泪花，然而，显然他同那位名叫忘却的朋友关系更瓷，忘却给予他的筛子上简直全是碗大的筛孔，他简直想不起谁曾经有过甘福云这样一个名字……

我在甘七和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突然抽身离去，我快步走出那条胡同，后悔自己不该一时兴起重新去穿过它那幽长的身躯。然而，我那忘却朋友却突然细密了他的筛网，使我心上有些不算沉重也不算粗大的记忆，滚动在筛网上却怎么也跌落不下，毛毛碜碜的好生难过……2

整个50年代，我家都住在那条胡同的35号大院里。那时候，35号大院是部里的几大宿舍院落之一。

那是很大的一所院落。估计在晚清的时候筑成，并非贵族的宅院，所以院门并不堂皇，里面也不按皇家厘定的格局建造。据传是一位富商的私宅，原籍江南，所以除了垂花门以内的四合院，以及围绕那内四合院的若干小偏院和代替院墙的浅进身房舍外，靠东边一大片还有仿江南样式的不算太小的花园，花园里原有太湖石堆砌的小山、月洞门、之形走廊和小轩舍；又据说日本鬼子占据北京时，宅主逃往南方，这院落成为了日本占领军的一所特务机构，因而到我们住进去时，院内的装饰性建筑和花木已被破坏得所剩无多，那花园部分尤其已失去原有光彩，稍能令人有愉快感的，只剩月洞门和一株极大的马樱花树。那马樱花树盛夏时如一柄巨伞，投下大片的阴凉，并且开出一茬又一茬芬芳的马樱花来。开败的马樱花落到地上，并不即刻枯萎，拾起来凑成一把，搁到鼻子底下用那丝状花瓣摩擦鼻孔，可以使你接连打出好些个很香的喷嚏来。

那时部里没有冗员，住进宿舍大院的职工个个生龙活虎，各司其职，不过都是拉家带口的，单身职工另有宿舍，不入此院。那时候似乎并无房荒的问题，那宿舍大院有好几年都并未住满，对入住的职工，总务处大概也有什么级别给什么待遇的某些规定，但大家似乎都采取了够住就行的入住原则，因为刚从供给制转换为薪金制，本来并不多的房租，对一些家里人口多、负担重的职工来说，便成了须精打细算、尽量节省的一项开支。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当今北京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本来可以住三间或四间房的家庭，他自己却只要一间或两间房住，为的是少付房租。

我父亲算是解放前与地下党合作的进步职员，解放后从重庆调到北京这个国家机关得到信任和重用，父亲当时也不过四十出头，已是行政十一级的副局级干部，但我们当时兄弟姐妹五人除大哥已参军、二哥已在东北工作外，其余三人都仍在上学，所以父亲没要总务处安排的内四合院中的五间北房，而主动要了月洞门中原做书房用的三间西房，那时候不讲究什么家具摆设，别说组合柜、沙发没有，记得我阿姐新缝出一件布拉吉，想照镜子看看效果，都是跑到内四合院别人家，借人家大立柜的穿衣镜去满足那简单的欲望的。当然，50年代中期后，我家总算添置了从旧货店买来的大立柜和旧沙发，那是后话。

我家住的那个月洞门里的花园小院，马樱花树的那边，有两间比较低矮的房舍，原是阔人家抚琴清心的小小轩舍，部里做了宿舍用后，将破败的轩舍翻盖成了两间水泥瓦顶的小小平房。那时候，部里的木匠师傅甘大全便自愿选择了那两间平房作为他家的居室。当时，他和老婆以外，已生有七个子女，但他同我父母一样，觉得自己选择的房舍足够一家之用，并且房租上也节约些。我去过他家，回忆起来，似乎也并不怎样的拥挤——外间屋，一个大通铺，睡六位子女，空出来的地方，一张大炕桌，一架碗柜，一些小椅子、小板凳，足可供全家用餐和上学的子女做功课；倘在夏日，用餐都挪到院中马樱花树下，那么，那外间屋便有一半是空的；里间屋，一个大通铺是甘木匠夫妇带着幼子睡觉的地方。另外有一只甘木匠打出来的农村式大躺柜，全家的细软可以尽收于内，你想象一下，便可以明白，甘木匠当时何以并不觉得租用那两间平房有什么委屈之感。

人的空间感和空间占有欲，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3

我那时觉得甘木匠是一座塔。其实当年的甘木匠还不到四十岁，我却以为他是位老大爷。也许甘木匠身高不过只有一米七几，我印象中的他那是必须仰望的。他总胡子拉碴的，不仅是络腮胡，有时候，他那微凹的腮窝上也布满长长的胡须，如果他剃一点胡须，那就只剃腮上的部分；他一年四季里除了冬季，似乎三季里上身都仅穿一件中式的无袖无领的白布小褂，前后两部分中间只用若干布条相连，前面用中式纽襻系合；他的胳膊似乎特别长，稍一弯曲，上膊的肱二头肌便鼓起老高，仿佛皮下蜷伏着一只松鼠；尽管他总在露天里干活，但他皮肤不黑，甚至相当白净。有时候他看上去皮肤发黄发暗，我妈妈看见就说甘木匠又病了，准给他送药去。

我妈妈弄得清他那一串子女谁比谁大，谁是哥哥谁是妹妹，我却只清楚老大是个姑娘，叫甘福云。因为我俩在小学一直同班，而且常常在排座位时排成同桌——很长时间里，我的身高总与她持平；甘福云比我大一岁，我妈妈告诉我的，对此我很不服气，但这件事是不能通过，比如说发奋或竞争加以改变的，对此我只能抱恨终生。

和甘福云同座是很倒霉的。往往已经开始上头一节课，她却还没到校，老师看见我旁边的座位空着，便会望着我问：“甘福云呢？她怎么又没来？”

我便大胆地同老师对视，一脸“问得着我吗？！”的抗议表情。可是老师知道我家和甘家是近邻，所以有时候便毫不留情地把我叫起来问：“蒋盈海，甘福云怎么没来上学？”我便“腾”地站起来，腰板挺得笔直，故意先说一声：“我知道……”然后话音一转，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我自个儿一早上没见着过她的影儿……”同学们便哧哧发笑，老师便挥手让我坐下并让大家安静，而这时候往往甘福云恰巧汗津津地迈入教室。于是同学们便不用组织地来了一个哄堂，其中我的笑声一定最尖最响并且持续最久。

开头，我确实没有探究过甘福云为什么迟到，后来，我发现了那一秘密——我们胡同中段，当年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工厂，生产什么的，已不复记忆，但它有一个挺大的锅炉房，每天早上，值班的工人要把头天封的火扒开，从后门用小推车推出几车煤渣来，那些煤渣往往还冒着烟，有些未燃尽的煤块还亮着红光。煤渣刚一倒完，后门刚一关上，便有不少拾煤渣的孩子，蜂拥上去抢拾还可再燃的煤渣。有一天，我上学出发得比往日早，路过那里时，发现冲上去拾煤渣的孩子里，最勇最鲁的一位，便是我的同桌甘福云。原来她几乎每天都来做这件事，拾完一满筐煤渣，她便把煤渣筐送回家，然后再去上学。因为那工厂的锅炉工并不能准时清渣倒渣，有时倒得晚，甘福云拾完煤渣再上学，自然便会迟到。

我知道甘福云为什么会迟到以后，之所以仍不向老师揭发原委，是因为我不愿意让老师和班上同学知道我们部里的宿舍大院中有拾煤渣的人，尤其是跟我同住大院中一个小院的邻居，竟然天天早上拾煤渣，这说出去太让我脸上无光。

可是有一天，甘福云不仅又一次迟到，还自己暴露出了她的秘密。她那天不知为什么没有把拾到的一筐煤渣送回家去，就到学校来了。她把一筐煤渣搁在了教室门口，喊了声：“报告！”老师停下讲课，准许她进教室后，她在众目睽睽下背着书包走进了教室，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她右手拿着一个拾煤渣的工具，是她父亲为她制作的一个木柄上安装着五根粗铁丝弯成的笊篱状叉子。大概我又是头一个发出响亮笑声的人，整个教室中又是一个满满当当的哄堂，把站在前面讲小数点乘法的老师气得脸色煞白。他没有让甘福云坐下，而是让她站在座位上，厉声地质问她：“你怎么回事？你提的那是什么东西？不许把玩具带进教室来，你懂吗？”

甘福云微仰着脸，一双小眼睛坦然地望着老师，从容地回答说：“老师，这不是玩具，这是干活用的！”

教师以为她是蓄意顶撞，越发声色俱厉起来，批评她说：“干什么活？！这儿是教室，只许带书包，带书本文具，你那是什么东西？像是把叉子，你用那东西干什么活？”

甘福云便回答说：“这是拾煤渣用的。我把煤渣筐搁教室外头了，这把叉子我怕丢了，所以拿进来了。”

同学们忍不住又来了个哄堂。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心想，你那拾煤渣的玩意儿，送给谁，谁要呢？你还怕丢了它！哈哈哈……

老师气得用粉笔擦使劲敲讲台，待我们笑声终于平息，又厉声问甘福云：“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送回家去？你干吗要把它们带到学校？”

甘福去仍旧从从容容地回答：“每天我都是送回家再来学校的，今天他们煤车倒得特晚，我怕来得太晚听不上您讲小数点乘法，所以赶紧跑着来了……我愿意听明白，两个数乘完了，小数点往哪儿搁……”

大家仍旧笑，并且窃窃私语，我朝隔走道的几位男生歪嘴角、眼睛，右手四指握拢、单伸直大拇哥，使劲用大拇哥指点甘福云手里那把叉。

老师听完甘福云解释，竟不再追究批评，让她坐下，继续讲小数点乘法；甘福云认真地听讲，我却总同几位男生龇牙咧嘴。

下了课，我们蜂拥而出，我率先从甘福云搁在教室门外的小筐里拾起一块煤来，投向一位男同学，那同学岂能甘休，便也拿起几块煤来追着我投掷，自然“殃及池鱼”，“池鱼”又岂能容忍，于是，很快便在教室门外酿成了一场煤块大战，大多数男生都卷了进去，女生们抗议着躲到一边，也跳不成猴皮筋了。甘福云狂叫着制止我们、咒骂我们，我忽然灵感勃发，便指着她大叫：“你——母夜叉！”

几个男同学如获至宝，立即跟着我有节奏地呼叫起来：“噢嗬！母、夜、叉！母、夜、叉！……”

甘福云气得一张小脸成了金纸，可奇怪的是她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

结局对我来说是很悲惨的，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挨了一顿，这倒也罢了，他还打电话到部里，找我家长，结果我妈妈来到学校……

回到家，爸爸、妈妈，还有那自以为已经是个大人的上高中的姐姐，都对我一顿猛批，爸爸说：“你对劳动人民，怎么会有这种态度？甘叔叔家子女多，经济上困难一些，为了省出煤钱，所以让甘福云每天去拾煤渣，这有什么好嘲笑的？你还乱给人家取外号，母夜叉，多难听！这是侮辱人家人格！你必须去他家，给甘福云赔礼道歉！”

没法子，我只好由妈妈领着，硬着头皮去甘家给甘福云道歉。谁知甘木匠和他妻子，并不以为这是一桩多么严重的事，甘福云呢，一边坐在洗衣盆边洗衣服，两只细胳膊上糊满肥皂泡，竟也仿佛全然忘却了我对她的无礼，只是笑着说：“甭道对不起，没关系，以后别拿我开心就成。还有，以后我没听懂的地方，比方小数点究竟该怎么移位，你得一五一十告诉我！”

临出他们屋，甘木匠还往我手里塞了好大一个烤白薯，我不接，我妈也代我推让，甘木匠硬塞给我，他妻子更添上两个，对我和我妈说：“福云她大舅从乡下给我们带来一麻袋，多着哩！你们尝尝！”

我捧着那热烘烘的散发着香味的白薯往自家走，不由得想：这白薯，就是用甘福云拾的煤渣烤得的啊！4

有一座在北京历史上极为显赫的大寺——隆福寺。它的后门，便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胡同当中，我和甘福云上的小学，在隆福寺前门所在的隆福寺街上，我每天上学，总从隆福寺后门走进去，穿过全寺再从前门出去，去往学校；甘福云不常取这种走法，她往往是从寺墙外的两廊下胡同穿过，前往学校。

很多年后，我才悟出，甘福云尽量少从寺里穿行，是为了避开那些太有诱惑力的摊档。

隆福寺建成于明代，据说它那主殿的汉白玉基石和围栏，用的是大内即皇宫中的材料，殿堂极其轩昂华丽。清末一次火灾烧掉了前门内的头一层殿堂，民国时期和日伪时期坍塌了一些偏殿，但到我童年时代每日穿行其间时，它大体仍是完整的，几进殿堂和最后面的藏经楼仍巍然屹立，里面的佛像壁画壁雕等都并未损坏，也仍有几位喇嘛居住在里面，看管庙产。不过，那时的隆福寺已无香火，殿堂都锁起门不对游人开放，如织的游人之所以寻访到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庙会。本来庙会有一定的会期，每月按日子在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卧佛寺（花市的卧佛寺，不是西山的那个卧佛寺）岔开轮流举行。但后来隆福寺成为每天开市的一处庙会，形同今天北京个体户云集的农贸市场。

记得那时我每天穿过隆福寺四次（我中午回家吃饭，上学下学各穿行两次），除了早上一次因为时间还早，庙会的摊档大都没怎么开张，不太吸引我外，其余三次都很让我留连。所以，甘福云常是早上头一节迟到，我呢，却是常在下午头一节迟到，好在下午往往是自习课，所以纵使迟到也比甘福云早上迟到容易混过。

那庙会的摊档，是在殿堂两边的通道上蛇形排开，在各座殿堂之间，也分布着一些；无论冬夏，摊档大都以自制的布伞布篷或布棚作为遮挡，有的小，有的大，最大的摊档像是一家颇具规模的商店。那些摊档卖什么的都有，比如有卖估衣的，卖针头线脑的，卖绢花的，卖猪胰子球（当时的一种球状香皂）的，卖香袋的（缝成粽子形、菱角形、蝙蝠形或其他种种形状，里面是天然植物、矿物研成配制的有香味的粉末）。记得有个很大的摊子是专卖各种梳子的，从梳齿粗大得像火柴棍的大梳子到梳齿密得只间隔个头发丝的小篦子，木头的，骨头的，贱的，贵的（最贵的是用犀牛角制作的），都有。摊档中摆着一只真物大小的木雕猴，漆成金色，蹲踞着手里捧着个金元宝。据说那是该梳子摊的商标，“金猴为记”，很有名的……这些摊档，还都不是吸引我的所在；吸引我的，有三种：一种是卖吃食的摊子，一种是卖玩具的摊子，还有一种是变戏法拉洋片练把式一类好看好玩的摊子。

卖吃食的摊子很多，有一些，我是干流口涎，无从问津的。

比如卖炒肝的、卖油茶的、卖三鲜肉火烧（即褡裢火烧）的、卖门钉肉饼的、卖爆肚的……那些吃食，除非爸爸妈妈领我去，我吵着要吃，他们或许会请我吃上一两种，我自己是没钱吃的（其实按今天的币值核算，那都是非常之便宜的）。我自己所具有的消费能力，只能从庙会边缘处的一种卖最低廉的零食摊子上获得快乐和满足。比如，临近主殿一侧，百货摊档终结处，便有一个那样的摊子，摊主是个瘦干巴老头儿，双手上还都有白癜风，他的摊子上有半空的落花生、大大小小的糖瓜、粽果条（用各种未完全烂掉的水果剜去烂的部分，用余下的部分熬成一锅兑上淀粉冷却制成，切成小条）、干酸枣儿、牛筋儿窝窝（江米黏面制成）、铁蚕豆、葵瓜子儿……有时候只用一百块钱（旧币，相当于今天一分钱），便可得到一份食物。比如他卖一种糖稀球，他有一大罐麦芽糖制成的糖稀，并备有一大堆秫秸秆截成的小棍，从一百块钱到三百块钱，他都可以卖给你用秫秸棍蘸出搅成一团的糖稀，按钱多钱少掌握那糖稀球的大小。我试过几次以后，就认定二百块钱买一球最为合算。

卖玩物的摊子，尽管大多数货品是我买不起的，但是守在边上看看，耐心地旁观别人挑选，讨价还价、试玩，也是一种乐趣。那些五光十色的玩具中记得有各式风筝、空竹、风车、鬃人、泥塑的兔儿爷、成套的泥壶泥碗、卜卜噔（一种玻璃制品，状如喇叭，但不开口，一吹气，顶端的薄玻璃便卜卜作响，因一不慎会吹破，并将碎玻璃渣吸入肺中，所以后来不让生产）、布老虎、木制大刀扎枪……最吸引我的，是一种用纸浆制成的套头玩具，叫大头娃娃窦里翠，是一个和尚的模样，一个戏台上的妇女模样，成对地发卖。有时候一位大人带来一对子女，买下一对让他们套上，他们摇头晃脑好不得意，令我不能自已。我虽买不起上述玩物，但如果克制住吃糖稀球的欲望，把妈妈给的零花钱（平均每天一百元）积攒一个时期，那么，买一版三侠五义的“洋画儿”，剪成一小张一小张的，和男同学们拍洋画儿玩（一沓“洋画儿”，伸掌一拍如有翻转过去的，便算赢下）；或者买上几个玻璃弹子，在地上挖些小坑，和男同学们“弹球”玩，那还是办得到的。

带表演形式的摊子，有的可以混在人群中，站在大人腿边看，他收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愣不给钱他也就算了。当然有的戏法杂技班子和唱“落子”（就是评剧）的班子，用布幔将他们的表演区拦起来，交了钱才能进去看，但那些个表演我也并不怎么爱看，当年我花钱看过的，是一种“破电影”。那是一位中年人，他在庙里被烧毁的殿基一侧，搭了一个一人高的小棚子，四面密封，但三边开得有一些窥视孔，他不断地在那里扯开嗓子吆喝：“嘿！来看破电影噢——！”凑够了大多数窥视孔的人数，他便让交了钱的主顾们把眼睛凑拢那个孔。于是，他便开动了棚里的一架老旧的电影放映机，在棚里尽头处的一张小小幕布上，放映出一些支离破碎的无声电影片子，往往只放映两三分钟，便宣告结束。记得看一次要收五百元之多，而我竟看过不止一次。如今回忆起来，他放映的那些“破电影”，有关于孙中山阅兵的纪录片、京剧名伶谭鑫培戏装舞大刀的镜头、中国最早的无声故事影片《孤儿救祖记》里的片断，等等。实在都是弥足珍贵的电影历史资料，不知道那放映“破电影”谋生的人后来干什么去了？也不知道他那些“破电影”后来是不是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当做珍贵文物所收购？

我爸爸当时正值壮年，工作很忙。他对工作也很积极，因此隆福寺尽管离得那么样近，却很少去逛；不过爸爸的业余爱好是研究北京名胜故实。他读了不少有关的书籍，很有“卧逛”的功夫——他临睡前总要背倚枕头读一点那样的文字，来松弛一下神经。因此，他虽然并没有怎样深入踏勘隆福寺，却对隆福寺的种种情况知之甚详。我那时就常听他说，隆福寺现存的毗卢殿中，有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宏伟美丽的一个藻井。什么叫藻井呢？就是中国殿宇建筑中的一种屋顶结构方式，望上去像一口倒悬的井似的，那木结构的“悬井”装饰华美，当心往往还雕出一条盘龙，口吐一颗硕大的宝珠……不知我爸爸依据的是什么资料。他说，据专家调查比较，隆福寺毗卢殿的那个藻井，竟比故宫养心殿的藻井与天坛祈年殿的藻井，结构更为奇特，装饰更为瑰丽，而且当心悬出的那个巨大的夜明珠，尤其价值连城！他还说，那毗卢殿中，除了毗卢佛外两侧壁上还塑有别的寺庙中绝少出现的“天龙八部”，堪称另外一绝——我那时虽然还是个小学生，全然不懂古建筑学和佛教艺术，但搁不住我爸爸诱说，并且多次听他念叨：“可惜现在殿堂不开放，什么时候能进去看看就好了……”所以，也就生发出浓厚的好奇心；这也是我为什么早在读金庸的《天龙八部》之前，便知道什么是“天龙八部”的原因。5

记得小学五年级放暑假的时候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毗卢殿里的藻井和天龙八部，便找到甘福云说：“嘿！你跟你妈说说，让我进那隆福寺的毗卢殿，看看那里头的玩意儿！”

我知道甘福云她妈在隆福寺里为许多摊主共同所雇，他们给庙里喇嘛租金，租那殿堂当存放货物的仓库，甘福云她妈帮他们搬运、保管那些货物。我就看见过甘福云她妈，扛着大纸箱子往那毗卢殿里去。

甘福云一听我的要求笑了：“干吗跟我妈说！你想进去看什么？跟我说就行！我这些天正在那儿干活哩！当临时工，帮我妈多挣些钱！我就能带你进去，保你看个够！”

原来如此，原来更有近水的楼台，更能先得月。

那时候的隆福寺，庙会已渐渐发展为一个大型的百货商场，有了一些简易的售货大棚，开始发卖大量的百货新产品。所以那些殿堂全成了货仓。其实，以隆福寺的古建筑本身，以及殿堂里高超的佛教艺术品，在这个世界上堪称是无价的。历年来在那些殿堂中存放过的货物，它们的总价值加在一起，甚至再扩大一百倍一千倍，其实相对于那建筑本身和里面的艺术品而言，都仍是不堪一比的。但那时以及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将那些古建筑史上的孤例当做储货仓，任那些美轮美奂的佛教艺术品破旧、剥损、霉蚀而不觉可惜。他们有时代特有的某种价值观念，那一观念在那时候尚远未膨胀与爆炸——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方膨胀而爆炸为“破四旧”，整个隆福寺除名称外完全湮灭无存。

那一天，我跟着甘福云进入了毗卢殿。进去之前，她问我：“我让你进去看了这个，你怎么报答我呢？”

我说：“请你吃糖稀球！”

她显然是咽了一口唾沫，然而，摇着头。

我便又说：“再给你买一捧半空，要不，还给你买一把粽果条！”

算来，这就得花上五百块钱了！

她却一概拒绝了，她说：“我什么也不吃。你，你请我看场电影吧！”

那时候，隆福寺前门外，隆福寺大街上，有家电影院叫蟾宫（现在改名叫长虹，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符号），我们隆福寺小学组织大家看电影，都是去蟾宫，买集体票，是每人交五百块钱；倘若自己单独去看，那就是学生票也得一千块钱。用一千块钱请甘福云看场电影，对我来说真有点不甘心，但因为钻进毗卢殿看那藻井和佛像心切，再，那时我妈给我的零花钱也增长到平均每天二百元，偶尔还另外多给个一百二百的，所以，真请倒也请得起，我就点头答应了。

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

甘福云领我进入那当做仓库的殿堂后，便将沉重的殿门关合了，像刚刚进入已经开映的电影院一般，我两眼一抹黑，觉得身体四周，被猛然袭来的凉气所包裹。好一阵，瞳孔放大了，我才能辨认出周遭的事物，首先看到一些码放成堆的大纸匣，还有一些石棉瓦、钢筋、三合板、干沥青、成袋水泥、成桶油漆等等物品。抬起头来，这时看出正中的毗卢佛像，给我的印象是它非常大，神态非常安详。所栖息的莲座雕刻非常精美，但头部、肩部及一切接灰的地方，都积满厚厚的灰尘，佛像身上的金漆，已经变成酱色，有很多处已经剥落，大概是往殿堂里搬运摆放钢筋时并不注意保护佛像，所以佛像下半身有不少划痕，而且一只本来姿势非常优美的手，被撞断了两根手指。佛像两侧的帐幔有的地方已经糟烂，帐幔与佛像之间有大片的蜘蛛网，发出一种浓厚的霉烂气味。毗卢佛两侧，还有别的差不多一样大的佛像，黑黝黝的看不清楚。“你不是要看藻井吗？喏，你抬头看呀！”甘福云指点着。

我便使劲仰头，朝顶上望去。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且直到现在，我对中国古典建筑中的藻井还是一个绝不懂行的角色，不能用科学的语言讲述它的究竟，然而，那一回的仰望，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一次灵魂的震撼。那藻井在顶窗缝隙透进的菊色光线映衬中，极其神秘、极其辉煌、极其壮观、极其瑰丽地映入了我的眼中，我“啊！”地惊呼出声。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自豪的几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一次性地流泻、倾压进了我的眼中心中魂中，令我自豪，令我陶醉，胜过一千次爱国主义的报告，抵过一万次强制性的灌输……

令我惊奇的还有，甘福云在我一旁为我指点、解说，其言辞，竟与我爸爸给我讲过的几乎完全一样。我本以为凭她那么个拾煤渣的、当搬运的人物，不可能懂得这些呢，便不由得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喇嘛奥金巴告诉我的呀！”她从容地回答。

原来，庙里的老喇嘛奥金巴——我常看见，胖得出奇，两个乳房比女人的还高还大还鼓——来查看殿堂时，给她妈妈和她讲过，她都记下来了。

她知道的还不仅是关于毗卢佛和藻井呢，她带我去看两边墙壁上以浮雕云朵、山川、城池为背景的“天龙八部”雕像。在晦暗的光线中，那些雕像格外狰狞恐怖，她从奥金巴那里知道了“天龙八部”的全部名称：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其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位全身幽蓝色的雕像，头部像一只鹫鹰，张开的嘴里却排列着尖利的牙齿，伸出的双手是巨大的鸡爪，斜立着仿佛就要从那壁上跃扑下来……我一看便尖叫一声，不由得拔腿往门外跑去，谁知让甘福云一把揪住了胳膊，为不在女孩子面前丢份，我只好刹住脚，任一颗心怦怦乱跳，对她说：“我不想看了，这里头太黑！”“什么太黑！是你害怕了，对不？”

甘福云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她盯着我，颇带快意地说：“你怕什么呢？别怕，那就是夜叉。告诉你吧，那不是母夜叉，那是男夜叉，奥金巴说，其实就跟观音菩萨不是女的一样，神佛菩萨罗汉跟天龙八部什么的，都不分男女，所以说，夜叉就是夜叉，那夜叉浑身蓝色，就叫蓝夜叉吧！我如今也不怕你叫我夜叉了，叫我蓝夜叉我还得意呢，为什么呀？奥金巴说了，这蓝夜叉是护法的好神，他不吃好人，专吃坏蛋，专吃捣乱鬼，专吃害人精。别看他丑，他心可好哩……”

但是出得那毗卢殿，我仍心神不定。6

殿外阳光灿烂，人影儿墨黑。“怎么着，请我看电影吧？”甘福云要我兑现诺言。“行呀，赶明儿吧！”我有点想赖。“别赶明儿！这就去！我的活全干完了，我这就能去！”甘福云逼我前往。

我拖着脚步随甘福云往庙外走，走拢前门内那片火灾后仅剩殿基的空旷处，我计上心来。那片地方是各种表演性摊棚的集中地。我把甘福云领到了那个演“破电影”的棚子前。

棚主见有生意来了，便扯开嗓门嘶叫起来：“看破电影噢——”

我立即拉上几步，递过五百块钱，说：“看电影！”

甘福云一旁使劲摇晃我胳膊：“我不要看这个破电影！我要看蟾宫的新电影！”

那棚主便劝告她说：“嘿！我这电影才绝哩！蟾宫一万年也演不了这些片子啦！你听我说它破，以为它不好是不是？你回去问问你妈，是得一只新瓷碗值，还是得半只破金碗值？来吧来吧，您往里头瞧来往里头看！得，没几个人，我也开演，您这不是福气吗？……”

很多年以后，我才体会出，当时甘福云眼里充溢着多么强烈的失望感，而且还掺杂着被出卖与被戏弄的愤懑……“我不看这个！”她脸涨得通红，大声地喊。“你不看，我看啰！”见另外几位顾客都把眼睛凑拢到窥视孔上了，我便残酷地置甘福云于不顾，自己走过去看那“破电影”了。棚主开始放映，还是那些老掉牙的片断。不过，有一小段外国人赛马的电影是以前没有的，我为了表示那“破电影”很精彩，故意跺脚叫好，并嘎嘎嘎地笑。

三分钟过后，电影演完了。“怎么着，怪你吧！”我对呆呆站立一旁的甘福云说，“我可是请你，谁让你自己不看呢？”

那棚主便招来甘福云说：“小姑娘，你咋不看呢？你也开开眼呀！”

甘福云紧抿着嘴，两片嘴唇都不见了，鼻子下头只有一条缝。

我对棚主挥下手说：“嗐！她还看个啥呀！她自个儿又没钱！”

棚主分别再打量了我们两人几眼，脸上现出一个讨好我、鄙夷她的表情。确实，我那时穿戴虽然朴素，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究竟带出家庭小康的味道。甘福云呢，她的衣衫上有很多大块补丁，扎小辫连猴皮筋、绒线绳都没有，有时是两小截木匠用的弹墨线。

棚主朝甘福云摆摆手说：“不看就别挡道儿啦！让有钱的主儿好过来看呀！”

我和棚主都没有想到，甘福云忽然朝前大大迈上一步，满脸喷火似的大声宣布：“我看！”

接着，甘福云便把右手伸到衣衫里面的一个暗兜处，先把一枚生锈的别针松开，然后从那里拿出一沓脏兮兮的小钞来，数出五张一百块钱票子，郑重地递给棚主，再把其余的钞票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再用别针别好。然后，她斜了我一眼，瞪了棚主一眼，便雄赳赳地迈步走向了窥视孔……

我很扫兴。趁她看那“破电影”时，我溜了。我对她有点嫉妒，因为她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比我阔多了！我想那一定是她干临时工得到的工钱，她自己有钱，还让我请她看电影！抠门儿大仙！好一个蓝夜叉！7

那天晚饭后，甘木匠家突然传来了一片孩子们的哭声。我妈妈赶着过去，看是怎么一回事儿，我跟着，我妈进了他们屋，我却留在窗外，只从窗外偷觑。

原来，是甘木匠要惩罚甘福云，让她伸出左手，正打算用木尺打甘福云的手心。

甘福云又紧抿着嘴，鼻子下面，现出个不见嘴唇的“一”字。我注意到，哭的是她的弟弟妹妹，她倒并没哭。

我妈自然马上去劝。甘木匠哪里听劝，而且甘木匠的妻子很支持丈夫的做法。我从窗外旁听，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甘福云干那临时工，是每天开一回工资，每回一千块钱。她已经干了十多天，以往每天，她都能按数上交挣的那一千块钱。可是今天她回到家，却只交了五百块钱。问她，开头她还撒谎，说不留神丢了，后来说了实话，却比不说实话更糟糕——原来她是用五百块钱看了那“破电影”。后来我能很深刻地理解，甘木匠夫妇认为她花五百块钱看那“破电影”，简直是荒唐透顶，“抽疯了！”“中邪了！”用文明的词儿说，便是彻底地堕落。家里这么大一群人，五百块钱买腌咸菜疙瘩能买两疙瘩哩，够吃三五天，好，她今儿个一个人竟拿去看了什么“破电影”，不教训教训她，让她记住下回再犯绝不宽饶，行吗？！

当着我妈的面，甘木匠便用那木尺一记一记地打甘福云的手心。她两个不大不小的弟妹吓得大哭，另外几个弟妹呆呆地站在一边。多年后我回忆那一幕，省悟到甘木匠还是手下留情的，并且打满规定的二十记，也就中止。但是你想用惯了斧头锤凿的手，无论怎样加以自控，那木尺落在甘福云掌心，也仍有超出常人的力量。第二天我见着甘福云时，她正背着最小的弟弟——就是如今发了大财买了院子买了小轿车亲自指挥工人修车库的甘七——到街上买菜，我注意到，走到卖冻虾的摊子前，她弯腰从地上捡起些溅落的冰块，捏在左手心里，那一定是为了用冰块缓解被打肿了的手心那钻心的疼痛……

甘福云又多天不理我，我也不理她，但我暗暗观察，她对于自己的父亲母亲，并没有什么怨恨的表情，她照样去当临时工，照样干各种各样的家务事。晚上，还坐在马樱花树下，把当时才一岁多的甘七揽在怀中，哼哼唧唧地给他唱歌，逗他玩……

本来，我是应该把进到毗卢殿，看到毗卢佛、大藻井和天龙八部的情景，跟我爸爸吹嘘一番的，可就因为发生了看“破电影”的事件，我就没讲。我爸爸因此也就终生没有去看过他所向往的那些古建筑精华和佛教艺术珍品。8

那以后，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部里工会决定向部里所有职工的未成年子女发放节日礼物，工会派出了干部，专门到我们宿舍大院的传达室发放给我们大院的儿童。我们院里有资格领取礼物的孩子们顿时在传达室前排起了长龙，叽叽喳喳活像一座让牛郎织女跨越的鹊桥。

我家只有我一个属于儿童，而且，随着上面几位哥哥姐姐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我家的经济状况在大院中渐渐升入上层，我的零花钱标准，也升到平均每日一角钱（那一年已实行币制改革，原一百块钱算作一分，原一千块钱算作一角，原一万块钱算作一元，余类推），那回放发的“六·一”礼物，是每位儿童一纸袋小人酥糖。那时候小人酥糖于我已不算稀奇，我已能吃上上海出的大白兔奶糖和北京出的义利太妃糖，所以对于排队领取，并不积极。

甘福云对于那回的发放礼物，不消说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她闻讯去排队领取时，已居中游，但她兴高采烈地等待着轮到她的时刻。她将代表全家八位儿童一次领取（那时甘木匠夫妇又生下了甘七的弟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