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安德鲁·惠克罗夫特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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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维也纳之战试读：
致谢
此书从酝酿、成形到完成，花费了颇多时日，几乎涵盖了我整个写作生涯。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本书萌芽于一场会议，完成于另一场会议。1972年，杰福瑞·贝斯特与我在爱丁堡大学举办了一场会议，主题是当时的新兴研究领域：战争、和平、民族。那时我们两人的兴趣都已经转向研究战争与社会；杰福瑞在这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远超过我，自那之后，我和他的友谊一直持续下去。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重拾这一已搁置了十五年之久的主题。那时我已写了几本以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为题的著作，自觉有把握处理作为本书主题的大疑问：他们为何相互攻伐如此之久，为何最后停止攻伐？2007年，在文稿快结束时，我参加了另一场在瑞汀大学的会议，会议主题是“跨越分水岭：中世纪末期和现代初期战争的变与常”。爱丁堡的那一次会议，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就精心挑选了一群人，在四天时间里聚会、交谈、辩论（有时候是激烈辩论），而这一次，法兰克·塔列特、大卫·特里姆，则花了两年时间邀请专家，才办成这场规模更大的且更开放的会议。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研究战争；描写战争和苦难有时仍让我极度反感。但1972年的爱丁堡会议和2007年的瑞汀大学会议，让我体悟到了解历史的关键是战争和冲突。
我要感谢那些一直鼓励我，又如好友般给我实质帮助的人。在列出他们的大名时，请原谅我省去了他们的头衔。
约翰·基根是我们1972年爱丁堡小组的成员，自那之后，我一直很珍惜和他的友谊，欣赏他的努力。我们合写过几本书，他第一个鼓励我研究哈布斯堡王朝，鼓励我使用视觉资料。在这本书里，我努力将他的划时代大作《战役之面》中的一部分洞见，运用于书中。
约翰·布鲁尔对此书的写成有无形的贡献。他几乎是我所探讨的每个主题的开路先锋。《权力的主要凭借》说明了在发达社会里，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与罗伊·波特合编的集合性大作《消费与商品世界》，为我的作品提供了有关交通网研究的上层结构。如今，他在《感性杀人：18世纪的爱与狂》一书的最后一章里，再度把我绝不可能发现的理念和材料引介给我。过去几十年里，无论是在佛罗伦萨，还是在洛杉矶、牛津、伦敦，约翰与史特拉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可能一直都不知道，他们对我持续不断的支持，有多么大的意义。
撰写此书使我对陌生的匈牙利燃起了强烈兴趣。神奇有力的匈牙利语，我很遗憾只懂寥寥几个字和短语；同事黛安娜·卡利告诉我，现在开始已经太晚。我很感激她帮忙将匈牙利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包括米克洛斯·兹尼伊的史诗作品《锡盖特堡的覆灭》的最后一段，她用令人荡气回肠的英文展现于我。这部史诗出版于1651年，此前从未翻译成英文。
如今我可以完全领会拉丁古谚“extra Hungariam non est vita ，si est vita non est ita”（出了匈牙利，就没有生命，即使有，那也不算是生命）的意思。在这新天地指引我前进的是斯蒂芬·帕尔菲。在安娜玛丽亚·阿尔马西的热情支持下，斯蒂芬引导我认识了匈牙利人的生活方式（从佳肴、美酒到生活乐事），并为我没完没了的疑问，提供了有效的答案。斯蒂芬知识广博，让我受益颇多，对我所遇到的问题、人物提供了许多帮助。因为有数代帕尔菲家族之人，曾经在那些战场上奋力战斗，这些信息都弥足珍贵。
对我来说，布达佩斯已是我学习生涯的中心。多亏华盛顿特区的加博·阿戈斯顿为我铺路，让我结识了帕尔·佛多尔，以及匈牙利科学院那群博学而精力特别充沛的奥斯曼主义者。通过其中的泰尔扎·奥博尼，我又进一步认识了任职于国立赛切尼图书馆的阿涅斯·萨尔戈·沃伊提拉。该馆所收藏的图像资料，品质之高，是我在其他地方所未见过的。图书馆对面，就是位于城堡丘上的哈布斯堡皇宫（本书中上演过无数次杀戮的地方），如今内部辟有国立艺术馆，馆内珍藏有19[1]世纪的历史书；艺术馆隔壁的市立博物馆，收藏有关于1686年布达攻防战的大量资料。
本书其他部分，得益于在维也纳、格拉茨、伦敦、华盛顿特区，以及费城的研究。维也纳的维也纳图书馆、奥地利国立图书馆、维也纳博物馆；格拉茨的约安鲁姆国立图书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伦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苏拉蓝国立图书馆；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和佛尔格图书馆，我都曾去过，收集了不少资料。在斯德哥尔摩，亨利克·安德森带我到皇家武器博物馆一睹意大利人马西利最后一部作品的手写稿，协助了我的研究。我特别要感谢彼特·帕夏尔，经他的引介，我才得以一窥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格外丰富的雕版书、木刻版书收藏。
对于任职于慕尼黑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的克劳狄娅·法比安，我要致上我诚挚的感激。她第一个了解到我为撰书而搜集图像一事，可为欧洲诸图书馆的数字化工程提供多大的附加价值。她与詹姆斯·诺尔斯、杰拉尔·麦克林、阿涅斯·萨尔戈·沃伊提拉、席尔维雅·马特尔·伍姆、专案经理苏珊·彼得斯，一同设定了我们的研究计划——印刷图像研究联合会——的方向。为这本书付出最多者，莫过于苏珊。她一字不漏地看过我一遍又一遍的草稿，委婉地提出修正建议，也毅然决然地删掉了草稿中某些冗言赘语，并出借书籍予我，为书稿的完成提供了许多宝贵看法。光是“谢谢”两字无法表达我的谢意。本书最后呈现的内容，有许多部分得益于杰拉尔·麦克林的文字与言语的启发。多亏他和唐娜·兰德里的协助，我才得以更深入理解以“马”为中心的世界，进而理解“马”在东方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我那些流于简单的提问，想必曾叫他们大为摇头。
我还要感谢彼得·盖迈耶、芭芭拉·盖迈耶夫妇在巴伐利亚的殷勤款待，感谢彼得在奥地利雕版书领域的渊博学识。例如，因为他的藏书，我一下子就掌握了1914年前波斯尼亚兵团的驻地详情，使假设一下子变成史实。书中之所以一再出现格拉茨，除了充分的历史理由而必须如此，还因为彼得与格雷塔·斜切瓦的启发，因为他们为施地里亚这个地处古奥地利心脏的神奇地区，提供了深奥难解的资讯。
与泰莎·哈维一起处理本书文稿，始终是愉快且成果丰硕的。对于文章该如何铺陈才能吸引人，她一贯有正确的判断，叫我受益良多；如今，我还能听到她在说。（现在还不是说这事的时候。）
在此提到克雷吉本这一地名，或许会让人觉得突兀。本书围绕着边疆、边界而谈：我住在这栋非常老的老房子，在1570年首次遭劫掠者放火烧毁的苏格兰边界塔的塔顶上写作，使笔下这段发生在另一个遥远边界上之袭掠、战争的历史，显得非常真实。历史上，克雷吉本一直是有争议的领土，受抢夺的标地，非常类似于哈布斯堡、奥斯曼兵戎相向的那块领土。克雷吉本曾上演了大小战争，但如今它展现了何谓友好。
内人珍妮是这本书的中心，也是其他每件事情的中心。她抽出时间协助我完成这一计划，提出了许多建议，帮我回想我们去过而我已忘记的地方。最叫我感激的是，她几乎完全配合我的工作，使我免遭许多俗务缠身。——安德鲁·惠克罗夫特于克雷吉本宅2008年4月【注释】[1] 此处所指布达位于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附近，位于多瑙河西岸，而后文中的佩斯城指的是多瑙河东岸的城市佩斯城。在1873年布达、佩斯与老布达合并，成为了今天的布达佩斯。
重要人物介绍
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关系的重要事件表
序196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维也纳，在贝尔格莱德坐火车前往[1]的 。出火车站不远，我找到一个昏暗肮脏的旅馆。我这辈子没住过那么糟糕的旅馆，可怕程度连塞维尔的工人平价旅社都比不上，房间里臭虫、蟑螂横行。但我只住得起那间旅馆。其他垂头丧气的访客，带着以粗绳捆扎的卡纸板手提箱，来来去去，但都住不久。我则住了很久，因为我在隔壁街认识了一个好心的当地人，可以去他那里喝汤吃面包打发三餐，大概每隔几天，还能喝到一杯赎罪的涩味白酒。
1683年，在两百八十年前，前来围攻维也纳的奥斯曼大军，就在这个地点扎营。那是历史上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1529年秋，第一次围攻时，他们就去过那里。当然，1963年时，已没有蛛丝马迹或回忆可追溯那两场恶战，而我也几乎未听人谈起它们。能见到的，就只是更近一场攻击留下的痕迹。1945年，苏联红军部队与纳粹武装党卫军打了十二天的巷战，最终于4月13日拿下了维也纳。十八年后，我仍可在一栋公寓大楼的高处，见到当时留下的累累弹痕。
在那几个月前，我在马德里人文学院后面停车场墙上，见到一样的痕迹；在我们上课的那些房子里，共和派曾拼死奋战，逐楼撤退，最终击退了佛朗哥将军非洲兵团的追击。这是1936年初冬的故事。在维也纳见到那些弹痕，让我一阵战栗：我知道它们的来历。即使已距那段历史那么遥远，此刻我沉浸在生机勃勃的维也纳饮食、艺术、音乐、文化中，当下的感觉也与一般人无异，但我还是有种不安——对战争、暴力、生死搏斗的不安。
我祖母曾是奥匈帝国的子民，对1908年之前的事，怀有浪漫回忆。满怀祖母所灌输给我的那些回忆，十八岁时的我觉得维也纳并不迷人且让人有点失望。但那些弹痕累累的墙——在有些地方那就像张丑陋的大麻脸——却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第二次来时，我至少对1683年土耳其人围攻市中心的事有所了解。约翰·史托耶的《维也纳攻防战》是我的旅游指南，当年才出版（1946年）不久。我每天沿着同一条路线，在市中心穿街过巷，试图将1683年所发生的事与矗立在该区的建筑串联在一块。城里大部分地方，街道布局与1683年时大同小异，但这时（还未列为世界遗产之时），已没有标记或牌匾可诉说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事。
我很快设立了自己的地标：一家贩卖美味新鲜腊肠外加一碟泡菜、一份亮晶晶马铃薯沙拉的肉品店；一间供应平价好葡萄酒（9、10月时最佳）的破旧酒吧。后来，我搭电车到城外格林钦的葡萄酒村，或搭火车到克洛斯特新堡大隐修院附近的酒馆，找到更好喝的葡萄酒。接下来的几十年，我那些常去的老地方渐渐消失，即使没有其他欧洲城市消失得那么快。而20世纪80年代地铁的建造，标志着1914年前旧世界的终结——那是在一个世纪前拆除旧城墙、建造环城大道之后，维也纳最浩大的市政工程。
事实上，这反倒促成了旧世界重见天日。原以为已拆掉的旧城墙和城堡，其实仍存在于这座19~20世纪新城之下，至少仍存在痕迹和基础。完成这本书之前几个月，我告诉一友人，在国家剧院附近有人在挖掘。工人挖地基，以便建造新办公大楼，结果挖出像是旧拱顶的东西。墙与瓦砾的颜色古怪且淡，我不确定是砖造还是石造。他说他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维也纳城墙。19世纪50年代起，环城大道工人将城墙一块一块拆下时，拆到地面下一点点时就停手，以便为这道路工程留下坚实的地基。因此，维也纳城墙，或者是该城墙的残余，仍在原处，一如俄罗斯人进攻该城墙留下的痕迹在1963年时仍在原[2]处一样，如果你知道去哪里找的话 。
知道历史事件在哪里发生，很重要。四处看看是不错的选择，当地地理景观往往已不复原貌。在这段历史于笔下渐渐成形且日趋成熟之时，我另外去了一些战场和其他可凭吊历史的遗址。事实上，那些地方多是历史不明之地。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早被遗忘已久的战役曾在哪里开打，甚至没有人讲得出那些地名。有时我运气较好。在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交界处，莫格斯多夫村附近的圣哥达之役的遗址上头，有座小丘俯瞰战场。当地一位热心人士和村民，在小丘上盖了座[4][3]小型纪念馆。那场战役是莫格斯多夫村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那纪念馆所记录的，只是漫长复杂历史中被割离的一刻，也很难看出来龙去脉。
因此，这不是容易理解的历史。由于某种恐惧（我主要的研究课题）一样短暂且难以捉摸的东西作祟，我不清楚什么东西会是重要又有用的。后来多亏有研究奥斯曼和匈牙利历史卓然有成的史学家帕尔·佛多尔指点，我才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事。有一天，在布达佩斯，走出科学院时，他告诉我，对于在奥斯曼和匈牙利境内发生的许多可怕之事，我们知之甚详。我们可能知道某种暴行在哪里发生；甚至可能知道谁受害或知道他们的遭遇。但这些可怕之事，都未能创造出适用于所有类似情况的一般概念与一贯说法。每件事都是独一无二的，[5]除非我们能切实提出那事的普遍之处。历史一团乱，乱得叫我们吃惊。
我在无意间走进了一块辽阔而只有局部耕耘的领域，关于15、16世纪的历史，已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而关于17世纪则少得多，[6]关于18世纪几乎没有。因此，我把焦点放在这段较晚的时期，以1683年维也纳城攻防战为核心，直到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土耳其这两[7]大帝国冲突的最后时期为止。为使本书看上去不会那么冗杂无序，我不得不略而不提这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其他的参与者，不得不舍弃有关维也纳的人物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岛屿、地中海所发生之战役的资料。有关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往东扩张、最终将势力伸入中亚诸汗国的资料，也有很大部分没有提及。对于中国的部分，我[8]也是百般不舍地被迫割舍。
就奥斯曼、哈布斯堡后期的军事对抗来说，最新的原始资料，仍是那些写于19世纪的资料。这场圣战曾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许久，但到了圣战晚期，该圣战已跌出历史中心的舞台。第一次到维也纳的几年里，研究之路未把我引向17世纪的军事史，而是19、20世纪的军事史。经过档案室的整理，重点将奥地利放置于国际武器买卖里的角色，我在小镇施泰尔，埋首查询当时的航海日志和存货清单，度过快乐的几个星期。在那里我去了维也纳战争档案馆的密室数次。但一直以来，在许多史料里，都潜藏着某种未明言的恐惧：恐惧竞争者或对手会取代匈牙利帝国；恐惧未做好准备，恐惧科技落后，技不如人。最后，当我转而探讨其他哈布斯堡的主题时，仍察觉到这股几乎未曾消失的隐隐焦虑。那焦虑从何而来？
大部分书籍需要在正文开始前预为解说。首先，我得益于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我的想法承袭自某些学者。我想写这本书想了很久，但若没有罗德斯·默菲的《奥斯曼战争，1500~1700》在1999年出版，这本书不可能写成。当代出版品对于土耳其人那种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我从来不信。我可以说明这些负面观点如何通过书籍、小册子、绘画甚至茶杯和瓷砖，在西方世界一个接一个滋生，但我提不出另一种看法。默菲和芬克尔摒除了某些刻板观点，更重要的，他们也缩小了双方在战场作为上实际的差距。西方作家认为土耳其人的行径超出人类正常范畴，他们残酷、好色、受盲目信仰的不断驱策，因此，在他们笔下，土耳其人无异于人格变态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可能有别的行径，例如人道行径。但其实这一形象根本与实情不符，从法医学角度得到的证据也一再表明那些刻板看法不实，这种情况令人不安。
另一位对我思想有所启蒙者，是奥地利社会人类科学家安德烈·金格里奇。大部分资料和我对历史事件的较深入研究，都不适用于任何思想架构。金格里奇将对西欧以东的地区所发展出来的观念——从该地区的民族和文化所发展出来的观念，称作边境东方主义（frontier Orientalism）。我尝试以这概念去解读我的资料——那些资料前后涵盖的时期，比金格里奇原本所描述的时期长得多。这概念给了我一个基本模板，让我可将一个个证据像拼图一样拼出完整面貌。我想未来史学家会发现边境东方主义是个无限好用的观念。
本书并非根据原始手稿写成（只有一两处例子用到原始手稿），而是根据16~18世纪出版的资料写成，这些资料得自于那个时代对此历史事件的知情者。那些是我已研究了二十几年、至今仍在研究的资料。如今，我仍在挖掘遭埋没的历史，并正在改变对研究过之资料的看法。偶尔，我们无法得知别人如何形成其看法，但我们可以了解资料如何呈现在他们眼前。自15世纪迄今，情况改变不大，一如你手上这本书，有人决定将其出版，希望从中获利。而有些书、小册子的印刷出版则是出于别的动机，但我所用过的资料，大部分都属于营利性质。它们是待卖的产品，而印刷业者（当时的出版商）努力使它们尽可能为潜在顾客所买走。促销的关键手法之一，就是替它们配上雕版书、木刻版书插图。在识字率较低的年代，这招特别管用。
想要了解某书是否大卖，方法之一是查明印了几版，在市场上卖了多久。如果某书出版了别的语言版本，那书想必又得到了新一批不同的读者。我们需要慢慢查探这些网络。有些书本催生了为整个欧陆人民所信持的看法。英国人保罗·莱科特的著作，已出版多版且被译成了法文（两次）、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维也纳被围期间一直住在城里的律师约翰·彼得·冯·费尔克伦，写了一本小书，于168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法语、拉丁语两种版本，在林茨出了德语版，在维也纳、威尼斯、那不勒斯出了意大利语版，在克拉科夫出了波兰语版，在伦敦出了英语版。还有一些书只是剽窃一些已出版书籍的内容，挂上不同书名出版。手写稿是最常见的传播方式，但传播范围相当有限，而印刷书、木版书或雕版书、小册子，则是为了更大规模销售而问世的东西，是可买卖的商品。从这角度来看，后人所收藏之印刷书珍本上的记述，往往比大档案馆所收藏之手写稿的内容更能揭露大众的态度和看法。
如何才能理解真正发生的事？可以用华丽的文明冲突（与失败）思维模式检视那事，结果头一次检验证据，那模式就不管用。比如审视“穆斯林衰落”这观点：从中世纪初期几场大胜之后，穆斯林就踏上了漫长的江河日下的路程。但我也不觉得这观点站得住脚。本书用了不同的措辞。我所谈及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非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国家，但除了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化，他们还有明确的突厥语文化传统。近来，史学家避用土耳其人一词，原因是奥斯曼帝国认为土耳其人是乡巴佬，觉得被叫作土耳其人是一大侮辱。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在这同时，他们也自豪于自己是土耳其先祖的出身。再怎么说，来自突厥语族的认同，为凯末尔的新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
哈布斯堡王朝在偶然间成为奥斯曼帝国在西方长久的死对头。波兰人、匈牙利人也各自有一段与奥斯曼帝国冲突的历史，那是与哈布斯堡、奥斯曼帝国冲突史有所不同且同样重要的历史。但奥斯曼、哈布斯堡的对抗，是两个帝国的对抗，双方都想取得某种支配和管辖权。两者共通之处较多。这两个古老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灭亡，但在灭亡的许久之前，就老朽不堪（在其竞争者眼中）。老朽不堪的认知、古老过时的仪式、19世纪末期对他们老态龙钟、看笑话式的包容，这些不只在1900年时不符事实，且还歪曲了他们的历史。本书以两者历史开始合流之时为开头，以两者不再相互杀戮之时作结。战争能揭隐发微，诊出弊病，就像具有折射力的棱镜，能将错综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自的基本组成。它帮助史学家提出（并回答）以下问题：奥斯曼政权为何落败？奇怪的是，失败的哈布斯堡政权，却没有被以[9]同样问题如此追根究底地质问。本书不是部军事史，重点其实在探索社会如何应对挑战。若欲了解那段历史，套用约翰·基根那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我们得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战役之面”（face of battle）。
最后，有个麻烦的术语问题。同一个地方或事件，有时会有德语、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的不同名称。从头到尾使用其中某种名称，不可避免会让人有站在某一方的想法。但为了让读者阅读方便，名称不得不有所统一。我大部分使用今日通行的名称（但有一些例外）——某些名称用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说法，其他名称用德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或土耳其语的说法。对于国际知名事件，例如战役或条约，对于在英语里有不同拼法的当地地名（例如维也纳和慕尼黑），我均使用英语说法。书中提到匈牙利人名时，先名后姓，以避免对匈牙利人造成困扰（匈牙利人名原本是先姓后名）。我也自然而然使用土耳其、奥斯曼，一如17、18世纪那么自然地使用这两个字眼。拘谨的奥斯曼人，现仍在世者必然已不多，但我还是希望这不致冒犯到他们。【注释】[1] 这班火车起于雅典，往西北蜿蜒而缓慢行驶。[2] 这位友人是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Duffy），对围城和围城战法的了解无人能及。人们为建造地铁而往更深处挖，挖出许多更古老的手工制品。[3] 我想，这是因为得到了州立博物馆的宝贵建言。[4] 在河边平地上还有一大理石十字架和大理石牌匾。[5] 2005年9月5日到匈牙利科学院。[6] 维吉尼亚·阿克桑（Virginia Aksan）的不凡之作《奥斯曼战争》（Ottoman Wars）是例外。此作深入探讨了奥斯曼帝国，但有关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不得不依赖二手资料。[7] 以维也纳攻防战为题的英语著作，有两部属于上乘之作，一是约翰·斯托（John Stoye）的《维也纳攻防战》（The Siege of Vienna），一是汤马士·巴克（Thomas M.Barker）的《双鹰和新月》（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两书都从攻防战开始之前说起，而以该战结束时告终。[8] 17世纪之前，西方人口中的东方，主要指欧洲东边、南边的伊斯兰地区；中国通常被称作契丹（Cathay）或鞑靼地区（Tartaria）。对东方的恐惧，并非只与伊斯兰有关。13世纪蒙古人横扫欧亚，引发欧洲人恐惧，10世纪时似乎势不可挡的马扎尔人也曾引发欧洲人恐惧。在更早，有中亚部落民族匈奴人西迁的恐怖故事，如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里所记录的阿提拉风暴和阿瓦尔人的天生勇武。从18世纪的吉朋到20世纪的史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直不乏以吉朋笔下人类史上最可怕且或许最壮大的场景为主题的著作。[9] 诺曼·史东（Norman Stone）是例外，他在《东战线》（Eastern Front）中特别解释了失败的深层根源。
导论：源于东方的恐怖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吉朋写道：“追索六百多年来君士坦丁堡与日耳曼旋起旋灭的诸皇帝之后，现在我来到……这希腊王国的东界。”他描述了那位阿拉伯先知的才智，讲述了“他所创宗教的精神”如何导致这东方帝国的衰亡。吉朋断言：“我们满怀好奇，目不转睛注视着一场叫人难以忘怀的革命，一场已将恒久不消的新性格烙印在地球上诸国的革命。”
但阿拉伯人占领着这块穆斯林疆域，维持了差不多三百五十年，[1]其范围最大时，从阿拉伯半岛往西绵延到大西洋，往北进入中亚沙漠。后来取而代之的民族，他们来自东方更远处。关于这民族的发祥地，基督教、穆斯林的传说一致。那是一块被两位巨人国王果戈、马果戈统治的土地，那是个境内山区布满可怕凶残战士的王国，且那些战士多如海沙（《圣经·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八节）。世界英雄亚历山大大帝造了一道只开了两座大铁门的大墙，借此使文明世界免遭他们的蹂躏。西方因此得以免去一场浩劫。
这传说既可见于《古兰经》，也可见于公元6世纪用希腊语写成的《亚历山大传奇》。我们可以从历史根源理解这一传说。在中国的确有为防范游牧民族入侵而建造的大墙（长城），成为蛮族一波波往西迁的理由。亚历山大的防御土墙和铁门是虚构说法，但在当时人看[2]来不无可能。来自东方的恐怖，源于草原的游牧土耳其人。他们先是进入波斯文明的世界，从而征服拜占庭帝国，最后推进到东南欧境内。在某一点上，阿拉伯人为西方人所熟悉，而土耳其人则充满神秘。罗马人已知道阿拉伯半岛，并将该地划分为肥沃阿拉伯与沙漠阿拉伯，在地图上标出阿拉伯半岛。但安息、波斯以北的广大东方地域，远非西方人所知。
对罗马来说，这些东方民族全是锡西厄人，他们骑着一身粗毛的小马，不怀好意，四处劫掠，人数多得数不胜数。吉朋在书中写道：
突厥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主要讨伐的对象。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建立的锡西厄帝国早已是明日黄花，但他们的名号仍为希腊人和东方人所熟知；锡西厄族分裂出的各部，个个都是强大而自成一体的族[3]群，散居于从中国到乌浒河、多瑙河之间的沙漠：匈牙利人的殖民地获准加入欧罗巴共和国，而亚洲多国的王位遭突厥裔奴隶和军人拿下……这些北方牧人布满波斯诸王国：他们的塞尔柱族王公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强固的帝国，版图从撒马尔罕延伸到希腊、埃及边界；突厥人一直支配小亚细亚，最后将其胜利的新月旗插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上。
2005年12月，伦敦皇家科学院办了突厥人文物展，展名“千年日志”，文物涵盖年代从6世纪到17世纪。看过展出的奇特文物，包括雕刻、绘画、（顶柱过梁与挑檐之间的）雕带、装饰物、青铜门，立即就会了解，这许多突厥语部族有着共同的文化。这不单纯是伊斯兰文化（突厥语族10世纪才开始接受伊斯兰教），他们还把许多旧民间信仰的残余带进新信仰里。或许因为吉朋的影响，我们把阿拉伯世界视为永恒的存在，视为伊斯兰的发电厂和心脏。但11世纪时，阿拉伯人已失去支配地位，失去奋进活力。阿拉伯学术在知识界无疑仍举足轻重，特别是在科学、数学、发明方面，但维系穆斯林文化于不坠，这时靠的是土耳其人。
伊斯兰对突厥语族的影响极剧烈且深刻，但此前突厥族群里残存的社会、文化模式，并未因此给完全抹除。从实际层面（而非神学面）来看，伊斯兰传播到许多地方后，因地制宜而有许多局部变异。突厥人，一如中亚所有民族，在中国文化区边缘壮大，从他们许多古老的手工制品可清楚看出这点；相对的，阿拉伯文化在希腊世界边缘壮大，伊斯兰诞生前，阿拉伯半岛上有许多基督徒聚落和犹太基督徒聚落。突厥人是后来才进入西亚，与位于地中海边缘的诸文化——阿拉伯、希腊、罗马文化——共通之处极少。进入中东的突厥人拥有特色鲜明的双重传承：首先，他们自认祖先是神话人物乌古斯汗和存在更早的诺亚；其次，他们自认于11世纪起以穆斯林身份得到重生。若要理解奥斯曼帝国，就得理解这一复杂的双重特质。
本书首先探讨欧洲对土耳其人的恐惧，然后，在末尾，探讨恐惧本身。欲了解这个过程，就得知道土耳其人并非在1453年突然蹦出来。在那将近四百年前，土耳其人已进入欧洲人的记忆，而且我们可以精确标出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在1071年8月19日，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凡湖附近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之后。卡罗尔·希伦布兰不但使今人对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看法改变，并且明了曼齐刻尔特之役真正的意义和其在历史上的影响。目睹该役的史学家麦可·阿塔莱克斯，理解到战争的强烈冲击：
那就像场地震：喊声、汗水、猛然涌上心头的恐惧，还有漫天烟雾与骑马包围住我们的土耳其游牧民族。那场景真是惨烈，无法形容……帝国军队全部溃逃……整个罗马国遭推翻。
土耳其人分数个阶段进入西亚。最初以奴隶或佣兵的身份进入。塞尔柱土耳其人（曼齐刻尔特战役的胜利者）继续挺进，攻下耶路撒冷，促使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东征，而有1096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其他土耳其人，即为阿拉伯统治者效力的奴隶兵，起兵反叛，建立了统治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1250~1517）。继马穆鲁克王朝之后入主埃及的，又是一批土耳其人，即奥斯曼帝国。奥斯曼人当权，建立了兼具突厥语族特色与伊斯兰风格的政权，而该政权统治的地区，最终和罗马帝国一样广阔。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453年进入欧洲之前，视土耳其为基督教世界之敌的想法就已出现。匈牙利是消息西传的管道之一。12世纪时，匈牙利国王和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活动已有密切联系。他们通过联姻和共同利益与拜占庭帝国紧密结盟。曼齐刻尔特兵败的消息，以及近一个世纪后（1176年）拜占庭在西安纳托利亚的米里欧塞法隆再度兵败的消息，都是经匈牙利传到西方的。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曾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他派兵参与了1176年那场落败的战役。当时甚至有让拜占庭、匈牙利两王国合而为一的计划。1180年3月，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康尼努斯的儿子阿历克赛，透过法理人与法国国王[4]的公主成亲，因而有了将消息传往东方的第二管道 。
曼齐刻尔特之役，西欧得知东方有日益壮大的土耳其势力。那场仗的四百年后，法国画家梅特·德·罗安为薄伽丘《名人的命运》画了数幅小型画，其中一幅呈现了拜占庭皇帝狄奥根尼·罗曼努斯遭塞尔柱土耳其领袖阿尔普·阿尔斯兰俘虏的情景。在他笔下，土耳其人身穿西方金属盔甲，他虽然不知土耳其人的盔甲长什么模样，但他至少知道土耳其人佩戴与欧洲笔直大刀大不相同的弯马刀。画的下半部，拜占庭皇帝趴在地上，作为阿尔普·阿尔斯兰上马的脚凳。
塞尔柱人进入安纳托利亚之后，有几个小土耳其部落跟着进入，[5]奥斯曼人（Ottomans，意为奥斯曼之子）是其中之一。1324年，奥斯曼之子奥尔罕是塞尔柱人扈从，那是随时可能不保的边疆职务。但人称“加齐”的奥斯曼人（gazi，疑是打击异教徒的伊斯兰圣战士），逐渐壮大，与拜占庭展开了几场规模大小不一的战斗，除了以骁勇善战令敌人刮目相看，还逐渐扩张了领土。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人与信仰穆斯林的奥斯曼人之间的往来，很快变得更为直接。1346年，奥尔罕娶拜占庭的皇帝约翰六世的公主为妻，1352年，奥斯曼人受邀为皇帝驻守位于马尔马拉海欧洲一侧的加里波利。1360年，奥斯曼人在欧陆拥有的土地，已多过在亚洲的土地。同年，他们将首都迁到哈德良城，并将该城改名埃德尔内（位于巴尔干半岛上，今希腊、保加利亚边界附近）。
奥斯曼人进居安纳托利亚西北部不到四十年，实力虽仍不如拜占庭，但已使情势翻转。这时，君士坦丁堡担心它好战的邻居土耳其进攻。内陆的基督教公国也一样，例如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许多基督教公国琵琶别抱，把新登基的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而非衰弱的拜占庭人当作最高王子。1389年，穆拉德和其基督教藩属，在科索沃玻利耶原野上大战塞尔维亚国君拉扎尔，结果击败对方。但战事方酣之际，苏丹遭一名伪称改信伊斯兰的基督徒杀害，塞尔维亚人落败后，作为报复拉扎尔遭到处决。西欧人很快得知在东南欧多山地区（奥斯曼土耳其语称此地区为巴尔干），有一新强权兴起。科索沃之役两年后，土耳其人进抵多瑙河，攻占尼科波利斯，而此时欧洲人发动十字军予以回应。
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十字军，组织凌乱，领导无方，以惨败收场。但对欧洲带来最大冲击的是这场战役的后续影响。尚·德·佛鲁瓦萨尔在其《编年史》第四卷，描写了战后奥斯曼苏丹为了报复法国人屠杀奥斯曼俘虏下令处死诸多贵族俘虏。在某一版佛鲁瓦萨尔的著作中，有幅小型画描绘砍了头的尸体在苏丹面前越堆越高。苏丹希望借此警告敌人反抗他的下场。在洛克曼所写的16世纪奥斯曼宫廷史里，那幅水彩画，如佛鲁瓦萨尔，将土耳其人描绘为可怕的敌人。奥斯曼人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时，他们那杀人如麻的残酷形象，已形成将近三个世纪，并在此期间日益深植欧洲人心。这份恐惧的根源，可追溯到更远的1071年夏天曼齐刻尔特战场上，且因为太久远，而让人忘了那根源。但那份恐惧从未被人遗忘。
有条古罗马军事驰道，从君士坦丁堡穿越到巴尔干山区，抵达多瑙河畔的贝尔格莱德，也就是罗马人称的辛吉杜努姆。沿多瑙河往上是布达城，即罗马人称的阿昆库姆，更往上游则是维也纳，以及罗马人称的温德博纳。罗马帝国灭亡许久之后，身为罗马人的观念仍未消失，而罗马人长久统治所留下的具体证据，例如铁门附近横跨多瑙河的图拉真桥残柱，仍诉说着罗马帝国曾有的光荣。巴尔干、匈牙利的基督教诸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自认是罗马光荣历史的继承者。奥斯曼人，一如塞尔柱人，认为他们已凭借战争征服罗马帝国，他们深信，罗马帝国已成为他们继承的财产。在《欧洲史》中，诺曼·戴维斯提到穆拉德大胆僭称罗马苏丹，此后直至奥斯曼帝国于20世纪覆灭，历任苏丹都以此头衔自称。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时，穆拉德的后代，外号“征服者”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深信，他在亚欧两地恢复了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语所称Rum）的统一。奥斯曼帝国认为西方的神圣罗马皇帝篡夺了理当属于他们的头衔。在他们眼中，哈布斯堡家族只不过是奥地利公爵，或顶多是个小国君。他们彼此都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使这两个王朝之间的对抗日益激烈。哈布斯堡王朝深信他们的职责是往东恢复罗马版图，因为耶路撒冷国王是他们尊贵的头衔之一；奥斯曼帝国则深信，以君士坦丁堡为基地往西收复罗马帝国，是他们的天命。这加剧了（或毒化）双方的对抗。
东西方间这场决定性的搏斗，根源在于双方都自称是已灭亡许久的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以现实政治、经济对抗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对立为基础所提出的解释，表面上看或许较说得通。但在15世纪的时空环境（这场东西方对抗开始时的环境）下，这场东西方对抗是重大议题。奥斯曼人和哈布斯堡王朝都是新掌权，都根据自己家族的古老渊源，合理化统治之位。他们所精心拟出来的世系，都把祖先溯及诺亚和更古老的人物，而那些固然是虚构。哈布斯堡家族是从奥地利大公腓特烈四世，在罗马由教皇尼古拉五世，以查理曼皇冠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后，才展开其世代为皇帝的漫长历史。加冕日为1452年3月16日。就在那一年后的1453年5月24日，年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下君士坦丁堡。这时，腓特烈三世虽有皇帝头衔，却已无实权，奥斯曼人则正迅速成为东方的军事霸主。
双方的对抗并未立即展开，因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各取得罗马皇帝这个至高头衔之时，仍有个强大的国家阻隔在他们之间。在维也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坐落着匈牙利王国，该王国统治者，是名叫约翰·匈雅提的川西瓦尼亚贵族，他是当时最能征善战的将领之一。因身穿极为光滑而亮如白银的盔甲，一般人称他“白骑士”。攻占君士坦丁堡的三年后，穆罕默德出兵攻打贝尔格莱德，结果在1456年7月被打得溃不成军，而击败他者，就是匈雅提统御有方的军队。但此战之后三个星期，白骑士死于瘟疫，他的次子，最终继承他王位的马提亚·科维努斯，只有12岁。
1458年，马提亚才被推选为匈牙利国王，他在位的32年间，匈牙利版图一直往东、往西扩张：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不敢撄其锋。但他于1490年死后，匈牙利国力大衰。16世纪1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首度正面交手。两位年轻而又野心勃勃的统治者终于上场较量了。
1519年1月神圣罗马老皇帝马克西米达一世去世，由其孙子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继承了勃艮第、低地国的肥沃土地。马克西米达死后，查理又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日耳曼的土地。隔年，奥斯曼帝国拿下黎凡特、埃及、阿拉伯土地的苏丹塞利姆一世去世之后，由[6]其独子苏莱曼一世接位。
塞利姆在位时已自封“天下征服者”，他儿子则决意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征服者”。苏莱曼比查理大6岁，两人都有称霸天下的使命感。苏莱曼曾致函波兰暨立陶宛国王席吉斯蒙德一世，称自己统有广大土地，自称帕迪沙（即万王之王），统有白海（地中海）与黑海，统有鲁梅利（即罗马人土地）、安纳托利亚、卡拉曼、统有杜尔卡迪尔、迪亚巴基尔、库德斯坦、亚赛拜然、波斯、大马士革、阿勒颇、埃及、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诸省、整个阿拉伯半岛、整个也门，还有他伟大父亲和诸位伟大先祖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的许多土地。
查理则在更早年前用各种称号申明他的显赫：罗马王，未来皇帝，永远的奥古斯都，西班牙、西西里、耶路撒冷、巴利阿里群岛、加纳利群岛、大西洋彼岸的印度地方（即西印度群岛）和大陆的国王，奥地利大公，勃艮第、布拉班特、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卢森堡、雅典、帕特拉斯的公爵，哈布斯堡、法兰德斯、蒂罗尔的伯爵，在勃艮第、埃诺、普费尔特、鲁西永诸地享有王权的伯爵，亚尔萨斯的领主爵，史瓦比亚的伯爵，亚洲与非洲之主。
其中至少有三个地方（耶路撒冷、雅典、帕特拉斯），由苏莱曼牢牢掌握在手。明显可见的冲突区，将会是地中海，以及随时可接收的庞大匈牙利王国境内地区。匈牙利年轻国王——波西米亚暨摩拉维亚的国王、克罗地亚与达尔马提亚的受推选统治者——缺乏其东邻、西邻两大强权的资源。奥斯曼帝国攻打匈牙利时，欧洲将不会再发动十字军前来救援。
在当今宗教与政治脱节的时代，有人可能会觉得，在苏莱曼一世准备发动征讨大业时，宗教因素在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门争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哈布斯堡与奥斯曼的较量是信仰的对抗：查理五世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最终由教皇亲手加冕予以加持）。苏莱曼则是穆斯林世界大部分人马首是瞻的领袖，是麦加与麦地那两圣地的守护者，先知穆罕默德之象征性宝物的持有者。他晚年在伊斯坦堡（君士坦丁堡）的苏莱曼清真寺，命人刻下了如下语句：
苏丹苏莱曼已接近真主，接近威严、全能之神，接近万邦林立之世界的创造者……苏莱曼是他的奴仆，因拥有神力而全能，苏莱曼是哈里发，因拥有神光而璀璨耀眼，他履行隐藏之书的命令，在所有可居住地区执行该书的敕令：在全能之神和他攻无不克的军队协助下，征服了东方与西方，统辖世上诸王国……
双方无可妥协。查理五世告诫其儿子西班牙腓力二世，决不可割让哈布斯堡寸土之地：如果你的先人，承受天恩，坚守不退……那么你应信任上帝会帮你守住你所承继的一切。
1521年，苏莱曼承继大位一年后，重启塞利姆的征讨大业。但他未用兵东方，而是攻打他的曾祖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1456年未能攻下的地方。年轻的苏莱曼率领其军队走出都城君士坦丁堡，然后往北进军，抵达多瑙河和贝尔格莱德的白要塞。这一次没有人来救匈牙利，1521年8月29日，白要塞（基督教世界的前卫堡垒）落入苏莱曼军队之手。五年后的1526年，苏莱曼在莫哈奇之役大败匈牙利军队，1529年夏末，他的军队来到维也纳城墙外。奥斯曼与哈布斯堡的搏斗持续了两百五十年，其余波荡漾至今未歇。【注释】[1] 伊斯兰倭马亚（Ummayad）王朝统治西班牙更久，但阿拉伯世界早已分崩离析。[2] 这故事已知有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德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科普特语、衣索匹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捷克语、波兰语等版本。[3] 乌浒河，为今日所说的阿姆河，希腊名字Oxus的汉代音译为妫水，唐代音译为乌浒河。[4] 他后来被其堂兄安德罗尼卡（Andronicus）下令绞死。[5] 他父亲埃特格鲁尔（Ertegrul）是奥斯曼王朝的创建者。[6] 塞利姆将天命亲传给苏莱曼：事实摆在眼前，我将如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东、西方……我是国王，我的父王已经历二十代国王一脉相传下来。
第一部
试图把过去和未来拆散、
解开再拼凑为一，
在午夜与黎明之间，当过去已成为一场欺骗，
未来成为没有未来，在四更之前，
时间停歇而时间又没有尽头之时……——艾略特《干燥的萨尔维吉斯》第一章战斗号令
1682年8月6日晚上，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的园丁在伊斯坦堡托普卡珀宫的皇门旁，挖了一道窄沟，然后插上七根鲜红色长杆，每根杆子如手臂粗；杆子上段精雕细琢且镀金，从杆顶圆球垂下一束涂上颜色的黑色马尾。这些马尾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先祖——草原战士[1]——的古旗，土耳其语称之为图格。平常它们存放在该宫深处的珍藏室，但一旦搬出珍藏室，插在宫门前，代表的意义就再清楚不过。穆罕默德四世——众汗之汗、伊斯兰信士的指挥官、帕迪沙、战士之子、战士之友——将其图格插在其营帐前，准备出征。将要打的仗可能只是场夏猎，但出征仪式仍具有深层涵义，那天晚上发出了洪[2]亮的战斗号令。
1682年夏末，一场大战蓄势待发。决定性会议在皇宫第二殿的小会议室召开。会议持续期间，没有人提出异议：苏丹宰相、梅尔济丰的卡拉·穆斯塔法，让反对他者全部都闭嘴。会议决议，奥斯曼军队西征以维也纳为都城的哈布斯堡王朝，最重要的是大军要由苏丹本人亲自统率。苏丹将统率帝国全部兵力征讨敌人。在这之前，穆罕默德就曾率军北征，为帝国扩张版图；他的御驾亲征，可能只是名义上而非实质上，但象征意义十足。从图格旗插于地上那一刻起，复杂的出征仪式就开始了。
首先，两洲之王，如游牧远祖，在君士坦丁堡（或1682年时已为人知的伊斯坦堡）的三重拜占庭高墙外的不远处，设立他的战营。一小队工人开始将一块高低不平的牧草地，整修为没有石子或其他障碍的完美校阅场。那块地，人称彻尔佩奇草地，平常只有山羊和绵羊光临。不久，皇家扎营队和帐篷建造队的四轮货运马车开始抵达，数百名壮丁开始根据严谨的平面图搭设御用营地。在营地中心则是苏丹的营帐群，再往外是宰相的营帐群，然后是军队指挥官的营帐群，最后是供随苏丹出征的宫中人员、朝中小官居住的营帐。营帐工人最后会沿着林立的杆子拉起一张绣有图案的布幕，围住苏丹营区里红褐色的营帐，象征性将该营区与外面的营区隔开，一如托普卡珀宫的城墙将皇宫与伊斯坦堡的喧嚣隔开。
对西方人来说，战营让人想起仓促搭设在行军路线上肮脏、杂乱的简陋野战营地，营地里尽是吵闹而危险的恶棍。但奥斯曼帝国营地却是完美的城市，用细平布、帆布、丝、织锦、绣制品搭成，而非用砖石砌成。在这一世纪前，有位派驻君士坦丁堡的哈布斯堡王朝大使，就以自嘲口吻论道，“凡是了解我们营地情况的人，都会难以相信这样的事，但事实摆在眼前，（土耳其人营地）处处都是绝对的安静……安静到了极点，没有粪堆或垃圾，没有任何难看、难闻的东西。”在伊斯坦堡的英格兰人贸易公司当牧师的约翰·科维尔，描述了1675年在埃迪尔内，苏丹穆罕默德四世设于皇宫外的营地。那营地有将近六十顶帐篷，最大一顶帐篷中，有“一嵌有宝石、铺了艳丽针织物的王座，地板上和其他帐篷一样铺的是华丽地毯，帐内披挂艳丽织物。经由一廊道进入的第四帐，是苏丹的单人帐，帐内有一床，床头摆有一古兰经架”。
1682年迅速搭起的那个战营，外表与此大同小异。托普卡珀宫的设施，在这行宫里一样不缺。皇宫的所有职能，在行宫里各有权宜办法来实行。在伊斯坦堡，苏丹和其贵宾可从司法塔俯瞰下方的群众，而在行宫，就仿该司法塔，以帐篷搭起塔状司法阁。司法阁近旁有一供执行仪式的帐篷，功能类似宫门旁那个场所。行宫里有供大小便、沐浴和举行洗礼的帐篷；有作为庆典厅、觐见室、更衣室的大帐；有供举行盛宴、娱乐的大帐，甚至有用来安放苏丹遗体的帐篷。1566年苏莱曼一世在匈牙利征战时去世，这样的帐篷就派上了用场。就连苏丹最心爱的马，也有专属的帐篷马廊。
奥斯曼人非常喜欢待在户外。苏丹或其他官员常选择在户外用餐，地点可能是宫中的露天庭院，或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岸上，或城外的森林里。他们抵达用餐地点时，就会有一排帐篷搭好，食物、饮料摆好，到了晚上，这些为数不多的帐篷会点上数百盏小灯和灯笼。穆罕默德四世在世时，皇家扎营队和帐篷建造队有将近千人，住在城中心附近丑陋又破旧的皇宫里。在旧觐见厅和公用室里，会有数百人盘腿坐在地上，缝制新帐篷，替新帐篷绣上图案，或者修理旧帐篷。面积较小的储物室则塞满数千顶帐篷，大小从御用大帐到沐浴小帐不一而足，全都细心折好收起，帐上标示大小、新旧程度、颜色、功用。每顶帐篷都列入清册，以便上头一通知，就可立刻取出所要的帐篷 [3]。
最大的帐篷非常重，需要六到十名壮汉才抬得动，而搭起帐篷，[4]则需要更多壮丁。皇帝所用营帐，都有一层外帐和一层内帐，外帐防雨雪，以绣工细密的帆布制成，通常染成红色或淡绿色，内帐用质地更细致的布制成，往往有装饰或绣有图案。士官兵帐小得多，没那么精致，往往以毛毡制成，类似亚洲草原游牧的帐篷。军官帐内，摆设地毯、绣有图案的垂挂织物、家具，营造舒适家居环境，但就连基层士兵的帐篷都制作精良且舒适，远非西方军队所用的粗陋野营帐所能比拟。以五或十名士兵为单位，合用一遮风避雨的帐篷，每名士兵发一张绵羊皮作为睡垫。神光泽被的士兵得到了很好的照料。
就1683年这场战争来说，皇家帐篷建造队供应了一万五千多顶大大小小的帐篷，其他生活必需品数量也一样足够。作战时军队可能的需求，样样得到满足。步兵行军时不用带武器，滑膛枪、矛、弓、箭筒，还有口粮，全由骆驼驮运，或用两牛拉的两轮车运送。奥斯曼士兵不必自行觅食，不必靠沿途所经地区给养。每天晚上扎营时，都已备好新鲜食物，士兵只需带上米和面粉，而米和面粉用四轮运货马车载运。行军途中，部队有自己的绵羊群赶在部队前头，并配有屠夫负责在每晚扎营时杀羊，准备晚餐。
这个战营以皇帝营帐群为核心，井然有序往外延伸。步兵和皇家骑兵队营帐以同心圆式布局层层往外铺排，但除此之外，还有炮兵营地和工兵营地，清楚说明此行意在作战：因为苏丹出猎从不带火炮同行。每个营区各不相同，每个独立小队的营地，都以红、蓝、黑、绿等不同颜色的独特徽章和旗帜区别彼此，徽章和旗帜会画上或绣上剑、龙、狗、象等图案。营地生活处处受到规范。就连野战厕所的挖掘都有规定：四周围以矩形帐，上方敞开，用涂上红色的木底座遮住底下的粪坑。每七或八名士兵有一专属炊事帐，每个炊事帐外，有数只著名的大铜锅，用于煮汤、煮饭、煮肉饭或炖肉菜，提供美味而又能充分增加体力的大餐。哈布斯堡大使吉斯朗·德·布斯贝克认为，“有两样东西最有利于土耳其人（作战）……（就是）以米为谷类食物，以骆驼为驮兽，这两者特别利于他们的长征。”遭土耳其人俘虏、关押的马西利伯爵路易基·费南迪诺，惊讶于土耳其士兵每日三餐，相较于西方士兵供餐标准，极度的豪奢，按照伊斯兰观念，身与心的干净是真主所规定，并由真主的仆人苏丹来贯彻。
炮兵营区里，一个接一个整齐排列着各种大小的火炮，小至可由一只骆驼驮运而供两人操作的小野战炮，大至得靠长列公牛拉动的厚重青铜攻城炮。这些重炮最难搬运，遥远边境发生战争时，走河路或陆路运到战场所花的时间将决定它们可投入战场的时间长短。巴尔干半岛以北的战争，完全受制于气候和季节。匈牙利大平原在亚洲草原的最西端，除了东面，其他三面为丘陵、高山所围绕。西面是往下逶迤至多瑙河的阿尔卑斯山；北面是从西边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往东沿着喀尔巴阡山脉延伸的中欧高大山脊。多瑙河以南是土耳其语称之为巴尔干的山区，后来，多瑙河以南这整个地区，就沿用这土耳其语，统称为巴尔干。但在巴尔干和喀尔巴阡山山麓丘陵之间，有片一望无际的平原，冬季的平原空荡荡的，景观单调，稀疏点缀着村镇。初春时，沉寂大地焕发生机，变成丰茂草地，可供奥斯曼帝国数千匹马匹一路啃食，直抵基督教欧洲的边界。但春季降临有利也有弊，滋养出供马儿啃食青草的大小河川，也淹没大片低地，在某些地方形成沼泽，这将拖慢载运奥斯曼军队轻重物资的四轮运货马车行进的速度，致一天只能前进数里。至于重炮，若无法走水路北运，根本动弹不得。
但奥斯曼帝国有一秘密武器。营地里，火炮旁边，坐落着工兵营区，营区里摆满巨型起重机、浮桥、绳卷、替部队架设临时性渡河桥梁的主横梁，还有用来破坏敌人防御工事的所有神秘装备。西方的防御工事很强，但西方很少有工兵能比过奥斯曼的军队。
伊斯坦堡城外营地的喧嚣，让人想起一个无人触及的问题。在奥斯曼上次攻打哈布斯堡王朝八十七年后，为何这苏丹要亲率大军浩浩荡荡挺近西北，攻打哈布斯堡王朝？过去奥斯曼曾几次派大军攻打哈布斯堡王朝，但鲜少由苏丹御驾亲征。这么做似乎没有理由。哈布斯堡与奥斯曼之间的停战协定一直有效，虽然未能完全消除冲突，但并没有发生严重到必须率大军进攻的事件。在奥斯曼宫廷当人质的哈布斯堡外交官，曾寄数封信回维也纳示警，说明奥斯曼帝国真的要进攻，绝非虚张声势。但他们提不出奥斯曼为何要来攻的有力理由。
哈布斯堡王朝自认为帝胄，要一统天下，但是有限的物质资源撑不起他们的雄心。症结始终在钱，还有较次要原因，该王朝的领土很零散。皇帝莱奥波德甚至无法命令他的子民，下了命令也没把握子民会遵行。想得到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邦的支持，皇帝得用甜言蜜语哄好那些易怒、好争吵、自私的选侯与地方统治者，甚至有时还要进行贿赂。天主教与新教间难以弥合的裂痕仍影响欧洲的内部政治，新教诸国理所当然不想帮信仰天主教的皇帝。这就是莱奥波德所能局部掌控的罗马帝国内部的情况。想要号召整个欧洲——包括死对头法国——听命于哈布斯堡王朝，概率微乎其微。
西方的专家学者曾拿出各种证据，证明奥斯曼国力在衰弱，但说到打仗，土耳其人的攻击力道大大强过欧洲组成的防御部队的能力。皇帝莱奥波德没有苏丹穆罕默德那种下令开战的权力，或如臂使指般召集部队远征的权力。用最粗浅的话来说，苏丹号召战斗时，曾有十万人毫无异议地随他出征；神圣罗马皇帝下令集结部队时，若有他所希望兵力的五分之一能赴前线，就要感到十分庆幸了。
在人员、装备进入战营时，平常满是军人的城里和城郊越来越空荡。在萨赫里德清真寺旁有几座大军营，在紧邻旧拜占庭城墙的城外有皇家骑兵营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托普哈内地区，有几座生产火炮与滑膛枪的兵工厂。在这些军事设施里，商人、商店，甚至清真寺，全靠领苏丹军饷的士兵过活，也就是间接靠苏丹过活。每天都有小部队离开，进驻战营，街上变得诡异的冷清。大部分外地人只看过奥斯曼帝国有着异国情调的恢弘气派，看不到支撑该帝国的精细复杂制度。布斯贝克在他那时候就已看出这两点。他提及“骑兵骑在高大的骏马上，骏马经精心梳理、漂亮打扮……看着那些各式各样、五颜六色、漂亮至极的衣着；给我再多时间，也无法把金、银、紫衣、丝织品、丝绒而到处熠熠耀眼的情景，完全传达给你；给我再多言语，我都无法让你充分明了那景象的奇怪和奇妙：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场景。”
骑兵身穿丝绸织锦和锁子甲，插上鹭羽装饰，的确威风凛凛，非常气派，但若客观条件适合，他们就不只是中看了，还很中用。大部分奥斯曼骑兵，拥有领土。上战场厮杀是他们的义务，以回报苏丹并以此赏赐壮大实力。他们得奉召入伍，为期一个战斗季。苏丹的常备皇家骑兵队，编制六个团，是土耳其精英骑兵队，其薪饷、训练、武器装备全由奥斯曼政府负责。这些重骑兵以善使刀、狼牙或战斧而著称，但他们最具杀伤力的武器是反曲弓。他们一如草原骑士，能在马儿奔驰时弯弓搭箭瞄准，连续射击一定距离外的敌军步兵和骑兵，且命中率高，箭能穿透金属盔甲。与西方骑兵近身混战时，他们的速度和剑术则是杀敌利器。因此，在西欧，随着近身肉搏越来越少见，骑兵逐渐抛弃胸铠和头盔时，在东战线上与土耳其人交手的居拉西耶骑[5]兵（上半身披铠甲的骑兵）和龙骑兵，仍从头到大腿包着铜质盔甲，以防范奥斯曼骑兵的箭和刀。除了重骑兵，还有数千名衣着邋遢但擅打斗的轻骑兵和盟军。轻骑兵为苏丹效命，以征战所能搜刮到的奴隶和战利品为报酬，盟军则以精于袭击令西方人闻之色变，而由克里米亚汗领军的鞑靼游牧民最为著称。
专业骑兵，也就是闻名遐迩（或恶名昭彰）的土耳其禁卫军，穿着虽不如皇家骑兵队华丽，但同样能征善战。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光是这名号，就足以让他们心生恐惧。两百年来，奥斯曼帝国主要就靠土耳其禁卫军团，14~15世纪创立的新军，在战场上取得了傲人战绩。从14~15世纪起，几乎所有禁卫军都是同一出身。禁卫军的兵源，是从巴尔干半岛村落强征来的基督教家庭孩童，强征后予以训练，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禁卫军团成为他们的家，苏丹成为他们的父亲和兄长。但到1682年时，禁卫军团已充满了为取得终身饭碗和养老金而入伍，且其父亲或叔伯也是禁卫军的成员。禁卫军成员，身体上带有代表其身份的标记，终身不失。如果是基督教徒，只要加入时行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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