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转型社会的行动逻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文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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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转型社会的行动逻辑试读：

费孝通先生尝言：我们“活”在“动”里，动消磨了我们的生命。生命的整个消磨过程，如活——动的语境、活——动的前因、后果和机制，都是社会心理学的题中之意。怪不得莫斯科维奇断言：只有社会心理学，才配称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问。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从1978年恢复重建以来，已过而立而近不惑。“本土行动、全球情怀”（Act locally,think globally）可道其风骨。立足于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历经二十余载，慢慢催生了“文化自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的全球情怀，由此从新世纪开始凸显。一、本土行动

所有国别或区域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首先都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和北美社会心理学或者欧洲社会心理学类似，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是本土性的研究实践。“本土行动”的研究实践含括两类研究路径：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和稳态社会路径，两者时而交织缠绕。（一）中国文化特异性路径

以中国文化特异性为中心的研究实践已经取得卓越成就。以解释水平为线索，可从个体、人际、群体和群际层面进行概要评论。在个体层面，受杨国枢中国人自我研究的激发，金盛华和张建新尝试探究自我价值定向理论和中国人人格构型；王登峰采用中文词汇学方法，构造了中国人人格结构的“大七模型”，以与西方的“大五模型”相区别；彭凯平的分析思维——辩证思维、侯玉波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以及杨中芳的“中庸”思维研究，期望揭示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特性；刘力有关中国人的健康表征，汪新建和李强团队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咨询研究，深化了对中国人健康和疾病观念的理解。而周欣悦的思乡研究、金钱启动研究和控制感研究，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在人际层面，黄光国基于儒家关系主义探究了“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并激发了翟学伟和佐斌等有关中国人的人情、面子和里子研究；叶光辉的孝道研究，增进了对中国人家庭伦理和日常交往的理解。在群体层面，梁觉的社会通则，王磊、王辉、张志学、孙键敏和郑伯埙等有关中国组织行为和领导风格的研究，尝试探究中国人的群体过程和组织过程；而在群际层面，杨宜音的“自己人”和“关系化”的研究，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分类逻辑。沙莲香先生有关中国民族性的系列研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研究增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信，开启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自觉。但它们也存在有待完善的共同特征。第一，这些研究都预设一种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文化被假定和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不同，位于对应的另一极。第二，这些研究的意趣，过分执著于中国文化共同体相对静止而凝固的面向，有的甚至隐含汉族中心主义和儒家中心主义倾向；第三，这些研究的方法程序大多依赖于访谈或问卷/量表；第四，这些研究相对忽视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对当代中国人心的塑造作用。（二）稳态社会路径

稳态社会路径对理论论辩没有丝毫兴趣，但它是大量经验研究的主宰偏好。其问题意识，惯性似地源于对西方主流学界尤其是北美社会心理学界认真刻苦的追踪、模仿和复制，并常常伴随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在积极意义上，这种问题意识不断刺激国内学子认真研读和领悟主流学界的进展；但在消极意义上，它使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品格，蜕变为北美研究时尚的落伍追随者，其典型例证如被各级地方政府所追捧的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北美社会已经是高度稳态的程序社会。北美学者问题意识的生长点，只能是稳态社会的枝节问题。而偏好稳态社会路径的中国学者，置身于其中的则是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社会心理现象的表现形式、成因、后果和应对策略，在稳态社会与转型社会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稳态社会路径的方法论偏好，可归结为真空中的个体主义。活生生的行动者，在研究过程中，被人为剔除了其丰富多彩的转型社会的特征，而被简化为高度同质的原子式的个体。社会关怀的社会心理学，蜕变为“非社会的”（asocial）社会心理学。而其资料收集程序，乃是真空中的实验或问卷（泰弗尔语）。宏大的社会现实，被歪曲或简化为人为的实验室或田野中漠不相关的个体之间虚假的社会互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由此被彻底放逐。二、全球情怀

中国社会“千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会心理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社会实验室。一种以中国社会转型为中心的研究实践，从新世纪开始焕发生机活力。其理论抱负不是中西文化比较的冲动，也不是为西方模型提供中国样本资料。其理论雄心是要真切地面对中国伟大的变革现实，系统描述、理解和解释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逻辑和机制。其直面的问题是本土—本真性的，但系统地萌生国际情怀，力图超越西方的“怪异心理学”，后者因其研究样本局限于西方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背景的富裕社会（Western,Educated,Industrialized,Rich and Democratic,WEIRD）而饱受诟病（Henrich et al.,2010）。

乐国安团队有关网络集体行动的研究，周晓虹有关农民群体社会心理变迁、“城市体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杨宜音和王俊秀团队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方文有关群体符号边界和转型心理学的研究，高明华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赵德雷有关社会污名的研究，赵蜜有关政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赵志裕团队和彭泗清团队有关文化混搭（cultural mixing）的研究（赵志裕、吴莹，2015），尝试从不同侧面捕捉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特定群体的塑造过程。这些研究的基本品质，在于研究者对社会转型的不同侧面的高度敏感性，并以之为基础来构造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其中，赵志裕和康萤仪的文化动态建构论模型有重大的国际影响。三、重铸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

面对空洞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符号霸权，米尔斯呼吁社会学者应以持久的人类困扰和紧迫的社会议题为枢纽，重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要滋养和培育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重铸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类似地，必须检讨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直面生命持久的心智困扰和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不同样式的生理决定论和还原论，总是附身招摇的研究时尚，以不同的面目“借尸还魂”。

第一，认知神经科学的殖民倾向。

社会心理学历经艰难的理智探索，终于从生理/本能决定论中破茧而出，化蛹为蝶。但她持续受到认知神经科学的侵扰。尽管大脑是所有心智活动的物质基础，尽管所有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都有相伴的神经相关物，尽管社会心理学者对所有的学科进展有持续的开放胸怀，但人类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无法还原为个体大脑的结构或功能。但今天的研究时尚，存在神经研究替代甚至凌驾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研究的倾向。

第二，大数据机构的营销术。

据称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而所有生命活—动的痕迹，通过计算社会科学，都能被系统挖掘、集成、归类、整合和预测。这类似于《1984》中老大哥的眼神，恐怖的数字乌托邦迷思！完整动态的生命活—动，不是数字，也无法还原为数字，无论是基于每个生命出生时起就被永久植入的自由意志，还是习惯活—动对控制活—动的分野。

重铸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社会之魂”，必须直面转型中国社会一些紧迫的社会心理议题。（一）数字时代人类社会认知能力的演化

方便获取的数字文本，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彻底改变了生命学习和思考的语境。人类的社会认知过程的适应和演化是基本难题之一。“谷歌效应”（the Google effect）已经初步揭示，便捷的文献检索和存储方式已经败坏了长时记忆系统（Sparrow et al.,2011）。（二）“平庸之恶”风险中的众从

无论是米尔格拉姆的权威服从还是津巴多的“路西法效应”，无论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屠犹还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暴行，无论是当代非洲的种族灭绝还是不绝如缕的恐怖活动，如何滋养和培育超越从众和“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值得探究。它还涉及如何汇集民智、民情和民意的“顶层设计”。（三）中国社会的群体地图与行动模式

如何系统描绘社会变革语境中中国民众的人心秩序和行动逻辑，理解和解释中国人的所知、所感、所行，培育慈爱之心和公民美德，对抗非人化（dehumanization）（如Hodson and Costello,2007）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如Leyens et al.,2007）趋势，必须从结构层面深入到人心层面，系统探究社会转型中不同群体的群体构成特征、群体认知方式、情感体验、惯例行为模式和生命期盼。四、文集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文集是《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方文，2013）的续篇。秉承转型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方文，2014），论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逻辑结构，但有研究精髓上的“家族相似性”。它期许直面尖锐的本真性社会心理难题，增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洞察力和想象力，提升学科的“文化自觉”。

第一章铺陈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种恶意心态即暴戾雾霾，第二章则融会偏差地图模型、恐惧管理论与合法性表征，力图为社会心态研究与群际关系研究贡献一种理论模型即心态地图。论文的样本选择基于宗教维度，以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大学生样本作为评价主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发现存在显著的评价主体的内群偏好效应，非线性的死亡启动效应和中国不同宗教群体作为评价对象上的分化效应。论文还期望为刚起步的中国实验宗教心理学提供例证，为宗教对话和宗教宽容提供启迪。

第三章聚焦具有多元群体资格的行动者的认同挣扎过程。以深圳年轻移民白领为例，研究意趣契合污名研究的前沿议题如“污名丛”（the stigma Complex）（Pescosolido,2015）,以及不平等研究的“跨域性”（Intersectionality）（Collins,2015）。

第四至七章则直面转型社会中的偏见、歧视与教育不平等议题。第四章重返1954年的经典《偏见的本质》，精准梳理接触假设的发展历程：直接接触—间接接触—想象接触。第五章聚焦于一种中文学界新颖的现场实验，即审计研究（audit study）。审计研究主要通过精心控制的现场实验来考察住房、保险、就业等市场中的歧视现象。论文首先系统评论审计研究的理论进展和方法论论争，然后实施两个审计实验，尝试探究中国当代就业市场中对已婚年轻女性的就业歧视格局。自证预言效应（self-fulfilling prophecy）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第六章运用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以探究父母期望对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第七章基于调查、访谈和现场实验等多元方法，发现教育不平等的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家庭中父母期望的自证预言效应和学校中遭遇的刻板印象威胁；而教育不平等的身体机制则体现为农民工子女的不良健康状况及其被贬低的行为习惯。以教育不平等的身体—心理机制为基础，论文还尝试设计提升农民工子女学业成就的两种简洁有效的干预策略：传授智识增长论和建构多元评价体系。这两种干预策略被确证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改善其学业认同，并降低刻板印象威胁体验。

第八至九章则直面污名过程与地位不平等。建筑装饰业农民工是公认的污名群体。第八章发现这群同胞把污名标定内化，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非公平地位秩序的合理性。其结果是集体抗争倾向和刚刚萌芽的多元抗争行动被自我抑制，而地位等级关系愈加固化。第九章则采用现场实验，以受污者影响力与受污者和外群他者的社会距离为因变量，深入探究了污名社会心理后效。论文发现，在合作任务中，农民工启动组的被试倾向于低估启动对象的绩效，更少受其意见影响；农民工启动组的被试总倾向于跟启动对象保持较大社会距离。实验结果表明，“农民工”是一种标示底层群体资格的地位特征和污名身份，由其带来的低期望和弱影响力可以通过引入新的优势地位特征加以平衡和改变，但此策略并不能减弱身份污名。

社会心理学的洞察力不仅能揭示社会心理难题的内隐机制和动态逻辑，同时也能贡献于社会政策。第十章以村民自治制度为例，力图构造互依三角模型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社会政策过程。论文发现政策过程实质上是以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政策目标群体这一互依三角为核心的群际过程。五、鸣谢

本文集的研究受惠于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中国社会的心态地图与合法性表征”（批准号：11JJD840003）与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化背景下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批准号：14ASH014）的慷慨资助。

本文集所收录的绝大部分论文，其主体内容都曾经发表在不同的学术期刊和报纸上，但在文集的编辑过程中，论文题目和内容都有修改。这些学刊有《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和英文版）（第八章）、《社会学研究》（第十章）、《心理学报》（第九章）、《社会》（第四章、第六章）、《世界宗教文化》（第二章）、《青年研究》（第八章）、《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一章）和《中国社会科学报》（序言）。

文集的编辑和出版，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潘宇博士的持续厚爱、策划编辑宋义平先生和责任编辑骆骁女士的关注和努力。而文集结构的拟定、不同格式的统一和文集标题的最后命名，一直受益于赵蜜博士的耐心、专注和睿智。

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学正在理智复兴的征途上，其不懈使命是唯愿促进中国民众的心灵福祉和“可持续自由”（森语）。主要参考文献

方文，转型心理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方文主编，中国社会转型：转型心理学的路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赵志裕，吴莹特约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九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Collins,P.H.（2015）.Intersectionality’s definitional dilemma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41,1-20.

Henrich,J.,Heine,S.J.,＆Norenzayan,A.（2010）.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33,61-135.

Hodson,G.,＆Costello,K.（2007）.Interpersonal disgust,ideological orientation,and dehumanization as predicators of intergroup attitude.Psychological Science,18（8）,691-698.

Leyens,J.et al.（2007）.Infra-humanization: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1（1）,139-172.

Pescosolido,B.A.（2015）.The stigma complex.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41,87-116.

Sparrow,B.,Liu,J.＆Wegner,D.M.（2011）.Google effect on memory: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Science,333（5）,776-778.[1]第一章 暴戾雾霾

智者尝言，若人人天使，则无须社会；但若人人魔鬼，也结不成社会。善恶由此均归于人心。与至善对应，暴戾不是“平庸之恶”，乃是至恶之一种。

语义上，暴戾就是对生命极端的残暴、冷酷和凶恶，而不是对生命的敬畏、珍爱和悲悯；或者如日常语言中的“人面兽心”。但“人面兽心”的隐喻，和“丛林状态”类似，隐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冷漠和傲慢。所有非人动物无法在人类面前为自身辩护。以中立视角，人类乃是自然界中最凶残的物种。所有其他物种只是出于生存而“自然地”作恶，而智人种则是有意地、“审美地”作恶，或“文化地”作恶。乐观者如平克断言人类的进化史是从残忍迈向仁慈（平克，2015；Pinker,2012），但人类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能被用于对生命的摧残。人类的历史，其中一条线索，乃是摧残生命的酷刑史。

尽管人格心理学和情绪心理学少有对暴戾的专题探讨，但有关攻击行为的大量研究，仍然能为理解暴戾提供丰富洞识。在个体水平，暴戾可以是一种人格特征，在人人之间存在差异；或者说，某些人更可能有暴戾倾向。而其心理动力学可以溯源至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或者早期的受虐经验。在人际水平，相对于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在竞争关系中更可能表现出暴戾行为。在群际水平，暴戾行为更可能指向外群，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如Hodson and Costello,2007）或低人化（infra-humanization）（如Leyens et al.,2007）作为借口。

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必须直面大转型中的“中国体验”和多重复杂的社会心态（周晓虹，2014）。在种种积极的社会心态之外，当今的中国社会也弥散着一种暴戾雾霾。理解和解释其成因、表现方式和化解之道，需要一种替代思路，以超越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解释逻辑。舍勒怨恨社会学的思路（舍勒，1997）或凯博文的社会病理学的思路（凯博文，2008），能提供深刻启迪。一、暴戾之社会根源

如果只有零星的暴戾行为，则可归因于特定个体的暴戾人格。但如果有弥散性的暴戾行为，如当下中国的暴戾雾霾，就必须在人格论的解释之外，探究宏观的社会语境的力量对人心的塑造。

在对社会位置和生命机会的激烈竞争中，一个等级分明相互隔绝的金字塔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逐渐成形，并且日益固化甚至再生产（孙立平，2004）。而依据陆学艺先生的金字塔分层模型，当代中国社会可粗略分为三个等级：权贵阶层（约5%）、中间阶层（约30%）和庞大的底层（约65%）（陆学艺，2002）。权贵阶层以不到人口5%的比例，占有最大份额的权力、财富、资源和生命机会。与此对照，仍有近一半的同胞在为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而苦苦挣扎。“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横行霸道，昭示着这种等级分化已经定型；而“穷二代”的愤怒和怨恨，则在不断地消弭着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处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向往和信心。不劳而获之于刻苦劳作，奢靡嚣张之于卑微挣扎，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权贵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中间站着孱弱无力的中间层。

在对自身阶层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自我界定中，不同的社会认知方式、情感体验和表达模式与行动倾向，如偏差地图模型所揭示的，在进行分化的表达（Cuddy et al.,2007）。权贵等级的骄横、中间层的冷漠和底层的无望，以分化的方式在催生累积令人窒息的暴戾雾霾。二、暴戾之阶层模式

暴戾雾霾并不专属于某个等级，只是在三个等级上的表现存在模式上的差别。值得强调的，并没有可信的数据可用来分析暴戾的等级分布，也不能就此妄断暴戾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所有等级的主要心态和行为特征。（一）权贵阶层的暴戾模式：残暴

因为权力的来源是自上而下的授权，也因为缺乏对权力制度性的制衡，再加上权力运作的神秘性和不可预期性，某些权贵者的行事逻辑，不断地展演主人—奴隶的辩证法。面对更强权势者，他们是摇尾乞怜的奴才；而面对下属，他们又变形为颐指气使的主人。在对自身欲望的追逐中，匪夷所思的那些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欺行霸市、暴戾恣睢之行，让百姓哀叹没有最恶，只有更恶。而在基本职责的履行中，他们冷漠旁观，相互推诿，毫不作为，让百姓联想到最懒惰的寄生虫。新一届政府的反腐成就，让百姓能窥见一二。

在主人—奴隶的逻辑中，所有生命包括他们自身都被蔑视，也都是其贪欲的工具，缺失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和觉悟。又因为他们往往被标榜为楷模，他们的行事逻辑对世道人心有本质性的败坏之效。（二）中间层的暴戾模式：冷酷

中间层靠自己的劳动和专业技能，努力营造相对体面的生活。但在表面的光鲜之下，他们深刻地体悟到权贵之狠、生存之艰。他们应该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承担者，但正在被犬儒心态所侵蚀，蜕变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直面社会不公不义、对同胞苦楚扼腕悲悯的高贵品格，堕落为对一己之私利的贪婪和对民生疾苦的冷漠。其行事逻辑是典型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囿于无言的恐惧，他们所知悉的对生命的珍爱，只是偶尔回味的心痕，无法化为具体的公民德行和坚韧的行动，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鲁迅诗）。（三）底层的暴戾模式：凶恶“他们终其一生辛劳，但除了温饱，为什么从来没有富裕过？”（方文，2012）这个追问，直到今天，仍是底层同胞处境的真实写照。在满嘴的仁义道德的缝隙间，鲁迅先生辨认出“吃人”二字。它道破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民生之苦。就在今天，国家绝对贫困线标准调整后（人均年收入2300元），仍有1.3亿同胞还处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中。

在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民众中，穷凶极恶就是自然的生存之道。不断披露的灭门仇杀是其极端例证。与权贵的炫耀性挥霍相对照，面对极其匮乏的生存资源，底层民众个体性的斗凶斗狠，群体性的黑帮结盟是基本的行事策略。又因为权贵阶层生活空间的自主封闭与不可接近，底层暴戾的受害者，往往也是底层民众自身，而中间层也容易成为暴戾的替罪羊。三、暴戾之化解之道

祥和、仁爱、宽厚与自在的社会氛围，也应该是“中国梦”的题中之意。因此，化解日益浓厚的暴戾雾霾尤为紧迫。

这片生态土地上的所有同胞，首先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壮美山河、美好家园的建造贡献心力和智慧。其次，敬畏生命和尊重生命的生命教育，应该贯穿在所有的爱国教育中。但针对不同的暴戾模式，也应该有相对应的化解之道。

以权力制衡化解权贵之暴戾。新一届政府的施政国策是依法立国，力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的运作暴露在阳光下。但囚权之笼不应该由权贵自己而应该依法设计制造，避免变形为华堂宫殿。

以公民德行的培育化解中间层的暴戾。中间层民众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也有相对体面的工作。他们渴望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也有回报和奉献社会的能力和热情。如何释放他们社会参与的能力和意愿，消解他们对偶尔的不当言论的恐惧，滋养和培育超越从众和“平庸之恶”的众从行为和内心良知，乃是社会慈悲和社会活力的基点。

以普惠社保体制化解底层的暴戾。古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庞大的底层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以来的果实和生命机会，能够过上最低水平的体面生活，不会因生老病死或天灾人祸而陷入无望无助的绝境，那凶残怨恨之气自然会得以消解。

让慈悲之心播撒至所有生灵，让祥和之气驱散暴戾雾霾，让所有同胞都遍享心灵福祉和“可持续自由”（森语）！参考文献

方文，部分公民权：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探索与争鸣，2012（2）。

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悌伦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心态与中国体验，社会学研究，2014（4）。

Cuddy A.J.C.,Fiske,S.T.,＆Glick P.（2007）.The BIAS map: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rsonality,92（4）,631-648.

Hodson,G.,＆Costello,K.（2007）.Interpersonal disgust,ideological orientation,and dehumanization as predicators of intergroup attitude.Psychological Science,18（8）,691-698.

Leyens,J.et al.（2007）Infra-humanization:The wall of group differences.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1（1）,139-172.

Pinker,S.（2012）.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London:Penguin Books.注释[1]本文原题为“中国当下的暴力雾霾”，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略有修改。第二章 心态地图[1]——中国非信徒和基督教徒的比较研究一、问题的缘起

中国社会转型重塑了整体的中国宗教图景。1949年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内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世俗化实验，其意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唯一合法化信仰资源，来根除和替代任何形式的对彼岸世界和超验价值的寄托和追求（Yang,2012）。但伴随社会转型，对宗教的高度管制从1978年开始逐渐松懈后，一个无神论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了同样宏大的宗教和灵性的复兴（郭慧玲，2013；杨凤岗，2012）。

当代中国宗教和灵性的复兴，为转型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结构增添了新的凸显维度。在以往广受关注的城乡关系、阶层关系、劳资关系、民族/族群关系、官民关系之外，中国非信徒和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形态之一。

中国非信徒和宗教徒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宗教徒之间的社会关系，实质上是宏观的群际关系，它无法化约或还原为微观的人际关系（Tajfel,1981;Tajfel and Turner,1986）。这种群际关系涵盖相互关联的认知面向、情感面向和行为面向，亦即刻板印象（群际认知）、偏见（群际情感）和歧视（群际行为）的三位一体。新近的偏差地图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BIAS Map）力图为群际关系研究奠定新的整合模型，并尝试勾画群际认知、群际情感与群际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Cuddy et al.,2007;Fiske et al.,2002）。本文将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并采用恐惧管理论的经典实验范式，探究当代中国非信徒群体和基督教徒群体在世俗语境和死亡启动语境中心态地图的异同。论文还期望为当代中国多元宗教语境中的宗教对话和宗教宽容提供洞识和灵感。二、文献评论：从偏差地图到心态地图（一）偏差地图1.社会认同论及其修正

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革新了当代群际过程（intergroup processes）的研究。泰弗尔和他的团队构造了以社会范畴化、社会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会认同论，以超越前泰弗尔时代北美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Brown,2007;Tajfel,1981;Tajfel and Turner,1986）。

泰弗尔的学生特纳等人随后发展了“自我归类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特纳等，2011；Turner,et al.，1987）。而在过去几年中，社会认同论又发展出了更为精致的修正模型。其一是在主观不确定性降低模型基础上所完善的“不确定—认同论”（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Hogg,2007）。豪格的不确定—认同论，致力于解释当代世界中种种极端组织和恐怖活动的兴起。其二是莱歇尔的动态认同论。从1987年开始，莱歇尔尝试从社会认同视角来解释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提出了“去个体化的社会认同模式”（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SIDE）（特纳等，2011）。莱歇尔近年来又发展了动态认同论，它以“集体心理赋权”或“集体心理给力论”（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为核心，来解释集体行动过程中的认同动员和重构（Drury and Reicher,2009）。

但社会认同论仍存在一些基本理论困扰如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敌意（outgroup hostility）难题。不同的修正版本都没有完善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当代社会认知大家费斯克从群体认知出发，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Fiske et al.,2002）中巧妙处理了这个难题，并在偏差地图模型中把刻板印象（群际认知）、偏见（群际情感）和歧视（群际行为）融为一体。2.偏差地图模型

费斯克团队发现对内群体—外群体的刻板印象，并不总是呈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它们有时是混合的、矛盾的甚至是外群偏爱的。为了处理这个基本理论难题，费斯克团队构造了“才能”（competence）和“温暖”（warmth）的双维度模型，即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高明华，2010；Fiske et al.,2002）。

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基础上，费斯克团队又发展了“偏差地图”（Bias Map）（Cuddy et al.,2007;2008）（参见图2—1）。图2—1 偏差地图

资料来源：Cuddy,et al.,2007:634.

偏差地图模型辨识出四类群际情感：尊敬或敬佩（admiration）、羡慕或嫉妒（envy）、同情或怜悯（pity）与鄙视或厌恶（contempt），它们分别对应于刻板印象双维度所形成的四类群体。具体说，尊敬归属于高才能高温暖的双高群体，如内群体或社会榜样群体；嫉妒归属于高才能低温暖的群体；同情针对低才能高温暖的群体；而鄙视则指向无德无能的双低群体。

偏差地图也发现两个维度足以概括大部分群际行为：主动—被动（active-passive）与促进—伤害（facilitation-harm），前者关涉行为的强度，后者关涉行为的性质（Cuddy et al.,2007;2008）。所谓主动行为是指行动者在行动中有明晰意图，直接指向目标群体；而被动行为则间接指向目标群体，其意图相对隐晦。促进行为则会增进目标群体收益（如帮助、合作）；而伤害行为则会给目标群体带来有害结果（如攻击、排斥）。

偏差地图模型为群际关系研究奠定了清晰简洁的理论框架，并被认为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Cuddy et al.,2008）。但偏差地图模型有待修正和拓展。首先，偏差地图对社会结构这个前因变量的理解及其操作化，有重要缺陷有待修正。它把社会结构不恰当地简化为社会地位与群际竞争性，并且主张它们分别可以预测才能和温暖：地位与能力呈正相关，地位高的群体倾向于被认为才能也更强；竞争性与温暖呈负相关，与本群体有竞争关系的群体，通常会被认为不够温暖。这种理解有几重缺陷。第一，社会地位的获得隐含了激烈的群际竞争。偏差地图模型把它们拆分为两个平行的独立构念，没有逻辑合理性和自洽性。第二，偏差地图模型所默认的地位与能力呈正相关的命题，也许适应于稳态社会，但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显然存在疑惑（方文，2008，2014；张宛丽，2004；Fang,2009）。本文将以地位感知与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修正为心态地图。

其次，偏差地图模型也有待拓展。已有的偏差地图研究都是在世俗情景中的群际评价，而没有关注在神圣情景中的评价。而如果启动死亡显著性（mortality salience），依照恐惧管理论，行动者就能从世俗情景迅速转化为神圣情景，其群际评价会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亦即其偏差地图和本文中的心态地图也会系统性地变化。（二）心态地图：以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为基础

以权势、经济和教育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基本线索的研究获得了广泛赞同（陆学艺，2002）。但客观的地位分化指标在群际评价中只能转换为对权势、经济和教育指标的地位感知（方文，2005；张宛丽，2004）。同时，以权势、经济和教育指标的分化而获得的社会地位又受制于合法性感知。对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合法性感知已有基本共识，如“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这种社会共识也可称为社会地位的合法性表征（莫斯科维奇，2011）。因此，作为偏差地图的前因变量社会结构，就可以更合理地修正为社会地位感知与合法性表征。

当某种社会地位被认为符合社会价值规范，身处特定地位的行动者遵循相应的实践程序与策略，并承认此地位获得为正当（right）且公正（just）的时候，这种地位就具有合法性。在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斯达纽斯和普拉图，2011；Sidanius and Pratto,1999）和系统合理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Jost and Banaji,1994;Jost and Major,2001）中，合法性源于支配群体所努力构造的合法化意识形态，并且动员和设计种种话语策略以使大多数从属群体成员默认和赞同。

继承韦伯合法性的遗产，车尔迪奇的合法性理论在理论论辩中占据中心。车尔迪奇指出合法性包含个体层面的行为准则（propriety）和群体层面的效力（validity）两个面向（赵德雷，2009；Zelditch,2001,2006;Zelditch and Walker,1984,2001）。

概言之，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偏差地图中的社会结构变量通过情景界定，作为共识性的社会表征，可操作化为对特定群体的地位感知和合法性表征。地位感知可分解为对特定群体的权势、经济和教育地位的主观感知，而合法性表征可分解为对特定群体的应得权力（entitlement）、合乎规矩和公平对待的主观感知。融会有关社会心态的研究（王俊秀，2014；杨宜因，2013；周晓虹，2014），本文尝试将特定群体有关自身和他群体的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评价的社会知识，理解为社会心态的基本样态，亦即心态地图。由此，偏差地图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可修正为心态地图（见图2—2）。本文将分别探索非信徒和基督教徒作为评价主体的心态地图。图2—2 转型中国社会中的心态地图（三）世俗—神圣语境中的心态地图：死亡显著性启动程序

以往的偏差地图模型本质上都是日常或世俗语境中的群际评价模型。但如果融汇作为实验存在主义心理学（experimental existential psychology）的恐惧管理论，就有可能来探究神圣语境中的心态地图，并比较世俗—神圣语境中心态地图可能的差异（Greenberg et al.,2004;Pyszczynski et al.,2010）。

恐惧管理论的出发点在于死亡无可逃避的本体困境（existential quandary），其核心是自尊命题和死亡显著性命题。自尊命题主张个体自尊作为焦虑缓冲器（anxiety-buffer）主要是应对存在焦虑；而死亡显著性命题则主张当死亡意识和死亡意象凸显时，群体就会更依附于内群文化世界观，以实施恐惧管理（谭黎，2011；Greenberg et al.,1990,1997;Rosenblatt et al.,1989;Schimel et al.,1999）。

恐惧管理论构造了其典范实验程序死亡显著性启动程序（Priming of mortality salience）。如果启动死亡显著性，评价语境就迅速从世俗语境转化为神圣语境，对内群—外群的群际评价就会系统变化。在死亡显著性启动实验中，标准程序是对实验组进行死亡显著性启动，亦即激活研究参与者的死亡意识或死亡意象，如想象自己生命垂危时候的情景并用文字简要描述，而对控制组则进行牙疼启动。

作为文献评论的总结，本文将采用典范的死亡显著性启动实验程序，分别选择非信徒大学生群体和基督教徒大学生群体作为两类不同的评价主体，实施两个实验，揭示他们在世俗—神圣条件下对自身群体以及四类外群体评价的心态地图，并系统检验内群偏好假设和死亡显著性假设。三、实验一：非信徒大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的心态地图

实验一将探究中国非信徒群体作为评价主体如何评价自身群体以及中国四类主要的宗教群体即中国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并尝试检验死亡显著性假设。（一）方法1.研究参与者

研究参与者为某大学本科生，66人参加实验，有两人为佛教徒，在统计时排除。结果非信徒被试有效样本为64人（男性18人，女性42人，4人未填性别；平均年龄=19.56，标准差=2.60）。2.实验设计和研究程序

本实验采用2（牙疼对死亡启动）×5（自我评价对4类宗教群体的评价）的组间设计。64名学生在教室里于上课时间被随机分配进牙疼启动组和死亡启动组集体施测，他们首先被要求花两分钟时间简要回答一个开放式问题。牙疼启动组的被试要回答“当您拔牙时，会出现怎样的身体反应和情感体验？”死亡显著性启动组的被试要回答“当您濒临死亡时，会出现怎样的身体反应和情感体验？”两分钟的启动程序完成后，所有参与者都被要求填答一份包括社会结构感知—刻板印象——偏见—歧视量表，共26个条目，对非信徒群体和四类宗教信徒群体进行评价（量表见附录）。研究参与者回答完所有问题后，实验者将问卷回收。实验过程共花15分钟。3.实验材料

本研究所用实验材料修正了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和偏差地图的实验材料，包括地位感知与合法性感知、刻板印象、情感倾向和行为倾向共四个量表。研究参与者需要对每个项目在6点等距量表上进行打分。采用6点量表而不是7点量表，是为了避免反应趋中偏差。量表总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经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0.761，信度较好，可用于研究。（二）实验结果

首先分别分析在牙疼启动条件下和死亡启动条件下非信徒群体作为评价主体在评价自身和其他四类宗教群体上是否存在内—外群显著性差异，然后进行死亡显著性效应检验，即比较牙疼启动与死亡启动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1.非信徒牙疼启动条件下的统计结果

牙疼启动条件下的评价，实质上就是日常的群际评价，它反映了非信徒有关群际地位和群际关系的社会表征（参见表2—1）。（1）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认知。

牙疼启动条件下，非信徒的社会结构感知即地位评价和地位合法性评价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单变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非信徒的地位得分最高，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1），也优于天主教徒（p＆lt;0.05），但和基督教徒类似；非信徒地位合法性也高于所有四类宗教群体，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p＆lt;0.01）和天主教徒（p＆lt;0.05），但和基督教徒与佛教徒的差异没有显著性。

而就以能力和温暖评价为核心的群际认知而言，非信徒和基督教徒的能力得分相等，显著优于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p＆lt;0.01），也优于天主教徒（p＆lt;0.05）。

基督教徒群体的温暖得分最高，佛教徒次之，天主教徒更次之，非信徒的温暖得分最低，但四者的温暖得分都显著高于伊斯兰教徒。（2）群际情感模式。

在牙疼启动下，非信徒针对自身和外群体的群际情感体验没有显著性差异，唯一例外是对伊斯兰教徒。在所有情感维度上，非信徒相对于伊斯兰教徒都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3）群际行为模式。

牙疼启动条件下，非信徒的群际行为模式总体上也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非信徒对自身群体的积极行为如合作联合显著优于所有宗教群体（p＆lt;0.05），而对自身群体的消极行为如排斥贬低行为显著低于所有宗教群体（p＆lt;0.05）。而在保护和批评维度上，仅仅相对于伊斯兰教徒，非信徒更倾向自我保护（p＆lt;0.05），更倾向批评对方（p＆lt;0.05）。（4）小结。

牙疼启动条件下，非信徒的心态地图模式，整体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但对不同宗教徒群体的评价存在分化，其中伊斯兰教徒处在最不利地位。2.非信徒死亡启动条件下的统计结果

死亡启动条件下的评价，实质就是神圣语境中的群际评价，它反映了非信徒有关群际地位和群际关系的神圣表征（参见表2—2）。3.非信徒作为评价主体的死亡显著性启动效应检验

非信徒群体在牙疼启动和死亡启动条件的心态地图比较（参见表2—3），其内外群的评价在所有维度上的整体趋势，表现出微弱的死亡显著性启动效应，但几乎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唯一例外是对自身的排斥贬低在死亡条件下更强烈了，达到边缘显著（p=0.09）。换言之，对于中国非信徒群体而言，其日常语境中的自我评价和外群评价，相对弱于神圣语境中的评价。四、实验二：基督教徒大学生作为评价主体的心态地图

实验二将探究中国基督教徒作为评价主体如何评价自身群体以及中国非信徒群体和其他三类主要的宗教群体即中国佛教徒、伊斯兰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并且尝试检验死亡显著性假设。（一）方法

研究参与者为位于北京的基督教神学院本科生，基督教徒被试共54人，其中27人接受牙疼启动，另外27人接受死亡启动。参与者的平均年龄=24.93，标准差=2.90。男性13人，女性34人，7人未填性别。

而实验设计、研究程序及实验材料完全等同于实验一。（二）实验结果

首先分别分析在牙疼启动条件下和死亡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在评价自身和其他四类群体上是否存在内—外群显著性差异，然后进行死亡显著性启动效应检验。表2-1 非信徒牙疼启动条件下内外群检验汇总表

注：表格内上排数值为内群与外群评价只差。**表示经单变量方差分析，牙疼启动条件下，非信徒的自我评价显著高于（正值）/低于（负值）对某一宗宗教群体的评价，P<0.01；*P<0.05。表2-2 非信徒死亡启动条件下内外群检验汇总表

注：表格内上排数值为内群与外群评价只差。**表示经单变量方差分析，死亡启动条件下，非信徒的自我评价显著高于（正值）/低于（负值）对某一宗宗教群体的评价，P<0.01；*P<0.05。表2-3 非信徒作为作为评价主体的死亡显著性启动效应检验

注：经独立取样本t检验，非信徒死亡条件启动下对某一宗教群体的地位评价、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反应，与其在牙疼条件启动下的相关反应没有显著差异。（表中所有的均值都是牙疼启动分数减去死亡启动的分数的结果。正值表示牙疼启动条件下的评价分数高于死亡启动条件启动下的分数；负值表示死亡启动条件下的评价分数高于牙疼条件启动下的分数。如在非信徒对本群体评价结果中，大多数都是负值，这说明死亡条件启动情况下，非信徒对于本群体的评价高于牙疼条件启动下的内群评价，只是这个变动没有达到显著水平。）1.基督教徒牙疼启动条件下的统计结果

和非信徒类似，基督教徒在牙疼条件下的评价，实质上也就是日常的群际评价，它反映了基督教徒有关群际地位和群际关系的社会表征（参见表2—4）。（1）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认知。

总体而言，牙疼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的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认知表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并且天主教徒是其近亲或准内群。具体地说，基督教徒的自我地位感知和对四类外群的评价没有什么差别；但地位合法性感知和天主教徒类似，显著优于非信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5）。其能力感知和非信徒及天主教徒类似，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5）；而就温暖评价而言，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类似，显著优于非信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5）。（2）群际情感模式。

在牙疼启动下，基督教徒针对本群体和天主教徒的情感模式高度类似，在所有的情感维度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在敬佩赞赏这个维度上显著优于非信徒（p＆lt;0.05）；在敬佩赞赏和羡慕嫉妒这两个维度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p＆lt;0.05）；在敬佩赞赏、羡慕嫉妒和厌恶鄙视这三个维度上显著优于佛教徒（p＆lt;0.05）。简单说，就群际情感模式而言，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好似近亲，显著敌视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但对佛教徒的敌视更严重。（3）群际行为模式。

在牙疼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针对本群体和天主教徒的行为模式也高度类似，在所有的行为维度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歧视；在合作联合维度上显著优于非信徒（p＆lt;0.05），在帮助保护与合作联合两个维度上显著优于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p＆lt;0.05）。（4）小结。

牙疼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的心态地图模式整体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而天主教徒是其近亲或准内群。但外群敌意的严重程度从弱到强依次为非信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2.基督教徒死亡启动条件下的统计结果

和非信徒类似，死亡启动条件下的评价实质就是神圣语境中的群际评价，它反映了基督教徒有关群际地位和群际关系的神圣表征（参见表2—5）。（1）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认知。

在死亡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的社会结构感知和群际认知主宰倾向还是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但细节更为复杂。具体说，基督教徒在温暖维度上显著优于所有的四类外群包括天主教徒（p＆lt;0.05）；在地位合法性和能力维度上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5）；而在地位感知维度上显著低于非信徒（p＆lt;0.05）。表2-4 基督教徒牙疼条件启动下内外群总表

注：表格内上排数值为基督教徒内群与外群评价之差。**表示经单变量方差分析，牙疼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对某一宗教群体（包括本群体）的地位评价、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反应，显著高于（正值）/低于（负值）对另一宗宗教群体的评价，P<0.01；*P<0.05。表2-5 基督教徒死亡条件启动下内外群总表

注：表格内上排数值为基督教徒内群与外群评价之差。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表示经单变量方差分析，死亡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对某一宗教群体（包括本群体）的地位评价、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反应，显著高于（正值）/低于（负值）对另一宗宗教群体的评价，P<0.01；*P<0.05。（2）群际情感模式。

在死亡启动下，基督教徒针对本群体和天主教徒的情感模式高度类似，在所有的情感维度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在敬佩赞赏这个维度上显著优于非信徒、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5）；在厌恶鄙视这个维度上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p＆lt;0.05）；在羡慕嫉妒这个维度上显著优于伊斯兰教徒（p＆lt;0.05）。简单说，就群际情感模式而言，在死亡启动下，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好似近亲，显著敌视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但和牙疼启动条件下的结果有别，对伊斯兰教徒的敌视更严重。（3）群际行为模式。

在死亡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针对本群体的行为模式和天主教徒也高度类似，在所有的行为维度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和外群歧视；在合作联合维度上显著优于非信徒（p＆lt;0.05），在帮助保护、合作联合和排斥贬低三个维度上显著优于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p＆lt;0.05）。（4）小结。

死亡启动条件下，基督教徒的心态地图模式整体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敌意，而天主教徒是其近亲或准内群。但外群敌意的严重程度从弱到强依次为非信徒、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3.基督教徒作为评价主体的死亡启动效应检验

相比于牙疼启动，基督教徒在死亡显著性启动条件下，整体而言，仅仅在少量维度上表现出显著的死亡启动效应，亦即内群偏好和外群敌意更为明显（参见表2—6）。就内群偏好而言，天主教徒是基督教徒的近亲。而就外群敌意而言，基督教徒对伊斯兰教徒的评价，在两个行为维度即攻击批评和排斥贬低维度上，死亡启动效应显著（p＆lt;0.05）；而在对佛教徒的评价上，在羡慕嫉妒、攻击批评和排斥贬低三个维度上，死亡启动效应显著（p＆lt;0.05）。但基督教徒对非信徒群体的评价，在地位合法性维度上，死亡启动下的评价更高（p＆lt;0.05）。表2—6 基督教徒作为评价主体的死亡显著性启动效应检验

注：就基督教徒在死亡启动条件下对某一宗教群体的地位评价、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反应，与其在牙疼启动条件下的相关反应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表示p＆lt;0.05。（表中所有均值都是牙疼启动分数减去死亡启动分数的结果。正值表示牙疼启动条件下的评价分数高于死亡启动下的分数，负值表示死亡启动下的评价分数高于牙疼启动下的分数。）五、非信徒—基督教徒心态地图比较

也可尝试比较非信徒和基督教徒的心态地图（参看表2—7）。首先是牙疼启动条件下的格局。整体而言，非信徒和基督教徒对伊斯兰教徒的评价，几乎在所有维度上近乎类似，唯一的例外地位分数，基督教徒比之非信徒显著高估伊斯兰教徒的社会地位（p＆lt;0.01）。而系统差异在内群的自我美化倾向之外，主要涉及佛教徒。基督教徒对佛教徒的评价，在许多维度上都显著地劣于非信徒的评价，如温暖（p＆lt;0.05）、敬佩（p＆lt;0.01）、羡慕（p＆lt;0.05）、合作（p＆lt;0.05）等，但显著高估佛教徒的社会地位（p＆lt;0.05）。表2-7 非信徒-基督教徒差异检验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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