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万人如海一身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琅,桂苓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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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万人如海一身藏试读：

四位先生

吴组缃先生的猪

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

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计过了：假若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大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花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

虽然吴宅有此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劲儿！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看别人；我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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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假若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

二

比如说吧，下午

三

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

五

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

姚蓬子先生的砚台

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

进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是稿子。简单地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

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无法形容的石砚。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

四

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视台！

何容先生的戒烟

首先要声明：这里所说的烟是香烟，不是鸦片。

从武汉到重庆，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到前年八月间。在武汉的时候，我们都吸“大前门”或“使馆”牌；大小“英”似乎都不够味儿。到了重庆，小大“英”似乎变了质，越来越“够”味儿了，“前门”与“使馆”倒仿佛没了什么意思。慢慢的，“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们的朋友，而与大小“英”，不管是谁的主动吧，好像冷淡得日悬一日，不久，“刀”牌与“哈德门”又与我们发生了意见，差不多要绝交的样子，何容先生就决心戒烟！

在他戒烟之前，我已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本来嘛，“弃妇抛雏”的流亡在外，吃不敢进大三元，喝么也不过是清一色(黄酒贵，只好吃点白干)，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穷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虫满床，再不吸两枝香烟，还活着干吗？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烟，我到底受了感动，既觉自己无勇，又钦佩他的伟大；所以，他在屋里，我几乎不敢动手取烟，以免动摇他的坚决！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个钟头，一枝烟没吸！醒来，已是黄昏，他便独自走出去。我没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递给他一枝烟，破了戒！掌灯之后，他回来了，满面红光，含着笑，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你尝尝这个，”他客气地让我，“才一个铜板一枝！有这个，似乎就不必戒烟了！没有必要！”把烟接过来，我没敢说什么，怕伤了他的尊严。面对面的，把烟燃上，我俩细细地欣赏。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我以为他误把爆竹买来了！听了一会儿，还好，并没有爆炸，就放胆继续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我很高兴。既吸烟，又驱蚊，太可贵了！再吸几口之后，墙上又发现了臭虫，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兴了！吸到了半支，何容先生与我也跑出去了，他低声地说：“看样子，还得戒烟！”何容先生二次戒烟，有半天之久。当天的下午，他买来了烟斗与烟叶。“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吸了几天的烟斗，他发现了：

(一)不便携带。

(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烟油射在舌头上。

(三)费洋火。

(四)须天天收拾，麻烦！有此四弊，他就戒烟斗，而又吸上香烟了。“始作卷烟者。其无后乎！”他说。

最近两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烟了，而指头上始终是黄的。

忆西谛先生

西谛先生离开我们三周年了，他那天真的面容，爽朗的笑声，历历如在目前。

我和他相识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念书，他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在清华兼两点钟课，我听了他的课，从此便相识了。

西谛先生那时候已经出版了他所著的文学史，和鲁迅先生合作搞笺谱，名气很大。但是，他从来没有架子，既没有我们清华某些镀过金的洋教授威风，也没有那时候社会上有些自命为大学者的不可一世的神气。他和蔼可亲，谈话时总是笑，特别对青年人，只要有一长可取的，便加意鼓励，总是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这两句话，后来竟成为他的口头禅。在他逝世前不久，在缅甸国庆的酒会上，他、夏衍同志和我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因为前些日子我发表了《变烟草》一文，夏衍同志也发表了谈花草果木的文章，谈话自然地集中在这个方面，西谛先生在谈话中又接连地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我们还故意和他开玩笑。谁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呢！

我是他的学生，可是他从不以老师自居，而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待我。

1933年秋天，西谛先生创办《文学季刊》，约了几个人做编辑，我记得其中有巴金、冰心、朱自清等人，我那时才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因为经常在《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写些文章，也把我约上了，大家一谈，都很赞成，刊物便办起来了。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他也夸奖说：“好极了！好极了！”相反，清华的有些教授看了，却不大以为然。有一个老教授曾对我说：“你研究《金瓶梅》，讲清时代也就算了，何必讲时代背景呢？”这句话需要解释一下，话里有话，原来那个时代是不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但不许讲，连时代背景这类也是忌讳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我是个穷学生，无事不进城，有事进城，也上不起饭馆吃饭。有一次进城，办完事，等回校的公共汽车，在东安市场旧书摊徘徊，忽然碰见西谛先生，他也在买旧书，一见面便问：“吃饭了没有？”我说：“没有。”他就请我到五芳斋吃饭，记得这次吃了鲥鱼，是生平第一次。两人边吃边谈，天南海北，谈得没个边。从此便越发熟了，见面无所不谈了。

过了几个月，西谛先生离开燕京，到上海去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卢沟桥事变，占领北平。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昆明开学。我先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后来又回到清华，长住昆明，和西谛先生的来往便中断了。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蒋介石政府连战连败，对敌屈辱，一味退让，对内却磨刀霍霍，掀起几次反共高潮，和全国人民为敌的丑恶面目逐步暴露的时候，我们在昆明创办了《民主周刊》，西谛先生在上海也创办了《民主》。道路相隔几千里，却不约而同，在两个地方同时办了反蒋介石、呼吁民主、要求和平的刊物，我和西谛先生虽然没有通信，这两个刊物却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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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在这时候，国民党通过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用美国飞机、美国军舰运输国民党军队，源源北上，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和军事进攻相配合的是政治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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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间，我又到上海来了。原来准备第二天就乘飞机到香港，和在香港的朋友们一道进入解放区，不料当天报纸登载了到香港买飞机票得凭相片的消息，香港是去不成了。当天晚上西谛先生就来看我，并立刻用电话通知一些朋友，一起在一个朋友家吃晚饭，商量办法。这次我在上海停留了个把月，他谆谆告诫，行踪一定要严守秘密，切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面。有一次，他陪我买一支自来水笔，铺子里问要不要刻名字，我说要，提笔刚写了“吴”字上半的“口”字，西谛先生立刻抢笔过去，代我写了“辰伯”二字，还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怪我太粗心了。

他知道我在等待机会进入解放区，又不能出来活动，十分无聊，就把他编辑的《玄览堂丛书二集》和《明季史料丛书》送给我，要我宁可在家读书，不可出门。通过他，叶圣陶先生、周予同先生、王伯祥先生还陪我逛了一趟苏州。

1949年初，北平解放了，我回到了北平。不久，西谛先生也到北平来了。久别后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晚上，大家谈得高兴，一瓶酒喝完了，又到外面买了十斤酒，统统喝光。

此后，见面的机会多了，谈天，访古，买旧书，经常在一起。有一次，为了寻找明景泰帝的坟墓，我们两人在西郊南郊找了一天，后来毕竟在颐和园附近找到了，重新修缮，建为公园。记得有一次一起到琉璃厂，赵万里先生也同去，看到一本好书，赵先生要替北京图书馆买，西谛先生也抢着买，结果还是被西谛先生买了。他对旧书是有选择的，第一要插图本，第二是有关戏曲的，第三是小说，只要有他所没有的，便千方百计想法买，价钱贵一些也不在乎，以此，不少爱买旧书的朋友们，对他颇有些意见。他也知道朋友们有意见，笑着对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以后还不是国家的。”果然，他逝世以后，全部藏书一万五千多种都归了北京图书馆。

他藏书之多，我是知道的，这些年来，他收到一些好本子，也经常找我欣赏。但是，他住的地方并不宽敞，除书架上的书以外，大部分都装在箱子里，并且还有一部分寄存在上海。最近读了他的《西谛书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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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在缅甸使馆酒会之后，知道他出国去了，也和往常一样，以为不久可以回来。谁知不多几天后，在北京车站上，碰见夏衍同志，他容色惨白，低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振铎死了。”我简直是晴天霹雳，一时被这消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见报，才知道飞机失事的详情。三十年的老师和朋友，就此永别了！经常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关心我、鼓励我的同志，就此永别了！

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也参加了送葬行列，送到墓地，眼看他骨灰下葬。但是，纪念文字总是写不出来。因为一提笔就难过，就流泪，写不下去。这么一个体格健壮，永远乐观，生龙活虎般的人，怎么能忍心写他死去呢？三年了，我没有写文章。

我每一次进历史博物馆，总是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我每一次参观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也不由不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同样，我每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收藏家捐献给国家名贵图书和器物的消息，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西谛先生，他要活着，该是如何喜悦。

西谛先生，你的藏书已经成为全民的财产了。你的未竟的事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承着。我想，你要是知道了，也还会说“好极了！好得不得了”的。我们就此告慰你在天之灵吧！

郑振铎先生的“书癖”

振铎先生对中国古文学的造诣和文物知识的渊博素为人知，此外他于重印古籍设计的精细功夫也独有一番创造的心思。《西谛书话》中有《谈印书》一文，专门说了不少对重印古籍独有的见解。不过倘不经过和他亲自交往，他的那种处事方法之严谨与精到的工力就不会有深切的印象。1953年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提名中有中国的屈原，这就要迅速将《楚辞集注》这部古籍赶印出来。出版社商之于振铎先生，他毫不犹豫地力主要将这部书印线装本，并提出还应印线装本《楚辞图》。关于印图谱的事，他一向认为除书之外，也要重视图。《西谛书话》中有云：古人“素不重视图谱，后世艺文之目，自隋唐以下，递相因习，故古人之图，日益亡佚而无纪。”这是他最感到惋惜的。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有文有图，可谓别树一帜。文学史著作中有了插图，固属罕见，其实适足以帮助读者增加文学史实的印象。那一次印《楚辞集注》和《楚辞图》，出版社原拟一般的照相影印，振铎先生以为不妥，力主非用珂罗版印刷不可。出版社悉从他所议，他于是亲自向北京图书馆商调二书的善本。北京因无印珂罗版之设备，他又写介绍信由出版社到上海去印制。出版社派了我和文怀沙先生两人去上海督印监制。两部书印得古雅，书函端庄。又商请沈尹默先生为两书题写书名，由此益见其清奇夺目。这两部书于1959年均得莱比锡书展的金质奖章。

由此次的印书，使我想起抗日战争结束后，振铎先生在上海亲自督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诸要籍，这是他多年集所得而编成的两部图像，印数无多，以后就未见再印，向隅者未能购得，至今有人说起，犹引为憾事。

至于振铎先生藏书之丰，尤其是古版珍本线装书，是藏书家中所罕有的。他对书之癖好，嗜之如命。为寻觅他所向往已久而不可得的书，真似思之心切，如摧心肝，一旦有了消息，往往寝食俱废，非得之而不罢休。他在《蛰居散记》一书中曾提到在“孤岛”困居期间，为寻求旧山楼所藏元杂剧的经过，“耿耿不忘于心，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元剧，必及此书”。虽然最后经过种种周折和困难终于侥幸购得了此书，欣喜地将之捧了回来，然而得之时几乎被人抢先，千钧一发，机会稍纵即逝，可谓幸运矣。

1951年，他为抢救可能失落于海外的一批古籍善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当时他得悉宝礼堂主人潘明训先生的藏书的情况，在战争期间，潘家家属生怕战争的影响可能造成藏书散失，遂秘密迁藏于香港，这消息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振铎先生于1951年听到这消息，十分忧虑这批善本流向海外，他知道内中有宋版善本一百一十部，元版善本六部，此项国宝倘若流失于他国，损失将难以挽回。不久后又得悉美国人愿出五十万美元收购这批书，这一回非同小可，如真被收购，要想追回是万难了。振铎先生迅即与香港潘家联系，难得的是潘明训的后代潘世兹先生深明大义，给振铎先生写来了一信，表明决不售与美国人，愿将藏书无偿地献给祖国。振铎先生获悉后惊喜交集，立即复信勉励，并报告周恩来总理，接着立即办理这批藏书运回北京的事宜，运回后归北京图书馆珍藏。

振铎先生自幼家境清寒，成人后或教书或当编辑，同时靠写作收入维持生活。他自青年时起，就嗜书如命，尤对古籍中的小说、戏曲、弹词、宝卷、版画等方面的好版本，倘有发现，不惜倾其囊而得之。他在《永在的温情》一文中自况：“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灯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部书都可看出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此中辛劳，道出了一个学者在困苦中生发出来的对书籍爱好的一片至诚至情。他的藏书，虽为自己研究之用，但到底也是为了保存而留给后世之用，最终这批藏书也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振铎先生不独爱书，他编书也有自己的独创性，30年代他主编《世界文库》，每册收有中外文学名著十余种，采取的是分章连载之法，每册可看到作品之若干章，续文则在下册连续刊出时再见，几乎是用杂志形式刊出的文章，共刊行了十二巨册，倘排列在一起，俨然是一大部皇皇巨帙，蔚为大观。凡持有全书的，数十种中外文学名著尽在握中矣。

不过他的爱书之心也有过挫折，那就是在“孤岛”时期，为生计所迫，他平素既无积蓄又无进益，一家数口要生活，不得已只有卖书之一途。他的家人在叙述他卖书前的情景十分凄楚：“……每逢卖书的前夜，在小楼上昏暗的灯光下，他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明天就要离他而去的书……他深情地望着，抚摸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心爱的书，如同要和亲人诀别时一般，心如刀绞，但不卖又拿什么来换米呢”？那年头真是风雨如晦，他一面受贫穷熬煎之苦，一面还要躲避敌寇的追查。他经常不敢住在家里，另在一条冷僻的居尔典路上租赁一间小屋蛰居。但是生活的逼迫又使他不得不出而谋生，除卖书外，他还与翻译家耿济之先生在沪西住宅区合办了一个小小的旧书店，租的似乎是一个原来的汽车间，陈列的旧书，一半是振铎先生藏书中可以出让的一部分，济之先生则将不甚急需的外文图书搬来了不少。他们找了一个人看店经营，无奈地处偏僻，又无广告，生意一直清淡，经常门可罗雀，偶有点生意，支付房租和看店人的工资尚且不敷，不久也只得歇闭了。那几位文学界前辈，在那个年代备受贫困的情状，实在不堪言说。

抗战结束后，振铎先生八年的蛰居生活终于过去，他神采迥异地投入了工作，创办了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文学大型刊物《文艺复兴》，又与马叙伦先生等创办了呼吁停止内战、推进民主运动的《民主周刊》，还亲自编印多种中国历史图案，撰写《蛰居散记》等书，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活跃异常，由此也显示了他从事多种文化活动的卓越才华和风貌。

1958年10月，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至今已四十三年。他一生的经历，可述之事甚多，就以他与书的缘分与癖好之一端而言，即可看出他的素养和品德之一斑。书和人息息相关，人著述书，人珍贵书，于是文化存，振铎先生于此是极好的表率。

我与老舍

三十五年前，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上的第二小学堂里有两个个性不同的孩子：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儿，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由这点禀赋的差异便分歧了我和老舍一生的途径。

三年小学，半年中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差别越发显著了。自他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十七岁毕业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三年考绩，品第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我这时刚在中学毕业，迥隔云泥，对他真是羡慕不置！

由于幼年境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涉世几年的经验，使他格外得到证明，他再不能随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魉周旋了，于是毅然决然辞掉一般认为优缺的劝学员，宁愿安贫受窘去过清苦生活。他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大部分是取材于这个时候的见闻。

离开小学校教育界后，他便在顾孟馀先生主持的北京教育会作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任两小时国语，每月收入四十几元，抵不上从前的三分之一。但他艰苦挣扎，谢绝各方的引诱，除奉母自赡以外，还要到燕京大学去念书。一晚我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会所去看他，他含泪告诉我：“昨天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制寒衣和米面了。”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冻？”“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这时檐前铁马被带哨子的北风吹得丁当乱响，在彼此相对无言的当儿便代替了我的回答。

假若我再泄露一个秘密，那么，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后来所写的《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恋的影儿。这一点灵感的嫩芽，也是由雷神庙的一夕谈培养出来的。有一晚我从骡马市赶回北城，路过教育会想进去看看他，顺便也叫车夫歇歇腿，恰巧他有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没有发，信里有一首咏梅花诗，字里行间表现着内心的苦闷。(恕我日记沦陷北平，原诗已经背不出来了！)从这首诗谈起，他告诉了我儿时所眷恋的对象和当时情感动荡的状况，我还一度自告奋勇地去伐柯，到了那儿因为那位小姐的父亲当了和尚，累得女儿也做了带发修行的优波夷！以致这段姻缘未能缔结——虽然她的结局并不像那篇小说描写得那么坏。我这种歉仄直到我介绍胡青女士变成舒太太的时候才算弥补上了。

他开始创作是到伦敦以后的事。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脱稿后，立刻寄给我和亡友白涤洲看。我又把它转呈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批评是地方色彩颇浓厚，但技巧尚有可以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很想拿它去出版，结果却被郑振铎拉到商务去了。

我本不是作家，老舍叫我审阅他的稿子未免问道于盲。记得我当时由直觉得到粗浅印象是思想没有哲学基础，行文中加括弧解释的地方太多。后来接到他的回信。对于后一点未置可否，对于前一点却说：“迭更司又有什么哲学基础来着？”《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分期发表后，因为语言的流利，风趣的幽默，描写的生动，讽刺的深刻，在当时文坛上耳目一新。颇为轰动。不久，合印成书，销路畅旺，称得起脍炙人口。接着《赵子曰》和《二马》相继问世，老舍遂在“幽默大师”还靠着语音学吃饭的时候(跟我现在一样！)，业已因突梯滑稽名满天下了。《小坡的生日》，是回国前在新加坡写的。到齐鲁大学教书后，他曾写了一部很得意的《大明湖》，不幸随着“一二八”的炮火化成灰烬了！几个短篇的集子都是到青岛以后才写的。此外，像《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长篇都是住在济南和青岛两个地方写成的。这几部书的原稿我已经没有先睹为快的眼福了。但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一半却是拿我做题材的，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后半所写的另外是一个人物型。此外，在《离婚》中也有一两个地方影射着我，并且我的朋友胡佐勋、赵水澄也都改头换面的做了登场人物。

抗战以来的作品，还得算《剑北篇》魄力最大——虽然有人说：“IT IS ANYTHING BUT POETRY。”受陪都戏剧氛围的感染，他也写了几本戏——《残雾》、《国家至上》、《面子问题》、《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大地龙蛇》等等都是我数得上来的。就对话的漂亮来说，现在的作家似乎很少赶得上他的，然而舞台技巧的缺陷，例如《大地龙蛇》，我也不愿为他讳言。所以直到现在他还攻不进剧国的壁垒！

总之，老舍这二十二年的创作生活，文坛上对他毁誉参半，毁之者大多是文人相轻，誉之者也间或阿其所好。假如，让我这三十多年的老友说几句话，那么，老舍自有他“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地方，既不是靠着卖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谟。然而，我们却不能不希望他有更伟大的成就以塞悠悠之口。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还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意儿意味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老舍很懂得作家应该由社会养活不该由大学养活的道理，所以七八年来无论哪个大学请他教书，他都婉言谢绝，宁愿忍饥耐寒，却不愿旅进伴食，可是眼前的社会怎能养得活作家！纵然夜以继日，从手到口的去写，恐怕也难博一饱，还怎能苛责作家粗制滥造，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呢？

所以，如果社会上和文艺界还让老舍继续贫血，以致他“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到他创作三十年的时候，我们还看不见他那本未完成的“杰作”脱稿，那不是他自己的责任，而是社会和文艺界的责任！

老舍先生二三事

　　梅林

一

读过老舍先生的作品的人大概有这样一个印象，“老舍是幽默的”。这是真的么？他自己说过，“我并不幽默”。又说：“难，幽默难。”幽默的涵义，我还不大清楚，但它绝不是如什么“风”杂志的笑话，却是十分明白的。据我想，所谓幽默，恐怕是在某种适宜场合，严肃地说一句概括机智的话，起初使人不禁莞尔或哄笑，过后一想叹息或“不好过”起来的一种解释吧！

有一次文协开理事会，在报告经费困难情形时，老舍先生忧悒的说：“本来我们存在银行里有一万块钱，那是五年前存下来的，后来物价狂涨，钱没有了。如果三年前将这一万块钱买亚司匹灵，我们早发财了。”于是大家哄笑，但随即沉默下来。是的，倘买了亚司匹灵不单“发财”，而且也决不会为文协经费困难而“头痛”了。但文人不善于打算盘，也不屑如商人一样打算盘，宁愿硬着骨头吃亏，无论在哪方面都吃亏，被斜视，被用威吓的拳头在鼻子前晃来晃去。这是悲哀，“买了亚司匹灵早发财了”是包括了这种悲哀在内的。

其次，文协为了参加文化劳军，推几位代表作五分钟讲演广播。老舍先生说：“可是不要咳嗽的来。”自然，这可引起哄笑。但一转想，这实在不怎么好笑，反而立即引起当我们听到从播音机传来的那咳嗽声的讨厌感觉。——站在播音机前你那么“安然”的咳嗽一声，全中国听到了，而且其声如雷，这是怎样的不讲“公德”。而我们中国人又是最爱咳嗽的，好像每个人都是“咳嗽大王”，如果跟外国人比赛咳嗽的话。

作家书屋搬家，老舍先生送了一幅单条，他在明日的作家书屋发行七大周刊一项中，写下了一种周刊的名称为“若无其事”。以“若无其事”作杂志名称是好笑的。但是真的好笑么？暂不说不可知的明天，即就今天，即就血与泪交织的今天，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而又有多少名称堂皇刺激的杂志报章采取“若无其事”的态度？“若无其事”，当然天下太平了。二

老舍先生是热爱朋友的，在他，没有朋友即似乎不能生活。他常说，抗战以来，私人方面最大的快乐是会见了许多熟朋友，认识了许多新朋友。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最主要的目的是看朋友。日常除写作休息外，其余的时间大抵用在看朋友方面。如果是在集会或几个友人一起谈天时，他一定用各种方法娱乐朋友，务使朋友们不感到寂寞、不感到沉闷。而当他和友人们喝酒猜拳时就更有风趣了。

他对朋友的态度总是诚恳的，但必看什么人。倘是“莫名其妙”的朋友，他用沉默或“噢噢，是是”式的态度对之。反之，他的诚恳与热情是感人的。当××陷落，他慌张焦急，四处奔走，甚至不惜求人。有一位“莫名其妙”的小人物用一种奇异的不适合他的地位腔调说：“只要手续办好，他们回来是不成问题的。”当时老舍先生立即沉下脸，“什么手续？什么问题？”

为了朋友，为了大义，他是如此愤怒了。三

他是公私分明，仔细小心，说做就做，干脆利落的。这表现在为文协的工作上更为明显。自文协成立以来，他义务工作了六年，公私绝对分明，一切公开民主，力求大方公正，连邮票、信纸、信封、都用他自己的。他总说为文协工作是纯尽义务，毫无权利的。有一年他在城里四处找房子，绝无希望，劝他到文协住，他尽摇头，结果逼到乡下去了。每次执行工作，他是说做就做，但极仔细。比如起草一件公文或启事广告，他必需逐字考虑，倘何容先生在，则必请他过目。“他比咱们都仔细。”他从眼镜下映着眼睛说。

这是真的，一件公文在我们看来妥当了，一经何容先生看过，加或减一个字就更显得无懈可击。为什么要这样仔细再仔细呢？为了文协的工作必须在任何方面都无懈可击。四

他喜欢生活有规律，清洁整齐，他住的房子无论哪里都没有灰尘、纸片、痰涕之类，书籍、文具、衣服、清供、茶杯，都有一定的位置，正和蓬子兄的卧室兼储藏室绝对相反。而他的房子的清洁整齐，是完全由他自己整理的，他自己扫地抹桌椅。倘蓬子兄吸着纸烟跟他谈天，他老是斜着眼睛监视蓬子兄手里的纸烟灰，当蓬子兄忘其所以的刚要用指头弹烟灰时，他立即提醒：“烟灰缸子在桌上。”而当他点燃纸烟之后，宝贝似的将火柴藏在衣袋里，而且在脸上显出几分慌张吝啬之色。他说：“蓬子吸烟不买火柴，老来找火柴……夜里想吸烟没有火柴，多别扭……”

每天早晨起来，早点后，写作、写信、读书、阅报，或看朋友；倘若情绪不好或略感疲倦，他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旁拼摆骨牌“过关”。五

老舍先生的创作精神是坚韧的，他觉得需要写剧本，他就集中目标，连续的写出七部；要写长篇小说，完成一部，再写一部。这些作品，在他开始写作时，必先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不管自怎样，写完了再说。结果，他果真全数写出来。他这种坚韧的创作精神是可惊的，他这种贯彻始终的创作精神是可惊的。他用这种精神创作，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的时间也许不算长，然而在这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怎样搏斗过来，怎样的绞榨脑汁和心血，恐怕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因此，在中国整个新文学创作活动历程上，他和其他有成绩的前辈作家一样，是一个先进，一个老战士。

而当抗战发生到现在，他一直的实际主持抗战文艺运动的大本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工作，在激奋与阴暗的时代空气中，在疟疾式的时代空气中，他行走着，前进着，忠诚地，任劳任怨地，做着他所能做的事情。也许他所处的地位类似“老旦”，不轰动，不热闹，有时还不免遭遇冷淡；然而，是一个好的“老旦”，好的名“老旦”，他有他的戏，历史与时代赋予他的戏他要彻头彻尾的做完。

他是一架桥梁，使千万人踏着他的背脊从此岸走到彼岸的桥梁，而他在重荷之下紧紧地咬着他的牙齿。

因此，今天祝贺他创作二十年，其意义是不仅仅限于创作活动的时间范畴，劳绩范畴，而是应该包括历史与时代赋予他的使命这一点意义在里面的。一九四四，四，四于渝

我与老舍与酒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的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也想写作过——在十几年以前，也许有二十年了，可是开始之年，也就是终止之年，回想起来，唯有惘然，一个人生命的空虚，终归是悲哀的。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的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的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气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的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的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路西，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戴红缨的标枪。

二十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大不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三十三年，四月，于白沙白苍山庄

打屁股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比如：屁股肉多，很耐打，所以中国人发明了“打屁股”；大腿生有膝盖，也派不上多大用场，中国人就发明了“下跪”。真可说做到物尽其用。不过，这些玩意儿已经成为过去，只有在演出京剧或古装戏时，还可以见到。

但是，做梦也想不到，在崭新的透亮的新社会已经度过十七年之际，忽然，晴天霹雳，来了个“文化大革命”。那时，报告、报纸、刊物、传单等等，都一致写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所以，任谁都心服口服照办不误。

这场“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什么算作“底”，谁也不知道，只知道要犁庭扫穴，掘地三尺，凡是挨着“名、洋、古、封、资、修”的，都要一扫而光之。

扪心自问，这六个大字，我都能沾上边儿，挨批、受审，自应有份。但要脱尽干系，确实是有口难分，只能听天由命，由它去也。

有一天，又通知在北京市文联会议室开会。开会也就是学习。缺席人数很少，可见大家还是满积极的。室内正在认真开会，忽听窗外人声鼎沸，随着便有造反派闯入，拿着名单唱名，叫到的人，赶快出去到广场上站队，随即往他脖颈上挂块牌子。凡是挂上牌子的，就算是“金榜题名”，进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了。这时，室内人才领悟到，原来这就是造反派在造“封、资、修”的反了。不由分说，被叫的人一个一个地出去，弯着腰，在大太阳底下撅着屁股排成队，只听有人大声逐个地问，问后就把一张黄纸用糨糊贴在被问者背上。这时，屋里就剩下老舍和我两个人了。

我知道文联有个后门，可以从那儿溜走，但我又想到没等溜掉就会被造反派抓回来，再加上一层“破坏革命”的罪名，还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呢。莫如挺着脖子挨刀吧。

老舍很镇定，我俩相对无言，都背着手从窗子往外看着。窗外出现的一切，都是不但没有看过，连想也想不到的新鲜事儿。

这时，忽听后面叫着我俩的名字，老舍先行，我随后跟出。造反派命令我们排入队伍，和大家一样猫着腰，作出等着挨打的姿势。

接着，便有人在我背上刷厚厚的糨糊，把事先准备好的、上面写着我的姓名、职务和工资数目的黄纸，一下贴到我的背上。我还听到造反派问一个人的工资多少，那人说的数目不到一百元。按造反派的规定，工资不上一百元的，还够不上当“革命”的对象。便又大声问那人的名字，那人说叫“金亨利”。造反派听了，突然高八度地吼起来：“你是中国人，为什么叫外国名字？撅着去！”仍是在劫难逃，也进入了我们的行列。

接着，便把我们像对待一群发往西伯利亚的囚徒一样赶上一辆没篷的大卡车，旁边围着很多造反派，趁着上汽车不能作任何防御的时候，劈头盖脸地向我们打来，有的用皮带，有的用木棍，真是“乱箭齐发”，使人没处躲没处藏。我只有用手护着头部的份儿，所以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口号声和打人声混在一起，乱哄哄地爬上了卡车。车上很挤，天气又特别热，太阳烤人，好不容易车开了，尽管颠簸得站不住，但因挤，也摔不倒。至于车开到哪儿，经过什么地方，我这老北京也一点不清楚了。

不知道拐进了一个什么地方，大卡车在哄叫口号声中停了下来，我们又在乱棍齐下中赶下车来，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围成一个圈儿，然后命令我们全都“五体投地”趴在地上。在五体投地圈子中间，堆着一座小山似的戏装、道具等东西，已被点燃，火星四溅、红火飞扬。因为看出来焚烧的是戏装，心想，这大概是在“破四旧”了。因为趴在地上的，不言而喻，也是属于“旧”的，也在被“破”之列。所以，趴在地上的人们也觉心安理得，理应如此，不破不立嘛！

不一会儿，听见有一个孩子的声音问我：“哪个是老舍？”“不知道！”“你们天天在一起，怎么会不知道？快说！”“我们都脸朝地，什么也看不见，怎么会知道？”我旁边的那位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老舍，我却看得出来，离我不远，因为从服装可以判断出来。

这时，我的屁股上挨了重重几棒，同时我又听到另外一种声音：“他有病，经不起打。”我极力想听出这是谁的声音，但我却辨别不出。

一阵喧嚣，造反派又来了一批生力军，他们拿的不是皮带或是木棍之类的东西，而是京戏中皂隶们手执的黑红棍。这种道具，在京戏中本来就是打屁股用的，但是，现在却打在我们的屁股上了。这却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所以禁不住，直想发笑。不过要是笑出声来，那种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只好咬住舌头，噤住不要出声。这一点工夫，很博得老友秦牧的赞赏。后来我们得以见面时，我对他讲起这段趣事，他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戏装在焚烧，四周又开启很多灭火器，泡沫四溅，好在我们都趴在地上，只有尽力捂着脸。那天，骄阳似火，加上焚烧戏装的火堆烘烤，革命对象个个汗流浃背，灰尘满面，再加上满头满身的泡沫，那副尊容确实不凡。忽然一声令下：站起来！接着又在一阵乱棍齐下中赶上大卡车。这里也夹杂着黑红棍，只是没有穿上皂隶装束的罢了，不知是不是由于已经烧了的缘故。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烧的都是些破旧戏装，新的、好的都没烧。可见造反派还是懂得节约闹革命呢。

回到文联，我实在没有气力了，只有坐在会议室的墙角地板上喘气的份儿。当时我没有看见老舍，别人告诉我，他被打破头部，送到医院去包扎后，用小车送了回来，停在文化局那边。不一会儿，便听见外面又是喊声、打声，我连忙爬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去看，但什么也看不见。据别人说，老舍把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甩在地上，惹怒了造反派，便说他“奇装异服”(包括头上绷带在内)，又遭到毒打。据说打人的是外来造反派，谁叫来的也说不清，局内的造反派顾虑事态扩大，便打电话给公安人员，把老舍带走了，这事才告一段落。但是事实经过是否如此，我也没有目见，只是听人说的。从此，老舍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怀念老舍先生

解放初期，我在北京天桥一个仅有三四百人座位的小戏院子万盛轩唱戏。这个剧场很乱，什么人都有，观众随时出来进去的。那时天桥完全是一个大杂耍场，拉洋片的、摔跤的、说书的、卖小吃的、卖假药的、变戏法的、说相声的、算卦看相的、摆地摊的……还有外号活阎王、玉皇上的地痞流氓……有的观众一早来看戏，整整看一天，晚上九点散戏才离开剧场，在戏院里喝水吃饭，随时吃东西。天桥历来就是劳动人民的娱乐场，从来看不见有上等的“文明人”到这里来。

那时我们演现代戏很多：《刘巧儿告状》、《小二黑结婚》、《祥林嫂》等等，还演一些解放区来的剧目：《九件衣》、《红娘子》、《河伯娶妇》、《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等等。

我们的观众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但是情况渐渐有了变化，文艺界的专家们和领导同志也开始来这个小剧场看戏了。一天，文化局的李崇同志陪着赵树理同志来看我演的《小二黑结婚》。看完戏，赵树理同志来到后台给我们提意见。赵树理同志朴实诚恳，对我们的演出很满意。他说，你们评剧演的《小二黑结婚》，最好的是有乡土气，唱腔朴实，咬字清楚，好听，我虽是山西人也都听懂了，演得很好。他强调说：“我一定回去宣传这个天桥的小剧团。剧团虽小，可是有好演员，有好戏。”

我那时在天桥演戏，也住在天桥。每天早晨我习惯去街上吃早点，喝豆汁，吃油饼。有一次，我正在喝豆汁，赵树理同志来了。他旁边还有一位老年人，戴着眼镜，个子不高，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我说：“这么早您就来了？”赵树理同志笑着回答我：“我们来看戏，这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这是头一回听说呀，我实在没文化，竟不知道老舍先生是谁。反正准是个专家、文人吧。老舍先生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我们是来看你的戏。这还算早吗？我们还来喝豆汁。”他说着坐在板凳上了。我感觉这两个老头都很随便，他们就这么自在地和一群劳动人民坐在一起了。因为我要化妆，先回后台去，临走，赵树理、老舍先生还对我说，他们还要逛逛天桥，再到剧场看戏。

老舍先生和赵树理同志看了我演的《小二黑结婚》后，我们把他们请到后台。老舍先生非常热情，非常风趣，说：“我听赵树理同志介绍，说天桥有个评剧团，有个年轻的评剧演员新凤霞，名不虚传哪！不错，是个好演员！”他点着头说：“字正腔圆哪！天桥这地方真是藏龙卧虎哇！喝豆汁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出这几下子！又年轻，又聪明，又漂亮！”虽说是头一次见着老舍先生，因为先生说话这么风趣，这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下子我就跟老舍先生熟起来了。

这以后老舍先生看了我很多的戏，他喜欢看我演的现代戏《刘巧儿》、《祥林嫂》，也喜欢看我演的古装戏《锁麟囊》、《红楼二尤》、《凤还巢》。老舍先生常常到后台来，也常陪外宾看我们的戏。这时我们都知道了老舍先生是个大文学家，我们请老舍先生为评剧团写个剧本，老舍先生谦虚地说：“我对评剧是个外行，写评剧还得学习学习。”

我跟老舍先生常常在一起开会，常常见面，老舍先生对我十分关怀。老舍先生说我演戏认真，戏路子宽；能演《刘巧儿》这样的小姑娘戏，又能演祥林嫂从年轻到老年这样的悲剧人物。这一点是很好的，但要提高思想，要读书，学文化，才能不停留在现阶段，才能进一步的提高。

1953年的一天，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家里请我们三对夫妇吃饭——老舍先生夫妇、曹愚同志夫妇、我和祖光。老舍先生那天特别向他们介绍我演戏的路子宽，说难得的是凤霞这么年轻。总理同意老舍先生的看法，并对祖光说，要他好好地帮助我提高文化。

老舍先生和舒师母都是非常好客的：正月十五吃元宵，九月重阳看菊花，老舍先生都请朋友去他家。我和祖光去过多次。老舍先生喜欢花，他家养了很多花，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我问先生关于养花的知识，老舍先生也是认真耐心地教给我。

老舍先生喜欢画，他收藏了很多名贵的画。我和祖光去他家看画，老舍先生就很高兴地一张张拿给我们看。老舍先生告诉我，祖光是他的老朋友；可是祖光告诉我，老舍先生是他的老师。

艰难时刻看朋友。1957年的一阵狂风暴雨，没头脑地打过来，我爱人被错划成了右派，我受了株连。虽然观众还爱看我的戏，可是我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成天受不完的气，许多人不理我，我也不愿理他们。祖光被放逐到北大荒，可老舍先生对我还那么热情。记得建国十周年的一次招待港澳同胞的酒会上，我和老舍先生坐在一起，散会后，他送我回家。在汽车上，老舍先生说：“以后有这种活动，你就坐我的车，我送你回家。”老舍先生虽说送我，可是先到了他家，约我进去坐一会儿——原来是老舍先生关心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他问：祖光有没有信来？身体好不好？说祖光是个好人，忠厚，实在，现在只是暂时的困难，很快会好起来。要我多写信给祖光。我说：“我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心里有话，写不出来。”老舍先生又诚恳又风趣地说：“写信也是练习文化。像做文章一样，多写，祖光看了高兴。就像给老师交作业一样，一天写一篇……”我知道老舍先生的心意，我从心里感激他，也才理解他叫我到他家坐一会，就是为了谈这番话。这些话在当时真是雪里送炭呀！使我感到冬天里也有春天。

又一次在文联大楼小吃部，老舍先生请我吃点心。那天是在文联大楼看电影，看完了碰见老舍先生，他说：“凤霞，走，吃点东西。”老舍先生一坐下就问我说：“祖光不在家，你的生活怎么样？”我告诉老舍先生说：“自从祖光去了北大荒，我就搬进剧院去住，每天练功，演出，都是集体活动，这样免去很多是非。”老舍先生听了非常高兴。他说：“作为朋友，应当在这段时期尽量关心你。你年轻，工作忙，负担重，影响大，很多眼睛看着你，但是困难总会过去。这段时期也是对你的考验……”我向老舍先生表示了我是有决心的。我说：“我相信祖光，我永远等着他，永远不变心，叫他在外面放心。我是唱戏的，是靠得住的人！”老舍先生高兴地说：“好极了！有什么事你就找我，祖光很快会回来的。”

老舍先生这两次跟我谈话，我今生今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期是我最痛苦的。在我们剧院里，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谈起祖光，假如谈到他，不是谩骂就是讽刺。这就使我更加感激老舍先生的好心！他给我增添了坚强地活下去的力量！

祖光去了北大荒以后不久，有一家画店到我家来收买祖光收藏的如齐白石、徐悲鸿等画家的画，我那时年轻，不懂事，情绪也不好，把许多祖光喜爱的好画都给卖掉了，譬如他最爱的一张《七雄图》，是白石老人画的一幅七只大公鸡的大画，还有《玉兰》等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祖光回来会不会怪我。

祖光去了北大荒三年，19

6

老舍先生住在东城乃兹府，我们住在东城金鱼胡同里边，离得不算远。一天，我和祖光在王府井大街散步，远远看见老舍先生拿着拐杖也在散步。他是一个人，看见我们他很高兴，向我们招手。我们快走了几步，向老舍先生问候。老舍先生说：“走！到我家去。祖光，我知道你回来了，正要找你。”我们就去了老舍先生家。我们在外间屋喝茶，老舍先生进了他的小套间。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张画出来，他笑着说：“祖光，这是你的画，现在还给你。”我和祖光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时候有画放在老舍先生家？祖光接过来一看，愣住了！这是齐白石老人画的一幅《玉兰》，是被我卖掉了的，怎么会到了老舍先生手里呢？

老舍先生说：“这张画是我在画店买的，回家发现在画轴上有祖光的名字，知道这是祖光的画，当然应当还给你。这叫物归原主。”老舍先生在画的边上写了一行小字，大意是说某年某月在画店买到这幅画“还赠祖光物归原主矣”。祖光当然是又高兴又感动。他问老舍先生是多少钱买的，老舍先生说：“不用问。可惜没有把风霞卖掉的画，全给你买回来。”“文化大革命”我家多次被抄家，祖光的书画被大量抄走，这张《玉兰》也早就不见了，不想1976年搬家时，发现在大柜后头地下有一个画卷，有一头受了潮。打开一看，原来就是这张《玉兰》！这张《玉兰》真是多灾多难！它又经过一次浩劫呀！但它虽然受过两次大难，受了潮，印上几处水迹，画上的玉兰仍是洁白如玉，又挂在我家墙上了。遗憾的是，老舍先生题的一行字因为在画轴上部，被水沤烂，完全认不出来了。

1966年8月26日，这天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打通堂”的一天，也叫全面开花打人！没有两天就听说老舍先生去世了！是这天夜里裱画工人刘金涛到我家来告诉我的。那天我们在一起伤心地痛哭了一场，连大声说话也不敢。到了剧院，我实在难受得憋不住，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这一群同命运的人，很多人都为老舍先生的死而流了泪。这一下不知是哪一位为了邀功请赏，把消息汇报给红卫兵，红卫兵抓住我，说我传播了老舍死的消息是犯罪，对我进行审讯追问，我只说在汽车上听说的。我为老舍先生流眼泪都是犯罪！

我也永远忘不了老舍先生在1962年为我写过的八个字，那是我得了北京市表演艺术特等奖之后，老舍先生在市文化局发奖会上，写在我的日记本上的：“继承、发展、革新、创造。”解放以后，老舍先生为我们创造了多少令人难忘的艺术珍品啊！时时刻刻我都想起老舍先生，感激老舍先生。他多么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多么真诚、热情、关心人、同情人！是哪一个狠心的强盗杀害了老舍先生？

花之路

妈妈5月21日走了，走得很平静，脸色极安详，睡在花丛中，甚至可以用“漂亮”两字来形容。脑子里突然蹦出联想，我在敦煌石窟中见过一尊大卧佛，睡得平静，安详，达到一种令人羡慕的美丽。用来比喻妈妈的临终，倒是很恰当。

她身体一向比较健康，主要是内脏无大毛病，90岁之后，还被评上了“全国健康老人”，比起她的同龄人巴金先生、臧克家先生，显然状态要好得多。她自己也常常自夸，老让别人去捏她的大腿，说：“您瞧瞧，有多瓷实！”腿的肌肉是挺结实。她老锻炼，自己编一套体操，每天坚持，持之以恒。

想不到，一场肺炎把她打倒了，彻底地。

5月1日得病，8日进医院，照片子，请名医会诊，15日进了监护室。17日下“病重”通知，4天以后，走了。前后不过21天。这一切，发生得非常突然，所有的人，包括亲属，谁也没有想到，都大吃一惊。她没有留下任何嘱咐。她死后，我们倒是翻到一张1997年她写的遗嘱，规规矩矩，清清爽爽，对后事颇有些清醒的安排。但是，当下，没有，没有一字留下。

她躺在病床上，虽然肺心负担很重，但谈兴倒很大，常常聊天，回忆旧事，高兴起来哈哈大笑，精神状态相当好。

我每天上班前去看她，下班后又去看她，有时她也和我聊聊她想的事情——虽然，据说白天和别人已聊过不少。聊的事情没什么系统，属于婆婆妈妈，东一榔头西一杠子。

她追忆了自己的父亲——我的姥爷，说他是京城满族正红旗的掌印参领，属于第一把手。丧偶后续弦，自己瞒了10岁，娶了母亲的生母，即我亲姥姥。他们生她的时候，姥爷67岁，姥姥39岁。亲姥姥养了3个孩子，即三舅、母亲和一个妹妹。母亲4岁的时候，和妹妹一起患白喉，当时属不治之症，妹妹夭折，她也奄奄一息，已被弃于地上待处理，哪知高烧在地，宛如睡了冰床，竟又复生，可谓命大。

她还在病床上评价了自己的3个女婿：大女婿不说话，小女婿一句话不说，只有二女婿滔滔不绝。

她把曾孙辈——一数一遍，我们家也是四世同堂。由春节到生病，她对孙辈们都有很亲切的表示，凡是来看她的，她都要送礼：送给美国探亲归来的孙女一条金项链，送给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孙子一张大画，菊花图。送给外孙女秦平一幅她自己抄录的郑板桥的诗，上面还有她画的兰花，相当精彩。送给大学刚毕业的小外孙女潘越一个别致的小戒指。有一回舒济去新加坡开会，去华侨中学参观，那是父亲1929年由伦敦归来时中途下船教了半年书的地方，发现地上有由树上掉下来的相思豆，又红又大，可爱，随手拣了一些送给母亲。母亲求人去做了几个银戒指，每枚镶上一粒红相思豆，创意极佳。她由枕头底下搞出一枚，给潘越，说：“你最小，送给你吧。”

她对来会诊的北医老教授张树基极为敬佩，一再说，经他一看，觉得所有的内部部件都被“重新组装过了，轻松了”，挑着大拇指说：“真棒！”

13日那天，星期日，我在医院值班，她感觉不错，直说要出院。天太热，有些闷，夜里睡不实。我趴她耳朵边极力劝说，万万不可，医疗正在关键时刻，要住下来好好治，还有好多事等着做呢。听了以后她突然很清楚地，很坚定地说了八个字：“心平气和，随遇而安！”她自己还用手做了一个“八”的手势，眼睛发亮，抬起头来，得意而调皮地瞪着我。旁边的人听了都跳了起来，欢呼，包括大夫和护士。一个多么通情达理的老人。

和平里医院重症监护室的女护士们是获全国巾帼英雄称号的劳动模范集体，有第一流的服务水平，老太太主动要给她们写匾，说：“等我出院，我要送给你们两个大字——勤奋。”可惜呀，她没能亲自完成。告别那一天，姑娘们排着队鱼贯而入，向老人鞠躬，而且竟都落了泪。

妈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17日晚催我回家去休息，说了一遍以后，见我没动，又说一句：“走吧，该回去吃饭了，我这儿没事了。”她对阿姨说：“明天给我包点饺子吃。”又补充说：“再煮点藕片。”我看她胃口相当不错，中午吃了5个干炸丸子，一块馒头，喝了一小碗粥，晚上小阿姨喂她吃面条，竟吃得很快，有点噎着了，没吃多少，后又吃了几粒大葡萄。

这是她最后的晚餐。

妈妈活了96岁，虚岁97岁，她最后在一张《红梅喜鹊图》上就署名“九十七岁胡青”。她跨越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由上世纪的1905年一直活到本世纪的2001年。人们都以为她真能活过一百。我和姐妹们自己也已进入老年，但是妈妈一直活着，我们自己就仿佛永远还是孩子，总以为她身体这么好，还会陪我们走下去。她像一棵大树，有她在，我们很幸福。一旦妈妈走了，我们的失落是非常强烈的，特别是我，因为她晚年一直和我住在一起。看见她住过的房间，看见她用过的东西，总是想，哎呀，妈妈没了，一个月以前她还好好的！这种失落常常使我不自觉地大声说出来，几乎是随时随地，甚至当着小辈们的面：“咱们奶奶没啦！”

妈妈保持了旺盛的创作精力，她一直在写，一直在画，从未间断，甚至在她入院前，已经生病了，还挣扎着走到桌旁，坐下来，写点什么。她是结结实实地画到了97岁，在年龄跨度上她超过了她的恩师。

她突然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京城，由第二天起，家中的小灵堂就关不上门了，人们络绎不绝，送来了鲜花。大家都知道她喜欢花，画了一辈子花，就让鲜花来为她伴行吧。

头一天就送来了100多个花篮、花圈、花束，家成了花的海洋。我们只好往楼道里放，往楼梯上放，往公用阳台上放，甚至往电梯夹道放。鲜花筑成了一个花的通道，绵延几十米，极其壮观。

看见这惊人的花通道，人们就情不自禁地落泪了。老人以花为路，以花做轿，乘花而去。她仿佛沿着这花丛，沿着这花的通天道，升天了。

她确实没有大的痛苦，可谓修得圆满人生。

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活的时候享受幸福，死的时候能够解脱。

妈妈一直能创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享受创作的愉快；然后，毫无痛苦地解脱。这两条，她都占了，她为自己的一生创下了四个美满：美满的家庭、美满的事业、美满的人生和美满的结局。

难怪，她的遗容非常漂亮。

北京人，家人，都说这是“老喜丧。”

家人当即决定，不搞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100天后开一个亲切的追思会，尽量贯彻“解脱”的精神。

但是，第三天早上在医院举行家庭告别仪式时，还是闻讯来了几百名朋友，北京市各方领导人也来了，党中央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还送来了鲜花圈。灵车刚开出医院，便被小学生们拦住，他们派代表向老夫人的灵柩献花，行少先队礼。医院对面人行道上站着上千名北京市民，他们都是来向老夫人告别的。交警自动为灵车清道，沿途向灵车行注目礼。灵车走的路线正好经过安定门和阜成门，这是母亲晚年和早年住过的地方，都是她的家。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葬场专门为她开了专炉，她的骨灰盒当天就回到家中，接受朋友们的瞻仰，于是，花路便继续延长，很长很长。

花路是绝对有象征意义的。

在一生中，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她走过五条特殊的路，它们属于她自己，是她的五个人生里程。

第一条路是她走出封建家庭，读书，进学校，成为中国现代大学里的第一批女生。这条路使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能自食其力，为了能成为一名新女性，她向生母保证，绝不在大学交男朋友，甚至保证不和男同学说话。1930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男师大，从此走上了独立的人生道路，成为当年总数不过几百名新式女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分子。

第二条路是她在1943年9月至11月之间用了50余天的时间，独自带了3个幼小的孩子，10件大行李，和一名年轻女保姆逃出日寇占领的北平，辗转5个省，徒步横穿整个河南省和黄泛区，受尽千辛万苦，来到大后方重庆北碚，和老舍先生团聚会合。一个瘦弱的女书生居然有这么大的胆量去做这么大的冒险，完全显示了她性格的刚毅和坚强。当她奇迹般地齐须齐尾地带着3个孩子出现在重庆的时候，一时竟成了朋友们奔走相告的喜讯。

第三条路是1950年以后除了料理家务、教育子女和帮老舍先生抄稿子和处理信件之外，她突然决定学画。她拜齐白石老人为师，后来又求教于其他先生画工笔画，居然在几年之后加入了中国画院，正式成了一名专业画师。这条路也是她自选的，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同样表现了她不断完善自我的自主择路性格。

第四条路是1966年8月24日深夜，当家庭大悲剧随着社会大悲剧的发生而发生之后，她一个人走完的。她在八宝山公墓处理完老舍先生的后事之后，独身返家，在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由八宝山起步，硬是靠双脚拖着一颗粉碎了的心和一副疲惫不堪的身躯，走回东城区的奶兹府丰盛胡同，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家已是第二天清晨。这条路是一个受多层苦难的中国妇女的典型之路，它苦，它涩，但天塌了顶得住，打掉了牙往肚里咽，表现了母亲的英雄般的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

第五条路是她1978年以后走出来的，那时她已73岁高龄，死去了丈夫，她把生命锁定在画案上，终日画画不止，写字不止，作诗不止，题词不止，成了一名德高望重的辈分最高的女国画家。

1999年是她的丰收年，年末过年时，有一个家庭游戏，叫选举1999年的“家庭十件大事”，结果妈妈因有四喜临门而名列第一：一是开了盛大的个人画展；二是出版了《胡青百菊图》画册；三是出版了个人散文集《热血东流》；四是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95岁生日庆祝会。

这一年的胡氏四喜临门完全可以和同年的老舍百岁纪念活动交相辉映。

这便是完美人生的最耀眼的例证。

这样看来，那条花路的喻意确实可以延伸成母亲的人生道路。她的人生道路终于升华成为花路。满世界的花，都活活泼泼地变成了音符，升高，再升高，老高老高，去拥抱天，簇拥着她远行了……

爱是不死的。

妈妈一定很高兴。她将在天上和爸爸相会，一同幸福地在一起。

我们都爱他俩。

永远永远。

我师夏衍

我师夏公，师其艺，更师其义。

艺者艺文，尤其剧艺，是我一生从事的事业，社会事业。

义释多元亦一元，是正义、道义、主义，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理想。

我生于1921年，成长于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交错的30年代中国，上下左右而求索，苦读被视作洪水猛兽的书籍。夏著《包身工》，夏译高尔基的《母亲》，以至《赛金花》、《秋瑾》、《上海屋檐下》……均是我少年时重要的启蒙读物。我辈30年代青少年，身处受压迫被侵略的不平国土，必然也这样或那样地靠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追随之亦不免时而困惑于彼时彼地的路线之争。

那时候，我们早就知道夏衍是文化战线上的一员干将，是左翼、左联先行者之一；后日却常被扣上各色的“右”的帽子，如“四条汉子”、“夏陈路线”乃至“老头子”、“祖师爷”等等。今日盖棺论定，确是赤诚汉子，遵循的路线多属正确，一向“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对后辈善于引导，戏称个“老头子”或“祖师爷”也是恰如其分的。

我得识夏公本人迟在1943年春，我于1942年岁末离开上海舞台投奔重庆剧坛。在上海同台的地下党员岱云交到我手一笔旅费，说是蔡老板(蔡叔厚)从重庆汇来的。我已经懂得：(蔡老板者)是为了党的事业仗义疏财之士也。抵重庆我就投奔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艺术剧社。领导人是从沦陷的香港撤退来渝的于伶、司徒慧敏、宋之的诸前辈，对外则是身份既复杂又单纯的金山，内部为有形无形的核心夏公也，直通“红岩”。

我此时在上海已经是个和石挥竞争的名演员，到了重庆，人生地不熟，安排试用并管道具。当时自己年轻，也无所谓。不数月，剧社在北碚歇夏，忽然内部乱起，我只见蓝马砸碗，金山发吼，沙蒙出走……后来就关门开会了，我这试用的当然未得入门。现在想来也只是内部的小小的一场战线之争。只见年高德劭的夏公到来了。当时我心目中的夏公已经是位可敬的老人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比我们现在还小得多。事后传言，夏公说我不以试用为意，态度颇佳，应正式起用云云。随后就补了沙蒙去延安而出缺的学术部长，演剧上也渐得发挥。我这山城二载可说是自己演剧生涯的重要阶段，见载于夏公的《懒寻旧梦录》及致姜德明书《关于诗》谈到《戏剧春秋》在重庆的演出：“当时名角如林，特别是黄宗江一个人扮了三个角色。”我作为一个艺人当然是感到知遇的，但我更感到相知的尚在诗外、剧外。

偶在剧场后台，我上了装正在等待上戏。夏公常是那样默默地出现。他坐到我化妆座旁，给我一封长信看，是张骏祥从成都寄来的。又一次是一封柯灵从上海寄来的。所述均为当地戏剧演出情况。我一再听到夏公轻叹：“多好的朋友，同志！”我感到这些书信来往，不尽是相濡以沫，而是这两位当时的“民主人士”向党的“汇报”。夏公在周围团结了多少人！

除后台外，我又时见夏公于当时重庆唯一的心心咖啡馆。那里常有文人报人聚集闲聊。我记得的有徐纡、杨彦歧、万枚子……诸君，可说是诸多不同政见者。常见夏公娓娓而谈，极其平易友好，真诚待人。具体谈什么，我早就记不清了，但我那时就感到如夏公者是真正理解并执行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真诚乃得统一于同一战线，而不是有人那样把“统战”视作虚与委蛇。

一日，剧社学术部请心理学专家丁瓒来讲演，由我主持。开讲前夏陪丁来了，并邀我一起在附近小馆吃早点。夏公说起很多人与事是想不到的，如臭名昭著捧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中的杨度后来居然成为我党党员，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我真感到我党的博大，有着心胸博大的党员如夏衍(后来我也不免想到丁瓒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夏公有时还会说起“某某是小特务，我已经警告他不许捣乱”之类。

夏公在生活中常是一语解纷的人。1944年我离开了以金山为首的剧社，参加了以张骏祥为首的剧社。我告别金山，一言不合，还在剧社正在跑码头的五通桥桥头大吵了一通。回到重庆，我先去见夏公，夏公微笑，淡淡地问起：“和金老虎吵了？”我顶了几句：“他还是前辈呢！……”夏只莞尔一笑，我亦释然。我曾见金老虎、阿丹辈在夏公面前口出不逊一如顽劣儿童，夏亦莞尔耳。夏公在我们后辈中常是并不多说，只一言一笑就解了我们之间儿女的、友情的乃至政治上的积怨。他虽在文艺上、新闻上、政治上均是长者，却从不传教、说教，仅以身教。其形象、行为使我感到夏公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位共产党人。这一人情味常被指责为右而又右。

在此大段抄录夏公《懒寻旧梦录》最后一节，共温之：“我们也认为封建这座大山早已被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岿然不动！’1957年以后，人权、人格、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于是，‘无法无天’，戴高帽游街，罚站罚跪，私设公堂，搞逼供信，都成了‘革命行动’。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我还是以屈原的一句话来作为这本书的结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十年前，夏公在自己的回忆录的最后，写下了这一段，真是此一世纪老人出自肺腑的结语。我辈当追随求索。

1990年金秋，在夏公故乡杭州召开了夏衍研讨会时，尚不无阻力。我发一言，称夏公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日本友人、夏衍研究并翻译专家阿部幸夫教授激奋地说：“我同意黄宗江同志的话，夏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想我们均无意讥讽谁是假的，谁若自己认领，其必是真正的假的了。《懒寻旧梦录》中还提到“假如说‘金无赤金’，那么，田汉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亦夏衍也。

解放后，我投入军中从艺，和夏公便少直接接触，但所有我写的电影剧本均呈夏公过目，必得其详加批阅，我珍藏之有如老师批改的儿时作业。1957年反右时，我的首长对我说：“你也够呛！我们研究过，你过去在白区和夏公在一起，算了！”我事后戏言：“吴祖光沾夏衍光成了右派，我是沾夏衍光成了左派。”这大概是因为夏在军队文艺界尚无积怨，我此戏言还是有些依据的。当然，我仍在劫难逃。“文革”前整夏衍时，我暴露思想说夏衍是悲剧云云，后被上纲为“社会主义有悲剧”，写进定罪结论。“文革”之初，我的第一顶帽子就是“三十年代反动文人”。我不免辩解：“我少时便读过夏著等，可称反动儿童，称反动文人太高了。”他们自是不依不饶，我只得勉称自己“40年代参加了30年代反动营垒”。的确是营垒，却是革命的。“四人帮”有一点没说错：是以鲁迅为首的。“文革”后第一个春节，我和赵丹等同去给夏公拜年。辞别时，夏公拖着一条打断了的腿送我们出门，握我手说：“少壮派！好自为之。”斯时我答：“夏公，我也年近花甲了。”夏公莞尔一笑：“对我，总归是少壮派。”好一个“总归是”，此后我乃常以永恒的“少壮派”自居自励。

每逢九九，夏公诞辰，我常和几个知交去给夏公拜个寿。平日则很少登门，自谓不干扰便是尊敬。我师仙逝前约一个月，我的剧本选在岁月蹉跎中终于出版了。戏剧戏曲卷，恩师曹禺赐题《舞台集》；翻译改编卷，恩师佐临赐题《嫁接集》。连同另一卷较早出版的电影剧作选，恩师夏衍赐题《单枪并马集》，一并送到医院夏师床头。这自是一种汇报。妻和我一起去的，并约了常去问候的书史公姜德明引路。随后钱辛波、钱江父子也来了。我妻拍了照，不幸相机失灵，深憾。我已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后见二钱发一文，提到夏公说，有些人出书跟砖头一样重，成心不让人看。妻说：多半就指的是我刚送到枕边的那本厚达六百六十七页的。我其实也并未奢望他老人家真的卧榻翻阅，只想到他枕边曾放过我这样一块重重的砖头，足慰平生矣。那天夏公声音已微弱，只对我又是莞尔一笑，说了句：“侬还蛮活跃。”在一旁的注释家姜德明便感到这是对我的极大的鼓励了。我永远铭记恩师遗言赠语，做一个“总归是”的“少壮派”，继续“活跃”至终，师法吾师。

忆赵朴初在“文革”岁月中

一

赵朴初老人2000年5月驾鹤西归，忽忽已是四年。去年深秋，因事未能去安徽参加纪念赵朴初学术研究会，聆听各方专家宏论，深以为憾。友人从会上回来，捎给我有朴老照片和手迹的精制挂历，摩挲之际，缅怀老人音容笑貌，恍惚如在眼前，禁不住一阵阵伤感。

赵朴初老人不仅是国务活动家，精研佛法的宗教界领袖，也是诗词曲和书法大家，用散曲体裁写现代题材讽喻时事，更是他的一绝，开散曲的一代新风。20世纪60年代初的《某公三哭》，传诵一时。“文革”大动乱中，由于他是国际文化界——尤其是东方国家的知名人士，得到周恩来总理竭力保护，免于受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们更多的残酷迫害，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些年，天昏地暗，雨暴风狂；黑白混淆，是非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的心情一直很不好，目睹时艰，忧心如焚，这位忠贞正直、爱国爱民的老人，只能将满腹忧思一怀愁绪，都付与诗行词句，片楮零笺。

我长期在报社编辑工作中，请他为报纸写稿，多半有求必应。“文革”后期，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机会同当时尚能参加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几位先生恢复交往，在动乱年代是十分难得也堪以欣幸的事。“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邓小平同志复出之后，政治气氛发生很大变化，人们郁闷了好几年的心情渐渐活跃。

另一位老诗人林林那时与我同住北京安定门内净土胡同，他从“五七干校”回北京治病，我们在那“一方净土”中时相过从。林老多次约我联袂去赵朴老寓所造访，清茶一盅，纵谈时局，怀念旧友，臧否新贵，无虑隔墙有耳，不怕小鬼敲门。苦中作乐，就如《诗经》所唱：“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灰黯年月中就算是难得的时刻了。二

有一次，谈起周恩来总理，都为从报纸照片中看到总理日渐消瘦而担忧。朴老走到书桌抽屉边，打开抽屉，取出一叠手书诗词原稿，说是前几年陆续写的，无处发表，只待诗友指正。我们捧在手里，不禁有久别重逢、如见故人的欣喜。动乱初起时，最高领导人叱咤风云，巨手挥处，千军奔跃，万马奔腾，整年神州大地都处在狂热、兴奋、混乱的气氛中，江河日下，不知伊于胡底。

赵朴老自然比我们更有政治阅历，但也时时流露出迷惑。他挑出三首让我们看，都作于1967年8月：

其一：感遇

忍辱负重，艰难劳止。

回首邱山，折齿孺子。

食草一杯，乳如江流。

鞠躬尽瘁，无怨无尤。

猗欤至哉，人民之牛。

其二：河满子(东山)

悄悄非关多病，三年不见东山。

花事绸缪风又雨，更兼蜂妒莺谗。

终信晓珠天上，照他红艳千般。

其三：大江

大江万里流，泥沙挟俱下。

千古不伐功，万人不嫌骂。

狂亦圣之徒，鸣鼓攻求夏。

观过可知仁，忠直发叱咤。

日食还复明，天衢期腾驾。

三首都是怀念周恩来总理的。

经历过那十年动乱的人稍稍回想一下，就会想起1967年七八月间，正是全国大乱、党组织涣散、工业停产、交通断绝、社会混乱达到高峰的时候。从那年年初兴起的“造反派夺权”的恶浪席卷南北，大到省市委，小到基层单位，都在争先恐后地夺权、夺权、夺权。扯旗造反的“战斗队”、“战斗团”纷纷起来抄家、砸烂，攫夺党、政、财一切大权。

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战功煊赫的元帅将军，身膺重任的省委书记、省长、部长，纷纷都被打翻在地，惨遭迫害，身陷囹圄，更不用说顶着“黑帮分子”、“黑线人物”、“反动学术权威”、“三名三高”等等帽子的学者、作家、教授、文人。天下滔滔，在劫难逃。

但是赵朴初在诗词里强烈地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对自己安全的忧虑，而是记挂着他最敬爱、也有深挚私交的周恩来总理。上面三首诗词，篇幅都不长，笔墨不得不隐瞒曲折，却是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林老和我坐在沙发上低声吟咏，一面想着周总理忍辱负重，日夜辛劳，容颜憔悴，忍不住潸然泪落。三

朴初老人那一时期忧时伤逝的诗篇，1972年1月写的《陈毅同志挽诗》可以作为代表作：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树拔。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席话。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短短的12句，60个字，真挚沉郁，爱憎分明，充分表达了对陈老总这位老领导、老市长、老朋友的深情厚谊。诵读再三，衷心如沸。朴老又写成一幅小立轴见赠，我装裱了悬在斗室中，朝夕相对。不少同志读了都受到感动，有的还抄录下来珍藏，或在知友中私下传播。

也曾有友人好心劝我藏起来，免得被心怀不善的人拿去打小报告，诬指末句“风雨黯华夏”为“诬蔑大好形势”。但是，所有来到我们小屋读到此诗的人，都以为这句正是充分表达了老诗人在风雨如晦年代忧思不已的诗心。

陈总去世后，赵朴老接受陈夫人张茜同志委托，着手编纂陈总遗诗。他曾多次征询林林和我的意见，我们当时有个共同想法：尽可能搜集完全，而不必顾及当时出版的条件。因为事情明摆着：在江青及其党羽们控制下，陈总诗词集当时绝不可能出版。

即使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逐步恢复出版事业，也只是重印《史记》、《三国志》和四部古典名著、八部“样板戏”，哪有可能出版陈老总诗词集？现在先编好，将来有条件出版时就省事多了。朴老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还说：编好了，对陈老总尽一份责任，也对张茜同志有个交代，谁知道何年何月能出版？

那两年，温都尔汗一声爆炸，使许多人震愕之余，也冷静地陷入思考：这么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何以竟能骗取那么多人狂热信奉吹捧？何以竟能得到最高领导人那么高的信任和评价？何以竟能史无前例地作为正式接班人写入党章？那么多的革命功臣、党政领导，遭到残酷迫害以至受折磨而死，而最高领导人竟然一言不发？

纲纪何存，宪法何在！这混乱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这种种疑问、惶惑、忧虑，只能在朴老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轻声议论。从他府上告辞出来，我们绕过人民大会堂西侧到长安街搭公交车，举头仰望天安门城楼和大会堂楼宇，心中百感交集，却只能默默无言。四

赵朴老诗词作品，历来爱憎分明，充塞着一股浩然正气，在“文革”动乱年月更加突出鲜明，对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尊敬挚爱和对那些窃权奸佞、跳梁小丑的憎恨鄙视，跃然纸上。对那些满口假话的骗子手，他用讽刺诗形式，嬉笑怒骂，一针见血，入骨三分。比如1971年他写了两首《反听曲》，就直刺那个到处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和开口就称“高举红旗”、“收获最大最大”的林彪。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做“可憎”，亲人唤做“冤家”。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高贵的王侯偏偏要称“孤”道“寡”，你说他还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哈哈！

听话听反话，一点也不差。“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公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大呼“共诛共讨”的顶呱呱，谁知道，首逆元凶就是他！到头来，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这件事儿可不假，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是吗？！

1974年8月中，我收到朴初老人寄来一信，并附诗一首：

近自医院归，如获奉手示，承赐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极所欣慰，出院后殊忙乱，环境一变，骤不能适应，因而发病又较频繁。屡思奉访，辄未能如愿，先此复谢，附呈近作小诗一首(阅二十五号文件后作)，聊博一粲，并请指正。林林同志已返京否？晤时乞代致候。得闲当图与两兄一晤。

附诗《变色龙》，是讽刺“文革”初期张狂一时前几年又获谴下台的野心家、伪君子陈伯达的。早在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嘴脸被揭露，当时尚在台上的陈伯达假惺惺地责骂他们是“小爬虫”，慷慨激昂地高呼还有变色龙，要追根到底。

不料才过了三年，“小爬虫”后边的“变色龙”就被揪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自己。这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事。四年以后，陈伯达的罪行印成“内部文件”下达，即信中所说的“二十五号文件”，朴老便写了此诗(1978年3月出版《片石集》，题目改为《陈伯达罪行材料阅后口占》)，六句诗就揭露了那个两面派政治骗子的真面目：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追到底。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

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变本加厉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忽而“批林批孔批周公”，忽而“评法批儒”，忽而又批“资产阶级法权”，操纵舆论工具，愚弄人民群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花样翻新，阴谋诡计层出不穷。许多有识之士，虽然处于艰难危困境地，却都能冷眼看清他们不断变换的卑劣手法。

赵朴老那时写了不少借古讽今的诗，如《读李贺诗》、《读韩非子》、《读庄子·盗跖篇》、《读骆宾王集》，其中《读史杂诗》一组，从秦始皇、李斯、张良、汉武帝、曹操直到柳宗元、王安石，一一写来，在当时一片“非法即儒的”喧嚣声中表明自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冷静客观态度。那时在北京前门饭店正举行一场“评选法家”的会，朴老借用鲁迅诗句“西游演了是封神”作题作打油诗加以讽刺：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

无需长篇大论，有这28字就足够勾清那帮小丑的面目了。五

1976年刚过新年，中国大地迎来了一个寒冷哀伤的春天。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举国悲痛，人心激愤。赵朴老立即写了挽诗：大星落中天，四海波澜恸。终断一线望，永成千载痛。艰难尽瘁身，忧勤损龄梦。相业史谁俦？丹心日许共。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云鹏自风抟，蓬雀徒目送。我惭驽骀姿，期效铅刀用。长思教诲恩，恒居唯自讼。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

写完以后，朴老照例另抄一份寄给林林同志和我。晚上我去朴老家，两人围坐在火炉边，反复吟诵，含泪无言，心中涌动着无法遏止的哀痛，深深感到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目前特别需要周总理这样的人物坐镇中枢，力挽狂澜。朴老挽诗末句“非敢哭其私，直为天下恸”，完全写出了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心情。

三个月之后的清明节，人民群众由周恩来逝世所引起的对“文革”不满和对江青一伙的愤怒达到无法遏止的高潮，于是酿成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行动，遭到江青那伙阴谋家、野心家的屠戮和迫害，一时间黑云压城，刀剑飞舞，到处追查政治谣言，追捕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在那个黯淡无光、欲哭无泪的日子，赵朴老把悲愤强压在心底，用委婉隐晦的笔调写了一首词《木兰花慢》(芳心)：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雨听风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两个月后，又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委员长辞世。朴老同朱总还是诗友，他挥泪作挽诗一首：春初读公诗，意深而味永。笃信导师言，丹心见耿耿。电视近传真，雍容气深稳。谓当享期颐，孰知变俄顷。中宵噩耗传，万眼终夜醒。回思创业艰，老辈存已仅。堪伤一载余，叠见众星陨。峨峨井冈山，巍巍杨家岭。长庚傍日明，大旗凌霄炳。史垂不朽功，人勉征程迥。绕床想英烈，无语泪如绠。

那一年灾难频仍，20天后，唐山突然发生大地震，一座工业城市顷刻间成为废墟，人民群众死伤惨重，本来就已颓丧沉重的人心更加彷徨无计。赵朴老经有关方面安排，暂时迁居阜成门内广济寺。有一天我去寺拜访问候，朴老随手递过一首诗，是地震后一天所作：大波掀涌风雷激，齐向华胥破梦来。地发杀机恣吼爆，物为刍狗任拉摧。余生幸未循墙走，众力知能泯劫灰。多难兴邦吾益信，窥垣熊虎漫轻猜。

老人指着诗中第五句笑着说：这里“循墙走”三字是纪实，我家的墙真塌了两处。我一边说“万幸万幸”，一边衷心钦佩朴老一贯处变不惊，在突发灾祸中仍然保持乐观精神，坚信“多难兴邦”的古训。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病逝，山河垂泪，举国同悲。几天后，朴老寄来挽诗并附一简：

我国迭遭大故，毛主席逝世，尤为不可弥补之损失，可胜哀痛！曾作挽诗二首，附奉左右，期与兄同此一恸，并希有以教我。

忽播哀音震八方，人间方望晚晴长。

悲逾失父嗟无怙，杞不忧天赖有纲。

永耀环瀛垂训诲，群遵正道是沧桑。

乱云挥手从容处，万古昆仑耸郁苍。

当年立志拔三山，终见神州奋翮翰。

更遣风雷驱鬼蜮，普教天地为回旋。

人心早有丰碑在，真理争从宝藏探。

满月中天瞻圣处，遗言永忆勖登攀。

(自注：毛主席逝世适值中秋月圆时，圣处意为最高境界，见唐人诗。)

这可能是朴初老人十年动乱后期最后一首诗。他自然知道，即使挽毛主席诗，当时也不可能在被“四人帮”把持的报纸上刊登，寄给我无非“同此一恸”罢了。一个月后，四凶翦除，他以兴奋欣喜的心情写了不少诗词曲，不复有风雨如晦年月的黯然情绪，也就安详怡适地步入夕阳如火的金色晚年。

走近施蛰存先生

他的名头实在太大，上世纪30年代就享有盛名，读他的“出土”文字时，我曾有一个感想：如果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比做一场盛宴的话，诗歌这一桌应该有他的位置，小说那一桌也少他不得，还有散文以及翻译的酒菜，他也没少吃没少喝……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以“岗位”论者的眼光来看待，他老人家是不是太不安分了？这还没完，按中国作协的标准，作为学者，作为编辑家，作为流派带头人……不还得为他设座，请他入席？

这顿饭该怎么吃？！

我以为他是神秘的，不光因为那些让我眼花缭乱的辉煌成绩，不光因为他与鲁迅之间的笔战织入了文学史的经纬，也因为此后三十多年他的长久沉寂。他的极其明亮好像镀了一层釉似的眼神，传递过来时，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能穿透什么似的——穿透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发现一件事：他年轻时的照片是戴眼镜的，眼神也蒙胧。

这一切在我这里都是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我所见到的施先生，基本上是坐姿。一把旧椅子前有一张顶膝的旧桌子，一个贴墙而立的小书柜却顶着他的椅背，侧面是一扇大窗子，从门口进来时看到的基本是他的剪影：或者在干着些什么，或者在凝神冥想，或者在与访客谈话——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剪影里就曳着一根细线，挂在他一侧的耳朵上，那是一只助听器，是它联系着这间又是书房又是客厅又是卧室的地方，以及源源不断的来访者。

余生也晚，这个地方以前的盛况我没能赶上。但在80年代，这里在我看来也是热闹的。访客中有许多是学者、研究者、作家，包括海外来的，所循路径，仿佛还要比先生说的“开了四扇窗”的范围来得大。那么除了已经认下的——1.东窗。文学创作。2.南窗。古典文学研究。3.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4.北窗。金石碑版——之外，先生应该还有其他的暗道机关？我产生这个想法之时，那年二十四岁，本科毕业，刚刚留校。

毋庸置疑，我听见这个响亮的名字太晚了，以至于反被它吓着了。这不能怪我，在我成长的年代和环境里，我能得到的文学启蒙教材是一本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后来就连这一本也被扫下了书架，取与舍的标准都是政治，而不是文学。

那时候的施先生该是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悄没声地做整理工作吧？也许手臂上还套着一副袖套？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也许我想不出来，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像他曾经描写过的那个迂腐的图书管理员那样要求：书需一本一本借，但再大的丛书也必须从第一本开始，不得乱了秩序——这是某些人由来已久的职业通病？我曾因此而发出过会心的笑声。

第一次走进江苏路上先生蛰居的小楼，走近施先生，实乃奉命之行。那时我遵照系规，除了上课，还兼一点系办公室的杂差。有一天系主任对我提出来：你看，施先生是最有名望的大作家，也是大学问家……你也喜欢写作，以后和施先生的联络工作是否由你来做？我不只是乐意，还表现得很兴头，但在兴头中又不免惴惴，不免垂头丧气：施先生能让我走近吗？我可听说过，才大的人可都有脾气。

那天我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这个备受尊重的老人面前。又是说又是写地自报家门以后，看到他也是又插耳机，又拿放大镜，窸窸索索忙乱了好一阵子，然后指着我笑了起来(那笑声可以算得上轰轰烈烈的)，他说：你就是徐芳啊，别人给我提起过，我本来还想把你找来呢，你来得好啊！

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在是因为担不起这个“好”字，我哪有资格啊？想想他七十年文章的数量与质量，先做加法再做乘法，我只有肃然起敬的份儿啊……

他返身又在书柜里忙忙地翻找什么。间隙中抬眼望了我一下，大概是看到了我坐不是站不是的傻眼样子，他乐了，说：我是要找样东西送你。

这是件太珍贵的礼物，一个三四十年代与我同名同姓的女诗人的手稿原作。发黄的纸片上，秀丽的字迹书写的是一首题名为《征衣曲》的短诗。我不想一般地去理解诗的内容，因为我想出了一幅图景：烽火连八年，伤痕般的长城上有鹰隼般的日机在俯冲轰炸，赶车人的长鞭甩出尖锐的长啸声，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学生在激情昂扬地大声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或者在半梦半醒中低吟：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不知何年何月，施先生也许还不叫施先生的时候，施先生曾和其他两位热血青年一起，其中两个一前一后放风望哨，中间的那位便把手伸入袋中，迅速掏出一张张传单，贴在了一根根电线杆上……也许有很多人在那个年代做过同样的事，血里火里，生里死里，我不知道那些人现在在哪里。当我读到施先生自述的那些文字和这首《征衣曲》时，怔怔的，却又有如梦如幻、如游如飞，而此身不知所在之感。我总是在哪里等着他们，他们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也许在一本历史书里，在一本文学书里，也许只是在我长久期待的一个眼神里，我等待着。

施先生的小屋里盛满了回忆、安谧，还有纯净的激动，可能还有我的等待。

在一张给我的便条上，他把那个写《征衣曲》，也被司马长风写进《中国新文学史》的徐芳，称作“30年代的徐芳”，把我则叫做“80年代的徐芳”。如此，你对时间、对世界、对30年50年的时空转换，会感到毫不奇怪。而我从中获得的良多教益，非课堂上能比。在这里听说的有些名字可能躲在哪本文学史的夹缝里，不搜索无以得见。偶尔的，听先生说起某个人，却让我好讶异。回去连忙翻书，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名字，这也不奇怪——如果不是我记错了，那个名字大概没有被历史的夹缝所夹住——可那又如何呢？

我喜欢这间小屋，这里没有派系，没有煌煌大言，没有谄媚，也没有勾心斗角搬弄是非浑浑噩噩的一张张猥琐的脸。这里没有帽子戏法，也同样没有耍尾巴如耍大刀者的把戏，因为犯不着、不搭界呀。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施先生始终是洒脱的，有着因此引起过著名论争，使他遭到过猛烈批判的老庄精神的内在。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老庄突然就名噪一时了，如同南京路、淮海路上时装店里铺天盖地的唐装一样，热销着呢……这大概也不会令他雀跃。旧梦如谎，旧情如蛰如存，说不完的都是旧事旧话了。先生曾经说过他是属小龙的，蛰存两字，十分符合他的人生轨迹。

我印第一本诗集时，先生为此援笔鼓励。看完诗稿后，他叹息着说难写，却又说这篇文章是一定要写的。其间我去过一次小屋，房门开着，雪茄烟的味道在楼道口就能闻到。可我走到他桌边他才抬头，桌上全是我的那些劳什子，包括我写的那些七零八碎的诗歌理论文章。他用夹烟的手点点它们，又点点自己的头(仿佛是那个意思)，道了声：苦恼！——我的罪莫大焉！

不几日完稿后，他把我叫去，再三关照：你自己作个自序，我的这篇算个跋，放在书尾，切记切记。

这可叫我如何是好？这样的序列就算是我同意了，出版社也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听完我的“思想报告”，默然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像是说我太规矩了。这个意思我应该没记错，因为我曾为此感到莫名的震撼。

还有一次震撼更明确，事情是这样的：书虽是出来了，千错万错也都可以不算错，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第一页上竟把先生的名字也印错了啊……那时，我以为等待我的，将是一场可怕的雷霆震怒。因为名人爱惜自己名字的非常事例太多了，而且我以为我能够理解那些名人的感受，拿现在的话说，它是一个早已注册的名牌商标，是何等性命攸关的事啊？！我为此躲了一阵，直到有人传话过来，施先生问起你的书呢。又说：先生让你有空去一趟呢……我这才硬着头皮，或者说麻着头皮去回话，那感觉就像是上战场。

还是没想到，当先生看清了他名字中间的“蛰”变成了“蜇”(不用说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把校样要来自己校一遍的)，他却说：海蜇的“蜇”意思也不错，也不是第一次错成它了，没关系啊！此话有老辈哄小辈开心的味儿，我感激，也明白。

他大概看我仍是懊丧着一张脸，想起什么了，又到书堆里去翻检，这回是一本《辞海》般大小的大词典，沉甸甸的压手。原来是一本某地出版的《当代书法家大辞典》，其中有“施蛰存”的条目，我翻到了那一页，上书：某某某，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先生在边上大声地评价：这没错，一点错也没有！又催促我：往下念，继续往下念啊！我看看下面的内容，再看看欢欣鼓舞的他，舔舔嘴唇，可实在不敢念下去。“卒于某时”——这是先生自念的，他有趣地摇着头，说：这可不准！肯定不准！又乐呵着说：倒是省了我自己发讣告了……想想他这些年在时光中的潜泳，想想他的艰难困厄、曲折坎坷，这样爽朗快活的笑声我还能忘记吗？对这样的笑声我很入迷，或者说很人谜。我觉得那里总有些隐藏，有一些秘密，会被我发现。这样的笑声也最耐品味，比如说我在其中品出了勇气，大大之不易的勇士气概。

谁若是不信，可以自己试一试，给自己发讣告——开什么玩笑？我们无妨这样来理解，就是三个字：不在乎。这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的境界了。我并不寄希望于了解这个智者也是寿者的全部的丰厚，因为他实在是一部太大太大的书，要比那本《当代书法家辞典》大得多的一部大书。

他送了我不少书，其中有很多是别人送他的，他再转赠于我。还有就是他自己的散文和诗集。开始的时候有题款，包括前一种情况，后来的却一个字也没了。有一次，一个小朋友让我带一本书，请他签名，他问：“一定要签吗？”我说最好如此，他老人家就连声说：“不要最好，不要最好。”虽然他最后还是写了。这之后我再不答应人家的请求，去麻烦他老人家了，我想他是写字写累了、写厌了，他的手抖得厉害。

可是又有一次，作为解放日报老“朝花”版崭新的编辑，我奉命去约他为我们的版面5000期之寿写几句话。一天两天三天，到了期了他也没交稿。我着了急，把笔帽卸下递到他手里，抱着双臂，像个监考的老师那样站在他的桌前。那样子一定可恶极了，那样子也让我忏悔至今，我怎么能那样呢？！老先生看着我可恶又可笑的架势，并不理会，朗声喊道：“拿纸来！”明明是叫我，眼睛却从我的身上直望过去，我被洞穿了。也是，老先生从来就不和我计较。

但有件事是例外。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感到特别的无力。师母的去世，让我无法不惘然失语，难写安慰之言。但我就此认识到，这个世界无论怎样混乱，我们的生活无论如何的无聊，也时而让人沮丧……可无论这样那样，毕竟有美好存在，有值得珍惜的东西存在。

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位女作家，曾在一个规格很高、规模也很大的会议上做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世界上有真的爱情》。既然把它作为问题来讲，那就是说它出了问题，它有了疑问，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我现在心里有了底，我知道答案：有。

施先生的学生，在施先生身边学习工作数十年，有几位自己也已经桃李天下了。捧读之余，教书育人，或者搞诗词研究或者是其他与此有姻亲渊源关系的研究，在如今的背景下，我以为不能说是寂寞的，那也可以说是如云似烟的。如云似烟的日长日短中，他们也是要一日三餐、进电梯、挤公交车什么的……少不得也有个秩序问题，机会问题。这不是玩笑，而是很严肃的人生问题。他们遇到了问题，同施先生说，施先生没有二话，就一句：谁叫你们做我的学生？

我也不太懂这句话。但又觉得一种期待，一种信念，一种张扬，一种实现……仿佛全都在里边了。我想了好多，虽然这句话不是对我的，我不具备正式的资格。他们才应该是识先生于最近的人，所以从他们那里发现老庄传统，有些散淡之风，我也是不以为怪的。说得玄一点，那也许叫逸气。那么施先生就是个有气场的人，这个概念也许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理解才精确。

六十成老，七十是耆，八十为耋，九十日耄……施先生今年九十有九，谓白寿，即加一成百的意思，可望也。此文，是为敬。

高风千古仰斯人

那天很晚的时候，接到友人电话，告知施蛰存先生已归道山，一时忧心愁悴，不能自已。忆及十余年来与先生交往之种种，辗转反侧。先生之音容声，皆历历如在目前，我不能相信先生真的已经逝世，直到次晨看到报纸，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先生一生乐于奖掖后进，而于我这个驽钝下材尤为过情鉴拔，我今天能够在安徽社科院专事研究，并在近现代诗词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实与先生的引导、提携密不可分。

我家本以诗礼传家，先父凤梧公，国学造诣精深，工古文诗词，遗著宏富。我幼蒙庭训，颇耽吟咏。维自“文革”祸起，我初中毕业，即被迫辍学回乡务农，家藏典籍数万册皆为焚掠一空。期间无书可读，父亲病逝后指授乏人，青春虚度。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才被乡中学聘为民办教师，经考试转正。业余自学，获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文凭，仍在乡校任教。拨乱反正后，沉寂多年的传统诗词开始复苏，1984年。我偶然购到几份诗词刊、报，不禁欣喜异常，于是重操旧笔，习作诗词，投寄报刊，也时有发表。但因所处环境在深山之中，极为闭塞，无良师可供请教，无益友可与切磋，只能觅书自学，暗中摸索，其中的彷徨苦闷，若非过来人是难以理解的。

古今凡在学业上有建树者，孤行冥索、自学成才固不乏人，但更多的还是得力于家庭教育和良师指点。要想提高诗词创作的境界，读书、阅世之外，必须广求名师，升堂入室的路子才能走得正、走得快。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无法远行拜师，只有借助于信函，尽可能地多向前辈名家请教。1987年，与上海女词家张珍怀老师通函，承抄示施蛰存先生居址，于是斗胆呈书，并附上若干诗词习作。随即接到先生的复信：梦芙同志：函及诗词稿均阅过。足下语文水平、国学水平，已相当高明，远胜于今日大学中文系讲师。有许多教古典文学的讲师，还不懂平仄，作一二绝句，亦不成诗句。而以足下之才，屈居于山乡中学，可见中国今日人才进退之不合理。大作已细读，批了几点意见，请足下斟酌。奉劝足下：①勿专作诗词，应放宽学习领域，沉潜于古籍、古学，则必不至老死于中学教师。②作词宜多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宋人集中，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③勿作应酬、和韵之诗词，多作自己抒情述志之诗词，则人品自高。事冗草草奉报，即问好！施蛰存10月24

先生为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不以俗子庸才见弃，信中殷殷勖勉，指出学习与写作的努力方向，令我极为感动。在退还的诗词稿上，先生对不妥的语句一一批评修改，好句则加圈点。我信中的落款用了“愚生”二字，先生指出：“‘愚’字大谬，此为老辈对后辈的谦词”。由此联想到中山大学某教授为某翁诗集作序，后署“愚世侄”，亦属误用；又闻浙江大学某博导称其师为“拙师”，更成笑柄。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前辈行文措辞，皆一丝不苟，即使是信函称谓的小节，亦须注意。一字之用，可见其人根底如何，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精微之处。

此后几年中，我经常向先生写信，报告读书心得，并附呈习作。先生每信必复，多恳切叮咛之语：

切勿专作诗词，还应当多研经史，将来写几篇论文出来，打进学术界，才易于改变生活条件。老杜一意做诗，连一个六品的拾遗也保不住，可想而知。

我劝你多读古文，散文知识不够，诗词亦做不高。

近日太忙，中间又病卧一周，老妻亦病，殊无诗兴，愿足下努力。

论文不宜过长，少则精，繁则汗漫。

足下好自为之，努力自进。

先生不仅在信中对我时加鞭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扶持。上世纪30年代初，龙榆生先生在上海创办《词学季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使新诗冲击下的倚声末技顿成显学。季刊出到第十一期后，因战乱而停刊，数十年未曾恢复，词学研究者深为惋惜。至80年代初，施先生赓续这一宏业，重新编辑《词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词学》编委会集中了全国一流的词学专家，多有大师级学者。刊物以登载学术论文为主，附设《词苑》栏，发表时人词作。在第八、九、十期《词学》中，施先生连续选发拙作五阕，每次出刊前都来信告知。而我在乡校任教，因课程繁重，除作诗词与师友交流外，极少为文，自与先生通信后，颇受启迪，始大量购买、阅读古今诗学、词学论著，并结合作诗填词的体验，撰写一些论稿。1991年，我读到现代女词人丁宁的《还轩词》，钦佩不已，拟将读后心得写成论文。经施先生鼓励，我参考合肥刘夜烽先生的《丁宁年谱》，对照丁词反复研读，写成文稿，全面论介《还轩词》的创作历程、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施先生收读后提出多条修改意见，我又复函商讨，书信往来多次，最后由先生亲笔润色，形成定稿，发表于《词学》第十一辑。此文获安徽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使我树立了从事诗词研究的信心，并确定了探索的方向。迄今我所写论文约百万字，以论近现代词居多，并编辑《百年词选》百万言，虽有多方面的策励，但施先生的扶植至为重要，若非他老人家的导引，我可能仍是只以作诗词自娱，不会走上治学之路。

先生对我工作调动问题竭力帮助解决，同样使我铭感不忘。1990年，先生在来信中说，曾任安徽省副省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杨纪珂，是我的学生，又是同乡。想为你求他向安徽有关方面介绍，调到省城文教部门工作。但杨现在北京任中国致公党副主席，此事不能速成，当徐徐待之。“我始终在为你谋求办法，但成事在天，亦不可知其能有结果否，希望你照常工作，努力精进。”先生果然写了荐函，后来也批到省文联，但文联却以“编制已满”为由推拒。施先生得知后自是无可奈何，复信说：“你的事不成，实在不幸。”过了几年，我被中华诗词社借调到京，借调期满时，中华诗词社与中国新闻学院负责人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遂分别向安徽省社科院致函力荐，我才得以正式调入社科院文学所。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员，越过县、市两级，调到全省最高科研单位，可谓破格，其过程之曲折艰辛，片言难尽。施先生的关爱，起到根本的作用，终于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而我与先生相隔千里，非亲非故，请益学问，只会给先生增添烦扰，一介寒士，无以报德，徒怀感愧而已。先生以博大的情怀栽培后学，春风化洽，雨露无私，永远是后辈做人的典范。

1991年暑假，我曾专程到上海面谒先生。当时先生精神健朗，耳聪目明，交谈约一小时，毫无倦意，并问我路费是否有困难，他可以资助。我婉谢后，恐长谈有碍先生休息，起身告辞。先生送至楼梯口，白发老人慈祥的笑容和频频挥手的身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中。到1996年，先生函云身体衰弱，长期卧病，无要事不必来信，因此我不敢多扰，只是每年托马祖熙先生(亦施先生之弟子)代为问候。先生给我的信共二十多封，装订珍藏，每一翻阅，如晤音容，增添了我读书写作的动力。

先生为“五四”以来学苑鸿儒，学问包罗古今，贯通中外。早年从事新文学创作，中年转以古典诗学、词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名家。其著述沉沉夥颐，我无力购置全部，仅买到《施蛰存小说散文选》与《唐诗百话》，并承先生寄赠所编《花问新集》。此书专选宋、清两代词中小令，共二十卷千首，抉择精严，别具手眼，“悬高格以求菁英，自谓萃其狐白，温韦晏欧，风流斯在(《叙引》)。对清词各家，都附有短论，鉴赏批评，餍心切理，文字极精。前引先生函，言“作词宜多作小令、中调，勿多作慢词。宋人集中，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以此选观之，可见先生认为词之精华在于小令。这是现代词学家中比较独特的审美观念，虽不无王国维论词的影响，但施先生是在全面阅读宋、清名家词集的基础上形成结论的。选词也兼顾两代，不同于王国维的一味推崇五代、北宋，视南宋词、清词若敝屣。词中小令有似诗中七绝，易学难工，作品能写得要眇空灵，出神入化，非天才莫办。而我填词的才力仅及中驷，虽也勉强试作，但难臻深美闳约之境，转不如写长调之易于铺叙成篇，足证施先生的识见之高明。

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至其自作，亦卓然居20世纪旧体诗坛名家之列。其《北山楼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7月版)集中存诗二百八十五首，另有《浮生杂咏》八十首，古近各体俱工，或沉郁坚苍，或清丽流美，不拘一格而独具风神。抗战期间先生万里流离，经湘、桂入滇又入闽，所作尤多，抒写爱国情怀与重大时事，堪称诗史。《浮生杂咏附记》云：“浮生杂咏初欲作一百首，以记平生琐事可念者。今成八十首，仅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之文学生活，略具于此。以后又五十余年老而不死，历抗战八年内战五年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非二十诗所能尽。故暂且辍笔，告一段落。”寥寥数语中，多少感慨！先生非但在新文学创作方面首开风气，旧体诗亦造诣高深，兼以文言序跋与评论之典雅隽洁，都显示出一代大师淹博宏通的才力。前辈学者大都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而今日学界能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已寥寥无几，治学的范围趋于琐细而难臻广大，仰止高山，不禁三叹。

从1957年到“文革”，运动频仍，知识分子屡遭迫害，文化学术殊有玉露凋伤之慨，友人王翼奇君说：这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就是一个“默存”，一个“蛰存”。语虽近谑，而实至沉痛。施先生为劫后犹存者之一，与同辈学人珍惜余年，精勤不懈，为祖国文化事业的传承作出巨大的贡献。举世同钦。先生享年九十有九，可称高寿。今归道山，而风范长存，著作不朽。我生逢不幸，未能立雪门庭，多录亲炙，但多年来蒙先生青眼有加。鼎力扶助，诚属不幸中之大幸，自当尽心于学问，奋力耕耘，庶几绵延薪火，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瞻望苍穹，星疏月冷，感怆悠悠，曷有其极！吟成一律，以殿拙文：

百年沧海屡扬尘，何处仙源可避秦？

凤絷不堪生若死，龙潜终见屈能伸。

文章照夜光芒在，桃李逢春雨露新。

一炷心香和泪祭，高风千古仰斯人。

他在天国看风景

窗外是一片肃杀，夹杂着的金黄的暗红已然消退，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悄无声息地滑落，告别了滋养她的母体，回归大地。那是初冬的消息，12月2日，本世纪诗坛最后一位大师悄身告别人世间，在天国漫步笑看凡尘间的风景。

本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还有几天就是卞之琳先生的九十寿辰。九九颂九，这是人间的极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此将在12月7日举办《卞之琳文集》的学术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作为给卞老的寿礼；许多老一辈的诗人、翻译家牛汉、屠岸等，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硕果仅存的袁可嘉、郑敏、杜运燮这三位老诗人都要来给卞老祝寿；许多报刊为此做了精心的准备：约请名家撰写纪念文章，准备出纪念专号；卞老也心情愉快，准备这天下楼走走，和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们聚谈。然而，文界却突然接到卞老已于12月2日上午谢世的消息。

我先是愕然，继而长时间沉默无语。世纪末总是传来过多的令人猝不及防的讯息。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伤感，为太多的文坛前辈送别：冰心、萧乾、钱钟书、汪曾祺......我仍记得不久前送别程千帆和金克木两位大师的情景，耳边响起收到程千帆先生讣告告及业师刘梦溪先生时，他那惋惜和痛及骨髓的“哎呀”声。有一位朋友纯粹出于热爱，近年来自费一个又一个地采访那些老人，他经常说，这些国宝越来越少了，要抓紧，再晚一天都来不及了，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活的历史。

是的，对于生者，那些都是活的历史。1929年，三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先后迈进了北京大学的汉花园，这就是被称为“汉园三诗人”的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青春本身就是一首诗。青年卞之琳如饥似渴地听才华横溢的徐志摩讲英国浪漫派诗歌，徐志摩遇难后又听叶公超讲现代派诗歌。世界向他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们从卞之琳的诗歌及理论创作中可以感受到英国浪漫主义、法国象征主义和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呼吸。更重要的，卞之琳无意中正处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转折点上，并自觉推动了这种转折和变化，从而以桥的形式连接了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戴望舒、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和以穆旦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而又在诗歌实践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缩短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距离。

12月7日，《卞之琳文集》作品研讨会如期举行。没有了鲜花和掌声、笑语。江蓝生、袁可嘉、屠岸、许渊冲、吉狄马加、张曼仪、陆建德等以沉痛的语调来纪念这位刚刚逝去的文坛老人。12月8日的告别会更令人唏嘘感动。老人面容清癯安详，静卧鲜花丛中，一如生前。牛汉、屠岸、高莽、范用、邵燕祥等都赶来为老人送行。卞老独女青卓先生不胜哀婉地将刚刚出版的《卞之琳文集》连同眼镜、笔记本等卞老生前常用品放进棺木，说起卞老两个未竟的心愿：一是想到北大看一看，那是他上学、读书的地方，二是想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看一看师长、朋友们留下的东西。在将要合棺的一刻，最感人的一幕出现了：专程从美国飞来给卞老祝寿的老诗人袁可嘉疾奔而回，附在卞老耳边轻轻耳语，并将两朵白玫瑰放在卞老胸前，那是卞老生前最爱的花。

回到家中，我仍在愣怔之中，关于卞之琳，关于在尘间风风雨雨走过几十年、在世纪末匆匆谢幕的这些文坛老人，我们能知道些什么？他们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青春年华、风云岁月、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又有谁在意、关注他们的辞世呢？往昔一片隐约。比如现在，窗外寒流滚滚，光秃秃的枝丫在寒风中抖动，一片冬天的萧索。我坐在书桌前，在脑海间努力搜索有关卞老的记忆，只忆起卞老翻译的莎翁《哈姆雷特》中的那大段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 还有就是卞老早年那首隽永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一如眼前卞老这张大大的照片，清癯、沉潜、安详、矜持、内敛。突然想起青卓先生介绍的：卞老12月1日晚偶感不适被送进医院，第二天上午9时便离去了。那么卞老应该没感到太大的痛苦，也算是无疾而终。算来他出生的日期是1910年12月8日(阴历十一月初七)，90年后的2000年的12月2日(阴历十一月初七)先生长辞尘间，90年后的12月8日，先生火化，从此在人间消失了踪迹，这冥冥之中莫非天意？

卞先生是大智大慧之人，也是大彻大悟之人，早已参透生死之大畛。“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他的生命已化作另一种形式存在。也许我们在尘间忙忙碌碌，而他在天庭之中漫步，俯看人间一切风景，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2000年12月10日于唐风宋月斋

傅雷二三事

从欧洲返沪，傅雷便住在我家，职务是上海美专校长办公室主任兼西洋美术史教授。他对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学生纪律以至人事安排，都一一过问，教职员对他都很器重。

我和他都属猴，他比我小十二岁，感情却不亚于手足。他的审美能力，钻研精神都使我佩服。初到巴黎不久，我跟他学习法语。他毕业于上海徐汇中学，底子好，又用功，到法国后，巴黎话说得更加流畅。他教了我两个月，便指出：“我们见面老讲上海话，这样不好，你应当找一个不懂中国语的太太去学，才有希望。”接着，他为我介绍了一位女教师。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他的认真和严肃。

为了翻译《贝多芬传》，他曾经与罗曼·罗兰通过信。这些信就印在卷首。为了弄清巴尔扎克名著《贝姨》、《邦斯舅舅》等书中一二处用语，他和法国友人反复通信，直到搞清楚之后才后稿，必要时还加上注释。

今天，安徽省出版局印行他的译文集，是一件极有意义、极有见地的工作。几十年来，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在我国读书界享有很高的信誉，对后学有很多启示。译罗曼·罗兰写的几本传记，质朴流畅，信、达、雅三条都具备。《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散文诗，但译者没有造一个生僻的怪词，文笔之美，足以醉人。伏尔泰的小说以哲理见长，又是18世纪的名人，写过很多诗和哲学著作，文字纯净机智，很有回味。他把梅里美译得优美生动，风格性很强。虽然只有两种，也使人百读不厌。傅雷译得最多的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浑厚、俏皮、准确，对话更见性格，我拿译文和部分原作对照过，也算得旗鼓相当，铢两悉称。很难相信四个人的作品出于一支译笔。

傅雷的老家在浦东，父亲只活了十八岁，留下小片土地，出租勉强可供衣食。他虽是遗腹子，母亲管教甚严，对他性格的形成颇有影响。他在学校念书成绩始终很出色。40年代初，祖传的几亩地便卖掉了，多少年都是靠译书维持其清贫的生活。

我与傅雷在1929年相识，那时他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也常去梭旁恩听艺术讲座，到卢浮宫美术史研究院学习艺术史。异国订交，立刻成为知己，常常一起到卢浮宫去观摩世界名画。卢浮宫的美术作品，按时间、地区分别陈列，看画的过程，很容易了解各种流派的变化、时代的特征、作家的风格，从古希腊、埃及、中世纪欧洲、15世纪的意大利、16世纪的法兰德斯、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西班牙、19世纪的法国，都比较全面。他的分析能力很强，不仅看画，而且读了大量的美学、美术史、音乐理论论著。他在作画、作曲、弹钢琴方面都作过努力，无奈他的审美水平比他的创作能力高出很多，所以对自己的绘画和曲子以至弹奏技术都很不满意。

看到他很为这件事苦恼，我就说：“怒安！你不要把时间再花在创作方面，还是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吧。一样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天天来讨论学问的还有诗人梁宗岱，三个人不是娓娓清谈，便是争论不休，往往把我的妻从睡梦中吵醒，使她不得不下令逐客，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告辞。第二天晚上又是那样。友情给人的安慰和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生活在异邦的穷苦青年们。如写法文诗的何如来、画家王济远、庞薰琴、张弦、陈人浩、汪亚尘、女画家张荔英，还有研究历史的黎东方，一坐咖啡馆里辩论起来，就是几个小时，非常热烈。今天荔英已去新加坡，健在的只有薰琴、亚尘和宗岱了。

我们和另一位留学生，后来也到美专执教的刘抗一起，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裴那、教授阿芒、约翰、雕刻家龙杜斯基(孙中山像作者)、画家梵钝根等，并曾同去凭吊过米勒的故居、梵高的寓所、莫奈美术陈列馆。我作了一些速写，他则耐心看画，不停地写笔记。不久，傅雷和刘抗住在巴黎近郊的一个家庭宿舍中去了，两个人更加亲密。他曾吟过苏子由的名句赠给刘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这种友情后来一直保持着，终生不衰。

1929年盛夏，傅雷去瑞士度假，住在莱梦湖边一间小别墅里。主人是他的朋友，他便写了信约我和刘抗、人浩也去作画，下榻在一起。记得碰头的第一夜，傅雷躺在床上，翻身打滚睡不着。“你怎么失眠了？”我扭开了电灯。“到了这个地方，想起雅各、卢梭与罗曼·罗兰，这些写过杰出艺术作品而不见容于本国官方舆论的思想家，我很痛苦。一个人是否应当像卢梭、罗兰那样正直呢？”“应当正直，死而无悔！”我们披衣走到房顶阳台上，一直谈到曙色照着莱梦湖。衣服都让露水打湿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海粟！在中国，上亿的人终生未到过县城，在巴掌大一小片土地上劳累了一辈子。我们既然有幸来到欧洲，就应当学些真本事回去为祖国服务。国内学者，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我们现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旭日，似乎不是在同朋友交谈，像是在和遥远而又贴在心头的祖国絮语。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勤勉。

1930年，我们又同去比利时参观该国独立一百年的博览会，看到了鲁木斯、伦布朗的名画。出会场的时候，他说：“比利时这样小，办了这样大的博览会，为小国扬眉吐气，可是，我们中国却办不起来……”他是多么渴望祖国富强起来啊！

我们一起到了梵蒂冈大教堂，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壁画很高，还有绘制在屋顶上的。我们仰头看累了，就躺下来看；眼花了，就用镜子反照下来低着头看。一天一天，完全沉迷在艺术的境界中。

我画二千年前古罗马独裁者故宫和角斗场的址、画佛罗伦萨、画但西与神秘少女BEATYIX相遇的古桥、画水乡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讨论着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的作品；谈论文艺复兴巨匠们的杰作，一直到罗丹的雕刻、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画，也有过争论，但并不影响友情。

我住在巴黎拉丁区沙蓬街十八号，罗林旅馆四楼上一间小屋里，每天都要到卢浮宫去临画。我认真研究大家代表作，从画布大小、色泽深浅、构图特点、美术史家的评论，做到一丝不苟，是和傅雷的鼓励分不开的。有一次，我画伦勒朗的《裴西芭出浴》，光线乍看只集中在几小点片，但临摹起来，发现用色极为复杂。我们讨论着，啃着面包，穷得连一般的菜也吃不起，但精神上却很愉快。我在巴黎三年期间，临了意大利威尼斯派大师提香的《基督下葬》、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巨头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和《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局部)、法国现实主义巨匠米勒的《拾穗》、柯洛的《珍珠少女》、后期印象派创始人塞尚的《缢死者之屋》等等。这些画1979年在北京被香港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看到，誉为“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人在钻研古典油画方面下过这样大的工夫，这样认真地吸收营养”。听到朋友的赞誉，使我更加怀念傅雷了。

傅雷在法国很爱买书，对接济穷苦的海外同胞，也十分慷慨。有一次，他向我要去一笔钱，三天便花光了。我知道他不会有不正当的开支，并不过问，他也无酸腐忸怩之态。

有位巴黎小姐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蔚蓝。她很会画几笔，也能弹钢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却酷爱探讨艺术，和傅雷一谈话，就像塞纳河中的流水声一样喁喁不绝。他俩的感情逐渐深厚。

早在傅雷出国之前，老母便给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这位值得尊敬的未婚妻，具备东方人传统的美德，不过当时还没有表现这些美德的机会。傅雷平生尊重母亲，对老人家的决定一向没有异言，现在遇到有共同爱好的玛德琳，觉得比表妹可爱得多了。

现在读到一些学者、名人传记，很少涉及爱情，我并不主张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去描写私生活，但是如实叙说他们的思想感情活动，也包括纯洁向上的爱情，并不损害传主。完人不多，既有事实，何必为死者、贤者讳？

傅雷是个内向的人，他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来促使自己狂热地爱她。这一点，我是旁观者，稍微清醒一点。提倡或反对找异国配偶，都无必要。只是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穷书生。热恋中的判断并不理智，我对他们的恋爱持保留态度。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傅雷给母亲写了一封辞婚的长信，并向老太太介绍了金发女郎的各种长处。看完信后，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恋爱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对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最后决定：把信揣在怀中不寄。

几个月后，玛德琳同傅雷终于闹翻了。傅雷的脾气也的确很怪，有些地方不近人情。玛德琳和他决裂是性格上的冲突所导致。不见得都怪这位巴黎小姐。

一天，旅馆老板很惊慌地告诉我：“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

一会，傅雷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将手枪放在桌上，面色苍灰，两颊下陷。我不敢去夺枪，只温和地和他讲话，一面给妻使眼色，让她把枪拿到手中。“你为什么生这样大的气？”“玛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变了！”“随她去好了，不用这么大的气！”“不能！我太痛苦了！”

我叫刘抗把巴黎少女叫来了，对她说：“即使爱情破裂，友谊仍应当存在！”

两个人吵了一阵，姑娘哭着，傅雷流着泪。我们又一起去吃了饭，用了咖啡。他们有感情，也还有格格不入的一面。手枪交给了旅馆老板锁入了保险箱中。一出戏的高潮过去了，但并未结束。

我拉着他到塞纳河边去漫步，百般安慰他，并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此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坏事，何必自找许多无代价的痛苦来妨害事业呢？”“谢谢老兄美意，我还不死心，要试一试，玛德琳会爱我的！”说完便分手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败之后，对我说：“我是自找苦吃，谁也不怨。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活得成吗？”“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吗？”我把揣在怀中未寄的信退还给他，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那时，巴黎是世界美术中心，在蒙博那斯，有许多专供艺术家休息、谈心、就餐的咖啡馆，其中波尔咖啡馆很有名，我们一道在那里见过很多的画家。傅雷的法语非常流利，引起法国艺术家们的惊奇。

我和傅雷回国一周后，蔡元培先生在威海卫路一家不大的菜馆中为我们洗尘，作陪的有周子勤，还有后来附逆的褚民谊。当天就爆发“九一八”事变，整个上海都沸腾了。

11月底在功德林酒家，我和蔡先生正商议把中国现代画赴德展览一事推迟到1935年进行。忽然一位工友将我请到邻室说：“傅先生被学生围起来了。”“为什么事？”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诧。“他和学生会发生了冲突！”

原来，学生会提出：要准许同学们上午开会，上街游行、宣传，把绘画课改到下午上。

傅雷坚持：改动课程可以，但是，原定在下午讲授的美学、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不能荒废学业。

学生会的骨干们也同意了。

这天下午一点钟，傅雷正在给一班学生讲《西方美术史》。他用彩色幻灯把名画的复制品投射在粉墙上，使学生身历其境，如对原作，加上他的分析富于创见，把画中的人物关系及背景介绍得如同一幕戏剧，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当学生会通知集合的时候，这班学生听得入了迷，完全被傅雷的生动讲课所吸引，纹丝不动。几位热情洋溢的学生会骨干便闯进课堂，要求停讲；傅雷一定要讲完这一节，推迟二十分钟开会，否则校规便会等于废纸。

这样，他被学生们围住了。

我很理解群众的心情，更能体会傅雷也是个坚定的抗日派，他对学生是善意的。经过一番思考，便叫工友回去，因为我确信师生之间是可以达到谅解的。在这样的时刻，不但我回去左右为难，就是惊动蔡老到学校去，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以静待动，静观应变。回到家中，我心中依然很不安。

晚上十二时，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还有活跃分子赵丹、徐韬、王为一等十位学生把傅雷送回家来。

阿丹说：“我们年轻人很鲁莽，说做就做，希望傅先生不要生气。”

傅雷在屋里徘徊了片刻，手扶着桌角叹了一口无声的气说：“这书也没法教，学生也没法学，从此我不再进课堂了。”

我对阿丹他们说：“你们回去和同学们作些解释，明天开个欢迎会，我负责让傅先生出席，并且把课教完。”

阿丹说：“傅先生不要扔下我们！我们真爱听您讲学！”

成家和说：“欢迎会我们负责开得热热闹闹，但是校长一定要请他出席！”

直到一点多钟，学生们才回去。

第二天中午，傅雷笑盈盈地回到家中，兴致很浓地说：“今天会开得很热烈。学生们单纯、坦率、可爱极了。对于抗日，我一向坚决拥护，也有勇气为祖国献身，可是办学校总不能没有一点纪律，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属于多余，他们完全懂得我的心意。为了这样有为的一批青年，我把课讲完，累死也高兴！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办到国际水准，让大家满意，做到抗日、功课两不误！哈哈，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我也分享了怒安的喜悦。傅雷本人和阿丹他们一样单纯、坦率、可爱。但是在本期课上完之后，傅雷便宣布辞去教授职务，不再上课，并将办公室内所有表册文件、图书一一清点。回到家中，便以译书为乐。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说过的话不能改，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若在别的学校教一节课，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好勉强了。后来外国语学校出高薪请他去当法文系主任，他果然坚决谢绝。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头。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志荣解放前参加过进步运动，曾经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关押，出狱后，去巴黎留学。1935年我路过巴黎参观马蒂斯画展，遇见过他和梁宗岱。解放后他与我在华东艺专同事，后来，因病调离，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当年的这种认错精神还是好的。傅雷后来认识了杨志荣，对挨打一事从未提及，很符合他一贯的性格。

1935年，怒安去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查，工作项目有测量、摄影、绘画、记述、考据。十多个石窟，其中雕像少的十多尊，多的达八九十尊，他费时四个月，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可惜这本书没有出版，现在怕连稿子也不会有了。但这项工作却很有意义，使他有机会对古代雕刻深入研究，和西方的古典作品做了个比较，后来和孩子们谈雕刻就更全面了。他说过一段很透辟的话：“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良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逗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这种精神后来也贯穿在他和儿子讨论音乐、绘画的全部著作中。

这年，他和刘抗同登黄山，山上的峭壁、石笋、瀑布、奇松、云海，都使他为之狂喜。他观日出、漱飞泉、听松涛，在奇峰之巅抱膝长吟，在升仙台上对云凝思，回来后无限感慨地说：“只有登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抗战胜利后，他搬到愚园路宋春舫家，和宋奇等友人一起编《新语》刊物。出不到九期，便被迫停刊。刊物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他后来对我讲过：“中国的晋、魏六朝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那些杀人很多极有权术的人，在客厅里清谈起来，又是那样超脱，无怪日本人把《世说新语》一直当作枕边秘籍，千年来传诵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新语》半月刊，对文学风格比较讲究，还有不少东西可以重新翻翻的！”这段自我批评的话很客观。

不久，我和他为一件事，整整十年没有来往。

傅聪很小，傅雷不让他上学，自己教他文化，请上海乐团一位意大利学派的专家教指法，乐团指挥兼提琴家教乐理，每天要傅聪练习钢琴。傅雷听觉灵敏，听出差错就打，这一点我很反感，劝他说：“小孩子应当上学，过集体生活，让他全面发展，这样打太不好了。”

傅雷说：“我教训自己的儿子你也要管么？”“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个疤，这太过分了，我为什么不能管！”“我偏不服你管！”他的声调提高了。“你这样做要反悔的！”“永不后悔！”

他真的不后悔么？不。在认清了自己的过失之后，责己之严，正是怒安本色，他曾对儿子说过：“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但这已是后话了。

自那次分手之后，我一直怅然若失。想到傅雷没有人谈心，一定会很寂寞。幸而黄宾虹、林风眠两位先生常去看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与之往来。

我的女儿英伦、儿子刘麟和傅雷的儿子傅聪、傅敏兄弟常在一起玩。傅敏说：“伯伯！爸爸想你啊！”

1956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电话说：“我来看你。”“来吧！我们全家欢迎你！”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真的来了，一切和好如初。从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两回，有时一起去广东路古董店走走，他爱买些小摆设，拿来和我一起评赏，只要我说好，他就笑颜顿开。

在反右派斗争这件事上，我对傅雷很负疚。他到政协参加大鸣大放会议，是我请他去的。那天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座谈会，发言的次序是周谷城、苏步青……傅雷第六，我第十二。当我讲完之后，他又再次发言，对院系调整提了很多意见。后果真惨，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很激动地说：“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永远爱着我的祖国，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视我为异类，从今以后，我不参加任何会议，该有什么罪，该负什么责任，听候处理。有些善意的意见，我感谢；那些夸大其词的攻击，我反对，决不接受！”从此杜门不出，连领导同志去看他，他也不见。市委在1961年要给他摘帽子，我去找他，希望他不讵反对，由梅馥写几句表态的话算了。他没有反应，变得默然，把全部精力用在巴尔扎克著作的翻译上去了。

今天，《傅雷家书》出版了，海内外传诵，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怒安人品之高，情操之美，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的上海市委负责人，虽已去世；打击傅雷最凶的张春桥也被人民关在监狱，可以说是历史无情又有情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在去年对我说：“当年市委领导人当中，对定傅雷为右派一事就有人反对。我也奉命批判过傅雷，当时也是为了保自己。今天读到傅雷的家书和译文，我知道自己的做法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惭愧万分。傅雷是不朽的，批判他的几个人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说毕，他痛苦地流下了老泪。我也泫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在几十年间，对于朱梅馥同志，我是充满着敬意的。她是个无名英雄，从不抛头露面，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傅雷学术上的成就是和她的关心照顾分不开的。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她理解怨安身上特有的长处，尊敬他的学问、人品。对于这些枝节小事，在别人处于同样情况下认为难堪的，而梅馥并不计较。在对傅雷的理解上，我以为她是别具慧眼的。

傅雷很固执，认定为真理的，决不肯轻易改变观点。这里想谈一件小事：我到巴黎近郊去看望朱光潜时，画了一张油画《玫瑰村》。傅雷一看便说：“很好，在色块的处理上、构图上都消化了塞尚的影响！”刚巧梁宗岱也在场，便和他唱反调：“这画是海粟自己的东西，与塞尚无关！你看走了眼！”两位老友争执不休，最后发展到挥拳动武，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不在家，急得我的妻子放声大哭。两人又吵到警察局，局长问明吵架的原因后，哈哈大笑，他们也笑了，和解了事。当我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宗岱已患重病，卧在床上，他很久不写诗、不研究文学，也不从事翻译，在做些科学研究工作。老友越来越少，我想起这些往事，希望激发他的怀旧之情，早日康复，写出动人的回忆录来！

傅雷的爽直坦率也是很罕见的。一位美专老同事，治学勤勉，善于著作。刚到学校，为了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一见，蹙着眉头说：“这些画不行，收掉！”弄得别人很尴尬。我又介绍他们相识，傅雷点点头，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弄得我更难堪。事后我问傅雷：“你怎么这样傲慢？”“此公没有本领，只会抄书。”“你太狂妄！”我生气地说。“没有闲工夫！”傅雷扬长而去。

我只好向老同事道歉，他哈哈大笑：“傅先生学识高，我不计较。他对我这样的态度是鼓励。我的确只会抄书，以后要用功啊！”这种度量是惊人的。两位著名的学者后来果成了好友。

刘抗结婚，傅雷像孩子一样高高兴兴地跑去闹房，趁着我们喝酒的机会，他一个人溜进洞房，把香粉倒进烟灰缸，把皮鞋挂到窗外，将唱片藏在枕头底下，衬衫吊在天花板上，使新郎、新娘又好笑又难堪。他那天真的笑容使你无法对他生气。他很爱刘抗的画，但在自己婚后第二天便把刘抗赠他的画全部退还，使刘抗大为惊愕，原来是刘抗的夫人未来参加傅雷的婚宴，他认为不给面子，虽然讲过有病，也照样大发怒火。这些地方也能看出他的纯洁真挚，一旦解释清楚便毫无芥蒂。他和刘抗通信最多，希望抗弟能将这些东西整理出版。

怒安笃于友情，见义勇为。1936年夏天，张弦返浙江老家过暑假，不想患肠炎脱水病去世，怒安和刘抗征集张弦遗作办了一次画展。1947年为庞薰琴办一次画展，奔走之勤，挑选作品之严，为当时罕见。1943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他评论黄宾虹的画，见解也很独到：“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其余多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他只崇拜到金冬心为止)。宾虹则是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之面目。尤可贵者，他对以前的大师都只传其神而不袭其貌，他能用一种全新的笔法给你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范(宽)的精神气概，或者是子久、云林、山樵的意境。他的写实本领(指旅行时勾稿)不用说是国画家中几百年来无人可比，即使赫赫有名的国内几位洋画家也难与比肩。他的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所以他一生的面目也最多，而成功也最晚。六十左右的作品尚未成熟，直至七十、八十、九十，方始登峰造极。我认为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他知道楼适夷同志是位老党员，解放前来上海做地下工作，常常住在他家，感情很深。他反复叮咛孩子，不要询问这位叔叔什么事情。这些适夷自有动人的追悼文章在报上发表，不再多述。

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烧了一些东西。当时的上海市委怕毁坏文物，但又不便阻止，只好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号召保存及爱护文物。

傅雷知道这件事，立即打电话给伊乔说：“烧东西简直是胡闹！太气人了，你要叫海老千万保重，不要为我操心，我的家里十分平安。”

8月27日，我们两家合请的花师李阿小师傅悄悄来到我家说：“傅先生不让我上门，怕我吃红卫兵的亏，送了我酒和饼干。我不怕受连累，就怕他要出事，这个人脾气太刚了！”

9月2日，我叫伊乔打电话问他的下落，电线被剪掉了，叫不通。尽管我已是泥菩萨下水，为了怒安仍不能入睡，他的性格是不会屈服于受蒙蔽的孩子们的。

徘徊到天明，李花师流着热泪冲到我家楼上说：“××带着红卫兵抄了傅先生的家，把他按着跪下，折腾了一天才走。先生写信到十点多钟，给内弟、孩子一一交代清楚，还要多付我一点工钱……我能要么？今天早上才知道，他和傅敏妈妈也一道自尽了。屋子封了门，书烧光了。”

我忍不住放声大哭。伊乔也泪如泉涌。清人何瓦琴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叹他正在盛年，学术上日益成熟之期，就遭这样下场，太悲惨了！应当是他来哭我的，却让我来哀悼他，啊！这真是太颠倒了！

几十年中，他写了不少才气横溢的评论，以研究《摩那·丽莎》的文章而言，我见过几十篇，都没有他写得简明深刻。据我所知，他还有不少稿件没有发表，而今人亡稿失，抱恨终天。他说愿以五年时间为我作传，想不到我在为他描容了。

1976年冬天，我的一个学生拿来一张画：《长城八达岭》，这是我解放初期送给怒安的。封门之后，小偷从屋顶爬进去偷出画来，卖到旧货店。我的学生从旧货店买了回来，真是叫人感慨万千！

现在，我对着华灯，在黄山“散花精舍”叙述这些前尘影事时，忍不住热泪纵横。前夜，又梦见了怒安，他皱眉而笑，我猜度：“笑是为了自己平反昭雪而欣慰；但皱着眉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说：“还有一件大心事：那便是傅聪正在海外漂流，游子不归，难以瞑目。”我说：“怒安放心，聪儿在海外从来不说反党反祖国的话，也不到敌视祖国的国家去办音乐会，至于为台湾同胞演奏，那是应该的，台湾是中国的土地，你不要有负担，他会听你的话回来的！”怒安的眉毛舒开了，淡淡一笑，笑毕而逝。我猛然醒来，一身冷汗。作为生活在20世纪的人，并不迷信，梦只能是思想的反映，人死了不可能有灵，否则“四人帮”能横行十年么？傅聪从小很受到我的钟爱，听说他知道父亲去世噩耗时，正在剧场演奏贝多芬的曲子，后半阕弹得远离乐谱，哀痛莫名。观众们并不认为唐突乐圣，也在涕泣唏嘘。这是善良者编造的诗篇，还是确有其事呢？我无从知道。我只能替怒安再呼唤一次：回来吧，离开祖国这棵大树的鸟儿，是唱不出好歌的。回来吧，当你在祖国的活土上面对广大听众吐出第一个和弦之前，我确信你会为人民的掌声流泪。到那时候，父老姐妹的深情，游子思亲的愁绪可以交流，我可以代表怒安欢迎你归来呀！我的孩子！

记傅雷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

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们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又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请。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做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1963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

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傅雷：人格永恒的美

旧书是文人同好。不过，我在转旧书摊时特别注意教材类书籍；只因少年辍学，像没吃够母奶的婴儿爱嘬手指头甚而吞小拳头——饿。

譬如：我买过教育部审定的高中《世界地理》，因为我老闹不清哪个国家在哪个洲的哪个角儿；我买过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编的《古代汉语读本》，以测试我这个没正式念过大学的中国作家，在必修的古汉语知识上有多大差距……忙活得老像准备通过自学考试上岗、升级似的，警惕地狩猎基础知识课本。所以，某天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旧书陈列一角，许许多多层层叠叠纷至沓来旋舞逗人的厚书典籍杂志小说时装休闲闹得我无所适从时，陡然，一本薄薄的插图本《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蹦到我手上，我的手发颤，仿佛又碰到傅雷先生的手。

我1940年从艺在上海，一晃几十年，不可能不认识傅雷。虽然从来没在讲堂听他上课，但在人生的大课堂，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师长。我永远记得1941年，傅雷以他动情而精妙的译笔，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出齐，从此“燃烧的荆棘”伴着国恨家愁身世悲凉十六七岁的我有勇气活下来；更不用说他倾注品格魂魄洋洋五百万字斟句酌的译著对中国文艺界和年轻一代的影响了。

在老伴冯亦代的书橱里，有整套《傅雷文集》十五卷、《傅雷家书》、《傅译传记五种》、《傅雷书信集(手迹)》以及香港金圣华女士编著1996年版《傅雷与他的世界》，金书辑入庞薰琴先生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作前言，时在1983年1月3日。压尾三行淡淡一句话，六个“逗”号，一个“句”号：傅雷先生与我是在巴黎相识的，差不多同期回到上海，他写这本书只有二十六岁，时间过得真快，四十九年过去了，我今为这本书写前言，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没想不等当年11月该书在三联书店老总经理范用鼎力出版发行，庞薰琴已经飞天向傅雷报讯去了。

时间无情，时间有情。

1931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1934年6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并未付梓。而我竟能以八四年原价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待我打开书页，却仿佛自己已化为莘莘学子之一，听博学多才年方二十三四岁的傅雷讲课。我仿佛看到赵丹也在课堂里，1933年正是作为小小剧团团长的赵丹，被故里南通的国民党通缉，带着冲出险境的得意乘船悄悄来到上海，把父亲嘱咐他学律师的学费交到美专，唉，我到哪儿去问阿丹有没有听过《二十讲》？只知道阿丹对傅雷还是挺服帖的……只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课堂的四面墙已经消失，书册像一袭魔毯把你带往几个世纪前的翡冷翠、罗马、荷兰……

恰如傅雷《序》中言：“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生长。”他告诉你十三世纪是中古的黑暗时代告终、人类发现一线曙光的时代，是诞生但丁、培根、圣多玛的时代，也就诞生了基督教圣者方济各。圣方济各颂赞自然、颂赞生物，相传他向鸟兽说教时，称燕子为燕姊，称树木为树兄，说圣母是一个慈母，耶稣是一个骄儿——

仁慈博爱的教义，在艺术上可纯粹是簇新的材料，于是童年时就已在荒僻的山野的乔托，乃承担了方济各几座教堂寺院六十多幅壁画和内部装饰，乔托的画成了天真动人的诗。让我感到最亲切的是《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小鸟儿从树上飞下来，一行一行蹲在方济各面前，像一群小孩在静静倾听，真是妙极了。所以说“绘画之有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之皈依者自乔托始”，是文艺复兴的先锋。于是我们跟踪傅雷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对艺术之神皈依之虔诚，走近波提切利，走近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

让我们通过画面听到音乐的律动、历史的走向、心灵的震颤，并教会我们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汇聚众多人物的题材里，能够找到那准确地精心勾勒出意在表明一件事实的一举手一投足的一分钟。呀，我的笔难以描述二十万字的《二十讲》之博大精深，今夏漫长的酷热中是它给予些许清冷、宁静、沉思：我想到历史和人物皆因关键的一分钟结晶，而积累，而沿袭……

有一天，三联书店现任总经理董秀玉来到冯亦代的病房，我谈起得到《二十讲》的珍本，只是字太小，我的视力在退化，有的篇章不得不去复印放大，有的片段若按我年轻时的记忆力真想背下来，人还是要相信些什么的。小董说：“我们出了新版本啊！是大三十二开本，字清爽。老版本限于当时条件只选了五十四幅插图，而当年傅雷讲课时，是配有大量名画图片的。傅敏为了实现父亲的夙愿，在旅欧时带回大量名画图片，连前共选用214幅。可精彩啦。”“那一定很贵吧？”我问溜了嘴，一下子从艺术天堂掉到早市夜摊儿，事实上我是不敢在书店的美术柜台前多耽搁。“不贵，才60多元，我送你。”三联书店一直常常赠书，果然董总没过两天就寄来一本新版《二十讲》，傅敏编，1998年10月第1版，到1999年2月已经第4次印刷了。

翻动书页，神之惚之我再次失落了自己，我看到的不是世界美术名作，我看到的不是《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那一分钟、不是《维纳斯诞生》的那一分钟、不是《圣者阿尔贝托娜之死》窒息前的一分钟……不……我看到17岁的傅雷参加五卅运动上街游行演讲的一分钟，看到19岁的他踏上ANDRELEBON轮赴法自费留学的一分钟，看到他走进上海美专乍见黄宾虹峨眉写生十余幅横幅的一分钟，看到他决定重译《贝多芬传》、决定重译《高老头》、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的一分钟又一分钟，看到他1966年6月3日写给傅聪的(最后一封)信末尾以妈妈正为孙孙打毛衣结句，好个天伦融融之乐的一分钟——

实难计那一分钟又一分钟，他一生事无巨细都要求自己做得一丝不苟尽善尽美；直至1966年9月3日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格永恒的美，他以自己和爱妻的生命一笔一画纤微精细地描绘了摄魂夺魄的一分钟——

傅雷宅舍的地板上，铺着棉被，以免被蹬倒板凳弄出声响惊醒邻居。夫人已经倒在地上，傅雷凛然笔挺的身躯正被从窗架吊着的绳套里放脱下来，晨光晕润画面一角：没织完的天蓝绒线团团和琴弦般的线丝丝。

难以走出的雨巷

1

冯亦代先生拿出几页史料，说：“这些留在我这里没用，你拿去，看看可以做什么文章。”我细细翻阅，翻开封存多年的历史。我吃惊地发现，这里面居然有戴望舒一封从未公开发表过的长信。过去熟悉《雨巷》，也略知他和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等在上海的文学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沦陷后的香港曾因参加抗日的罪名被关押过，这样，对他的诗歌比较熟悉也就还有《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可是，他的这封写于1946年2月的信，却在我面前露出了他的人生一角，它已被悠悠时光湮没多年。这是一封辩白书，一次为澄清自己不是“附逆汉奸文人”而做出的努力。字里行间，他的心在落泪，他在用痛苦的声音呼喊。一封辩白书，就成了声情并茂、真切感人的文章。

戴望舒不是汉奸，早已成为定论。但是，当年如何发生对他的指控，他如何写出这封辩白书，从未见人提及。在有关戴望舒的回忆文章、研究文章和传略中，这件事也一直是个空白。当年曾经极度困扰戴望舒的往事，难道就是沙滩上的脚印，风起浪涌之后便变得无踪无影了？

我试图找出来龙去脉，找出相互间的种种关联。于是，意外发现的“辩白书”，诱使我再次走进故纸堆，去倾听当年的风声雨声。而我的这篇文章，也就成了翻阅历史过程的记录。2

冯亦代给我的这批材料中，有一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给戴望舒的信。

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远在香港的戴望舒收到了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这封信写于1945年9月24日。当时负责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常工作的是担任总干事的老舍，戴望舒研究专家曾写道：“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戴望舒接到老舍来电，积极参加恢复香港文协的活动。”(见《戴望舒全集》)我不知“老舍来电”一说有无原件证明，但这封署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显然与老舍有关。该信由毛笔书写，宣纸信笺，左下侧竖排印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红色字样，署名处盖有协会的大印。从笔迹看似非老舍之笔，可能为总会的工作人员所写。

全信如下：望舒先生：接9月11日由昆明转寄重庆航信，知道你从港战发生到最近的大概情形，我们感到愉快和安慰。这里特向你致送慰问。在这次的神圣抗战中，汉奸如此之多，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本会已设立机构(“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负调查文化汉奸之责。香港方面传闻甚多，本会一时难于判断。现经本会常会议决，请你和其他在港坚贞会员开始初步工作，调查附逆文化人罪行，并搜集证据。但暂勿公布姓名，一俟全国调查完竣，证据备齐，加以审查后，才来作一个总公布。香港分会暂缓正式恢复，请先与会员举行谈话会或座谈会，磋商有关作家本身权益的初步工作。现在抗战结束，对象已无，本会正进行商讨改换名称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定议后当即公布。港方情形，望能详细告知，并请将各会员之通讯处见示，同时将此信传观，并代致慰问之意。如邮递无困难，所需文艺书刊，当随后寄来。专此即祝文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卅四年九月廿四日重庆附来“附逆文化人调查表”一张，请照样印制分发各会员填写。

来自全国文抗的这封信，明确表明，在重庆的文抗同仁对戴望舒是充分信任的，不然不会对他委以重任，请他负责调查粤港地区文艺界附逆的情况。可是，他何曾料到，如此信任和重用，却招致意外一击。3

接到全国文抗的来信后，戴望舒如何着手工作，暂时无法得知。不过，在风波到来之前的1946年1月，戴望舒在《新生日报》上发表了一组写于沦陷时期的诗：《狱中题壁》、《心愿》、《等待》、《口号》等，其中，《狱中题壁》是他在一九四二年被关押在监狱时所作。借发表这些诗，他显然在向世人袒露自己当年内心的渴望，表达出迎来胜利的喜悦：我守望着你们的脚步，在熟稔的贫困和死亡间，当你们再来，带着幸福，会在泥土中看见我张大的眼。

——然而，一双张大的眼，很快看到的却是一批文艺界同仁对他的指控。据他的辩白书所写，1946年在香港出版的《文艺生活》第二号的“来件二”中，有一批作家指控他是“附逆文人”。

在图书馆，我找到了这份杂志。《文艺生活》(光复版)由设在桂林的文艺生活社发行，编辑人为司马文森、陈残云，编辑部设在广州西湖路九十八号，香港通讯处为干诺道中123号吕剑。在1946年2月1日出版的第二号《文艺生活》上，就“惩治附逆文化人”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和材料。如先前在致戴望舒的信中所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此时已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该期《文艺生活》便发表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关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定

本会为严守忠奸之分，为民族雪耻，为人民申冤，特组织“附逆文化人调查委员会”，从各方面着手调查工作，业经呈政府备案。

1.附逆文化人定义：任伪文化官者；主编及出版伪书报杂志者；著述为伪方宣传之作品者；从事伪教育文化工作者；伪特务文化人员；在敌控制下文化事业机关中之工作者及其他不洁人物。

2.惩治办法：

一、公布姓名及其罪行。

二、拒绝其加入文协及其他文化团体。

三、将附逆文化人名单通知出版界拒绝为其出版书刊。

四、凡学校、报馆、杂志社等等，均拒绝其参加工作。

五、附印附逆文化人罪行录(姓名、著作、罪状)分发全国及海外文化团体。

六、呈请政府逮捕，由文化界推举代表参加公开审判。

配合这一《决定》，司马文森发表了《检举文艺汉奸》一文，其中这样写道：对伪军的宽容，是中国抗战史上一大耻辱，我们现在不需要再有这个耻辱，宽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

文艺界对文艺汉奸的检举工作，已经在上海发动了，在西南，我们也不应落后，我们要号召文艺界，也来这样一个运动，“把他们在敌伪刊物发表的文章统计出来，把他们参加‘大东亚’会议的次数统计起来，把他们得到的奖金什么的都列举出来，以判定他们的罪状。”作为“来件二”发表的这份《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令戴望舒目瞪口呆。文协理事诸先生：前以香港收复，贵会根据某些私人不确实的报道，曾有委托戴望舒主持文协驻港通讯处之决定。窃以为戴望舒前在香港沦陷期间，与敌伪往来，已证据确凿(另见附件)。同人等不同意于前项之决定，因此联合建议，请贵会立即考虑下列两点：1.撤销文协驻港通讯处，另组筹备处，即行组织香港分会。2.文协及其会员，对于有通敌嫌疑之会员及其他文艺作家，应先由当地文艺界同人组织特种委员会，调查检举；在未得确实结论以前，不应与他们往来，如何之处，盼即迅速决定，赐复。此顺颂公安！何家槐、黄药眠、怀湘、苏夫、周钢鸣、瞿白音、韩北屏、陈残云、章泯、吕剑、卢荻、林之春、刘思慕、严杰人、陈原、洪遒、周行、陈占元、周为、黄宁婴、司马文森附件1：抄录民国卅三年一月廿八日伪《东亚晚报》所载《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二周年纪念＜东亚晚报＞征求文艺佳作》启事一则。(内“新选委员会”名单计有：……叶灵凤、戴望舒等)附件2：伪文化刊物《南方文丛》第一辑一本。该刊于“昭和廿年八月十日发行”，载有周作人、陈季博、叶灵凤、黄鲁、罗拔高及敌作家火野苇平等之文字。附件3：剪贴戴望舒作《跋＜山城雨景＞》一文。按：《山城雨景》为罗拔高所作，罗即卢梦殊，在香港沦陷期间任伪《星岛日报》总编辑，曾赴东京“晋见”东条。该书在三十三年九月一日香港出版。(本建议书连同附件，共四页及《南方文丛》一册。同人签名自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始。附注)4

当时情形下，为什么粤港地区一批作家会把戴望舒作为“附逆文化人”的指控对象？这份有二十一人签名的建议书，如何产生？后来有何结果？

健在的当事人已不多。陈残云远在广州，且听说年衰已久，我不便打搅。好在我在北京先后找到了诗人吕剑和学者、编辑家陈原两位先生。半个多世纪时光流逝，他们在生活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澜起伏和坎坷曲折，这就难怪，与戴望舒名节有关的这桩公案，在他们的记忆里早已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一开始几乎难以想起。

我与陈原先生熟悉，先打电话谈及此事，询问签名中的“陈原”是否是他。他说一时想不起来，可能不是他，因为，当时他在内地。几天后，我接到他的来信。信中说：昨日电话交谈后，对那个“陈原”是否我，顿生疑窦[陈原在上海、北京(你们报社)、广州、重庆都有其人]。因为你电话告我有司马文森、何家槐等人，而这些人都是我熟悉的，从这方面推断，那个名字可能是我本人。我1945年由重庆经广西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上海，1946年初抵达上海。在香港住在旅馆里三四天(等船)。莫非那几天见到这些人？我只记得在香港与新波(木刻家)见面，其余都记不得了。我也不记得给你提到的刊物(《文艺学习》？)写过东西。特告。——1999年6月18日

随后，我给他寄去有关史料，他很快回信：承赐有关戴望舒各件，谢谢。诗人的申辩信也读了，确实感人——看来那份控告信中的签名，是我本人无疑。但我已忘得一干二净。记得我1945年12月底到粤，1月初转香港赴沪，在港留四五天，见到新波等人。附件系1946年1月1日签的——此时我可能在广州，或在香港。1948年12月我奉调香港，在文艺界集会上见到戴，都未提及此事，可能已妥善解决了。戴的第二任妻子(杨静)来京治病多次，我都见到，如果那时我知道此事，当会向她提及。(杨静去年已因癌病去世。)——1999年6月29日

通过邵燕祥先生，我找到了重要当事人吕剑先生，我给他寄去了“建议书”的复印件，他当即回信，信中这样写道：看了复印件，令我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五十余年之前，竟留下了这样一份“历史文献”。

我既然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当时一定是看过此信及其附件的。但在我的记忆中，如今却已经没有一点有关它的踪迹了。那时，我在《华商报》主持副刊工作，诗人洪遒也从广州来到了香港，负责酝酿、筹组港粤文协分会的工作。有一次他告诉我，“戴望舒是汉奸”。至于谁向他提供的情况，我则不知道。此信如何在《文艺生活》上发表的，我也不记得了。戴望舒从来没有在文艺界同仁中露过面，我甚至以为他不在香港(或已回上海)。此信发表后，已不记得有何反应或做出什么结论。直到夏衍来港，知道了这一情况，表示“这样不妥”(此话也是好友洪遒告诉我的)，此事遂息。我估计，夏衍是当时党的文化界领导人，他持这种态度一定有其背景的，因此大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不了了之了。从附件上看，戴望舒确与敌伪有关系，但其所涉深浅程度不悉，而夏衍如此对待，可能有他的道理。我没有看到他的申辩信，至少《华商报》和《文艺生活》等，当时是不会为他刊载的，他在别的报刊上刊载过没有，则不清楚了。

又，在签名的人中“怀湘”是廖沫沙的笔名，“林之春”是高天的笔名。当时刘思慕(最初的文协分会负责人)任《华商报》总编，廖沫沙任副总编，高天任编辑部主任。至于陈原是否是“商务”的陈原，不清楚(估计是)，我没有和“商务”的陈原接触的印象(也许忘了)。另外还有一个陈占元，是否即北京的那位陈占元，亦不清楚。当时签名的人大都谢世，除我之外，陈残云尚在，住广东作协宿舍，年纪比我高。因多年没有联系，故不知其通信处，如能打听到，不妨向他探询一番。——1999年6月22日

从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戴望舒这封写给粤港作家的辩白信，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也没有在当事人中间私下传阅过。是没有寄出，还是如吕剑所说，夏衍很快进行了干涉，事情有了澄清，戴望舒便放弃了辩白？种种详情，不得而知，收藏这份珍贵史料的冯亦代，也难以想起。

如此看来，在当时周作人等“附逆文化人”陆续受审的情形下，本会引发起轰动全国的另一场著名作家“附逆”的风波，就这样转眼间云消雾散。那是一个局势迅疾变化的时代，每个人每日都在面对陌生新奇的世界。因此，像指控戴望舒为“附逆文化人”这样的事情，不再被人提及，甚至当事人也淡忘良久，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5

在戴望舒自己看来，他身处逆境，虽非英雄斗士，却从未一日“附逆”。他忍辱负重地生存下来，只是想看到敌人的灭亡，看到胜利的到来。如今，苦衷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是他真正的痛苦。

常常说愤怒出诗人，其实，痛苦同样出诗人。没有人们的指控，没有难以名状的痛苦，诗人戴望舒便不会写出这样一封感人肺腑的辩白书。

我觉得横亘在我的处境以及诸君的理解之间的，是那日本占领地的黑暗和残酷。因为诸君是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而我却在魔爪下捱苦难的岁月。我曾经在这里坐过七星期的地牢，挨毒打，受饥饿，受尽残酷的苦刑(然而我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我是到垂死的时候才被保释出来抬回家中的。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失去一切的自由了。我的行动被追踪，记录，查考，我的生活是比俘虏更悲惨了。我不得离港是我被保释出来的条件，而我两次离港的企图也都失败了。在这个境遇之中，如果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如征文事)，我能够登报否认吗？如果敌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无关国家民族的利害的(如写小说集跋事)，我能够断然拒绝吗？我不能脱离虎口，然而我却要活下去。我只在一切方法都没有了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的(在香港沦陷后整整一年余，我还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诸君也了解这片苦心吗？)，但是我没有写过一句危害国家民族的文字，就连和政治社会有关的文章，我在(疑为“再”——整理者)一个字都没有写过。我的抵抗只能是消极的，沉默的。我拒绝了参加敌人的文学者大会(当时同盟社的电讯，东京的杂志，都已登出了香港派我出席的消息了)，我两次拒绝了组织敌人授意的香港文化协会。我所能做到的，如此而已。也许我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是我的一个弱点，然而要活是人之常情，特别是生活下去看到敌人的灭亡的时候。对于一个被敌人奸污了的妇女，诸君有勇气指她是一个淫妇吗？对于一个被敌人拉去做劳工的劳动者，诸君有勇气指他是一个叛国贼吗？我的情况，和这两者有点类似，而我的苦痛却是更深沉。

这不是英雄的慷慨宣言，更非烈士就义前的振臂高喊。可是，它所具有的深沉与悲切，却有着另外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读这样的文字，不能不让人更为深切地体味他的《狱中题壁》、《等待》，体味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

把我遗忘在这里，让我见见屈辱的极度，沉痛的界限，做个证人，做你们的耳，你们的眼，尤其做你们的心，受苦难，磨炼，仿佛是大地的一块，让铁蹄蹂践，仿佛是你们的一滴血，遗在你们后面。

——《等待》(二)这些诗句写于1944年1月，胜利远未到来，戴望舒正处在阴影的笼罩之下。但其中的深沉情感，与后来的“辩白书”却是一以贯之的。将“辩白书”与他的诗参照阅读，能触摸到一颗滚烫的心。

非常自然，许多年后，当事人之一吕剑读到戴望舒这封本应早就公之于众的“辩白书”时，以诗人之心来体味其中的复杂情感。他又给我来信，坦爽承认，戴望舒的陈述是令人信服的：戴望舒这封信，的确写得真切、沉痛，至为感人，而且令人信服。没有想到，他在香港沦陷期间，竟经历了这样一段苦难、残酷而又泾渭有分的人生。我前信说，“从附件上看，戴望舒确与敌伪有关，但其所涉深浅程度不悉”，读了他的解释，乃感到此事涣然冰解。看来夏公当时必有所了解，是有根据的。现在再读戴氏的《狱中题壁》一诗，其中的“祖国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了。——1999年6月28日

我想，仅仅有吕剑的这些话，便可以告慰戴望舒当年被风声雨声困扰的灵魂了。6

不过，仍有令人费解之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许多文化人都相继撤退到内地，戴望舒当时也有这种可能。

可是，他为何未能同行？他为何滞留香港？一个难解的谜。

冯亦代提及，戴望舒留在香港，是根据潘汉年的指示，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他与叶灵凤一样，都在从事地下工作。但是，从事过地下工作的杜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说法表示置疑。他认为无此可能。我认为他的置疑可信。

研究者目前采取的说法，可能是基于徐迟的回忆，认为戴望舒不愿意离开香港，是舍不得他所珍爱的书。这些书是他从法国归来时带回的，从上海到香港，他一直带在身边。但这一理由仍不充分。戴望舒这种有着诗人性情的人，未必痴迷或愚钝到当战火蔓延生命危机之时，仍死死守着书本不放。于情于理，均难解释。

倒是在徐迟的文字中，我读出了另外的根由。徐迟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描述了在香港刚刚沦陷时他所见到的戴望舒的状况：还在林泉居住着的诗人，每天盘弄着他的藏书。不知他从哪里弄来的许多木箱子。今天搬过这一箱子来，打开，非常珍惜地捧出一叠叠的宝贝书来，拂拭它们。挑出一本来看了半天又把它放回去。半天过去了，又把箱子归还原处，长叹短吁一番，没精打采地想心思。明天搬出另一个木箱子来，打开，搬出一堆书，把它们放进另一个大木箱子里。一天天的就这样给书搬家。他是六神无主了。

我们则每天出去奔走，看能怎么走出香港，回到大陆去。我们约他一块儿走，他说：“我的书怎么办？”“到内地再买！”我这样对望舒说。他苦笑笑。

我对能欣说，“看样子他不会走了。”能欣说：“不行，怎么也要劝他走，万万不能让他留下来。”我跟他说了，他无词以对。也许他是在等丽娟到香港来吧，他是下不来面子的，不愿去上海企求丽娟的，他只好在这里等着事态的发展。

依我看，徐迟的最后这句话才道出了戴望舒滞留香港的苦衷。舍不得书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他“六神无主”，并不是对如何处理这些书感到棘手。局势突变，他能否与分居多日、如今仍在上海的妻子女儿重逢，这才是其内在的原因。

一个痴迷、敏感、固执的诗人的两难选择。

他留在了香港。从情感来说，他只能如此。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此。似乎非此即彼的区分或选择，却因渗透个人种种情感的因素而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在历史大动荡之时，戴望舒面对着超出常人的难题：一方面他对内兄穆时英成为汉奸嗤之以鼻，公开予以揭露并与之决裂；另一方面他又苦苦爱恋穆丽娟，爱恋他们的女儿，承受妻子的误解与分居带来的痛苦。

诗人的心被撕裂了。戴望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所写的日记(1941年7、8、9三月，载《戴望舒全集》)，颇能帮助我们了解他对穆丽娟的那种痴情，那种对重逢的企盼，而这可能是决定他滞留香港未到内地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他写这些日记时，穆丽娟已与他分居，携女儿朵朵回到了上海。但戴望舒每天惦挂的是她们的生活，是如何尽量多、尽量快地给她们寄去生活费用。妻儿的身影挥之不去。无论在笔下，还是在梦中。

7月30日：“药吃了也没有多大好处。我知道我的病源是什么。如果丽娟回来了，我会立刻健康的。”

8月1日：“昨夜又梦见了丽娟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她总是穿着染血的新娘衣的。这是我的血，丽娟，把这件衣服脱下来吧！”

8月2日：“现在，我床头，墙上，五斗橱上，案头，都有了丽娟和朵朵的照片了。我在照片的包围之中过想像的幸福生活。幸福吗？我真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苦痛！”

(无月份)6日：“好几天没有收到丽娟的信了。又苦苦地想起她来，今夜又要失眠了。”

(无月份)13日：“见物思人，我又坠入梦想中了。这两个我一生最宝爱的人，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见她们啊！在想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我的心总感到像被抓一样地收紧起来。想她们而不能看见她们，拥她们在怀里，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啊！”

(无月份)21日：“丽娟，我是多么盼望你到香港来。我哪里会强留你住？虽则我是多么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但是如果这是你所不愿意，我是一定顺你的意去做的。……这一点你难道现在也还不明白啊？”

抱着重逢的期待，拥有这样心情的人，又如何愿意离开香港呢？个人情感把他紧紧缠绕，步履无法潇洒，脚下是一条总也走不完的窄巷。天上一直在落雨，窄巷弯弯曲曲，坑坑洼洼，通向迷茫的前方。戴望舒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这般蹒跚前行。

同样的留恋，即便在穆丽娟另嫁他人、戴望舒重组家庭之后，仍然充溢着戴望舒心中。1944年3月，此时香港已沦陷两年多，戴望舒在《过旧居》一诗中，写出他心中那种路过旧居的辛酸：

为什么辛酸的感觉这样新鲜？

好像伤没有收口，苦味在舍间。是一个归途的游想把我欺骗，还是灾难的日月真横亘其间？

几个月后，他写了另一首《示长女》，更加明确地抒写对往昔家庭温馨生活的留恋，以及因她们离他而去带来的惆怅：

人人说我们最快活，也许因为我们生活过得蠢，也许因为你妈妈温柔又美丽，也许因为你爸爸诗句最清新。可是，女儿，这幸福是短暂的，一霎时都被云锁烟埋；你记得我们的小园临大海，从那里你们一去就不再回来，从此我对着那迢遥的天涯，松树下常常徘徊到暮霭。

无疑，他的日记和这些诗句，是理解戴望舒宁愿滞留香港的苦衷的钥匙。

可以说，正是无法排解的惆怅，痴迷至爱的性情，种下了戴望舒日后的痛苦与烦恼。如此恩怨，绝非值或不值，甚至对或错所能判断、评说。只能说，它已成为戴望舒人生的一部分，是他的诗文的一部分。在解读他的生命与艺术时，这段历史的风声雨声，想必是不应忽略的片断。7

很巧，就在我在四方求证戴望舒这封“辩白书”期间，我去看望一位熟识的专营旧书刊生意的朋友，他送给我一张他收集来的照片。

我一看，上面有熟悉的徐迟，这是他年轻时参加一次婚礼出任男傧相时与新郎新娘、女傧相的合影。我喜出望外：“这可能是戴望舒的婚礼。”照片虽非原件，却也十分难得。

回到家里，对照徐迟的《江南小镇》中的描述，可以确定这正是戴望舒与穆丽娟1936年6月在上海举办婚礼时的合影。徐迟是这样写的：

婚礼在北四川路的新亚大酒店举行。我是平生第一次穿上了燕尾服。看来这也是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当男傧相，并穿上这种西式礼服。新娘穿了白色的婚服，长纱一直拖到地上，女傧相是穆时英的小姨妹。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张结婚照片。新郎官仪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新娘子非常之漂亮。我却幼稚而且瘦小，显得两只眼睛特别的大，有点滑稽可笑。女傧相可就成熟得多，一股风流蕴藉的样子，听说她是穆时英夫人的妹妹，和她姐姐一样的，那时还是哪一个舞厅里的一个舞女。还有两个金童玉女，是叶灵凤的侄儿侄女。婚礼进行得很隆重和热闹。

仔细端详照片，读戴望舒的“辩白书”，想到徐迟晚年的意外死亡，我有一种莫名的悲哀。生活变化莫测，世事难以逆料，照片上这些人后来的不同命运与遭际，不断地在印证着这一点。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世纪之星陨落了，陨落在世纪终结的前夜。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整整燃烧了一百年！能够像她这样，以不竭的热情在自己拥有的一角天空，默默地放射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教他们如何爱、如何为弱小者和善良者献出心力，既不宏大、亦不卑微，一百年不间断，以一以贯之的从容和平淡，燃烧自己、烛照世间的人，在这一百年中，即使不是仅见、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清王朝覆灭时，她是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她是青年；整个中年时期在离乱和忧患中度过。在动荡和苦难中，她造就了成熟的人生。饱经忧患的她，极大地延长了中年期。她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像的苦难并战胜它。坚持着，从充满噩梦的昨日，直至舒展开放的今日。在这世纪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她把这个世纪悲喜交加的漫长的暗夜带走了，而留给我们一个新世纪的熹微的最初一线光明。

在冰心的文学世界里，大海和母亲是支持这个文学世界全部丰富性的两个基本意象，冰心世界中的母亲的意象，是包容在大海这个大的意象之中的，她曾在诗中向造物者祈求，倘若生命中只有一次“极乐的片刻”，那么，她的愿望便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O五页)。清明月夜下的万顷碧波，荡漾着一叶扁舟，舟中是母亲，母亲怀中是我，这种安详、和谐、宁静的氛围，原是冰心的心境、情境、诗境的具形化，她一生都在用爱心关爱众生。她把爱心推及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她祈愿一切受难者有福。

在冰心的诗中，我、母亲、大海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各式各样的爱中，母爱是最纯真、也最伟大。母亲对儿女之爱无须特意表现，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子女对于母亲之爱的怀想与礼赞也如此。这是排斥了一切势利考虑之后的无私、无邪、无欲的高贵情感。冰心从母爱出发，推己及人一片婉转女儿心，传达的是人间的万种柔情。

大海的博大涵容，它的宽广胸襟可以装下世间万物，一切的苦厄、欢愉和忧思。它静如明镜，动有狂澜。在它万顷碧波、一览无际的宁静中，包蕴着震天撼地的伟力。它的激情也是内蕴的，却是夜以继日、无日无时地起伏涌动，若人的生命之树在常青！诚然，这位昔日的南国闺秀，有着一颗晶莹柔婉的女儿心，对母亲、对兄弟、对友人、对弱者。而大海的博大、雄健、恒久，却从另一面托出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高远和伟大。

在年序上，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在文学的经历上，冰心则是五四新文学的同龄人。冰心说过，是五四运动那“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槛，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压迫和呼唤”。(《从“五四”到“四五”》)冰心称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是“电光后的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冰心自述，她的创作活动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她开始在《晨报副刊》用白话文写作。第一次发表小说《两个家庭》使用冰心这个笔名。她的写作活动一直延伸到本世纪末。所以，她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同龄人，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活历史。冰心的整个创作活动无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缩影。她也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者。

五四运动出现了一批狂飙突进的猛将，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和周作人等。这些人站在时代的前列，高举文化批判的旗帜，面对中国系统而顽固的旧文化和旧礼教，指出它阻碍时代前进的保守性，以惊电迅雷的气势进行扫荡，从而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的新路。他们的勇气和激情，产生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产生于现实中的污垢和血腥。他们是登高一呼从者如云的英雄式的人物。他们的胆略和气魄，至今尚使我们为之气壮！这些先行者，他们给中国社会送来一剂疗救病症的“药”，这药是治“心”的，是“醒魂药”。他们承继了前人奋斗的遗产，这里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遗产。但他们推出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却是他们的前人所未曾造出的成功。

冰心不是这类英雄式的人物，她更“平常”。但她响应了和参与了这种英雄业绩的创造和建设。她和五四那一代人有一种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反抗和批判。他们同样是新时代和新潮流的推动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20世纪伟大的精神革命。伟大的五四精神其实质在对于旧文化和旧礼教的抗争。但五四并非一味地“破坏”，它有鲜明的建设精神；五四也并非一味地“激烈”，它的本质是温情的和人性的。这些本质在那些猛将身上，是隐藏着和潜伏着的，而在另一类“非猛将”如冰心这样的人身上，则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确定的品质。

这是充满幻想和想像力的一代人。他们从中国悠久的传统中走来，而又不满并质疑那一切，但在他们的创造中却又融进了并更新了其中有益的养分，他们未曾因批判和反抗而造成文化的“断裂”，相反，他们更生了中国文化，他们使自己成为中国最丰富和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人。

这个让人景仰的队伍中，走着我们的冰心先生。她是最先觉悟的那些女性中的一位。她接受中国传统的熏陶，她又接受了教会的和美国式的教育，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在她那里造出了奇迹。她起步于“问题小说”的写作，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她的创作服膺于“为人生”的理想；她受泰戈尔的启发，首创“随感式”的无题小诗，发起和倡导了中国新诗史的“小诗运动”；她用通讯的方式写散文，她的《寄小读者》开辟了散文的新天地，一种崭新的抒情文体在她的笔下诞生；冰心还是新文学中儿童文学的元老式的人物，她是儿童文学热情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冰心毕生都在这样辛勤地创造着，直到生命的晚景，她都没有放下她所钟情的手中的笔，而且愈到晚近，她性格中潜藏的刚烈之气愈为显扬。身居郊野，不忘天下，正气凛然，疾恶如仇。所作短文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竟有匕首般的犀利！让人不敢相信这些文章竟出自年近百岁的老人之手！

斗换星移，岁月不居，冰心走完她的百年人生长途，离我们去了。但她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颗不倦地燃烧着的星，这颗星已燃烧了一百年！她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雅、文采、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的精神财富。1999年3月1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虽曰末学：怀静农师二三事

想起台先生，就想起他的笑声。这该不止我一人如此。不过我还常想起他受的政治骚扰之苦。

我是1954年进的台大中文第，随后分别从两种读物先后得知他是鲁迅的学生，又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这两个身分在当时只需一项就足以招致特务缠身。

那时系图书馆里藏的线装书虽已残破许多，然而满满充塞七间书库，令人浑然忘其霉味；洋装书只几个玻璃柜，里面赫然摆着万有文库一套，倒像中学图书馆似的。总馆里日文书借阅需时；中文藏书总数依当时困乏的情形说似还差强人意，只是除了许多部订的旧大学教本及一时还用不上的参考书，再要找什么就不容易了。离开图书馆，五四以后的散文小说集是有一些禁而不绝暗中流传于小圈子之内，到底来源不广。辗转借来的新书几乎全是日文著作。在鲁迅作品的日文译本里，我好几次读到“我与静农……”之类的文字，知道台先生是鲁迅的学生，两人过从甚密。对他处境之艰难于是也就颇能想像，也偶有耳闻。大三那一年我终于忍不住问他屡受调问的情形。他说：“他们要知道我跟鲁迅的关系。我是鲁迅的学生，这是历史事实，他们早就清清楚楚。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声音低沉而略显激愤，神情极为厌恶。

在我大一下学期，系里还存着一些所谓“禁书”分藏数室，其中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十数册译著及全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都锁在第一研究室，罗联添当助教在那里坐镇。承他慨然见允，让我偷看，从中我又知道台先生也写小说，用力很勤，字字都是人间酸辛。那个时候我光有偷看的胆子，却没有偷偷告诉同学的勇气，再说我也必须守着偷看“禁书”的行规，免得传出去给罗先生、中文系、甚至这仅存的几本书招惹麻烦。后来我试着向台先生提及他的小说，他哈哈一笑，我于是也不敢多问。

曾有人说，台大中文系当年完全忽视现代文学，书都没有一本。我想可能是这些书在1957年不知道更藏到什么地方去，同学们连偷看“禁书”之乐都不可得而享，又不便归罪于有枪杆的，因而有此批评。就我对台先生的了解，我认为他在1960年不忿于雷震《自由中国》案，发而为台湾现代文学播种，在台大外文系数位学生创办的《现代文学》发刊的时会上，首开创作一课，为人之所不敢为，走访素不相识而且牵连案中、正受监视的聂华苓，约她主讲。聂著《悼念台静农先生》即是见证。不过她说：“台先生在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扭转了我的生活。他也许并不知道。”她显然没有领会到台先生对受迫害的人深怀同情。

上文说这些书在1957年才完全消失，有两个理由。那年年初我在第五研究室里翻到一本《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专号，破敝不堪，向来无人理会。助教陈恩绮说：“丢了可惜，要你就拿去”，我当然要了；又林文月在《静农墨戏集》的“编后记”里说，她进台大中文研究所(即1956年)之后在第四研究室发现一套《小说月报》，未几忽然消失不见了。至于为什么这些书在这个时候从研究室里绝迹，我不知道，只记得其前一年左右台大有好几个学生忽然消失不见了。再者那一届一口气收了八个研究生，分别配入各教授的研究室。系方或许顾虑到“探险”的学生一多，这些“禁书”竟要从此流传了开来，未免招摇。

欲语还休，出之以哈哈，听去跟他欢愉的哈哈究竟有点异样。台先生的笑声是当年台大文学院一绝。其黄钟大吕堂堂然示人心无滞碍、物无不可，洪融爽畅之至。世界上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人事问题。董同先生曾数度告诉我，在国内外他亲见的那么多机构里，只见过两个天堂，一是台大中文系，一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都叫他给碰上了。老同学中该有不少人听他说过这个话。跟讲究法制的洋人机构相比，史语所在傅斯年先生的霸才之下，台大中文系在台先生“太上，下不知有之”的无为之下，制度绝对谈不上严整。但“人存政举”，台先生的办公室里经常有系内系外的先生坐谈，全系在他豪放笑声中上下一片祥和。他的哈哈说得世故些是他的处事之方，从他为人的境界说是他有得于心而寓之于笑，与酒同功，而人事自化。

台先生的胸襟气度或可说是受北大的熏陶，然而不尽然。进德之事原就有人“生而知之”。他天性宽厚，器识高华，自然容易接受感染。如聘任聂华苓，不问背景，唯才是用，如此兼容在他是惯常作业。至其对苦难中人之仁厚，也不用远求于他的小说，从我同班同学黄美蓉《永不止息的爱》的几句自序，就可见一斑。她说大二时罹患急病，台先生自动商请沈刚伯院长写证明，免她交住院保证金，照顾她一如子侄。

至于修业之事，除非是神话中人，真实人物不可能“生而能之”，但也不是人人都事事经过“学而知之”的科班磨炼。就我所知，台先生之多能，竟多从“未学而偶习之”里得来。这个“学”，指的是在某先生传道、受业、解惑之下获得知识或技能。至如台湾闽南谚语所谓“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固然也是一学，根据此地的界说，直是“效”而已，同属未学。他从“偶习之”进而“时习之”，是无可奈何下聊以为寄托之计，并不是于一生的志业。

且先记一件类似樊迟学稼的细事。某一次，该是我出国前不久，与同学数人陪先生喝酒，从烟酒、营养，谈到早餐。他说向来不吃青菜水果，天天吃蛋妙饭，自己一早起来做，也给师母备一份，顺便给孩子们做点吃的。他说得极轻松愉快，而温柔之情洋溢辞间。我既受感动，又感意外，倒不是怀疑他会炒饭，却怀疑他会切葱花。他说“那没什么”，随口比划，手法竟然利落得很。我自小帮忙家事，厨房杂务早经学会了，但是刀功还是那回席上看先生比划偷学来的。

比起其他艺事来，这些琐碎家事于他自然都“没什么”。我想他虽未尝学然而专擅的艺能至少有下列数事。

头一件，众所周知，是他的书艺。台先生在苦闷中写字自道，成了近世大家。可是他在《我与书艺》一文中说小时候只临过短期间的帖子，没有真正学过书法。

我在大二的时候曾想跟台先生学治印。他说：“刻图章没什么好学；再者图章只是书画的附庸，也不用学；要学就学版画。”看他在《记文物维护会与圆台印社：兼怀庄慕陵先生二三事》一文里回忆说，民国十七年庄严先生好事，组织了个圆台印社，会员五人，台先生自己外，有董作宾等先生，都是他到了晚年还常念及的好友。开成立大会那一天，请来的两位老师做了示范，各刻了一章，从此未再聚会。后来五人中有人以篆刻为业，有人终身没奏过刀，台先生则断断续续刻了四十年。在那仅有的一会之前，台先生似乎也没治过印。

我婚前台先生说要替我刻一对图章。这是我所不敢希求的。虽然雀跃，可是我知道他的手时有酸痛，所以也就不敢真的拿印石请他刻。1977年我回新竹清华两年筹备中国语文系，多次到温州街看先生。有一回他意外地催促我赶决拿印石给他，说：“再迟就真要刻不动了。”我非常讶异，他把这个无足轻重的承诺在心中占据了十五年。但是这时候他手、眼都很吃力，我心里感激，可更不敢劳动先生了。

我结婚六年，雪真——也是台大中文系校友——怀头一胎。我向台先生报信，他即日作覆，说“足见要做太老师的心愿，不下于府上的二老呢”，还画了一尺幅红梅青兰，孤枝独茎，上题：“1968年5月7日得再发兄来信，写此志喜，即寄雪真夫人。歇脚庵行者。”到邮局投递路上碰到彭毅兄，嚷着说：“没意思，没意思！这封信放在口袋里好几天，忘了寄了。”彭先生写信来说真有意思。我们当初收到这幅画，一则惊喜，一则惊异。忝列门墙十几年，竟然不知道他也作画。与人交游而能赢火弥新，除了一己的情与操，还看志与学。台先生资源丰赡，到温州街的访客各闻其所闻、各见其所见而去，每次见到的旧主人都是新主人。

庄申著有一文，题为《且当放怀去，行行没余齿》，介绍台先生的《静农墨戏集》。据他的材料，他推断台先生“最早的梅画，是款署甲寅(案即1974年)的那幅孤枝”。这么说来，我们得的这一幅是他现存有款可据的最早作品了。1971年我回史语所一年，得便问他习画的经过。他说：“没学过。书画同源，笔法相同，不写字的时候就画着玩。”然则他于此道“玩”已多年了。我质疑说两者布局不同。他说：“差不多，看看就会了。”看——如果看的是谱帖，则又叫读——向来是学艺必经之途，可是真要不经点撬纯任下看，其人就必须有兼人的天分了。

歇脚庵里摆有仿汉陶俑，极精致雅静。雪真问他哪里买的，他说是自己做的。这无疑又是一手“看”来的功夫，不过似乎只专心致志一段时间，后来搁下了。

台先生写小说，也一试有成、勤奋数年、而终不愿长久从事于斯道。有一回我曾以此相问，他也说：“没学过。拿人家的作品看了两本就开始写了。”这些都是师生之间的私房话。实际情形是，对学生他一边说没学过，一边则“未尝无诲也”。例如尽管他写文章说没有资格教人书法，但我们同学当中，我知道他不止教过雪真一人。当代画家中，也有多人师事先生。学生之外要是有人请他教小说创作，我想他第一句话多半还是说自己学都没学过，哪能教人？这是他为人谦抑，绝非标榜未学。

虽然如此，这次他的话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这番回台前在西雅图华大任职两年中，李方桂先生在私下曾不止一次告诉过我类似的话。他说：“语言不用上课去学，自己拿书念念就行了。”赵元任先生也有如此异禀。这几位师长虽各有所专，而同样得天独厚，治学处事，一派优裕从容，深得“游于艺”之趣。就说台先生吧，他步一步，我必须趋而又趋，而终究还是瞠乎其后，不得进窥堂庑之美。(草于回台参加台静农先生百岁冥诞学术研究会机上，回美后卒成)

清风明月，高山流水

俞平伯先生故去了，他享有九十高龄。照中国的旧说法，应该说这是“顺事”，但是俞先生在我心目中占有特殊的位置，我还是不胜悲戚。

我在少年时候就读他的新诗《冬夜》、《西还》等书，当时许多篇可以背得出来：“养在缸中，栽在盆中，你的辛苦，我的欢欣。”像这样的诗句常常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发，因此我至今还能记得这些诗句的大意。朱自清、俞平伯是五四运动的两位新作家，新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广大青年有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30年代初，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俞先生是中文系的讲师。我要在这里说明，在我们那个时期，讲师和教授在我们脑子里是一样的崇高，没有什么高下。那时俞先生住在南院，他同余冠英兄住处同院，我常到南院去。俞先生往往热情地要我到他屋里坐谈。谈的时候完全是把我当成朋友，虽然我比他年小很多。我们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而且他一点也没有把我当成学生看待。他主动地写条幅字给我。那时他同周作人特别亲密，并代我向周作人要了四张屏条。他们的字都写得认真工整，可惜以后多次搬迁都丢掉了。他有个人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昆曲。他请了一位年老的笛师，常常在星期假日全家人都到圆明园废墟去呆一整天。我很喜欢他们唱的曲子。以后清华请了溥侗(红豆馆主)先生，开了教唱昆曲的课。我受俞先生的影响，也选了这门课。可溥先生对学生要求过严，我慢慢地就退下来了。俞先生知道了，也没有责备我。我选过俞先生两门课，一门是“词选”，他讲的内容绝不是考证和诠释词句，而是用他自己的感受引导我们来欣赏这些名作。比如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我们问什么是“伤心碧”，他讲了足足有半堂课，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的感情加上他自己的联想，使我们能在一个广阔的领域来体会作品丰富的情思。他的这些见解都收在他的《读词偶得》这本书里。他对我的重要的影响，就是叫我拿起一种古代文学作品来总是先从鉴赏方面来探索，而对当时流行的考证或注释不怎么感兴趣。朱自清先生也说：“你不适宜做考证工作”。这不能不说当时是受俞先生的影响。有一次余冠英兄告诉我，他做了一首词，其中有一句“两瓣黄叶走墙荫”，自以为这句词很好。但俞先生说，好是好，可不入格。可见词是有“格”的。而我还没学到这水平。

俞先生还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小说史”，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他的教法很特别，是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如鲁迅的“小说史略”，胡适的关于中国明清小说的考证，以及其他的零碎资料指定叫我们自己看，进行思考和研究。甚至同顾颉刚、胡适之一封有关的通信也印发给我们参考。他自己要上课的话，就叫注册课贴一张布告说俞先生那天上课。不贴布告，他就不上课。他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两个星期没来上课了，你们对小说研究有什么收获？我这两个星期对小说研究得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说完了，他就点头下课，往往不过15分钟或20分钟。当时我们对俞先生这种教法是最欢迎的了。因为他安排我们和他一块儿来动脑筋，读作品，收集资料，研究作品，而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被动的受教的地位。

俞先生在北京文化界里，人人都知道他和周作人最亲密，而且很尊重周作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北京的时候，周作人被拉下水去。在这点上俞先生绝不受影响，他巍然自主，一心帮助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和爱国人士，从不考虑自己的安全，全力相助，使他们达到目的。这不能不叫人肃然起敬，设身处地，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建立欢喜得像个小孩一样。

1954年忽然来了个《红楼梦研究》批判，正是以他为主展开的，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他像平常一样，不显出紧张和反感。他说：“我正好趁此机会好好地学习。”第一次批判他，是在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持人是郑振铎先生，他点我第一个发言。我把这次会当成一个学术讨论会。因此，我对俞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提了几点意见，对李希凡、蓝翎两位的文章也提了几点意见，表示参加讨论的意思。当时有几位，都是我的熟人，狠狠地批判了我一顿，说我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战斗的时候，站在中间向两边放枪。休息的时候，我问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郑先生笑着说：“你年轻的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可是周扬同志坐在旁边，没有作声。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我的发言很好。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同志也不认为是政治问题。后来这个批判运动大大发展了，俞先生就说我不应该那样发言，也是思想落后。

回顾俞先生的一生，我在一首悼念他的诗中说他平生略如“清风明月，高山流水”。这是他留在我心中的风仪。我认为我对他这个比拟大致不差。

追忆俞平伯先生的治学作文之道

1990年10月15日中午十二时五十五分，平伯老师安详地走完他九十

一

这使我回忆起1985年春天偕《文史知识》编辑部两位青年朋友去采访先生一段往事。当时编辑部早就想请平老写一篇谈治学之道的文章。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又因中风后执笔不便，于是决定派人采访，由先生口述，然后整理成文。但青年朋友同平老不熟，不便冒昧造谒，便求助于我。所以那次采访我亦在座，而且根据平老所谈整理成文后，也是由我审读校订的。这次检出这篇发表在1985年第八期上平老的遗作，重新反复披诵，感到这是先生晚年十分重要的一次谈话(或说一篇文章)。我现在所写的这篇拉杂零乱的小文，不过是先生的那篇遗作一个注解罢了。

回顾先生前半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学的讲坛上度过的。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才潜心从事研究工作。当年在各大学里所开的课程，自群经以至于诗词小说，范围相当广泛。清人治学，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说先生是辞章专家，自然人无异说；但若称先生为思想家或考据家，则人或有疑焉。其实先生之于义理与考据之学，不仅功力勤劬，而且多有创见。我在课堂上就听过先生讲授《论语》、《孟子》诸专书。70年代，先生同我曾谈及《论语·樊迟请学稼》一章，认为与《论语·宪问》中“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章同义。其说实发前人所未发。并由此谈到禹、稷、颜回“异地则皆然”的道理，先生更举辛稼轩词以诸葛亮、陶渊明相提并论为例证，使我得到极大启发。足见先生之邃于义理之学。先生于史书虽未开过专门课程，但论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羽扇纶巾”句认为不指诸葛亮而应指周瑜，说稼轩《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而涉及宋人南渡史实，皆具高见卓识。先生早年著《读诗札记》，于《毛诗》之外旁及三家诗；晚年注释《唐宋词选》，考订典故出处亦极谨严缜密，不少引文都是听先生嘱咐由我亲自代查第一手资料，然后反复写定的。足见先生之邃于考据之学。然则先生治学的态度与途径，究竟该用什么话来概括呢？我想，在上述的先生那篇遗作中所援引的司马迁的话：“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用来涵括先生一生的治学方向，是再贴切不过了。夫真正“好学”者必博览群书，这在今人已难做到；至于“深思”而能“心知其意”，则不仅求与古人著书原意相合而已，许多创见新解，实必皆从此出。如我曾屡次引用先生在北大课堂上说过的话：“古人的诗文，有‘写’出来的，有‘作’出来的。”闲闲两语，囊括古今，等于给所有的作家的创作实践做了极精辟然而又极浅显的总结。执此以探研古往今来的名家名作，则无往而不适。这才是真正的“心知其意”。

先生早年所著诸书，我大抵通读过。只有一部分诗论之作，从未辑入集内，因此也迄未寓目。最近浙江人民出版社拟印先生全部诗稿，诗论部分亦一并采入。主编同志嘱我撰序，把全部书稿送来供我阅读，这才算补上了这一课。结合这一部分新读的文章，并通过四十余年立雪师门的感性认识，我以为先生做学问有三个特点。一曰“不苟同”。这不仅表现在对时贤或门弟子的观点见解不轻易随声附和，就连对先生夙所尊敬的老师，20年代初期的周作人，也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严肃态度。如先生在1922年4月发表的与周作人论诗的公开信(见《诗》第一卷第四期)即是如此。这封信里凡有不同意周作人观点的地方，都一一进行了阐释驳辩。又如五代词人冯延己，今人多从新说径作“冯延巳”，先生撰先《唐宋词选》初稿时亦从之。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唐宋词选释》。先生却把“巳”字又改回“己”字。这过程我是十分清楚的。从20年代初的公开信到80年代初的对词人名字的考订，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体现了先生治学“不苟同”的精神。但不苟同并不等于固执己见或主观臆断，先生做学问的第二个特点恰好与第一个特点形成了辩证的对立统一，即一切服从真理，从不坚持己见。就连我们做学生的某些意见，只要言之成理，先生也都认真考虑，从不饰非护短。先生讲《羽林郎》，对于“不惜红罗裂”一句的“裂”字，多年来一直坚持讲成与《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的“裂”字同义，并引杜甫的《白丝行》“裂下鸣机色相射”为证。但到晚年，主动修正此说，认为自己从前的讲法不确。可是对于全诗的理解并未改变看法，于末句“私爱徒区区”仍不从俗说。可见先生的不苟同与不坚持己见是一种正确的治学态度的两个侧面。有一次先生对我说：“《唐宋词选释》中有一处欠斟酌，应从施蛰存说。李煜词：‘窗外芭蕉三两窠。’‘窠’与‘棵’并不相同，应解为‘簇’。施说是。再版时应当改过来。”施先生因听过平老的课，多年来对平老始终执弟子礼，而平老则不以老师的身份而自居人上。相反，对施先生的意见倒体现出老人从善若流的美德。老一辈学者的这种谦逊态度实在值得学习。

先生做学问的第三个特点，我以为，也是最难做到的一点，即“能宽容”。能宽容的表现方式不一，不好议论人之长短，不随意臧否人物，正是“能宽容”的一个很重要的侧面。我于侍座之际，每好评论时贤道文章，先生如不喜之，即沉默不语，亦无表情。我只要见到先生如此，便立刻更换话题，先生随亦改容相待。这种无言之教对我无疑是一种针砭，我当终身铭记不忘。自1954年以来，由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先生受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与冲击，这在常人是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的。然而三十多年间，先生对这种“大事”从未在私下谈起过，也从未因此流露出任何委屈和不悦情绪。先生的这种豁达胸襟和在学术上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只有两次对别人的称誉加以否认。一次是有人称先生为“红学家”，先生不同意。先生说：“我做学问并不专主一门，怎么说我是‘红学家’！而且研究《红楼梦》是否能称‘红学’，还值得考虑和商榷。”后来先生的哲嗣润民兄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说我父亲是‘红学家’，实在把父亲的学术成就贬低了。父亲一生做学问，岂止研究《红楼梦》一个方面！”我以为这话很对。先生对于群经，对《文选》和六朝骈文，对古典诗歌，对唐宋词，特别是对周邦彦的《清真词》，以及对于小说戏曲，无不具有精深独到见解。他的著作也不仅限于《红楼梦》一个方面。说先生是“红学家”，实在有点片面，确实把先生学术成就的范围缩小了，因而先生的学术地位也被贬低了。所以先生不同意是有道理的。然而不可否认，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确有特殊贡献，把《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区别对待，是先生早年治《红楼梦》的一大业绩。先生在1985年对《文史知识》的两位青年朋友的谈话，可以代表先生晚年对《红楼梦》(包括对所谓“红学”)的看法：

……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对《红楼梦》，既不好学，又不深思，怎么能心知其意呢？《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了。

最后两句话，我以为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

1990年1月4日(即农历己巳年腊月初八)是先生九十寿辰。我提前几天曾到寓所去看望先生，在闲谈中先生同我谈到了《红楼梦》。有两点看法与先生以前的见解是不尽相同的。一是《红楼梦》的价值并不像现在有些人吹捧的那么好，那么高，其中还有不足和可议之处的。二是《红楼梦》在流传的初期长时间没有刻本，封建统治阶级也并不欢迎它，一度甚至还有被禁绝的危险；可是后来突然冒出了刻本，即现在通常所说的“程甲本”，而这个本子却不是八十回而是一百二十回。由“程甲本”而“程乙本”，中间的距离也并不长。可是这个刻本一问世立即不胫而走。因此先生怀疑，这个一百二十回的刻本乃是“钦定”的“官书”，它已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这两点，可以说是先生对《红楼梦》最后的也是最新的评价，所以我不惮其烦地在这里把它们记述下来。

还有一次，是我在写《俞平伯序跋集》的序言的过程中，先生对我说：“有人认为我写文章受晚明小品影响，这与事实不符。大家都知道知堂老人曾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我是知堂的学生，于是人们认为我写文章也是晚明一派了。其实这是不虞之誉。我虽整理过《陶庵梦忆》和《浮生六记》，但我自己写文章毋宁说是受六朝骈文的影响。因为我确实学过也写过骈文。”先生在1985年的那次谈话，也提到了写文章的经验。他归纳为四句话：“文无定法，文成法立，声入心通，得心应手。”这四句话我在40年代初谒师门时即已听说，可以说是先生一生创作理论的一个总纲。先生对两位青年朋友说：“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我则认为，这十六个字已经把写文章的道理概括无遗，根本不需要另费笔墨了。如果我们根据这十六个字掉转头去仔细研究先生的创作道路，并总结先生对文学的贡献以及他的成就、业绩，我想一定会得出更新、更深、更切合先生创作实际的结论来的。所以我说，先生在1985年的这篇谈话确是研究先生治学问和做文章的重要文献。1990年10月，写于平伯老师逝世后第七天

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

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个老小孩。7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姑姑请吃烤鸭，地点在西单附近，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正吃着，姑姑低头说，隔壁桌上的老先生，好像是俞平伯。我大伯母也在，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当然是他。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已过去，正处于相对平静。大家偷偷上馆子，朵颐大快，熟悉的人见面都不打招呼，因为吃喝毕竟有资产阶级的嫌疑。我当时半大不小，只知道这老头是毛主席亲自点过名的。或许面对面的缘故，印象最深的是圆圆的大脑袋，穿着旧衣服，看上去像个淘气的老和尚，胃口极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

后来看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提到当时的下放：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

看了这段文字，心头也不由得“不忍”起来。想当年的高干子弟，当了知青回京探亲，去莫斯科餐厅或者新侨饭店吃西餐，因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惊人让服务员目瞪口呆。饱汉不知饿汉饥，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平伯猛吃烤鸭，大概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老夫聊发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显然遭遇了一番磨难。他在干校待了一年多时间，搓搓麻绳，看看厕所，干的是轻活，毕竟年岁不肯饶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已有不少文字报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赋诗记录：

炉灰飘坠又飘扬，

襄早黄昏要扫床。

猪矢气熏柴火味，

葸般陋室叫“延芳”。

螺虫师壳里且盘桓，

墙罅西风透骨寒。

出水双鱼相照活，

葸般陋室叫“犹欢”。“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过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俞平伯永远有一份童心，即使“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堪的日子，也能平静对待，无怨无悔。我祖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写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却怎么也叠不整齐，马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我祖父非常喜欢俞平伯的字，来信总是读了又读，有时候还给小辈讲解他的书法好在什么地方。俞平伯与祖父有着70年的交情，最近出版的《暮年上娱》，收录两人晚年的通信，厚厚一大本，竟然有45万字之多。老派人很讲究细节，偏偏俞不拘小节。俞家是江南名门，数世单传养尊处优，一向由用人伺候，像叠信纸这种书童干的活从不往心上去。

俞平伯早年曾与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可是出去没几天，就仓皇地跑了回来。学费当然是个问题，没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说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约算不上冤枉。俞平伯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记得“文革”后期，有一次请他吃饭，来了几位老先生，都是会吟诗的，吃着喝着便诗兴大发，抑扬顿挫朗诵起来。做小辈的轮不到上正桌，俞平伯吃着吃着，突然童心大发，离桌来到我们这帮孙子辈面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我只记得怪腔怪调，一句也没懂。

俞平伯是个典型的才子。记得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大学问家，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于名师。俞平伯两条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国藩弟子，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是新派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常把他尊为一家。平心而论，他的散文并不算太好，文白交织有点拗口，还有点洋腔洋调。说好，是因为有才，说不好，是因为略有些卖弄才。

当然，卖弄才也是孩子气的另一种表现。俞平伯的看家本事，还是旧学根底。他的文言文炉火纯青，对唐诗宋词有独到的领悟能力。他的字和旧诗都是一流的，同龄人中间，达到同等高度的人并不多。俞平伯生于上世纪的千禧之年，在他所处的时代，旧学问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结果他一身好本事，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展开。不管怎么说，还是属于幸运，针对上个世纪的动乱，好歹也是善始善终，虽然不得志，却还算不上太“郁郁”，因为他一直活得比较天真。

看朱自清先生日记，常可以看到俞平伯闹加薪。他们是好朋友，朱自清当了系主任，俞平伯要闹，当然是纠缠他。朱颇有帮不上忙的苦恼，在清华，没有洋文凭，照例要吃些亏。少爷脾气的人通常不太会过日子，公子哥儿都是花钱的主，用钱胜于挣钱。上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得天下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持赞成态度的重要原因。历史地看，虽然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人民群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俞平伯不止一次受到批判，最著名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还有“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干校，说到底还是公子落难的小插曲。他的生活待遇大多数情况下是好的，是一级研究员，是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没有《红楼梦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运动中点他的名，俞平伯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世俗影响。败是这本书的批判，成也是这本书的批判。本来很简单的学术之争，于是上升为一场阶级斗争，而《红楼梦》也逐渐成为“显学”，谁都来插一杠子，都想成红学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学热闹非凡，动辄又把俞平伯当名角搬出来，真让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岁，死前得到了很多荣誉。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到50年代初期，俞平伯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这一出版，很快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平伯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忆俞平伯

我的开始与平伯先生通信，大约是在1940年。抗日战争后期，鲁迅先生的遗族因生活困难，有出售先生留在北京藏书之议。风子兄等几位受许广平先生之托，去北京劝阻并处理此事。顺便也访问了平伯先生，请他写一张字，回沪后裱好挂在书房里。我看了非常羡慕，觉得实在是写得美极了。记得写的是临褚河南的《枯树赋》。就冒昧地寄了纸去，也要求照写一张，不久寄来了。果然神采飘逸，秀色夺人。这是一个短卷，用的是染了色的宣纸。这正是我当时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以为染了色的纸总显得更为古雅，其实是弄巧成拙了。这张字没有付裱，夹在一本书里，历劫尚在，真是极大的幸事。原题“丁辛亥夏日，黄裳先生属临，即希在之。德清俞平伯”。下钤“德清俞氏”朱文方印。此印后来亦未遗失。1983年平老寄赠《论诗词曲杂著》时，卷首所钤仍是此印。

也就是在这前后，平伯先生又寄来了他手写的《遥夜闺思引》，正与写《枯树赋》同时。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用珂罗板道林纸影印，用两束红毡线订成一册，别致而雅洁。用“仿绍与本通鉴行格”纸写版权页题“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再版影印共叁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定价国币拾贰万元”。伍、再、叁、拾贰等字皆空出，别用铅字红印。我不嫌琐细抄下这些，实在因为这本小册子也已是罕见的珍本了。这是一首纪事抒情的五言长诗，但不易理解。诗现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中，书前叶圣陶序中说：“抗战时期，他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寄到成都给我看，我看了不甚了了。后来在北京会面了，他把这首诗的本事告诉我，把各个段落给我指点，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已经理解了。这就是差距。”连叶圣老还不甚了了，就无论我辈后生了。不过字写得实在美，真是风神绝世。我就是当作帖看的，虽然没有临习过，也自知不是写字的材料。自然也欣赏篇中的清词丽句，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从此，就经常有函札往来，平老也偶尔写示所作。检点旧藏，还剩下了两幅，除已印入我的《珠还集》的一首已辑入“诗钞”外，可补的佚诗还有六首：

棠梨玉倚沁园开，一似晨妆梳洗才。

雨甚风斜和粉泪，悄无蜂蝶过墙来。

三春花草轸离忧，婪尾犹堪敌素秋。

榴蹙红巾荷透水，合昏香满小庭幽。

南都城郭夕阳残，西望谯门指点间。

向晚青连江上驿，居然重睹六朝山。

(此纪梦之作)

佳游多半凤城西，出郭应知往迹迷。

桃瓣凋零新杏蕊，夕阳含雨又凄凄。

落英无主任风飘。飘堕泥口色尚妖。

重见红芳春烂漫，轻翻胡蝶恋花梢。

畸微名姓写春波，伫久河桥眼倦搓。

惆怅兰桡归未定，海云消息近如何。二

1950年我到北京，曾到老君堂访问。这是我与他首次相见。当时我在报纸编副刊，就顺便问他约稿。他当时经济情况好像不大好，也想作文换点稿费，但苦于没有题目。我就提出他早年所作《红楼梦辨》绝版已久，大可修订重写。他欣然答应了。于是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几章就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我还保存着几页原稿。他是不喜欢用稿纸的，随手抓着什么纸就写，大笔行草，辨识不易。不料竟因此而引起后来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至今还觉得歉然的。这事他也不记得。我在《榆下说书》中曾引用他1950年一信，谈《红楼梦研究》出版经过，他读后给我的信说：“引第五○年书，可知重印《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可供谈《红》资料，亦第一手资料也。”

这以后就是二十多年的暌隔，音信不通，直到70年代后期，才又恢复通信。检点手边尚存的残零书札，竟还有二十来通。最早的可能是下面一书：

黄裳先生：奉5日手教，多承奖借，不胜愧荷。而谈言微中，窃有喜焉。30年真如弹指，而世变之亟即在其中。曾有《鹧鹄天》云，“正道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诗稿八卷，佚于丙午，前尘往事，过眼飘风，不复。措意焉。

缀辑词稿仅得数十首，亦不甚完全而所失不多。若海外印成，缘法亦可喜也。书中言往岁为公写字，均已不存。涂鸦何足惜，风雅意之焉。附奉前年所书南洋复制《如影》一册博笑。匆匆不尽，即候撰祺。平伯，3月13日。

谈红大作惜未得读，又及。《如影》是他手书的近作，在新加坡复印，其中颇有斥责动乱中群丑之作，是诗人晚年干预生活直抒胸臆的作品，并未收入《旧体诗钞》。1960年以后的诗，作者是想另编一集的。从这时开始，我就又向他索书，前后所得不少。但已不再是早年的面貌，转为苍劲朴厚。1980年6月12日信说：

黄裳兄：惠两函次第收到。冗病迟答为歉。周姜二集皆珍品，容留读再奉上。谢刚主曾来，示之，伊更赏白石集，云难得。弟于版本是外行，其鉴赏当非虚，承惠南湖春雨图照片，弟夙慕娄东歌行，尤喜鸳湖曲，得之何殊拱壁，多谢多谢。近与圣翁摄影，又题俚句，一并尘览。复颂近安不具。平伯，6月10日。

又用诗笺写海棠诗一首，题为“八○年四月海棠花前偕圣翁留影五言一首”诗云：

海棠稍蜿晚，天气渐清和，

并立花间影，心期快若何。

我藏有周清真姜白石词集，因平老甚爱美成，所以寄去请他一看。周集是新刻，但由费寅手度王幼遐、朱古微、郑大鹤手批几满，底本多假得于嘉业堂刘氏及其他海上藏家，是很难得的。姜集则是康熙中武唐俞兰所刻，是少见著录的本子。难怪谢刚主要说它难得。“南湖春雨图”是吴梅村的手迹，上端有自书“鸳湖曲”全诗，与通行集本有异字。画为过云楼旧藏，后归上海博物馆，我设法得到了一份照片，在喜读梅村诗的人一定会大有兴趣。与此同时我还把俞氏家集两种寄去，于1980年10月19日得复书云：

黄裳先生左右：赐书及珍本多种，次第收到。其中曲园公金缕曲单行本，曩所未见。家姊遗诗，刊版亦早零落矣。知有损惠之意，心铭奚似。蜗居芜杂，弟衰病，不如仍归邺架，庶几物得其所，寒门与有荣焉。弟涉猎殊寡，於版本芒无津涯，未敢妄涂，惧伤佳品，当谨为葆存，暇日披寻，可祛尘氛，其拜喜惠多矣。港新晚报(9月27日)载郑逸梅君文谈弟儿时事，未知见及否？匆答不具，即颂撰祺。弟平伯启。10月19日。

同封又一信：

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署名“阳湖管贻树荃”。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字决不误。得校正比一家，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三

数日后又有一信，附来《浮生六记的两个问题》一文手稿，也谈到题词人的名字，有“一字之差，关系匪浅”之语，又校正题诗异字，并推定沈三白的卒年。这一册晚清人的诗集，到了他手里，就能发现不少胜义，于此可见平老治学的严谨。

我曾从琉璃厂得到过一些旧纸，大都是从清宫中流散出来的高丽五色笺，其中有一种用小封套装起的高丽镜面纸，每只一元。不知道用途，推想可能是皇帝用的便条吧。这些旧纸因为没有字，在抄家时被放过了。就寄给他求书，他写来的是一副联语：

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

相逢一尊酒，却说游园杜丽娘。

原附有小注。上联云，“民国初年，梅畹华初演斯剧，得往观场，未相识也。”下联云，“晚年于萃华酒楼座谈《牡丹亭》，拟赠以此联，而君艺名千古矣。”

此幅书于“庚申1980年3月”。极工致，在我所见平老的晚年书中，是极难得的经心之作。联语提到《牡丹亭》与《红楼梦》，都是梅畹华的名剧，也都是平老潜心欣赏玩索数十年的名著。绾合得实在太巧了。平老喜拍曲，尤爱《牡丹亭》，曾写数文研讨，想来他们在席上相逢时的谈话一定是欢畅的。而他对梅的倾倒与伤逝，也在寥寥数语中显示无遗。这一幅小笺，实在是可当三绝而无愧的。

我又藏有曲园致朱之楱手札九通，都是写在自制笺上的，曾托君武带去，拟持赠平老，他复信辞谢。1981年冬一书云：

黄裳兄：久疏书候，为念。顷由华君武同志转到去岁12月20日手教，并蒙见示先曾祖手札九通，感谢感谢。(当暂存，俟与书籍并取)盖作于光绪癸卯以后。有一书说到先舅氏善侯赴松江省亲可证。朱公盲目而公事极精干。苏人称“朱瞎子”，有名。弟儿时闻之颇熟，未能参谒。即使见过亦忘记了。盖是道班，管牙厘局，书中故向之借小轮拖带。屡署臬篆，皆呼为臬台，是否实授，未详。弟自今岁2月7日内子病殁，心绪至劣，久抛笔砚。近为“烹饪”杂志写一文五千字，记京杭往迹，说些外行话亦可笑。匆复不具，即颂著祺。平伯。5月6日，立夏。

曲园札九通已托友人转赠新修好的苏州曲园，不知已陈列否。这封信却可当作跋语，有许多事是很少有人能知道的了。俞夫人新逝，他的心绪甚劣，又能执笔为文，可见已渐归平复。这篇刊于《中国烹饪》的长文是《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是他晚年写得最长的文字。我已取来收入《俞平伯散文》中。下面的一信又谈到沈三白。

黄裳兄鉴：前寄奉《振飞曲谱序》稿本，谅已邀。昨奉惠示《拜石山房诗》珍之本，感谢，感谢。有关沈三白事迹，曾见近人文中征引，顷始得见原书，为幸。诗中记琉球归，似曾小住京华。其后应聘如皋，十年作幕。诗题未言何年祝寿，盖六秩也。卒年当近七旬，可补记载之缺。

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赝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

前梦见一扁额，颇似小说，而义尚可通。承海外友人潘国渠君为书之。今附上照片一帖博笑。即颂冬安。弟平伯，十一月十日。(1982)

平老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但仍随时注意评论界的新动向。这里对前些年“发现”的“悼红文物”，干脆地予以否定，并以“考订”不休为怪，可见他的看法。所谓梦中所见扁额，为“汐净染德”四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同年11月20日信，又谈到“红楼”，有一节云，“弟自六六年后，即未作文谈及，惩羹吹，或未惬舆评，而窃自喜。公谓如何。”对曹雪芹小像真伪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不介入，是他晚年一贯的态度。同年12月3日明信片中也有这样的话，“红学一名本是谐谑，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明年上海将搜辑拙作旧稿三种，所谓‘炒冷饭’，良非鄙意。属为前言，均却之，代以二诗。”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印行了他的旧作三种，把可能搜集到的文字都收进去了，对读者是一大方便。他对这种重刊旧文的办法，持“中立”态度，既不赞成亦不反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拟编刊小文库，要我代选平伯先生散文，写信去问他是否同意，得复书云：

黄裳兄：久未通候，时念。欣奉来书，知百花书店将出散文选，近时通行，我对炒冷饭不大感兴味，而来者不拒，只不参加意见。今得吾兄主政，足增光宠为幸。出新意选之不蹈科臼尤佳。弟总赞成，无他见也。定后先赐选目则尤妙。来书提译本《六记》序，是否即《学林浸录》八集所载？忆其中尚有些讹文，未知入选否？文虽短而颇自喜。总是卮言，乃于写序时将作为线索，具见卓识，欣且愧之，固当同意，且以先睹为快也。近无写作，只有一短篇曰《虎丘，剑池》，将以原稿载《浙江画报》(明年2月)。惮繁言，总是简。承誉“切时弊”，其实是躲懒耳。编辑时如有疑，则随时示知。余不一。复颂著安。弟平顿首。十二、七。

对于散文的编选，他还是很关心的。曾有不少信谈及，1984年1月3日有长信。

黄裳兄：二函详尽，不殊晤谈为快。各件均附还，分别答复如下。近颇重印拙作，如“选集”、“杂著”等等，我持中立，不赞助也不反对；因久遭批判，不便表态。今次编选得兄主持，可谓深幸，而事同一律，亦不拟多参意见。兄放手作去，我都赞成。

一、选目同意。中有二篇可商。各处选本皆未涉及《红楼梦》文字。“十二钗描写”一文曾于运动中大闹一场，入选是否有碍？盼郑重考虑，或商之出版社，如皆认可，弟不反对。文见《文学评论》约在六三年、六四年左右，亦易觅。《振飞曲谱序》手头无底本，古籍新刊本杂著内有之。弟意或可不选。以此篇全用文言，昆曲知之者少，而其书又不甚佳。如“絮阁”文字不全。简谱亦不适用，而拙序勉徇作者，表示赞成，亦曲笔也。闻字数已超过，删之似属无伤，然否？“无题”二篇，冷僻难懂，承兄保存，谢谢。可入选。如查《文学》杂志期数，即可知年月，且已在原稿中注明。剪报中文字标点，稍有订正，希察。稿已久忘，读之如同隔世。尊撰“编后记”清简扼要，在千言中表达出来，尤属非易，为佩。文字小节遵命略有涂抹，勿罪是幸！

手头无稿，去年十一月有小文付《浙江画报》，云将于二月刊出，底稿尚存，附博一笑，或未宜中选也。古籍要出《论诗词曲杂著》已见广告，样书未来，他日当奉赠。

圣兄近开会，精神甚至健，远胜于我。所云《日记三钞》出否未详。近其长公子至善，以胆病住院治疗。匆复不尽，即贺春禧，弟平伯顿首。一、二九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说过重印旧作，不干预，不表态，但还是关心的。自受批判到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庆祝会止，并没有正式为他平反，那么他的“心有余悸”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论十二钗描写一文是我深深喜爱的。这是他的着力之作，是一篇难得的文艺批评，在汗牛充栋的红楼赏析文字中是少见的。写得如此深入细腻，入情入理，可算得是说理文的极致。我并没有什么顾虑，也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但终于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是删去了。《振飞曲谱序》是按照他的意见抽去了的。五

他对用简体字也有自己的意见。曾说，“用简体排，但有些字合并，令人无所适从(如作适，则洪适与胡无别，亦无上下文可看)，不知能酌量”另铸字否？(1984年9月24日信)又说：《振飞曲谱序》未知收入否？假如已收入，请为注意此文末行有‘仆少悦里讴’句，‘’今简体作‘仆’，而改铸不便，则不得已改‘余’或‘予’均可，作‘予少悦里讴’，这样未免倨傲，然亦无法，以本非我意也。(1985年5月27日信)为一个字特地写一封信来，可见他的认真。《俞平伯散文》出版后，他还寄来王华所的一张刊误表，其实错字还远不止这些。正如他在1984年7月9日信中所慨叹：“近刊多而印刷乱，览之有望洋之叹，奈何！”

1985年6月20日信片云：

黄裳兄：新著连翩，每荷分惠，俾快先睹，甚感。如《过去的足迹》，弟已看熟。不瞒您说，我已偷写一谈《圆圆曲》的小文，以论点含糊，不敢示友，况付刊受。《鸳湖曲》大文正在浣诵。我初读是篇，喜其清丽，及研求本事反感空虚，盖事有难言，不得已也。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公谓如何。

这篇谈《圆圆曲》的文章，写好而不愿发表，我不曾读到，推想也还是怕引起麻烦，其实谈三百年前事与当前政治有何关涉？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动乱留下的影响之深。关于此文，同年8月1日信又曾说及：

黄棠兄：以多病体弱，久疏音问，歉悚。于梅村诗别具新解，不辰伯西谛之赏音矣。若此正是“勇气”，可谓先得我心，诵深荷。名为“传来消息满江乡”的《圆圆曲》，虽有三题，并无一目，恐难餍观者之望，不过姑备妄说而已。盖叹惋情多，徵实之词少，殆不足当姚公之一者。但他日固当以尘教也。

但后来并未寄来，我也终未得读。小册《俞平伯散文》出版，他是高兴的。1986年4月5日信说：“《散文》新编收到，至为感谢。‘小引’简短，清新，扼要，有仿佛另一书之感。‘金陵十二钗’固不宜阑入，于体例亦似不甚合。其短篇都有趣，最后一篇曰‘剑池’，极短，似兀然而止。后来本当还有一段谈吴诗之作意，以偷懒，怕噜，惮‘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扯，正是引动他心事了。兄亦谓然否？”《散文》这最后一篇，极短。初读不能懂，现在知道还有一层意思未曾说出，是作者自为说明，方始恍然。平伯先生晚年不知有多少奇思妙想，都在“惮”与“怕”之中湮灭了。真是可惜。偷懒其实只是托辞而已。这是真正的可惜，却已无从补救了。

平伯先生于去年10月逝世，噩耗传来，为之不怡者累日，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字，却感到无从下笔，展阅遗札，只感到人琴俱亡的空虚怅惘。我不惮烦地抄下这些旧信，不只因为这里留下了他生活理想的零星痕迹，也还是为了保存这些美丽的篇什。从苏黄以来，尺牍在中国文苑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历代都有作者，但写得好的实在没有几人，在简洁的笔墨中传达情愫，“惮烦言，只是简”，在这“简”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的这些短笺实在和他的“梦遇”、“梦寻”是一路的，丝毫没有做作、装点，正像陈年老酒，醇厚而有余甘。他对晚辈的垂爱与期许，更是溢于楮墨。故以此文为先生纪念可也。1991年3月10日

俞平老的“书生气”

平老10月15日去世后，有同志来看我，希望我写纪念文字，这个建议很好。不朽我病倒，无法写字。今天病情见轻，我想，确实应该写一篇悼念文字，以寄哀思。

平老是我的前辈，回顾三十多年的共事中，他从不以前辈自居。人家都称他为先生，我与同志却叫他平老。显见我们相处得甚为融洽。我常常想，熟人活着时，往往不觉得怎么可贵，一旦作古，便想到死者许多好处来。但我对平老不论在其生前或死后，我都想到他的种种好处。譬如说，他的治学之认真与为人之温厚，就令人怀念不已。

平老年轻时便以诗歌、散文鸣于世；中年以后又以学识之渊博，为学术界人士所称道。他研究《红楼梦》，填词度曲，著述纷纷问世，众人皆知，用不着我来饶舌。这里我想谈的是他在做学问、写文章方面的一些事情。平老出身书香门第，深通经、史、诸子百家之学。同时他对我国古代文学，尤其诗词歌曲，无不有深邃的研究。又凭他的勤奋好学，他的学问、文章到了晚年，可以说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平老平时治学极其认真，或遇疑难，一字一句都不轻易放过。你只要读一读他写的《读词偶得》、《〈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便知道了。人或以为平老是名士，执笔为文，准是倚马千言，一字不改。实则不然。平老平时作文，落笔前后，无不苦心经营，反复修改。如他所选注《唐五代词选》、《宋词选》等书，从选目到释文，就是经过反复推敲，稿成还征求同行的意见。当这些著述与读者见面时，殊不知作者已经数易其稿了。

平老对别人做学问、写文章，也是同样认真的。在我们那里与平老一起研究《红楼梦》的同志，在他的影响之下，工作态度都很认真，一字一句都得穷追到底。这里试举一例：有一回我读周邦彦咏楚云词，细玩词意，疑为伪托。遍查各书，所见文字又互有出入，疑不能释，便请教平老。他回信说：“此词不甚佳，良知尊论。然歌瑞投赠，名家之作，亦每率意拈来，不必皆深厚。”其乐于助人的认真态度，于此概见。至于平老平时与人论学，见其异己，从不强人之意。尤为可贵者，他从不夸己之所长，不折人之过。在学术问题的争论中，平等待人，襟怀洒落。如1963年我们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同志们要我去约平老写文章，我去谈了，他不仅欣然慨允，而且很快把文章送来，我们给登在《文学评论》上。他这篇文章谈的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我记得为商谈修改的事，也给我来信说：“《红楼梦》样张奉上，我没有意见。致其芳同志一函乞代转。书中所言，如得机会，亦盼您相助也。余俟迟日晤谈，不尽。俞平伯上。九、九。”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平老治学之认真与谦和了。他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国内外读者的注意。

由于平老是作家，他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有一定的艺术感受，因而他研究我国古代作家与作品，态度极其慎重，从不低估人家在创作上的成就，而且往往还能道出别人不能道出的独特见解。你只要读一读他写的分析作品的文章，便有体会。

平老治学之认真，还表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上。如1978年夏天，美国学术界函邀平老去讲学。我拿了原函与平老商量，且力劝他出去看看，还对他说，除带翻译外，又可带亲属同往。平老听后，沉吟半晌才说道：“远涉重洋，非我衰病之体所能胜任。”他停了一停又说：“我要说的话都写在书里，这些书他们都看过，现在没有新的话可说。我看还是不去吧。”那时平老已得轻度中风症，体力不如先前，这是事实，但出国走走并非完全不可能。平老之所以婉言谢绝人家的邀请，确实还是考虑到讲学的效果。他这态度的认真，是很可贵的。

谈到平老为人之温厚，凡是接近他的人，无不知晓。如1976年春，平老得轻度中风症，我陪他到医院急诊。按规定他是随到随诊，不用排队。但急诊室病号极多，他还是挤在人群中等候着，又由于他穿中式衫裤，医务人员还问他是京郊哪个公社来的，他极其温厚而谦和地说他是东郊来的。我赶忙把平老的医疗证给他们看了，他们才请老人上楼。又如平老在干校劳动，他常与当地农民一起聊天、抽烟，冬天还一起晒太阳。他对人随和可亲，后来他们知道平老是名人后，对他为人如此温厚随和，大为惊喜。还有在“文革”中，多次批斗后，人们还要他题词签名留念。他老人家在疲惫之余，又未戴近视眼镜的情况下，仍然用颤抖的手，十分认真给人们题词签名。然后才各自散去。

平老原住北京东城老君堂老屋，那是他曾祖俞曲园、父亲俞陛云老人住过的老屋。屋宇数楹，极为宽敞。满庭古槐，绿荫遍地，幽静极了。平老许多著作如《古槐梦遇》、《燕知草》等等，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后来他以房多人少，用不着住这么多房屋，便把这老屋交给公家办幼儿园，他便搬到与我同住一个楼。这样，我们见面多了。其间可记的事情不少。这里只提一事：1975年9月，平老收到国务院邀请参加国宴的请柬，傍晚便到我家来，十分激动地说：“这回可真的解放了。我要抓紧把几宗研究专题继续搞下去。”

平老平时跟我谈得较多的是他曾祖曲园老人的事。曲园老人曾在我的老家做过官，如今平老家里还有两只皮制石鼓凳，便是在我老家时购置的。他谈到曲园老人的学问，谈到他写的《春在堂全书》。后来他还用工整的毛笔字，抄了曲园老人一首七律给我。七律是：“京国闲居逸事增，晚年意气转飞腾。禽声似道家家好，史笔常书岁岁登。老我衰毛难再染，凡人云路得同升。兵戎历尽重康乐，世事万新百务兴。”1987年平老的病情还较平稳，还给我写个横幅，他抄的是郑板桥的《道情》，笔力仍见雄健。但盖图章的印泥不是朱色，而是蓝色，这是写在他的夫人去世之后了。我还记得1986年春未我们单位给他举办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的大会，到会学术界知名人士很多，平老兴致勃勃与到会的朋友、同志一一握手言欢。只是不能挺胸直背，致答词也请别人代念，显然衰老许多。后来，平老的中风症才日见沉重，这与他晚年丧偶，不无关系。他最后几年，萧然独处，情无寄托，气不能伸，辗转床席，终至于不起。我因病住在医院里未能去探视，感到遗憾。我们无不希望老人家长寿，将他打算写的文章写出来。无奈人命寿夭，非人力所能左右，他还是走了。我枯坐灯下，回想三十多年来与平老共事中的种种切切，不免感到怆然怅然，遂拉杂写成这篇小文，聊为纪念吧。1990年12月20日

故人书简

华夏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叶圣陶遗墨》，收先生手迹极富。我读了最感兴趣的是致俞平伯先生书札若干通，其中有一通是谈到圣老的蜀中书简的，摘引如下：

平伯兄赐鉴：今日孙媳休假，一早与游天坛公园。回来开桌上之手书，欢悦乃无可言状。计有八页之多，其四页言及弟之蜀中书简，诵之数遍，感极欲涕。因兄之指示与评品，俾弟以今日客观之我重省当时主观之我，一若当时所言所做所想似还可以也者。非由受奖而感，乃缘相知而感。得相知之言，真可袭用“荣于华衮”之套语而不嫌其泛矣。现在思之，当时信笔而言，有啥说啥，盖以受书者皆极熟极相知之亲友故。……惟于上海诸亲友最为拳拳，故纤屑无不告，忧喜悉俱陈也。……因读兄之四页书，自觉非说几句不可，而说来殊平平，并未抓住所要说者，只得如此矣。惟恳览而鉴其意，然后一笑置之耳。

这是圣老自己对蜀中书简所说的话，虽然俞平老的来书今不可见，也应看作极珍贵的文献了。这一组蜀中通信是1938年所作，曾片段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集林》中。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我，读后非常感动，历数十年而不能忘，从这些通信中仿佛真的看到了作者的面影，听到了作者的言笑感喟，可以说这是得能认识圣老这位新文学大前辈的最早的机缘。这一束信终于幸存下来而未遭毁失，后来补足了当时删落的段落而重新发表了。重读一过，四十多年前的旧信仍不失其吸引力，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散文中间，日记、书信是最能表现作者真实性情面貌的东西，何况这是写给亲近的亲友的书简，其中句句都是真话。自然，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但它绝非虚假的大话、套话，读者是喜爱前者而厌弃后者的。也只有反映作者真实内心世界的作品才有长存的价值。使我最初感受圣老和平敦厚的哲人面影的是他在信中发表的对马一浮的观感的两节话。他在1939年4月5日一信中说：

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弟与欣安陪同出游数回。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至足钦敬。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薄轮”也。(马无眷属，唯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一一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院址已看过多处，大约将租乌尤寺，寺中有尔雅台，为犍为舍人注《尔雅》处，名称典雅，马先生深喜之。至其为教，则以六艺。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此义甚是，大家无不赞同。然谓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乃至异域新知与尚未发现之学艺亦可包罗无遗，则殊难令人置信。马先生之言曰：“我不讲经学，而在于讲明经术”，然则意在养成“儒家”可知，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记得五十多年前读了这些话以后曾萌生过怎样奇怪的感觉。在抗日战争中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所书院，不是倒退是什么？可是圣老却以为设立一所也不妨，但也明确指出这实在不是办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位思想宽博而清澈明净的哲人的面影。他佩服马一浮的风格，却怀疑他的主张的实际意义。本来道学就是难懂的东西，何况还想拿来“易天下”，岂非陷于荒谬了么？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近来甚嚣尘上的“新儒家”，也是声称想来拯救已形成的“文化断裂层”的，高深的文化问题且慢谈，叶圣老这些平实因之也就伟大的思想却时时使我想起而不能忘。圣老又在另一信中提起此事：

丐翁言其六艺之教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教非此六艺也，盖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最难通者，谓此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如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制、政治统摄于礼。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书先生亦无以对也。弟极赞其不偏重知解而特重体验，不偏重谈说而特重践履；然所凭借之教材为古籍，为心性之玄理，则所体验所践履者，至少有一半不当于今之世矣。好在学生决不会多，有一二十青年趋此一途，未尝不可为一种静修事业，像有些人信佛信耶稣一般，此所以弟前信有“以备一格未尝不可”之说也。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这就说得更清楚了。在宽阔地胸怀包容之下，作者始终坚持脚踏实地的实事求是精神，此所以经历漫长岁月而颠扑不破也。抗战中《中学生》在内地复刊，作者论办刊宗旨时更有一段沉痛的话：

今后我们要说真有所见的话，不效一般人搬弄几个名词术语，一切都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又，我们要特别提倡个人之志概与节操，天下事未可料，今日之读者或者命里注定要当“遗民”，须有志概与节操，将来乃有生望。此二意皆有感而发，言之有深痛，兄当解之。

此信在《文学集林》发表时，“遗民”云云一句被删去了，这实在是抗战中后方忧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愫，难得作者直白地说出来，今天读了，依然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于搬弄名词术语，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宏文巨制，则是于今为烈，直到今天依旧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不能使人感慨系之的。在《叶圣陶散文乙集》里收有1980年写的一篇《提倡平等讨论》，说到“常常听见有人问，‘上边’吹了些什么风？”。为什么在有些人中间，打听风向已经成为习惯？“据说不打听还不行。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许多人积累了这样的经验：‘上边’吹起一阵微风，越往下刮风越大，七八级，十来级，不少人莫名其妙地被卷了进去，挨了整。”“在过去的年代里，对文艺作品的所谓批判，大多是先有了结论后发动起来的。结论当然来自‘上边’。大家按照既定的结论做文章，捕风捉影引经据典，调子越来越高，声势真够吓人。”

圣老在这里对过去年代里的某些文艺批评作了生动的刻画，言人之不能或不敢言。按照这种方法写出的理论文章，也就很少不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对照蜀中书简的旧话，可见他一直是对此深恶痛绝的。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不能不使人钦敬。《乙集》里还有一篇《重读鲁迅先生的〈作文秘诀〉》引鲁迅先生的原话说，做古文的“秘诀”之一“是要通篇都来有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圣老说，“看了这几句，我不免笑了。鲁迅先生这个话说得确切，我在看书看报看刊物的时候也往往感觉到。笑虽笑，心里可不大舒坦。鲁迅先生说的是古文，指的是从前的弊病。如今是20世纪80年代了，而类似古文的说了等于没有说什么的文章还时常看得到，这怎么得了呢！”

这实际上就是指出，古文的流毒已经深深渗透到今天的文字中了。尽管用的是白话，然而精神未变，依旧是老的一套。真是怎么得了！圣老对抗战中后方的大学教育有过一节极深刻的评论，而更难能的是他的“自剖”。

大学殆是一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生许多文凭。教师得赡养，可以不饿死；文凭在手，可以填履历，如果而已。弟以作小说人之眼光观种种现状，颇得佳趣。若连续任教师三年，当能作一小说，以大学为对象，令教育专家爽然自失也。即弟自己亦骗局中之一员。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同业与我商谈，学生就我问业。当斯时也，亦复俨然自以为有所知，正颜庄语，“像煞有介事”。另一个“我”在旁，不禁窃笑。此等语不便告同业与学生。然于家中诸人则拆穿言之。今书以告公等，以公等如弟之亲弟兄也。

这一节话读了不禁使人反复感叹。叶老自责如此之严，却并不丝毫脱离了实际。我偶尔也有参加“学术讨论”的机会，和老师宿儒们坐在一起，就常常想起叶老这一番话，“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只能沉默。但也听见许多不着边际的漂亮话，觉得实在是自在骗局之中了。记得鲁迅先生曾有一篇杂文，题目就是“大家降一级试试看”，说的差不多也就是同样的意思，目的无非是减少、更好是消灭这种大大小小的骗局而已。蜀中通讯曾提到当时任教育次长的顾一樵，寥寥数语，就活画出官僚的形象来了：“上星期忽有教次顾君来访，弟不识其名，及见面，方知是顾一樵也。马褂长袍，微有官气。询对于中等教育有无意见，未及弟开口，即兴辞而去，则问亦多事矣。”(十号信)

就是这位顾一樵，“到处演说，俱传述陈立夫部长那一套，用几个题目调来搭去，说些似节器真理又似游戏的话。大家说今后教育必须彻底改造，看见了他们，殊觉希望无多也。”(第二十二号)

叶老与丰子恺是旧友，抗战中同携家去内地，书简中亦常道相思之情，但对他的画风也坦率地表示过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甚是难得。第十一号信云，“子恺笔下殊闲话，于此似不甚相称，然经过这回播迁，或许风格一变。他近来仍作漫画，弟观之依然有形式与内容不相应之感。”第十二号信又说，“昨曾寄予(子恺)一长信，讨论作新歌曲，并劝其改变漫画之笔调，使形式与内容一致(彼虽画一赳赳武夫，仍令人觉得是山水中人物，此殊非宜也)。”这真是老朋友之间的诚恳劝勉。记得抗战中在重庆看了恺画展，即深有此感。

冰心老人在《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一文中有几句话说得极好：“谈起叶老，我觉得与他相对，永远如沐春风！他那谦和慈爱的言谈、态度和容颜，永远悬挂在我的面前。”这几句话真能写出与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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