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G·K·切斯特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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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叫星期四的男人试读：
名叫星期四的男人 一个噩梦
致埃德蒙德·科莱利休·本特利
一片乌云笼罩在人们的心灵之上，狂风呼啸四野哀嚎，
是的，当我们年岁还小，病态的乌云就停伫在灵魂之上。
科学宣讲虚无而艺术赞美腐朽；
古老的世界停止运转：你我却欣然欢快；
他们拙劣而滑稽的恶行荒诞地萦绕在我们周边——
失去笑声的淫欲，毫无羞耻的恐慌。
就像惠斯勒的那缕白发，照亮我们漫无目的的忧郁哀伤。
人们露出自己的白色羽毛，却骄傲得如同展示一根美丽的花翎。
生活是一只渐逝的飞蝇，而死亡是一只蜇人的雄峰。
当你我风华正茂，世界其实已古老沧桑。
他们甚至把体面的罪恶编织成莫名的模样：
人们以荣耀为耻，但我们并不羞愧。
我们脆弱而愚蠢，却并不因此颓败，并不；
当黑色的太阳神阻隔了天堂，我们不再为他歌唱。
我们是孩子——我们的沙堡甚至像我们一样脆弱，
它们高高耸立，我们堆积它们以打破苦涩的海洋。
我们是一群形形色色的傻瓜，恼人而荒唐，
当所有教堂的钟声保持沉默，我们的系铃帽发出声响。
并非全然无助的我们守住了城堡，小小的旌旗随风飘扬；
伟大的人们与乌云苦战，要把它涤荡出这个世界。
我又找到那本我们曾经找到的书，感受到这一时刻
洁净之物的呼喊被远远地抛出鱼形的帕玛诺克；
绿色康乃馨凋谢，仿佛遭遇了穿行而过的森林之火，
在席卷全世界千百万片草叶的狂风中咆哮；
又或者清醒、甜蜜而猝不及防，犹如鸟儿在雨中鸣唱——
真相来自图西塔拉的讲述，快乐脱胎于痛苦。
是的，冷静、明朗而猝不及防，犹如鸟儿在晦暗朦胧中鸣唱，
达尼丁对萨摩亚说，黑暗对白天说。
但我们还年轻；我们要活着看到上帝打破他们痛苦的魔咒。
上帝和光荣的共和国全副武装着回来了：
我们看见了曼苏尔城，尽管它有些摇晃，安心了——
那些没看见的人有福了，尽管他们目盲，却也相信着。
这是一则关于那些古老恐惧，甚至清空地狱的故事，
只有你们才能理解它讲述的真相——
巨大的耻辱之神如何恐吓和摧毁众人，
巨大的恶魔如何遮蔽星辰，却又在瞬间倾覆。
这些疑虑如此清晰而容易捕捉，却又如此可怕而让人难以承受——
哦，除了你们还有谁能理解；是的，还有谁能理解？
疑虑驱使我们穿过黑夜，正如我们二人谈论了一个重点，
黎明降临城市街道，我们的头脑豁然开朗。
此刻，以上帝和平之力，我们可以讲述此种真相；
是的，生根滋养力量，变老孕育美好。
最后我们找到了平凡的事物、婚姻和一个信条，
现在我可以安然地写，而你们可以安然地读。——G. K. C.第一章藏红花公园的两位诗人
藏红花公园外围的村子坐落于伦敦的西边，极像落日余晖下火红却又形状千变万化的浮云。通体由亮眼的红砖砌成，真实的天际线看上去十分奇怪，甚至于它的平面示意图都很潦草。它是一个投机建筑师才情爆发的作品，他时而称这种建筑风格为伊丽莎白式，时而称之为安妮女王式，很显然在他的心中这两位女王没什么区别。尽管这个公园没有通过任何方式产出过哪怕一件艺术品，但称其为艺术家的聚集地还是比较公正的。虽然它自诩为知识分子聚集地的说法仍经不住推敲，这里是一个乐园却是毫无疑问的。当一个陌生人初次探访这些古怪的红房子时，他会心想适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该是多么奇怪。当他碰到这里的居民后也并未对此感到失望。如果初来乍到的陌生人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梦境，而非假象，那这个地方岂止是让人喜欢，简直可以称得上完美。即使这些人不是所谓的艺术家，然而作为整体仍然富有艺术的美感。那个有着赤褐色长发和粗野面庞的年轻男子，他不是一个诗人，但他本身就是一首充满韵味的诗歌；一个带着破烂白色帽子，脸上留着粗乱白色胡子的老先生，这个道貌岸然的江湖骗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但他至少可以引发他人对哲学的思考；一个看上去科学家一般，有像蛋一样圆滑的秃头和鸟皮一样皱巴巴的脖子的先生，摆出一副好像对科学有什么贡献的样子，尽管他在生物领域没有任何开拓性的发现，但他又能发现什么比他自身更独特的物种呢？正因如此，也仅因如此，这个地方需要被正确地看待；它不能被过多地视作艺术家的工坊，而更像是一个脆弱的艺术成品。当一个人踏足这里，周围的氛围让人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部写好的戏剧中。
特别是到了日暮时分，藏红花公园美得如同虚幻。夸张的房顶在夕阳的余晖中黑黝黝的，整个不可思议的小庄园像漂浮在空中的一片遗世独立的云彩。这种感觉在举办狂欢活动的夜晚里更甚，当小花园都张灯结彩，硕大的中国灯笼好似矮树上长出的畸变硕大的奇怪果实。而这一切，在当地人模糊的记忆里，又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展现得最为强烈。一个赤褐色头发的诗人成了主角。当然，这不是他成为焦点的唯一一天。在许多夜晚，经过他那小小的后花园的人可能会听到他用那高亢而又说教的声音对着人们，尤其是旁边的女人们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妇女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大多数女人们称得上自我意识在逐渐觉醒，她们公开反对男性霸权。但转身又用仔细聆听男人讲话的方式对男人毕恭毕敬，而普通的女性们则不会这样做。卢西恩·格雷戈里先生，就是那个红头发诗人，尽管他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总是哈哈大笑，他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值得人们倾听。他总是用一种放肆无礼的，但又起码能给人带来片刻欢愉的新奇表述，来宣讲那一套关于艺术的混乱性以及混乱之美的陈词滥调。他那奇怪而引人注目的外表在某种程度上帮了他不少忙，就像俗话所说，他极尽所能发挥他外表的价值。他黑红色的中分发型像女人一样，低垂的卷发又像是拉斐尔前派画作里处女们的卷发一般。在这个看似圣洁的椭圆脸上，却投射出开阔而残忍的神色，下巴微微向前扬起，透露着伦敦佬那样的轻蔑表情。这种组合立刻搔到人们敏感的神经，让这群神经质的人们无比恐慌。他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亵渎神明的例子，一个天使和猿猴的混合体。
即使没有其他事情发生，这个特殊的夜晚也会因为这里奇怪的落日而被人铭记。它看上去就像是世界末日，整个天空都仿佛被一对栩栩如生的翅膀覆盖，你只能说天上附满了羽毛，那种几乎能轻轻拂过面庞的羽毛。穹顶下的地方大多覆满了灰色，夹杂着奇怪的紫色和浅紫色，以及不自然的粉色和淡绿色。但往西整个天空则变得难以描述，表面通透但暗藏巨大的能量。最后几片火红色的羽状云遮住了太阳，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般。这一切都十分靠近地表，仿佛在述说一个内容惊天动地的秘密。而苍天似乎就是一个秘密。它在讲述着一种壮丽的渺小，这种渺小就是当地爱国主义的灵魂所在。而此时天空也似乎十分渺小了。
就像我刚刚所说，一些居民会因为如此有压迫感的天空而记住今晚。而另一些人则会因为第二位藏红花广场的诗人的首次出现而将今晚铭记在心。很长一段时间那位的红头发的革命者在广场滔滔不绝，没有任何对手。然而落日余晖渐渐隐去之时，他的一枝独秀戛然而止。这位新来的诗人自称加布里埃尔·赛姆，面容温和，有着干净的浅色山羊胡和淡黄色的头发。但渐渐地人们感觉到他并不像他外表看上去那么温和。他公然对格雷戈里，也就是那个盛名远扬的诗人，在诗歌整体的本质理解方面提出异议，他也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向所有人强调自己的出现。他自称为歌颂法与秩序的诗人，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诗人。所以，整个藏红花公园的人都注视着他，好像那一瞬间他自一片不存在的天空中从天而降。
事实上，卢西恩·格雷戈里先生，就是那位主张无政府主义的诗人，将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很可能，”他突然以抒情诗般的语气说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样一个乌云密布，天色凶恶的夜晚，受人尊敬的诗人如异兆般降临于世。你说你是注重法律的诗人，我却要说你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家伙。我只好奇，当你出现在这个花园，可曾有异星陨落，抑或大地震颤？”
那个有着淡蓝色眼睛和浅色尖翘胡子的诗人，以一种顺从却严肃的神情忍受着这些责难。人群中的第三方，也就是诗人格雷戈里的妹妹罗莎蒙德，一个和她兄长一般有着一头火红色长发但神色更为和蔼亲切的姑娘，钦佩却又有些不赞同地笑了起来，她通常把这种笑声给予家中地位最高的人。
格雷戈里又恢复了自己高谈阔论的好心情。“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喊叫道，“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置换这两个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抛出炸弹的人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他宁愿追求一瞬间的辉煌，而不甘于万事归于平庸。在他眼中，一瞬间爆炸出的耀目光芒和完美的震耳轰鸣，远比横七竖八的警察尸体更为珍贵。一个艺术家会忽视一切政府，废除一切准则。诗人唯混乱无序为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世间最有诗意的事物只会是地铁罢了。”“那么确实如此，”诗人赛姆先生说道。“胡说八道！”格雷戈里叫喊道，当任何人试图产生悖论时他都保持着相当的理性。“为什么所有的铁路职员和铁道挖土工的神情看上去都十分伤感疲惫，那种无可比拟的伤感疲惫？我来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列火车行驶在正轨上；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火车行至何处，他们都会到达车票上的目的地；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经过斯隆广场站时，下一站必定是维多利亚站，而不会是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下一站毫无来由地变为贝克街，啊，听他们肆意的狂笑！啊，看他们的眼睛宛若星辰，仿佛灵魂又一次飞升入伊甸园！“你这个毫无诗意的人，”诗人赛姆回复道。“如若铁路职员真如你所说的那样，他们只会和你的诗一样寡淡无味。命中目标是罕见离奇之事，错过目标则经常发生。当一个人用不知射向哪儿的箭矢击落远处的鸟，我们视之为英勇。那么一个人在呼啸的引擎的带领下到达远方的站台不亦是一件伟大的事吗。混乱是乏味的，因为在混乱中一列火车可以驶向任何地方，可以是贝克街，抑或是巴格达。但人就像是一个魔术师，他全部的魔力就在于当他说出维多利亚站时，你看！维多利亚站就到了。不，带走你那无聊透顶的诗歌散文吧，让我得以带着自豪的泪水欣赏列车时间表；带走你的拜伦，他庆祝人们的失败；给我布拉德肖，他庆祝他的胜利。我说，给我布拉德肖！”“你必须要走了吗？”格雷戈里挖苦地问道。“我来告诉你，”赛姆继续情绪激动地说，“每当列车驶来，我都能感受到它已经冲碎了围攻者的重重阻碍，人们赢得了与混乱的激战。你傲慢地说人们离开斯隆广场站后必会毫无阻碍到达维多利亚站。我却要说在这途中人们为了到达维多利亚站要经历成千上万的事。无论何时抵达那里，我都有一种九死一生的逃亡感。当‘维多利亚’从列车长的口中喊出，它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对我，是催人泪下的征服宣言，是真的‘维多利亚’，这是亚当的胜利！”
格雷戈里摇晃着他笨重的红脑袋，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即使在那时，”他说道，“我们诗人总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所到达的维多利亚站究竟是什么？’你认为维多利亚像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我们却知道新耶路撒冷只不过如维多利亚一般。是的，甚至站在天堂的街道上诗人也不会感到丝毫满足。诗人永远都活在动乱中。”“又来了，”赛姆急躁地说，“诗意存在于动乱之中从何谈起？你倒不如说诗意存在于晕船罢了。恶心反胃也是种动乱。在某些绝望的情境下，反胃和反叛可能还是有助于健康的东西，但如果我能明白它们富有诗意的原因，我就应该被吊死。概括地说，动乱就是令人恶心的，那不过是跟呕吐一样罢了。”
听到那个不怎么令人高兴的词的时候，女孩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但赛姆太过激动，并没有注意到她。“只有万事皆行正轨！”他继续喊道，“那才是诗意！就像我们的消化系统，神圣而安静地运转。这才是一切诗意的基础。没错，世间最富诗意之事就是不感到反胃恶心，这种诗意能胜过繁花盛开，超越群星争辉。”“实际上，”格雷戈里轻蔑地说，“你举的这个例子……”“请原谅，”赛姆冷峻地讲到，“我忘记我们已经废除一切规定了。”
格雷戈里的前额首次泛起了一片红晕。“你该不会期待我，”他说，“在这片草地上就彻底改变世界吧？”
赛姆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惬意地笑了。“不，我并无此意，”他说道，“但我猜如果你认真对待你那无政府主义的话，这恰恰是你将要做的。”
霎那间，格雷戈里那如牛般瞪大的双眼突然像暴怒的雄狮一样眨了眨，旁人仿佛能感受到他鬃毛挺立的幻觉。“你难道不认为，”他用一种阴森的语气说道，“我是认真对待我的无政府主义吗？”“请再说一遍？”赛姆回应道。“我对待我的无政府主义不够认真吗？”格雷戈里高声喊叫道，紧握的拳头扭曲成了一个结。“我亲爱的朋友！”赛姆一边说，一边踱到一边。
带着惊讶，但又有点古怪的喜悦，赛姆发现罗莎蒙德·格雷戈里仍然在他身边。“赛姆先生，”她说，“像你和我哥哥这样说话的人会做到言行一致吗？你现在说的是真心话吗？”“你呢”他反问道。“你的意思是？”女孩带着严肃的目光问道。“我亲爱的格雷戈里小姐，”赛姆温柔地说，“真诚与虚伪都有很多种。当你为了一点盐而说‘谢谢你’时，你是真心的吗？”并不是。当你说“世界是圆的”时，你是真心的吗？也不是。这都是真的，但你并不是真心的。一件事可能只有一半正确，或四分之一正确，又或者十分之一正确；但他所说的话则超越了他的本心——从纯粹的意义上说。”
她眉毛下的双眼一直盯着他看；表情严肃而坦率，透露出如同无聊妇女般不假思索便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又像是如同世界一样古老的母爱本质。“那么那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吗？”她继续问道。“只是在我所说的那种层面上，”赛姆应道，“或者如你所想，只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
她眉头紧蹙突然问道——“他不会真的用炸弹——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吧？”
赛姆放声大笑，这种笑声在他衣冠楚楚的瘦弱身材上显得过于夸张。“天哪，当然不会！”他说，“那种事只能悄悄地去做。”
她的嘴角显露出笑意，一方面为格雷戈里的荒谬感到可笑，又为他的安全感到庆幸。
赛姆和她散步到公园的一个角落处坐了下来，并且继续倾吐着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尽管看起来很肤浅，骨子里他还是一个谦恭的人。而且谦恭的人总是滔滔不绝，自大的人则太过谨言慎行。他用暴力和夸张维护自己的体面。他在赞美整洁与得体时激情澎湃。自始至终紫丁香的香气萦绕着他。听到遥远的街道隐约传来的手风琴演奏的声音，那声音仿佛就是他的雄辩变成了悠扬的小调，自地下或是世界之外传来。
有好几分钟他都一边盯着姑娘的红发和顽皮的小脸一边聊着天，然后他想到，这里的人也应当有所交流，于是他站起来。让他惊讶的是，整个花园空无一人。很早之前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于是他急匆匆地道歉离开了。头脑里仿佛有种畅饮香槟后的醉感，这种感觉即使在后来也无法解释。随后种种疯狂的事女孩再没有参与进来，直到他的故事全部结束，他都没有再看到女孩一次。但是，她就像音乐的主题一样，以某种无法言表的方式贯穿在他之后所有狂热冒险里，她那奇特的头发就像一根红色的丝线穿过那乌黑一团，如杂乱绘制的挂毯画般的夜空。至于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则不太可信，它可能只是一个梦罢了。
当赛姆走到这条星光照耀下的街道上时，他发现街上空无一人。突然，他反应过来（以某种古怪的方式），这种寂静是有生命的，而非一片死寂。门的正外面竖着一杆路灯，散发出的微光仿佛给他身后探出围栏的树叶上镀上一层金色。离路灯大约一英尺远处隐约有一个人影，看上去和路灯一样僵硬，一动不动。这个人头戴黑色礼帽，身着黑色双排扣长礼服，在生硬的阴影下，连脸都近乎是黑色的。唯有那反着光的火红色发梢和那咄咄逼人的态度，向外界证明这是诗人格雷戈里。他就像是一个持剑静候死敌的蒙面亡命徒。
他犹豫地敬了个礼，而赛姆则规规矩矩地还礼。“我一直在等你，”格雷戈里说道，“我们能聊一会儿吗？”“当然。想要聊什么？”赛姆带着些许讶异地问。
格雷戈里用手杖敲打了路灯杆，又敲敲旁边的树。“关于这个和这个，”他大喊道，“关于秩序与混乱！这就是你那宝贵的秩序，一杆破瘦的铁路灯，丑陋而枯朽；而这是无政府状态，富有，充满生机，不断繁衍——这就是无政府状态，流光溢彩，熠熠生辉。”“一切都是一样的，”赛姆不疾不徐地回应，“你现在仅仅看到灯光下的树。我想知道你何时能通过树的光芒看到路灯。”接着，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你一直站在黑暗下是否仅仅为了继续我们微不足道的争论？”“不！”格雷戈里用响彻街道的声音吼道，“我在这儿不是为了继续我们的争论，而是为了永久地结束它！”
一切又安静下来，尽管赛姆什么都没有明白，直觉告诉他要听到一些严肃的事。格雷戈里又开始以一种平和的语气说话，脸上带着令人不解的微笑。“赛姆先生，”他讲道，“今天晚上你成功地做了件非凡的事。你成功地对我做了件任何肉体凡胎之人都未曾做到的事。”“的确如此！”“现在我想起来了，”格雷戈里若有所思地说，“有另一个人也同样做到过这件事。他是索森德的一个蒸汽船长（如果我记对的话）。你已经激怒我了。”“我真的十分抱歉，”赛姆庄重地回应。“我认为我的愤怒和你的侮辱太过于惊人，以至于一个道歉并不能消除分毫，”格雷戈里十分镇定地说，“任何决斗都无法消除它。就算我把你打死，我内心的愤怒依旧不会有丝毫减弱。唯有一种方法可将你对我的侮辱抹去，我也会选择这种方法。即使这有可能使我身名俱毁，我仍要向你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我说错什么了吗？”“你说我没有严肃认真地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严肃有不同的程度，”赛姆应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从未质疑过你的真诚，从未质疑过你那认为你的一切所言都值得一听的想法，也从未质疑过你认为一个悖论可以让人们认识到被忽略的真相。”
格雷戈里痛苦地紧盯着他。“那么在其他意义上，”他问道，“你觉得我不严肃吗？你只认为我是一个偶然说出真相的浪子。从更深刻更致命的意义上考虑，你并不觉得我严肃。”
赛姆用手杖猛烈地敲打着地上的石头。“严肃！”他吼道，“我的天啊！这条路是严肃的吗？这些该死的中国灯笼是严肃的吗？这里的一群人都是严肃的吗？一个人走到这里胡说八道，也许都会有点道理。但我会鄙视一个一生从未做过比我们今天的谈话内容更严肃事情的人，无论它是关于宗教，还是仅仅关于酒。“非常好，”格雷戈里脸色开始发黑，“你应该去看看那些比宗教和喝酒更严肃认真的事。”
赛姆带着温和的神色静静等待着，直到格雷戈里又一次发话。“你刚刚说到了宗教，你自己确实有信仰的宗教吗？”“噢，”赛姆笑眯眯地说，“我们现在是天主教徒了。”“那我可以让你对着任何你那宗教里的天神或是圣人发誓吗？发誓你不会将我接下来所说的一切泄露给任何人，尤其是不要告诉警察。你能发誓吗？如果你将承担这份可怕的自我克制，如果你让你的灵魂背负一个誓言以及一个绝不会想到的真相，我也会向你保证的。”“你也会向我保证？”赛姆顿了一下问道。“我保证你将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赛姆突然摘下了自己的帽子。“你的提议，”他说道，“太愚蠢了让人无法拒绝。你说诗人总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同意；但我希望他至少是一个运动员。此时此刻，请允许我以一个基督教徒的名义，以一个好伙伴和艺术同行的名义起誓，我绝不会向警察报告这件事，无论这件事是什么。现在，以科尔尼哈奇的名义，告诉我这件事是什么？”“我认为，”格雷戈里带着毫不在乎的平静神色说，“我们要叫辆马车了。”
他吹了两声长口哨，一个双座小马车嘎吱嘎吱地赶来。两人安静地上了车。格雷戈里给了一个位于切斯威克浅水湾的昏暗小酒馆的地址。马车在夜色下疾驰，载着这两个古怪的人离开了他们这个奇怪的村子。第二章加布里埃尔·赛姆的秘密
马车在一个尤为沉闷油腻的啤酒屋门前停了下来，格雷戈里领着他的同伴，加快步伐走了进去。他们在逼仄昏暗的客厅里坐下，身旁的独腿木桌污渍斑斑。整个房间又小又暗，侍者应声而来，但几乎看不清他的长相，只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是一个体型庞大留着胡子的家伙。“你要用一点晚餐吗？”格雷戈里礼貌地问道，“这里的法国鹅肝酱不是太好，但野味还不错。”
赛姆神情淡漠，觉得格雷戈里是在开玩笑。但他默认了这种幽默，以一种教养良好的平静语调回应说：“哦，我要一份蛋黄酱龙虾。”
让他万万意想不到，侍者只是说了声“好的，先生”，就去准备上菜了。“你要喝点什么？”格雷戈里问道，语气随意，又带有几分抱歉，“我只要一点薄荷甜酒，我已经吃过了。但这里的香槟相当不错，我们来半瓶波马利香槟怎么样？“谢谢！”赛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你真周到。”他又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直到龙虾上桌——赛姆尝了一口，发现龙虾美味极了。他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起来。“不好意思，我吃得太尽兴了！”赛姆面带微笑地跟格雷戈里说，“我真是太幸运了，梦里都没遇见过这样的事。从可怕的噩梦突然跳转到美味的龙虾，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很少有这样的事。”“我向你保证，你绝对不是在做梦，”格雷戈里说，“相反，这几乎是你有生以来最真实、最激动的时刻。哈，你的香槟来了。我得承认，这家酒吧的确有些表里不一。它里面陈设堪称顶级，外面却非常简陋，丝毫不引人注目。但这是我们谦虚的表现。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你说的‘我们’是谁？”赛姆问道。他一口气喝干玻璃杯中的香槟酒。“这很简单，”格雷戈里回答说，“我们就是你所不相信的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哦！”赛姆立刻说，“你们在喝酒上挺讲究的。”“是的，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很严肃，”格雷戈里回答说。
停顿了片刻，他又补充说：“假如待会儿这张桌子开始转动，你可不要以为是自己喝了太多香槟的缘故。我不希望你误会自己。”“嗯，如果我不是醉了，就是疯了，”赛姆十分镇定，“但是，我相信自己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能表现得像个绅士。我可以抽烟吗？”“当然！”格雷戈里说着掏出一个雪茄盒，“喏，试试我的。”
赛姆取出一根雪茄，从马甲口袋里掏出雪茄刀，切掉雪茄头，塞进嘴里。他悠然地将雪茄点燃，呼出一段长长的烟圈。就在同一时刻，赛姆所坐的桌子开始旋转，开始很慢，然后越来越快，好像来到了一场疯狂的降神会。但赛姆这一连串动作从容娴熟，没有受到半点影响，着实让人赞叹。“你不用担心，”格雷戈里说，“这是一种螺旋运动。”“那是当然，”赛姆面不改色，“螺旋运动而已，多么简单！”
赛姆继续抽着雪茄，室内烟气缭绕。突然，蛇一样在上空盘旋的烟雾变得笔直挺立，好像刚从工厂烟囱里冒出来似的。两人连同桌椅一起，嗖地穿透地面，仿佛瞬间被地球吞噬了。他们在一个轰隆隆的烟囱里急速下坠，快得就像失控的电梯，“砰”地一声一下子撞到底部。格雷戈里打开门，昏暗的红光散射进来。他看到赛姆仍然不急不慌地抽着烟，跷着二郎腿，神色不变。
格雷戈里带赛姆走进一个低矮的拱形通道，尽头处有一扇窄小而厚重的铁门，铁门上方装着一个壁炉大小的巨型绛红色灯笼，这就是红光的来源。门上有个窗口或格栅，格雷戈里在上面敲了五下。很快，里面有人问是谁，嗓音低沉，带有明显的外国口音。格雷戈里的回答或多或少让人有些出乎意料，“约瑟夫·张伯伦先生”。沉重的铰链开始转动，显然这是某种通关密码。
门内，通道两侧闪耀着星星点点的微光，好像装了铁丝网。赛姆定睛一看，才发现发亮的地方是成排的步枪和左轮手枪，它们被密密麻麻地捆在一起。“请你体谅我们如此戒备森严，”格雷戈里说，“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请不要感到抱歉，”赛姆说，“我知道你对律法和秩序满怀热忱。”他沿着排满武器的通道继续向前走。金色的长发，奢华的礼服大衣，走在光辉灿烂的死亡大道上，他看上去无比脆弱，而又耽于幻想。
穿过几条相似的通道，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铁房子，墙壁弯曲得接近球面。里面的一排排长椅让它更像是科学演讲厅。大厅里没有步枪或手枪，但墙壁上悬挂着更为可疑的东西，样子奇形怪状，像是钢铁植物球茎，又或者是钢铁鸟蛋。它们是炸弹，这整个大厅本身就像是炸弹内部。赛姆在墙上蹭掉烟灰，走了进去。“现在，我亲爱的赛姆先生，”格雷戈里豪爽地坐下来，长椅上方是那颗最大的炸弹。“既然现在我们都很放松，不如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此时此刻，我实在难以解释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里。这是一种突如其来极为主观的情感冲动，就像突然跳下悬崖或是坠入爱河。简而言之，你之前是个让人讨厌至极的烦人家伙；现在，坦白说，也非常令人厌恶。要是能给你点打击，一定大快人心，为此，我不惜打破二十条保密誓约。你点燃雪茄的方式简直能让一个神父违背忏悔的保密原则。你说你确信我不是一个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那现在这个地方对你说是否足够严肃？”“这种欢乐的气氛背后似乎隐藏着一种寓意，”赛姆表示同意，“但我能问你两个问题吗？你不用害怕告诉我，因为就像你知道的，你很聪明地要我保证绝不告诉警察，那么我一定信守诺言。我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好奇。首先，所有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反对的是什么？你想要取缔政府吗？”“我们要颠覆上帝！”格雷戈里高呼，一种狂热自双眼迸出，“我们不仅仅是要推翻专制统治和警察条例。这种无政府主义者的确存在，但他们只是一个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的分支。而我们挖掘得更深，打击的力度也更大。那些浅薄无知的的造反派热衷于划分罪恶与美德，荣誉与背叛，并将之奉为圭臬。而我们要彻底否定这种主观专制的分类。法国大革命中那些愚蠢的感伤主义者提到了人的权利。但我们憎恨权利，就像我们憎恨谬误。我们已经彻底废除了对错之分。”“还有左和右，”赛姆热烈地回应道，“我希望你也能把它们废除掉。对我来说，它们都太麻烦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呢？”格雷戈里厉声打断他。“好的，”赛姆继续说，“所有你现在的行为和周围的环境都表明你们有所企图，在密谋什么。我的一个姨妈曾经住在商店上面，但我还是第一次发现有人喜欢住在小酒馆下面。那儿一扇沉重的铁门，只有自称是‘张伯伦先生’才能通过。你在周围囤积了大量的钢铁器械，要我说，这绝对比一般的家庭环境更加让人印象深刻。请允许我问一句，在你劳心费力、不厌其烦地将自己藏在地底下之后，为什么又轻易地向藏红花公园里那些愚蠢的女人炫耀你所有的秘密，丝毫不避讳地谈论无政府主义。”
格雷戈里笑了。“答案非常简单，”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一个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你不相信我。她们同样也不相信我。除非我带她们进入这个地下室，否则没有人会相信我。”
赛姆若有所思地吸着烟，饶有兴味看着他。格雷戈里继续说下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起来有些可笑，”他说，“在我成为新式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初，我尝试了各种体面的伪装。我打扮成主教的样子。我研读了无政府主义小册子里所有关于主教的描述，像‘迷信吸血鬼’、‘祭祀的猎物’等等。从中我确信主教是一种奇怪而糟糕的老头，专门为人类保守残酷的秘密。但我被严重误导了。当我第一次穿着主教的绑腿长筒靴出现在一间客厅时，我用雷鸣般的嗓音高喊，‘堕落吧，堕落吧，自以为是的人类’。他们立即就发现我根本不是主教。我马上就被逮捕了。然后，我又伪装成一个百万富翁。但是我费心尽力地为《资本论》辩护，傻子都能看出来我一定是个穷鬼。接着，我尝试扮演少校。现在，我就是我，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希望我有足够的知识广度去理解这些像尼采一样赞美暴力的人的立场和出发点，那种骄傲而疯狂的自然战争，还有所有其他充满暴力的事。我全心投入到上校的角色中。我不停地挥动着我的宝剑。我茫然地喊叫着 ‘血！’，就像一个嚷着要喝酒的男人。我经常说， ‘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但是，似乎真正的上校并不这样做，我再次被逮捕了。最后，我在绝望中投奔无政府中央委员会主席，那个欧洲最伟大的男人。”“敢问他的高姓大名？”赛姆问。“你不会知道的，”格雷戈里回答说，“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凯撒和拿破仑竭尽所能让世界知道他们，于是他们声名远播；而他则竭尽所能让自己不为世界所知，于是他默默无闻。但是，只要你和他在一起待上五分钟，你就会发现和他相比，凯撒和拿破仑简直就是个孩子。”
他沉默了片刻，脸色有些苍白，接着他继续说：“但是他给出的建议都像名言警句那样振聋发聩，像英格兰银行那样务实有效。我问他‘什么样的伪装能够让我成功隐藏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主教和少校更受人尊敬的身份？’他看着我，巨大脸庞上神情不可捉摸。 ‘你想要一个安全的伪装，是吗？你希望用一种外在的身份保证你不受伤害，穿上这件外衣，没有人会怀疑你？’我点点头。他突然抬高了他狮子一样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伪装成一个无政府者，你这个蠢蛋！’他的声音如此洪亮，整个房间都在震颤。‘这样，没有人会认为你要做任何危险的事情，’ 接着他转身背对着我，不再多说一个字。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从来没有为之后悔。我每日每夜地向这些妇女鼓吹和宣传各种血腥、谋杀，但是——上帝啊！——他们居然愿意让我推他们的婴儿车。”
坐在长椅上的赛姆注视着他，深邃的蓝色大眼睛里满是敬意。“你欺骗了我，”赛姆说，“这一招着实聪明。”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你如何称呼你们这位伟大的主席？”“我们一般都叫他星期天，”格雷戈里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看，无政府中央委员会共有七名成员，都以星期命名。他的名字是星期天，他的一些仰慕者则称他‘血腥星期天’。你提到这些有些奇怪，不如这么说吧，就在你突然造访的这个晚上，我们伦敦支部刚好要在这里开会，选举新代表来填补委员会成员的空缺。被叫做星期四的那位绅士突然去世了，过去一段时间，他艰苦的工作得到一致好评。因此，我们特地在今晚召开会议来选举继任者。“他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脸上带有一丝尴尬的微笑。“我觉得你好像我的母亲，赛姆，”他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既然你承诺不告诉任何人，那我也可以告诉你所有的事情。那些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十分钟就会进来，有件事我不会跟他们说，但可以向你透露。接下来我们理所当然会进行一些选举仪式，但我不介意告诉你，结果早就定下来了，“他谦虚地低了一下头，“几乎可以确定，我将当选为星期四。”“我亲爱的朋友，”赛姆说，“衷心祝贺你！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格雷戈里哂笑，有些不以为然。他走到房间的另一边，迅速地又开了口。“事实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所有的一切都为我准备好了，”他说，“这可能将会是有史以来最短的选举仪式。”
赛姆也走到桌边，看到上面放着一根手杖，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把内藏刀剑的棍杖。旁边还有一把大号的柯尔特左轮手枪，一个三明治盒子，一个巨大的白兰地酒瓶。桌子一侧的椅子上，扔着一件看上去十分厚重的披肩或斗篷。“我只要完成选举仪式，”格雷戈里心潮澎湃地说，“抓起斗篷和手杖，把其他东西塞进口袋，走出这个地下洞穴的大门。门的旁边是一条河，那里有一条拖船在等着我。嗯，然后就是狂欢，庆祝我成为星期四了！”说着，他握紧了双手。
赛姆一改惯常的傲慢和倦怠，站起身来，脸上带有不同寻常的犹豫不决。“为什么？”他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我觉得你是一个正派人？为什么我和你这么相似，格雷戈里？”他缓了缓，又略带好奇地补充道，“难道是因为你是个笨蛋？”
再度沉思后，赛姆突然喊道，“哦，该死！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笑的事情，我一定要做些什么。格雷戈里，在来这里之前我对你作过承诺，那么即使在烧红的铁钳面前我也会保守你的秘密。那么，为了我的安全，你是否能同样给我一个小小的承诺？”“一个承诺？”格雷戈里十分惊讶。“是的，”赛姆严肃地说，“一个承诺。我向上帝保证我绝不会向警方透露你的秘密。你是否能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或其他任何你的信仰发誓，绝不会将我的秘密泄露给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你的秘密？”格雷戈里犹疑地盯着赛姆，“你有秘密？”“没错，”赛姆说，“我有一个秘密。”停顿片刻，他又问，“你发誓吗？”
格雷戈里死死地瞪着赛姆，表情极为严肃。突然，他说，“你一定是蛊惑了我，不过我也确实对你充满好奇。好，我发誓我绝不向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泄露任何你告诉我的事。但是请抓紧时间，他们再有几分钟就到了。”
赛姆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将他那修长白净的双手塞进长长的灰裤子口袋。就在同一时间，外面传来五下敲击格栅的声音，第一批共谋者已经来了。“好，”赛姆慢悠悠地说，“我直接告诉你真相，你伪装成一个漫无目的的诗人，这个计划并不是只有你和你的主席知道。我们早就发现你们在藏红花公园的密谋了。”
格雷戈里摇摇晃晃地想要跳起来。“你说什么？！”他尖声问道，语气骤然冰冷。“是的，”赛姆简单地说，“我是一个警察。不过，我想我听到你的朋友们来了。”
门口传来一声低语，“约瑟夫·纪伯伦先生”。重复了两次，三次，三十次，接着走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那些自称为“约瑟夫·张伯伦”的人们正在走来。第三章名叫星期四的男人
在其他人来之前，格雷戈里整个人都陷入了惊讶之中。他从桌边跳起来，喉咙里发出一声野兽般的低吼。他拿起科尔特左轮手枪并对准了赛姆。赛姆没有退缩，反而礼貌地举起了苍白的手。“别傻了，”赛姆说，他如牧师般柔弱却不容置疑。“难道你不觉得没有必要吗？难道你没发现我们是一条船上的吗？是的，虽然有点可笑地晕船了。”
格雷戈里说不出话来，但是他也没办法轻举妄动。他疑惑地看着赛姆。“难道你没发现我们已经陷入僵局了吗？”赛姆大喊。“我没办法告诉警察你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也没办法告诉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一个警察。我只能自己心知肚明，你也只能自己心里明白。简而言之，这是一场孤独的、智力的较量，我们一命抵一命。我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警察，而你，我可怜的朋友，是一个没有法律和组织可依靠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之前唯一的区别也是有利于你的。你身边并没有警察，我却是被一群好奇的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我不可能背叛你，但是却可能背叛我自己。来啊，来吧！看我如何背叛我自己。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格雷戈里慢慢放下了手枪，还是像看着一个怪物海怪一样看着赛姆。“虽然我不相信什么牛鬼蛇神，”格雷戈里最后说，“但是如果之后你敢不守承诺，上帝一定会让你堕入地狱，在里面永远痛苦嚎叫。”
赛姆坚定地说，“我一定信守承诺，希望你也一样。好了，你的朋友们来了。”
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们步伐沉重地进入了房间，带着一丝懒散和无精打采。有一个黑胡子戴眼镜、像蒂姆·希利一样的小个子男人从人群中脱离出来。他手里拿着几页文件，慌慌忙忙跑过来。“格雷戈里同志，我猜这位是代表吧？”他说。
格雷戈里惊讶地低下头，模糊不清地说着赛姆的名字。但是赛姆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你们的组织守护得很安全，除了代表以外没人能进来。”
黑胡子的小个子男人眉头一皱，看上去有些怀疑。“你代表哪个支部？”他敏锐地问道。“我不认为该称之为支部，。”赛姆大笑着说，“起码是我们的根基。”“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是一个恪守‘星期天’者。我被特派到这看你们是否对星期天尽忠职守。”赛姆沉静地说。
小个子男人手里的文件掉了一部分，大家脸上都闪过一丝恐惧。显然，这位颇具威望、名为“星期天”的主席确实有时候会指派一些不寻常的使者前往各个支部参加此类会议。“好吧，同志，”手里拿着文件的男人停顿了一下，“我想我们最好请您一起参会吧？”“如果你以朋友的身份咨询我的意见，那么我认为这再好不过了。”赛姆以不容置疑的和善语气说道。
当格雷戈里听到这危机四伏的对话终于结束时，而他的对手也安全了，他突然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步沉思。他着实陷入了博弈的痛苦之中。很显然赛姆这些随机应变能够把他从突如其来的两难境地中解救出来。他没有办法背叛赛姆，一方面是出于尊严，另一方面是，如果他背叛了赛姆却没有办法能摧毁他，那么赛姆将一身轻松地逃脱，并且轻而易举地去最近的警局举报他们。毕竟，这仅仅是一个晚上的会议，也只有赛姆一个人知道这一切。他可以努力争取在今晚让赛姆对他们的计划知道得越少越好，然后让赛姆走人，赌一把。
他走过这群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已经在长凳上有序地落座。“我想我们该开始了，”格雷戈里说，“箭在弦上。我动议由巴顿斯同志来主持。”
大家举手示意表示同意，小个子男人坐到了主席的位置上。“同志们，”他以如手枪般短促的声音说道，“今晚的会议不会很长，却很重要。我们支部有幸一直承担着选举历届‘星期四’的责任。我们选举出了许许多多出色的‘星期四’。我们为上周不幸离开我们的‘星期四’深表哀痛。众所周知，他对我们事业的贡献巨大。他组织了那场伟大的布莱顿爆炸行动，本来如果顺利的话本来是可以杀掉所有码头上的人的。大家也都知道，他的牺牲是忘我的，他是为他的信仰献身的。正如他认为牛奶这种野蛮东西对奶牛来说是很残酷的，而应该用水和粉笔灰完美比兑的混合物取代牛奶。残忍，或任何近乎残忍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厌恶。但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在这学习他的那些品质，而是为了一个更艰难的任务。想要赞颂他的品质已属不易，更不易的是我们要找到有同样品质的人。同志们，今夜将在你们中间选出能被称为‘星期四’的人。如果哪个同志有想要推荐的候选人，我会把名字加入到选举中。如果大家都没有人选，那么我只能告诉我自己，已经离开我们的、亲爱的爆破英雄将带着他最后的美德和无邪陷入未知的深渊。”
传来了一阵几乎无法听清的掌声，就像有时候会在教堂里听到的那种。然后一个年迈高大、长须飘飘的男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可能是在场唯一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我提议由格雷戈里同志出任‘星期四’，”他说完又摇摇晃晃地坐了下去。“有人附议吗？”主席问。
一个穿着天鹅绒外套、胡子尖尖的小个人男人表示同意。“在我提起投票之前，我建议格雷戈里同志发表讲话，”主席说。
格雷戈里在一片掌声雷动中站了起来。他的脸色一片惨白，对比之下显得他的红发更是猩红如血。他微笑着保持镇定。他已经下定决心，他看到他面前的康庄大道已经铺好。他最后发表一通温和的、模棱两可的讲话，这样能让那个警察觉得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情谊也不过是很平淡的东西。他相信自己的语言能力，他有能力找到最合适的词语方式遣词造句。尽管有周围这群人在，他认为只要小心他一定能够成功地误导赛姆。赛姆之前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们不过是在群情激奋下做蠢事。现在他是否能在这生死攸关之际，再次让赛姆产生这样的想法呢？“同志们，”格雷戈里用低沉却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没有必要向你们赘述我的纲领，因为这也是你们的纲领。我们的信仰有过被诽谤、有过被玷污、有过被误解和遮掩，但是从未被改变。那些谈论无政府主义的人可以随便在哪里都获取相关的信息，但是他们从未问过我们，从未溯本追源。他们从廉价的小说中、从商人的报纸上、从《阿利·斯露普尔的半个假日》和《体育时报》上了解何为无政府主义。他们从来没有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了解过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机会去否认我们那些头顶上散布于整个欧洲的谣言。那些视我们如瘟疫的人也没有听到过我们的辩解。我知道他们今晚也没办法听到，不管我的激情如何之高。最终被迫害的人们会在深深的地底下汇集，正如同基督教徒在他们的地下墓穴中汇集。如果今天能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有一个一直以来都误解我们的人能够在场，那么我会当面问他：‘当基督徒在地下相会时，他们在人世的名誉如何？那些受过教育的罗马人又如何口口相传他们曾受到的暴行？我大概会对他说，你想一想我们只是在重复历史中的神秘悖论；想一想我们也如同曾经的基督徒一样震惊，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无害；想一想我们看上去也是像那些基督徒一样疯狂，正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温顺。”
掌声自始至终伴随着这些开场词，逐渐平息下来，在他说完最后一个词时掌声也突然停止。在有些突兀的沉默中，穿着天鹅绒外套的男人突然用高亢尖锐的声音叫道——“我才不温顺呢！”“威瑟斯普同志告诉我们他并不温顺，”格雷戈里继续说，“那他真是不了解自己啊。他的语言确实激进，他的外表狂野，甚至对普通人来说毫无吸引力。但是，只有在我这样敏感而深刻的朋友眼里，才能看到他本质中的温顺，连他自己都无法意识到。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如同真正的第一批基督徒，只要我们没有来晚。我们是单纯的，正如他们崇尚单纯，看看威瑟斯普同志吧！我们是谦虚的，正如他们也是谦虚的，看看我！我们是仁慈的——”“不是！不是！”身着天鹅绒外套的威瑟斯普大喊。“我说我们是仁慈的！”格雷戈里狂躁地重复着。“就像当时的基督徒一样仁慈。尽管这并没有让他们免于被指控食人血肉。我们绝不吃人——”“丢人！”威瑟斯普大喊，“为什么不吃？”“威瑟斯普同志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没人吃他。（大家笑了）”格雷戈里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社会，这个深爱着他的社会，不管怎样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不是，并不是！”威瑟斯普说，“毁于爱。”“——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格雷戈里重复着，咬牙切齿，“作为一个组织我们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一共同目的，如果我被选作组织的代表我也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尽管有那些无稽之谈说我们是杀手、是人类社会的敌人，我们依然要勇敢、机智地追求这代表情谊和纯粹的永恒理想。”
格雷戈里回到了他的座位，双手交叉放在在额前。会议室突然安静下来，显得有些尴尬。主持人却像个机器人一样站了起来，用毫无感情的语调说——“有人反对格雷戈里当选吗？”
人们似乎有些茫然甚至无意识地感到失望。威瑟斯普同志不安地转动着，大胡子底下嘟囔着什么。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这项议题必须尽快结束。正当主持人要开口宣布时，赛姆突然站了起来，用不大而平静的声音说——“主席先生，我反对。”
演讲中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声音的突然改变，而加布里埃尔·赛姆先生显然是深谙此道。他一开始用简洁的方式、正常的声音说了这些话，接下来的发言却如同擦枪走火一般振聋发聩——“同志们啊！”他大喊，吓得差点让人跳起来，“我们来这就为了听这种言论吗？我们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就为了听这些吗？这些话我们大可以在主日学校吃着面包去听。我们用武器捍卫这个地方、用生命保卫这个地方，就为听格雷戈里同志对我们说，‘乖乖的，你就能得到幸福’、‘做人要诚信为本’、‘善有善报’？格雷戈里同志说的话只有牧师爱听（对，对）。但是我不是一个传教士（人群大声欢呼），我没办法心情愉悦地听这些（再次欢呼）。他或许能做一个好的牧师，却不适合做一个决断的、有远见的、雷厉风行的‘星期四’（对，对）。”“格雷戈里同志用太过谦卑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社会的敌人。我却要说我们就是社会的敌人，因为这是社会的错。我们是社会的敌人，因为这个社会是整个人类的敌人，是人类最古老也最无情的敌人（对，对）。格雷戈里同志带着歉意地告诉我们，我们不是杀人犯。这点我同意。我们不是杀人犯，我们是行刑者（欢呼）。”
格雷戈里呆呆地看着赛姆，满脸震惊。他的双唇张开，用机械的、毫无生机的语调清晰地说——“你这个该死的伪君子！”
赛姆淡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惊恐的格雷戈里，威严地说——“格雷戈里同志说我是伪君子。他很清楚我不过是在履行我的职责。我从不矫揉造作、假意逢迎。我说格雷戈里同志不适合做‘星期四’是因为他的软弱。他不适合做‘星期四’正是因为他的软弱。我们不希望最高委员会被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影响（对，对）。没有时间搞这些仪式性的礼仪，也没时间搞这些假惺惺的谦逊。我反对格雷戈里同志正如我反对欧洲所有的政府，一个为无政府主义事业献身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忘却了所谓的谦逊和骄傲（欢呼）。我反对格雷戈里同志是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就像我会选择从墙上的架子里拿起手枪。如果格雷戈里要带着他那一套牛奶和水的理论去最高委员会，那么我推举我自己——”
他的话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随着他的演说愈发强硬，人们也越来越狂热地支持他，期待的脸甚至因为狂喜而变形，伴随着愉快的呼喊。当他宣布自己要竞选‘星期四’时，人们兴奋地吼叫着失去了控制，而同时格雷戈里也跳起来，嘴边都是唾沫，大喊着想要盖过人群的声音。“住嘴，你这个该死的疯子！”他大喊，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撕扯着嗓子。“住嘴，你——”
但是赛姆的声音高过了人们和格雷戈里的呼喊，他依然用冷酷如雷的声音说——“我去最高委员会不是为了推翻指控我们是杀人犯的谣言，我恰恰是为我们去争取名声（大声而持续的欢呼）。我要对那些说我们是宗教的敌人的牧师、说我们是法制的敌人的律师，对那庞大的政府机器说我们是公共秩序的敌人的臃肿的国会议员，我要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假王，但是你们也是真的预言者。我来就是来毁灭你们，来实现你们的预言。’”
如雷的掌声慢慢平息了，在完全停止之前威瑟斯普跳了起来，他的头发和胡子都竖起来了，他说——“作为修正条款，我提议由赛姆同志出任。”“闭嘴，我告诉你！”格雷戈里大叫，一脸狂乱地挥舞着手。“闭嘴，这一切——”
会议主席冷冷地打断了他。“有人附议这项修正条款吗？”他说。一个高个子、疲惫的男人从后排慢慢站了起来，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和，蓄着美式胡须。格雷戈里一直在大喊大叫，他忽然改了嗓音用石头一般沉重的语气说，“我要结束这一切！”“不能选这个人。他是——”“是什么？”赛姆冷冰冰地说。“他是什么？”格雷戈里两次张开嘴却都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他的血液又好像流回到了他脸上。“他是一个对我们的工作毫无经验的人。”然后突兀地坐下了。
他坐下之前，那个高高瘦瘦蓄着美式胡子的又站了起来，用高亢的美式口音说——“我请求推选赛姆同志。”“跟往常一样，修正条款会先记录在案，。”会议主席巴顿斯先生机械地重复着。“问题是，赛姆同志——”
格雷戈里又跳了起来，情绪激动。“同志们啊，我不是一个疯子。”他喊道。“噢，噢！”威瑟斯普说。“我不是一个疯子，”格雷戈里又重复了一遍，带着恐惧，一瞬间大家都怔住了。“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你们可以认为这很疯狂。不，我没办法称之为建议，因为我给不出理由。我应该称之为命令，一个疯狂的命令，但是你们必须照做。你们可以闹，但是听我的！你们可以杀了我，但是要照我说的做！不要选这个人。”真相是可怕的，尽管还没有揭露出来。有那么一瞬间，赛姆不可思议的胜利像风中摇曳的芦苇。但是你永远不可能从他冷酷的蓝眼睛中猜到他的心思。他只是说了一句——“格雷戈里命令我们——”
之后局面就扭转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格雷戈里叫嚣道——“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不是星期天。”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更重重地补充道：“你也不是星期四。”“同志们啊，”格雷戈里的声音像一个出离痛苦的殉道者，“我无所谓你们将我视作暴君或是贱奴一般憎恶我，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命令与低三下四的落魄。我给你们下跪。我趴在你们脚边讨好你们，我乞求你们，不要选这个人。”
不知怎的，“格雷戈里同志，”会议主席痛苦地停顿了一下说，“你这样真的有失尊严。”
人群第一次沉默了几分钟。格雷戈里又回到了座位，像被摧毁了一样。然后主席又像时钟一样开始重复——“现在的议题是选举赛姆同志成为委员会的新一任‘星期四’。”
呼喊声如同大海一般，举起来的手如同森林。三分钟之后，加布里埃尔·赛姆先生，秘密警察组织的成员，当选为欧洲无政府主义委员会的一员——星期四。
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感受到了等在河上的拖船，剑杖和手枪也早已在桌上等待。选举已经结束并且结果不可改变了，因为赛姆已经拿到了证明他赢得了选举的纸质材料。于是，热火朝天的人们都站起来重新在房间里聚成不同的小团体。不知怎的，赛姆发现自己恰好和格雷戈里面对面坐着，对方依然视他如仇敌。他们相对沉默了几分钟。“你是个魔鬼！”格雷戈里最后说。“而你是个绅士，”赛姆郑重地说。“你利用了我，”格雷戈里从头到脚颤抖起来，“利用我——”“讲讲道理，”赛姆简短地说，“你看你把我带到了什么鬼地方？是你先逼我发誓的。或许我们只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却是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可能和平相处。只有荣誉和死亡。”他把大衣拉到肩膀，从桌上拿起一瓶酒。“船已经到了，”巴斯顿先生匆忙说，“快着他的棍杖行了一个军礼，船慢慢地开走了。
他做出商场导购的手势，把赛姆领到一个短短的、铁皮包围的过道，格雷戈里依然气呼呼地跟在后面。过道尽头是一扇门，巴斯顿先生一下打开了门，门外是一片幽蓝、银光闪闪的月河，像剧院里的场景。出口处停着一艘短小的黑色蒸汽船，像一条长着红色眼睛的幼龙。
在登上甲板之前，加布里埃尔·赛姆跨着间隙转过身来对着格雷戈里。“你信守了诺言，”他轻轻地说，脸在阴影中看不清。“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感谢你。你甚至连很小的事情都做到了。在这一切开始之前你已经向我承诺了，并且你最后也做到了。”“什么意思？”格雷戈里已经混乱了，“我向你承诺了什么？”“一个有趣的夜晚，”赛姆拿着他的棍杖行了一个军礼，船慢慢地开走了。第四章一个警察的故事
加布里埃尔·赛姆不只是一个伪装成诗人的警察，还是一个恰好做了警察的诗人。他也并没有仇视无政府主义。由于大部分的所谓革命者都让人搞不清楚，所以他早早地就接受保守主义。他的态度不是来源于任何平淡无奇的传统，而是自发的、浑然天成的，即以叛治叛。实际上，他们家都是一群怪胎，年纪最大的人有最新潮的思想。他有一个叔叔总是出门不戴帽子，还有一个叔叔甚至想什么都不穿只戴帽子出门。他的父亲崇尚艺术和自我实现；而他的母亲重视简洁和卫生。所以在他小的时候，他既没碰过苦艾酒也没碰过可可，这极端的两者他都不喜欢。随后，他的母亲越来越倾向于清教徒的节制时，他的父亲却越来越鼓吹异教徒的自由发展。最后，当他母亲逐渐变成素食主义者时，他的父亲几乎成为食人族的拥趸了。
由于在他孩童时期身边就围绕着各种能想到的反叛，加布里埃尔也必须找到能反抗的事情。所以他选择了唯一还剩下的事物——理智。但是他骨子里的疯狂已经不仅仅是反对常识的程度了。他对于现代的无秩序的仇恨来自于一次意外事件。当时他在街上遇到了爆炸事件。有那么一瞬间，他似乎被震得看不见也听不到了，当烟雾消散之后，他看到了破碎的窗户和流血的脸。然后他很快恢复如初——平静、泰然、非常绅士，但是他心里有一个地方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并不像我们大部分人那样把无政府主义者们看作一群有病的人，并且大部分人觉得他们一半是无知一半是理智。而他把无政府主义者看作一个巨大而冷酷的威胁，就像当年的中国移民一般。
他不断地往报社投去洪流般的故事、诗歌和激进的文章，以此警告人们要小心这些层出不穷的野蛮行径，但很多都被报社扔进了废纸篓。但是这样也并没有让他更了解自己的敌人，他甚至难以维生。当他在泰晤士河畔漫步时，苦涩地咬着一根廉价的雪茄，思索着无政府主义的先进性，却发现他的野蛮和孤独更甚于一个口袋里揣着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他发现政府是如此孤立无援，进退维谷。他已经太耽于幻想了，而懒得去关心政府究竟如何。
一次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走在泰晤士河畔。红色的天空倒映在红色的泰晤士河上，正如他内心的愤怒一样激烈。天空黑魆魆，河边的路灯有些骇人，而河水跟倒映其中的夕阳相比如同猛烈的火焰，像蜿蜒在地下城中洞穴的火流。
赛姆在那些日子里萎靡不振。他戴着一顶过时的黑色高顶礼帽，穿着比礼帽更旧的破破烂烂的黑色外套，整个看上去像狄更斯和布尔沃·利顿作品中的恶棍。相比于后来在藏红花公园草地上现身之时修剪过后的样子，当时他的黄色胡子和头发要蓬乱得多。他嘴里叼着一根花了两便士在索霍区买的细长黑雪茄，夹在他紧密的牙齿中间尤其显眼，整个人看上去倒是像极了他发誓要宣战的反政府主义分子。也许这也是当时警察跟他搭讪，对他说“晚上好”的原因。
警察在薄暮里就像是一团模糊的蓝色物体。正处于对人性的病态恐惧之中的赛姆，被这机械地站在那的警官吓了一跳。“你是说晚上好吗？”赛姆抬高声调说，“你们这些家伙会把世界末日称为美好的夜晚。看看这红得要死的太阳和河流！我敢肯定即使这溅洒和闪耀的是真的人血，你也会依然直直地站在这，望着人畜无害的流浪汉，然后命令他们离开。你们这些警察就是对穷人心狠手辣，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你们那理所当然的态度，我可能还会原谅你们的狠心。”“如果我们是平静的，”警官回应说，“那么这个平静是有组织的抵抗。”“嗯？”赛姆盯着他看。“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战士必须保持镇定，”警官继续说道，“军队的镇定代表着国家的愤怒。”“老天爷啊，像回到寄宿学校一样！这就是非教派学校的教育吗？”赛姆说。“并不是，”警官悲伤地说，“我可没那些经历。寄宿学校是之后才有的。我恐怕我接受的是很粗糙、旧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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