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肯·斯蒂芬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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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耻辱试读：
0.导言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文集，收录了我在《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几篇文章。那个时候这些文章是作为新闻报道写出来的，现在收集成册仍然还是新闻报道，虽然新换了“外套”，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进行任何修饰。这一做法也许足以让人觉得我有点儿狂妄。假如我是为自己的记者职业伸张权利，你可以这么认为，但这并不重要。作为记者，我记叙了美国一些城市的耻辱，在这些城市里，许多人披着合法市民的外衣，却不知羞耻地干着罪恶的勾当。现在我把一系列发表过的文章从杂志的合订本里抽出来重新出版，而且几乎没做修订，我这么做当然有自己的道理。我原先写这些文章是有意图的，一篇又一篇连续拿出去发表也是有意图的，现在编辑成册重新出版，更是进一步强调相同的意图；过去我有决心，现在我仍然有决心，那就是对傲慢家伙们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的揭露。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定存在着这样的事。我们自吹自擂说的所有大话不可能都是空洞的虚言，我们虔诚的托辞也不可能都是虚伪的谎言。说到底，美国人在科学、艺术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我们有过硬的能力，而我们的虚伪则意味着基本道德观念的种族意识。即使在政府里，我们也已经给出证据，证明其具有巨大的潜能，而我们的政治也并非完全失败，只是这些失败简直荒谬透顶。这些失败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这表明我们不仅有杰出的成就和卓越的政治家，还有失败和贪污受贿者，二者同样是真实的。我们为什么不对此看一看、说一说呢？
因为我听说，美国人民是不会接受这种做法的。你也许可以责备政治家，或者任何一个阶层，真的，但是你不能责备所有的阶层，责备全体人民。你可以欺骗不知情的外国移民，或者任何一个民族，但是你欺骗不了所有的民族，欺骗不了美国人民。但是，没有哪个阶层、哪个种族、哪个利益集团或行业群体需要单独为此承担责任。美国有些城市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是因为美国人民没有很好地监督政府。
当我动身去一些城市采访时，一位纽约人诚实地告诉我，说我一定会发现美国各地的爱尔兰裔移民，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移民，他们是恶政的罪魁祸首。我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圣路易斯，那是一个德国裔移民的城市。我去的第二个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斯堪的纳维亚裔移民的城市，英格兰裔移民是城市的领导者。接着我来到匹兹堡，苏格兰长老会教友的城市，我的纽约朋友也是长老会的一个教友。我听到：“啊，可是他们都是外国裔移民。”下一站是费城，在所有城市当中算得上最纯的美国人群落，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城市。离开费城后，我来到芝加哥和纽约，两者都是多民族混居的城市，但是前者成功地进行了改革，而后者的政府是我在这些城市当中见到的最好的政府，堪称典范。“外国因素”这样的借口是假设出来的谎言，目的是阻止我们看清楚我们自身。
自负让美国人对政治深感悲叹，而对商业大唱颂歌，这可以说是美国人自我主义的另一个类似假设。这是典型的美国市民的抱怨。如今，典型的美国市民是商人，而典型的商人则是坏的市民，商人总是在忙。假如他是一个“大商人”，非常忙，他不会忽视政治，而会忙于政治活动。啊，非常忙，非常讲究效率。我发现，在圣路易斯商人们在行贿，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人为受贿者辩护，在匹兹堡有人搞腐败，在费城有人与城市大佬分享利润，在芝加哥有人强烈反对改革，在纽约有人用贿赂基金打击良好的政府。商人，大商人，是自以为是、狂妄自大的骗子，是腐败现象的主要根源。如果商人能忽视政治，那可是一种恩惠。普通的商人不搞政治，是值得尊敬的市民。这样的商人也很忙，但是他不需要政治，也没有时间搞政治。如果他对政治的忽视使糟糕的政府走得太远，他会被激发从而采取行动，会不高兴，四下寻找快速治疗政府病症的方法，然后他会很快地回到自己的生意上。这是自然的事，当他谈政治时，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关心他的生意。他信守的特有做法便是交易。“请一位商人来，”他说（他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的人”），“让这个人把经商的方法引入政治和政府中，那样我就可以继续照料我自己的生意了。”
从美国参议院议员到市政委员会委员，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几乎没有哪个商人会被选入议会或委员会的哪个部门。然而政治仍然腐败，政府相当糟糕，而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市民不得不时刻准备好冲出去，就像过去那些消防志愿者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天气都冲出去，进行预防火灾的巡视。有时商人出去把火扑灭（已经造成损失之后），然后回到生意上，为商人从事政治活动而叹息。商人在干预政治方面很失败，为什么？
因为政治就是生意，症结就在这里——艺术、文学、宗教、新闻、法律、医药，这些都是生意，所有你能接触到的行业都是生意。在英国，政治成了一种运动，在德国则成了一种职业。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将得到比现在拥有的更多的东西，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试图与银行家、律师和纺织品商人一起搞政治改革，因为这些人都是商人，指望他们获得改革成就至少会遇到两大障碍：其一，他们与政客不同，甚至不比政客好多少；其二，政治不是“他们的行业”。不过两者都有例外的情况。许多政客投身于商业，而且干得不错（坦慕尼派的几个前市长以及费城几乎所有老的政治领袖都是卓越的金融家），而有的商人则从事政治活动，同样表现不俗（如马克·汉纳）。然而，他们并没有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进行改革，虽然他们有时会尖锐地提出批评，但目的是增强这些行业的实力。政客是具有专门知识的商人。当某些其他行业的商人学会政治交易，他就成为政客，在他身上没有多少改变。想一想美国参议院吧，相信我。
商业精神的实质是利润，不是爱国主义；是信誉，不是荣誉；是个人获取财富，不是国家繁荣；是交换和讨价还价，不是原则。“我的生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商人的心里话。“无论什么政策，只要能让我的生意兴隆，那就是好的，必须是好的。无论什么政策，只要妨碍我的生意，那就是错的，一定是错的。行贿是不好的，也就是说，采取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是生意的需要，我必须这么做，给别人送点钱也就不一定是多么坏的事。”“生意就是生意”这句话不是政治范畴的用语，但是我们的政客却已经抓住了这一点。对行贿行为，他们采取的是相同的观点，只是他们通过表现出对行贿者不屑一顾的样子来保持自尊，何况他们还有代表公平公正的巨大优势。“这么做，也许是错的，”政客会说，“可是，假如一个富商为了办事方便或增加自己已有的巨大财富，主动提出与我做交易，我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生活与他妥协。我并没有自称有什么美德，即使是在礼拜日。”至于政府是好是坏，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怎么会关心呢？他们只关心根据顾客需求，他们的商品是好是坏。
但是，关于政治商业这一点，希望还是有的，不仅仅是绝望。假如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中有相当多的政治商人，他们总是会满足我们可能产生的任何需求。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保持稳定的对好政府的需求。在大人物的力量下，全国人民被分成多个党派。对大佬们而言，政党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腐败目的的工具而已。大佬们使他的政党腐化，但是我们不能助长政党的腐化；行贿者改变他所支持的政党，从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是诚实的投票人绝不可能这样。为什么？因为假如诚实的投票人不比政客和受贿者更关注他们的党派，那么诚实的投票就会起主导作用，而这会是坏事——对受贿而言。完全地服从于夺走我们主权的这种机制是愚蠢的。如果我们将政党留给政客们，不投票赞成政党，也不为某个人投票，而是为市、州和国家投票，我们就会统治政党，以及市、州和国家。如果我们大部分人为承诺更多的候选人投票，或者，如果两党都不太好，我们放弃执政党，一直等到下一次选举，再放弃执政党，那么，商业政治家就会感到急需一个好的政府，而他们能够提供。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政治家现在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政府，但是形成一个不好的政府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而政治家们知道坏政府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政府“运转不良好”，商业政治家们就会提供别样的政府，如果对这个政府的需求稳定，作为很有商业头脑的政客，他们就会“持续提供这样的政府”。
但是，人民需要一个好政府吗？坦慕尼派说人民不需要。人民是诚实的吗？他们比坦慕尼派要好一些吗？人民比商人和政客们要好一些吗？我们腐败的政府究竟还有没有代表性？
许多人在各地四处行走，宣讲教义，希望以这种方式消除美国的邪恶，培养个人良好的品行、纯朴的诚实、勇气和效率，对此罗斯福总统嗤之以鼻。“陈词滥调！”老于世故的人说。陈词滥调？如果我观察的结果是真实的，原原本本地采用罗斯福的改革方案就有可能造成一场革命，从国会到教会，从银行到选区组织，现存的体制就会引发激进和恐怖的震荡，其强度会超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将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我们的邻居，不仅仅是受贿者，而且还有你和我。
不，我们蔑视政治或对政治不屑一顾的做法，恰是我们夸耀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与公共事务中让我们震惊的腐败行为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我们自身处理私人事务所采用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吸引你妻子进入社会的吸引力和盼望别人对你的著作做出正面的评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等同于安排手下人担任要职、把盗贼弄出监狱、让一个富人的儿子进入公司董事会等做法；工会内部的腐败、银行内部的腐败和政治机器内部的腐败，它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信托公司的傀儡董事，和立法机构里的内线成员之间没有区别；萨姆·帕克斯这样的工人领导与约翰·洛克菲勒这样的银行老板、J.P.摩根这样的铁路大亨、马修·奎伊这样的政治大佬，他们之间同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大佬不是政治产物，而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产生于缺乏追求自由精神的自由人民当中。
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就是一个道德上的弱点，正是在这一弱点上，我们却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在礼拜日是好人，而在美国独立日，我们是“非常爱国的人”。我们向看门人行贿，为的是向房主提出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与向市议员行贿，希望获得某条街道的做法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特准铁路公司在自己经营的线路上采用专利救生装置，这是行贿的根源的一个例子。至于贪污受贿、妓院敲诈、股票掺水，所有这些违法行为有着相同的属性。我们为我们的民主制度、共和形式的政府、大宪法和公正的法律而感到骄傲，这真的让人觉得悲哀。我们是自由的、独立自主的民众，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政府是我们的。不过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要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我们的领导人承担，因为我们跟随着他们。他们让我们将对美国的忠诚转变成对某个政党的忠诚；我们委托他们指挥党派，将我们的民主制度转变成专制制度，把我们的共和国家转变成富豪集团统治的国家。我们欺骗我们的政府，我们使我们的领导人掠夺政府，我们让他们用甜言蜜语去哄骗，用小恩小惠的方式使我们失去了自主。真的，他们为我们颁布了严格的法律，但是我们也心甘情愿地让他们通过了恶劣的法律，作为代价，公共财产被放弃；而我们很好的法律却成为领导人压迫我们、欺诈我们的依据。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破坏了自己的法律，掠夺我们自己的政府，海关的妇女、手里拿着绳子滥用私刑的人、大企业的高管，这些人拿着贿金和回扣。难道行贿受贿、无法无天也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吗？
这些不能说吗？还不明显？纽约无所畏惧的地方检察官威廉·特拉弗斯·杰罗姆说：“你可以把你想说的任何事情讲给美国人民听。如果你能诚实对待自己，你就能诚实对待美国人民。美国人民不仅能原谅你的直白，也会宽恕你的错误。”这是一个诚实的、有前途的民主主义者的意见，也是他的经验之谈。谁还说过类似的话？当整个社会腐败堕落的时候，谁说过“嘘，别做声”或者“有什么用”或者“一切都好”之类的话？说这些话的是那些受贿者，是懦夫，受贿者的做法鼓舞了懦夫。“加法、除法和沉默”是受贿者的信条。“不能伤害我们的党，要爱惜我们城市的荣誉。”受贿者们叫喊着。独立纪念日演说是贪污受贿的“门面”和“托辞”，那里面没有什么爱国主义，有的只是背叛。这是游戏的一部分。贪污受贿者大声叫嚷，目的是争取人们为“经济繁荣”和“党的事业”而欢呼喝彩，就像拦路强盗大声命令“举起手来”，而在我们挥舞旗帜、高声呼喊时，他们却让旗帜从国家飘向政党，使国家和政党转变为贿赂工厂，“繁荣”变成了制造“一手软牌”的投机风潮，就像华尔街行话说的那样，使上当受骗的人握着掺水股票，而他们则把持着财富。“责备我们，责备任何人，但是赞扬人民。”这样的话，作为政客的忠告，并不是出于对人民的尊重而说出的，而是出于他们对人民的蔑视。就像谄媚小人利用昏庸国王退化的智力，通过这样的奉承，政治大佬、金融大佬和大企业家正在迷惑和愚弄美国公民的权利。而且，同样，他们正在腐化公民的权利。
公民的权利是容易被腐化的。纽约的一个工会成员说：“我知道帕克斯在做什么，但是我才不关心呢。他已经给我提高了工资。让他受贿好了！”而费城的一个商户也说过相同的话：“政党的领导人也许从这个城市拿去了比他们应当拿的更多的钱，但这并没有让我受到伤害。也许会多收我一点税，但是我承受得了。政党能维持保护性关税，假如降低关税，我的生意就毁了。哪个政党维持那个关税，我就支持哪个政党。”
人民并非是天真无知的。对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所揭露的事实，他们都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对许多观察家来说，那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对我来说不是这样。当我打算记叙某些典型城市的腐败体系时，我只是想说明人民是如何被欺骗、被出卖的。但是在研究第一个课题——圣路易斯的腐败时暴露出来的真相就令人吃惊，腐败不仅出现在政治方面，金融、商业、社会领域都有腐败现象。贿赂圈子的枝枝杈杈是那么错综复杂，手法是那么多样，影响又是那么深远，一个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弄清其中的内幕，即使不知疲倦的检察官约瑟夫·福克也不能把一切都查清楚。
这种状况，在我与克劳德·韦特莫尔共同采编的文章里已经做了预示，但是说得还不够清楚。韦特莫尔先生居住在圣路易斯，他爱护自己城市的名誉，但是这个城市的名声对我的意义却不大。但是当我独自一个人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时，我可以比较独立地去观察。
关于圣路易斯，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尽管“较好的市民”得到了关注，但团伙才是人们的兴趣中心。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中，标题就直接点明了真相：这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不是埃姆斯管理的耻辱，不是团伙的耻辱，而是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市民的耻辱。然而，明尼阿波利斯远不像圣路易斯那样恶劣，警察受贿从来不像行贿那样普遍。警察受贿更加令人震惊，它是如此肮脏，以至于不可能牵涉到社会更大的方面。所以我回到圣路易斯，重新审视这整个地区，把人民记在心头，不仅仅关注被抓起来的、被宣布有罪的受贿者。这一次，“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的真正意思搞清楚了。这篇新文章的标题是“圣路易斯的无耻行为”，而这才是整个故事所要讲述的东西。关于匹兹堡的章节，我还是把人民作为主题，尽管那里的市民精神好一些，蔓延于整个社会的社会组织的腐败现象得到了证明。但是直到我来到费城，我才弄懂了普遍腐败的可能性，其严重程度已经达到让我们不得不羞愧地做出忏悔的程度。匹兹堡正适合我在这方面的个案研究。在乡村没有这样的事情，唯一可能的是在辛辛那提。费城当然不仅仅有腐败，还有“被腐败”，而这一点我在文中也讲得很清楚。可是费城把账记在了市民的头上。
限于篇幅，我不太可能利用杂志的版面，来全面评述每个城市的市政府的各个方面，所以，我选择的典型城市在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都是最具有特点的。由此，以圣路易斯为例评述受贿；以明尼阿波利斯为例评述警察受贿；以匹兹堡为例评述政治机器和工业机器；而费城，则是那里普遍存在的市民精神的堕落；至于芝加哥，我要说明的是那里的改革；纽约则是模范政府的典型。所有这些事情在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地区发生着。在圣路易斯，现在和前一阵子有一些改革者，但是如今那里又发生了警察受贿的事。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对行贿受贿进行过打击并实行议会改革，但行贿受贿的现象又卷土重来。匹兹堡腐败行为普遍存在，而费城则是一台完美的政治机器。芝加哥的警察用不正当方法谋取钱财，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低下，商业、工会、社团普遍存在腐败行为。至于纽约，这座大都市也许能够反映出美国各个城市所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但是多年来，没有哪个市长能像塞思·洛市长那样将城市管理得那么好。
我所选择的有代表性的城市多数都是高度发达的城市。例如，在圣路易斯及邻近的芝加哥寻找有组织的改革；在芝加哥及邻近的明尼阿波利斯寻找贪污受贿行为，这些做法都会是荒谬的。在明尼阿波利斯之后，对芝加哥行政管理的腐败行为的描述更像对前边的重复。也许对每个环境的显著问题进行描述可能不那么公正。但是我为什么要公正？我并不是在评判什么，我自认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不是为了芝加哥而写芝加哥，而是为了其他一些城市，所以我选择的有警示作用的案例是为了指导其他城市。因此，虽然我永远也完成不了，但至少我从来不会夸大其词。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每个人我都是轻描淡写的，低调处理，尤其是状况较为恶劣的地方，因此，尽管每篇文章似乎让其他城市感到震惊，但会让当事城市的市民觉得失望。我在费城的一些朋友，他们知道一些当地的事，还有一些朋友知道我所知道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报道都表现出了诧异，认为我写得太少了。圣路易斯的一家报纸说：“事实摆在了我们面前，但是我们觉得说得还不够充分。”他说的是真的。在写费城的文章里，我删去了大约两千字，我所掌握的真实情况连一半也没有写出来。我认识一个人，他用了整整三本书的篇幅记录下了费城市政大厅的腐败演变史，这样他还觉得苦恼，觉得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出来。你不可能用一本书把已知的美国城市所有的腐败事件写出来。
这一切非常不科学，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不是科学家，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并非冷漠地收集所有的典型事例，然后耐心地进行整理，用作永久保存和实验室分析。我不想保存，我想毁灭这些东西。我的目的不是搞科学研究，而是表现我调查和报道这些事件的勇气。就像前边我说过的，我的意图就是想看一看，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实能否唤醒市民的廉耻之心，能否给美国人的自豪感浇上一盆冷水。我想行动，说服人们。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是对所有事实都感兴趣，我所寻找的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旧的东西超过了一半。经常有人请我揭露一些被怀疑为可能存在的黑幕内容，我做不到。我为什么应当这么做？揭露未知的事或人不是我的目的。人民，他们要忍受的是什么，他们是如何被愚弄的，他们是如何被廉价收买的，又是如何被高价出卖的，如何那么容易受到恐吓，那么容易因为受到诱导，而去做好事或者坏事——这才是我要采访的内容，所以，只有各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其他所有城市的每个人都能依据自己对这类事情的认识来确认有可能存在的事实，我认为才有意义。但是，如果个体受到指责的时候，这些事实，尽管有点轻描淡写，总归是要记在罪犯的头上，而且最终可以让人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和他们尊敬的人，还有引导他们的人，具有力量，也有责任。
这就与蛊惑人心的煽动家所发出的警告和规则大相径庭。结果会是什么呢？
约瑟夫·福克以其坚定的信念监察并揭露了圣路易斯的受贿案之后，这里进行了一场竞选。据说，“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一文已经引发了某种公众反对受贿者的情绪，但是与《麦克卢尔杂志》相比，当地报纸需要处理的事情更多。明尼阿波利斯市大陪审团已经揭露、法庭已经审讯、普通陪审团已经宣判那里的受贿者的罪行，之后的选举表明公众舆论已经形成。但是这一场选举被视为最终结局。当我赶到那里时，曾经领导改革运动的那些人都已经 “功成身退”了，然而，当他们读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之后，他们转身重新投入工作。他们制订了一项计划，以保证市民及时了解情况，继续为建立良好政府而努力奋斗。这些忙碌的、毫无野心的市民，认为这事“需要他们来定”，于是重新承担起他们不受欢迎的市民职责，不过并没有什么怨恨。在一次重要市民参加的会议上，许多人在发言中诚恳地建议，应当“澄清明尼阿波利斯的名誉”，但是有个人站起身来，非常友好而又坚定地说，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述内容是真实的。这让与会市民感到难以接受，可是真相如此，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我返回圣路易斯，重新写出真实情况，并在重写的过程中，尽可能在真相允许的前提下进行抨击。这个时候，我在当地的一些朋友看过稿子之后表现出了惊恐的样子：这篇文章会伤害到福克先生，这篇文章会伤害到人们的利益，这篇文章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云云。
我说：“这正是我希望的。”
那些朋友说：“可是，愤怒的情绪会让福克先生和改革垮掉的，这不利于制裁受贿者。”
我责问道：“文章的主题是揭露无耻行为，以傲慢人物为抨击目标，暗示这样一个信念——有些人的自尊会被触动，有些耻辱需要清除，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太微妙了。所以我回答说，假如他们对这座城市没有充分的信念，我有，假如我错了，那么人们不会对受贿行为感到愤怒，而是会对我的揭露受贿的行为感到愤怒，他们不会惩罚和我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的福克先生，而是会惩罚我和《麦克卢尔杂志》。报社的人警告我，他们不会容忍我的文章，他们要对我所说的事例进行反驳。我回敬说，我会让圣路易斯市民在我们之间做出选择。这是真的，这是公正的，圣路易斯的人民以前就曾经表明没有耻辱。现在是一个好机会，看看他们的城市是否有什么耻辱。他们说我是一个傻瓜。“好吧，”我答道，“在过去的岁月里，所有的王国都有傻瓜，而傻瓜被允许告诉人们真相。我愿意为美国人民充当傻瓜这个角色。”文章发表之后果然受到了当地报纸的抵制，福克先生的朋友否定我的报道，福克先生本人则出面为市民辩护。当地有头有脸的市民筹措资金、组织群众集会，高喊“让我们的城市在世界面前恢复正常”。圣路易斯市的市长，一个卓越的人，曾经还帮助过我，也对我的文章进行谴责。受贿团伙希望凭借东部杂志的力量发动进攻，并拉选票。许多市民也在反驳我，文章发表后，20万个支持“福克和改革”的投票徽章出现在圣路易斯的大街小巷。
不过这些徽章都只是支持“福克和改革”，他们确实证明在“圣路易斯的骄傲”这一点上我的文章是错的，但是他们也证明这种骄傲已被触动。在此之前，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圣路易斯对这一切的感觉究竟如何。圣路易斯曾举行过一次选举，另一场竞选处在待定状态，而受贿者，抓起来的或就要被抓起来的，都被控制了起来。市民们还没有采取行动驱逐这些人。福克先生出色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场面，但是缺少应和者，而且，尽管我采访的人说他们都站在福克先生一边，我也采访了一些贪污受贿者，他们只是诅咒福克，把他们的希望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一旦福克任期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哪个局外人能够在当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做出选择。我又如何能够读懂这里人们的心思？我采取了客观对待的态度，从正反两个方面陈述了事实——陪审团的正确裁定和受贿者的狂妄计划。结果呢，真的，那就是圣路易斯不知羞耻的状态应当受到圣路易斯人民的谴责。
圣路易斯人民就是这样看的，无论是在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所在的州，而且他们不再充当旁观者。我的文章促使这里的人们开始认真考虑自尊的问题。谁受到了伤害？不是圣路易斯。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决心行动起来，受贿行为似乎注定要受到惩罚，而不是福克先生。此后，福克的州长提名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他们在密苏里州各地成立俱乐部，支持福克先生，并由此确保抓捕到圣路易斯和密苏里州的受贿者。《麦克卢尔杂志》和我本人同样没有受到伤害。后来我又去了一次圣路易斯，曾花钱组织群众集会谴责我的那些人找到我，说我是对的，文章所写的内容是真实的。他们甚至请我“再写一篇”。也别说，也许还真有机会这么做。福克先生很快揭开了密苏里州的“盖子”，揭露出了许多真相，而密苏里州似乎也时机成熟，适合集会。此外，州、市的受贿者已联手打击人们，阻止人们的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选举直到1904年秋天才得以举行，受贿者则在很大程度上指望浮躁的公众舆论有些变化。但是我相信，密苏里州和圣路易斯市能一道证明人民可以做出裁决——如果他们被唤醒的话。
揭露匹兹堡的文章在匹兹堡却没有产生影响，评论费城的文章在费城也没有任何结果，那里更没有什么可期待的。正如我在文章中说的那样，匹兹堡了解自身的状况，而且也许有能力从一些耻辱事件中脱身，但是费城似乎安于现状，没有什么希望。然而，就像我说过的，事件的报道都是以系列文章写出的，目的真的不是针对所叙述的城市，而是我们所有的城市。最直接的反应并非来自所记叙的地方，而是其他地方，这里存在着类似的恶行，或者说需要我采取类似的行动。所以，芝加哥沉浸于自身的麻烦，觉得研究城市改革没有用处，改革也许应该是别的城市的事，而费城，“堕落和满足于现状”，被其他城市所效仿，其形象似乎已经在各地留下了最为持久的印象。
看得见、摸得着的结果当然很少。这一年工作的实际成功是在很多方面给出了完整的证明，也就是说，无耻是表面性的，在其下面存在着一种骄傲，而这种自豪感一直是真实的，也许能挽救我们。这是真的。一些腐败分子也许会说，你可以到处指责，但是不能指责人民，不能指责人民所居住的城市，而且还会说，只有通过奉承才能打动美国人——他们说的是谎话，他们在为自己说谎。他们也是美国市民，他们同样是人民的成员，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样也受到耻辱行为的影响。我努力想讲清楚的最大真相，也是福克先生不断坚持揭露的真相：贿赂不是寻常的重罪，而是叛国罪，这里或那里不时爆发的腐败堕落事件并不是对法律的偶尔冒犯，而是持续的冒犯，而且其影响几乎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变成了寡头政治，代表着某些特殊阶层的利益。有些政治家已经看出了事态的严重性，这让他们感到烦恼。我认为，我比任何人都重视自己的体验，就像人们说的，有些受贿的政客被我“烘烤”过五六次。可是事后他们当中却有人来拜访我，其中有一个非常庄重地对我说：“你是对的。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说的没错。我不知道你是否无所不能，但你是对的，完全正确，而我完全错了。我们这些受贿的人都错了。我现在看不出我们如何才能把腐败行为停下来，我看不出我如何才能改变。我想我做不到。是的，我做不到，不仅是现在。但是，你听我说，我也许能帮助你，我会尽力的。你可以获悉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
因此你会明白，那些现实的政客们并不是那么坏的家伙。我真的希望能讲一些他们的事，诸如他们是如何帮助我的，他们是如何坦诚地、无私地协助我发现真相和了解真相的，而这些真相材料，我曾经告诉过他们，他们也很清楚，是用来反对他们的。如果我能够，也许将来有那么一天，我应表明，我们拥有的最有把握的希望之一，其实是政治家本身。请他们提出好的政策。如果他们给出的政策不好，就惩罚他们；如果给出的政策好，就奖励他们。请政治家为政治埋单。这时有人就会说，你不知道，你不在乎，而且你一定受到了别人的奉承或者愚弄——对此，我说，你错了。我不拍任何人的马屁，我根据我获得的材料陈述事实，我不是因为愤恨，而是因为受到了鼓舞。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耻辱”和“圣路易斯的无耻行为”两篇文章发表之后，我的做法不仅得到了这两个城市市民的赞同，其他城市的市民、个人、团体和组织也向我发来了邀请，好几百封邀请信啊。他们在信中说：“来我们这里吧，我们的情况更糟，来帮助我们揭露一下。”
美国人也许已经失败。我们也许是唯利是图、财迷心窍、自私自利的。我们也许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文章，假如证明不了别的什么事情，也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经得住真理的考验，证明美国市民的性格中存在着一种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也许就是国家的力量。所以我的这本书，记录耻辱，也记录自尊，既是不光彩的自供，也是荣誉的宣言，真诚地献给那些被指控的人，献给所有市民，我完全是出于善意的。
1.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
圣路易斯，从其面积上看是美国第四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世界宣告：第一，这里是管理最差的一座城市；第二，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来这里参加世界博览会，并在这里观光旅游。其实，圣路易斯并不是管理最差的城市，费城才是。但是，如果我们把其内部的事情讲出来，圣路易斯这座城市是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的。
那里有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完全独立地工作着，他就是（地区/州）地方检察官，他“承担起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正是数千名地区律师和公务人员承诺应做的，或者为此而自夸的事情。这个人很讲究实际，头脑清楚，嘴唇很薄，嘴角分明，个子不高，话也不多，而且说话时从不提高嗓门，喜欢把事情做在前面，眼睛里带有微笑，但下巴是紧绷的，他说的最简单的话就是“我能做到”。那些请他参加竞选的政客和有名望的市民在遭到他的拒绝时，一再试图说服他。他表示如果当选，他就不得不尽职尽责，他们说：“那是当然。”于是他参加了竞选，并且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竞选成功。可是如今，支持他的这些政客中一些人被判入狱，一些人则跑到了墨西哥。地方检察官发现自己的职责就是抓捕和证明罪犯有罪，而最大的犯罪分子恰恰是那些政客和重要市民当中的一些人，于是就展开调查。虽然他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政治家们宣称这不是政治。
圣路易斯的腐败源自上层。最出色的市民——实业家和金融家——控制着这座城市，而且他们经营得不错。他们决心超过芝加哥。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商战和企业竞争，一度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目睹到。实业家不仅仅是商人，而政治家也不仅仅是贪污受贿之人，这两类市民勾结在一起，他们操纵着手里的权力，控制着银行、铁路、工厂，在城市里享有很高的声望，并能利用这里人们的主要倾向获取商业资源和赢得人心。这是一场不相上下的比赛。芝加哥已经率先启动，并总是处于领跑的位置，但是圣路易斯则具有勇气、智慧和巨大的能量，给芝加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城市的环境和政府层面讲，圣路易斯已经超越过去，而且有些人认为圣路易斯已经赢了。但是变化出现了。公共精神变成了私人的性情，公共事业心变成了私人贪欲。
大约在1890年，圣路易斯的人们开始追逐公共特许权和其他特权，不是为了获取合法利润和为公共事业提供便利，而是为了掠夺钱财。只要能在公共委员会上获得一点儿利益，大人物们就会滥用权术和策略。那些社会地痞，凭借着他们的嗅觉捕捉腐败的气味，闯进市议会，驱赶走仅存的那些受人尊重的议员，然后将城市——城市的交通、码头、市场，以及城市其他所有的资源——卖给了贪婪的实业家、商人和行贿者。换句话说，当重要人物开始吞食自己的城市时，民众也闯入了进来，在这个槽子里分吃一点他们能获得的食物。
于是逐渐出现了这种情况：正是这些吞食自己城市的市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圣路易斯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种公民自豪感，他们仍然习惯于吹牛说大话。他们会告诉你这里的居民有多么富裕，银行的资金有多么充盈，这里的工业有多么重要，然而你看到的可能是低洼不平、不堪重负的街路，肮脏泥泞的小巷；你会路过一处破败的、挤满了病人的楼房，并获知这是一所市立医院；你走进法院大楼，你的鼻孔闻到的是用作消毒剂的甲醛味道，四处洒下的杀虫粉是用来灭虫子的；你前往新盖的市政厅拜访，发现一半以上的入口被松木板子封闭，以遮挡尚未完工的内部装修;最后，你扭开旅馆的水龙头，结果却看到像是泥浆的水流进洗脸盆或者浴缸里。
圣路易斯的法律授予市议会很大范围的立法权，而这个市议会是由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下议院组成的。福克先生的大陪审团中的一个成员对此做过如下的描述：“我们面对的许多人曾经是，其中多数到现在仍然是下议院的议员。我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缺乏普通的学识，无法给出更好的理由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提案，也不能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行使权利。在一些议员身上，你找不到意识或者美德的踪迹；在另一些议员身上，你能看出他们素质极差，行为卑鄙，处事狡诈，骨子里透出那种卑躬屈膝的奴才相，还有他们肮脏的欲望。他们没有能力对民众生活的普通需求做出反应，所以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一项法令或条例的重要意义。而且，无论是从秉性还是素养方面来讲，他们承担不起法律制定者的职责。选择这样一些人来立法简直是对法律公正性的扭曲，而把钱奖给这些无用的人就是故意从源头上毒害法律。”
这些人被很好地组织到一起。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席会”——一个立法机构，对此大陪审团曾经做过如下描述：“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差不多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如果不向立法者送去他们索要的钱，那些有利于不法商人谋取特许权或经营权的法令或条例，就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极少有例外。市议会两大部门的组成人员在人数上足以控制立法。‘联席会’的一位成员得到授权，代表联席会行使权力。他负责收受钱款，并依据对某项未决议案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的价格与每个成员协商，然后进行分配。自从这种做法存在以来，‘联席会’成员们就把如此得到的钱看作立法者正当的额外补贴。”
有一个立法者向律师咨询，打算起诉一家公司，以便弥补因批准某个项目而欠下的未付好处费损失。不过这样的麻烦事很少发生。为了保证能按期拿到没有争议的收入，联席会的各个机构会拟定一份进程表，为各种可能的拨款划定贿赂价格，就像旅行推销员可以在路上随时拿出来查看的清单。粮库的修建、铁路侧线的铺设，这些都是有价码的；侧线的好处费按英尺计算，但是价格还会因路基的土质情况不同出现变动；街路改造需要花费大量的钱；码头泊位则依照分类，有着不同的、精确的估价。正如有了有利于立法的衡量标准，当然也就有了废除某项法令的标准。如果出现有人反对的情况，就会对定价产生影响，所谋取的特权是否合法也会区别对待。但是，不管是批准还是废除哪项法令，都不会是免费的。议员中有许多人开办酒店舞厅——在圣路易斯，有个恶作剧的人花钱雇了一个小男孩跑进参议院的会议室里，大声喊道：“先生，你家的酒店着火啦！”结果会议室顿时几乎空无一人。但是，即使附近地区的酒店老板也得交钱，以便保住自己的地盘，方便做生意，否则的话，就会因客流不足而受到损失。
索贿之风从市议会蔓延到各个部门。他们向商贩发放许可证时收费，准许市民在街上树立雨篷时收费，同意某人占道存放货物时收费，但是他们收取的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额度，而多收的钱就装进了他们的口袋。市里的钱以较高的利率贷了出去，而赚取的收益则被转存到了私人银行账户。城市马车成了市府官员的妻子和孩子的专用车。为公共机构供应的食品出现在私人家里的餐桌上；为救济院提供的食品明细账上竟然还包括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奶酪和法国红酒！一位议员促使一家副食品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并，而后者的名义股东就是议员的儿子和女儿，他还成功地出价买下了全市的食品供应权，尽管出价超过了他的竞争对手。作为对所获好处的回报，他签署支持另一位议员获得独家承担全市印制品的合同，而这两位议员联手对一项议案投赞成票，致使第三位议员获得授权，独家向全市各个药房供应药品。
为了能进入议会，人们开始负债，有的人甚至欠下了数万美元。一天晚上，一位新当选的议员乘坐有轨电车前往市政厅，他说，刚才交给司机的车费是他兜里剩下的最后五美分。可是第二天，他就去银行存入了5000美元。参议院的一位议员向大陪审团坦白，他一年从联席会那里拿到的纯红利就有25000美元；一位市议员也承认，他因对一项议案投了赞成票就得到了5000美元的好处费。
行贿和受贿成了家常便饭。一天晚上，有个记者在市政厅的走廊里偶然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那边，我的受贿者！”一位下议院成员说。“站住，我的受贿者！”一位参议院成员说，“你能不能借我100美元用一两天？”“现在不行。不过，如果Z法案今晚能通过，稍后你在老地方那里等我。”“好吧，你这个惯犯，我会去的。”
1898年、1899年和1900年是最黑暗的三年。外国公司进入该市，加入到掠夺财富的行列当中。而当地工业因不断受到敲诈勒索而被逐出。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特许权和经销权被授予出去，可是这些公司并没有花一分钱现金，只是承诺将来会按照条款支付很小的一笔钱。拒绝向敲诈勒索者交钱的几家公司不得不离开这里；市民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掠夺；工资条上填上了不存在的人的名字；改善民生的工作没有人理会，市政工程的钱却被揣进了受贿者的腰包。
一些报纸表示抗议，公正的市民感到恐慌，精明的人发出警告，但是他们谁也不敢进行有效的抵抗。腐败分子的后面是有钱的人和有社会地位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得到了某些特权，他们一定会支持和保护抢劫者。大量受到阴谋活动伤害的人往往顺从地默默忍受，生怕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有些人，他们的公正和诚实本来不容置疑，他们是负责任的人和可信任的人，其中有些还是教友和读经班的老师。这些人事实上也开始敲诈勒索起他人，而他们的借口是大家都这么做，如果他们独善其身，他们就会自取灭亡。整个体制通过滥发许可和营造繁荣景象而变得宽松，如同当年纽约的特威德集团那样疯狂，同样也是不堪一击的。
接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圣路易斯的人民虽然没有奋起反抗，但是他们的心是不安宁的、躁动的；民主党领导人希望获得一些独立选票，他们决定呼吁“改革”，并提出了一位与以前政党有非常不同的主张的候选人，以便让他们的纲领显得更加可信。这些领导人并不真挚。在这座城市里两大党的区别也很小，但是执政党的恶棍已经捞取了战利品的较大份额，而在野党也想发点外财。“贿赂”不是问题，贿赂不会被揭露，也没有受到恐吓，大佬们期待能控制推选他们的人民。只是作为整个游戏的一部分，民主党提出了“改革”和“不再需要齐格恩海因主义”的口号。
齐格恩海因市长，常被人称为“亨利大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和“合群的人”。尽管正是在他执政期间这座城市的管理机构变得堕落，开始腐烂，他的政敌也只是对其没有能力、玩忽职守的行为有所议论罢了，再就是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样一段趣闻——许多市民抱怨一些街道的路灯不亮，而这位市长则答复道：“不是还有月亮吗？”
当有人提名约瑟夫·福克任地方检察官时，领导者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他们对福克这个人了解其实并不多。福克年纪不大，是田纳西州人，曾担任杰斐逊俱乐部主席，并在1898年仲裁铁路罢工事件。但是福克不愿意接受提名。他是民事律师，从未参与过刑事案件的审理，对此也不关心，为公司担任法律顾问能有相当丰厚的收入，这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拒绝了邀请。委员会一次又一次给他打电话，强烈要求福克多多考虑自己对政党和对这个城市的责任，等等。“好吧，”福克最终说道，“我愿意接受提名，但是一旦我当选，我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法律要求我惩罚违法者，那就不要试图对我施加影响，妨碍我执法。”
委员会依照惯例为候选人说了一大堆好话。在他们的大力推荐下，民主党候选人当选，福克成为密苏里州第八地区检察官。
宣誓就职后的第三周，福克的竞选承诺开始经受考验。针对当时选举活动中出现的舞弊行为，他开展了一系列抓捕行动，指控一些人非法登记选民，其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福克先生按常规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程序将他们一一逮捕。政治大佬们急忙出面相救。他们提醒福克要为政党的声誉负责，并告诉福克，民主党的领导人期待他能站在党派的立场上去理解法律，重复投票者和其他一些在选举中有违法行为的人曾经为民主党摇旗呐喊，而且还帮助过福克当上地区检察官，对这些人，福克应设法免于起诉或者尽可能以最低程度做出惩罚。福克这位年轻的律师是怎么回答的呢？那就最好听听爱德华·巴特勒上校的话吧。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领导人出面去找福克谈，出来的时候怒不可遏地喊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他不就是个检察官嘛，还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呢？”
选举舞弊案很快就交由法院审理，没有宽容民主党人，也没有宽容共和党人。在冬季来临之前，政治头目的一些走卒、一些老资格的政党工作者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接着，福克把注意力集中在受贿者和假担保人身上，他们很快成了法庭的常客，其中一些人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福克的行动搅了这些人的生意。但是福克并没有就此罢手。
1903年1月的一天午后，人称“红头发的加尔文”的报社记者撰写的专栏文章，引起了福克的注意。这篇报道不长，大意是：为了确保轨道交通法案获得通过，有人将一大笔钱存入银行，作为向某些议员行贿的资金。文章没有提到存钱人的姓名，但是加尔文猜测这笔钱是城郊轨道交通公司存放的。一小时后，福克先生列出了近100人的名单，派人送给警长，指示他立即传唤名单上的人到庭接受大陪审团讯问。这些人包括参议院成员、下议院成员、城郊轨道交通公司高管、银行行长和司库。在三天的时间里，调查行动热火朝天地开展，可是圣路易斯人民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大笑话”，因为类似的调查以前就有人尝试过。那些被传唤到庭接受大陪审团讯问的人坐在法院前厅的休息室里，不断地说着笑话，而报纸对此的报道也是轻描淡写，根本没当回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由于检察官福克对此案所知甚少，能够了解到的情况也很有限，所以调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福克说既然已经看到了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烟，他就决心找到火源。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开这样一个犯罪体系的突破口总是很困难的。除了勇气和个人信念，福克先生并不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他下令发出强制性传票，传唤城郊轨道交通公司董事长查尔斯·特纳和菲利普·斯托克立即赶到大陪审团会议室。福克认定斯托克是阴谋家利益集团的代表和这场交易的立法代理人。“先生们，”福克说，“我有足够的证据拘捕你们，并向法院送交起诉书，控告你们犯有行贿罪，而且我以最严重的程度起诉你们，把你们送进监狱，除非你们能向大陪审团彻底交代你们是如何利用行贿的方式来使第44号法案获得通过的。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假如到时候你们没有回到这里，向我们讲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就下令逮捕你们。”
两个人看了看年轻无畏的检察官，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法院大楼。福克等待着。两天后，前州长查尔斯·约翰逊，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找上门来，说他的委托人斯托克先生病了，无法出庭面对大陪审团。“斯托克先生病了，我真的很难过。可是他必须来，这是强制性的。如果天黑之前他不露面，他就会被逮捕。”
那天晚上，约翰逊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第二天城郊轨道交通公司老板、百万富翁查尔斯·特纳就在大陪审团会议室讲述了整个事件，而菲利普·斯托克这个善于交际的中间人对此做了证实和确认。原来，城郊轨道交通公司担心会被卖给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圣路易斯运输公司，从而使之获得较大利益，便提议起草一份法案，这就是第44号法案。特纳谋划并炮制了这份文件。此法案可获得的政府补贴金数额相当可观，特纳在公司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高管们，如果能借助法律手段取得成功，公司的资产价值就会从300万美元提高到600万美元。提案交上去后，特纳去拜访了巴特勒上校，因为这个人一直被认为是立法机构的代理人。特纳请求巴特勒帮忙让法案获得通过，并请他开价。巴特勒答道：“145000美元，这是我的价格。”特纳没有同意，认为这个价格太高，说要再考虑一下。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要价便宜的中间人斯托克先生。斯托克与下议院联席会的一个代表协商后，向特纳报告说打点这里的贿赂资金怎么也得75000美元。特纳先生提交了一份票据，并让公司里他所信任的两个董事做了背书，以此为抵押从德意志美国储蓄银行拿到了一笔贷款。
口袋里有了钱，立法机构的代理人便给下议院联席会代表约翰·默雷尔打电话，约他在林肯信托公司的办公室见面。在那里，两个人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斯托克先生将75000美元放了进去，并与默雷尔在一份协议上分别签字，说好只有他们两个人都在场才可以打开保险箱。当然了，银行的交易日记账没有说明这笔资金的用途。斯托克与默雷尔达成的共识是，一旦提案变成法令，默雷尔就可以马上提取75000美元，并由他分发给联席会的代表们。斯托克转身又去找了参议院。根据他的报告，如果想确保议案获得通过，另外需要60000美元。这些钱被存放在密西西比谷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钥匙则交给参议院联席会代表查尔斯·克拉茨保管。
一切似乎进展顺利，可是将这些钱交由第三方保管的几个星期之后，斯托克先生向雇主报告说，由于埃米尔·梅森伯格的插手，事情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梅森伯格是轨道交通委员会成员，他阻止了提案的提交。斯托克先生说，梅森伯格持有一家破产公司的股票，已经不值钱了，希望斯托克能按票面价格以9000美元买下。特纳先生给了斯托克9000美元，让他把这些股票买了下来。
这样，为了能使44号法案获得通过，城郊轨道交通公司承诺拿出的钱已经达到了144000美元，只比起初政治大佬巴特勒向特纳索要的钱少了1000美元。不管怎样，法案在下议院和参议院的会议上均获得通过。宣誓忠于职守的城市公仆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伸手去拿贿赂金。
接着，法院授权阻止城郊轨道交通公司通过收买投票人而获益。法院的举动让特纳感到恼怒，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动保险箱。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战斗打响了。受贿者采用各种策略和手段，希望以此镇住城郊轨道交通公司的人，迫使他们屈服，如将行贿的事公开曝光、为即将到来的起诉制造谣言。这是福克先生看到并使他行动起来的第一个调查项目。
当特纳和斯托克两位先生在大陪审团会议室坦白了他们行贿的详细情况后，检察官福克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重大犯罪的证言证据，现在他需要的是物证，证明有两笔巨款分别存放在西部两家较大银行机构地下室的保险箱里。这些钱是否被收回了？如果钱还在，他能否拿到？银行保险箱总是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打开。“我一直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福克先生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做。”既然这样，事关重大，他决定采取非常规行动，所以他挑选了一位大陪审团成员与他一起来到银行。他告诉银行老板，也是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掌握着证据，请银行老板允许搜查贿赂资金。“这不可能，”银行老板说，“我们的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这样的权利。”“先生……”福克说，“已经有人犯罪，而你藏匿着罪犯的重要物证。我以密苏里州的名义命令你带我们去地下室，打开保险箱。如果你拒绝，我会向你发出拘捕令，控告你犯有同谋罪。”
几分钟过去了，屋子里的人谁也不说话。这时，银行老板以几乎让人听不到的声音说道：“给我一点时间，先生们。打开保险箱之前，我必须先与我们的法律顾问商议一下。”“那我们就等十分钟，”福克检察官说，“十分钟后我们必须进入地下室，否则的话，你就等着拘捕令吧。”
时间到了，大家一脸严肃地从银行老板的办公室出来，走向地下室的金库——银行老板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跟着司库、法律顾问、大陪审团成员、检察官。当钥匙插入锁孔，在场的人都急切地弯下腰。铁盒子里，一卷用棕色纸包裹的东西露了出来。检察官扯下橡皮筋，大面额的钞票展现在他们面前。经过清点，数目是75000美元！
贿赂资金被放回保险箱。他们警告银行工作人员，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银行必须负责保管这笔钱。接着，检察官又带人来到了另一家银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更大的阻挠。发出拘捕令的威胁在这里并没有马上起到作用，但是看到福克转身离去，前往法院大楼，银行老板才慌了神，赶紧派人把检察官叫了回来，于是第二个保险箱也被打开，从里面找到了60000美元。证据全部拿到手了。
从那一刻起，调查有了快速的进展。依据法院拘票，下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的所谓代表约翰·默雷尔和查尔斯·克拉茨被捕，并处以重刑。克拉茨被捕时正在召开一个会，制定着自己竞选国会议员的计划；默雷尔则是从他经营的公司里被带走的。百万富翁埃米尔·梅森伯格这个经纪人被抓的时候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名副警长带人闯了进去，向他宣读了拘捕令，以行贿罪将他铐了起来。亨利·尼古拉斯接到传票时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位富有的阴谋家不得不找人担保，避免了在监狱里度过一夜。埃利斯·温赖特这个百万富翁，圣路易斯阴谋集团的经营者，同样被揭发出来，而这一消息很快通过电波传到埃及首都开罗。下议院议员朱利叶斯·莱曼，就是那位在大陪审团会议室候见厅里肆意开着玩笑的家伙，现在可笑不出来了。副警长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莱曼与另一个开玩笑的家伙哈里·福克纳一起站到了被告席上。
贿赂团伙里的人个个惊慌失措。一些人连夜坐火车跑到其他州或国外，不过多数人没有走，凑在一起商议对策。第一批起诉状返回后的24小时内，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圣路易斯南部开会。与会者的财富总额达到了3千万美元，而他们联手形成的政治势力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操纵圣路易斯市的任何选举活动。
这一巨大力量结成同盟来对抗福克先生一个人，而这个人现在还是孤军奋战。还没等更多的起诉状返回，提供资金的腐败分子们已经聚集在了一起，即使在这个时候，多数人还是隐匿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财务主管詹姆斯·布莱尔在法庭上证实，这些人是担心被别人知道，那样就“毁了他们的生意”。
在腐败分子召开的会议上，三项行动计划得到了确定：第一，政治领导人负责对付检察官，要么允诺将来在个人前途上给予好处，要么采用恐吓手段；第二，侦探们负责搜集检察官过去是否有什么劣迹，从中找到打压检察官的材料；第三，把证人们送到城外，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在外边躲起来，等到大陪审团休会时再回来。
福克先生立即感觉到了压力，压力之大足以让他心惊。政客、律师、商人、俱乐部会员、教会人员——这么说吧，各行各业的精英——纷纷来到他的办公室或去他家拜访，敦促他停止与市民对立的行动。如果他能顺从，就答应给他政治特权；如果他抵制，就把他埋进政治坟墓。接踵而来的是一些恐吓信，扬言他们准备进行谋杀活动，或者组织流氓恶棍上街闹事，损毁他的形象。田纳西州那边也传过话来，说侦探正在那里调查福克过去的生活往事。福克先生告诉政客们，他个人并不寻求得到政治施舍，也不盼望日后能有机会升职，他公开抵制另一些人的诱惑或恐吓。与此同时，他更加深入地揭开这个城市的一个个疮疤。一炮打响给他带来了声望，加上受贿者内部乱作一团，福克很快趁机使这伙人相互猜疑，相互背叛，让他们稍微感觉到危险的迹象就会来他这里“告密”，或者向他提供揭发材料。有一位参议员接受严格盘问时惊慌失措，紧张得浑身颤抖，假牙掉到了地上都没有顾得上拾起来。询问一结束，他就飞快地走出会议室，直接去火车站上车跑了。
没过多久，福克先生开始彻底梳理腐败集团内部十年来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北部和南部的商业，以及交通运输总公司特许经营权授权的交易情况。与城郊轨道交通公司相比，交通运输总公司的做法甚至更加恶劣，更加不公平。
1898年，一位“发起人”在绅士酒店租用了新婚夫妇套房，里面装满了各种名牌红酒、白酒和雪茄，后来在一次大会期间，这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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