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维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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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建制与两岸关系试读：
前言
福建与台湾两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从研究的角度，可以做出种种不同的细分。无论如何划分，行政关系都是其中无法绕过的关系，在闽台各种“缘”中，算得上一个重要的“缘”。
闽台行政关系的产生，既是一种基于地理关系的历史必然，又是其他各种关系得以深化的重要基础。这种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就有许多福建沿海居民移居澎湖，有关文献明确记载澎湖及其附近岛屿隶属福建晋江县，地方官府曾采取在岛上造屋遣将分屯等行政措施。元朝进一步加强对台澎地区的行政管理，至元年间设立澎湖巡检司，并征收盐税，仍属泉州晋江县管辖。明朝建立之初，继续保留澎湖巡检司，不久后因实行禁海政策，澎湖巡检司被废。明朝后期，沿海倭患盛炽，福建守军曾多次深入澎湖、台湾追击倭寇，明确宣示台澎一带乃中国门户，不容外国觊觎，并在澎湖设兵把守。1661年，郑成功以福建为基地收复台湾，尊奉明朝正朔建立政权。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设立台湾府，并入福建行政序列。福建省原来辖有八个府，称为“八闽”，台湾府加入后，改称“九闽”；雍正十二年（1734年）闽东地区福宁州升格为福宁府，福建又称“十闽”。从1684年建立台湾府到1885年台湾单独建省，台湾隶属福建省行政管辖达201年。1885年台湾建省后，隶属闽浙总督，许多行政事务依然与福建省分而不离，台湾巡抚的官印称为“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台湾地方官员的考核任用曾依托于福建，台湾学子依然要到福建参加科举考试，台湾的财政缺口要以福建为主筹措“协银”补给。台湾从各项事业的开发、建设、发展，到最后成就一个行省的格局，一直离不开福建的强力支撑，在清朝高层设计中，闽台两省是“联成一气”“内外相维”的关系。
这就是福建与台湾两地行政关系发生、发展的主体内容。然而，由于地理和人文的因素，闽台关系的渊源要深远得多，实质的行政关系只是这种渊源水到渠成的产物；同时，这种行政关系的影响，不可能随历史的变迁而消泯湮没，200多年作为“九闽”“十闽”之一的台湾，留下的闽文化印记如影随形，在中国异彩纷呈的区域文化版图中，闽台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历史演绎，福建在台湾光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共内战造成的两岸分离，依然没有切断闽台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闽台特殊关系将持续影响两岸历史的走向。因此，阐明闽台历史上的行政关系，在厘清区域性行政关系发生、发展的主体内容的同时，还要注重渊源追溯和后续影响的扩延。
笔者始终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述说，阐述闽台历史形成的行政关系，应该具有一种超越区域和时代局限的眼光。任何历史现象，包括区域历史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环境相联系。闽台两地从隔海相望，到跨海成为一个区域行政整体，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逻辑。从足够深广的时空视野，我们可以看到，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大陆人民开发台湾并将之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是与两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过程相伴随的，一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二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国际政治秩序的震荡和重构过程。这是述说闽台行政关系不可抽离的背景。因此，这里有必要将这两种历史过程与台湾开发和归属的关系做个前置性的梳理，也以此作为本书必要的理论建构和各章节设置的依据。
首先，应该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高度，认识台湾开发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母体是一种内陆大江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秦汉以后，随着气候的变迁、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汉族农业文明的重心总体上呈现向东、向南转移的态势。在汉族移民大规模到来之前，东南地区的历史发展极其缓慢，福建在秦汉时期还属于“瘴疠之地”，台湾到元明时期还属于原始部落社会。尽管“闽越”“岛夷”很早就进入中原政权的视界，但因相隔遥远和技术手段落后，长期处于行政管辖鞭长莫及的境地。
从汉代开始，农业开发向南拓展的趋势逐渐明显。汉高祖刘邦为表闽越族协助倒秦之功，封闽越族首领无诸为闽越国王。闽越国深受汉族农业技术和冶铁技术的影响，大力发展稻作农业，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增长迅速，成为南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鼎盛时期“甲卒不下数十万”。这样一个强盛的王国，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东南区域农业开发的程度。
闽越国因公然反叛中央朝廷，被汉武帝所灭，东南区域的历史长期陷入低谷。三国时期，东吴出于拓展领土、巩固后方的需要，派军经略闽地，增设郡县。两晋间，北方战乱，汉族南移，东南区域历史逐步走出低谷。从唐初到五代间，多种政治风云际会，进一步促成了东南区域的开发，陈元光入闽、二王入闽等，带来大批汉族移民，对东南区域展开全面经营。两宋时期，福建在围海造田、陂塘建筑、水车灌溉、品种改良、经济作物引种、海运等方面的技术运用上，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土地开发程度被生动地描述为“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以此为基础，东南区域的发展跃上新的高峰，福建从人口稀少地区一跃而成人口密集乃至过剩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呈现全盛状态，人力资源、技术、产品均具有了很强的向外输出能力。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为东南地区最后一块农业开发表层空间的台湾，很快进入辛勤的汉族农人的视野。
台湾很早就已经引起大陆政权的重视和探索，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吴国派军“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和隋朝三次派兵入流求，只是限于技术条件，尚未能设治。宋元以后，福建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其雄厚的经济技术条件和人口过剩所产生的强大辐射力，必然促使开发浪潮推向近在咫尺的台湾这块农业宝地。闽人发挥先祖筚路蓝褛开发福建的传统，开始向台湾地区移民。先是开发澎湖，进而开发台湾本岛。从明朝到近代日本窃据台湾之前，有史料可以查证大陆移民成规模进入台湾本岛的事实有：
明天启年间漳州人颜思齐率众在台湾北港一带开发经营。
明崇祯年间泉州人郑芝龙招徕大批沿海农民入台垦荒种植。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带去大批官兵、家属以及受招徕的农民。
清朝统一台湾后，持续200年中，陆续有大量闽南人、客家人移居台湾。
1885年台湾建省后的10年间，又有较多的大陆人移居台湾。
与这些移民潮相对应的，是台湾土地开发的一轮轮拓展。汉人到台初期，开发地主要在台南附近和平原地带；郑氏政权时代，开始分别往南、北拓展到高雄、嘉义等地，有些开发点分布到北部的鸡笼、淡水及台中等地；清朝统一台湾后，开发大军开始大规模向北部推进，原先的开发点也逐步扩大，连成一片，到嘉庆、道光年间，台湾西部及宜兰地区绝大部分已开发完毕；1874年，沈葆祯受命办理台湾事务，开辟东西通道以促进台湾东部开发，开发区域继续向各高山荒埔延伸。到19世纪90年代，在农业土地资源的意义上，台湾已完成了全岛开发。
从以上的历史概述可以看出，整个东南区域的历史，是在汉族农业文明的影响下逐步进化的，其开发过程波浪式推进的特点非常明显，汉代闽越国的崛起、宋代福建经济社会的全盛、明清台湾的开发，就是这种波浪式推进的三波高潮标志，而推进波浪的原动力，来自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趋势的推动下，福建、台湾的次第开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连贯性，从福建到台湾，东南区域开发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观。也就是说，台湾的开发，是福建开发的继续和延伸；整个东南区域的历史，就是一部汉族文化播迁、开发东南区域，使东南区域从少数民族散居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历史。
随着土地的开发和人口的发展，自然带来行政建置的跟进。福建在汉族进入之前，行政上长期属于扬州会稽郡管辖。孙吴派军入闽，始设建安郡，晋时增设晋安郡，唐代逐步发展为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五州并立，到了宋代，福建单独成一“路”建制，下辖六州二军，“八闽”格局基本成形。随后，开发浪潮推向台湾，行政建置也继续跟进，并逐步完善、升级。人们可以从汉族在台湾的土地开发和行政建制中，看到一个与福建惊人相似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学术界常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那就是“内地化”。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台湾农业意义上的土地资源开发基本完成的时候，台湾同样升格为内地政权的一个省级建制，并具有了4府（州）、17县（厅）的地方建制格局。
因此，离开福建的开发史而孤立地看待台湾开发史，便看不出台湾历史文化的本质，也理不出台湾历史发展的头绪，无论其历史差异性如何，都应该先抓住这个最根本的主线，治经济史如此，治政治史也同样如此。研究闽台行政关系，首先必须有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看清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及其内在联系。
其次，应该从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震荡和重构的高度，认识台湾主权归属的明确过程。
中国早在12世纪就已在澎湖实行行政管理。13世纪这种管理得到加强。14世纪后期到16世纪，明朝对台澎地区疏于管理，但在属土观念上，一直将澎湖和台湾视为不容外国染指的门户要地，台湾已出现漳、泉移民的聚居点。16世纪中期，倭寇勾结中国私商和海盗，频繁袭扰东南沿海，明朝重新重视海上警戒。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等率沿海军民，给倭寇以毁灭性打击，把海防线推进到台湾、澎湖，并恢复澎湖驻防机构，先后设立游兵把总、澎湖游击，隶属于福建南路参将。为了杜绝日本的觊觎，当时中国已有不少人意识到迟早应把行政治理范围推进到台湾，官方和民间都出现了“郡县彼土”的议论。显然，随着历史发展，中国朝代更替中代代传承的对台湾的统辖意识在不断加强，行政管理扩及台湾只是时间问题，而当时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对此持明确的异议。
台湾被置于近现代性质的国际法和历史过程来确认主权归属问题，肇始于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后。17世纪上半期，当中国正在发生又一次封建王朝更替的时候，西方正逐步迈入资本主义主导的近代历史。资本的扩张性和对原料、市场的渴求，不断激发着西方国家和民间力量向海外开展殖民活动的冲动，原来相对隔绝和静态的国际秩序，再也难以为继。以世界市场一体化为趋向，国际关系不断在震荡中孕育新的秩序，原有的国家权益观念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新的洗礼，而正是在经受这种新的洗礼过程中，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得到更加明晰的确认。
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来到东方，谋求在中国沿海夺取一个海岛作为贸易基地，起初把目标锁定澳门，但遭到先其在此的葡萄牙人驱赶，只好把目标转向澎湖、台湾，并趁着当时中国海防力量的不足，采取欺诈手段占据了台湾。荷兰占据台湾的第二年（1625年），该国法学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根据这部国际法奠基之作所倡导的“先占”原则，荷兰人从来不敢宣称他们对台湾“先占”而取得主权，因为他们在澎湖和台湾登岛时，分明看到了中国人已经先在那里经营、居住乃至设防。因此，他们只能利用明朝地方官员因海防力量不足而暂时默许他们居留台湾，编造“中国皇帝将（台湾）土地赐予东印度公司”的谎言，作为他们占据台湾的“合法性”依据；而他们也承认“如果说有什么人（在台湾）有权力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以明朝藩王和先人经营过台湾的双重身份，严正地向荷兰殖民者索还台湾。双方信使往来的多次争执中，郑成功始终大义凛然地坚持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先前的一切约定只是应远方来客通商之需，“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想要回土地，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荷兰人既无法抵抗郑成功的进攻，又理屈词穷，只好签约投降，归还台湾。从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观念，在国际上就无可置疑地树立起来。
1683年，清朝秉承中国必须统一的国家传统，统一了台湾，并设立台湾府，归入福建省行政序列，其后台湾隶属福建省管辖201年。在这200多年里，“台湾是中国领土，隶属于福建省管辖”是一种确定的事实，在当时清朝的外交中，没有遇到任何质疑。
人为地制造出台湾归属的麻烦，是世界近代史的弱肉强食的特殊年代，列强趁中国衰弱之机强加给中国的诸多灾难之一。但即使在这种麻烦之中，那种赤裸裸地恃强凌弱的行径，也屡屡遭到无可辩驳的事实的挫败。随着世界历史从近代跨入现代，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炮舰驱动的“丛林法则”日益遭到人们的唾弃，人类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秩序的重构不断被纳入公理公例的法则。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归属得到国际社会更加明晰的确认。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日本、法国先后利用清朝对台湾治理中“政教不及”的空隙，企图玩弄国际法条文来侵吞台湾部分土地，最终都因缺乏道义和法理力量的支撑而被挫败。清朝为消弭外国觊觎之心，加快完善台湾治理，1885年将台湾升格为省级建制，政令通达全岛各地，进一步使台湾主权和治权都无可置疑。但日本竟以强盗手段，通过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悍然割占台湾、澎湖列岛。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属于典型的“强加条约”，在当时的国际道义上也是被否定的。
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逐步在国际法中确立和完善“强加条约”无效的法律原则。历史终究走着公道的轨迹，长期站在反对霸权侵略、反法西斯立场的中国，终于赢得世界的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对于日本霸占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的事实，进行了追究，并做出清晰的处置。1943年12月1日，协同对日作战的美、中、英三国首脑联合发表《开罗宣言》，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崛起以来种种贪婪行径的一次总清算，实际上在公理、法理意义上否定了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日本强加于受害国的一切行径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开罗宣言》的原则后来在盟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得到重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承认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1945年8月17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台湾日军向中国战区统帅投降。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命令曾经长期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并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投降，向世界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上述种种历史事实及其所依据的道义力量和国际法规则，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正是在经历了近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震荡和重构过程之后，台湾归属于中国的事实和道义，变得更加明确起来。中国拥有对台湾领土主权的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第一章闽台政治关系的历史前奏
闽台密切的行政关系的形成并非偶然，由于地理和人文的因素，闽台关系的渊源要深远得多，行政关系只是这种渊源水到渠成的产物。因此，在论述闽台行政关系的发生发展之前，必须先了解闽台两地的地理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衍生的早期历史关系。这种早期历史关系，不但指人类进化到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基于国家政治文明形态之上的那种相互关系，也包括人类文明起源时期所产生的种种联系。只有看清自人类文明起源以来的种种联系，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海峡两岸密不可分的政治地缘。第一节闽台地缘和早期族源一 闽台密切的地理关系
闽台位处中国东南方，两地隔台湾海峡相望。台湾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南北长约300公里，东西平均宽度约200公里，从福建到台湾本岛的最短距离，为平潭牛山岛到新竹港，仅126公里。台湾岛呈南北狭长状，与福建海岸线走向大抵一致。
福建与台湾地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山。福建素有“东南山国”之称，在地理上属华南褶皱系的一部分，境内群山耸峙，丘陵起伏，山地、丘陵面积占85%以上，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全省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走势。西北腹地多高山峻岭，东南沿海相对平缓，其间夹杂许多狭小的平原，但依然丘陵密布。由于山体起伏，福建沿海海岸线特别曲折，曲折率为全国第一，海岸线长达3951.02公里，沿岸海湾众多，入海则遍布岛屿，向台湾海峡延伸。受地势影响，境内河流多呈西北—东南流向。而隔峡相望的台湾岛，山地和丘陵也占总面积的2/3以上，整体地势特征则与福建相对应，呈东高西低，东部为崇山峻岭，西部为平原地带，河流多由东往西流入台湾海峡。
闽、台两地，虽然中间相隔一条海峡，但从地势和地质特征来看，其绵延起伏中的连续性地貌是显而易见的，其内部结构的一体性也是有迹可寻的。福建山势纵横交错，脉络走向却很有规律，大都呈东北—西南走势。西北从浙南到赣西，横亘着武夷山脉。如果将武夷山脉看作整个闽台地区山系的第一层级的话，那么，往东南一直历数到台湾，人们可以连续地看到一个起伏的规律。第一层级过后，是一个相对低平的闽北谷地；然后是鹫峰山—玳瑁山，依稀构成第二层级。第二层级之后，从古田、尤溪、大田到漳平，又是一线相对低陷的闽中山间谷地；与该谷地相平行的东南边，则是太姥—戴云山脉，构成第三层级。第三层级过后，便逐渐过渡到沿海平原。沿海平原连着台湾海峡陆架，据钻探资料，台湾海峡海面以下500米即是中生代基岩，岩性与福建沿海相同，可见福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地质实体是互相连接的。闽东南沿海平原、台湾海峡的海床、台湾西部平原，可以一体地被看作一个大的谷地。最后，从台湾中部到东部，又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台湾中央山脉，构成第四层级。第四层级之后，才陡然入海，与深海的太平洋板块接壤。因此，在地质结构上，台湾与福建同属华南新生代槽褶皱带，台湾的东海岸才是中国大陆地理板块的边缘。
按照板块运动理论，这种地表褶皱是因地壳活动，板块之间互相挤压造成地壳升降所致。由于受到亚洲大陆板块的强大挤压力，亚洲东部作向外延展运动，但这种运动受到太平洋板块的强力阻抗，于是板块边缘地带发生隆起，出现了所谓“东亚岛弧”，台湾岛便是这一岛弧的一部分，而台湾岛的内侧下陷，形成海峡。与此同时，沿板块挤压力的相同方向纵深作用，在福建内地也依次出现了与台湾山脉和台湾海峡相平行的褶皱山体与谷地。
不过，受各种因素影响，地壳板块运动的作用力方向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因此，特定地块的升降趋向也非一成不变。约在第三纪末，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台湾海峡曾经褶皱隆起，地壳抬升又成为陆地，闽、台两地连在一起。
另一个影响闽、台地理关系的因素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冰期活动。当冰期来临，地球表水被大量冻结于陆地，造成海平面大幅度下降，大片海底露出水面，而冰期结束后，冰水化解入海，海平面又大幅度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海进海退。台湾海峡水深50～100米，以50米左右居多。其中有一道从福建东山岛发端，向东延伸到海峡中部后转向东北，经澎湖列岛直达台湾西海岸的浅滩，被称为“东山陆桥”。“东山陆桥”宽约25公里，距海平面最深不过40米，最浅处仅10米。这就是说，台湾海峡海平面只要下降40米，整条陆桥就可以浮出海面，两岸即可陆路相通。在第四纪以后的全球性冰期和间冰期，台湾海峡曾有多次海进海退，每次海退，台湾海峡均完全露出海面。有的学者指出，在这期间，福建与台湾共有四次相连、四次分离，分别发生在早、中、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有的学者则认为，第四纪末次冰期台湾海峡曾发生三次海进和海退，每次海退，海峡均成为陆地，台湾与福建连为一体。图1 东山陆桥示意图
资料来源：陈立群等著《福建东山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
尽管学术界对于第四纪冰期闽台陆地相连的次数和时间有不同的陈述，可以肯定的是，两岸确实曾经多次且持久地陆地相连。被研究证实最多的台湾海峡最后一次成为陆地，距今16000～15000年，当时海平面下降最低深度达150～160米。自15000年前冰进高潮开始退却以后，海平面才逐步回升。据赵希淘研究，台湾与大陆最近一次分离的开始时间，距今14000～12000年。但到10000年前全新世开始时，东海海平面仍在现在海平面以下100米左右。全新世开始以后，台湾海峡才很快形成。约在距今8500年前，“东山陆桥”才最后沉没于海。
即使是到全新世开始时台湾海峡海平面提高到低于如今的100米，台湾海峡的大部分海底也还是陆地。这些陆地地势平缓，气候温湿，土壤肥沃，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据植物孢粉分析，木本植物中栲、栎、松等分布极其广泛。海底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也很丰富。台湾渔民曾经在澎湖列岛与台湾之间的海槽，捞获大量貉、棕熊、鬣狗、虎、诺氏古菱齿象、大连马、普氏野马、野猪、斑鹿、达氏四不像、水牛等动物化石。其中大部分是晚更新世时中国华北和淮河流域常见的动物类型，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为距今26000～11000年。这些动物化石组合与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的动物化石组合一模一样，而且同样具有许多明显的人工砍痕。另外，石狮祥芝镇渔民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东经119°20"～120°30"、北纬23°30"～25°之间海域作业时，也捞获大量相同类型的哺乳动物化石。这三个海域的动物化石发现，说明台湾海峡在相同年代的确生活着同一动物物种。图2 泉州石狮渔民在台湾海峡捞获的哺乳动物化石
资料来源：李国宏著《海峡深处谁人家：石狮海域发现台湾海峡哺乳动物化石揭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在台湾本岛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较集中且有代表性的是“左镇动物群”。主要有明石剑齿象、中国剑齿象、台湾猛犸象、早坂中国犀、巨貘、猕猴、猫科、台湾四不像、步氏鹿、麂、猪、水牛等。与前述发现呈北方动物群特色不同，这些动物类型主要是华南物种，生活年代大约为早-中更新世，而与福建第四纪哺乳动物成员名单相比，也是相同的组合。可见，台湾本岛动物也是在台湾海峡成为陆地的年代，从华南地区迁徙而去的。
综上所述，福建与台湾有着极其密切而原始的地理关系。由于地壳运动和冰期活动，两地曾经在漫长的岁月中并无截然分野的地理空间。在人类文明开启之前，台湾海峡曾是众多动物畅通无阻的共同家园，而原始人类同样也栖息在这片广阔的沃野，并且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共同点燃了最初的文明之火。二 闽台早期居民的族源关系
原始人类的活动，总是追随自然生活资源的变迁规律而动。在从更新世到全新世早期冰期活动导致台湾海峡自然地理条件的变化中，同样留下了大量原始人类活动的痕迹。与动物迁徙路线相一致，人类的祖先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从大陆经由福建迁入台湾。海峡两岸原始人类的同源关系，已经成为考古学界的共识。
迄今发现最早的台湾古人类化石，是1971年首次发现于台南的“左镇人”，共采集有颅骨残片7块、牙齿2枚，测定年代为距今30000～20000年。另外，在澎湖海槽所捞获的动物化石中，也发现有人类肢骨化石，虽未见测定年代报道，但依据伴生哺乳动物化石的测定数据，推测其年代也应为距今26000～11000年。据考古人类学者尤玉柱等人比较研究，左镇人化石与柳江人、清流人化石在石化程度、形态、大小上非常相近。尤其是牙齿的宽、厚，左镇人与福建的清流人极其相似，由此可以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同源关系，应是后来闽台居民的共同祖先。尤玉柱等还根据历年田野发掘和古地质、气候、生物资源分析，指出：从云南到台南，大致在北回归线至北纬25°之间，有一条自西向东、从老到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密集分布带，这个密集分布带表明更新世期间人类向东迁徙的过程和路线。从这样一种态势来看，结合冰河时期台湾海峡陆路畅通无阻的事实，原始人类从福建迁徙台湾的看法，确是一种合理的推论。
从台湾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长滨文化”来看，台东长滨乡八仙洞所发现的原始人类器物，与大陆文化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张光直教授认为，八仙洞的石器“与我国南部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在基本的类型和制作的技术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尤其与湖北大冶石龙头和广西百色上宋村两处出土的砾石砍砸器相似”。长滨文化被确认年代为距今30000～50000年，这一时期或者更早的旧石器文化，在福建境内也已得到大量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漳州地区发掘了与长滨文化相类似的大量石制品，年代分布为距今10000～80000年前不等。其中，长滨文化之潮音洞小型石制品中的楔形石器，是用砸击法制作的石核和石片，其制作方法在“漳州文化”中也普遍采用，而且时代早于潮音洞。由此，有学者断言，“长滨文化”中砍伐器传统和砸击技术都是从大陆或华南引进的。此外，1999～2000年，福建省考古部门在三明市万寿岩灵峰洞和船帆洞发掘大量石制品和少量骨角制品以及一批哺乳动物化石，抽样测定为距今185000年。其中船帆洞出土的数件锐棱砸击石片和石核，都曾在贵州和台湾许多史前遗址中发现。那么，福建作为大陆旧石器文化播迁台湾的中转站的痕迹，就更加清晰可见了。创造台湾旧石器文化的人类，与福建境内旧石器文化的主人，显然有着共同的族群渊源。图3 三明万寿岩船帆洞石铺地面
资料来源：福建省文物局、福建博物院、三明市文管会编著《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出版社，2006。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全新世开始不久台湾海峡就已形成，两岸的陆路交通中断。但“无论如何，台湾海峡的距离有限，在整个全新世期间，不论海平面升降到何程度，两岸交通是不成问题的”。两岸新石器文化的密切关系，可以为这种论断做很好的诠释。
台湾海峡区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有陶器和可能有农业的文化，迄今所知的，是福建的富国墩文化和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两者都存在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张光直教授认为，它们是同一文化的两个类型，同是海岸文化，利用各种水陆资源，因而其生产方式是混合性的：农业、狩猎、捞鱼、捞贝，渔猎对象包括海产的与陆生的动物鱼蚌，还可能有相同的农作物。这种文化的生产方式中最显要的特征体现在其陶器的纹饰上。大坌坑文化陶器的纹饰以各种绳纹为主，表示绳索在这个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说明该文化对植物栽培及其纤维利用的熟悉；富国墩文化中陶器的最显要纹饰是各种贝印纹和贝划纹，表示采贝在这种文化中的重要性。但是，富国墩文化中也有绳纹，大坌坑文化中也有贝纹，所以它们应是同一个文化的两个地方相，与各自生产方式中强调植物与强调海贝有关。
海峡两岸出现相同的新石器文化，表明即使在原始交通条件之下，海峡也阻隔不了两岸人类的往来，大陆对台湾的文化移入，在史前的各个文化时代都在不间断地进行。考古学界已经认定，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与代表台湾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者不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新的外来文化。这个外来的源头，显然是大陆。
国际考古学界还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大洋洲南岛语族的祖先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与这种看法相呼应的是，台湾有30多万土著居民都是南岛语族或称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由于这些土著居民各族之间的南岛语分歧程度非常之大，许多语言学者相信台湾就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或其中的一部分。如果这些看法都得以确证，那么，可以清理出一种“大陆东南沿海—台湾—大洋洲”序列的原始人类源流关系。张光直教授根据台湾岛内的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再一直到民族学的现代有相当明显的连续性，进而推断，台湾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即大坌坑文化，可能就是现代南岛语族的祖先文化，而“如果富国墩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在台湾海峡西岸上的表现，那么我们可以说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初步地把南岛语族的起源推上了福建和广东的海岸，这与太平洋地区考古学者的期待是互相符合的”。图4 2010年南岛语族驾仿古船到福建寻根
资料来源：《福州晚报》2010年11月20日A9版，张人峰摄。
如果说南岛语族的起源可以推到福建、广东沿海，而台湾是个过渡的桥梁的话，那么，今天大陆上南岛语族的痕迹何在呢？尽管有人提出长期活动于东南沿海和内江的疍民，可能就是南岛语族的遗留，但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人们依然倾向于认定大陆已经完全没有南岛语族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较为合理的解释是：第一，可能代表着南岛语族祖先文化的富国墩文化，后来受到来自大陆北方的更先进的新石器文化的强大冲击，逐渐退却到海峡东岸，成为后来台湾土著居民的祖先；第二，富国墩文化虽然在大陆没有显著的后续代表，但其某些特征还是保留在一些新的文化形态里，也就是说富国墩文化被新的文化融合了。
作为富国墩文化之后代表海峡西岸新的新石器文化的，是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昙石山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其下层陶器以细砂红陶居多，泥质灰陶次之，表面磨光以外，有绳纹、凹点纹、划纹、附加堆纹、圆圈纹、镂孔和彩绘，器形有釜、鼎、圈足壶、殷豆等。鼎、豆等新器具的出现以及饰纹中基本见不到贝印纹，说明昙石山文化是一种显然不同于富国墩文化的新文化，二者不具有明显的先后承袭关系。但二者的压叠关系，从个别昙石山类型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富国墩类型文化的零星陶片，可见端倪；同时，富国墩类型的高领罐同昙石山下层类型的红细砂陶高领罐在领部造型及其装饰方面很接近，这种细节的相似，不排除昙石山文化部分吸收富国墩文化某些特征的可能性。
如果说，富国墩文化系受到大陆新的新石器文化冲击而从海峡西岸消失的话，那么，这个冲击就来自昙石山文化。昙石山文化源于何处？人们注意到，沿整个中国东海岸，从北往南，分布着一系列以鼎和豆为最常见文化标志、具有显著共同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带，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到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中游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再到昙石山文化，形成一个互相接融、影响的文化圈。该文化圈活跃期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而昙石山文化的年代恰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正表示昙石山文化是这一文化圈向南发展的结果。张光直教授将这一波文化蔓延，称为“龙山形成期”，并认为“如果富国墩文化代表南岛语族祖先的文化，昙石山文化便代表这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占绝对优势的汉藏语族的文化……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龙山形成期的文化自北方蔓延到福建，建立了昙石山文化，而原来的南岛文化退居海峡东岸，便是后日台湾土著民族的祖先”。图5 昙石山遗址墓葬清理现场
资料来源：陈兆善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形成期”的文化蔓延，同样跨越了台湾海峡。与昙石山文化出现的时间相接近，海峡东岸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也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新特点的文化，如台湾北部的圆山文化、中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圆山文化与早期的大坌坑文化没有承继关系，其源自何处，尚待追寻，但其中发现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等石器类型，被认为与华南有密切关系。凤鼻头文化除部分文化因素来源于大坌坑文化外，许多显著的新特点，如石器中出现大量农耕工具（斧、锄、镰），稻米痕迹，以及陶器形制中的鼎、豆，都与大陆的马家滨、崧泽、河姆渡、昙石山文化相类似，显然是受到“龙山形成期”强烈的文化影响。
如此看来，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闽台两地就不断有人类往来，这种往来即使是台湾海峡已经形成以后的新石器时代，也没有中断，考古学所证明的史前时期各个阶段的两岸文化关系，是相当完整和连贯的，两岸早期居民的同源关系，可以得到确认。陈碧笙教授认为，现在台湾的土著居民，大部分都属于南亚蒙古人种，其祖先系从亚洲北部大陆分两条线路南下，一部分沿东部海岸南下，为百越；另一部分越长江上游入西南，为百濮。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一支越族陆续从东南沿海渡海进入台湾，一部分与原先住在那里的矮黑人相融合，后来大概成为泰雅、赛夏、布农、朱欧等人的祖先，另一部分继续南移到菲律宾等岛；与此同时，又有几支越人和濮人到南洋群岛，其中一部分后来又经由菲律宾迁入台湾，大体成为排湾、阿美、卑南、雅美和平埔等人的祖先。这种观点具有大量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根据。台湾土著居民中保留的大量风俗习惯，如崇蛇、缺齿、文身、猎首、崖葬、住干栏屋等，与古闽越人习俗极其相似，有的神话传说也与大陆极其一致，如泰雅人、布农人的“征日”传说，显然来源于大陆后羿射日的神话。
1998年，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金力教授和中科院遗传所杜若甫院士，分别在台湾和海南采集了阿美人、泰雅人、布农人、排湾人、黎族五个族群的血样，进行DNA研究，结果表明，海南黎族人Y染色体SNP单倍型具有三种类型，台湾阿美人具有其中一种，泰雅人、布农人、排湾人分别具有其中两种，这就是说，台湾这四个族群的Y染色体的SNP单倍型类型与海南黎族人是完全交叉重叠的，显然出于共同的祖先。而他们与马来人等族的Y染色体SNP单倍型相比显得较为复杂，距离甚远。同时，金力教授的研究组还以同样方法对上海马桥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时期古人遗骸、松江地区明代墓葬骨骼提取DNA，与马桥、金汇一带现代人的DNA以及台湾、海南五个族群的DNA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现代人之多数Y染色体突变频率等数据特征，正是典型的古代东越族群特征，又与台湾、海南五个族群取样分析结果十分相似。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台湾、海南两岛的少数民族都源于古代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百越人。第二节大陆人们对东南海岛的早期观念一 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中的东海岛屿
中华文明从上古起，一直是多种族源冲突融合而共同创造的结果，其中既有源于内陆江河流域的农、牧族群，也有滨海和南方的渔猎农业部落。他们既可能因冲突而很快融合于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可能因冲突而散播四方，最终在更漫长的时间内引来更大范围的融合。在文字时代记载的上古流传下来的传说中，炎帝就属于南方的天帝，他与兽身人脸的火神祝融，共同治理着南方一万二千里的地方。炎帝属神农氏，已经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但其部属较杂，其中很强的一支，就是蚩尤。蚩尤为九黎族，有八十一个兄弟，个个兽身人面，铜头铁臂。后来，崛起于黄河中上游一带的另一个农业部落黄帝，打败了炎帝，二者合为一族。蚩尤不服，与黄帝大战于涿鹿。蚩尤属地产盐，而且在煮盐中发明了冶炼金属与制作兵器技术，因此而强大并且兼并了许多诸侯。与黄帝大战时，蚩尤能造雾，而且有风伯、雨师相助，天昏地暗，雷雨交加。黄帝请来旱魃破雨雾，又靠北斗星指引方向，才打败了蚩尤。
这个传说中，透露出许多远古时代中原南部族群的特点。管辖“一万二千里”，乃极言南部辖地之广大；“九”黎族、“八十一”兄弟，乃极言南部部落种类之多，类似于后世文献中提到的“百越”“七闽”等；“兽身人面”乃是南方人文身习性；煮盐、冶炼、造雾、风伯、雨师等各要素，实际上体现的是南部族群生产生活状况和环境特征。蚩尤战败后，其部族一部分与炎黄部落融合，另一些则流散四方，其中很大一部分南下，与土著苗、蛮等部落杂居融合，适应当地生存条件，逐渐成为各地形形色色的新族群。蚩尤部有先进的生产技术，一旦与有着古老航海经验的沿海族群相结合，非常有利于人们向海上拓展生存空间，为一些人群避居于海岛创造更好的条件。
可以肯定地说，大陆人们对于东海岛屿的经验和知识，要比文字记载古老得多、丰富得多。在人们尚未能使用文字的时代，这种经验和知识主要通过口头和行为在民间代际传承，由于不属于大陆主流生产生活方式，这些经验和知识很难进入主流文化的记忆载体。中原农业文明一直是大陆文明的核心，炎黄文化居于大陆文化的强势地位，人类历史进入文字时代以后，被政权核心所垄断的文字，自然主要用以记载强势文化的事迹，而对于边缘文化则视为蛮夷忽略不予记载，或记之含糊而简单。这种特点，在中国早期文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尽管如此，在中国早期文献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关于东海岛屿的记载。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列子·汤问》，借商汤与大夫夏革的对话，探讨天地万物知识，革曰：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
这段文字记述，虽为神异之言，但就其方位、距离和物态的描述来看，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东海之外诸岛的朦胧认识。应该说，这种认识并非空穴来风，其中既包含了古老传承的航海经验的记忆因素，也包含了当时沿海和海岛居民的海外知识成分，当然，还加入了江湖术士和好事之徒的附会想象。这种经验知识和附会想象的流传，有利于大陆政权保持对海上空间的适度兴趣。史学界许多人认为，其中提到的“岱舆”“员峤”，就是台湾，“方壶”可能就是澎湖。从发音的角度，这种推论是有根据的，台湾古称“大员”，原是台湾南部一个部落的名称，大陆人习惯将之作为对台湾全岛的称呼；而“方壶”，也与澎湖音近。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记载的东海诸岛屿中，肯定包括了台湾。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最早有可能用正规文字描述了台湾岛之存在的，是中国。
中国古地理志《禹贡》，也提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颜师古释曰：“鸟夷，东南之夷善捕鸟者也。卉服，葛之属。……织，谓细布也。贝，水虫也，古以为货。”“岛夷”又作“鸟夷”，这是因为该夷“被服容止皆象鸟，作岛谓居海岛也”。可见当时人们已对东南海岛上居住的、以鸟羽和其他织物作服饰的居民，有所认识，并把他们看作“东南之夷”的一部分；而这些“岛夷”，也经常到大陆进贡或沿江海从事其他活动。
另一部古老的地理书《山海经》在提到东南诸夷时，则更有层次感。该书将闽越记在“海内南经”部分，曰：“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晋郭璞注曰：“闽越即西瓯，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而在“海外南经”部分，记载了“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的许多同属夷俗的方国，其中在东南的有比翼鸟、羽民国、毕方鸟、头国等，大多属鸟状。更远的海外，则在“大荒东经”中予以体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小人国……”笔者认为，如果说《列子》所言“岱舆”“员峤”“方壶”系台湾、澎湖古地名，那么《山海经》所指“皮母”“地丘”“大言”的方位，更明显地应是台湾、澎湖一带，其中“大言”与“岱舆”音暗合，应是同一地名的两种表达。《山海经》所言东海之外大壑属“少昊之国”的说法，说明在古来的传说中，东海诸岛就已属于大陆政权所延伸的领地。“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表明大陆人曾经到这些岛上活动。该书同卷又云：“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海神。”（晋郭璞注“一本作”）也就是说，住在东南海岛的夷人，也是黄帝之种，是为黄帝守海疆的海神。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海岛与大陆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的认识，显然与上古时代海峡两岸先民关系的古老经验，是有联系的。《山海经》曾长期被目为“小说家言”，尤其是其中关于“大荒经”部分，在四库全书修纂的年代，被视为“诞妄无稽”，但对于来自中国人最缺乏海外想象力的清朝中叶的评论，我们却大可不必太谨慎于怀疑。虽说中国版图总体上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结果，但并不等于说，对于任何方位的统治效力和范围，前古都必不如后世。对于东南广大地域的管辖，亦当作如是观。宋代程大昌论《禹贡》时就曾说道：“世传百越至秦汉始隶属中国，舜陟方至苍梧，葬焉，今湖广皆是其地。禹之会稽又正越也，则百越者亦受舜禹临制也。”他认为，传说中的舜禹时期，就对百越之地有所管辖。以之证诸《山海经》对于闽越以及东南海外岛夷的记载，可见《山海经》所言并不尽是虚妄，进而可知，包括海峡两岸的广大东南地区，进入大陆政权试图管辖的视野，是相当古老的。二 东南早期居民的海上活动经验
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台湾岛内的考古学文化自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再一直到民族学的现代，有相当明显的连续性”（张光直先生语），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层，也显示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连续性；而整个史前时期两岸关系的痕迹，同样具有清晰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些连续关系，不可能不在创造了这些文明的人类的意识中，留下深刻的印记。两岸相连的空间概念，当作为当时世代生活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原始居民生存智慧的一部分，被带入历史时代，并在历史时代演化为政权主体拓展统治效力空间的依据。这就是后来大陆政权管辖范围逐步延及台湾的深刻基础。
东南沿海原始居民，在历史时代的早期称作“闽”“越”，属于南方蛮族系列。“闽”“越”又有多种，故称“七闽”“百越”，甚至还有“百濮”的分支，他们都善于水上活动。其海上活动的能力和范围，可以从一些作物和器物的流传略见一斑。比如，水稻出产于南方，福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出现相当普遍的水稻种植，并出现石锄、石镰等工具，而同一时期的台湾遗址（如凤鼻头文化），同样出现石锄、石镰和稻米痕迹，在台北芝山岩、台中营埔里、台南屏东垦丁等遗址中，都发现过碳化稻米；在高山族的民间传说中，甘蔗的种植是由其先民中的妇女发明的，而福建种植甘蔗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显然，这些作物的流传，都与两岸通航有关。百越时期，东南居民的海上活动能力更强，他们甚至可以到达比台湾远得多的地方，比如日本。在战国秦汉时期，日本不仅有水稻，还有中国南方分布很广的一些器物，如有南方特征的铁器等。考古学家根据先住民的衣服、文身、器具等文化要素的研究，发现台湾先住民的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一带的文化同属一个类型，保持有古越、濮诸族的一些文化特征，例如缺齿、去毛、猎首、行崖葬及室内葬、腰机纺织，以及父子连名等。台湾有学者据此推论，“大概在新石器的中期或晚期时期，有一支古越人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南下，东渡台湾海峡，直接来到台湾，与先前来的矮黑人相融合，成为台湾北部的泰雅人、赛夏人、布农人、朱欧人等高山族的祖先。”图6 汉代独木舟
发现于连江县的汉代独木舟，现藏于福建博物院。陈兆善供图。图7 台湾少数民族独木舟
摄于闽台缘博物馆。
春秋晚期，具有越族血统的吴国与越国相继崛起，其实力足以参与中原争霸。吴越为南方泽国，“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沉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因此，它们的壮大，很大程度上是利用航行优势，发展水军。吴王夫差的士兵，“衣水犀甲者十有三万人”；越国吞并吴国后，沿海北上扩张地盘，在山东半岛建立基地并迁都于此，“徙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由于当时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在北方，吴越北上争霸成为重要历史事件得到记载，而他们在东南的经略活动，则易于被史家所忽略。其实，吴越倚南而图北，没有牢靠的南方腹地的支撑，是很难想象的。这种南方的后盾和缓冲作用，在越国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终于显现出来。《史记》载，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24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又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勾践的子孙们在国破家亡之时无不选择南逃。
统治中心在浙江一带的越国，在战败后，残余势力便往东南海上退却。这说明，在此之前，广大的东南地区，已是越国的势力范围。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指出：“《禹贡》扬州地，周为七闽地。春秋以后，亦为越地。”这就是说，在西周时，东南地区是七闽之地。越国崛起后，便归入了越国的势力范围，这是越国鼎盛时期对闽地有所经略的结果。而这种经略，必是向海上有所延伸，所以国破后才有了海上的退路。连横《台湾通史》中提到：“或曰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于澎湖。”
后来，勾践后裔在闽地重新崛起，建立闽越国，在与西汉中央政权的军事对抗中，闽越王弟与宗族密谋时又说：“……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主，天主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再一次以海上岛屿为退路。作为一个庞大的王族，若不是对海上岛屿有深入的了解，并有盘踞生聚的把握，是不可能众口一词都同意将之作为退路的安身立命之所的。后来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沈莹作《临海水土志》，记载夷洲（台湾）“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说明的确有部分的越国后裔逃入台湾。
上述种种状况表明，从春秋时期的越国，到秦汉时期的闽越人，在经略东南海岛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经验，并与台湾、澎湖诸岛的夷人，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他们的活动视野中，海峡地区从来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空间，而这种活动经验，与上古传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对东南岛夷的统辖意识，是有继承关系的。第三节大陆政权经略台湾的早期探索一 东吴政权延伸台湾的尝试
这种来自古老经验的统辖意识，在后来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屡屡成为大陆政权拓展东南海疆的动力。从东汉后期开始，北方战乱、灾荒频仍，相对僻远的江南，逐渐显示出安宁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基于此，东汉的地方行政建置，逐步向东南延伸。
先是，由于闽越在与西汉政权对抗中遭到灭顶之灾，被强迫移民于江淮之间，整个东南区域一度废为荒墟。“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当时冶县的范围，几乎相当于当今的整个福建，这是福建作为地方行政建置正式归属于中原政权管辖的开始。在此之前，秦朝曾设闽中郡，范围包括福建全省、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但那只是虚置，秦朝并未派官治理。汉设冶县后，开始正式管理。
按汉制，每郡均设武职“都尉”以镇守，由于闽地广阔，会稽郡特增设东部都尉以加强对冶县的管理，后来东部都尉内迁章安，留一侯官镇守冶县，故冶县在东汉时又称东侯官。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原设于苏州一带的会稽郡移到钱塘江以南，其北归为吴郡。会稽郡南移后，下辖章安、东侯官二县，因侯官兵力不足，又在县治增设南部都尉。
董卓之乱后，孙吴崛起江东。为了扩展统治地盘，巩固后方，孙策发兵攻打会稽，会稽太守王朗从海路逃到东冶。孙策派贺齐率军入闽追击，趁机展开了对闽中和东南海疆的大规模经略。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贺齐通过两次进军闽中，先后平定闽江下游和上游，析地增设了建平、建安、南平、汉兴等县，派官驻守管理。这样，加上原先的侯官，闽中共有五个县的建置，归南部都尉节制。不久，撤南部都尉，改设建安郡，辖县又逐步增加将乐、东平、昭武（后改名邵武）、东安、绥安，合为十县，构成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建制系统。
建安郡的设立，加强了闽中与长江流域的联系，加速了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促进了东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使闽中迅速摆脱闽越灭国以来的荒凉状态，走上新的发展之路。
闽中在三国时期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航海事业的兴旺。东汉以来，“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东冶成为上接会稽，下通交趾的航海中转站。这一地位极大地刺激了闽东沿海一带造船业的发展，航海从业人口迅速增加。这对于特别注重水军建设的吴国来讲，是个多么难得的资源！于是，又有了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的设置。
据宋代梁克家引旧记云，典船校尉“设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内，吴时都尉营所在，号船坞”。《八闽通志》云：怀安县有都尉营，“吴置典船校尉，主谪徒作船于此”。温麻船屯在今闽东霞浦一带，晋代因其故址立温麻县。校尉在东汉是专掌特种军队的将领，地位仅次于将军。此职的设置，说明吴国对东冶造船基地的重视，也说明所造之船大部分是战船。考秦汉以来，吴、越水军所用战船有所谓“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余舟”“戈船”等，汉代水军一次能出动楼船2000余艘、船卒20万人。东吴崛起后，拥有各种船舰5000艘，其中大船有5层，可载3000人。赤壁之战时，吴军所用战船有艨艟、巡船、楼船等，在与北军接仗中占有明显优势。由于榫连合并、钉灰加固以及水密隔舱等先进造船技术的普遍运用，东吴所造的船体大而坚固，载重量大，稳定性、抗沉性和抗冲击性强，足以胜任远洋航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图8 汉代楼船
汉武帝三路大军平闽越，其中海路大军曾用此船。三国东吴的战船中，多有楼船。引自金秋鹏著《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图9 泉州湾后渚出土海船的水密隔舱
资料来源：金秋鹏著《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
水军的强大和造船业的发达，使东吴政权在经略南方的过程中，对东南海疆产生出更大胆的想象力。
自先秦以来，东南越人与海上岛夷往来从未间断。东南海外有夷洲、亶洲，这在当时吴人的地理观念里，已经是个常识。在闽越之地尚未平定之前，夷洲、亶洲尚属遥远，但在东吴完成对闽中经略，建立完整的地方行政建置系统之后，海上岛夷自然便进入它的经略视野。长久以来，东南沿海人民一直对海外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吴中父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最终居留亶洲不返，至今已繁衍数万家。据《三国志》记载，当时确有“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这种状况终于激起东吴政权的探索冲动。东吴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出一支万人水军，由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浮海求夷洲、亶洲”。最终由于“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亶洲是为何处？比较难于确定，清代梁章钜认为是小吕宋。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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