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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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母亲的情怀试读：
前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越来越美好，越来越进步，就是因为有无数的精英人物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有的为民请命，有的慷慨赴死，有的钻研学问，有的发明创造……
如果在历史上没有秦皇汉武，没有唐宗宋祖，没有成吉思汗，没有华盛顿，没有爱因斯坦，没有那一个个被人们所熟悉的名字，也许，我们还会像人类的祖先猿类一样生活在茂密的丛林中，生活在稀疏的草原上，与大家在动物园中所看到的那些动物别无二致。
正是有了这些伟人志士的殚精竭虑，才有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人们不会忘记：屈原为国为民而投江自杀，岳飞精忠报国大败金兵，文天祥宁死不屈，丹心昭月；郑成功收复宝岛，威震倭寇；林则徐虎门销烟，大义凛然；周恩来发奋读书，寻救国真理……
这些英雄伟人丰富多彩的故事是世界各国社会和生活的结晶，是陶冶人灵魂的精神产品，具有永久的闪光魅力，是中、小学生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是锻造崇高品质的最佳精神食粮。这些著名故事，伴随着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茁壮成长，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只要带着正确的心态阅读这些美好的故事，就有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思维和修养，才能正确认识世界各国的社会状况，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自身素质。
由于古今中外的英雄楷模的故事灿若繁星，而广大中、小学生的时间又十分有限，为了方便青少年全面而轻松地阅读，我们在对众多故事进行了精挑细选和高度浓缩的基础上，特地选编了这套“为学生树立榜样的故事全集”丛书，分别是：《你有母亲的情怀》、《伸出钢铁的臂膀》、《我最想要的朋友》、《学习永远不会晚》、《永远牢记的承诺》、《吹响未来的哨音》、《创造多彩的世界》、《你是那样对我好》、《牢记您谆谆话语》和《为了大地的丰收》共10册。
本套丛书内容全部精选相应的精英楷模故事，并根据具体思想内涵进行相应的归类排列，短小精炼，感染力强，具有很强的启迪性、可读性和文学性，非常适合青少年阅读和收藏，也是各级图书馆收藏的陈列的最佳版本。
为国为民的故事
任劳任怨，献身事业无悔；诚心诚意，服务群众有情。屈原投江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战国时楚国人，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青年时期的屈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主张任用贤能，修明法度，抵抗外国侵略。他胸怀大志，准备报效祖国。
可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楚国由强盛转为衰弱时期。楚怀王昏庸无能，偏信偏听，没有充分发挥屈原的政治才能。屈原在楚怀王执政时期，多次遭到贵族统治集团中守旧投降派的诬陷。
有一次，楚怀王命令屈原起草制订一项国家法令，与屈原官职相同的上官大夫十分嫉妒。在屈原拟定法令的草稿还未完成的时候，就强迫屈原给他看，屈原不给，上官大夫就向楚怀王说：“屈原居功自大，目无国君，在别人面前吹嘘说这些法令要不是他屈原，谁也制定不了。”怀王听了非常生气，从此对屈原不信任，最后，还把屈原流放到汉北很长一段时间。
秦国经常与楚国对抗。秦昭襄王更是诡计多端，他当了秦国国王后，假装与楚王交朋友，客客气气地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秦国的武关与秦王会面同时订立盟约。楚怀王见信后很犹豫，不去怕得罪秦王，去又怕上当受骗。楚怀王连忙召集屈原等一些官员商议这件事。屈原对怀王说：“秦王像虎狼一样凶狠，像狐狸一样狡猾，多次欺侮楚国，这次不是什么好事。大王一去，一定会中他们奸计的。”可是，以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为首的一些人却使劲地主张怀王去，说：“咱们因为把秦国当敌人，结果死了好多人，又丢了土地。现在人家主动来与楚国和好，我们为什么要推辞呢？”楚怀王听信了子兰等人的话，高高兴兴地动身到秦国赴约。结果一进秦国的武关，就被秦国军队包围了，秦国军队把楚怀王一行人押到秦国京城咸阳软禁起来，秦王逼迫楚国拿土地来赎回怀王。怀王在咸阳扣押了一年多，吃尽了苦头，想起屈原的话，十分后悔，羞愧难忍，最后终于死在秦国。
楚怀王的儿子顷襄王当上了楚国国君，屈原劝他招集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增强国力，为楚怀王报仇。他的直言相劝招来了一些人的仇视。这些人不断地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大王，屈原自以为了不起，总在大臣面前数落楚王，他说什么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是不忠，楚国出了这些不孝不忠的君臣，怎么能不亡国呢？大王，你听听这叫什么话，屈原是不是太傲了？”顷襄王听了大怒，一气之下把屈原革职为民，再次流放到湘江以南的贫困地区去。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反倒遭受排挤、诬陷，他满腔义愤地过起了流亡生活。
屈原在政治上不得志，在文学上却有着辉煌的成就。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这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372句，2490字。诗中写了作者的身世、品行、才能和理想；写了反动贵族陷害忠良、误国殃民的罪行；写了诗人面对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的苦闷心情；写了诗人对祖国对人民无比的热爱和忠贞。如诗中写道：“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反映了作者举贤荐能的政治主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明了屈原坚定的理想追求。诗中有许多语言至今仍激励着人们爱国爱民，奋发向上。
屈原的不幸遭遇和高尚人格，尤其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广大人民普遍的同情和尊敬。农历5月5日，相传是屈原抱石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的日子。当时，当地的平民百姓听说屈原投江了，纷纷划着龙舟来抢救，担心江里的鱼会损害屈原的身体，还用粘米、竹叶包成食品洒入江心，说是为了粘住鱼虾的嘴。后来，每年农历5月5日这一天，人民都用划龙舟、吃粽子等方式来纪念屈原。现在，也是如此，提起爱国主义英雄人物，人们自然会想起屈原。
屈原不仅中国人民爱戴他，他也活在世界人民心中。早在唐朝时期，屈原的作品就已传到日本。1852年，《离骚》一诗有了德文译本传到欧洲。目前，屈原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文化宝库的珍贵财富。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和尊敬。心灵悟语爱国主义的力量多么伟大呀！在它面前，人的爱生之念，畏苦之情，算得什么呢！在它面前，人本身也算得是甚么呢！
丁汝昌御外侮以身殉国
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安徽庐江县丁家坎村人。清末海军将领，曾任北洋海军提督、总兵尚书等职。
丁汝昌天资聪慧，胸怀奇志。
1888年，北洋舰队成立，他被授予海军提督。1894年赏加尚书。
1894年7月，日本未经宣战，便向中国开炮，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做为北洋海军提督、尚书的丁汝昌，积极主战。黄海战中，丁汝昌身先士卒，身受重伤，仍坐在甲板上指挥战斗。在他的激励下，士气大振，终于击退了日军舰队。威海之战中，丁汝昌亲自登舰指挥，不但迎头痛击袭来的日军舰船，还发炮支援南岸守军，击毙了日军陆军少将大寺安纯。威海之战前夕，日军海军中将伊东祐亨，深知丁汝昌的厉害，就写信劝他投降。丁汝昌将信撕得粉碎，投向大海，骂道：“见他妈鬼去吧！你错看了我丁某。头可断，志不可屈，国不可辱。今天只有一死，来尽忠臣之职！”他上书李鸿章道：“我一定要战斗到船尽没，人皆亡而后已！”并且叮嘱说：“我身已许国，万望勿以我为念！”敌军再次劝降，他仍严辞拒绝。于是，敌人勾结军中的民族败类，用武力威逼，他怒斥道：“你们想让我投降吗？除非是立即杀了我。我命不足惜！”后来，得知陆上援军已无望，丁汝昌召集了各舰管带和船员会议，发出最后号召：“同仇敌忾，与敌人决一死战。鼓足力量，拼死突围！”但是，遭到船员的反对。丁汝昌知大势已去，想派人用水雷炸沉北洋海军的主舰镇远号，没有人响应。事已至此，丁汝昌知道败局已无力挽回，于是，“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有人盗印降敌。于1895年2月11日在刘公岛自杀殉国。
丁汝昌御外侮宁死不屈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光辉形象的写照。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民族不可辱！北洋海军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世界反侵略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心灵悟语英雄从来不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重，相反却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寇连材爱国忧民
太监，即宦官，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专门侍奉皇帝及其亲属的被阉的男子，由于得到一些皇帝的宠幸，历代的太监中出了不少揽权骄纵、欺上压下、胡作非为的奸臣，为大家所痛恨和唾弃。例如，明朝太监魏忠贤和清朝太监李莲英，由于做了许多坏事，一直被人们痛骂。但是，太监中也出现过一些正直善良的好人，清朝太监寇连材，由于深明大义，忧国忧民，反对慈禧太后的丧权辱国丑行，就一直被人民所称颂，实属鹤立鸡群，难能可贵。
寇连材（1868—1896）是北京昌平人，出生在农村，为人耿直，也读过几年书。少年时就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由于人口多，家庭生活越来越贫困。他的父亲寇士通，因与财主打官司，被财主买通官府倒打一耙，惨遭失败，在绝望之中含恨死去。这时寇连材刚二十三岁，家里生活已经难以维持。走投无路之际，跑到北京寻找出路，经一个太监介绍，被阉后进了清朝皇宫，为慈禧太后梳头。由于他聪明能干，做事精细谨慎，颇得慈禧喜爱，待遇十分优厚，生活是大大好转了。
当时光绪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处处受到慈禧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慈禧对寇连材十分信任，派他到光绪那里去当差，侍奉皇上，其实慈禧要他监视光绪的言论行动。寇连材从小就有正义感，对慈禧大权独揽，卖国求荣的可耻行为很不满意，同情光绪的不幸处境，支持光绪希望维新变法的想法，所以，他不仅不把光绪的言行密报慈禧，反而常将慈禧胡作非为的事情告诉光绪。后来，寇连材又奉命回到慈禧的身边当差，进一步看到了慈禧的种种丑恶行为，心中更加不满，几次向慈禧劝谏，遭到呵斥，这使寇连材更加忧心如焚。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连连败绩，慈禧卑躬屈膝，命清政府与日本在1895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主权进一步落到了日本侵略者手里。康有为、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反对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提倡变法维新，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以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却不肯刷新政治，一味搜刮和向外国举债，以交付赔款和供自己享乐。寇连材进一步看清了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夹击的危急之中。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他下决心向慈禧以死进谏。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十早上，他跪在慈禧床前哭泣，惊醒了西太后。慈禧大怒，问他为什么哭，寇连材流着泪说：“国家已如此危险，老佛爷即使不替祖宗打算，也该为自己想想，怎么还忍心玩耍，不怕发生变乱吗？”慈禧以为他在胡言乱语，把他骂了出去。
口谏不成，寇连材下决心书谏。他请了五天假，回到家乡与亲人们诀别，并拿出中记事册一本，交给小弟弟保存。回到宫里后，他把平时的积蓄都分给了小太监们。在二月十五日，把他早已写好的奏折交给慈禧太后。这个奏折共有十条内容，其中包括：请太后不要揽政权，归政于光绪；不要修圆明园幽禁光绪；批评慈禧不顾京师特大水灾，擅自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以致海防空虚引来日本人侵略；应赎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宁可赔款，不可割地；不宜去掉忠直之臣而专用阿谀奉承之人；皇帝没有后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这些内容，充满忧国忧民之情，条条切中时弊。都是当时许多人决不敢说的话。寇连材居然写进奏折直接送给慈禧，可见他抱定了一死的决心。
慈禧看过奏折，立刻暴怒，把寇连材叫来责问。慈禧起先怀疑奏折是寇连材受别人指使写的，寇连材光明磊落地说是他自己写的，与别人无关。慈禧还不相信，听他背一遍，寇连材果然从头至尾背了一遍。慈禧没有想到寇连材会写出这样一个直接指责自己的折子，不禁怒火中烧，以“内监言事者斩”的朝例，加上“私通宫外，泄露宫内事”的罪名，下令把寇连材交刑部立即正法，别人求情也不听。
二月十七日，寇连材被押到北京菜市口刑场处决。临刑前，寇连材神色镇静，整了整衣冠和襟领，朝宫殿拜了九拜，又向远方的父母叩了头，坦然地说：“如此足千古了！”围观的群众无不为寇连材爱国忧民、舍生取义的壮烈行动所感动。心灵悟语为祖国倒下的人，他的死是光荣的。
陈天华万里寄血书
陈天华（1875—1905）是清末的反帝爱国斗争中的一员猛将，是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宣传家。他以其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著称于世，他的反帝爱国故事，震撼人们的心灵，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陈天华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下乐村一个穷塾师的家庭。他二岁时母亲就去世。因家庭贫寒，他幼年时替人放过牛，有时也提篮做点小买卖，借以糊口。只在空闲时间，他才能跟父亲读书识字。他学习很用功。乡间得书不易，偶尔借到一些书，总是爱不释手。他很喜欢当时民间流传的唱词、小说，还经常模仿着写一些民歌小调、故事，言词通俗，情节生动，受到乡邻的赞赏，称他为“神童”。陈天华少有大志，一次路过驿站，他挥毫在墙上题下“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的诗句，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跃然壁上。
陈天华21岁时，经人资助，进入资江书院就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提倡新学的新化求实学堂就学。在这里，陈天华对提倡新学的书刊，非常喜爱，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特别爱钻研西方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当时的中国，正值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蓬勃开展之际。这些救亡图存，反帝爱国的斗争给陈天华以极大鼓舞。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相继失败，又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1903年春，陈天华由新化求实学堂资助，去了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这年4月，沙皇俄国违反条约规定，拒不撤走其在1900年侵入东北三省的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长期霸占的要求。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学习军事，练习体操，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陈天华是拒俄义勇队的骨干，他积极参加集会、操练等活动，并怀着满腔愤恨写作宣传品。他咬破手指连写血书几十封，寄给国内许多学校，以唤起人们的觉醒。他在《敬告湖南人》的血书中，详细叙述了古今中外历史上亡国灭种的惨状和当前的民族危机，他指出：别人断我手足时，我不与之计较；直到断我头颈时再反抗，不就晚了吗？敦促人们及早起来反抗沙俄的侵略。他在血书中还指出：如果我们万众一心，舍死向前，恐怕外国人就是吃到嘴里也咽不下去。想借以树立起国人反侵略的信心。所有收到血书的人，无不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
当年冬天，他回国发动群众，为大规模开展革命斗争准备力量，他和黄兴、宋教仁在长沙组织了华兴会，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建立了同仇会；准备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那天在湖南全省举行武装起义。不料被清政府察觉，起义遂告失败，他和黄兴、宋教仁又逃往日本。
陈天华在留日期间，以笔作刀枪、用写作来警世，他积极从事革命救亡宣传工作。他写了很多富于革命激情的政论文，尤其是以通俗文艺说唱形式写成的《猛回头》、《警世钟》，在当时的革命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少革命志士就是受此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民报》的创刊，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清政府企图扼杀海外的革命活动，曾多次串通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中国学生中的革命党人。11月，日本文部省果然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严禁中国留学生从事革命活动。八千多留日学生宣布罢课，抗议日本政府的迫害。陈天华坚决主张归国策划，反对忍辱留日的软弱态度，他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断然用自己的牺牲来唤醒人们，1905年12月8日，他留下一封绝命书，在日本大森海湾，跳海自尽。
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和以身殉国的革命精神，曾唤醒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去挽救民族的生存，也激励着后人为祖国的昌盛而发愤图强。心灵悟语当他爱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也尊重他。
秋瑾献身革命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在她战斗的一生中，充满着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为后人所崇敬和传颂。
秋瑾1879年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小官僚家庭。秋瑾从小聪明伶俐。她七岁时，听到书房中哥哥的读书声，就走到书房，对教书先生说：“我也要读书，和哥哥一样。”先生就教她几个字，谁知秋瑾一学就会，先生很喜欢她。从此，秋家的书房中又传出一个女孩的读书声。秋瑾还在母亲单夫人的指导下，学会吟诗填词。在外婆家，她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使枪舞棒等各种武术。她不仅练就了一身好本领，而且养成豪爽奔放的性格。她在一首词中写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在当时，妇女身上套着许多封建绳索，妇女的自由受到限制，还要遭受缠脚的摧残。这与秋瑾的性格格格不入，引起她强烈不满。当她看到，厦门街道上，洋人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情景，更是愤怒，她越发感到社会的黑暗。在北京，她受革新派人物和维新刊物的影响，思想境界不断升华。她自称“鉴湖女侠”。立志要用热血唤起妇女的觉醒，争取妇女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1904年春，秋瑾不顾家庭的反对，变卖了首饰，踏上留学日本的征途。她到日本后，一不学医，二不学师范，她一面学习日语，一面广泛结识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她参与组织了以反清为宗旨的“十人会”；发起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她又创办了《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政府，争取男女平权。不久，又加入秘密的反清会党“洪门天地会”。当孙中山到日本时，秋瑾与孙中山见了面，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佩服，随即加入同盟会，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长。她在日本奔走联络发表演说，宣传革命，介绍爱国青年加入同盟会，她将名字改为“竞雄”。经常穿男装，佩戴从日本商店买来的“倭刀”，练习武艺。她成为留日学生中传奇式女杰。
她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妇女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鼓吹妇女解放，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同时她为武装斗争作准备，与同盟会会员陈墨峰在寓所里研制炸药。一次不慎，引起爆炸，陈墨峰的脸和手都被炸得流出了血，秋瑾的手臂也给烧伤。秋瑾果断地让别人把陈墨峰送进医院，自己留下处理了现场，当巡捕闻声赶来追问时，她说是做饭不留神着火，引起爆竹爆炸。巡捕抓不住把柄，只得作罢。
1907年春天，秋瑾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绍兴，主持大通学堂的校务。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重要据点。秋瑾在校内增设了体育专科，购置了枪支弹药，又从各地抽调许多革命党人，到校担任教官，聚集好几百学生，到绍兴城外大操场，进行军事训练，借此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秋瑾也身着男装，骑着马，手持武器，亲自指导学生的野外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通学堂的学生几乎都发展为光复会会员，成了武装起义的骨干。
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为了联络同志，秋瑾日夜奔波在杭州、金华、绍兴等地。徐锡麟与秋瑾决定，7月初，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秋瑾在浙江金华、绍兴同时起义。
但是，在起义发动前，有的义军首领擅自行动，被清兵打散；有的义军首领因走漏风声被捕殉难；清政府派出爪牙，搜捕革命党人。徐锡麟被迫提前起义，但虽然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但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孤立无援，终于被俘，反动派将他挖眼剖心处死。
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给整个行动计划带来严重困难，形势十分危急。当清政府得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派出一标（相当于团）兵丁前来绍兴镇压。在这紧急关头，大通学堂师生建议马上起义。秋瑾则认为，绍兴力量太弱，不能以卵击石。不少同志劝她立即撤向安全地带，但她哪肯只身出走，她婉言谢绝了。她将重要文件交给了同志，随即疏散了大部分学生。
7月13日下午，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撞开大门，一涌而进。秋瑾带着一部分学生，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击伤清军数十人，最终因寡不敌众，秋瑾等六人不幸被捕。
当晚，敌人连夜审讯。秋瑾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绝不出卖战友。当敌人逼她写供词时，她挥笔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表达她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起义失败的悲愤。
清政府无计可施，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将秋瑾杀害，临刑时，秋瑾视死如归，昂首大笑，声震寰宇。终年31岁。
秋瑾虽然英勇地牺牲了，但她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心灵悟语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容闳海外赤心报国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人，182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七岁时，他在澳门一所英国传教士办的小学学英文，后又在美国人塞缪尔·布朗办的马礼逊学堂读书。1847年，容闳因家境困难，为了求生，志愿随布朗夫妇到美国，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两年后，考取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个中国学生。
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刻苦钻研，经常攻读到深夜。经过努力，他的成绩优异，多次夺得英文论文的首奖，蜚声于校园内外，容闳的兴趣广泛，选修了多门学科，学识的增长，使他看到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精神，也看清了当时中国清政府的腐败透顶，忧国忧民之心与日俱增。1854年，容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美方不止一次地用优厚的待遇诱劝他留下来，但丝毫动摇不了他的爱国之心，他要把知识献给祖国，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祖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然而，回到祖国的容闳，并未受清政府的重用。为了生计容闳只好到处奔波，寻找工作。他在海关当过翻译，在洋行里当过书记员。他虽然得到了温饱，但总感到自己报国无门。在这期间，他看到腐败的清政府对人民的大屠杀，激起他无比痛恨；他对太平军产生了敬慕之情。他曾拜会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向干王提出关于建设军队、政府、银行、学校等七点建议，这是容闳首次提出的为中国谋富强的大计。干王虽然知道这些建议十分重要，但战事频繁，无法实行，把这些建议搁了下来。容闳也离开了太平军。
自己能为祖国干些什么？容闳想起在同外商交往中，中国由于缺专门人才而多次失利，许多应由中国人掌管的要塞、军舰、海关等重要职务，都任用外国人，甚至与西方国家谈判时，中国的首席代表竟是外国人，想到这里，容闳既愤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为中国缺少新式教育感到不安。他想如果每年能有一批中国青年到美国留学，就能造就许多通晓西学的人才。
1868年，容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他的选派留学生计划，几经周折，他再三努力，两年后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1871年夏，容闳在上海开始招生，被选入的幼童先在预备学校补习英文。从1872年到1875年，中国每年派遣30人，完成了留学120人的计划，容闳任留学生副监督。
清政府派出的监督，对学生们接受西方新鲜事物和思想非常不满，对支持学生的副监督容闳更是怀恨在心，多次向朝廷告密，说容闳纵容学生，说这些留学生即使学成回国，也不能为朝廷效力，要求撤回留学生。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1881年，赴美留学生全部撤回中国。使容闳的计划半途而废。
1873年，容闳从美国回到天津，向清政府奏请从西方购买武器一事。直隶总督让他就关于招募华工赴秘鲁的签约问题与秘鲁特使谈判。秘鲁特使声称华工将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而容闳以前在澳门就亲眼见过许多华工，以辫相连，结成一串，被人贩子们像牛马似地牵往船舱，听说过受骗华工被人贩子在市场上拍卖，不少华工因反抗被杀或跳海自杀。容闳义正辞严地怒斥了秘鲁特使，并向直隶总督汇报了所见所闻，欣然接受直隶总督的派遣，到秘鲁去调查华工的情况。经过三个月的调查，了解到了华工遭受的折磨和奴隶主的罪恶，并把华工身上被笞、被烙的斑斑伤痕拍成照片，作为奴隶主残暴虐待华工的罪证。
容闳的秘鲁之行，使华工受虐待的真相大白。清政府宣布禁止华工出洋。秘鲁特使虽竭力抵赖，但在容闳拍摄的一幅幅照片面前，无言以对。
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容闳在美国得知消息，忧愤交加，立即写信给南洋大臣张之洞的幕僚，建议向英国借款购买军舰并雇用外兵，抄袭日本的后路，使其腹背受敌。张之洞请他去伦敦借款，但这时，清政府已对日本屈辱求和，借款计划也告中止。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容闳再次回到中国，他建议实行新政，创立国家银行，发展资本主义，都受到阻挠而失败。后来，他又组织修建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不料，德国有山东筑路权，不许铁路从山东通过，容闳不得不放弃筑路计划。
屡遭挫折，使容闳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嘴脸。他开始倾向革命，他结识了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经常与他们讨论救亡图存的方略，容闳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容闳支持唐才常并参加发动“自立军”起义。在上海张园的“国会”上，他被公推为会长，并起草了对外宣言。可是，宣言还未正式发表，唐才常在汉口遇难，容闳被列为通辑的首犯，他不得不潜往香港。两年后到美国避难。
在斗争中，容闳认识到孙中山“宽广诚明有大志”，并号召各界进步人士要支持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成功。1909年，他写信给他在美国物色的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司，让他们支持孙中山。经容闳介绍，孙中山与荷马李、布司建立联系，举行会谈，制定起义计划。并以孙中山名义，委任布司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向纽约财团贷款，筹组临时政府等。
1910年5月，82岁的容闳病倒了。当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容闳非常高兴，并致函：“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制的人们——高呼着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去赢得自由和独立”。他的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受鼓舞。
孙中山高度评价容闳的爱国精神和革命业绩，称他为“建伟大事业、以还吾人自由平等幸福”的老同志，并致函，希望他回国参加民国的建设。可是，容闳接到孙中山来函时，已卧床不起。
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终年84岁。他在临终遗书中让他两个生长在美国的儿子回国服务，写道：“吾费如许金钱，养成汝辈人材，原冀回报祖国。”老人金子般的语言，激励着两个儿子，他们回国后，一个任矿冶工程师，另一个任广东军政府军火局长，两人都为祖国作出了贡献。心灵悟语我无论做什么，始终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康有为与百日维新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1858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
康有为早年曾到过香港和上海，阅读到一些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书籍，由此初步明了当时的国际大势，通过比较，觉得按资本主义文明所建立的秩序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他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逐渐形成了政治上和思想是的维新体系。他写成了《大同书》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大同）世”。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这部书反映了康有为对“大同世界”的空想。
1885年春，清政府和日本准备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拟将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并赔偿军费二万万银两。正在北京会试进士的康有为探知了条约的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发动广东籍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请求朝廷拒绝签约。为了扩大声势，来一次规模更大的请愿，康有为和梁启超串联十八省举人1000多人，到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开会，商议联合请愿的事情。会上，台湾省举人痛哭流涕，誓死不愿离开祖国的怀抱。康有为痛述民族所受奇耻大辱，要大家联合上书皇帝，挽救国家的危亡。到会举人义愤填膺，公推康有为执笔起草奏书。康有为不负众望，一天两夜，奋笔疾书了一篇长达14 000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把辽东等割让给日本，那么其它帝国主义列强也会跟着来瓜分中国。所以必须拒绝签订屈辱的条约，惩办“主和卖国”的官僚和“丧师失地”的将帅。同时，还必须从根本上实行变法，改革政治，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上皇帝书》写好后，由梁启超等人抄写数份，分送大家传阅。大家看了，情绪更加激昂，签名的举人有1 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5月2日，各省举人排成一里多长的队伍，正式把《上皇帝书》送到清政府都察院。都察院官吏找借口拒绝呈递《上皇帝书》，光绪皇帝还是没有看到。“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在社会上却发生很大的政治影响，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公车上书”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得到工部主事的官衔。于是他再把《上皇帝书》加以修饰润色，以个人名义呈送光绪皇帝。这次上书终于被光绪皇帝看到并很受赞赏。于是，他又第四次上书请求变法。
在这个时期，康有为除了不断向皇帝上书以外，还极力加强变法的舆论宣传和壮大维新力量。康有为在北京结识了一批倾向变法的青年官吏，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创办报纸《中外纪闻》；8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组织了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10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到上海创办“强学会”，发行《强学报》；1898年4月，康有为集合在京举人又组织一个保国会，不少官吏、士绅、读书人纷纷参加。就这样，一个以北京、上海等地为中心的维新变法政治改良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社会大变革的条件逐渐成熟了。
1898年（农历戊戌年）春，光绪皇帝阅读了康有为的奏折，颇为赞赏，于是让总理衙门传康有为来，当面申述变法的意见。荣禄、李鸿章等封建守旧顽固派乘机发难，刁难、指责康有为，反对变法，康有为应付自如，回答得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把守旧顽固派弄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事后，光绪皇帝命令康有为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赶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具体方案。光绪皇帝看后，非常赞成，加快了变法的步伐。到6月，光绪皇帝乘慈禧太后移居颐和园期间，颁布了一个《明定国是诏》，宣布正式变法。接着召见康有为，详细讨论变法的步骤。二人谈的时间很长，很投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安排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工作。准许康有为的奏折可以直接送给他看，康有为实际上成了光绪皇帝维新变法的政治顾问。不久，光绪皇帝又把康有为的好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安排在军机处。梁启超在皇帝亲自召见后，被委派专门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在这些维新派的大力协助下，光绪皇帝一连下了五六十项变法命令，修订法律、精减机构和冗员、有一定的言论自由；设立银行、鼓励农工商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办各种工厂；设厂制造军火，训练新式海军；废除八股，开办各种学堂，翻译和出版书籍、刊物，派人到外国留学和考察，办理邮政，奖励新著作和新发明等。
但是，清王朝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手里。9月初，慈禧太后和掌握兵权的荣禄密谋，企图废黜光绪，取消新政。光绪皇帝得知这一消息密令康有为、谭嗣同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他们只有向掌握重兵并伪装拥护维新的袁世凯求援，召其进京保驾。阴险狠毒的袁世凯一面满口应允，一面暗中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宣布临朝听政。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遇害。康有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躲过毒手，逃亡到日本。至此，戊戌变法归于失败。这次变法仅仅实行了103天，所以，人们又称它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它打破了当时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心灵悟语只有热爱祖国，痛心祖国所受的严重苦难，憎恨敌人，这才给了我们参加斗争和取得胜利的力量。
李大钊为共产主义从容就义
李大钊（1880—1943）生于河北乐亭。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字守常。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大钊青年时期，看到祖国受帝国主义侵略，人民生活痛苦，下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他到日本留学三年，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斗争。回国后，他听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决心向苏联人民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救中国。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给学生们讲课，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对大家说：“俄国的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是20世纪世界的革命先锋，全人类的曙光！”
他鼓励青年们：“担负起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唤起民众，震醒睡狮，准备迎接未来的新曙光。”在他的影响下，青年们个个振奋，纷纷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学生搞起“五四爱国运动”。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准备。
李大钊的生活一直是清贫刻苦的，但他总是乐于助人，热爱人民和大家同甘共苦。
有一个时期，他负责编辑《晨钟报》，按规定他的薪金应是每月200元，其他人的薪金应是每月100元，可是他不肯多要，坚持和大家领一样多的薪金，这样每人都可领到120元。
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他穿着自己家里做的布衣、布鞋，每天上下班都要走很远的路，从来不肯乘车。他把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帮助穷苦学生。当时北京大学念书的穷苦学生，常常收到“无名氏”寄来的钱，这个“无名氏”不是别人，就是李大钊。
有一次李大钊乘轮船外出，在船上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查票员开始查票了，他对穿西服革履的人，根本不敢查，对穷苦人却大耍威风。他见到一个穿旧衣服，背着破旧行李的老人大声责问：“你的船票呢？”“我，我没有钱，家里有急事，我没有买票……”老人小声说。“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快下船。”查票员一边骂着一边踢那位老人。
老人躲闪着，双手作揖，央求说：“先生，我是个挖煤的，家里带来口信，说是老婆死了，就剩下两个孩子……”老人说不下去了，呜呜地哭起来。
船上的乘客落下了同情的眼泪，可是那个查票员非要老人下船，抓起老人的行李就要往水里扔。
就在这时，一只大手抓住查票员的胳膊，查票员抬头一看，是一个蓄着两撇黑胡子的人。这人递过钱说：“我来替他补一张票。”查票员接过钱，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个人正是李大钊。
一路上，李大钊和老人谈心，老人说：“我老家是山东的，外出做工三年多，家中父母早都饿死了，咱自小就是苦命人哪！……”
李大钊亲切地对老人说：“老哥不是你命苦，而是现在社会制度黑暗，只要全国劳工大众团结一心，起来斗争，就会争得美好的将来！”
1927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和其它二十多位革命者。
敌人为了得到共产党的机密，对李大钊严刑拷问，用竹针插进他的十个手指甲缝里，再剥掉手指甲，还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绑在电椅上过电，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但是，酷刑只能毁掉他的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意志。为了保护党和同志们，他对党的机密一字不说。
敌人看硬的一手不行，又来软的一手。他们把李大钊请进客厅，说只要为他们做事，保证让李大钊当上大官，享受荣华富贵。李大钊浩气凛然地说：“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敌人面对志坚如钢的李大钊，一点办法也没有，便决定杀害他和其它二十多位革命者。
李大钊光荣地倒下去了，他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永远延长着，中国革命在他和无数先烈开辟的道路上前进着，直到取得胜利。心灵悟语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啊！
毛泽东去重庆谈和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告终。经过1927—1936年的10年内战，紧接着1937—1945年的8年抗战，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多么渴望和平呀！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8月中下旬，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连收到重庆拍来的三封电报，内容是惊人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和平！
能去吗？西安事变以后，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将军一直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软禁，杨虎城将军也被关进了集中营。
延安人民听说了这个消息，简直像炸了锅！他们在议论：“毛主席去重庆有危险！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呀！”“是呀！蒋介石从来说话不算话，什么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要是扣留毛主席，或是搞暗害，那可怎么办？”
激动的人群甚至自动跑到中央办公厅，请求不要让毛主席去重庆。有人干脆直接找毛主席，诉说人民的担心。
其实，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本质。抗日战争中后期，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刚一投降，他就调兵遣将，迅速占领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准备发动内战，消灭解放区，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的主力都躲在大后方，内战的准备需要有充分的时间，这就迫使蒋介石在积极布置内战的同时，玩弄起假和谈的手法，欺骗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据蒋介石一伙的分析，共产党、尤其毛泽东本人，是不会来重庆这“虎穴”谈判的，那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罪责，推到共产党身上。他们还想，如果共产党来了，也好，可以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这是一个缓兵之计，是个阴谋。
毛泽东向军民群众分析了形势，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决定亲自去重庆，请延安人民不必担心，因为有10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200万民兵做后盾，蒋介石是不敢下毒手的。毛泽东还表示，为着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他什么危险也不怕！
8月28日早晨，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等陪同下，站在飞机前，含笑地频频挥动着帽子，向欢送的人群告别。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消息，使山城人民欢腾起来。除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到机场迎接外，重庆的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人士都对毛泽东的到来热烈欢迎，并受到巨大鼓舞。柳亚子先生称颂毛泽东有“弥天大勇”。《华西晚报》说：“毛泽东的到来，是民主中国的曙光。”工人写信给《新华日报》说：“毛泽东——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救星。”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感动了人们。
而蒋介石、国民党对毛泽东的到来却准备不足，措手不及。本来是他们请我们去谈判，可是在谈判桌上，他们连谈判的日程安排及内容都没做好准备。相反，一切提案都由共产党代表提了出来。蒋介石陷于被动地位。
最忙的人要算周恩来了。他不但要参加重要谈判，还要协助毛泽东搞统一战线工作，陪同毛泽东会见国民党上层、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外国使节以及中外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教育和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周恩来还十分注意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安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确是太重要了，保卫毛泽东是自己的重大职责。
谈判更是艰苦的，一直进行了43天，到10月10日终于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叫《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如让出南方的8个解放区，把我们的军队缩编到占国民党军队人数的七分之一。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而且比现在还大。在1937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延安机场上锣鼓喧天，秧歌起舞。下午两点，一架银燕缓缓降落，舱门开处，出现了毛泽东高大魁梧的身影，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在王若飞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陪同下，毛泽东平安回来了（周恩来留在重庆进行新的谈判）。毛泽东穿的仍是他离开延安时穿的那身装束，只是换了一顶遮阳帽。他兴奋的脸上焕发着光采，闪现着大智大勇……心灵悟语最高的道德就是不断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周恩来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飞，曾用名飞飞、伍豪等。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领导人，并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我党我军重要领导职务。建国后，一直任政府总理。
周恩来总理一生深深地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民。他长期担负着处理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始终关怀着普通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利益，和群众心连着心。
1958年9月26日晚上十点多钟，北京市一辆5路公共汽车开到天桥剧场。可能是刚散剧的缘故，车上的乘客特别多。售票员边售票边照顾乘客，车前车后地忙碌着。“同志，买两张到北海的票。”售票员低头划票、撕票，抬头递票——“啊，周总理！”是他，宽额头，浓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脸和霭可亲的微笑。售票员一喊，整个车厢沸腾了，“周总理，周总理，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坐车哩！”人们互相传告着。
周总理慈祥地微笑着向大家点头，又轻声问售票员：“小同志，工作累不累？行车习惯了吗？”“不累。”没等售票员再说话，乘客们一双双热情的手伸向总理。
司机听到周总理乘他开的车，他多么高兴啊！但他忍住了，双手紧握方向盘，精神更加集中，把车开得又快又稳。车到北海，售票员抢先跳下车伸手搀扶总理，总理自己稳步走下车，握握售票员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并向司机招招手。人们看见周总理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在秋风中走向人行道，向中南海走去。“看，他那么忙那么累，还跟我们一起乘车。”车厢里的人敬慕地说。“这不是第一次，1954年冬天他坐公共汽车绕了半个北京城呢！”另一位乘客接着说。“真的？”人们吃惊地望着他，听他讲起1954年冬天的事。
那年，周总理为了了解职工乘车的情况，他特地在傍晚下班乘客最拥挤的时候，从北京图书馆门前乘车，下了公共汽车又换乘电车，在市区绕了大半圈，当时车里人多，大家纷纷起来给总理让座。周总理客气地请大家坐下，自己却站着和身边的乘客亲切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生活怎么样，上下班路上乘车需要多少时间。大家非常感动，说：“您工作那么忙还和我们一样坐公共汽车，我们太过意不去了。”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
事后，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北京市交通问题，增加汽车路线，十字路口设立“安全岛”，职工上下班乘车更方便了。
5路汽车上的乘客知道了这件事，心里更加激动。“真是位人民的总理啊！”人们从心底里热爱这位好总理。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房倒屋塌，田地裂缝翻沙。周总理听了心急如焚，第二天就乘直升飞机来到灾区。
飞机在寒风中降落了。周总理对赶来的干部群众说：“你们受灾了，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们！”
当天晚上，总理到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部署工作。突然，房屋拼命摇晃起来，泥土刷刷直落，这是5级以上余震。同志们急切地说：“总理，赶快离开这里吧！”
周总理看看墙壁，见余震已过去，便淡淡地说：“没什么，继续谈吧。”在这间墙壁震裂了的房间里，他一直工作到深夜2点钟。
第二天早上，总理赶到受灾最重的白家塞去慰问群众。他站在一个木箱上，面对群众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战胜灾难，重建家园。
讲话后，他又挨家询问、查看。在一堆破砖碎瓦前，他抱起一个女孩对村干部说：“孩子是革命接班人，要好好照顾，一定要带好娃娃。”
3月22日，邢台又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来到灾区。那天正刮着六、七级大风，田野上黄尘滚滚。总理安然地站在冷风里与人民交谈。人们激动地说：“俺们受了灾，把您老人家惊动来了。”总理说：“为人民服务嘛，应该。”
闻信赶来的群众越来越多，周总理建议就地开个群众大会。他让群众坐在背风的地方，自己站在一个小木箱上迎着大风向群众讲话。口干了端起粗瓷大碗，吹开漂在水面上的灰尘喝几口水。他从早忙到晚，人们劝他多少次“该吃饭了，总理。”他总说：“不忙，不忙。”
从早晨5点到晚上9点，周总理一分钟没停地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他走了两个县四个地方，讲话累得嗓子都哑了，连饭也没顾上吃。
晚上，他到了一个驻军营房前，同志们请他到城里去吃饭，他说：“不必了，和战士们一起吃就行了嘛？”那天，他全天只吃了一顿饭：烙饼炒白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因患癌症，于北京逝世，终年78岁。
周总理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养育他的人民。他把自己一生全部奉献给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民。
人民永远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心灵悟语热爱人民是最必要的品德，只有真心实意地爱人民，才能耐心地解决各种问题。
徐特立病中念着老百姓
徐特立老爷爷是我国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前辈，是杰出的革命教育家。1947年3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党中央主动撤离了延安。徐老随着大队人马，翻过一座座山岭，跨过一条条河滩，一夜间往往要行军一百来里地，白天也不能很好地休息。过度的劳累，损害了这位年过70的老人的健康，来到山西汾城时，他终于病倒了。
徐老躺在炕上，喘着粗气，干咳着，同志们焦急地围在一旁，摸着徐老的额头，热得烫手，看着徐老干裂的嘴唇，大家的心比针扎还要难受。秘书试了试表，徐老的体温竟高达40度。
病人是多么需要开水啊！可是，水桶是干的，水壶里也没有水了。在这光山秃岭的晋北地区，连找点柴禾烧水都非常困难。怎么办？大家正在发愁时，有个同志突然想出一个主意，跑去找老乡要一些麻秆来当柴禾用，这东西一点就着。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忙碌起来，有的舀水，有的折要来的麻秆，准备点火。“你们在做什么啊？”徐老听见动静，用微弱的声音发问。“我们搞到了一些麻秆，给您烧点水喝，”一个同志说。“什么？麻秆？”徐老一听，挣扎着坐了起来，当他看到地上放着的一把麻秆时，吃力地朝着准备点火的同志摆摆手，脸上露出十分生气的样子：“不！这个不能当柴禾用，快送回去，不能糟蹋老百姓的财物。”
徐老对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了解得非常清楚。原来，这位同志拿来的不是普通的麻秆，而是一种经过浸制晒干，加过工的麻秆，这种麻秆很容易点着，也比较耐烧；这一带农民晚上就拿它点了照明，当灯用。徐老对同志说：“你们光想到了替我烧水，却忘掉了群众利益，这怎么行呢？”说完，还要那位同志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到那位同志把麻秆退还给老乡，向主人道了歉，徐老才安心地躺下休息。心灵悟语无论在什么地方，我的心都和你们在一起。
彭雪枫时刻想着人民
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曾在北京、烟台、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学运、兵运工作，是我党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他先后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淮北军区司令员。1942年9月，他指挥根据地军民坚持了33天的反“扫荡”斗争，同日伪军作战30余次，毙伤敌人六七百人，俘敌三百多人，巩固和壮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不仅是作战的英雄，也是爱民的模范。在豫东、淮北、皖东，都流传着他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事迹。传颂很广的是“雪枫沟”和“雪枫堤”的故事。“雪枫沟”是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一条排涝引水的渠道。新兴集周围叫李家湖，是一片洼地，夏季连下几场大雨，田野就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新兴集十年九灾，群众多年来渴望根除水患，这就需要穿越李家湖南边一道长岭开渠挖沟，把积水引到淝河。岭南的地主恶霸坚决反对挖沟，并借此制造水利纠纷，挑起长岭南北群众的打架械斗，使许多人结成了冤家对头，新四军游击支队到了新兴集，彭雪枫操持着为群众根除水患。虽然部队战斗任务很重，但他仍四处调查，了解过去的水灾情况，勘查地形，为涝水寻找出路。不久，他就和地方工作同志一道制定出治理方案，决定在李家湖开渠挖沟，穿越长岭，把涝水引到岭南排入淝河，为了揭穿岭南各地主恶霸的阻挠阴谋，作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专门组织工作组到岭南发动群众，他亲自对由于水利纠纷造成隔阂的群众进行启发教育，帮助他们消除积怨，增强团结。开渠引水的工程破土动工后，彭雪枫带着干部、战士和群众一起劳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奋战，排水沟胜利完工，李家湖的积水经过这条沟顺畅地流入了淝河，岭南的村子一点也没有受到水淹，后来新兴集的人民在集上筑了一个纪念碑，把这条沟命名为“雪枫沟”。“雪枫堤”是安徽五河县人民为悼念彭雪枫命名的堤段。五河地处淮河下游，是崇、潼、浍、沱四条河汇流入淮河的地方，抗日战争期间属于淮北根据地，五河县的大柳巷原是淮河中心的一片滩地，居民万余人。1943年8月27日夜间，大风卷着暴雨，淮河水汹涌澎湃，大柳巷突然决堤九十余丈，一万多群众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彭雪枫正在附近主持医务工作会议，得到决堤消息后，立即带领师部的干部和与会的医务人员赶到现场，他亲自抬土抱草，下水抢险，在风狂雨暴里和洪水搏斗，当地居民积极护堤堵口，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堤上的决口堵住。第二天，抗日民主政府组织驻军的指战员、邻区群众三千多人赶来抢筑围堤。经过28个昼夜的奋战，修筑围堤四十里，抢救出了三万多石秋粮。第二年的夏粮又获得丰收。彭雪枫于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中英勇殉国后，当地人民为了寄托哀思，决定将大柳巷的围堤改名“雪枫堤”，作为永远的纪念。心灵悟语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不是有名之士，也不是依权势为所欲为的人，而是放弃一切利己心，真心献身为群众服务的人。
叶挺修桥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
1939年，叶挺将军率领新四军在汀潭、云岭一带与日寇进行作战时，新四军军部就设在云岭背后，离汀潭只有七八公里的罗里村。罗里村村前有一条三丈多宽的小河。村子里的许多田地在河对岸，村小学校也在河对岸。大人们耕田、担柴、小学生上学、回家，都想从枣树坝过河，那里路近。但是河上只架着一条二尺宽的小板桥。河面阔，河水深，桥面窄，桥身高，加上多年没有人修理，小板桥已经不大牢靠了，一踏上去吱吱响，一走起来摇摇晃晃，很多人不敢走，只好多走半里路，从前边的大石桥上过河。
新四军的军医院也设在河对岸的大祠堂里，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要经过这木板桥送进医院，遇上天黑下雨，担架队抬着伤员过木板桥，就更困难了。
一次战斗结束后，叶挺从山上摘了一束杜鹃花，到军院去慰问伤员，走到桥头，看见一个小学生想过桥又不敢过，他就把小学生背过桥去，村里的柳大叔迎面走来，笑着对小学生说道：“你这孩子，怎么叫叶军长背着过桥，还不快点下来。”“老柳，这座桥是不好走呀。”叶挺把小学生放下，指着小板桥说：“应该修理修理啦！”“难呀，”柳大叔摇着头说，“财主有钱不愿修，穷人想修又没钱，只好绕着道走远一点了。”
叶挺想了想，说道：“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嘛！老柳，我们军民合力来修一座大木桥好不好？”“好，好！”柳大叔和小学生拍手称快。
叶挺慰问了伤员，回到军部，立即动手画起大桥的图样来了。他画得那么认真，那么细致，大木桥需要多少木头，多少石头，需要多少人力，多少时间，他都想到、算到了，警卫员进来叫他吃晚饭，他也没有听见，在专心地设计修大桥的事情。晚上，叶挺的设计图还没画好，就派李副官去召集乡亲们，代表军部开了一个修桥动员大会，得到了全村男女老少的热烈响应。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修大木桥了。柳大叔带着20多个人组成了运输班，到山上砍下木头，运往河边。青壮年组织起来抡锤打桥基，妇女们一群一伙扛石头，小学生也在放学路上捡石头运到工地上。
叶挺工作忙，乡亲们不让他到工地上来劳动。可是，只要有空，不管风吹日晒，他都跑到工地上来。见到上了年纪的人在扛木头，搬石头，他就急忙走过去帮忙，嘴里还不停地劝说着：“不要抬得太多……小心一点，放下时不要打了脚。”
大家连续干了七天，一座三丈多长，八尺多宽的大木桥就结结实实地跨过小河。在油漆的时候，叶挺亲自在大木桥的中梁横头前，题了“军民合作，抗战到底！”八个大字，在左下角还签上了‘叶挺’两个小字。
大木桥落成了，乡亲们奔走相告，争相观看，都为叶挺军长竖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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