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活法：《论语》里的人生之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钱逊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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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活法：《论语》里的人生之道试读：

《论语》这本书和孔子这个人

一、《论语》其书

二、孔子其人

孔子是2500多年前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和当今世界，起了最重大影响的有四种思潮。一是佛教，一是基督教，一是伊斯兰教，还有一个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或叫做儒学。孔子生于春秋末鲁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晚于释迦牟尼6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死后479年而耶稣生；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则更晚一些，在孔子死后1100年。

孔子的先祖是殷商时期王室的成员。殷灭亡以后，西周时把殷朝的后裔分封到宋，孔子的先祖成了宋国的贵族。之后经历了很多代，到了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的时候，因为宋国动乱成灾，孔子的族人就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他们失去了贵族的身份，成为平民，属于士族。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hé），是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泗水）一位职位不高的武官，力气很大，是有名的勇士。一次，他随军去攻打偪（bī）阳。偪阳的城门有内外两道，一道普通城门，一道闸门。偪阳人打开了城门，攻城的士兵进了城。偪阳人突然放下闸门，把攻城的队伍截成两段，进去了的出不来，在外边的进不去。此时叔梁纥上前，用双手一拉，把闸门拉住，不让闸门落地。被关在里面的士兵才得以退了出来。

叔梁纥娶妻姓施，生了九个女儿，没有儿子。一个小妾，生了个儿子，是残疾。后来叔梁纥把施氏休了，娶了颜征在。夫妻俩曾到尼丘山脚下祷告，祈求生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生下了孔子。孔子的生日，换算成公历是九月二十八日，2010年是孔子诞生2560年。

因为他父母曾在尼丘山求子，所以就给孔子取名为丘，字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史记》说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为什么说是野合？有各种解释。其中一种说，古代认为圣人是感应于天而生的，往往在传说中给他带上神秘的色彩。关于商和西周的祖先，都有感天而生的传说，说契是母亲吞玄鸟蛋而生，后稷是母亲踏巨人足迹而生。又如后来还有说刘邦是他母亲梦与大蛇相交而生等等。说叔梁纥与颜氏野合而生孔子，也类似于这些。孔子出生后不久，叔梁纥就去世了。母亲颜氏去世得也早，确切时间已不可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是在孔子17岁前。父亲去世时孔子年幼，当时的习俗，也不到坟上祭祖，所以孔子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母亲去世后，按礼的规定要与父亲合葬。但孔子不知道父亲葬的地点，只好先将母亲临时葬在一个叫五父衢的地方。但这个丧葬事办得很周到，见到的人都认为是正式的。后来有一位参与过叔梁纥葬事的人的母亲，把叔梁纥葬的地方告诉了孔子，孔子才把父母亲合葬了。

孔子生在鲁国的陬邑，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泗水县。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平民，所以家境很贫寒。幼年时孔子常摆弄一些盘盘碗碗，模仿祭祀行礼，作为游戏。年轻时，孔子做过一些小吏，做过仓库的“委吏”，也做过管放牧的“乘田”，都做得很好。仓库管得井井有条，牛羊养得膘肥体壮。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贫贱的家境，使孔子学会了许多本领。《论语》上说：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为政》）

15岁的时候，志于学，就是说立志于学。当时的教育和孔子学习的情况，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孔子19岁结婚，妻子亓（qí）官氏。一年后生子。鲁昭公送了一条鲤鱼表示祝贺，所以就给儿子取名叫鲤，字伯鱼。

三十而立，30岁的时候孔子学有所成，并且做了一件事，即开办私学，开始招收徒弟，自己授学。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孔子办的学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学。在这之前的学校都是由官府办的公学，而且入学的只能是贵族子弟。孔子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动乱变革之中的时代。西周以来以礼乐为标志的社会制度遭到破坏。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已经不能控制局面、号令诸侯。诸侯国纷纷扩大地盘，增强兵力，争城略地，争霸天下，大小战争不断。诸侯国内部，父子兄弟之间也是争斗不断，子杀父，弟杀兄，篡位夺权的事层出不穷。诸侯、大夫有衰败的，有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在官府掌管教育、掌管文化的人，一部分就流落到了民间，他们也就把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带到了民间。孔子开办私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从这一点上来讲，孔子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孔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对于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状况，孔子极其不满。他赞颂周礼完备丰富，谴责当时一些人的僭越行为。鲁国大夫季孙把天子祭祀时用的八佾（yì）舞用在了自己的祭祀中，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说，如果诸侯执掌大权，过不了五代就会灭亡，大夫掌权，过不了三代。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急切地希望得到诸侯国君和当权者的任用。弟子子贡问他，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那是把它藏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好商人卖了它？孔子说，卖了它，卖了它！我就是等着人来买的。他又说，如果有用我的人，一年时间就可以见效，三年就可以成功。为了救世，他不辞辛苦。往往到一个地方，席子还没有坐暖，就又要启程。

35岁的时候，鲁国内乱。孔子离开鲁国到齐国。见齐景公，齐景公向他问治国之道。孔子对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很高兴，说对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尽管有粮食，我怎么能吃得上呢？开始齐景公曾想重用孔子，但最终因为当时齐国大臣反对孔子的主张，齐景公改变了想法，对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于是孔子就离开齐国，回到鲁国。

51岁的时候，孔子在鲁国出仕，从政当官。开始是做中都宰，就是中都这个地方的长官，相当于现在一个市长。当时孔子的政绩很好，所以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开始做中都宰，后来成了司空，再后来升到大司寇。司空是管工程的官吏，大司寇是掌管司法的官吏。

孔子当大司寇的第二年，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这个地方举行会谈（夹谷在齐国，今山东莱芜境内），由孔子辅助。孔子向鲁定公建议，说文事一定要有武的一手准备，武事一定要有文的一手准备，请求带上武官。鲁定公同意了，带了两位将军。当时齐国与晋国争霸，想让鲁国服从齐国。齐国一位大臣向齐景公建议说，孔子有礼而无勇，如果我们让当地人用武力挟持鲁君，就一定能够使鲁国屈服，齐景公接受了他的意见。会面进行到一定时候，齐国借着歌舞表演的名义，一群人拿着武器一下子拥到台前。孔子见势不妙，马上快步冲到台阶前，斥责说，这种夷狄的野蛮乐舞为什么会拿到两国国君会面的场合上来？齐国国君只好命令他们退下。

过一会儿，齐国的官员又说，请演奏宫廷音乐。齐景公说好，又上来一群侏儒小丑，乱叫乱闹。孔子又上前说，匹夫戏弄诸侯的，应斩。齐景公无奈，只好下令把这些人斩了。

齐国的阴谋没有得逞，又在会盟的文书上做文章。他们在文书上加了一条，要鲁国承诺，在齐国用兵打仗时，鲁国派出300辆兵车支持。孔子针锋相对，也提出一条，要求齐国归还所占的鲁国三块地方，否则不接受齐国提出的条款。齐国也只好同意了。

这样，齐国的阴谋失败，鲁国取得了胜利。这是孔子从政做的一件大事。

在内政方面，孔子也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堕三都”，削弱那些专权大夫的势力。当时的鲁国，主要是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大夫专权，他们建立自己的城邑，拥有自己的武装，削弱和威胁了国君的地位、权力。孔子认为这样的局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导致动乱。所以建议定公毁掉三家所建的城，去掉他们的根据地。夹谷之会后，孔子的威信提高，得到国君更多的信任，在任大司寇的同时，兼摄相事，就是兼任代理相的职位，处理国事。鲁定公也认为削弱三家的势力对自己有利，也就同意孔子的意见。这样在夹谷之会后两年，就开始进行拆毁三家城邑的事。因为当时季孙、叔孙两家内部不稳定，季孙、叔孙怕内部发生叛乱，这两家的城邑就先后拆毁了，而孟孙家的城，因孟孙家固守，没有拆成。堕三都的事受到了挫折。

夹谷之会后，孔子地位提高，齐国一些大臣对夹谷之会耿耿于怀，想要报复，又担心鲁国在孔子治理下强大起来，就想法子离间孔子和鲁定公、季孙的关系。他们选了80个能歌善舞的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找了120匹骏马，也都披上彩色绸缎，送给鲁君。他们怕孔子反对，送到鲁国之后，没有马上进城。鲁定公先派季氏背着孔子偷偷去看了几次，又带鲁君去看。看了之后果然被迷住了，无心处理政事。这事让子路知道了，子路很生气，跟孔子说，老师该走了。孔子还抱着一线希望。当时的礼有一条规定，在祭天之后，要把祭祀用的肉分给大夫。孔子就说，快要祭天了，再等等，如果祭天后他还把祭肉分给我，那就说明对我还是尊重的，我们也还可以留下来。可是祭过了天，并没有把祭肉送来。孔子看清楚了，于是决定离开鲁国，开始了14年周游列国的生活。

周游列国期间，他去过当时的卫国、曹国、宋国、陈国、蔡国等地，他所到的地方，大体上是在现在的山东、河北、山西一带。孔子一边办学——带着弟子边游历，边教学；一边向各个国家的君主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没有得到当政者的信任。孔子还多次遇到困境和危险。过匡时，被匡人拘禁。因为鲁国的阳虎曾经占领匡，残害过匡人，孔子的长相又和阳虎相像，匡人误把孔子当做阳虎，把他拘禁了。过了几天弄清楚了才放他走。随后到蒲。刚好那里发生叛乱，蒲人又把孔子扣住。当时孔子的一个弟子带着五辆车，与其他弟子一起，和蒲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才摆脱蒲人。这两件事，《论语》和《史记》分别有记载。但也有人认为两件事其实只是同一件事。

孔子从蒲人那里逃脱之后，到了卫国，又从卫国经过曹国来到宋国。他带着弟子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听说了，想杀孔子，派人去把大树拔了。孔子也就赶紧离开了宋国。

然后孔子到陈国。正好遇到吴国进攻陈国，楚国来救。楚人听说孔子在陈，派人来聘请孔子。陈、蔡的大夫知道了，议论说，如果孔子到了楚国，我们就危险了。于是派人把孔子一行围在荒野。孔子没法走，以至绝了粮，弟子们又饿又累，有的都病了。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会有这样的困境吗？孔子说，君子虽然也会有困境，但是小人遇到困境，就会作乱了。他还是一如平常，教弟子学习。

孔子68岁的时候返回鲁国。这以后专注于教育，一直到公元前479年，死在鲁国，享年72岁。

从中国文化发展来说，孔子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孟子有一句话，说孔子是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就是说孔子总结继承了他以前远古以来中国文化的成果。具体说，他对古代的文献做了很多整理工作。比如，《尚书》是古代记载历史的一些文件，孔子对它做了整理。孔子还对《诗》做了编订，从原来的三千首中选择、编订了三百零五首，形成了现在人们读到的《诗经》版本。另外，孔子还删修了当时鲁国史官记载的史书《春秋》。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春秋》的内容是鲁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事实，孔子则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了褒贬评价。这些评价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说，理解我的恐怕就是根据这部《春秋》吧，反对我的恐怕也是根据这部《春秋》吧！晚年孔子很重视《周易》，常把《周易》带在身边，随时阅读，以至编连竹简的皮绳竟断了三次。

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总结古代文化发展成果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孔子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一方面，总结继承古代文化成果，形成自己的一套思想；一方面又通过办学传授给学生。就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最终形成了儒家学派。战国时期，儒学就已经成为显学。当时韩非子的书上就有一句话，叫“今天下不归儒，即归墨”，说明儒学和墨家是当时的两大显学。汉以后儒家学派又逐步成为后来两千多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干部分，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简单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孔子总结继承了他前面2500年的文化成果，又影响了以后2500年中国文化的发展。

孔子一生很不得志。《史记》中说，孔子的儒家思想，当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迂阔不合时宜，所以不被当权者接受。有一个故事，说一次孔子到郑国，与弟子们走散了，一个人在城门口等候。有一个善于相面的郑国人见到他，又来到子贡面前，先对孔子的相貌作了一番描绘，说他上身像圣人，下半身却不行，然后说他没精打采像只丧家狗。子贡把这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相貌不重要，不过说我是丧家狗，很对很对。这是对孔子当时境遇的形容。最近有一本谈《论语》的书，书名叫作“丧家狗”，就是从这里来的。尽管这样，孔子没有为不为人理解而烦恼，一生没有放弃过为实现自己理想而进行的努力。《论语》第一章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正是孔子自身的写照。

三、《论语》思想的核心是讲做人

下面，我们来详细说明这一点。

要怎样治国，才能使天下恢复正常秩序呢？孔子提出，首先要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颜渊》）

当时，社会动乱，诸侯扩张、争霸，天子权威削弱；诸侯国内也纷争不断，子杀父、弟杀兄的事层出不穷。天子、国君不能行使权威，大夫、权臣僭越篡权。就如齐景公说的，虽然有粮食，也吃不到。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正名，就是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局面，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各自都能享受应享的权利，行使应有的权力，同时也尽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正名，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正名，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关键在正人，使人走上正道。孔子认为，要使人走正道，不能靠强制，而要靠道德教化。人有了道德就有羞耻心，就知耻；知耻就有所不为。这样就会自觉走上正道，社会秩序自然也就归于正常。

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在位的国君、大夫也要正。正人中又有两方面：统治者自身的正和百姓的正；正己和正人。孔子特别重视和强调统治者、在位者的道德表率作用。要求在位者“正人先正己”。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

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鲁国掌权的季康子问孔子，如果我杀掉无道的坏人，以支持有道的好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在位的君子的道德就像风，老百姓的道德就像草，风吹到草上，草就一定会随风倒伏。就是说，民风正不正，全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民风就正；君子之风不正，民风就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总之，为政的根本在正名，正名的根本在正人，正人的根本在正己，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政者正也”，这就是孔子的治国理念。治国为政做的是一件怎样的事？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正”字。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说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为政以德”说的是“怎么做”的问题， “为政以德”是为了达到“正”的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当时有两种治国主张，一是用行政和刑罚等强制手段来治国，一是孔子主张的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国。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这两种做法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这就是“免而无耻”。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预防犯罪，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自觉走上正道；这就是“有耻且格”。孔子这个主张着眼于使百姓自觉走上正道，体现了“政者正也”的理念，基本上是正确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为政以德”不是只讲德，还有礼。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讲到。

孔子一生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教育上。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当官为政呢？孔子回答：以孝悌教人，影响当政的人，进而影响到施政，施于有政，这就是为政。在孔子的思想里，为政和教育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就是一回事。从政治方面看，他主张为政以德，把道德教化当作治国的手段和国家的重要职能。要求在位的当政者要有德；对百姓则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百姓“有耻且格”，这些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做到，所以教育是治国的基础和重要手段。从教育方面讲，他认为教育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文化活动，而是培养治国贤才，教化百姓，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大事，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论语》上有一个生动的故事。有一回，樊迟找到孔子要求教他种庄稼。孔子说，种庄稼我不如老农，回绝他了。樊迟又说，我想学种菜，孔子又说，我不如菜农，又回绝了。樊迟就走了。孔子后边又说了一段话。他说看来樊迟是个小人。如果当权的人懂得礼，依礼行事，老百姓没有敢不尊敬的；如果当权的人能够按照义的标准去做，老百姓就不会不服；如果当权者很讲信用，老百姓也就会很尽心竭力地来给你办事。如果做到这三点，一个礼，一个义，一个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四周的老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你，哪儿用得着你自己去种地呢？孔子说得很清楚，他的教育是以传道为中心，以培育治国贤才为目标的。所以他教育的中心，也是“正人”，是教做人的道理。

总之，为政不只是掌权管人管事，教育也不只是传授知识；无论为政还是教育，中心都是“正人”，这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

志于道

立志，就是确立人生目标，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生活中就会没有方向，没有动力。

一、先做人，后做事

立志，就是确立人生目标，明确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生活中就会没有方向，没有动力。

现在的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以考上大学为目标。有了这个目标，他可以忍受艰难困苦，甚至作出某些牺牲，去克服一个个困难。但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目标，不是人生的目标。考上大学以后怎么办？还有一个做什么样的人，追求什么的问题。在大学，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同学考上大学后，觉得目标达到了，该好好放松一下了，下一步怎么做，没有想，没有了奋斗的目标。于是很快学习成绩就下降，甚至渐渐地走上邪道。

前不久小学开学，有记者采访一年级新生，问他们长大要做什么样的人，同学们有的说要当医生，有的说要当教师、科学家等等，有一个六岁的孩子说，要当官；记者问要当什么官？孩子说：“贪官。贪官有许多东西。”这件事引起很大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童言无忌，对这个孩子，不必苛责。但确实提醒我们，要认真关注下一代的人生理想目标问题。

总之，学做人，首先要立志。

事实上，每个人都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有自己追求的目标。常见的有两类情况：一类是要赚大钱，做大款，追求大车、大房子以谋求物质享受为目标；一类是追求得奖、拿金牌以事业有成，证明自己的价值为目标。《论语》中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人生目标。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志于道，就是要立志于追求和弘扬“道”，也就是做人的道理。首先不是追求物质享受，做富人、贵人，更重要的是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一个好人。也不只是做科学家、教师、医生等等，这些属于专业、事业的追求，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首先还要懂得做人的普遍道理，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懂得和遵守的。事业的成功，并不就是人生的成功。一代拳王泰森，拳击技艺达到了顶峰，但人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一些顶尖的化学家，却成为制毒的大毒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充分说明只有懂得做人的普遍道理，才能做一个好教师、好医生、好科学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先做人，后做事。学做人，首先就是要立志做好人。

做好人的“道”，具体内容指什么呢？可以从《论语》里的两段话来理解。一段是曾子讲的：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任重道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成语，出处就是这里。作为一个士，现在的话就是一个读书人，他不可以没有宏大的心胸，坚强的毅力。为什么士不可以不弘毅，因为他任重而道远。这里讲的任重而道远，不是指某一项艰巨的工作，而是指整个人生。士要把弘扬仁道作为自己人生的使命，这是非常重大的责任，不亦重乎；而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要终生为此奋斗，死而后已，所以不亦远乎。这就叫任重而道远。也就是说，在儒家讲来，志于道就是要以弘扬仁道作为自己的使命，作为终生的追求。这也反映了对人生的理解。一个人来到世上，是担有责任的，人生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不是吃好、玩好，潇洒走一回。

另一段话是：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子路问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达到“敬”这样一个境界。子路又问，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子路又问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你修养自己并不只是为了自己完善，而是要使百姓都能安乐。要能够修己以安百姓，连尧舜这样的圣人恐怕都要为此发愁呢。

从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志于道就是要以仁作为己任；仁作为己任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的问题。不但要提高个人修养，而且要弘扬仁道，使它在社会上得以推行，建立起理想的社会，达到安人安百姓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和志向，也是他对君子的要求。

孔子这样的理想，超越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超越了实现个人价值的要求。

这里涉及人生的两大问题：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的关系和群体与个体的关系。

二、义以为上

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人的生命也有物质生命、精神生命两方面：物质生命可以叫做身生命，精神生命可以叫做心生命。物质生活的基础是自然的生物本能，因而与禽兽没有根本区别，精神生活则是人所独有的。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成为人，人之所以高于禽兽，就在其有精神生活。比如说两性生活。从生物的角度、生理的角度来讲，人和动物都有两性生活，维持种的繁衍，这一点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但是人的两性生活和动物又是不一样的，人还有婚姻家庭制度和相应的道德、法律规范。最早人类是群婚，没有家庭，这和动物的状况还很接近。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不断发展进步。从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又从一夫多妻到一夫一妻，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一夫一妻制。这是人文的、精神生活的方面，是人所独有的。而且这种发展正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早在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说过，禽兽是“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所谓“人禽之辩”，认识人和禽兽区别的问题，也成为儒学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现在，对于“一夜情”、“第三者插足”这样一些问题，有人说，因为性的要求是人的本性，所以也就是他的权利，只要双方自愿，不损害他人，就不必谴责。单从人的生物本性看，这样讲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毕竟人不能等同于禽兽。如果只看生物本能方面，那就是抹杀了人和禽兽的区别，把人降低到禽兽的境地。所以，舍弃精神追求，只顾追求物质生活方面的满足，按照中国传统来讲，这样的生活就近于禽兽。

总之，人的生活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人的生命也就有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部分。而在这两个方面中，精神生活、精神生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就都取决于精神生命。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二者的关系，用八个字概括，就是“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物质生命的价值在于“载义”，生命的意义是由“义”赋予。所以孔子提出一个原则：“义以为上”，要把精神生命放在第一位。

在处理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的关系上，是精神生命第一，还是物质生命第一，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论语》说：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人们常常引用这句话批评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主张精神为上，把精神生活放在首位，并不是反对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

他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但是认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富贵的获得和对贫贱的摆脱，都要遵循道义的标准。这就是“见利思义”的原则。

所以，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不是不要利，而是把义放在首位，给利的取舍提出一个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是说，君子懂得利的取舍要以义为标准，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不取不义之财；而小人则只知道牟利，唯利是图。怎样对待义与利的关系，也就是“义利之辨”的问题，这也是儒学讨论的一个大问题，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事实上，许多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住自己，贪图不义之财，走上了邪路，身败名裂。

三、群己统一

另一个问题，是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人生活在群体中，一刻不能脱离群体、脱离他人而独自存在。每一个人既是不同于他人的个体，同时又是群体的一分子。由此，人的生命也有个体小生命和群体大生命两个方面。人要把自己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把个人放在群体之中，把个人的小生命融入到群体的、历史的大生命中去，在群体的发展中求自己的发展，实现个体的价值。孔子说要“安人”、“安百姓”，他一生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奔走呼号，都是体现了这一点。

当时的一些隐者对孔子曾有讥讽，以为孔子为救世而四处奔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孔子的回答是：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

他说人不可以与鸟兽同群，既然与人同群，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他认为出仕是“行其义也”，是尽自己的责任，是不能废弃的；批评隐者“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而丢弃了责任。在隐者看来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他自己则正是仁以为己任的体现。

这样是不是否定个人价值？不。《论语》里边有句话：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

君子很担心或者很不愿意自己去世以后不能给后代留下一个好的名声，不愿意碌碌无为，默默无闻地了此一生，名不称焉。从正面来讲也就是要追求“青史留名”，永垂不朽，这是中国士人、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人总是追求不朽。一些宗教讲灵魂不死，追求死后上天堂，或进入极乐世界。而中国人的追求，就是所谓“青史留名”，不是天国，也不是极乐世界，而是在我们所生活的人世间，在我们的后代中留下自己，在历史中实现个人的精神不死。实际上这也是对个人价值的一种重视，只是对个人价值的理解不同，它重视的是在群体中，在历史中实现个人价值。

在《论语》里，孔子对齐景公和伯夷、叔齐有个评价：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

这段话没有讲什么道理，是对三个人，两类情况做了一个评价。一个是评价齐景公，齐景公当时是齐国的国君，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驷，是指四匹马。当时的兵车是用四匹马拉，所以就专用驷这个字表示四匹马，同时也指一辆兵车。有马千驷就是说齐国有一千辆兵车，是说这个国家有这么大规模，是一个不小的诸侯国。齐景公是齐国国君，有财、有权、有势，什么都有。但是孔子对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下面讲“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伯夷、叔齐是殷商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在父亲去世之后互相推让继承权，弟弟让哥哥，哥哥让弟弟，都离家出走，到了周的领地。当时周还是商朝下面的一个小邦。后来武王伐纣，周把商灭了，建立了周朝的统治。武王起兵伐纣时，伯夷、叔齐曾经反对武王用武力解决问题。现在武王伐纣胜利了，伯夷、叔齐为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保持气节，发誓不为周朝服务，就隐居到首阳山上，吃野菜为生，最后饿死在山里。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是完全失败了，什么都没有了。甚至还会说他们有点傻，好好的贵族不当，跑掉不说，最后还饿死了。但是孔子怎么评价？他说“民到于今称之”，老百姓到现在还称道他们，称颂他们，把他们当成是道德的典范，坚守气节的典范。他们是西周初年的人，到孔子这个时候，已经几百年过去了。不仅到孔子这个时候，一直再往后，韩愈还写“伯夷颂”，古代一直把他们作为坚持气节的典范。这就是中国人说的不朽。这里孔子对齐景公和伯夷、叔齐的评价，不是看他们生前拥有的财富和权势，表现了多大的才能，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功，而是看百姓对他们的评价。这就体现了中国人对个人价值的一种理解。我们常常讲百姓心中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每个人的价值都要在后人对他的评价中体现出来，要在老百姓心中的这杆秤上称出来。百姓对一个人的评价不是自己可以决定或争来的。老百姓怎么评价人呢？就看他对老百姓做了什么。对社会、对百姓做了好事，百姓就拥护他，纪念他；做坏事，糟害百姓，百姓就反对他，否定他。死后“民无德称之”，把他遗忘了，甚至“不尽骂名滚滚来”。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从社会得到了些什么，而是看他给社会做了些什么，看人们是怎样评价他的。一个人的价值是从他对社会的付出来体现的，对社会所做的一切，老百姓自然会给出一种相应的评价。这是中国传统的对人生价值的看法。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在评价周围的人的，只是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四、以天下为己任

孔子所提倡的人生追求，主要是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怎么处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二、怎么看待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提出了两个原则，一个是“义以为上”，一个是“群己统一”。这是儒学传统中的两项核心价值。这两个问题也是联系在一起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属于个人的，不超出个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则是要追求一种社会的理想，总是超越了个人的范围，是为群体、为他人的。这就是古代所提倡的人生追求。

这样的理想追求，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以天下为己任。”它为历代志士仁人所接受，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家园，民族精神的基础。我们世代传诵，几乎家喻户晓的名言，如：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这些格言，无不渗透着这一基本的价值观，是这一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一直到汶川抗震中表现的抗震救灾精神，也强烈、鲜明地体现出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多少教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保护学生，视死如归；多少战士甘冒死亡危险，义无反顾；多少人顾不上抢救自己的亲人，坚守岗位，救出多人而失去了亲人；赶回灾区探亲的普通百姓，中途返身护送伤员；身处灾区的母亲，为了减轻救灾负担不许儿子回家；无数志愿者自发自动奔赴灾区；全民捐献，捐钱捐物献血这一切，远非简单的“珍惜生命”四个字可以说明。这里表现的是超越对个人小我物质生命的珍惜，把群体大我、灾民的生死放在第一位，为救灾不惜“成仁”“取义”的崇高精神追求。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弘扬和发展。

再说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说，生活就是为了求快乐。《论语》也谈到快乐，我们看下面两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颜渊是孔子的学生，家境贫穷。现在在山东曲阜还有一个叫陋巷的地方，说是当年颜渊住的地方，陋巷意思就是贫民区。颜渊生活非常穷困，但是他却是最受孔子称赞的一个学生。孔子说贤哉，回也，这个颜回真是非常有修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吃的就那么一钵子饭，一瓢水。古代讲汤是叫做羹，一瓢饮就是水。他就是吃一碗饭，然后喝点水，住在贫民窟里面。孔子接着说，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样一种艰苦的生活条件，换了别人，“不堪其忧”，就受不了了。但“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照样生活得很快乐，“贤哉，回也”。这是孔子称赞颜回的那段话。

还有一段是孔子讲他自己：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他说我呀，吃一些粗茶淡饭，这个饭字作动词用，就是吃的意思。饭疏食就是吃非常粗的饭食。饮水，喝点水。“曲肱而枕之”，睡觉的时候把胳膊弯过来当枕头。他说“乐亦在其中矣”，生活的乐趣就在这中间。然后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用歪门邪道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讲就跟天上的浮云一样。

两段话都讲一个乐字，生活很贫困，但是“回也不改其乐”；孔子过着一种非常清苦的生活，但他说“乐亦在其中矣”。这是描写颜回、孔子的生活心态，是非常有名的两段话。宋儒在教弟子读《论语》的时候，曾给他们出了一个题目，要弟子体会“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都是讲乐，颜回不改其乐，孔子说乐在其中，他们的乐在什么地方呢？怎么来体会这种乐？从孔颜之乐看，人们对快乐的追求反映了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人生理想追求不同，对快乐的追求也不同。提出孔颜“所乐何事？”的问题，是要弟子们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也从孔子颜回的生活态度上去体会，孔子、颜渊他们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对于人生、生命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乐。这告诉我们，只讲追求快乐是不够的。为什么人不堪其忧，而颜回却不改其乐呢？孔子过着清苦的生活，却说乐在其中呢？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乐呢？我们如果处在颜回、孔子那样的生活环境下，又会怎样呢？我们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乐？我们又应该去追求什么样的乐呢？这些都是值得引起深刻思考的。清改琦绘《孔子圣迹图·入平仲学》（局部）

韩愈《师说》云：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孔子、晏婴是同时代的人，晏婴年长，孔子也相当推崇他，曾说：“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据说孔子7岁时就到晏平仲（晏婴）所办的学校去学习。

从日常生活做起

人们说，孔子所提出的人生志向，要求太高。其实，孔子要求的境界确实很高，但它又与我们很近，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树立高远的明确的人生理想，是一个高的目标，要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学习修养。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是，高远的理想要求并不脱离日常生活，相反，它可以并且要求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论语》中孔子就提出了不同层次的不同具体要求。

人们说，孔子所提出的人生志向，要求太高。其实，孔子要求的境界确实很高，但它又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树立高远的明确的人生理想，是一个高的目标，要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学习修养。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是高远的理想要求并不脱离日常生活，相反，它可以并且要求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论语》中孔子就提出了不同层次的不同具体要求。

一、见义勇为

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义，宜也。义就是应该。见到应该做的事而不做就是无勇，没有勇气，是懦夫。从正面讲，见到应该做的事就要去做，就是见义勇为。这是第一步。志于道，就要从见义勇为开始。这样说，不少人会有疑问：见义勇为是要勇于与歹徒搏斗或者在危险或灾难中舍己救人，这样的英雄行为怎么能是第一步呢？的确，这些英雄行为是属于见义勇为。但是见义勇为并不只是指这样的英雄行为。把见义勇为理解成只是不畏艰难，舍己救人，这样理解见义勇为，并不符合《论语》的本义。孔子的原义，只说见到应该做的事而不做就是无勇，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遇到合于道义，应该做的事，就要勇于去做，并没有更多的要求。舍己救人，杀身成仁的要求是有的，那是更高的要求，见义勇为没有包含这个要求。这里说的只是见到应该做的做还是不做，哪怕是最简单的小事，如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一只花瓶，能不能主动承认？上街要遵守交通规则，知道了能不能做到？等等。知道了不做，就是见义不为；见义勇为就是要求在这样的每一件事上都能身体力行地去做。这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

这样讲，是不是把见义勇为降低了？不是的。见到应该做的就做，看来简单，意义却很大。我们看，现实生活中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事当前，做还是不做，我们都会有个选择。这选择一般会有两种标准或两种原则：一是应该不应该，一是有利没有利。应该不应该和有利没有利，把哪一个放在前面？应该做就做，就是把精神生活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把自己利害的考虑服从道义的要求；有利才做，无利不做，就是把物质生活的考虑放在第一位，一切服从于自己利害的考虑。见义勇为，就是把应该不应该放在前面，作为指导我们行为的一个原则，而不是以对自己有没有好处作为原则。实际上这也就是前面讲到的，把精神生命的追求放在首位，即义以为上。而义以为上的价值追求，正是要从这里开始培养和落实。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见义勇为，连最简单的事情上都不能把应该不应该放在首位，就谈不上义以为上的价值追求。

所以，认识到了就去做，这是修养的起点。我们要从见义勇为开始，培养落实义以为上的价值观。把见义勇为提得过高，以为只有那些英雄行为才是见义勇为，反而不能为多数人接受。人们会说，见义勇为是英雄的行为，我只是个普通人，做不到；我也成不了英雄，所以这和我没有关系。这样就减弱了见义勇为的影响。所以，要对见义勇为作准确的解释，一事当前，凡是应该的就去做，这就是“见义勇为”！

再一个问题，从道德教育上来说，见义不为是我们道德教育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事情，他不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但他不做。这就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脱节。见义勇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认识到了就去做。为什么知道应该做而不做？都是出于一些私心的考虑。要做到应该做的就做，首先要克服自己的私心。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勇气，所以叫做勇为；不能克服自己的私心，就叫做无勇。

这就说到对“勇”的理解。有人提出，为了避免未成年人无谓的牺牲，建议把“勇为”改为“巧为”。这里就有对勇的理解问题。见义不为无勇也和见义勇为的勇，不是简单的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死。我们说的勇，在中华文化中讲勇，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近乎勇”。最大的勇敢是勇于战胜自己，以自己的不善为耻，自觉改正自己的错误是最大的勇敢。见义勇为的“勇”首先也是这个意思，不是一定要不怕牺牲生命，舍己救人。

应该做的就去做。这是第一步的要求。

二、见利思义

第二个层次的要求，是见利思义。《论语》说：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

人们常说，儒家思想重义轻利，只讲义，不讲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孔子主张义以为上，把精神生活放在首位，不是反对和轻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他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贫与贱是人之所恶，追求富贵和摆脱贫贱，都是合理的。但同时又提出来，“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如果富贵不是从正道得来的，那么我就不要；“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如果摆脱贫困不是靠正道得来的，那我宁可不要摆脱贫困，还过贫穷的生活。

这里就提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富贵的获得，或者对贫贱的摆脱，都要有一个标准，就是道义的标准。看到可以得利了，要想一想是不是符合道义；有机会摆脱贫穷了，也要想一想是否符合道义；面对利的取舍，先要想一想是否合乎道义，这就叫见利思义。这个要求就比见义勇为要进一步，因为它直接涉及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名利、生死，是人生的两大问题。前面见义勇为说的只是日常小事，并不直接涉及利害。而见利思义直接涉及物质利益的获得，因此更加难以取舍，是高一层次的问题。《论语》中有好多处都谈到这一点，有的地方说见利思义，有的地方说见得思义，意思是相同的。又如：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

什么事情只凭着利益的考虑去做，就会产生很多怨恨，很多矛盾。“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宪问》）

如果你是符合道义的利益才取，不合道义的就不取，别人就不会有反对意见。

总之，不是不要利，也不是笼统地说重义轻利，而是对利的获取提出一个取舍的标准，也就是以义制利，用义来制约对利的追求和获取。

这里要说一下下面这句话：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人们常常引用这句话批评儒家只讲义不讲利，这个原则不符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其实前面引的那段话说得很清楚，它明确地肯定人人都追求富贵、厌恶贫穷的事实，并不否定利益的获取。孔子的思想只是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要有一个道义的标准。获得富贵或者摆脱贫困，都必须符合道义。这也是“义以为上”，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的具体化和落实。孔子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并没有说富贵于我如浮云；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不义”，通过不道德、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才是于我如浮云。所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懂得要以义作为取舍标准，而小人则只知道利，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该不该的问题。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可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件事，有利可得，但不合道义，不该做。你和大家说这个道理，有人能接受，有人就不接受。接受的，是懂得道理，就是喻于义；不接受的，他听不进道理，只知道有利还是没有利，就是喻于利。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现实中的表现。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事实上，许多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把握住自己，贪图不义之财，走上了邪路，身败名裂。

应该说，见利思义、以义制利这个思想，是一个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原则，任何一个社会对个人利益的获得，都不能没有一种道德的或者某种其他规范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曾经流行过一个口号，叫做“能挣会花就是好汉”，意思就是唯利是图，一个人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只要能够挣到钱，能够发家，就是好汉。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允许这样，都不能听由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谋取个人利益，要把个人利益的谋取控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动乱。

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问题在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群，这个“义”的内容，即获取利益的是非标准是不同的。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标准，而在社会中的每个集团，每个阶级，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水浒传》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叫做智取生辰纲。对立的双方，官府代表的是统治阶层，他们搜刮来民脂民膏，作生日礼物去贿赂上级；梁山好汉代表的是被统治阶层，他们的行事原则是“替天行道”。梁山好汉凭什么夺这个生辰纲呢？因为这是蔡京他们掠夺的民脂民膏，是不义之财，夺取它是替天行道；从官府的立场看，你拦路抢劫就是强盗的行为，就是抢夺不义之财。双方针锋相对，但遵循的原则则是相同的；双方都遵循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原则，指责对方是获取不义之财。只是在他们双方心中所承认的道义，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所以，以义制利、见利思义的原则是有普遍意义的，永恒不变的；而它在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又是有时代性的，随着时代和条件的变迁而变化的。梁山好汉和官府心中的义是不同的；古代与现代义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沿袭古代统治者的思想和标准，也不接受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标准，而是要对义做出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阐释，明确现代社会下应该遵循的标准。

同时还要注意，在运用见利思义原则的过程中，也可能犯错误，对义与不义的标准作出错误的规定。在我们自己的发展中，对义的理解也有过偏差。例如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特别是“文革”十年动乱时期，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由此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对这些要加以否定。但是否定和批判这些，是否定和批判对义的错误理解；纠正错误是为了正确地实行以义制利的原则，而不是否定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原则。

三、杀身成仁

人生价值观支配人的行为，具体表现于人们在重大问题上的选择。名利和生死是人生两大问题。第二个层次见利思义，是说在物质利益的获取上要以义为抉择的标准。第三个层次是讲生死问题，同样是要把道义放在首位。孔子说：“志士

仁

志士仁人，没有为了活命而损害仁的，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生命去成全仁道。

以后孟子又提出“舍生取义”，意思和“杀身成仁”相同。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也已经是大家熟悉的词语。鱼和熊掌相比，人们都会舍弃鱼而选择熊掌。孟子用这个比喻，说明在生与义不可兼得的时候要舍生取义，舍弃生而选择义。为什么可以舍生取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

生命是宝贵的，但“所欲有甚于生者”，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就是义；因此“不为苟得”，不能为了保全生命，苟且偷生。死确实是我所不愿意要的，但是“所恶有甚于死者”，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丧失了自己的人格；所以“患有所不辟”，有的时候，为了保全我对道义的信仰、追求，即使遇到危难，面对死亡，我也不逃避死亡。

为什么“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就说到精神生命和物质生命的关系。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中的身、生，是指物质生命，仁、义是指精神生命。在这两个方面中，精神生活、精神生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人的本质、人的价值都取决于精神生命。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二者的关系，用几个字概括，就是“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物质生命的价值在于“载义”，生命的意义是由“义”赋予。生命是可贵的，因为生命是义的载体。我们常说，生命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做一切事业的本钱，所以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生命又是可以舍弃的，因为生命的意义是义赋予的，丢弃了义，生命就失去灵魂，没有了意义，只是行尸走肉。陷于不义，不如死。所以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说物质生命的取舍，要服从对精神生命的追求；生死抉择，唯义所在。这也正是“义以为上”的集中体现和最高要求。

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讨论：生命是不是最高的价值？现在人们常常说，生命是最高的价值。在一定的条件下，“生命是最高价值”是有它的道理的。比如说汶川抗震，抗震的时候，第一位的任务就是抢救生命，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要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抢救生命，要把抢救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因为相对于其他一切物质财富来说，生命是最宝贵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生命是最宝贵的”是对的。

但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讲的是对人生的理解、对人生的追求，也就是对生命价值的理解问题。从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的角度看，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如孟子、孔子所说的那样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这些东西。在生命的价值方面，究竟是精神生命高于物质生命，还是物质生命高于精神生命？

我们来看古今中外的一些真正对社会、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精神，看看他们的追求，就可以看到一点：古今中外所有的杰出人物，包括政治人物，包括科学家，等等，他们都不是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事业、把理想追求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所有人都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可以放弃，那么，我们人类文明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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